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不断拓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作者:燕连福(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2022-09-19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论述的提出,是对中国道路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高度概括,标注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新定位、中华文明发展的新高度。其中,“五个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更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要路径。进一步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提升,才能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不断拓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一、“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鲜明特质
在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首先要充分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四个鲜明特质。
“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全面性。党的十九大在擘画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突破性地提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征程中,以物质文明为中心、以政治文明为核心、以精神文明为重心、以社会文明为保障、以生态文明为靶点,“五个文明”一起抓,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合力,不仅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全面性,更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秘密武器”,有利于推进社会有机体整体优化并不断向前发展。
“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协调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充分吸取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的“并联式”发展取代西方顺序发展的“串联式”现代化过程,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协调性。只有“五个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才能越走越远、越走越宽、顺利向前推进。
“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发展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时代变化与实践变革呼唤道路发展,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从“两个文明”到“五个文明”的内涵扩展,从量的积累日益接近质的飞跃,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始终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与时俱进、自我扬弃,始终处于不断创新、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不断超越的动态演进中。
“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人民性。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与充满侵略与扩张、彰显“资本至上”核心逻辑的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坚定现代化的目的是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坚持把人民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最坚定的价值立场,有利于促进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二、“五个文明”协调发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发展指向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五个方面进行战略部署,指明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科学方向。
发展物质文明,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决定性因素,是推进经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物质文明,就是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发展政治文明,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
发展精神文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不断拓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深厚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因此,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不断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发展社会文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建设的紧迫任务。因此,要坚决破除一切束缚社会文明进步的思想观念,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给人民带来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发展生态文明,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三、统筹推进“五个文明”协调发展,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发展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中国国情,其实践路径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符合人类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崭新道路。
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让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为全面协调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体现系统思维的科学布局,是在深刻把握我国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要素运行规律及其相互联系的基础上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其实质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方面有机协同。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进一步推动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可以说,“五个文明”协调发展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遥相呼应、相互补充,紧紧扣住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挑战,着力在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为全面协调发展的新道路。
坚持“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让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道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仍然是党执政兴国坚定不移的第一要务,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依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着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道路。
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让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为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最终目的是推进人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将推进人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最终目的,统筹推进“五个文明”协调发展,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才能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让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真正成为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道路。
坚持“两个大局”发展视野,让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新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党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会走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更不会给世界造成混乱。”深入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同步交织的发展大局,正确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大势,有助于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助推力。中国将始终与世界坚持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作者:谢波(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研究员)
2022-09-15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大势,科学把握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主动适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我们要从前提、目标、路径等维度把握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深刻内涵,牢牢掌握发展和安全主动权,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一、前提维度: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尽管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但不可否认世界仍然是一个整体,全球化是历史大势所趋。在这个普遍联系的世界中,各国利益紧密相连,人类命运休戚与共,与之相伴生的则是全球性安全问题凸显,人类面临着更多的共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重要论断,构成在新时代理解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基本前提。
首先是“联动性”,强调影响安全的诸多“个体”因素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而“整体”的安全问题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其他问题亦密切关联。因此,要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去全面、关联、动态地认识和把握安全问题,避免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的困境。
其次是“跨国性”,强调安全问题是超越国界的,特别是在日益数字化、网络化的世界,安全问题的无国界性表现得更加明显。正是受安全风险跨国流动的影响,安全问题在不同的国家形成风险“洼地效应”或“溢出效应”。从这一层面来看,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从他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他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完全可能演变为本国的安全挑战。
最后是“多样性”,强调安全问题的内涵外延随时代发展不断拓展,表现形式也走向多元化、复杂化。当前,随着政治、国土、军事等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全球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风险持续上升,安全威胁来源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安全领域几乎涵盖了除传统安全领域以外的所有社会领域,如生物、深海、太空、极地等新型领域安全问题,都被不少国家提上了议程。
二、目标维度: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目标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发表主旨演讲,全面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新思想新理念引领下,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具有了清晰的目标价值取向。此后,习近平主席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从实现全球安全治理目标角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目标还蕴含着由己及人,心系全人类安危福祉的安全治理逻辑,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也展现了相同的逻辑——在具备关注自身安全的“家国情怀”的同时,还要追求共同安全的“全球关怀”,只有这样方能真正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三、路径维度: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是应对全球风险挑战的中国方案,也是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必由之路。
坚持全球安全观,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理念是实践的先导。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源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的“国际安全”“共同安全”,被列为全球安全倡议核心要义的“六个坚持”之首,为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提供了科学思想指引。其中,“共同”强调安全具有普遍性、平等性和包容性,世界上任何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不论社会制度,安全都应得到尊重和保障;“综合”指要统筹维护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统筹应对现实安全威胁和潜在安全风险,协调推进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就是要增进战略互信,通过对话合作的方式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指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可持续发展促进持久安全。全球安全观这四大要素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既统合于“全球安全”核心理念,又分别从实现安全的主体、领域、方式、目标等方面,对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提供了明确的理念指引。
统筹发展和安全,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南北发展鸿沟拉大,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这些都容易引发安全连锁反应,只有发展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总钥匙”。一方面,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另一方面,各国应携起手来,把握全球化发展大势,合力应对全球风险挑战,推动实现共同发展与普遍安全。
加强对话与合作,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合则赢,斗则败。历史反复证明,对话合作是处理国家间关系、解决国家间矛盾成本最低,也是最文明的方式。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等“六个坚持”也包含了以对话合作解决问题的深刻道理。我们应从“坚持”和“反对”两方面着力,该坚持的坚定不移,该反对的旗帜鲜明。要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寻求各国安全利益最大公约数,通过坦诚的对话沟通,夯实合作基础,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坚持多边主义,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同时,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观念,不搞单边主义、以邻为壑、以大欺小、集团对抗等,反对把本国的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基础之上,在共商共建共享中筑牢人类安全共同体。
从中西对比视域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民性
作者:王宗礼(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
2022-08-24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是一个以工业化、城市化、政治民主化、文化世俗化为主要内容的持续而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率先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刺激示范效应,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会或迟或早地走向现代化,这是已经为世界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普遍历史进程。由于现代化率先发端于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影响都将是持续和深远的。但由于各个国家历史发展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个国家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实现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制度约束、动力机制、优先次序选择以及具体战略等方面必然存在很大差异,不可能千篇一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权利,理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和理解。
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最核心的特征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体现的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是以物的形式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的范畴。追逐剩余价值、追逐利润,是资本与生俱来的本性。因此,为了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获取更大的利润,资本一方面成为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工人阶级、进行殖民掠夺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伟大的文明作用”,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推动建立了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打破了各国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资产阶级还摧毁了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建立起了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可见,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受资本主宰的现代化道路,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人与自然相互割裂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
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是基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路径依赖以及特定的阶级阶层结构而形成的,并不适合所有的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又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而言,试图全盘照搬或模仿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只会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而遭受更加深重的剥削和压迫。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探索现代化的各种方案及其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和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人类现代化新道路,它建基于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和制度框架之内,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式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老路,建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人类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新突破,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说到底是追求资产阶级少数人利益最大化的实践过程,资本成为主宰社会的根本逻辑,现代化过程受制于资本、听命于资本、服务于资本,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本质上处于受压迫、受剥削、被统治的地位。而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追求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和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价值立场。中国共产党所奋斗争取的一切就是为了实现和满足人民的利益,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正是这一根本政治立场,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无论是领导革命、建设、改革,还是带领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将人民作为现代化事业最可靠的动力。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要在社会内部孕育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才能取得成功。西方式现代化的动力来自于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本性,正是依靠资本的这一本性,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产阶级才迸发出了强大的创造力和竞争力,推动西方式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我们也要充分利用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但决定现代化事业发展方向及其成败的归根结底是人而不是“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必须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马克思曾指出,在整个历史发展的无限过程中,“人始终是主体”“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在长期的奋斗过程中,党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体,而且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中坚力量。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进程中,只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挑战,进而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共同富裕观。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它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只能是两极分化。当今美国社会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结构极化、政治撕裂等现象,正是这种现代化道路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规定性。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坚持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的崇高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党的十九大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并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必须明确,共同富裕并不单纯是指物质生活的富裕,而是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必然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的现代化,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的回归,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的体现,是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性超越。
走好“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作者:靳凤林(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闫瑞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
2022-08-22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方面特征,其中就包括,我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深刻把握这一论述的本质内涵,就必须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理论置于中国共产党有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历史长河和现实实践中,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特质、来龙去脉以及当前乃至未来的实践走向。
中国共产党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历史探索具有一脉相承性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个不断探索的历史过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理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具有高度的一脉相承的赓续性特点,凝聚了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精华和思想智慧。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有着科学的认识,这不仅体现在对相关学理的准确把握,而且也大量将其应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实现。甚至“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进一步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理论和实践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并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的脚步跨过千禧之年时,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理论要旨,也是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全面继承和深刻诠释。他强调,两个文明建设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发展,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胡锦涛同志指出,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理论在我国新时代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理论推向了新境界,也在实践创新层面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式现代道路的建设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强调我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因此,要“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塑造出更具高度的中华文明新形态。绵延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明是支撑华夏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但当中华传统文明遭遇现代文明的冲击时,如何让中华传统文明形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限制,构成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要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协调起来,一方面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创造出体量更大更为丰富的物质基础,以高质量发展方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创新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不断满足我们对精神文化的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中华传统文明形态推上历史新高度的同时,实现了对以往中华传统文明形态和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双重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展现出向上向善的中华民族精神特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统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塑造着向上向善的中华民族精神特质。当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华大地上疯狂肆虐之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充分掌握和利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系统性方法,以特有的制度优势将物质资源和精神力量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既充分发挥出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物质创造能力,又调动其全国人民众志成城、顽强奋斗的民族精神,充分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磅礴伟力和中华民族向上向善的精神传统。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一场大考,14亿中国人民构筑起气势磅礴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之堤,在勠力同心、团结协作、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中迎面这场苦难和危机,答好这张堪称世纪浩劫的“生死答卷”,体现出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引领力、生命力和战斗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向世界展示出勇于担当、自信开放的大国形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勇于担当、自信开放的实践中,承载着一个东方文明大国的国际形象。2022年,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依旧十分严峻的艰难状况,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得以成功举办,向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奉上了一份“珍贵礼物”。在这种苦难和危机层层的世情之下,成功举办冬奥会不仅是一国综合实力的象征,其背后更需要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支撑。北京冬奥精神被总结为“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是中国式现代化大国形象的集中体现。这种宝贵精神具有深刻的意义:要以胸怀大局的精神格局勇挑重担,以自信开放的从容心态面向世界,以迎难而上的顽强品格勇往直前,以追求卓越的专注精神精益求精,以共创未来的团结立场携手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铸就了成功举办冬奥会的“中国自信”,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伟力造就了“中国力量”,从而向世人展示出勇于担当、自信开放的大国格局、大国风范。
不难看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有着最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其深厚的理论根基,而且还遵循着清晰明确的历史发展逻辑。我们坚信,新时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定会在守正创新中,不止于古步,不泥于一曲,不断走向更加丰盈的美好未来。
加强示范引领,建设美丽中国
作者:秦昌波(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战略规划研究所所长、美丽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2022-08-04
美丽中国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美丽省份、美丽城市、美丽城镇、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无废城市”等建设示范成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载体。打造各类美丽中国建设样板,发挥示范效应,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从不同方面部署美丽中国建设,各地积极探索美丽中国建设实践,初步形成了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的行动体系。但是还存在东中西示范推进差异明显、示范效应尚未充分发挥、示范合力还需加强等问题。需要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系统设计,以点带面促进美丽中国建设整体推进。
强化系统设计,提升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新效能
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是一项系统工程,辐射范围大、覆盖面较广、涉及领域多,需要遵循美丽中国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特点,强化系统设计,统筹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各领域相关工作,更好地发挥整体效能,协同共进。
早在2013年,杭州就开展了美丽杭州建设,成立了美丽杭州建设委员会,相继实施规划纲要、实施方案、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健全考核评估和奖惩机制,探索形成一套顶层设计、法治保障、科学规划、考核激励、制度创新、工程推进、行动突破、社会共治的美丽杭州建设示范推进模式。除了杭州以外,其他地方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示范中也形成了很多经验做法。美丽中国建设要以打造这些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为统领,强化系统观念、整体智治,率先探索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促进生态环境质量高位提升、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全域美丽格局加快呈现、生态智治效能全面提升。
然而,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示范还缺乏协调议事机制,推进示范实施路径还不明确,存在碎片化和分散化的建设示范现象。这首先需要建立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的统筹协调机制,形成高位协调推进、各部门协同合作、社会广泛参与的建设示范机制。其次,要系统谋划美丽中国建设示范顶层设计,制定各领域各类型各地区梯次推进示范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再次,要从组织领导、综合决策、区域协调、监测评估、激励约束和宣传引导等方面,系统构建美丽中国建设示范一体化推进机制。
鼓励地方创新,探索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新模式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深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和美丽中国地方实践”。近年来,许多地方不断探索创新,奋力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地方样板和城市典范,形成一些可供参考借鉴的实践经验。
浙江在持续推进四轮次“811”美丽浙江生态环保行动并率先建成生态省的基础上,开启高水平建设新时代美丽浙江的新征程。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落实国家“双碳”目标、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新战略新部署,浙江省委提出“推进美丽浙江建设机制性系统性重塑”,包括构建完善绿色低碳转型机制、生态保护修复机制、人居环境治理机制,以及健全美丽浙江建设制度体系和数字赋能美丽浙江治理体系等方面,不断提升美丽浙江建设治理能力。
深圳市提出“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 以“全球标杆城市”为目标统领,瞄准2025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三个阶段提出美丽中国典范建设目标愿景,重点谋划了高水平建设都市生态、高标准改善环境质量、高要求防控环境风险、高质量推进绿色发展、高品质打造人居环境、高效能推动政策创新和高站位参与全球治理7个领域重点任务,并配套制定每五年的行动方案推进落实,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深圳模式”“深圳方案”。
尽管一些地方在省市等不同层级开展了美丽中国建设实践,但全国来看,美丽中国地方实践和创新氛围尚未形成。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省份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实践的责任落实尚不到位、目标和路径还未明确。在引导各地区各层级因地制宜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实践的同时,要加强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的正向激励,进一步鼓励先行示范和探索创新。同时,还要建立健全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推广机制,归纳提炼典型成果,及时总结好做法和有效经验,成熟一批、推广一批,引领带动不同类型地区科学有序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示范。
注重多方协作,形成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同每个人息息相关,因此要调动群众、社会的积极性,构建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命运共同体。
2018年,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共同启动了为期三年的“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主体实践工作,实践活动开展三年来,各地四类环保设施开放单位达到一千余家,累计参访公众超过8500万人次;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活动近2万场,制作推出4.2万多种类型各样的生态环境宣传产品,线上线下参与约15亿人次,绿色生活生产方式逐渐深入人心。
福建省则坚持生态惠民、共建共享原则,实施全过程公众参与的阳光规划行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美丽福建建设;浙江省积极开展全民总动员,启动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百场万人”环保讲,充分调动社会公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广泛凝聚美丽浙江建设示范各方力量。
从总体上看,在各地美丽中国建设示范中,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尚未全面形成,人民群众观念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公众参与途径较为单一,相应配套政策缺乏等。未来,要持续推动各地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共同体建设,一方面要深化各类各级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活动,定期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示范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企业、进乡村等活动,创新完善公众参与模式,激发全民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要不断宣传美丽中国建设相关知识,弘扬生态人文精神,展示建设示范成就,不断扩大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让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理念深入人心。
总之,站在新起点、面向新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示范要迈开步子、蹚出路子,发挥好示范、突破、带动作用,推动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美丽中国建设示范行动体系,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经济不惧疫情冲击,逐浪前行的时代价值
作者:胡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学习时报社副社长)
2022-08-03
自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肆掠我国。病毒突袭而至,疫情来势汹汹。这场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也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但几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策,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坚持动态清零,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应对这场复杂严峻的抗击疫情的伟大斗争中,中国经济不惧疫情冲击,顶住了巨大压力,经受住了严峻考验,逐浪前行,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基本态势,彰显了强大的发展韧性,彰显了党和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敢于斗争、敢战能胜的坚强品格,充分体现了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的时代价值。
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以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研判中国经济形势
科学分析形势,把握发展大势,是我们党做好经济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不论国内外形势怎样复杂多变,习近平总书记总是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特别是在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的情况下,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强调增强信心、坚定信心。应当看到,疫情作为影响经济运行的外生变量,其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综合起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只要我们能够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努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是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
我们坚持“两点论”。紧扣疫情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两个方面,以问题为导向,着眼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一方面,应对疫情突发,党中央审时度势、综合研判,及时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坚决遏制住了疫情蔓延势头。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的战略格局。另一方面,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党中央出台一系列有力有效政策措施,创新宏观调控政策,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有力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并不断强化“六稳”举措,落实“六保”工作。
我们坚持“系统论”。在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全国一盘棋,更好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既着力解决疫情冲击下我国公共卫生领域暴露出来的短板弱项,又从经济社会发展长治久安的角度部署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固根基、补短板、强弱项,注重坚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安全屏障,推动经济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我们坚持“长远论”。始终唱响主旋律,打好宣传主动战,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强调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疫情冲击撼动不了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总趋势,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的前进步伐。
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场伟大斗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疫情防控的伟大战役的各个阶段,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仁爱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价值追求。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能够不惜一切代价,让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全力护佑,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得到悉心呵护,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几年来,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实践证明: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几年来,我们能够常态化应对疫情散发频发多发,总体上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疫情有序管控,得益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人心,得益于全体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甘共苦,得益于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人挺身而出、慷慨前行,并凝聚成伟大抗疫精神。
在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几年来,我们不断创新政策,精准施策,科学应策,紧紧围绕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综合运用和相机实施一系列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努力推动国民经济恢复到正常运行轨道。
从宏观政策层面: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宏观政策实施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并重,努力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着眼大局、主动作为,政策靠前、责任靠前,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加大相机调控力度,把握好目标导向下政策的提前量和冗余度。在督促落实已定政策的同时,针对形势变化抓紧研究政策预案,及时出台有利于市场预期稳定的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大力度地实施退税减税降费等政策,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优化预算内投资结构。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适时出台新的政策措施,不断创新完善金融支持方式,调整完善企业还款付息安排,加大贷款展期、续贷力度,适当减免小微企业贷款利息,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等等。
在稳市场主体稳就业层面:加快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复商,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循环,打通各种受疫情影响产生的市场阻隔和各种堵点瘀点。在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着力为市场主体尤其是为广大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帮扶纾困、渡过难关,以留得青山赢得未来。同时,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加大就业优先政策实施力度。根据就业形势变化调整政策力度,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抓好社保费阶段性减免、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就业补贴等政策落地,针对部分企业缺工严重、稳岗压力大和重点群体就业难等突出矛盾,因地因企因人分类帮扶,提高政策精准性。强化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特别是脱贫劳动力、城市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和服务,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
在保民生领域层面:疫情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再叠加几年来国内外综合因素影响所带来的物价上涨因素,部分群众基本生活面临的困难增多。党中央坚决落实“米袋子”省长责任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保障主副食品供应,切实做好居民生活必需品保价稳供。强化对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强化对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对困难群众适当提高价格临时补贴标准,努力做好失业保障、低保和困难群众救助等工作。同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坚持光明前景的发展论,以适变应变策略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做好自己的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综合研判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时指出,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
几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面对疫情对我国发展世所未见、史所罕见的冲击,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中国成为全球抗疫的典范,成为全球唯一最快恢复经济正增长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疫情暴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尽管这期间,受疫情的不稳定性和动荡世界的不确定性影响,从季度经济运行看,经济增长也会出现一些起伏,但中国经济长期稳中向好的大势并没有改变,中国已经形成的超大规模的市场空间、中国1.6亿户市场主体强大的创造创新能量并没有改变,尤其是14亿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创业创新的巨大潜能、共克时艰的坚定意志,以及党和政府积累的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在艰难困苦的磨砺中更加坚韧有力。
几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既增强忧患意识,更是增强机遇意识,把握历史主动,准确识别应变,勇开顶风船,善搏迎头浪,发展的意志更加坚定,创新的勇气更加坚实。
我们在疫情暂时阻隔人们正常流动的时刻,充分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在绝处逢生中紧紧抓住新一轮以数字技术引领的新科技革命的机遇,推动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升级、新旧动能转换,我国产业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
我们在疫情冲击叠加一些西方国家借机对我国科技领域实施“卡脖子”、对我国市场扩容企图遏制的时刻,着力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推动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立足新发展阶段,全面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全方位深化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立破并举、完善制度,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坚实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发展后劲。
我们在疫情暂时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困扰的时刻,坚持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坚决破除束缚发展的各种陈旧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以扩大有效需求带动就业,以扩大有效投资强基础、补短板、育新机,不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和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努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实质性步伐奠定扎实基础。
看待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们完全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中国的发展从来都是在应对挑战中前进的,中国人民有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勇气、智慧和力量。中国经济也一定能克服前行中的暂时困难,必将行稳致远。
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理论指南
作者:张文杰(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2022-07-27
一、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飞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创立并发展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先后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成果,回答和解决了不同历史条件下我军建设发展和战略指导的历史课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思想宝库。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再一次与时俱进,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它紧紧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时代课题展开,涵盖新时代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各领域各方面,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科学军事论体系,包括明确强国必须强军,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必须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明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必须全面贯彻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明确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必须聚焦能打仗、打胜仗,创新发展军事战略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明确作风优良是我军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必须加强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大力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明确推进强军事业必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全面提高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明确改革是强军的必由之路,必须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明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统筹推进军事理论、技术、组织、管理、文化等各方面创新,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明确现代化军队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明确军民融合发展是兴国之举、强军之策,必须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习近平强军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贯穿的鲜明主题是强军兴军,根本着眼是以强军支撑强国复兴伟业,核心要求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实践指向是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习近平强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我们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认识和实践提升到新高度,谱写了党的军事理论与时俱进的新篇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飞跃。
二、推动军事辩证法思想实现新发展
百年来,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战争、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观点,而蕴含其中的军事辩证法,则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思考军事问题的独特创造,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精髓,也是解决当代中国军事问题的密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军事问题,深刻揭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律、军事斗争准备规律、战争指导规律,丰富发展了党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一是提出了一系列军事辩证法的新范畴,诸如中国梦与强军梦、总体国家安全与军事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威慑与实战、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等,揭示了我国在由大向强、将强未强的关键历史时期,统筹发展与安全、强国与强军遇到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矛盾及其内在关系,大大拓展了我们党对军事和安全领域中新矛盾及其规律的认识。
二是赋予军事辩证法的传统范畴以新内涵,在诸如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战争与政治的辩证法、人与武器的辩证法、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辩证法、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全面与重点的辩证法等方面,通过赋予传统范畴以新的时代内涵,反映军事领域普遍性矛盾的新变化,形成了破解深层次矛盾问题的新思路、新原则、新举措,成为观察和处理当代军事领域普遍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武器。
三是提出和强调了一系列思维方法,如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等,彰显了习近平主席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的总体性、系统性、原则性和创造性。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