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政府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0年2月24日）
同志们：
刚才世杰、明德、武章、月生、马斌、向华六位副市长，对各自分管的工作作了总结，对今年的工作作了部署。由于时间的限制，他们的讲话都不长，但是突出了重点，明确了奋斗目标，提出了具体措施，讲得很实在。这次会议是政府工作的全局会议，会后大家要按照各位副市长的安排，认真抓好落实。
这次政府工作会议，是对近年来文山会海的一次重大改革。为什么这样改呢？改革的效果怎么样呢？我让办公厅作了个统计，去年、前年政府系统的45个部门安排的工作会议是61次左右，这次把会议合并起来召开就减少了60次。如果一个会议按照半天来算，加上县区同志们的往返，可能就是一天时间。加上市里其他各种会议，大约要占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年有100多天的节假日，又是三个多月。市里要开会，县里要部署，会要开到乡镇，可能一个月又过去了。再加上迎来送往，包括各种检查、验收、评比，又一个月过去了。这样满打满算一年用于抓落实的时间大约不到5个月。这样的情况长期下去是有问题的。最近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关于鄂尔多斯的报道，鄂尔多斯人口160万，是大同的一半；去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是2100亿元，大同是596亿元，约是人家的四分之一；财政总收入是366亿元，大同是121亿元，不到人家的三分之一。“十五”以来，鄂尔多斯平均两到三年经济总量就翻一番，更可怕的是今年1月份，财政总收入62.8亿元，照这样的速度，两个月就是大同全年的总收入。现在鄂尔多斯五大园区的发展势头很强劲，神华的20亿立方米煤制天然气项目已经开工了，发展势头了不得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压力。这次会议的改革，试图要达到三个目标。第一是实现政府效能的最大化，建设高效能政府。减少各种迎来送往，减少不必要的干扰。第二是实现工作机制的最优化，形成抓落实机制。政府工作第一是落实，第二是落实，第三还是落实。通过减少会议，减少应付，减少应酬，集中精力来抓落实。政府的工作需要说到，你不说到人家不知道，但更需要做到，就是说到了你做到了没有、实现了没有、完成了没有。第三是实现管理成本的最小化，创造节约型政府。政府和企业一样，应该计算投入和产出。政府工作最可怕的是不算经济账，政府空转，时间空耗，财力空投。我们有些工作是煞有介事，比如说过去的一些招商引资活动，组织的是人山人海，每次还要争取前几名，一签单就是几百亿，甚至是上千亿，到最后还不是雷声大雨点小，而是雷声大雨点无。所以说政府的工作不能看起来好像还有那么一回事，实际上啥也没有。那么我们开会是为什么？开会是干什么？开了会有什么效果？政府投入了有没有产出？我们常常是投入了以后产出不是零，是负数。这次会议的改革试图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大家想一想，我们一年能做多少事情呢？一年有多少时间呢？时间过得飞快，马上就到3月份了，那么1、2月份可数可点的有多少事情呢？有一些常规的工作不一定要年年部署，比如植树造林，每年开会动员，但是每年的效果怎么样呢？关键还是在落实，要看你做得怎么样。今天的会议就是要解决一些工作普遍安排、普遍部署的问题，同时也要解决上面考核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是无形中就把会议作为了工作的主体部分，其实会议只是工作手段，而不是目的。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会议的背后，手段和目的不能颠倒。这一次做了这样的改革，以后还要逐步探索，看看我们的会议能不能压缩到最少，能不能提高会议的质量，也就是说既开了会，又节约了会、节省了时间、腾出了精力，还能收到好的效果。这就是今天会议的一个目的。
大同要加快发展，什么最重要呢？可能说上十来八条，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三条：工作思路、团队和执行力。换言之，第一条就是选方向、定战略，第二条是搭班子、建队伍，第三条是扎死寨、打硬仗。
第一个大的方面是选方向、定战略。这对一个地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如果一个地方发展思路不清、战略不明、决策不准，就会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就会付出走向反面的沉重代价。根据大同60年来的发展，我们提出“三名一强”的发展目标，这就是我们的方向。“三名一强”就是要建设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生态名邑和经济强市。文化名城是三部曲，就是大同有过北魏、辽金、明清三个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旅游名都是三张牌，就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世界遗产旅游城市、国家风景名胜区；生态名邑是三层次，就是要建设宜居、利居、乐居城市；经济强市是以五个园区为载体。那么这样说准确不准确呢？现在有人议论说，过去我们提的“工业强市”就很好。我想“工业强市”没有问题，但有时代局限性，提法不够全面。“三名一强”体现了时代性，反映了全面性，突出了特色性，贯穿了科学性。“三名一强”包含了工业强市的内容，应该说“三名一强”是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创造、新的跨越，是在前人积累基础上的新创造，是认识上、思路上的新飞跃，这是完全符合大同历史发展实际的。大同的煤炭在脚下，文化在身边，大同文化的价值怎么估量也不过分，所以讲“三名一强”抓住了大同的核心价值，在打造大同高贵的灵魂。
上次日本矶崎新先生提供了一个信息，说他已经去世的老朋友在1937年做过大同的规划，所以这一次去日本访问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请大牟田市协助我们在日本国立图书馆找到了这些资料。资料显示，在73年前日本作为侵略者给大同做了一个很好的规划，它的空间布局是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旧都市，保护的范围是北到北小城，跨越了操场城东西街一直到了北面；南到南小城的全部，跨过迎宾街；东到东小城的全部，一直到了御河。第二部分是在西面做了一个新都市，新区的结合部是一个广场，要把它的神社搬过来。新区一户是按照5个人来计算，规划建设500平方米，人均100平方米；道路的宽度是66米、50米、40米一直到10米的小巷；新区当时预计的人口是20万人。第三部分是往南跨过十里河的工业都市。我们现在的二电厂是在南三环附近，而它的规划是在跨过十里河的南面。我就一直想，如果新中国建国以来大同一直按照日本做的这个规划来建设的话，那么今天的大同一定是一个国际性的都市，因为它保留的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做过都城的古城。这次我们到京都和奈良做了一个调查。京都是160多万人，一年的游客是5000多万人，旅游收入是500多个亿，大同的游客不到100万人。京都和奈良没有其他产业，就是发展旅游产业，旅游产业就养了一个城市，但是现在谁能不承认京都是一个国际性的都市？谁能不承认奈良是一个世界遗产城市？所以我就想，日本是一个侵略者，是强盗进了大同，居然站在那么一个高度，对大同的长远未来进行规划。作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侵略者，我们要牢记国耻，不忘旧恨，但是不得不仰视日本这个民族的敬业精神。那个规划文本也写得很好，说来了大同不知道这么一个边陲小市居然有那么多的文物，在日本肯定会被列为“国保”。他当时就有“国保”的概念。大同需要工业强市，但是到了科学发展的今天，如果还是停留在单纯地建设工业强市那样的水平上能行吗？显然是不行了。今天的大同人民聪明了、觉悟了、提高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基础上，看到了文化资源的潜在优势、文化产业的重要性，所以，建设文化名城、旅游名都这是一个大产业，况且我们是结合城市改造来建设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的。大家曾经议论纷纷，有人说城建是花钱的，城建无非是修修路、栽栽树，花钱谁不会花呢？其实花钱也不简单，大家想想，建国以来我们许多钱花错了，好多钱花了没有办好事。花好钱不简单。有些地方为什么原来没钱后来有钱了？钱从哪里来？事要怎么办？都不是简单的事情。最近，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来山西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他的讲话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李源潮同志讲，现代化有两个轮子，一个轮子叫城市化，一个轮子叫工业化，两轮并进才能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到了中后期，结构问题、产能过剩非常突出，好多东西卖不了，只能靠出口消化，但是现在欧美经济不景气，消化产能要靠扩大内需，最大的内需是城市化。工业化走到一定的阶段要调整，这次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的生产总值前年超过德国，去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我们城市化是滞后的，老百姓住房短缺、学校短缺、医院短缺、公共文化事业短缺、公共空间短缺、城市公园短缺，所以要加快发展。李源潮同志还讲，一个地方的书记市长，如果只抓具体项目，把规划推给规划局长，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不懂规划的书记市长是不合格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秘书长王健，去年提了一个建议，他说扩大内需要加快城市化的建设。因为现在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是50%，包括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和最不发达的国家，世界强国的城市化水平是90%多，中国仅仅有45%。我国虽然是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但是我们的城市化水平低呀，这意味着我们的综合国力还是落后的，人民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大家想一想，一个农民和一个市民的生活水平差距是很大的，要加快城市化的建设，把大量的农民吸收进城市。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光靠出口来拉动，必须走扩大内需的路子，扩大内需的载体就是城市化，这确实抓住了经济发展的要害。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是在哪里呢？基本都是增加供给、增加产能。那么消费呢？消费在哪里呢？老百姓没有钱，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是形不成大的消费市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生产和消费的平衡，消费促进生产，消费上不去，生产过剩，产能过剩就会发生经济危机。
2008年以来我们大抓城市化建设，和中央今天提出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我们在城市化发展中特别注意了三条：
第一，把城市改造建设和文化旅游产业结合起来。这是大同城建最显著的特点，在花钱的同时蕴含着赚钱的大产业，在创建特色城市的同时复兴着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城市改造建设完成之时，就是文化名都崛起之日。三年以后，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时，名城保护基本成形，包括云冈、恒山整治工程也完成了，大同的文化旅游产业就站起来了、形成气候了。同时我们还注重了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在市区空间布局了三个园区，加上阳高的龙泉、左云的化工园区，共建设了五个园区。城市发展，产业也在发展。
第二，把城市改造建设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民生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大家看一看，大同的老百姓不是一般的苦，国有、二轻、物资、供销等三四百户企业基本全军覆没，下岗工人近10万人。2008年以来，我们采取特殊政策，仅去年财政就拿出14亿元，解决了3.6万下岗工人的提前退休、养老保险问题，最近又筛选了154户企业，共有1.7万职工，其中可以享受提前退休政策优惠的有5000多人，这样加起来就解决了4.1万工人的生活困难。一个工人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按每户3人算就是12万多人呀。住房困难又是大同民生最突出的问题，在低矮、残破、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棚户区有10多万户。前不久，李克强副总理到棚户区居民家慰问，这户人家住房只有8平方米，家里只有一条土炕、一个灶，只能进去一个人，再进去人那个人就得退出去。棚户区居民几千人共用一个公厕，上厕所得排队。全市棚户区居民居住面积户均就是20平方米。三年后，城市改造建设结束以后，棚户区改造也全部结束，城中村改造也全部完成，看不到那些低矮的平房。新闻单位要把这种历史的脚步记录下来，那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不可再生的资源。2013年大同市人民政府可以跟全市人民说，大同的棚户区在全市消灭。我们就是在城市改造的同时，让老百姓住有所居、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这是一个城市的基础。
第三，把城市改造建设和提升城市品质、塑造品牌结合起来。三年后，大同市以一轴双城的空间布局和完整的古城风貌、现代的新区特色，一定会在全国城市化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现在各方面的媒体、专家都非常关注大同的发展，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名城保护成功的案例，只有一个平遥古城是完整地保留下来了，但它是一个县，平遥古城的价值不可低估。我们一些被作为案例的文化名城，充其量最多是个有特色的城市。完整的保护没有成功的案例。我们是按照国际名城保护的规则和经验，按照梁思成先生“新旧分开、今古两利”的古城保护这个到今天仍然具有时代光辉的规划思想来建设的。我们不求最大，但求最佳。我们要内聚合力，外塑形象，把特色城市的大品牌打出去。这是在大的发展思路上，“三名一强”包含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搭班子、建队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要把我们的队伍建设成有职业化、专业化、标准化的能打善战的团队。什么叫职业化？就是在其职，尽其责，爱岗敬业；专业化就是有专业水平，干一行，爱一行，成为一行的专家；标准化就是做事的基本标准，做到什么样的标准才叫合格。职业化精神、专业化水平、标准化要求，三者有机结合，才是一支能打善战的队伍。我这次去了日本以后发现，日本的城市管理、社会管理都有非常高的标准，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学习。到了京都、奈良、神户、大阪，我看到大街小巷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裸露的土地。我们常常是没有标准，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降格以求，差不多就行了，不就是一个修路嘛！不就是一个栽树嘛！好多工作做不到位，就差那一步、那一点。
第三个大的方面就是扎死寨，打硬仗。就是要坚守阵地，打好硬仗，把事情办好，抓好落实。我们经常讲“一线工作法”，就是问题在一线解决、工作在一线落实、经验在一线总结、业绩在一线创造；强调“三事精神”，叫事不过夜、事必躬亲、事无巨细；提倡“五到工作法”，做到身到、心到、眼到、口到、手到。这是我们的队伍能够拉出去、打得赢的保证。
那么在这种大的格局之下，大的方面应该抓哪些呢？我在几位副市长安排部署的基础上，提五个要求。
第一，要坚持大规划引领。规划是一个城市不败的基础，是城市的最大财富，是城市的最大资源，城市建设首先不能输在规划上。问题规划代价巨大。规划在一定意义上不是一个专业问题，是一个眼光问题，就是站在什么高度上看问题？看得有多远？看的是今天？看的是明天？看的是10年、50年、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孔子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就是讲高度与望远的关系，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解决不好规划的问题，麻烦事情就会到眼前。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比如得大高速公路文瀛湖路段，道路选线就没有很好地进行规划控制。文瀛湖周边土地是御东黄金地段，怎么能压在文瀛湖边选线呢？今天的代价是花5亿元来实施肖家寨至蔚州疃段7公里多的改线工程。比如电厂的空间布局，如果按照当年日本人编制的规划把城市周边的电厂全部布局到十里河以南，那么今天城市向南发展就会有很大的空间。比如火葬场、马铺山和采凉山公墓，现在都面临规划调整、搬迁的问题。都是由于规划尺度太小而造成的。比如古城城内和周边的多层建筑问题。这方面当前最“烫手”的要数规划展览馆大楼的问题。规划展览馆大楼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我市唯一值得保留的一个建筑物。但是，它又偏偏压着城墙的原址。由于它的存在，西城门和瓮城都不好恢复。再加上附近的联通、移动、邮政等各单位的办公大楼构成的群体，拆迁代价非常大。比如今年准备实施的西环北延工程。如果按50米的红线宽度来拆迁，那么光楼房就有20多栋，而且不少都是近几年建的。要是规划提前进行空间控制，拆迁就没有这么大的代价了。拆迁就是纠正过去的错误。假如能够把城市规划早点控制好，也不至于今天有这么大的拆迁量。城市道路拓宽改造投入100亿元就有70亿元用于拆迁。所以说规划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好的规划，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美国前总统卡特访华时说，我们美国人有能力建无数个曼哈顿和纽约，但是绝无能力再建第二个北京城。可见北京古城的价值。如果当年能按梁思成先生的空间结构来规划，把北京古城保护起来，那么她就不会遭受后来建设性的破坏。一位德国的专家看了改造后的北京城非常痛惜地说，我们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你们曾经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不过你们现在也没有了。我们一定要面向未来，用百年尺度来把规划控制好。重点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坚持市县一体、城乡统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