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马骏、马淑萍等公开讲话汇编21篇VIP专享VIP免费

马建堂：拥抱数字经济的伟大时代

　　一、数字经济是信息技术革命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扩散、应用和引发一系列以大数据处理为主要特点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本质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这个过程就是一系列从科学发明到科技创新再到产业变革的动态演进过程。伟大的科学发明产生了科技革命，科技革命通过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催生出新的行业，改造着传统的产业，塑造着产业新格局，这就是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是源泉，产业革命是结果，两者相互联系、相互激荡，描绘出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美好画面。

　　蒸汽动力学革命催生了以蒸汽动力使用为主要特点，以纺织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电磁动力学革命催生了以电的普遍应用为重要特点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如今，以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智能终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使数据（数字）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使数据获取、加工、计算、运用、存储等活动和过程，较之产品、服务本身的生产、流通、消费更为关键、更为重要、更为本质。随着这一进展的不断升级，人类社会就迎来了数字经济这一崭新的经济形态。在完备的数字经济形态下，相当多的设备或物品可以采集数据和感知信息，绝大多数线路成为信息和数据传输的网络，所有的计算能力可以集合起来并快速计算海量数据，海量级的存储新介质得到开发和应用，相当多的人类活动被智能设备替代，社会经济进入智能化时代。

　　二、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

　　人类社会告别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后，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方面临的是大量的甚至是海量的供应方，供应方提供的产品信息千差万别；供给方面临

的是成千上万的需求方或消费方，消费方的偏好千变万化。简言之，无论是生产方、消费方，还是需求方、供给方，以及成千上万的市场经济活动的相关参与者，都面临着信息的不确定、不明确和不断变化。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管理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很大程度就是要解决这一因经济主体无限大而产生的经济活动信息的不确定。至于着力于解决效率的动力机制，无非是消除消息不确定的激励制度设计，或者经济活动中的动力问题，无非是构建一种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信息不确定的激励机制。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数字经济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数字经济是大数据经济。人类社会利用实时获取的海量数据，包括主体数据、行为数据、交易数据、交往数据来组织社会生产、销售、流通、消费、融资、投资等活动，数字或数据成为经济活动的第一要素。

　　第二，数字经济是在对已有海量数据进行计算基础上，或按照人类指定，或依据算法逻辑，由人造器物替代人的一部分功能的经济，即经济社会的智能化。

　　第三，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是数字或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分析、利用、存储的能力、设施与设备，包括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与存储能力、计算机尤其是移动智能终端，以及将其联接在一起的软件平台。

　　三、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从根本上要靠科技创新，要靠体制变革，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变革，推动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评价尺度很多，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品品质和供给体系质量的不断提高；二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供给与千变万化的需求相适应；三是在供给满足需求的过程中，社会资源配置不断优化，生产要素效率不断提高。

　　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在以上三个方面都可以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是通过多渠道、多方式获取的消费信息、需求偏好精准地了解、感知、掌握需求的总量、需求的结构和需求的变化，使社会生产更好地满足千变万化、不断增长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二是利用大数据把供给方、社会供给能力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供给与需求更好地衔接，提高社会资源与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保持供给体系弹性，消除无效供给，减少无效库存。

　　三是利用已销售产品或已租赁设备来感知、获取产品和设备的利用信息，实现生产、销售、服务的一体化，推动企业转型和价值链升级。

　　四是利用大数据把创新需求和创新资源联结起来，提高科技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

　　四、数字经济呼唤深层体制变革

　　数字经济是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它呼唤新的管理协调方式，甚至是新的思维方式。数字经济在我国已经有了快速的发展，它的更好更快发展需要不断地更新理念，持续地深化体制改革。

　　一是要更好地鼓励创新。如前所述，每一轮产业革命，它的动力，它的源泉无一不是科技革命的转化，无一不是科技创新的累积。发展数字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数字经济，过去靠创新、现在靠创新、未来还要靠创新，鼓励创新就是以解放科技人员的创造力为依归，不断消除科研项目立项、资金分配、成果结题、产权认定、成果转让所有环节的繁文缛节和不合理规定，让科研人员的奇思妙想不断涌流，将思想转化为科技成果；让众多的科研成果顺畅地转化，变为现实生产力。

　　二是要更好地尊重市场主体的主体地位。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信息的获取更为便捷，几乎人人都可借助互联网平台成为创新者、生产者，成为要素、资源的分享者、拥有者。信息获取的便利化，供给与需求联结的直接化，使得经济活动决策日益分散化。作为经济活动制度安排的经济体制要适应这一深刻变化，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调动市场主体创业干事的积极性、创造力，使市场进入更为方便，要素流动更为顺畅，产权保护更为严格，创新小溪成为洪流。

　　三是要更规范和严格地保护个人信息。数字经济就是利用数据和信息的经济。大众百姓的身份信息、交易信息、行为信息，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宝贵财富，也是涉及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定、私人隐私的个人权利。个人信息，既要利用，也要保护，两者都十分重要，都不可偏废。要加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界定好个人信息的权利归属、保护要则，平衡好社会进步需求与个人安定安全的需要。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显露，其势浩荡。让我们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张开双臂，迎接这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我所亲历的2000年

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研究员 马建堂

　　 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2000年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和变革。撤销1998年成立并由中央管理的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中国铝业集团公司和中国稀有稀土集团公司，所属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管理，同时在中国铝业集团公司基础上，重组成立中国铝业公司。当时我任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司长，跟随原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同志，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直接参与了这一改革过程。时值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谨就这一过程做点回忆，以纪念深刻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大潮。

　　 一、改革的背景

　　 1983年3月，国务院决定把有色金属工业企事业单位从冶金工业部划出来，成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统一管理和经营全国重点有色金属生产、流通企业和科研、设计、学校等事业单位，归口管理全国其他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成立，对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统一和专业化管理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为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1998

年，国务院决定对国务院机构进行改革，撤销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组建由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原总公司所属的企事业单位，按行业性质，分别组建中国铝业集团公司、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和中国稀有稀土集团公司。

　　 有色金属工业三大集团公司设立前后，适逢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1997年7月2日，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大幅贬值。不久这场风暴席卷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香港，我国经济也受到深刻影响：出口萎缩、需求不足、价格下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日趋严峻，我国国有企业一直存在的企业负债率高、富余人员多、历史负担重等突出矛盾进一步凸显，相当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统计局监测的6599户国有大中型企业，1998年有4058户亏损，亏损面高达61.5%。这种困难状况在有色金属工业表现得也非常突出，中国铜铅锌集团公司所属的、地处辽宁葫芦岛市的杨家杖子矿务局是这种状况的典型代表。

　　 杨家杖子矿务局是中国最早的钼矿产地。矿山开采始于清光绪年间，日本侵略东北时期，为掠夺我铅锌资源，于1935年设立“满洲铅锌株式会社”。新中国成立后，杨家杖子矿务局是国家“一五”时期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经过多年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以生产钼精矿为主、兼产铅锌的大型有色金属工业企业。

　　 由于多年开采后资源

枯竭，再加上债务负担较重，富余人员太多，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杨家杖子矿务局经营日趋困难，企业亏损严重，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各项历史拖欠累累，职工情绪不稳，上访事件不断，2000年2月27日发生了当时震惊全国的杨家杖子矿务局“2·27”大规模群访事件。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总shu记江泽民、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作出专门指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杨家杖子矿务局的稳定、改革与发展。

　　 “2·27”事件的发生，有偶发因素，也带有某种必然性，是国有企业诸多矛盾在当时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和资源枯竭地区的集中体现。这一事件客观上不仅推动了国家支持资源枯竭地区转型升级政策的出台，而且促使党中央、国务院开始考虑调整有色金属工业的管理体制。

　　 二、西北与中南的调研

　　 2000年全国两会刚

闭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经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为推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和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业的下放，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省区调研。随行的部门领导有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局长张吾乐、国务院分管工业的副秘书长石秀诗、中央企业工委副书记王瑞祥、财政部部长助理高强。我时任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司长，作为盛华仁主任的助手随行。离京时，北京玉兰含苞待放，柳枝渐绿，但三月中下旬的青海仍然寒气逼人。青海省领导同志是穿着军大衣到机场迎接的。青海当时有三家央属有色金属企业，一是青海铝厂，当时是我国最大的电解铝企业之一，主要是为消纳龙羊峡水电站的水电而配套建设的企业；二是锡铁山矿务局，后来改组为西部矿业公司，虽然叫锡铁山矿务局，但并不产锡，而是生产铅锌；三是民和镁业。在青海期间，吴邦国考察了青海铝厂，与青海省主要负责同志交换了有色金属工业改革和部分企业下放的意见，时任青海省省长赵乐际等省里的同志表态坚决支持和服从党中央、国务院的改革决定。

　　 在甘肃，考察了金川公司和白银公司。当时镍价低迷，金川公司债务沉重，困难重重，提出希望国家解决资本金、债转股、出口退税等七个问题，吴邦国指示国家有关部门逐一研究解决，并要求金川公司勇于竞争，敢于和行业前三名争高低。在他的推动支持下，金川公司很快完成了债转股，通过改制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使企业摆脱了困境，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10年后，吴邦国同志再来金川公司时，金川公司规模扩大了近30

倍。白银公司与金川公司一样，已严重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吴邦国看了铜冶炼厂、铅锌厂以后，深感忧虑，要求企业依托资源优势，依靠科技进步，搞好产品结构调整，迅速走出困境。此后，吴邦国同志还多次批示，给予企业多项政策支持，支持股权多元化，促使白银公司浴火重生。

　　 在宁夏，考察了石嘴山的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和青铜峡铝厂。在考察青铜峡铝厂时，吴邦国建议，自治区应推动青铜峡电厂与青铜峡铝厂多种方式的联合，因为铝厂是耗电大户，每吨电解铝耗电1.5万千瓦时，电厂和铝厂又离得很近。后来，我国相当多的电解铝企业在铝电联营上进行了多种方式的探索。有的搞自备电厂，有的铝厂电厂联合，有的与电力公司搞电力直购。印象中青铜峡铝厂共三期，其中第三期是比较先进的预焙槽，环保水平较高，而一期和二期工程皆为自焙槽，车间空气污染较重。现在我想已经都改造为预焙槽了。

　　 最后一站是陕西。当时的省委书记是李建国同志，省长是程安东同志。在陕西，考察了华山附近的金堆城钼业公司。该公司始建于1958年，是亚洲最大的钼采矿、选矿、冶炼、加工企业。陕西是我国有色金属大省，不仅有生产企业，还有地质勘查和研究设计单位。这些事业单位下放地方后，涉及到原有的财政拨款等政策的稳定。中央原来掏的钱尽管继续拿，但省里也要增加负担的。但陕西省顾全大局，支持中央改革。下放后，陕西省将中央下放行业单位与陕西地方有色金属企业整合，成立了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公司，目前企业已成为拥有35家下属单位，在职职工3

万余人的大型资产运营与有色金属资源开发加工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

　　 从西北回来不到一个月，吴邦国又带队到江西、湖南考察有色金属企业，与两省主要负责同志交换有色金属工业整合下放的意见。

　　 江西铜矿资源丰富，铜矿储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江西铜业集团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铜矿开采和冶炼企业，阴极铜产能达到20万吨，拥有我国最大的铜矿——德兴铜矿和当时最大的闪速炼铜厂——贵溪冶炼厂。

　　 2000年4月12日，吴邦国一行来到贵冶调研，视察了闪速炼铜二期工程，提出要把江铜“做大、做强、做好”，创建世界一流铜业公司。回到南昌后，和当时的省委书记舒惠国、省长舒圣佑同志交换了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业下放的意见。由于江铜是国内最大的铜企业，江铜等央属企业下放江西，江西的同志们是非常赞同的。江西铜业交给江西省管理后，企业发展迅速，铜冶炼产能由2000年的20万吨增长到现在的120万吨，营业收入从47亿元增加到2023亿元，在2017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76位，2017年还进入《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名单。

　　

离开江西后，吴邦国又风尘仆仆赶赴湖南。湖南也是有色金属工业大省，境内探明的十种有色金属储量和产量都位居全国前列，特别是科技实力突出。中南大学是全国有色金属行业的“黄埔军校”，湖南稀土金属材料研究院是国内最早从事稀土材料应用研究与开发的机构之一。吴邦国在湖南调研期间专门到株洲冶炼厂进行了调研。株洲冶炼厂是一个以生产锌、铅为主，并综合回收铜、金、银、铋、镉、铟等多种稀贵金属和硫酸等产品的有色金属综合冶炼企业，是我国主要的铅锌生产和出口基地。由于盛华仁主任指示我留在长沙起草吴邦国副总理在西北和中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调研的草稿，株洲的调研我没有跟随。遗憾的是，正在我写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株洲日报》2018年4月23日报道：别了！老株冶！一个曾经创造了180多项“共和国第一”的工业明珠，计划明年底全面关停，退出冶炼生产。不过，这也是一场必须接受、勇于面对的痛苦转型和凤凰涅槃。

　　 七月初，吴邦国又去云南、贵州，与两省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通过调研，国务院了解到了大多数企业希望下放，地方也希望下放，都支持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这让我们对搞好有色金属行业改革发展更有信心。

　　 三、讲话和文件的起草

　　

赣湘两省调研结束后，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进入领导讲话起草、方案细化和文件的起草过程。我承担的第一个任务是起草吴邦国副总理在全国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会议上的讲话。领受任务后，我根据随同调研中吴邦国的有关讲话，前期起草的西北、中南五省的调研材料，起草了初稿。初稿的第一部分是关于这次管理体制调整、央属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的意义。由于我对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沿革不太清楚，文稿就事论事地从调整下放有利于结构优化、有利于有色金属工业改革等角度进行了阐述。草稿经盛主任呈送吴邦国副总理。

　　 吴邦国审阅后指出：1998年撤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分别成立中央所属的三大专业化企业集团。当时讲，这样是为了推动有色金属工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现在将大部分中央所属有色金属工业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管理，还是说有利于结构优化与调整，显然不太合适。应从总结杨家杖子矿务局群体事件的经验教训出发，指出现行的管理体制不利于有色金属矿山、企业关闭破产工作稳妥进行；不利于地方统一规划、调整结构、更好发展；不利于克服体制上的一些缺陷；不利于发挥地方党委和政府统筹推动企业发展与改革的积极性。吴邦国副总理的指示确实站得高，对于如何写好这次调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我豁然开朗。吴邦国还交待，由他的秘书陈全训同志和我、国务院研究室工交司司长郭振英一起，对讲话稿进行认真修改，印象中改了一天多。这是我第一次起草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通过起草讲话，发现自己的诸多不足，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为以后从事类似工作积累了经验。

　　 我承担的第二项工作是起草2000年国务院第17

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调整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17号文件的起草工作比较顺利。起草中，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意见，学习参考了此前中央下放46户中央统配煤矿的国务院文件，明确了有色金属工业企事业单位下放的范围、名单，下放后的财务关系，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原则，以及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的责任，并对下放的企事业单位提出了要求。文件初稿起草后，经盛主任修改后，呈报给了国务院办公厅，报国务院领导同志按程序审定。

　　 在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业下放时，为促进中国铝行业的发展壮大，国务院决定在原中国铝业集团公司的基础上，改组设立中国铝业公司。对于组建新的中国铝业公司，国务院领导同志最初有两种设想，一个是只将山西铝厂、山东铝厂、中州铝厂等几家氧化铝企业留在手上，以加强对氧化铝资源的统一开发和配置，通过加强源头控制，防止电解铝能力的低水平扩张，这是“小号”的中国铝业公司设想。另一个是在中央保留上述氧化铝生产企业的基础上，再将青海铝厂、贵州铝厂和广西平果铝厂三家电解铝企业也组合进来，建立氧化铝生产和电解铝冶炼一体化的中国铝业公司，这是“大号”的中国铝业公司设想。在最初的五省调研中，向地方政府交换意见时，是将这几家电解铝企业

下放的。最后，国务院经过慎重研究，还是决定组建氧化铝生产和电解铝冶炼一体化的中国铝业公司。为此，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还向青海、贵州、广西的主要负责同志写了信。中国铝业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2001年2月23日正式批准组建，第一任总经理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同志。2000年改革后组建的中国铝业公司当时的氧化铝产量430万吨，占我国氧化铝消耗总量的75%，电解铝产量279万吨，铝材217万吨。经过17年的改革发展，中铝公司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氧化铝供应商，第三大电解铝生产商，总资产超过5200亿元，营业收入超过3000亿元的中央所属骨干企业，为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这次改革中央决心大，相关企事业单位坚决服从，地方也大力支持，再加上吴邦国副总理亲自深入多省调研，制定的方案比较科学可行，所以2000年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进展顺利。除中铝公司外，其余有色金属工业企事业单位由地方管理的体制沿用至今，中央继续管理的中铝公司在改革中克服困难、不断发展，下放的企事业单位经过整合重组也大都成为地方有色金属工业骨干。

　　 18年前，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的亲自领导下，在盛华仁具体指导下，我有幸参与了有色金属工业的这次改革，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伟大征程中的一个具体案例，感受到了老一代领导人勇于改革、善于创新、勤于调研、周密谋划、夙夜在公的风范，也成为自己成长过程中一段难以忘怀、终身受用的经历！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时任吴邦国副总理秘书陈全训同志对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多帮助，谨此致谢。）

坚定不移地把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 马建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强调，“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益变革、动力变革”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夯实基础的关键，必须用高质量发展理念统领经济工作，坚定不移地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什么是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产品和服务高品质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有经济主体几乎都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都是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和其他生产者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高质量发展第一位的要求是产品和服务要不断提高质量、改进品质。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大到一个经济体，小到一家商号，凡经济发展的强者，百年不倒的名店，无一不是把产品和服务的品质视为生命，关注质量、关心品质、创造品牌、打造名牌，在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亦创造和收获品质的价值。所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全方位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细化质量标准，严打假冒伪劣，弘扬工匠精神，严格质量管理，鼓励产品创新，强化优胜劣汰。

　　高质量发展是供给与需求高匹配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供给都是为了满足需求，产品和服务质量的高低皆由消费者说了算，皆由市场决定。现实生活中，不

仅需求海量多样，而且繁杂多变。供给今天能满足需求，不意味明天亦能满足需求；明天能满足需求，不意味着可以永远满足需求；这部分供给能满足需求，不意味那一部分也能满足需求。高质量的发展，不仅要求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还要求供给结构能保持弹性，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反应、适应、跟上需求结构的变化，在动态中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不断变化的、丰富多样的需求，更要求在技术不断创新的基础上，靠新供给不断创造着新需求，在供给与需求的不断满足、互相创造中实现着供需动态匹配，推动着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资源和要素高效率利用的发展。创造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创造出满足需求的供给，需要多种资源的耗费和生产要素的投入。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讲究质量，也要讲究成本。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住脚，产品和服务不仅物美还要价廉；供给体系满足相应的需求，还要较少的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效率观。我国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极为关键的就是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一句话，既要讲究有品质的产品，也要讲究更少的投入。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推动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更要进一步消除资源有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高质量发展是严格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面临的环境异常复杂，不确定性是一个永恒话题。经济系统的运行也时常出现部件之间这样那样的摩擦和控制系统某种程度的失灵，这是常态，也是现实。对于任何现代经济体系而言，杜绝所有风险的发生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很难做到。应该做到的，一是防范小风险累积成大风险，有时小风险的释放还有利于防范大风险，就像物理器具中减压阀的作用；二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否则会严重扰乱经济的正常运行，损害经济运行的质量，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健全风险识别、监测、防控和处置的体制机制。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是科技创新，为此需要全面实施党中央确立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动力；二是体制改革，为此需要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性。

　　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根本动力。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铁器时代再到蒸汽动力、电力时代直至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归根结底是基于科学理论的科技创新。正是人类史上三次伟大的科技革命，人类社会才进入以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社会。

　　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有着两条基本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科技创新创造着新的具有更高更好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新的技术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总是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材料、新的动力、新的工艺和新的产品。比如，仅通信领域的技术创新，迄今就创造了一代又一代的通信产品，其间又有很多老产品被淘汰，从BP机到“大哥大”

，从普通手机到智能手机。彩色胶卷、普通照相机、各种磁带录音机、MP4播放器，也已经或大都被智能手机送进历史“垃圾堆”。电商冲击着商场，微信替代着短信，“宝宝们”影响着银行。“马力”替代人力，电力替代“马力”，化石能源让位于可再生能源。从石料、木料到钢铁、水泥，再到纳米、柔性、电磁等新型材料，无一不是科技创新的产物，无一不是科技变革的结晶。新的产品集合成为新的产业，新的服务聚集形成新的业态。新的产业和业态的出现推动着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着产业结构优化进步。

　　第二条路径是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源于生产过程中动力的升级和机器、机器人及加工中心的使用；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来源于良种的培育、土壤的改良、灌溉的普及、施肥的精准。资源的配置，在经济学意义上主要讲生产资源在部门间、地区间、企业间的配置，它主要解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在哪里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这既是一个设计资源配置的导向机制和动力机制问题，也是一个解决信息不确定、不对称的问题。而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变革，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创新正在把海量需求与多元供给联结在一起，不断地减少着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极大地提高着资源配置的效率。

　　科技创新要变成现实动力，需要一定的组织、机制和制度把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市场化。一句话，高质量发展不仅靠科技创新，也要靠体制创新。

　　一是进一步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切实调动科技人员科技创新的积极性，真正激发科研人员发明创新的创造力。要进一步改革科技成果的评价机制。除基础研究外，评价科研成果水平的主要尺度是应用和转化，是市场的选择和接受。要进一步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真正明确界定职务发明人对科研成果的产权关系。只有突破产权界定的障碍，科研人员才能名正言顺地获得科研成果的转让收益。要切实落实中央关于加大科技人员科研成果转化奖励力度的意见，避免期权奖励立即征税、现金奖励税负过重等问题。要进一步放开重大科研项目的选择范围，允许民营科研院所、民营企业科研人员申报国家项目，并真正一视同仁。

　　二是进一步加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力度，使企业真正成为有活力的微观主体。企业是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体。要在千变万化的市场中，保证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企业必须能够真正做到生产能多能少、员工能进能出、企业能生能死。不这样做，供给系统就不能保持弹性，供给和需求就会失衡，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下降。

　　三是加大市场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力度，使市场真正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某种意义上就是把稀缺的资源及时配置到市场需要、消费者欢迎的生产经营活动上去。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价格改革要深化，价格要能反映供需，能体现成本，能及时调整，能引导资源的优化；税收体制要改革，税制既要简明，又要体现政府的引导；金融体制要改革，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工具的引导，调节资金的分配，优化货币、信贷和资本的配置；土地制度要改革，完善地价形成机制和征地模式，使土地资源的分配、配置更加有效合理；破产清算制度要改革，加大僵尸企业破产力度，降低重组成本，鼓励破产重整；社会保障制度要改革，人员的能进能出、企业的能生能死必将阶段性增加失业，要完善失业救济制度和再就业制度，既允许企业合理用工、减少冗员，又要通过完善社保制度使失业人员得到培训和尽可能再就业。

　　更好发挥政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举措。实现这一历史使命既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更要切实加强党对高质量发展的领导，更好发挥政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继续推进宏观调控方式创新。运用有效合理的财政、金融手段，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使国民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防止出现危及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为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二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等改革。减少审批、放宽准入，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切实保障各类产权，真正调动起市场主体参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是更好地发挥政府弥补市场不足的功能，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更优结合。制定科学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出台测度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和统计体系，制定符合实际、企业认同的激励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严格查处各种假冒伪劣行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企业顺心、放心、安心，让参与高质量发展的市场主体得到保护、受到激励。

马建堂：数字经济：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本质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这个过程就是一系列从科学发明到科技创新再到产业变革的动态演进过程。伟大的科学发明产生了科技革命，科技革命通过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催生出新的行业，改造着传统的产业，塑造着产业新格局，这就是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是源泉，产业革命是结果，两者相互联系、相互激荡，描绘出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美好画面。

　　

蒸汽动力学革命催生了以蒸汽动力使用为主要特点、以纺织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电磁动力学革命催生了以电的普遍应用为重要特点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如今，以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智能终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使数据（数字）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使数据获取、加工、计算、运用、存储等活动和过程，较之产品、服务本身的生产、流通、消费更为关键、更为重要、更为本质。随着这一进展的不断升级，人类社会就迎来了数字经济这一崭新的经济形态。在完备的数字经济形态下，相当多的设备或物品可以采集数据和感知信息，绝大多数线路成为信息和数据传输的网络，所有的计算能力可以集合起来并快速计算海量数据，海量级的存储新介质得到开发和应用，相当多的人类活动被智能设备替代，社会经济进入智能化时代。

　　 数字经济的核心：最大限度减少经济活动不确定性

　　 人类社会告别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后，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方面临的是大量的甚至是海量的供应方，供应方提供的产品信息千差万别；供给方面临的是成千上万的需求方或消费方，消费方的偏好千变万化。简言之，无论是生产方、消费方，还是需求方、供给方，以及成千上万的市场经济活动的相关参与者，都面临着信息的不确定、不明确和不断变化。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管理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这一因经济主体无限大而产生的经济活动信息的不确定。至于着力于解决效率的动力机制，无非是消除消息不确定的激励制度设计，或者经济活动中的动力问题，无非是构建一种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信息不确定的激励机制。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数字经济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数字经济是大数据经济。人类社会利用实时获取的海量数据，包括主体数据、行为数据、交易数据、交往数据来组织社会生产、销售、流通、消费、融资、投资等活动，数字或数据成为经济活动的第一要素。

　　 第二，数字经济是智能化经济。数字经济是在对已有海量数据进行计算基础上，或按照人类指定，或依据算法逻辑，由人造器物替代人的一部分功能的经济，即经济社会的智能化。

　　 第三，数字经济是平台型经济。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是数字或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分析、利用、存储的能力、设施与设备，包括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与存储能力、计算机尤其是移动智能终端，以及将其联接在一起的软件平台。

　　 实体经济数字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从根本上要靠科技创新，要靠体制变革，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变革，推动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评价尺度很多，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品品质和供给体系质量的不断提高；二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供给与千变万化的需求相适应；三是在供给满足需求的过程中，社会资源配置不断优化，生产要素效率不断提高。

　　 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在以上三个方面，都可以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是通过多渠道、多方式获取的消费信息、需求偏好精准地了解、感知、掌握需求的总量、需求的结构和需求的变化，使社会生产更好地满足千变万化、不断增长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二是利用大数据把供给方、社会供给能力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供给与需求更好地衔接，提高社会资源与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保持供给体系弹性，消除无效供给，减少无效库存。三是利用已销售产品或已租赁设备来感知、获取产品和设备的利用信息，实现生产、销售、服务的一体化，推动企业转型和价值链升级。四是利用大数据把创新需求和创新资源联结起来，提高科技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

　　 数字经济呼唤深层体制变革

　　

数字经济是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它呼唤新的管理协调方式，甚至是新的思维方式。数字经济在我国已经有了快速的发展，它的更好更快发展需要不断地更新理念，持续地深化体制改革。

　　 一是要更好地鼓励创新。如前所述，每一轮产业革命，它的动力，它的源泉无一不是科技革命的转化，无一不是科技创新的累积。发展数字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数字经济，过去靠创新、现在靠创新、未来还要靠创新，鼓励创新就是以解放科技人员的创造力为依归，不断消除科研项目立项、资金分配、成果结题、产权认定、成果转让所有环节的繁文缛节和不合理规定，让科研人员的奇思妙想不断涌流，将思想转化为科技成果；让众多的科研成果顺畅地转化，变为现实生产力。

　　 二是要更好地尊重市场主体的主体地位。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信息的获取更为便捷，几乎人人都可借助互联网平台成为创新者、生产者，成为要素、资源的分享者、拥有者。信息获取的便利化，供给与需求联结的直接化，使得经济活动决策日益分散化。作为经济活动制度安排的经济体制要适应这一深刻变化，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调动市场主体创业干事的积极性、创造力，使市场进入更为方便，要素流动更为顺畅，产权保护更为严格，创新小溪成为洪流。

　　 三是要更规范和严格地保护个人信息。

数字经济就是利用数据和信息的经济。大众百姓的身份信息、交易信息、行为信息，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宝贵财富，也是涉及群众财产安全、人身安定、私人隐私的个人权利。个人信息，既要利用，也要保护，两者都十分重要，都不可偏废。要加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界定好个人信息的权利归属、保护要则，平衡好社会进步需求与个人安定安全的需要。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显露，其势浩荡。让我们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张开双臂，迎接这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马建堂：简政放权改革：成效与思路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当代中国共产dang人最鲜明的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明确回答了改革涉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成为XJP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对各领域改革发挥着体制支撑和保障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简政放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改革成效显著

　　 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先手棋”，大力推进“放管服”，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就业、加快新动能成长、增进社会公平正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管理方式创新和服务型政府建设。

　　 第一，政府职能深刻转变。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线与核心。行政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直接配置生产要素和资源，义无反顾地转向以市场主体自主经营为基础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定位，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各级政府紧紧扭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个“牛鼻子”

，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持续发力、不断加力、上下接力，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明显减少，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地位得到确立，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明显增强。政府宏观调控方式不断创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加强。

　　 第二，政府管理方式加快创新。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坚持利用市场机制，简化行政程序，调整管理流程，形成了政府规划、政策引导、法规制定、经济激励、信息服务等多种管理方式和手段相结合的管理体系。特别是近年来，我们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形势，注重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大力发展电子政务，大力推广“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努力建设智能政府，行政管理方式更加智能化、电子化、精准化、人性化。

　　 第三，政府组织结构不断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进行了多次重大的政府机构改革，总的趋势和要求是明确划分、合理界定政府各部门职能，不断理顺行政组织纵向、横向以及部门之间的关系，通过机构调整和人员结构的优化实现职能与机构相匹配、任务与人员编制相匹配，不断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改变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情况。特别是今年年初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对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统筹谋划，对各类机构进行了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改革。通过这次改革，进一步理顺了政府机

构与党和国家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了以宏观调控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为主体的政府机构框架，机构设置和职责体系日趋合理，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深化简政放权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关键环节

　　 创新永无止境，改革永在路上。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在不少领域还难以起“决定性”作用：“有形之手”有时还是管得过多、伸得过长。这与建设有效、公正、法制、透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全适应，与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我们要在总结以往改革成果和经验基础上，坚持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措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抓住政府职能转变这个“牛鼻子”，在打造简政放权升级版上取得更大进展。

　　 总体思路上，要更多地从“下放”到“放开”转变。简政放权的目的，就是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放权于市场，还权于企业，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管得多、门槛高、束缚重、办事难等问题。

　　 过去几年，简政放权改革推出了一系列简化行政审批环节和流程的举措，向下级政府和地方政府下放了不少权力。今后，要进一步明确和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仅要继续简化政府行政审批的流程，更要进一步减少政府行政审批权

力范围；不仅要向下级政府下放权力，更要进一步把权直接放给企业、市场和社会，把应由市场调节、市场也能有效调节的全部放给市场。

　　 一是企业设立环节，要加快从“先照后证”到“先照减证”转变。要继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在“先照后证”基础上，在更大范围内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加大清理、削减后置审批和许可力度，着力实施“先照减证”，各类证能减尽减、能合则合，着力破解“准入不准营”问题。除涉及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公众健康等重大公共利益之外，把能分离的许可类的“证”都分离出去，分别予以取消或改为备案、告知承诺等管理方式。

　　 二是投资建设环节，要加快从准入审批管理向更广泛实施负面清单管理转变。要把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投资建设领域推开。各地可从环境容量、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明确禁入的投资项目；对负面清单外的行业、领域，政府不再实施投资准入审批。需要明确能耗、环保、质量等标准的，政府制定标准，企业作出履行标准的承诺。政府相关部门则把工作重心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对没有兑现承诺的企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三是生产环节，要推动工业产品质量保障制度体系从“双轨制”向“单轨制”转变。

当前，我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和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并存。生产许可证制度实行生产准入，侧重审批，且办证耗时长、手续多、成本高；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实行市场准入，注重监管，符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当前，我国实现由许可制向认证制转轨的条件日渐成熟。要借鉴和推广江苏宿迁等地的改革经验，一方面大幅度减少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另一方面，可将确须保留生产许可管理的企业转向强制性认证管理，逐步将两种制度并存的“双轨制”向“单轨制”转变。对由生产许可转成认证管理的产品，要建立对接机制，制定转换后的管理规范和技术规则，严格落实发证机构的后续监督责任，加强对准入制度调整后产品质量状况的跟踪评估。

马建堂：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继往开来踏上改革开放新征程

——在国研智库论坛·2018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驱散了神州大地片片阴云，中国昂首进入了深深改变国家、党和人民命运的改革开放时代。40年后的2018年11月14日，XJP

总shu记强调，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要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继续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本次论坛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背景下的中国”为主题展开讨论，是对4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最好纪念，是落实中央精神的具体行动。在此，我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十年光阴一瞬，四十年沧桑巨变。改革开放带来了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改革开放带来了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华民族地位显著提升。

　　 改革开放的40年是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40年。1978-2017年，我国GDP总量从0.37万亿元增加到82.7万亿元，年均增速达到9.5%，扣除价格因素，平均每8年翻一番。这一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三倍左右。与此同时，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从1978年的380元增加到2017年的59500元，约合8700美元。

　　 改革开放的40年是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40年。1978年，我国农村有绝对贫困人口7.7亿，占农村总人口的97.5%；2017年，农村贫困人口已减少到3046万，只占农村总人口的3.1%。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71元，2017年已达到25974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40

年前，我国是物质产品极度匮乏的国家，基本生活用品大多都“凭票供应”，而现在“供大于求”成为一种常态。不仅居民的基本生活用品供应供给得到了保障，连那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产品，比如私人轿车，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40年前，全国每年的轿车总产量不足3000辆，轿车仅供高级官员使用。2017年，全国汽车产量超过2900万辆，私家车保有量达到1.46亿辆，每百户拥有39辆私家车。

　　 改革开放的40年是经济结构不断升级、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40年。40年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社会。40年来，我国在工业化不断推进、已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中心的同时，服务业也高速发展，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超过半壁江山。40年来，我国在城乡居民收入都显著增长的情况下，形成了以城市人口为主导的社会，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不足18%，2017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近六成人口生活在城镇。

　　 改革开放的40年是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40年。40年前，我国的经济地位，与一个人口占全球1/4的国度应有的地位极不相称。1978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仅为1.8%，不足日本的1/5，只相当于美国的1/16；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17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上升至15.2%，是日本的2.5倍，达到美国的63.1%；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1万亿

美元，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的发展受惠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发展也贡献于世界的进步与繁荣。美美与共是中国的理念，共建共享是中国的行动，今天，我们货通天下，我们友遍全球。

　　 同志们，朋友们！

　　 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社会的大进步，而且使中国共产dang从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真正跨越。

　　 中国共产dang成立于民不聊生、民族危亡之时。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dang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目标，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历史使命。1949年10月，中国共产dang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建立了人民群众坐天下的新中国。

　　 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崭新事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描绘了前景，提出了基本原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进行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基础薄弱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思考，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实践探索。

　　 毛泽东同志于1956年和1957

年，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经验，提出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强调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要“以苏为鉴”，根据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实践，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著名判断。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shu记的党中央，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适应新世纪的发展要求出发，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新的视野进行理论创新，以全方位的行动进行实践创新，在发扬光大革命党的斗争精神的同时，坚定地成为率领亿万中国人民创造性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把我党对共产dang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我们党深深认识到，坚持不懈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XJP总shu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但它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度丰富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这既是理论逻辑所决定的，也是客观现实所要求的。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仍将长期处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