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马名杰公开讲话汇编18篇VIP专享VIP免费

构建开放创新体系的思路和重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吕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马名杰　

　　【核心看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创新的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论述中强调，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创新本身是开放的，我国走开放创新之路是大势所趋。在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加快构建开放创新体系，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创新的质量和效率。

　　构建开放创新体系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也是打造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更深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当今世界，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推动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国际分工更加专业化，资本、技术和人才等高端要素跨国流动更加频繁，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要抓住新技术变革的历史机遇，我国必须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更高层次上构建开放创新机制。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构建更加开放的创新体系，采取更加开放的创新方式，有利于吸纳和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支撑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我国走开放创新之路是大势所趋。在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加快构建开放创新体系，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创新的质量和效率。

　　开放创新是全球创新重要趋势

　　开放创新是经济全球化和创新网络化背景下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协作，创新多极化趋势的增强加速全球化创新网络的形成。传统封闭、独立、线性的创新方式和过程正在被开放、合作、网络化的创新模式所取代。伴随信息、技术、知识、人才的跨国流动趋于活跃，各种生产力要素和科技资源加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各国创新体系间的依赖性不断提升。尤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速的背景下，高端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速度更快、更具方向性。各国为了应对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中日益增多的严峻挑战，普遍通过增加投入、改善制度和加强协同，构建各国的开放创新体系。主要呈现以下趋势：

　　其一，创新投入和活动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创新的行列。全球创新格局呈多中心、多极化发展趋势，亚洲的创新地位迅速提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仍在全球创新中处于领先地位。同时，研发活动开始向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转移。

　　其二，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创新要素在全球加快流动。尽管在一些国家和领域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是创新要素在全球加速流动，哪里环境好，创新要素就向哪里流动。随着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跨国流动的规模和水平不断提高，各国的创新也在充分利用世界人才、技术和市场，整合外部资源，提高创新效率。

　　其三，创新模式多样化，呈现网络化趋势。一是领域交叉融合创新增多。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强了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创新。二是创新专业化和网络化的程度提高，创新模式发生变化。互联网正在改变生产和创新的组织方式。从以企业为核心的线性模式、以地区为核心的集群模式，到跨领域和地区的创新网络化成为可能。三是互联网技术促进传统产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组织方式创新，提高实体经济效率。如，电子商务、智能制造、智慧交通等等。

　　其四，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合作不断加强。由于技术变化加快和复杂性增加，研究开发成本增加，某一国家和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也不再局限于内部研发，研发外包、联合研究开发、专利许可等推动创新成果在全球范围内产业化。在政府层面，为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健康、食品和能源安全等问题，各国政府加强技术合作，加大研究开发投入和交流。在社会层面，为了克服创新成本和技术的复杂性，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构建创新网络，加强合作研发和创新。一方面，产业价值链上各环节企业之间、生产者与用户之间加强合作创新。另一方面，产学研合作和协同创新，加强了创新链各环节之间的协调性，提高研究质量，缩短研究周期，加快成果产业化。

　　从开放创新到构建开放创新体系

　　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理解开放创新的内涵？这可以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来分析。

　　微观层面的开放创新是指微观组织开展创新活动和配置创新资源的方式，即创新主体同时利用内部和外部相互补充的创新资源，在创新链的各个阶段与不同合作伙伴多样化地开展合作。技术进步使得创新的复杂性和成本增加，一些重要创新难以由一个企业内部完成，为了提升创新效率，创新的开放度增强。

　　宏观层面的开放创新主要是指构建开放创新体系，促进创新要素的双向流动。这不仅包含构建跨国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机制，也包含构建开放的创新生态环境，促进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创新成果的国际化应用或扩散。

　　开放创新体系为开放式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一方面，创新体系的开放度决定了微观开放创新的效率。创新体系的开放度越高，创新要素的流动性越好，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可利用的创新资源范围越宽、质量越好，创新的效率就越高。国家创新体系为微观层面的开放创新提供要素、体制机制和政策保障。另一方面，微观组织的创新模式变化也会促进创新体系的开放。

　　作为典型的技术追赶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新体系的开放度不断提升。经过多年积累，我国进入了创新发展的新阶段，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正在从全面追赶进入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的阶段。面对国内外创新发展的新形势，中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强调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我们理解，其中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

　　一是从全球科技发展和产业竞争的视野来进行创新布局。当前全球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速度明显加快，新科技革命的巨大能量正在不断蓄积。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和紧跟世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进行科技和创新布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和有所作为。二是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利用国际科技和创新资源。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推动了生产要素和科技资源的全球配置。因此，科技创新需要充分借助世界科技资源，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和市场，在更大范围开放创新，提高创新能力和质量。三是掌握运用国际规则，更好保障从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随着科技资源全球化流动、配置和开放创新，合作创新和资源配置的新模式不断出现，新的规则和制度正在逐步形成。我们既要研究、掌握和运用国际规则，推进开放创新，又要参与全球创新治理，切实从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

　　关键要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开放创新不是对自主创新的替代，而是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我国有效利用和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目前，我国创新能力正在不断提升，完善开放创新体系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实施开放创新需要正确处理几个关系：

　　其一，正确处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我国必须更加重视主动“走出去”的能力建设，鼓励本土企业加快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提高海外知识产权运营能力。同时，也要进一步提升“引进来”的层次和效率，不断吸引更多的高端创新要素，增强吸收能力。

　　其二，正确处理内外资企业的关系。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建设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前提。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的开放，增强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有利于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内外资企业都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作出了贡献，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的那样，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其三，正确处理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与扩大开放创新的关系。构建开放的创新体系，一方面需要加快调整国内法律政策，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为创新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快创新相关制度建设。消除国内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不仅有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还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高端创新资源，增强我国创新环境的国际竞争力。

　　具体而言，切实提升我国开放创新水平和能力，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第一，加大国际科技合作力度，扩大合作范围。分层次开展国际合作，搭建多样化的国际创新合作平台，实现互利共赢。既要加强各国大学、研究机构的科技合作和人员交流，又要鼓励企业层面开展市场导向的技术引进、转移与合作创新。既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又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第二，有序扩大国家科技计划的开放水平。要根据不同目标，分领域、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有效利用全球科技和人才资源。一是要加强国家间和国际组织的科技合作计划，支持国内企业与境外产学研合作项目，特别是要加强在基础研究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共同探索人类未知领域，应对环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继续加大财政对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的投入力度。二是吸引在华的外资企业和研究机构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发挥跨国企业和研发机构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第三，加强区域开放与合作创新力度。一是加强创新城市和创新园区等区域创新合作。构建国际区域协同创新平台，在创新城市和创新园区之间进行对接；推动创新园区、创新城市及创业孵化器建设，增强各地区的区域创新合作能力。二是加大开放创新改革先行先试力度。建议在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区域，加大对开放创新的改革探索。重点针对区域创新环境与国际规则接轨、地方科技计划开放、合作建立研究机构和产业合作园区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多措并举支持企业走出去，鼓励跨国公司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创新政策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创新治理，从而加快构建开放创新体系，在开放合作中更好提升创新能力。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提升开放创新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马名杰　

　　 中国创新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从国内看，经过4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明显提升，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加速成长，创新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作用逐步增强。从国际看，全球经济和创新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新一轮技术变革催生了发展新机遇，也推动了全球生产格局的深刻调整。经济和创新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进程日益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种国际政治因素的干扰。我国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分享全球技术进步红利面临更多挑战。积极应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新的国际经济、科技和贸易形势，加速我国技术进步和创新步伐，助力高质量发展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是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回首改革开放40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家创新体系日益开放，创新环境明显改善。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科技管理和科研活动得到恢复和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期，系统化、自上而下的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启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科教兴国”战略启动实施，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逐步形成。2006年后，“创新型国家”建设快速推进，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发展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更加深入，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成为改革的核心任务。

　　 展望未来，我国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还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原始创新能力弱，核心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受制于人，创新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突出，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仍未消除，与国际惯例相适应的创新政策尚待完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开放，促进创新政策转型，任务更重也更加迫切。以下四个方面尤为重要。

　　 第一，提升科学技术供给质量，优化创新治理方式。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化解“卡脖子”问题，要“增投入”与“转方式”并重。“增投入”

就是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等方面加大投入。“转方式”就是政府要从科技管理者向创新治理者转型。政府支持重心向创新链前端转移，科研项目选择要更加体现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同时要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防止科技创新领域的计划经济思维再生。

　　 第二，加快完善创新环境，建立鼓励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创新环境不佳是制约我国企业创新的最大短板。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通过促进公平和充分竞争，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利，让企业从创新中获得合理回报，以健康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走创新发展的正路。一是更多运用普惠性政策支持手段，加强对新技术、新产品的需求鼓励政策，提高对中小微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政府采购比例。二是构建鼓励创新的监管新体制。一方面，对新商业模式、新业态、新产品实行宽容、审慎监管。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安全、环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强化质量、节能、环境、安全等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形成技术标准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创新倒逼机制。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惩罚性赔偿和处罚力度，加强知识产权执法能力建设，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大威慑力。

　　

第三，推进教育和科研改革，充分释放各类人才创新潜能。一是要加快深化教育改革，注重培养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创新型人才。这就需要扩大高校自主权，加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教育创新，实现教育方式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和自主探索的真正转变。二是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科研机构法人制度。建立符合科研规律及其职能定位的科研机构法人制度，是新发展阶段科研院所改革的根本方向。只有理顺科研机构法人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形成符合科研规律、鼓励潜心研究的激励机制。三是推进科研成果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化解现行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对成果转化的制约。只有处理好科研成果转化与国有资产管理的关系，才能充分释放高校和科研机构服务经济发展的潜力。

　　 第四，在更大力度的开放中促进创新能力提升。40年的发展实践表明，推进经济和创新全球化对我国利大于弊。要进一步提高国家科技计划、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对外开放水平，给予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促进跨国公司和跨国研发机构更深地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力度，积极参与重大国际规则制定，促进国内创新政策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接轨。

从追赶到前沿：新时代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命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马名杰

　　 十九大报告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60多年前，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了著名的“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的“李约瑟之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仅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也有了长足进步。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要实现从追赶迈入前沿，从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的战略转型。创新是引领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关键动力。

　　 新时代的创新型国家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顺利实现迈入前沿的战略转型，彻底破解“李约瑟之谜”，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命题。创新型国家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和基础性工程，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创新型国家从建成到走向前列，我国拥有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很大挑战。我国有庞大的和升级中的国内需求、低成本大规模的知识型和技能型劳动大军、快速提升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强大的产业配套和集成能力、日益增多的创新创业群体等优势。发挥好中国优势，充分释放创新潜力，让十九大报告精神落到实处，以下七个方面是要重点解决的课题。

　　 第一，抓住新技术革命机遇、迈进前沿需要夯实科技基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我国顺利实现战略转型打开了机会窗口。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是决定我国迈进前沿还是拉大差距的关键。我国科技在个别领域进入前沿，少数领域接近前沿的同时，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技术不足、创新底子不牢等问题亟待破局。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们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

　　

第二，让创新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创新是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也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最大短板。相当多的企业创新能力低、创新动力不足、管理水平不高，企业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效率、信息化水平和产品质量效益等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建立让创新者获益的激励机制，引导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向创新者集聚。以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以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催生新经济增长点，以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支撑绿色发展。

　　 第三，在创新中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经济全球化和创新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在全球创新格局的地位更加凸显。在争抢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激烈竞争中，开放创新与合作创新已成为全球创新的主旋律。创新对促进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通过创新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确立新优势，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通过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提升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竞争力，助力贸易强国建设。二是积极促进国际科技合作、创新人才跨境流动、海外技术投资等活动，构建更加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三是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涉及全球共同利益的资源、环境、健康等领域的研究和成果转化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探索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发展道路。我国的区域创新格局已初步形成，东部沿海地区和一些发达省市走在创新发展的前列。高新区已成为引领新经济发展和形成新动能的高地。各地对创新重视程度明显提高，对人才、技术和新兴产业的竞争日趋激烈。但以行政手段配置创新资源的倾向有所增强，政府低效投资和补贴发展新经济的现象屡见不鲜。区域创新发展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坚持创新要素配置的市场导向，在优化区域创新环境、支持公共技术服务、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等方面积极作为，最终形成有吸引力的区域创新环境和有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

　　 第五，运用创新解决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技术进步和创新不仅能提高效率和发展经济，也有助于解决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近些年，数字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相结合，更快速、更深入地应用和渗透到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领域。在形成一个个新增长点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原有的教育、医疗等服务供给格局。让新技术惠及更广泛的人群，让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在促进教育公平、增加医疗有效供给、消除贫困、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应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出发点。未来数十年，社会领域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将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方面有更大作为。

　　

第六，构建适应前沿创新的新型治理体系。从追赶迈向前沿的关键在于创新治理体系的转变。一是支持重心转变。政府研发支持重点要从竞争性领域的产品研发转向竞争前的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二是支持方式转变。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要从定向补贴为主向营造创新环境转变，更加强调政策的公平性和普惠性。三是监管理念和方式转变。对新商业模式、新业态、新产品实行宽容、审慎监管，加强过程监管和社会性监管，更加注重安全、环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第七，利用数字技术和创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近十年来，数字技术通过政务信息化和数字政府建设促进了政府提高效能，基于数字技术的商业模式和业态创新也让城市交通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具有了商业属性。在原本由政府提供服务的领域，一些政府部门通过业务外包、PPP等方式积极探索与企业开展合作，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效率。在一些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开始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向服务的合作者或监管者转变。要利用好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创新动力，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

典型企业的竞争优势升级之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 马名杰

　　由于要素成本上升等产业发展环境的变化，我国企业将越来越难以单凭成本优势应对国内外竞争。我国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根本途径是实现竞争优势的升级，即从低层次竞争优势向高层次竞争优势转变。为了解我国企业竞争优势升级的方式及其特征，我们对数控机床、鼓风机、软件、工程机械、光伏产业、纺织、水泥、集成电路等8个行业的l6家企业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尽管由于样本数量少而不具有统计意义，但这些企业都是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其看法颇具代表性和启发性。

　　一、企业竞争优势升级的内涵

　　（一）从低层次竞争优势向高层次竞争优势转变

　　从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角度，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将竞争优势分为低层次竞争优势和高层次竞争优势。低层次竞争优势主要指成本优势，即企业能比竞争者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设计、生产和营销产品）。但其缺点是容易被竞争者模仿和复制。高层次竞争优势是指高技术的知识产权、高级专业人才、内部技术能力、品牌、营销（渠道和售后服务体系）等。高层次竞争优势是一种差异型竞争优势，即企业为客户提供的独特而优异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产品质量、专业功能或售后服务等方面。差异型竞争优势代表了单位产品更高的利润率。

　　波特认为，市场竞争要求企业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竞争优势，而企业在寻求新的竞争优势时，最重要的行动是创新。其所指的创新是广义上的，包括改善技术和改进工作方法，对产品和流程的改进，新的营销观念和促销方法等。

　　（二）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环节发展

　　价值链分析法认为，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不只是某个环节的竞争，而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而整个价值链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企业的竞争力。决定企业经营成败和效益的战略环节可以是产品开发、工艺设计，也可以是市场营销、信息技术，或者管理等，视不同的行业而异。“微笑曲线”则从产业链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竞争优势升级的过程和方向。“微笑曲线”论认为，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产业链的两端，即研发设计和销售环节。而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过程附加值最低。因此，企业要增加盈利，就不能局限于制造和组装环节，而应通过加强研究开发获得更多的知识产权，或者加强客户导向的营销与服务等，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

　　二、企业对竞争优势升级的看法

　　为了了解我国企业对竞争优势升级途径和方向的看法，我们选择了研发设计、生产规模、供应链管理、营销策略、品牌策略等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并要求企业按照重要程度对以上因素进行排序。从反馈结果看，我国企业对竞争优势升级的认识具有以下特点。

　　（一）高层次竞争优势并非一种，而是多种优势的组合

　　绝大多数企业选择了2个以上的关键环节作为提升竞争力的重点。由此可见，企业竞争优势并非局限于研发设计或品牌战略等单个环节，而是以1至2个关键环节为龙头，连同其他若干环节形成的竞争优势组合。只凭借一种竞争优势维持竞争力，企业就很难阻止竞争对手的模仿和进入。通过建立竞争优势组合，大大增加了竞争对手模仿的难度，企业就可以拉大与对手的差距。

　　（二）高层次竞争优势的内容因企业自身情况而异

　　由于企业战略、市场定位、既有优势等因素的差异，同一行业的企业对中高端竞争优势的选择不完全相同，一些行业甚至相差较大。特别是在第二和第三重要的竞争优势选择上。

　　（三）“研发设计能力”是绝大多数企业提升竞争优势的首选要素

　　受访企业既有纺织、建材、工程机械等传统制造企业，也有集成电路、数控机床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但绝大部分企业都将加强研发设计能力作为提升竞争力的首要因素。此外，企业对专利也相当重视。考虑到专利是研发设计的成果，更说明了研发设计能力在竞争优势升级中的首要地位。从而显示出企业预期未来利润将更多来自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企业对新技术和新知识的需求，以及对研发设计的投入将呈增长趋势。

　　（四）品牌建设是仅次于研发设计能力的关键竞争优势

　　我国企业普遍存在品牌效应不强，服务网络滞后，市场营销能力较弱等问题。在本次调查中，绝大部分企业将品牌战略作为位居前两位的重要竞争优势，建材和软件企业甚至将品牌列为第一竞争优势。表明我国企业在从低端走向中高端市场的过程中，将更加重视塑造良好的企业和产品形象，通过在美誉度等方面的投资和运作提升产品附加价值。

　　（五）生产规模优势和供应链管理等因素已经不是优势升级的首要因素

　　除了一家通用设备行业的企业，绝大部分企业都不将生产规模列为优势升级的首要因素。尽管如此，所有行业仍认为影响成本和效率的生产规模和供应链管理对提升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说明尽管成本和效率优势不能引领企业在未来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但仍是企业竞争优势组合中的重要因素。

　　（六）标准的作用比较受到企业重视

　　企业认识到标准对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有半数以上企业认为标准对提高竞争力有重要作用，通用设备行业的企业更认为标准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但与其他因素相比，标准受到重视的程度是最低的。

　　三、对我国企业竞争优势升级的几点看法

　　从调查结果看，除建材行业外，研发设计能力无疑是每个行业应具备的首要中高端优势，不同组合的主要区别在于支撑研发能力的其他“重要”高端优势的选择。表4反映了我国几个典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升级方向。总体上看，我国企业竞争优势提升的方式，是以研发设计或品牌建设等一两个关键环节为主导的价值链整体提升，而不仅仅是研究开发能力或市场营销能力等单项能力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成本优势仍将对提高竞争力发挥基础性作用。

　　（1）我国企业在主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建设品牌的同时，通过规模经济与供应链效率提升等组织和管理创新来增强竞争优势，是竞争优势升级的主要途径。我国企业还处于成长阶段，企业竞争优势提升是一个以既有的成本优势为基础，以研发开发或品牌建设等关键环节为主导的价值链整体提升过程。不仅仅是研究开发能力或市场营销能力等单项能力的提高，而是企业各项能力相互配合、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能力提升过程中，研发设计和品牌建设能力必须得到大幅提升，而生产制造能力等既有优势也需要保持和提高（见图1）。

　　从成本领先为重点的竞争优势转向产品差异化和高美誉度为重点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将是企业竞争优势升级的方向。首先，产品知识含量的提高促使产品附加价值明显提升。其次表现在从以制造为中心向以品牌建设为核心的制造与

服务一体化转变的趋势。通过服务使产品增值，提高企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2）少数领先企业与多数低端企业的分化将更为明显。本报告提出的竞争优势升级的方向和途径更多地反映了一个行业中的领先企业的追求。领先企业往往已经具备了较强的成本优势或技术能力，因此具有比同行其他企业更强的竞争优势升级愿望。对我国而言，一个行业中能获得中高端竞争优势，并在中高端市场进行竞争的企业将是少数企业，大部分企业可能仍然集中在低成本竞争层面上，其产品定位也仍保持在低端市场。

对高质量发展的几点思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马名杰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围绕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思路和举措进行了发言。对高质量发展的认识是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其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协调性。首先，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系统性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统一。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增长动力的转换；在中观层面上，表现为经济结构的优化，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产品和服务质量、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以及市场活力的提升。可以说，微观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是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基础，是提升供给质量的着力点。其次，高质量发展不是片面强调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而是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更加兼顾效率与公平，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因此，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和全面开放体系等方面系统推进，从而解决我国经济体系内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二是真正发挥创新的战略支撑作用。我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也是从后发追赶向前沿迈进的过程，创新是引领这一历史性转变的第一动力。改革开放40

年，我国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有了长足进步，但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技术不足、创新底子不牢等问题亟待破局。迈向高质量发展正值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会窗口，能不能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关键靠创新。创新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最大短板，相当多的企业创新能力低、创新动力不足、管理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效率、信息化水平和产品质量效益等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因此，需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等投入，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掌握核心技术和主动权；需要提高创新效率，建立与创新型国家相适应的富有活力的创新体系；需要促进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等各种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催生新经济增长点，形成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三是切实发挥改革的关键作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是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过去的5年，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四梁八柱式的改革框架已经基本确立，下一步关键是如何推动重大改革举措切实落地。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推进改革也要秉承“工匠精神”。要更加聚焦关键领域的核心问题和难点问题，实施精细化改革和精准打击，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根基。

 

对在内陆发展核电的几点思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 马名杰

　　我国核电发展是从沿海起步的，目前国内对“内陆是否有必要发展核电”和“内陆核电是否安全可行”或存争议。但从国际经验和一次能源供求形势来看，发展内陆核电是可行的。

　　核电布局规划要与时俱进

　　我国的核电建设是在沿海率先开放的总体战略下起步的。核电站首先建在沿海地区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起步阶段对核电的安全和环保极其谨慎，滨海核电站的取水和排水条件被认为更安全稳妥；二是便于缓解沿海地区突出的一次能源短缺问题；三是核电投资大、电价贵，沿海地区有能力承受“高来高去”的电价。

　　事易时移，今天核电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国核电建设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术日臻成熟，内陆滨河核电站的安全和环保问题可以解决；内陆地区一次能源和电力短缺问题日益突出；内陆地区对核电电价承受力已经大大增强。因此，核电布局规划应与时俱进，适时调整。

　　在法国、美国、德国等核电大国，内陆核电站的数量都超过滨海核电站。法国的20座核电站58台机组中，内陆滨河电站数量占75%，机组台数占69%，装机容量占65.1%。美国内陆核电的站址数、机组数和装机容量则分别占总数的77.3%、75.7%和75.7%。而且，国外也没有先发展滨海核电后发展内陆滨河核电的规划思路。

　　核电站是建在滨海还是内陆滨河，国外首先考虑的是当地的电力需求、一次能源情况和电源布局等经济社会因素，对两者的厂址选择标准并未刻意区别。

　　能源短缺是发展核电的动因

　　一次能源短缺将取代装机不足成为主要矛盾。装机滞后直接导致了2002年以来的全国电力短缺，也激发了各地空前高涨的电力投资热情。2003年和2004年，全国新投产的装机容量分别达到3484万千瓦和5055万千瓦，打破了世界纪录。不完全统计，2005年全国发电装机总容量达到4.3亿千瓦。

　　但隐忧是：以火电为主的装机骤增，必将使一次能源短缺问题更加突出。2005年煤炭缺口在1亿吨左右，煤炭的增产和运力紧张问题短期难从根本上改观。随着电力项目陆续投入运行，一次能源短缺和装机骤增的矛盾可能愈加突出。

　　一次能源自给率低的内陆地区将受更大影响。内陆相当一部分地区的一次能源自给率很低，煤炭消费对外部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湖北的情况最严重，丰富的水电资源将基本开发完毕，一次能源自给率只有10.8%，远低于广东（21.8%）、江苏（21.8%）和福建（21.1%）。而山西、河南、内蒙古、陕西和河北等产煤大省也在奋力自保，要求产煤优先满足本省需求。河南甚至预计，到2010年和2020年，本省煤炭缺口将达到2000万至4000万吨。

　　近一轮的全国电力紧张中，部分内陆地区的电力短缺严重程度并不亚于沿海发达地区。沿海地区尚可进口一次能源，而许多内陆地区只能依赖国内。面对以两位数增长的能源需求和越来越高的对外能源依存度，一次能源短缺将严重制约内陆经济发展。因此，发展核电就成为缓解内陆一次能源和电力紧张，优化电源结构的较佳方案。

　　消除内陆发展核电的忧虑

　　现有技术可以解决内陆核电的安全和环保问题。由于内陆厂址的取水、人口和扩散条件等环境因素较滨海厂址复杂，国内对内陆建核电站在技术上的担心主要集中在“安全性”和“环保”两个问题上。从国外经验看，在厂址选择、设计、建设的标准和法规上，内陆滨河（湖、水库等）核电站与滨海核电站没有本质区别。主要差异是选址评价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发达国家对兵器工业改革、监管与扶持的经验启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马名杰

　　 发达国家对国有兵器企业进行重组和改革，吸引民间资本积极进入，提高了国防生产的效率、活力和稳定性，但国有企业在少数国防生产领域仍然存在，主要从事盈利低、风险大、保密性强的专用装备生产和维修任务。我国兵器工业军民融合的重要任务是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国防生产体系，推动国有兵器企业分类改革，对特殊行业采取专门的生产能力维持政策，同时加强对国防工业竞争秩序的监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防工业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发达国家在国防市场引入竞争，通过分立、重组和并购等方式，对国有国防企业进行改革，大大降低民营企业进入门槛，增强了国防工业的活力和竞争力。至今，发达国家基本完成了国防产业组织的重构，形成了与国防战略和需求相适应的产业组织体系和市场结构，建立起国防采购、行业监管、特殊国防品保护政策“三位一体”

的政策体系。兵器工业作为国防工业中最为传统和基础的行业，政府介入程度更深，改革难度更大，但市场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

　　 发达国家兵器工业的产权结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国防工业改革的一个趋势，是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民营企业不能承担的国防生产领域，开始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虽然兵器行业有一些特殊性，但大量国有兵器企业也开启了民营化进程。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民营企业和公众公司成为兵器工业的主要力量。

　　 1.保留国有兵器企业的原则

　　 尽管发达国家的国有兵器企业大幅减少，但也有所保留。发达国家保留的国有兵器企业主要从事盈利少、风险大、保密性强的专用装备生产和维修任务。从实践中看，发达国家是否保留国有企业可归结为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不与民争利原则。凡是民营兵器企业能够且愿意生产的可盈利的兵器产品，国营兵工厂一般不生产；凡是民营企业不愿意生产的盈利少或不盈利的兵器产品，则由国营兵工厂和国有民营兵工厂生产。二是安全原则。高危险品的生产以国有企业为主。三是最优保障原则。国有企业主要解决武器装备的日常维修养护问题，或者满足军事应急需要。但这些企业规模一般不大，而且尽量将企业外包给私营部门运行，即英美的国有民营形式。

　　

以美国弹药行业的生产为例。弹体、引信、药筒等环节的作业危险性低，可由民营企业生产。而火炸药及其装药、装配和包装环节所需专用设备多、作业危险性大，则由国营兵工厂或国有民营的弹药厂生产。

　　 2.保留国有兵器企业的领域

　　 美国兵器工业中的国有企业主要在两个领域。一是在核武器总体、火炸药、核心密室等高度专用或高度机密的装备生产领域，由国有国营和国有民营企业负责生产。发达国家对危险品行业实施民营化是慎重的。火炸药等危险性高的特殊行业仍以国有企业为主，基本没有进行民营化。二是在装备维修保养领域。美国有数千家民营公司为国防部提供维修业务支援。其中，有少量的军方所有的国有维修企业，如陆军有8个军内维修机构。

　　 3.兵器工业改革的几种主要方式

　　 各国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