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谈电信市场准入制度改革 3
国际化战略推动企业做大做强 11
电信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应确立时间表 17
中国电子信息企业的成长战略 23
电信业准入制度改革应确立时间表 36
中国垄断产业的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42
中国三家液晶企业重组启示录 48
积极推进国内企业开展外包合作 55
推动我国人力资源外包产业发展的对策 62
中小企业发展：新环境、新问题、新对策 70
中小企业发展新环境新问题新对策 81
加快部署下一代移动宽带技术 89
煤电一体化并非发电企业的发展方向 94
中国信息产业政策走向 99
固定运营商跨越式转型 108
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管理培训业发展 111
应把发展培训服务业作为中小企业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121
促进中小企业转型 升级需加快科技体制改革 126
着力解决我国创新链中的重大瓶颈问题 140
马骏：“不要政策要公平”传递什么信息 146
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 149
完善区域产业体系是京津冀钢铁协同创新立足点 158
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员工持股 169
处理“僵尸企业”可重点关注三类企业 178
中日经济合作：新形势、新模式、新愿景 183
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186
一 自然垄断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
该理论认为，自然垄断行业存在市场失灵，需要进行政府规制。有人指出该理论中的进入许可是不必要的，因为自然垄断行业不会有新的企业进入。该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实践中要考虑几种因素：一是新的市场可能会同时有许多企业进入，因为未来“鹿死谁手”不确定。如果资本市场不完善，企业兼并重组和退出成本高，还会形成市场分割和恶性竞争。二是许多国家由于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不完善，企业存在非理性行为。因此，自然垄断行业的进入许可在许多国家还是必要的。
（二）规制的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侧重于研究政府规制的程序。该理论有两个假设：一、规制是政府的资源，可以被利益集团利用；二、经济行为人是理性的。该理论提出了若干重要观点：管制对于不同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人均收益较多或组织更好的利益群体对政府规制影响较大，规制一般有利于有实力的厂商。规制者自身愿意利用规制获取好处，收取“过路费”。
公共利益理论指出了“市场失灵”，公共选择理论指出了“政府失灵”。对于自然垄断行业，市场失灵是必然发生的，政府失灵则因各国的制度和文化状况不同而程度不同。实践中，各国需要结合本国的制度实际进行权衡，选择合理的规制范围。
三 可竞争市场理论
可竞争市场理论主张取消自然垄断行业的进入管制。该理论认为进入的威胁既可以提高市场效率，减少政府规制，又不损失规模经济。
该理论对于电信业的垄断环节意义不大， 因为潜在进入者存在成本和服务质量的劣势，巨大的沉淀成本容易套牢进入者。外部的潜在威胁不大。
四 事前与事后监管理论
该理论假设潜在违规者都试图影响监管者以获取私利。该理论认为：事前监管比事后监管面临的破坏性小。事前监管虽然会增加被监管者的成本，但是相对较小。事后监管由于违规已经发生，违规者常常要面临较大的损失，因此愿意付出较大的代价来破坏规则。事前监管与事后监管的效果取决于一国监管者的能力和独立性。如果监管者的独立性较差，监管规则容易遭到破坏，事前监管是相对较好的选择。
许可制度是事前监管，取消许可就意味着更多依靠事后监管。该理论对于电信市场准入尤其有意义，电信网络投资的沉淀成本巨大，背后还涉及到大量的用户利益，事后监管常常会失效。
综合以上理论，一国的电信市场的准入政策要考虑多方面因素：电信业务的技术经济特性、市场结构、制度状况等。
电信产业特性与市场准入政策
假设制度和市场是完善的，企业行为是理性的，这里仅仅从电信产业特性的角度分析市场准入制度。
无线通信业务需要实行许可制。无线通信业务的许可实质上是频率资源许可。频率资源具有稀缺性，一个地区一般只能容纳少数几家运营商。频率资源的许可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如拍卖、选美、特许经营等。取消许可的条件是频率资源不再稀缺。
固话业务的准入政策依赖于市场结构。固话业务
具有两种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一是本地业务垄断模式，即允许本地网垄断，但是对主导的本地网运营商进入其它竞争性业务要进行限制。在对本地网实施一定的管制的条件下，鼓励其它环节的竞争。二是数网竞争模式，即通过分拆或不对称管制政策形成数家综合性的固话运营商。对十前种模式，需要对本地业务主导运营商实施进入许可规制。后种模式无须进入限制。
增值业务无须许可制。属竞争性业务，无须实施许可。
中国电信业的
市场结构与制度基础
一 市场结构与竞争
固话业务是“双寡头垄断”，但是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异质竞争。经过多次市场重组，特别是２００２年对中国电信的南北分拆，固话市场明确了数网竞争的发展方向。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两家综合固话运营商公司分别垄断南北市场，中国联通和中国铁通参与固话竞争。尽管固话业务本身没有形成２００２年分拆改革预期的有效竞争，但技术进步已经对固话业务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无线通信网络成本的直线下降导致其对固话的竞争日益增强，ＩＰ技术的应用给长途业务带来了充分的市场竞争。异质竞争已经导致了固话业务收入增长的停滞。
无线业务是“双寡头竞争”。移动业务只有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家寡头竞争，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的“无线市话”业务具有一定的移动性。
卫星业务与其它业务竞争性不强。
增值业务充分竞争。尽管实施许可制，由于监管部门积极放松许可，进入企业达到４０００余家，竞争比较充分。
二 监管体系不完善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监管机构的能力弱。监管部门缺乏必要的经费和人力资本，监管政策滞后；监管决策容易受利益集团和政治因素影响，监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强。
互联互通问题未真正解决：企业间无法达成合理的互联协议，联而不通现象时常发生，互联双方呼叫数据相差悬殊等等。
合理的普遍服务机制未建立。当前依靠运营商内部交叉补贴的普遍服务机制不利于市场竞争，也无法保证普遍服务的质量。
三 社会处于转型期
分类制定市场准入政策
电信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应坚持促进市场竞争的原则和保持电信业稳定发展的原则。政策制定要考虑电信产业的技术经济特性、中国电信业的市场结构和制度条件。由此，可以将电信业务分为三大类，分别制定不同的市场准入制度：许可制、过渡性许可制和取消许可制。
一 无线业务频率资源 在未来较长时间保持许可制
这是电信业的特性决定的，世界各国的电信监管都保留了对频率资源的许可。取消该类许可的前提是技术的进步使得频率资源不再稀缺。
二 对于基础网络的运营在一定阶段内实施许可制，将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取消许可
一些人主张学习欧盟的做法，取消许可制。但是，中国的电信业发展状况和制度基础与欧盟国家不同，仍然需要在一段时期内对部分业务实施许可制。
首先，取消许可制并不能促进市场竞争。固定业务已经有４家企业竞争，本地业务的“双寡头垄断”格局并没有被打破，原因：一是入户网具有独占性，入户网建成后用户无法选择运营商，固话用户基本被瓜分完，只有少量高用户密度区域存在竞争。二是互联互通没有解决，限制了新运营商的发展。长途业务竞争已经较充分。固话业务的竞争主要来自无线业务。
第二，许可制有利于减少混乱和冲突。如果取消许可，会有大量企业在新建小区建设入户网，因为这是独占性资源。在互联互通监管没有解决前，大量新进入企业必然会与垄断企业在互联互通上发生冲突，公众的利益受损。许可制可以循序渐进地开放市场。
第三，许可制有利于服务的稳定。在解决互联互通障碍后，新进入者一般会采取“撇脂”
行为，即在盈利业务和盈利地区进入。主导运营商因此会失去普遍服务的补贴来源。市场竞争的前提是解决接入亏损和偏远地区的建网亏损。
第四，许可制可以减少非理性进入，非理性进入的原因是国内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不完善。
第五，许可制有利于产业的协调发展。主管部门可以利用许可协调规划技术标准，促进网络的统一性。还可以利用技术标准和技术壁垒等手段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如果没有许可，事后监管效果差，因为监管部门能力弱，网络一旦建成就会变成既成事实。
实施许可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容易受利益集团和政治因素左右，难以打破既有利益格局。
总之，在一定阶段保留许可管制并不是封闭市场，而是为渐进式改革创造条件。在监管能力、互联互通、普遍服务等问题解决后，可以取消许可制。
三 对增值业务取消许可制
属于竞争性业务，许可规制缺乏依据。许可制理论上有助于事前监管，以维护安全或政治目标，但实际上效果有限。关键是加强事后监管。
为了克服许可制带来的弊端，建议制定市场开放时间表。对于无线业务，可以制定增加新运营商的时间表；对于其它基础电信业务，不仅要制定增加新运营商的时间表，还要制定取消许可制的时间表。制定时间表，既可以促进规制改革，又有利于企业调整经营战略。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马骏
信息产业是全球化程度很高的产业。在我国，信息产业是开放时间最早、开放程度最高和参与全球分工程度最深的产业。近年来，我国信息产业企业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探索出了丰富的发展经验，特别是在国际化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笔者选取了海尔、联想、TCL
、华为四家企业作为国际化战略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这四家公司是国内信息产业的领先企业，在中国电子百强排名中居于前列，其国际化战略的发展，反映了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多样性以及企业国际化战略的背景和条件。
国际化战略呈现多样性
国际化战略的多样性源自于企业不同的发展条件和发展背景。四家企业的国际化实践反映了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多样性。总体上看，四家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是理性和务实的。
行业背景不同
首先，行业技术特点不同。海尔、TCL、联想处于技术相对成熟的产业环节，华为则处于技术快速发展的产业环节。因此，前者重视生产和供应链管理环节，后者重视研发和服务环节。在国际化战略中，前类企业重视生产和供应链管理的投资和布局，后类企业重视研发和销售服务的全球投资和布局，以提高公司竞争力。
其次，产业结构不同。四家企业面对的全球市场基本上都是跨国公司寡头竞争市场。从产业链看，海尔和TCL在国内逐步形成了从部品、成品到营销和服务的产业链，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产业的发展。联想和华为对产业链的影响力较弱，产品的关键核心部件要从国外公司采购，产业发展由国外企业主导。因此，从国际化战略看，海尔和TCL倾向于依托国内资源优势，逐步开拓海外市场。联想和华为高度重视海外资源，如投资海外的技术和人才市场，与上游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关系，以提高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第三，国际竞争格局不同。由于技术的成熟和生产要素价格相差悬殊，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家电、计算机整机等产品上逐渐丧失竞争优势，相关产业正在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产业中的部分跨国企业开始进行战略转型，出售部分低赢利或亏损业务，这为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创造了条件。通信制造业目前还处于快速发展期，发达国家拥有较强竞争优势，跨国并购的机会少，即使偶尔出现这种机会，也面临跨国公司的高价竞争。
第四，需求对象不同，品牌的重要性不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产品的成本和质量是竞争的基础，但由于用户选择产品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别，不同产品对品牌的依赖程度不同。消费电子企业对大众品牌的依赖性最强，计算机产品次之，通信产品较弱。因此，海尔和TCL在走出去开拓国外市场时，不仅要做好产品和服务，还要花费巨资突破品牌的瓶颈制约。海尔偏重于在海外树立自己的品牌，TCL则采取了两手措施，即在发展中国家树立自己的品牌，在发达国家收购国外品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海外树立品牌是一个长期和艰苦的过程，海外收购虽然见效快，但是成本高、风险大。
成本优势各异
总体来看，四家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成本优势，但是各个公司的成本优势又来自不同的业务环节。在国际化战略中，企业一般会基于自身的竞争优势制定适合自己的国际化方案。
海尔和TCL的成本优势主要来自产品生产环节，在包括产品设计、产品制造、供应链管理等业务环节形成了综合的成本管理能力。如海尔刚进入美国市场时，发现美国家庭虽然偏好大型冰箱，但是大学生和单身人士需要的小型冰箱也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海尔公司利用其优势设计和制造了低成本的小型冰箱，并很快占领了美国小型冰箱50%的市场份额。
TCL并购汤姆逊的重要决策前提是资产整合后的协同效应。公司并购完成后，马上整合汤姆逊公司在全球的生产基地，充分利用公司在制造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重组了境外的工厂，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并提高了效率。TCL还计划通过统一公司全球业务的技术标准，从设计、采购和维护上获取协同效应。
联想的成本优势来自于控制管理成本的能力和高效管理供应链的能力。联想在做出并购IBM PC业务决策之时，已经明确了并购后新公司利润增加的来源：首先，并购后不再承担IBM总部庞大的管理费分摊，管理费用大幅度减少。第二，在设备采购上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可以降低采购成本。第三，通过改善管理方式，降低业务运营成本。另外，公司还可以扩大业务范围，从过去只作为IBM的附属业务，专注大客户，转变到拓展中小企业和消费者市场，增加收入。
华为的成本优势来自于产品研发的后发优势和国内要素。华为拥有国内一流的研发队伍和研发能力，公司三万员工中约一半为研发人员。作为通信市场的跟随者，华为通过技术学习和消化吸收大大缩短了产品的开发周期，少走了很多弯路。另外，公司充分利用了国内人力资本的成本优势制造出价廉物美的产品，提供快速和周到的技术服务。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往往能够快速发现用户需求，并快速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
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首先，要具备跨国经营特色。
从国际生产的折衷理论看，四家企业跨国经营具有显著的特点。
第一，四家企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成本控制能力上。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化中的优势往往体现在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占有、生产管理、规模经济、多国经营等多个方面，相比之下，四家中国企业的优势显得有些薄弱，这也成为一些学者怀疑它们国际化成功可能性的重要理由。第二，由于
企业优势单一，内部化优势也相对简单。第三，区位优势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重要且充分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获取海外区位优势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企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如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获取协同效应，获得规模效益，增强品牌等无形资产。因此，用动态的折衷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四家企业的跨国经营。
其次，要具有特定的发展环境和条件。
四家企业是在本土市场完全开放的环境下发展和国际化。由于国内信息产业的开放，中国企业基本失去了“先在国内市场保护下做强，然后走出去”的机会，因此，中国企业在不太强大的时候就必须实施国际化战略。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企业也获得了较好的海外发展机会。发达国家和WTO等成员组织推动了全球信息产业的开放，中国企业虽然受到许多不公正待遇，如发达国家利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设置反倾销税等，但总体上看仍然是机会多于挑战。
第三，要有能力抵御多种风险。
中国信息产业的四家领头企业已经在国际化战略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它们根据自身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走出了不同的国际化发展道路。从当前看，它们基本上达到了预想的目标。
中国信息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将面临多方面的风险。信息产业是技术进步快的产业，也是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产业，企业面临风险较大；国际化进一步加大了中国企业的风险，风险来自多个方面，包括国际化资源的缺乏、能力和经验的不足，以及国内政策的缺失或不配套等。
政府和社会应该积极鼓励和扶持企业的国际化探索。有关各方应帮助企业减少风险，特别是要尽快建立企业走出去相配套的制度，必要时还应给予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
作者：马骏 肖庆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战略研究室
编者按：当前电信市场准入的政策基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电信市场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竞争初步形成；政府职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是一个重要里程碑，该法律要求政府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许可，并规范行政许可行为；部分发达国家取消了长期实行的电信业务许可制度，在此背景下，中国电信市场的许可制度成为新的热点。电信市场准入制度也是《电信法》必须回答的问题。以下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马骏的看法。
电信产业特性与市场准入制度
一国的电信市场的准入政策要考虑多方面因素：电信业务的技术经济特性、市场结构、制度状况等。假设制度和市场是完善的，企业行为是理性的，这里仅仅从电信产业特性的角度分析市场准入制度。
无线通信业务需要实行许可制。无线通信业务的许可实质上是频率资源许可。频率资源具有稀缺性，一个地区一般只能容纳少数几家运营商。频率资源的许可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如拍卖、特许经营等。取消许可的条件是频率资源不再稀缺。
固话业务的准入政策依赖于市场结构。固话业务具有两种竞争性的市场结构：（1）本地业务垄断模式，即允许本地网垄断，但是对主导的本地网运营商进入其他竞争性业务要进行限制。在对本地网实施一定的管制的条件下，鼓励其他环节的竞争。（2）数网竞争模式，即通过分拆或不对称管制政策形成数家综合性的固话运营商。对于前种模式，需要对本地业务主导运营商实施进入许可规制。后种模式无须进入限制。
增值业务无须许可制。增值业务属竞争性业务，无须实施许可。
中国电信业的市场结构与制度基础
1.市场结构与竞争
（1）固话业务是“双寡头垄断”
，但是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异质竞争。
经过多次市场重组，特别是2002年对中国电信的南北分拆，固话市场明确了数网竞争的发展方向。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两家综合固话运营商分别垄断南北市场，中国联通和中国铁通参与固话竞争。尽管固话业务本身没有形成2002年分拆改革预期的有效竞争，但技术进步已经对固话业务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无线通信网络成本的直线下降导致其对固话的竞争日益增强，IP技术的应用给长途业务带来了充分的市场竞争。异质竞争已经导致了固话业务收入增长的停滞。
（2）无线业务是“双寡头竞争”。移动业务只有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家寡头竞争，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的“无线市话”业务具有一定的移动性。
(3)卫星业务与其他业务竞争性不强。(4)增值业务充分竞争。尽管实施许可制，由于监管部门积极放松许可，进入企业较多，竞争比较充分。
2.监管体系不完善
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中国的监管体系还不完善，主要体现在：
监管机构的能力弱。监管部门缺乏必要的经费和人力资本，监管政策滞后；监管决策容易受利益集团和政治因素影响，监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强。
互联互通问题未真正解决。互联互通的问题表现在多方面：企业间无法达成合理的互联协议，联而不通现象时常发生，互联双方呼叫数据相差悬殊等等。
合理的普遍服务机制未建立。当前依靠运营商内部交叉补贴的普遍服务机制不利于市场竞争，也无法保证普遍服务的质量。
3.社会处于转型期
中国政府是锐意改革的政府。整个社会处于快速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变，行政体制由管制型向法制和服务型转变。社会转型期间存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的特点，需要安排许多过渡性政策。
分类制订市场准入政策
电信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应坚持促进市场竞争的原则和保持电信业稳定发展的原则。政策制订要考虑电信产业的技术经济特性、中国电信业的市场结构和制度条件。由此，可以将电信业务分为三大类，分别制订不同的市场准入制度：许可制、过渡性许可制和取消许可制。
1.无线业务（频率资源）在未来较长时间保持许可制
这是电信业的特性决定的，世界各国的电信监管都保留了对频率资源的许可。取消该类许可的前提是技术的进步使得频率资源不再稀缺。
2.基础网络的运营许可制
对于基础网络的运营在一定阶段内实施许可制，将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取消许可。
一些人主张学习欧盟的做法，取消许可制。但是，中国的电信业发展状况和制度基础与欧盟国家不同，仍然需要在一段时期内对部分业务实施许可制。
首先，取消许可制并不能促进市场竞争。固定业务已经有四家企业竞争，本地业务的“双寡头垄断”格局并没有被打破。许可制有利于减少混乱和冲突，如果取消许可，会有大量企业在新建小区建设入户网，因为这是独占性资源。在互联互通监管没有解决前，大量新进入企业必然会与垄断企业在互联互通上发生冲突，使公众的利益受损。许可制有利于服务的稳定，市场竞争的前提是解决接入亏损和偏远地区的建网亏损。许可制可以减少非理性进入，许可制有利于产业的协调发展。主管部门可以利用许可协调规划技术标准，促进网络的统一。还可以利用技术标准和技术壁垒等手段促进国内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如果没有许可，事后监管效果差，因为监管部门能力弱，网络一旦建成就会变成既成事实。
实施许可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容易受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左右，难以打破既有利益格局。
总之，在一定阶段保留许可管制并不是封闭市场，而是为渐进式改革创造条件。在监管能力、互联互通、普遍服务等问题解决后，可以取消许可制。
3.对增值业务取消许可制
增值业务属于竞争性业务，许可规制缺乏依据。许可制理论上有助于事前监管，以维护安全或政治目标，但实际上效果有限。关键是加强事后监管。
为了克服许可制带来的弊端，建议制订市场开放时间表。对于无线业务，可以制订增加新运营商的时间表；对于其他基础电信业务，不仅要制订增加新运营商的时间表，还要制订取消许可制的时间表。制订时间表，既可以促进规制改革，又有利于企业调整经营战略。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 马骏
发达国家主导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其战略是制定全球性规则发挥本国企业的领先优势，利用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战略强化领先地位。中国电子信息企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基本上是跟随者，不得不在有限的市场和狭窄的价值空间内成长。要突破发展屏障，企业和政府应形成战略共识。政府要为跟随企业维持和创造发展空间，帮助企业不断积累力量。同时，政府还要支持少数有竞争力的企业突破发展的屏障，逐步从跟随发展的模式向局部领先甚至全面领先的发展模式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1980年电子信息产业工业产值只有100亿元，2005年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3.84万亿元，工业增加值9004亿元，利税1742亿元，出口额2681.7亿美元，居工业各行业之首。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增长主要靠外资企业推动，信息产业部数据表明，最近几年外资企业在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利润等指标上占总体指标的比例均超过70%。未来产业发展要在坚持开放的同时重点推进我国电子信息企业成长壮大，促进我国由电子信息大国向电子信息强国转变。
一、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电子信息业发展的机制
发达国家主导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是：在国内保持创新的优势。在全球推动产业开放竞争，并建立有利于领先企业的游戏规则；通过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战略，让领先企业主导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并不断强化其全球领先的地位。政府和企业分工明确，二者相互促进。
(一)政府战略
发达国家政府的战略目标是帮助本国企业建立全球优势，基本思路是：
促进本国企业的创新，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由于发达国家市场机制完善，发达国家政府一般很少像发展中国家政府那样采用倾斜性政策促进电子信息企业发展，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为企业创新创造优越的条件。主要是：加强教育和吸引全球人才精英；重视基础研究，投资技术的竞争前研发；建立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刺激企业和各种资本投入到创新中。良好的国家创新环境是促进企业创新领先的重要基础条件。
推动全球市场开放。在发达国家推动下，全球信息技术产品的主要生产地和市场地都签署了《信息技术协定》，已经将计算机、电信产品、半导体、半导体制造设备、软件和科学仪器6大类共200多种产品的关税削减到零。我国承诺自加入WTO起加入该协议，并于2005
年之前将相关产品的关税全部降为零。此外，发达国家还致力于消除各国电子信息产品的非关税壁垒。
不断强化全球知识产权的保护。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推动建立了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客观地讲，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对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由于知识产权分布的不均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方式和程度上存在许多分歧。发达国家从不放松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来强化其知识产权的保护。
(二)企业战略
发达国家领先企业竞争战略的基本思路是“公司创新化，创新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全球化”。
1.保持技术创新的领先地位
由于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技术创新的主体主要是大型跨国公司和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因为大型企业和风险资本具有规模优势，可以利用创新组合减少和消除风险。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技术创新中具有巨大优势。跨国公司规模大，且研发投入比重高。如2004年美国微软、 IBM、英特尔、日本索尼、芬兰诺基亚、瑞典爱立信公司研发投入分别为45.5、41.67、35.15、36.05、38.34、24.36亿欧元， 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5.5%、5.9%、 14%、7.5%、13.1%、16.7%
。由于信息技术研发的投入巨大，下一代关键技术的研发常常成为少数跨国公司专有的“奢侈品”。跨国公司研发投入的重点是下一代产品，当前产品的研发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很小。当发展中国家企业还在努力获取当前产品技术的时候，跨国公司早已经将研发重心转移到下一代及以后的技术，形成了领先发展的良性机制。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风险资本在技术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风险资本在高峰期达到近1000亿美元，约占 其GDP的1%左右。大型跨国公司大力投资于“可预见”的技术创新，风险资本则投资于跨国公司没有预见的技术创新或不愿意推动的“颠覆性技术”的创新。风险资本的技术创新和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二者的竞争发展有利于发达国家保持技术创新的领先地位。
2.加强商业创新
商业创新指企业在供应链、产品、销售渠道、服务方式和盈利模式等方面开展的创新。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快速进步促进了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结合进一步巩固了领先企业的地位。
大型跨国公司重视产业链的控制。由于信息产品的网络特性，信息产品的竞争常常表现为产业链的竞争。如美国微软公司和英特尔公司形成牢固的Wintel
联盟，长期称霸个人计算机产业。同时，跨国公司不断重组业务链，将低附加值环节外包，专注于高附加值和公司的优势业务，高回报保证了持续的高创新投入。
新兴企业通过“快鱼吃慢鱼”快速发展。新兴企业是商业创新的重要力量，少数企业在短短数年时间内甚至发展为全球行业霸主。如美国谷歌公司在互联网上创造了“用户免费、后向收费”的商业模式，颠覆了传统的“服务收费”商业模式，并快速成长为互联网上为全球提供信息服务的跨国公司。资本市场在新兴企业的商业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新兴企业利用股票的高溢价不断兼并相关企业，整合各类资源，实现超常发展。
3.制定知识产权战略
知识产权战略在领先电子信息企业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电子信息企业的知识产权主要是专利权和版权。发达国家领先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获取。在大规模研发投资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专家管理队伍，根据法律和技术特点采取多种技巧设计知识产权。大型电子信息跨国公司平均每天要申请10项专利，每年约3000项以上专利，维护保有专利在数万件以上。发达国家电子信息企业的知识产权竞争甚至被指责为“专利军备竞赛”。第二，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巩固市场地位。知识产权的垄断是“合法”
的垄断。依靠知识产权的垄断可以获得多方面的利益，包括：出售知识使用许可，获得投资收益；与联盟企业交叉许可，减少进入市场的障碍；通过漫天要价，阻止企业竞争对手进入；利用知识产权诉讼打击竞争对手等。
4.重视技术标准战略。
技术标准的形成有三种机制：公共机构制定的技术标准、企业联盟制定的技术标准和强势企业的事实标准。前两种是预先制定的，后者是既成事实。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形成的技术标准，其共同点是：市场力量是决定性力量，技术和权威是次要因素。技术标准一般是市场力量最大的企业或企业联盟领导下形成的。
技术标准的竞争会导致全球电子信息企业分阵营对决的情景。由于技术标准竞争的风险太高，多数情况下全球主要电子信息企业会在技术标准上达成妥协，避免出现对决的局面。
领先企业通过技术标准将全世界的消费者和跟随厂商限定在预设的路线上。技术标准客观上对全球消费者和产业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对跟随企业则是不公平的。领先企业利用知识产权战略达到两个目标：一是获取市场先发优势，二是利用技术标准获取知识产权的收益。
二、中国电子信息企业在跟随中成长的机会
中国电子信息企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基本上是跟随者。首先，国家的创新基础薄弱，教育、科研、市场、制度等各个方面还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难以给予企业更加有利的支持。第二，我国企业规模小，盈利能力弱，因此研发投入受到极大限制。根据信息产业部的统计， 2005年中国电子百强企业平均利润率只有2.5%，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为3.6%。企业有限的创新资源几乎全部投入在当前产品的竞争上，而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已经将创新重点转移到未来下一代产品和技术标准的竞争上。第三，发达国家主导产业发展的格局是中国企业成长的重大屏障，短期难以突破。
中国电子信息企业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国内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和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在跟随中获得快速成长的机会。
(一)低成本竞争的发展机会
中国电子信息企业已经充分利用了低成本竞争的优势获得了快速发展。有些行业，中国企业成为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重要加工车间；有些行业，中国企业已经依靠价廉物美的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少数企业在海外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市场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的海尔、联想、TCL、华为、中兴等企业依靠低成本优势在全球市场站稳了脚跟，正在发展为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由于市场的开放和国外企业战略的调整，中国企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可能会不断削弱。外资企业正在试图用“国外的中国制造”打败“中国的中国制造”，通过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获取中国的区域优势。
(二)市场导向的商业创新机会
跨国公司由于规模大、管理层级多，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船大掉头难”的问题。尽管所有的跨国公司都强调市场反应能力，但是客观上中小企业具有潜在优势。中国电子信息企业在本土市场甚至在海外市场都可以积极开展基于市场导向的商业创新，根据用户个性化的需求，在供应链、产品、销售、服务等环节进行创新，快速满足用户需求。
中国企业在庞大的中国市场具有特别的优势，因为中国企业对国内市场需求和国内产业链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如最近几年快速崛起的携程网、当当网、百度网等，利用了互联网技术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在国内市场保持了领先地位。
跟随企业在商业创新上比技术创新更容易取得成功。首先，投入相对较少，增值幅度较大。其次，商业创新不会像技术创新那样被领先企业占据了先机并利用知识产权进行阻拦。如中兴通信公司在海外市场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产品、方案、培训、运营、融资的综合性服务，赢得了客户，提高了收益水平。
(三)新技术突破带来的赶超机会
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不可预见性。电子信息产业经常出现“颠覆性技术”，其特征是：在发展初期性能低、功能少，与当时的主流技术相比几乎没有市场价值。后进入企业可以抓住机会颠覆传统企业的优势地位，如历史上微软公司和英特尔公司依靠开放式的个人电脑，彻底打破了IBM
公司对计算机产业的纵向一体化的垄断。
中国部分电子信息企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市场规模和技术能力，如果要制定赶超战略，必须学会利用技术突破带来的机会，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带来的机会，因为在可以预见的技术路线上跨国公司已经长期耕耘了多年，所剩机会不多了。
三、支持中国电子信息企业成长的战略
政府要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还要针对中国企业特殊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制定系统的发展战略，帮助处于跟随地位的中国企业获得发展的机会。
(一)为跟随企业维持和创造生存空间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绝大多数中国电子信息企业只能跟随领先企业。跟随企业的特点是：承担的风险小，但投资收益率低。因此，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财力从事源头创新，主要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集成创新获得竞争力。
在发达国家主导产业发展的格局下，中国电子信息企业正在面临一种危险的趋势：领先企业过度挤压跟随企业的利润空间，跟随企业成为领先企业的低成本车间，失去继续成长所需要的营养。如中国电子百强企业规模成长很快，但是盈利能力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2005年平均利润率只有2.5%。
国家要维持合理的产业生态，为中国的跟随企业维持和创造发展空间。合理的产业生态对中国有利，对全球消费者有利，对产业长期发展有利。为跟随企业维持发展空间的主要措施包括：
1.反知识产权垄断
中国制定了系统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促进了技术创新。但是，中国至今没有制定反知识产权垄断的政策。知识产权反垄断政策是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重要平衡力量。缺乏制衡的知识产权保护，无疑会刺激领先企业的“知识产权强权”，即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对跟随企业进行挤压和对消费者进行掠夺。由于知识产权反垄断政策的缺失，一些国内电子信息企业甚至不得不跑到国外去与外国企业打官司。
制定知识产权反垄断政策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而且各国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有效促进本国市场的公平竞争。因此，国家必须尽快研究和制定相关的政策。
2.反市场垄断
由于电子信息产品的网络特性，领先企业很容易利用市场地位妨碍公平竞争。过去几年，电子信息领先企业在本国市场和其它发达国家市场常常受到反垄断的起诉，充分印证了领先企业利用市场垄断阻碍竞争的企图。
电子信息领先企业在中国市场也出现了利用垄断地位的行为。如，制定高价格对中国企业和消费者进行掠夺，不公开产品接口对用户进行锁定，利用主机的垄断地位强行要求用户使用本公司配件，强行将产品捆绑销售，要求合作企业签订排他性协议等。这些行为没有有效的遏制手段。
中国应加快反垄断法的进程，同时，根据电子信息产品的特点，由电子信息主管部门牵头研究和制定电子信息产品的市场反垄断政策，出台相应的行政法规。
3.创造内外资公平竞争的环境
各级政府为吸引外资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涉及税收、土地等多个方面。向外资的过度倾斜更加恶化了国内电子信息企业的生存空间。国内企业长期呼吁创造内外资公平的竞争环境。
(二)支持少数有竞争力企业赶超
极少数电子信息企业已经具备了局部赶超的基础，下一步要突破产业发展的屏障，即打破“市场力量弱一技术标准上没有发言权一不愿冒险投资长期研发一延续跟随战略一市场力量弱”的不良循环。在国家创新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国家需采取合理的扶持性政策。政策着力点是在一些可能突破的领域打破不良循环的关键环节，如增强企业的市场力量，加强企业在技术标准上的发言权，刺激企业投资长期技术等。
1.选择少数有竞争力的企业进行重点扶持
重点扶持的电子信息企业必须是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在国内是行业龙头，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市场开拓能力。政府
有关部门要避免陷入“唯技术论”的误区。
国家信息产业部积极制定了推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的发展战略，并且取得了重要成绩和有益经验。但是，政府支持的资源和力度非常有限。建议国家借鉴韩国扶持电子信息产业的经验，加大扶持的力度。
2.对可能赶超的战略性技术和产品进行支持
在国家创新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合理的思路是集中力量发展可能赶超的战略性产品和技术，特别是国内市场需求大且对产业发展影响大的技术和产品。这是多年来的共识。从过去的实践看，政府进行了一定的投入，但是效果还不够理想。未来应该加大力度，同时转变政策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走开放式创新道路。
3.支持企业参与全球技术标准的合作
对于多数网络性强的电子信息产品，中国企业宜积极参与国际主流技术标准的制定。技术标准是全产业链的竞争，中国目前还缺乏与国际巨头对决的实力。在国内市场已经开放的背景下，国内标准成功的可能性小，而且可能损害下游产业和消费者利益。国内企业要利用本土市场作为重要谈判筹码，在技术标准的国际竞争中获得有利的参与机会。同时，不放弃制定本土技术标准的策略，防止国外利益集团对中国企业和用户的掠夺。
政府要积极引导国内企业进行技术标准战略的合作，
并为国内企业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创造条件。国内企业在技术标准上达成一致，才能用好国内市场这一筹码，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发言权。过去的实践多次证明，国内企业很容易被国外企业分化，国内企业的分化必然导致国内市场筹码的失效。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 马骏
编者按：当前电信市场准入的政策基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电信市场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市场结构发生了
重大变化，市场竞争初步形成；政府职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是一个重要里程碑，该法律要求政府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许可，并规范行政许可行为；部分发达国家取消了长期实行的电信业务许可制度，在此背景下，中国电信市场的许可制度成为新的热点。电信市场准入制度也是《电信法》必须回答的问题。
电信产业特性与市场准入制度
一国的电信市场的准入政策要考虑多方面因素：电信业务的技术经济特性、市场结构、制度状况等。假设制度和市场是完善的，企业行为是理性的，这里仅仅从电信产业特性的角度分析市场准入制度。
无线通信业务需要实行许可制。无线通信业务的许可实质上是频率资源许可。频率资源具有稀缺性，一个地区一般只能容纳少数几家运营商。频率资源的许可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如拍卖、特许经营等。取消许可的条件是频率资源不再稀缺。
固话业务的准入政策依赖于市场结构。固话业务具有两种竞争性的市场结构：(1)本地业务垄断模式，即允许本地网垄断，但是对主导的本地网运营商进入其他竞争性业务要进行限制。在对本地网实施一定的管制的条件下，鼓励其他环节的竞争。(2)数网竞争模式，即通过分拆或不对称管制政策形成数家综合性的固话运营商。对于前种模式，需要对本地业务主导运营商实施进入许可规制。后种模式无须进入限制。
增值业务无须许可制。增值业务属竞争性业务，无须实施许可。
中国电信业的市场结构与制度基础
1.市场结构与竞争
(1)固话业务是“双寡头垄断”，但是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异质竞争。
经过多次市场重组，特别是2002年对中国电信的南北分拆，固话市场明确了数网竞争的发展方向。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两家综合固话运营商分别垄断南北市场，中国联通和中国铁通参与固话竞争。尽管固话业务本身没有形成2002年分拆改革预期的有效竞争，但技术进步已经对固话业务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无线通信网络成本的直线下降导致其对固话的竞争日益增强，IP技术的应用给长途业务带来了充分的市场竞争。异质竞争已经导致了固话业务收入增长的停滞。
(2)无线业务是“双寡头竞争”。移动业务只有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家寡头竞争，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的“无线市话”业务具有一定的移动性。
(3)卫星业务与其他业务竞争性不强。(4)增值业务充分竞争。尽管实施许可制，由于监管部门积极放松许可，进入企业较多，竞争比较充分。
2.监管体系不完善
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中国的监管体系还不完善，主要体现在：
监管机构的能力弱。监管部门缺乏必要的经费和人力资本，监管政策滞后；监管决策容易受利益集团和政治因素影响，监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强。
互联互通问题未真正解决。互联互通的问题表现在多方面：企业间无法达成合理的互联协议，联而不通现象时常发生，互联双方呼叫数据相差悬殊等等。
合理的普遍服务机制未建立。当前依靠运营商内部交叉补贴的普遍服务机制不利于市场竞争，也无法保证普遍服务的质量。
3.社会处于转型期
中国政府是锐意改革的政府。整个社会处于快速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变，行政体制由管制型向法制和服务型转变。社会转型期间存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的特点，需要安排许多过渡性政策。
分类制订市场准入政策
电信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应坚持促进市场竞争的原则和保持电信业稳定发展的原则。政策制订要考虑电信产业的技术经济特性、中国电信业的市场结构和制度条件。由此，可以将电信业务分为三大类，分别制订不同的市场准入制度：许可制、过渡性许可制和取消许可制。
1.无线业务(频率资源)在未来较长时间保持许可制
这是电信业的特性决定的，世界各国的电信监管都保留了对频率资源的许可。取消该类许可的前提是技术的进步使得频率资源不再稀缺。
2.基础网络的运营许可制
对于基础网络的运营在一定阶段内实施许可制，将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取消许可。
一些人主张学习欧盟的做法，取消许可制。但是，中国的电信业发展状况和制度基础与欧盟国家不同，仍然需要在一段时期内对部分业务实施许可制。
首先，取消许可制并不能促进市场竞争。固定业务已经有四家企业竞争，本地业务的“双寡头垄断”格局并没有被打破。许可制有利于减少混乱和冲突，如果取消许可，会有大量企业在新建小区建设入户网，因为这是独占性资源。在互联互通监管没有解决前，大量新进入企业必然会与垄断企业在互联互通上发生冲突，使公众的利益受损。许可制有利于服务的稳定，市场竞争的前提是解决接入亏损和偏远地区的建网亏损。许可制可以减少非理性进入，许可制有利于产业的协调发展。主管部门可以利用许可协调规划技术标准，促进网络的统一。还可以利用技术标准和技术壁垒等手段促进国内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如果没有许可，事后监管效果差，因为监管部门能力弱，网络一旦建成就会变成既成事实。
实施许可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容易受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左右，难以打破既有利益格局。
总之，在一定阶段保留许可管制并不是封闭市场，而是为渐进式改革创造条件。在监管能力、互联互通、普遍服务等问题解决后，可以取消许可制。
3.对增值业务取消许可制
增值业务属于竞争性业务，许可规制缺乏依据。许可制理论上有助于事前监管，以维护安全或政治目标，但实际上效果有限。关键是加强事后监管。
为了克服许可制带来的弊端，建议制订市场开放时间表。对于无线业务，可以制订增加新运营商的时间表；对于其他基础电信业务，不仅要制订增加新运营商的时间表，还要制订取消许可制的时间表。制订时间表，既可以促进规制改革，又有利于企业调整经营战略。
作者：马骏
垄断行业的产业体制改革与企业改革密切相关，需要共同推进。我国电信、民航、军工、石油天然气以及部分城市的公用事业部门基本完成了产业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但企业改革仍有待深化。铁路、烟草、电力以及部分城市的公用事业部门的体制改革离改革目标尚有较大距离，需加快整体改革的步伐。
我国垄断产业的形成有两类来源。一是自然垄断，如铁路、电力、供水等行业在某些环节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二是管制性垄断，政府为了调节社会目标，在某些行业限制市场进入，如烟草、军工等。改革开放初期，垄断产业具有共同特点：一是政企高度合一。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府部门既是行业管理者，又是业务的直接经营者；二是垄断经营。行业内（区域内）只允许一个部门或企业生产经营相关业务。
垄断产业体制改革的原因分析
垄断产业的传统体制既与计划经济体制有关，又与产业性质有关。计划经济体制是基本的体制背景条件，产业性质是直接原因。有些垄断产业是国家的基础产业，在起步阶段，政府的直接控制有利于政府集中资源优先发展；有些垄断产业具有网络经济特点，产业或产业部分环节具有自然垄断特性，垄断经营有利于提高效率；有些垄断产业涉及到重要社会目标，政府的直接控制有利于协调实现多方面的目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传统垄断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投资不足导致产品和服务的短缺。改革开放初期，电信、电力、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的供给与快速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仅仅依靠政府财政的投资难以解决短缺问题，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基础设施投资是产业改革的重要动机；二是经营效率低，服务质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部门内部存在严重的官僚作风，服务意识差，垄断行业几乎都成为政府“纠风”的重点；三是部门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日益突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弱化了计划管制，相应行业监管没有建立起来，垄断行业的部门利益日益膨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四是全球垄断产业改革与国内市场化改革是重要推动力。上世纪80年代全球出现的垄断产业改革浪潮对国内产生一定影响，国内市场化改革也产生了打破垄断和产业开放的客观要求，包括外资、民营资本在内的外部资本要求进入垄断领域投资的呼声高涨。
垄断产业体制改革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政府改革，即在政企分离、政资分离的基础上，转变政府职能，建立高效的监管机构；第二是市场结构改革，即通过产业纵向或横向拆分，引入市场机制；第三是企业改革，即通过政企分离、企业化改革、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措施，提高企业效率。垄断产业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垄断产业的进入管制开始有所松动，业务经营单位获得部分自主经营权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垄断产业的改革开始加快，部分产业开始进行系统性改革。
垄断行业的产业改革与企业改革密切相关
垄断行业的产业体制改革与企业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企业改革是产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改革最终是要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
第一，产业改革通过政企分离，实现经营主体的企业化。政企分离改革一般持续较长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相关部门就开始不同程度地“放权”，各业务部门在传统体制内模拟企业的管理（如模拟企业的财务管理）、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等。政企分离的关键步骤是行业主管部门不再直接干涉业务的微观经营，转而从事行业监督管理，业务部门逐步转变为企业。多数垄断产业的企业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业务部门刚分离出来时还不是完全的企业，在投资、业务、价格等方面受到较多管制，而且往往还承担了一定的行政职能。随着产业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改革的深入，行政性干预逐步减少，业务部门开始转变为真正自主经营的企业。
第二，通过市场结构改革引入竞争。垄断产业的市场结构改革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如：纵向分离自然垄断和非自然垄断环节，在非自然垄断环节引入竞争；横向分拆业务部门，在难以自然形成竞争的环节促进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
第三，通过监管制度改革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或者创造模拟市场竞争的环境。监管制度改革要求监管部门转变职能，从直接干涉业务运营转变为行业管理。行业监管部门建立独立于业务部门甚至行政部门的监管机构，使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行业发展。有些行业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经济目标，如对自然垄断业务进行价格监管以模拟市场竞争；有些行业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社会目标，如对军工行业的国防安全性进行监管。
第四，通过政资分离和股权多元化改革，企业变为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资分离改革后，行业主管部门不再行使企业所有者职能，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也有利于企业独立经营。股权多元化改革吸引了外部资金的投资，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在股权结构、法律形式、治理方式、管理体系等各个方面深化改革，逐步演变为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概言之，垄断产业的业务部门从参照企业管理逐步改制为企业、改制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甚至上市公司，是垄断产业真正实现高效运营的基础条件，而垄断产业的体制改革是企业实现市场机制的外部条件。企业改革与产业体制改革相互依赖，改革需要系统设计和协调推进，这是垄断产业与竞争性行业在企业改革上的重要不同之处。
垄断行业需加快产业和企业改革
总体上看，我国垄断产业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任重道远。电信、民航、军工、石油以及部分城市的公用事业部门基本完成了产业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但企业改革仍有待深化。铁路、烟草、电力以及部分城市的公用事业部门远未完成改革任务，有些产业甚至还基本沿用了传统体制。
垄断行业的产业改革与企业改革需要继续同步推进。我们看到，一些行业的企业改革明显受到产业改革的制约，如电网企业的改革需要等待电力产业下一步结构重组的方案；一些行业改革的效果依赖企业改革的深入，如电信、民航、邮政、军工等行业改革基本完成，企业改革是未来改革的重点。
对于产业改革基本完成的行业，如电信、民航、军工、石油以及部分城市的公用事业部门，需要完善产业监管体制和推进企业改革。首先，要加强监管改革和提高监管能力。对非自然垄断业务宜放松管制促进竞争，对自然垄断业务宜合理监管以激励企业提高效率；第二，要深化企业改革。企业改革涉及到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当前的重点是改革国有独资集团公司的治理体制。
对于产业改革没有启动或没有完成的行业，如铁路、烟草、电力以及部分城市的公用事业部门，应加快产业体制改革的步伐。我们也应看到，由于产业特性和其他多方面原因，这些产业的改革可能面临较多的困难，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和设计周密方案。在产业体制改革过程中，应及时推动企业改革的深入。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 马骏
并购重组是市场经济中的常见现象，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重要方式。政府一般情况下不应干涉企业间的并购重
组，但一些战略性产业并购重组需要政府支持。究其原因：一是我国要素市场不完善，企业开展并购重组时碰到重大障碍或者面临过高交易成本；二是在全球竞争背景下有些战略性产业存在明显后发劣势，需要政府给予扶持。
以国内三家液晶龙头企业（京东方光电公司、上海广电集团、昆山龙腾光电公司）的重组案例来说，它们在产业发展低谷时制定重组方案，欲以此实现必要的规模经济，但最终功亏一篑。液晶产业门槛高、风险大，国内企业处于成长过程中，在国内要素市场不完善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政府应该在并购重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家液晶企业重组及重组推迟原因分析
液晶产业是战略性产业，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就制定了发展计划。由于产业门槛高、风险大，以及国外的技术封锁，国内一直没有条件投资高世代生产线。直到2003年，北京、上海和昆山三家经济实力强大的企业开始陆续投资当时还算先进的液晶5代线，从此为国内液晶产业打下了一定的产业基础。五代线主要生产监视器和笔记本等中小尺寸显示产品。
但由于本土企业面临多方面的困境，长期性矛盾和短期性矛盾同时爆发，企业难以融资发展，甚至面临生存压力。因此，2006年，三家液晶企业开始洽谈重组事宜。三家企业启动重组有深刻的背景：
一是国内企业规模不经济。三家本土企业各有1条5
代线，离应有4～5条以上5代或更高世代生产线的最小经济规模相差很远。规模不经济导致我国企业采购成本比竞争对手高，研发投入的分摊比例也偏高。
二是上游配套产业发展进程缓慢。国内在上游关键材料和生产设备方面基本处于空白。由于本土企业规模小，不仅难以拉动本土配套产业的发展，也无法吸引掌握关键材料核心技术的美日企业就近设厂配套。主要配套项目投资都在数亿元以上，资金已十分短缺的本土企业无力靠自身力量去发展上游配套产业。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就近稳定供应并靠近终端客户是大幅降低物流成本和提高市场响应速度的重要手段。
三是政策支持不成体系。液晶产业是全球性竞争。与竞争对手相比，我国缺乏系统的产业政策。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都根据实际情况为发展液晶显示器件产业制定了系统的配套政策，包括提供巨额的研发补贴资金，提供优惠税费政策，帮助企业融资等。由于液晶产业的特殊性质以及全球产业竞争的现状，本地政策也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四是行业不景气，企业财务状况不佳，后续融资困难。液晶行业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下降周期，2006年三家骨干液晶屏生产企业出现巨额亏损。在我国的资本市场管制制度下，本土企业只能依靠银行贷款，无法筹集足够发展资
金。我国台湾地区不仅对液晶企业给予政策资金支持，还允许亏损高科技企业上市融资。台湾5家主要液晶显示器生产企业在连续数年亏损情况下，从资本市场连续融入上百亿美元资金。
2006年12月底，三家液晶企业签署了三方整合《意向书》，三方整合项目于2007年1月中旬正式启动，计划半年内就有关整合事项基本达成一致。但是整合计划没有如期完成，实际上是无限期延迟，究其原因，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产业环境发生了变化，这是基础原因。从2007年中期开始，液晶面板进入了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液晶面板企业开始盈利，国内三家液晶面板企业也扭亏为盈。以京东方为例，根据2007年上市公司年报推算，其5代线每月盈利超过亿元。
第二，合并重组方案没有考虑到各种变数，设计缺乏弹性。合并重组方案是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产生的，三家企业经过长达半年的谈判才就方案以及相关安排达成协议。重组方案没有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情景分析，更没有根据未来可能的变化制定多种方案。重组方案过分依赖于特定环境，企业间的利益平衡关系比较脆弱。一旦外部环境或企业状况发生变化，重组方案就面临推翻的可能。事实上，环境变化了，方案也被推翻了。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产业环境发
生了戏剧性变化，从低谷进入高峰，又从高峰回到低谷。产业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给液晶企业及所有试图进行产业整合的企业上了生动的一课，合并方案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
第三，缺乏有利的政策支持。由于三家企业签订协议后提出的政策要求，始终没得到支持，三家企业对合并前景逐渐看淡。半年时间过去了，环境亦变了，三家企业的实质经济关系亦开始变化了，合并终因环境和内外条件的变化而停止了。
液晶企业并购重组的启示
启示一：企业并购重组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
液晶产业与消费电子业不同，作为IT产业中资本技术密度都很高的产业，没有资本实力强大的企业或投资者，在开放的环境下，很难做大做强。我国液晶产业是在北京、上海、昆山等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打下了一定的产业基础，但各地的投资受到财力限制难以进一步支持企业做大，国内资本市场不能提供融资机会，分散的三家企业都无法达到必要的经济规模。合并重组是帮助企业的有效手段：通过兼并重组，达到必要的经济规模，提高投资者信心，为大规模融资投资高世代线创造条件。企业进入良性发展后，就有可能达到世界前列水平。
启示二：政府在战略性产业的并购重组中应当发挥重大作用
在开放竞争的背景下，成长中的“设立成本”
未解决的本土战略性产业需要政府的支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产业设立成本（set-up cost）是指我国企业发展时由于面对外国企业的强势，单靠企业自身努力难以克服的阻力。在这类产业中，企业发展需要政策支持，并购发展往往也必须有政府政策的支持。液晶产业就是设立成本未解决的战略性产业。液晶企业的重组是市场行为，但在产业没有实力很强的骨干企业的情况下，由于内外条件可能的变化，企业预期很难稳定，企业市场行为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正如本案例所显示的结果，重组各方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的理性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政府认识到液晶产业的战略重要性以及企业重组的必要性，企业亦有合并整合的要求，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引导企业完成重组。
政府的支持作用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系统的产业政策，包括创新激励（如研发补贴）、税费优惠（如有利的增值税和关税）、融资帮助（如产业低谷时期的资本融资）等。二是国家资本的引导作用，利用国家资本支持战略性产业的创新和发展。
启示三：政府需要有政策和专业投资机构支持战略性产业
中央政府拥有庞大的国有资本，但是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基础产业中，对新兴的战略性产业迟迟没有提出战略规划。
液晶产业是战略性产业，但是门槛高、风险大，在国内产业政策不完善和资本市场由于外部性原因较难作用的背景下，产业发展只能依靠国有资本的支持。北京、上海和昆山等地方政府率先利用国有资本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中央政府应学习借鉴地方政府的经验。
国家需要建立专业性的投资机构，对新兴的战略性产业进行必要的支持。专业性投资机构可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力。专业性投资机构由专业人士组成，按照规章和程序办事，容易做出合理决策。专业性投资机构有明确目标和考核机制，执行力强，可以避免液晶企业重组中出现的政策目标无法落实的现象。如果国有资本在液晶企业重组过程中进行投资，将极大地提高市场信心，并对三家地方企业产生积极引导作用。
启示四：政府支持产业并购重组应当尊重市场规律
政府支持产业重组应当以市场规则为基础。液晶企业的重组动力来自于市场，重组方案也是利益相关各方通过市场谈判完成的。行业主管部门在市场原则基础上进行积极的引导和协调，达到了较好的效果。如果将来政府加大干预力度，也应顺应市场规律，否则方案难以得到有效执行。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陈小洪 马骏
发达国家企业正在通过更加精细的专业化分工开展外包合作，将传统上由企业内部完成的人力资源、财务、研发、IT服务等业务或职能转交给外部企业。我国也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国内企业承接海外企业外包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外包合作是新形势下全球企业变革的一个趋势，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积极推进国内企业开展外包合作。
外包合作是企业交易方式的创新
关于外包，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的调研表明，被产业界称之为“外包”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新的交易方式。表面上看，外包是企业将不具备优势的业务活动交由外部专业化机构完成，但外包显然不是简单的“市场购买”
，因为外包的产品或服务一般并不存在比较完善的“市场”，如企业难以从市场买到专用性强的产品，或者难以从市场获得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外包的本质是通过交易方式的创新，将原来无法简单从市场购买的产品或服务外部化。
外包作为一种新的交易方式，是企业管理上的重要创新。我们认为，外包是企业利用信息技术、模块化管理、交易契约安排等综合手段，以长期性合作方式，将部分传统上企业内部的经营和管理活动交由外部企业完成。由于外包涉及交易双方的密切合作，我们称之为“外包合作”。
外包合作具有五个基本特征：
综合管理手段。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双方的快速高效交流，利用模块化管理确定业务的接口，利用完善的交易合同甚至股权投资维持稳定的关系。
流程对接。合作双方通过梳理业务流程，明确业务流程的接口，借助信息技术，实现企业间业务的无缝衔接。企业调用外包业务只是调用一段服务质量更加明确的流程而已。
长期合作。外包合作的业务一般为难以简单市场购买的业务，合作双方要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双方可以通过信任关系、合同、股权投资等维持长期合作。
业务共同控制。外包合作双方共同控制业务，各自的控制范围由双方协商确定。发包方可以控制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标准和接口标准，也可以进一步控制设计、生产或服务过程，甚至对接包方的经营管理提出要求，包括企业战略、管理水平、生产布局、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方面。
风险共担。外包合作的风险包括投资风险、资产搁置风险、员工再安排风险、服务质量风险、用户锁定风险等等。双方会采用灵活的合作方式，根据各自承担风险的能力适当分担相关风险。
由此可见，外包合作是企业配置资源的新方式。传统上，企业主要通过内部提供（自制）和市场购买（外购）来配置资源，外包合作为企业提供了新的资源配置方式。三种资源配置方式在交易主体、生产方式、交易方式、战略协同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适合于不同类型的业务。
外包合作为企业提供了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专业化水平的资源配置方式。一方面，外包合作与内部提供相比，具有外部化带来的专业化优势，包括：劳动分工的优势，规模经济优势，与业务相匹配的企业制度优势，资源弹性优势，以及充分利用区域要素的优势。另一方面，外包合作与市场购买相比，具有长期合作带来的交易成本优势，包括：缔约成本的节省，生产过程的协同，违约成本的降低等多个方面。
外包合作是企业经营战略的创新
外包合作虽然减少了企业内部直接控制的资源，却为企业提供了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的机会。企业经营战略由此从传统的依赖内部资源的战略转变为内外部资源并重的战略，通过内外部资源整合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企业的竞争已经超越了单个企业范围，逐步演变为企业网络之间的竞争。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既来自企业内部资源，也来自企业外部资源，或者说，来自公司整合的内外部资源网络。外包合作要求打造完整的核心竞争力，企业除保持传统的内部核心竞争力外，还要建立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为此，企业必须抛弃“事必躬亲”、“自己做才可靠”等传统的封闭式发展思路，同时建立规范的内部管理体系和培养合作发展的企业文化，建立专业化外包合作管理团队。
外包合作为企业超常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国内一家老牌日化企业，受跨国企业的挤压，基本退出了国内中高端市场。2000年前后，该企业决定以自主研发的纯中草药系列护理产品突破国内的中高端市场。虽然公司经营该产品的事业部只有数十人的队伍和有限的资金，且面对跨国公司的强大竞争压力，但公司通过与ADP等国际领先专业外包公司合作，利用其庞大资源网络建立了全国销售网络，迅速占领了国内部分中高端市场。
外包合作是企业变革的大趋势
近30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掀起外包合作的浪潮，从制造外包逐步发展到服务外包，如欧美60%-80%的企业将人力资源、财务等传统上重要的“管理职能”外包，产生了ADP
等世界级的专业服务企业。外包合作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主要包括：
技术的快速进步。首先，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企业内部管理和企业间的关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企业利用信息技术更加高效地管理内部资源，更加便利地与其他企业加强合作。第二，技术进步要求更高的规模经济，产业分工逐渐细化，企业越来越倾向于专业化经营。第三，技术进步增加了资本沉没的风险，企业投资的先进技术系统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很快就会贬值淘汰，许多企业不愿投资非核心业务。
企业管理的创新。现代企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管理思想，如战略管理理论、企业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质量管理理论等等，其中，战略联盟、流程再造、模块化管理、信息化等思想逐步深入人心，为外包合作创造了条件。
市场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成为公认的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并且在实践中日臻完善。例如，企业间交易的相关法规日益完善，企业善于利用完备的合同保护自身利益，信息技术提高了市场交易的透明度，多数企业重承诺、守信用等等。市场的不断完善降低了企业合作的成本。
全球化不断深入。全球化包括市场的全球化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促进了企业的专业化发展。生产要素的全球化推动了产业全球分工，特别是部分社会稳定、基础设施好的发展中国家利用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制造或服务链，如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成为全球电子制造基地，印度成为美国大企业的后台办公基地。外包合作与全球分工相互促进，外包合作是全球分工的重要手段，全球分工是外包合作的重要动力。
在上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下，发达国家企业纷纷开展外包合作，以提升企业竞争力。实践中，企业外包合作的具体目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分享集中化和规模化带来的成本节约。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单独投资非核心业务一般难以达到规模经济，通过外包实行集中投资和集中管理，可产生了显著的规模效益，合作双方可分享这部分价值。
借专业化经营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许多企业的非核心业务难以保证产品或服务质量，甚至成为企业发展瓶颈，其原因是缺乏必要的专业能力。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专业化企业可以大幅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因为：专业化企业可发挥专业化优势，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业务外部化有利于明确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标准，避免内部管理不严格或意外因素带来的质量缺陷；专业化企业还可以推荐行业最佳实践，促进双方共同提高业务的管理水平。
获取与业务匹配的资源弹性和可
管理的服务成本。许多非核心业务需要庞大的前期投资，投资效果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规模难以准确匹配主业，而且技术进步加快了设备折旧和淘汰的风险。通过外包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