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新产经》阚丽丽：
多维发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1
2．黑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海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提高机关事务工作效能………………………………5
3．中国工商银行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张文武：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10
4．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孙靖怡：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持经济健康发展………………………………………17
5．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周瑞玲：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提升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19
6．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政治学教研室梁军峰：
防范化解政治领域重大风险探析……………………………………………24
7．冯志峰、万华颖：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攻坚战持久战……………………………33
8．李季：
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50
9．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孙东方：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58
10．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秦培涛、黄志高：
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方法论思想探析………………………63
11．吴祖清、张莉彬：
提升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探析…………………………………74
12．长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谢卫东：
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84
13．马宝成、吕洪业：
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重大风险……………………………88
14．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王维国：
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领域的重大风险………………………………97
15．艾医卫：
标本兼治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重大风险……………………………………108
16．本刊编辑部：
坚持知责负责守土尽责坚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110
17．本刊评论员：
着力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115
18．戴军：
有效防范化解当前经济领域重大风险……………………………………117
19．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119
20．毛明芳：
夯实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创新之基……………………………123
21．中共大连市委党校沈毅：
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125
22．王懂棋：
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134
23．邢久强：
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定力和能力……………………………………138
2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邵鹏：
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的基层治理现代化之维…………………………141
25．陈一新：
强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担当………………………………………144
多维发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新产经》阚丽丽（2020年2月1日）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节点上，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环境，2020年打赢三大攻坚战至关重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而这其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三大攻坚战之首，更
凸显出紧迫性、重要性。
集中整治成效突出
2015年以来，金融系统自我繁荣、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风险逐渐暴露出来，无论是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是大宗商品市场，资产价格泡沫频频出现，引发了监管层的高度关注。从经济工作领域来看，我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内部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具体体现在企业产能、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等领域存在的风险。
日月开新元，天地又一春。那么，回首2020年以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背景下，我国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层面上有哪些成效呢？
央行行长易纲在2019年12月31日辞旧迎新之际发表新年致辞称，在过去的一年里，部分重点领域和金融机构风险暴露。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国务院金融委直接领导下，认真履行金融委办公室职责，及时果断行动，切实稳住宏观杠杆率，平稳有序处置高风险机构，有效应对外部冲击风险，大力整顿金融秩序，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面对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黑天鹅”“灰犀牛”，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事实上，2018年以来，金融系统按照中央确定的思路和举措，落实攻坚战
各项任务措施，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例如，监管部门积极推动企业降杠杆、控制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积极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使宏观杠杆率高速增长势头得到初步遏制等。
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13.9万亿元，同比多增1.1万亿元。特别是普惠小微贷款，前三季度累计新增1.8万亿元，是去年全年增量的1.4倍。这表明在防风险的同时，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正在加大。
就在前不久，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公开表示，目前，存量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释放。2017年至今，金融业压缩了高风险资产约16万亿元，严厉打击了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来看，金融领域的“野蛮生长”现象得到了遏制，金融风险由发散转向收敛。
不仅如此，一些细分领域的风险也有所缓释。据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称，2019年，金融科技领域防风险更多地从底层着手，如大数据产业以强监管为抓手净化数据土壤、强调产业层面的统筹引领作用、不断夯实征信基础设施、推动金融机构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等，以攻为守、扶优限劣，在产业层面持续推动科技向善，助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过近期的集中清理整顿，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防风险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另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指出，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一指挥协调下，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针对不同风险分类施策，对威胁金融稳定的重点领域风险，及时“精准拆弹”；对可能持续存在的潜在风险，采取主动措施进行逐步化解，实现“慢撒气、软着陆”；对体制机制性不足，持续推动监管改革，弥补监管短板；对将来可能显现的“黑天鹅”和“灰犀牛”风险，强化日常风险监测与评估，做好各类风险处置预案。同时，在风险化解和处置过程中，把握政策节奏和力度，适时预调微调，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有效保障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平稳运行。
与此同时，监管办法推陈出新，对新金融的包容度也有在提高。最近，央行在2020年工作会议中指出加快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组织实施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推动出台实施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并在支持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等在外汇管理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的同时，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此外，央行宣布支持在北京市率先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探索构建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
具；央行还建立了防范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四道防线”，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及时稳定了市场信心，对保持货币、票据、债券等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整体而言，经过数年时间的努力，我国金融风险步入了集中整治、有序处置、总体收敛的良好发展轨迹中。我国金融风险由前几年的快速积累逐渐转向高位缓释，已经暴露的金融风险正得到有序处置，金融风险总体收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金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市场预期发生积极变化，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下一步：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经济金融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在国内，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国际上，世界经济增速“见顶回落”的可能性有所增加，全球范围内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加剧、不确定性上升，周边环境复杂敏感。与此同时，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首的三大攻坚战以来，正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爬坡过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时期。诸多内外形势就要求我们，2020年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为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石，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最难啃的“硬骨头”，针对重大风险领域的突出问题，打好重点战役，纵深推进各项任务部署，不断闯关夺隘，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战经验。2020年作为收官之年，继续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防范“灰犀牛”事件，将防范和抵御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不容懈怠。
据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0年经济工作时强调，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有专家表示，下一步须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继续精准有序处置金融风险，按照风险情况分类施策，防止发生连锁反应，力争从基本完成风险治标逐步向治本过渡，完成攻坚战的既定任务。
与此同时，2020年央行工作会议总结称，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要厘清各方职责边界，压实各方责任，压实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和人民银行
最后贷款人责任，坚决防范道德风险。建立健全金融机构恢复处置机制、损失分担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突出重点，继续依法依规做好重点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工作。持续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基本化解互联网金融存量风险，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加快建立房地产金融长效管理机制。
对于下一步维护金融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点工作和任务，《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也指明了方向。首先，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适时适度进行逆周期调节，既要充分考虑经济金融形势的新变化，做好预调微调，也要把握好度，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其次，要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效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打通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形成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与此同时，要继续把握好防风险与促发展的关系，加强监管协调，合理把握执行力度和节奏，确保资管新规稳妥有序实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切实提高机关事务工作效能
黑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海涛（2020年2月15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形势严峻复杂越需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保持定力、一往无前，越是任务艰巨繁重越需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奋勇当先、实干担当。”这为我们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提高机关事务工作效能，指明了方向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深刻认识内在规律，着力在“抓”字上下功夫，树起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的风向标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个动态过程，必须准确把握机关事务工作的特点和规
律，才能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
要坚持大家抓。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存在和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机关事务战线的干部职工，既要着眼全局，增强联合作战、整体协同意识，又要立足岗位，恪尽职守，甘愿当好螺丝钉。领导干部既要履行“抓”的责任，又要发挥“带”的作用；既要做到“面对面”，又要善于“键对键”，坚持谋划设防、强化研判预防、加强统领联防、突出重点严防，使风险防控抓得紧、抓得牢、抓得实。
要坚持全面抓。风险多样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不同地方、不同时间可能出现各种不同风险。机关事务工作无论“前台”还是“后台”，搞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基准点”都是一致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抓住一个“早”字，紧盯一个“实”字，全面统筹做好风险防控工作。既抓思想又抓管理，既要做好人的工作，又要搞好物的管理，把管行为与管思想结合起来，把纪律约束与启发自觉结合起来，切实减少“盲点”、消灭“死角”，真正实现由“视线管理”向素质管理的转变。
要坚持从严抓。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历来与高标准严要求是紧密相连的，是辩证的统一体。面对机构类型多样化、结构多元化的新情况，适应职能拓展、标准更高的新要求，领导干部要善于积尺寸之功，收穿石之效，在一步一动、聚沙成塔中让由“从严部署”到“末端落实”的工作都实起来、强起来。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要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
放手，以“钉钉子”精神落细落实、一抓到底。
二、准确把握本质要求，着力在“防”字上下功夫，筑牢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的防火墙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关键在防。防，就要防得早，把可控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防，就要准备好，把不可控的风险做好化解的准备，把损失降到最低。
淬炼政治定力，在统一思想上加固“严防”。政治不立，一切无依。应对多重的矛盾挑战，解决叠加的隐患风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强化“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的生动实践。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各级党组织必须从每个党员抓起，从“神经末梢”严起，常紧“思想发条”，切实将政治信仰融入情感之中、内心深处，形成个体自觉、集体记忆，确保机关事务战线干部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聚焦问题靶向，在破解矛盾上精准“设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其动态的发展趋势，有时是可以预知的。只有准确识变、科学应变，才能在变中促化解、在变中强防范。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坚持加强制度建设和提高治理能力一起抓，推动“制”与“治”有机结合、同步融合。针对机关事务部门的资金、资产、资源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立完善议事流程、决策议程、工作规程，推进规范运行制度化、权力行使法治化，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注重关口前移，在应对突发上主动“预防”。东汉史学家荀悦在《申鉴•杂言》中说，对于风险要“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新公共管理理论也认为，管理的目的不是花钱去“疗伤”，而是要善于花钱“预防”。领导干部要善于“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防范在早、控制在小、化解在局部、消灭在萌芽。
越是形势复杂、压力如山，越是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把“灭火”和“防火”、治标和治本统一起来，既要在人上做文章，也要在物上下功夫，“不忽视一个风险，
不放过一个隐患”。坚持关口前移，不断提升重大风险的预防和遏制能力。
三、融会理解时代内涵，着力在“本”字上下功夫，夯实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的动力源
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则。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全过程。
以人为本，疏解办事的堵点。千问题万问题，人民的安危冷暖是压倒一切
的大问题。
持续打造“办事不求人”的政务服务品牌，拓展延伸服务领域，更好服务群众和市场主体，让不求人就能办成事成为机关事务工作新常态。深化“放管服”改革，坚定“放”的思想、确立“改”的观念、把握“管”的原则，狠抓审批事项“瘦身”，工作流程“减肥”，变群众跑腿为信息跑路，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让更多人分享数字化建设的成果、共享便捷高效的事务服务，切实跑出美好生活的加速度。
民生为要，化解生活的难点。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解决好干部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要在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上下功夫。
机关事务部门要发挥买方优势，串联供给需求，实施消费扶贫，做强扶贫产业，实现脱贫的成果可持续、成效长期化。加快完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保障体系，把为人民造福的事情办好办实。实施老旧小区整体维修改造、绿化亮化、完善配套设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结合党的十九大“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求，主动在机关事务工作中寻求切入点，以打造青年公寓等惠民项目为落脚点，为人才战略筑巢。
发展为先，破解改革的焦点。
推动机关事务工作改革创新，就要把机关事务工作资源转化为改革发展资源，把机关事务工作优势转化为改革发展优势，把机关事务活力转化为改革发展活力。
国有资产要在创新驱动上转轨。推进配置标准化、管理信息化、使用制度化、处置规范化运行机制。以择优竞争方式公开竞价，最大限度提升资产的利用率，不断为资产价值赋能。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以组建后勤集团为
契机，整合资产资源，拉动产业升级，既要防范国有资产流失风险，更要激活
增值增收的发展动能。
学前教育要在横向拉动上转制。持续推进与国际知名品牌新加坡伊顿国际教育集团深度合作，改革办园模式，拓展智慧教育，推动成果共享，实现互惠共赢，不断增强幼儿教育的软实力、社会竞争力、品牌影响力。
运行模式要在技术驱动上转变。推动机关事务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元化、协同化，为机关事务工作注入新内涵、激发新活力、提升新形象、形成新优势。坚持把“两化融合”贯穿机关事务工作全过程，引领力量集中调配，引导资源合理投放，以“标准化+信息化”衍生规范化、激活效能化，推动机关事务工作迈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队伍为根，打牢发展的基点。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实质上就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无论干事创业还是攻坚克难，不仅需要宽肩膀，也需要铁肩膀；不仅需要政治过硬，也需要本领高强。
提高解决问题的本领，必须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着力提升专业思维、专业素质、专业技能、专业水平。以建设书香机关和岗位技能竞赛为抓手，培育一批精通本职的业务能手、解决问题的专业强手、应对风险的行家里手，在斗真碰硬中，打造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
四、系统打牢保障机制，着力在“统”字上下功夫，打出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的组合拳
机关事务工作是一个有序发展的过程。建立和完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科
学管理机制，必须在增强机关事务管理的系统性、科学性、实效性上下功夫。
强化领导管理机制，要突出统一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发挥“统”的作用，履行“统”的责任，确保统得住、合得拢。以集中统一管理为目标，以机构职能化、治理法治化为主攻方向，改变“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分散化、碎片化管理模式，统筹推进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逐步建立上下同步、条块结合、内外联动的管理机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下好“一盘棋”，上下“一股劲”，有效形成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风险防控合力。
强化运行保障机制，要突出标准化。以“工作标准明确、工作尺度统一”为目标，在管理、保障、服务各领域，打造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实施，强化标准监督，着力构建“量质同效、量质平衡、量质融合”的标准化体系。要以实
物定额和服务标准为突破口，围绕资产配置、公车管理、节能改造、工程项目、服务保障进行全要素流程再造，切实把标准贯穿到机关事务工作的全过程，努力从传统的分散式、经验式、粗放式保障向集约化、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转变，促进机关事务工作创新发展、科学发展。
强化风险评估机制，要突出精确化。“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强化重大风险防范与控制，事前评估与管理是前提。出台重大决策前，坚持专题调研，组织听证论证，力争风险发现在早、确保管理防范在先，切实提高科学决策水平。以风险评估稳固职能、充实职能、强化职能，从而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全过程，努力从源头上消除和减少风险，不断增强服务保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强化防控责任机制，要突出绩效化。既看“抓没抓”，更看“抓咋样”。进一步细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领导责任，从上至下构建责任链，实现重大风险“无缝隙”防范化解。全面落实“一岗双责”，推进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失职追究制，真正让“规划图”变“施工图”，“时间表”变“计程表”。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接力奋斗中谱写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精彩华章。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中国工商银行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张文武
（2020年2月16日）
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金融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存在政府干预、法律基础薄弱、公司治理不规范、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监管不足等种种问题，导致银行出现了大规模坏账。亚洲金融危机极大提高了社会各界对金融安全稳健重要性的认识，加大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紧迫感。国家通过财政补充资本金、剥离不良资产、股份制改革等一系列举措加快推进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并于2003年形成“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框架，推动金融业整体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为我国抵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当前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和隐忧
在经过十年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后，当前我国债务风险显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风险向金融领域集中、社会信用环境薄弱等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应引起高度关注。
债务风险显现，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脱节
一是从总量看，债务规模增大且增速较快，债务风险已成为金融体系脆弱性的重要来源。我国宏观杠杆率从2008年的141.3%上升至2019年第三季度的251.1%。虽然2019年以来宏观杠杆率增速有所放缓，但目前仍处于较高水平。二是从结构看，企业部门债务水平过高，居民部门债务增长过快，国有企业、房地产行业、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尤为突出。2008年到2019年第三季度末，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从96.3%上升至155.6%，其中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达58.4%，较全部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高出1.5个百分点；私营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达57.9%，仅2019年就上升了1.5个百分点；居民部门杠杆率从17.9%上升至
56.3%，年均增幅3.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房价上涨快，住房贷款大幅增长；从长期来看，过高的居民杠杆率将对消费与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抑制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政府部门杠杆率从27.1%上升至39.2%，其中，中央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而地方政府由于考核机制、预算软约束、“四万亿”刺激计划等原因债务上升较快。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投向中长期基建项目，投资周期长、回报慢，但资金来源期限短，借新还旧压力较大。地方政府举债方式多样，影子银行、地方投融资平台成为重要资金来源，隐性债务风险甄别难度较大。
结构性政策性因素交织，风险向金融领域集中一是融资渠道窄导致风险过度集中。截至2018年末，我国实体经济以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比80%，股票融资占比3%、债券融资占比14%，直接融资占比合计仅为17%，远低于美国直接融资比重（87%）。2018年，我国M2为182.67万亿元，M2/GDP为202.9%，居全球前列，商业银行贷款规模从2003年的17万亿元增加至2018年的161万亿元，增长9倍。相对于经济体量，我国杠杆率及贷款投放均已居相对高位。二是房地产行业风险向金融领域积聚。银行对房地产的信贷敞口较为集中，2019年第三季度末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8.9%；部分房企通过信托、资管计划等非银渠道融资，多层嵌套、模式复杂，潜在的交叉性风险较多；房地产市场波动容易通过影响贷款抵押物价值、上下游行业的经营效益等将风险传导至金融体系。三是宏观政策调整使金融资产质量承压。
2015年中央开始实施“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加快了风险暴露节奏，“降成本”要求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补短板”要求银行提供债务融资支持，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银行的经营压力，银行资产质量管控的难度增加。四是加快金融开放带来新挑战。近年来，我国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银行、证券、保险业相继推出新一轮开放举措，大幅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不断放开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准入限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加快。这不仅对我国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机构的经营管理和风险防控提出了挑战，也增加了金融监管和政策协调的复杂性。五是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加大风险防控难度。市场主体之间的关联度上升，加剧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的风险传递；部分互联网金融业务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或利用监管空白进行套利，非对称无序发展；金融交易和信息存储高度依赖集中化的IT基础设施，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经济增速放缓，金融风险暴露速度加快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更趋复杂。从国际看，全球经济增长势头乏力，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英国脱欧、地缘政治冲突等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风险和挑战。从国内看，“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三大需求”增速总体放缓，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2019年前三个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4%、6.2%、6.0%，降至1990年以来最低，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使得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明显增多，风险加速积聚，进一步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社会信用环境薄弱，风险防控长效机制不健全
一是征信基础建设不到位。一方面，政府和商业机构积累了大量数据，为征信系统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行业信息壁垒、商业银行无权组合各类信息等，借款人较为完整的征信记录依然存在缺失。银行为保证贷款质量，往往偏重于担保或抵押，信用贷款推行较难。若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引导银行增加信用贷款，会加大信用风险，难以持久。二是社会诚信环境待改善。部分欠债企业利用贷款政策中的个别瑕疵，恶意欠账，地方政府出于维稳考虑进行调停，导致贷款无法全部偿还，“借债还钱”的基本理念无法坚守。部分企业公司治理不健全，公私不分、企业破产逃废债、“富了和尚穷了庙”的现象依然猖獗，一旦企业的失信行为得不到惩戒，带来传染效应，将严重破坏区域金融生态，影响信贷资源的持续供给。三是会计信息缺乏透明度。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制度缺乏透明度，上市公司对于关键信息如亏损原因、关联交易等，经常刻意简化，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信息披露滞后，编造虚假信息，欺骗投资者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会计信息不能准确反映实体经济发展状况，可能导致政府部门、监管者、投资者作出错误决策。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宏观杠杆率整体偏高，部分经济主体偿债能力较弱，受结构性、政策性、周期性因素综合作用，经济领域的风险正在向金融领域集中并呈现出加速暴露的趋势，特别是一些中小银行已经出现难以持续经营的迹象。
二、对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风险是当前最突出的重大风险之一。从历史经验看，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传导和演变是错综复杂的，每一次金融危机归根结底都是治理危机。从我国实际看，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风险形成的条件和机制也出现很大变化。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和中介组织等社会各方综合施策，协同共治。
党建统领，构建稳健的金融治理
一是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和严峻的内外部挑战，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特别是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四个“没有变”的重大判断和深刻阐
述作为做好金融工作的基本遵循，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方向正确，确保国家金融安全。二是全面增强金融治理能力。深入贯彻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决定精神，加强国家金融治理能力建设，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进一步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政策统筹协调作用，完善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的权责划分，补齐监管短板，加强系统性风险监测与评估，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切实发挥金融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
保持定力，营造适宜的货币环境
货币是金融体系的血液，货币政策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正确把握金融本质，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一是总量适度。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根据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调整，保证总体稳健，较好地平衡了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之间的关系。下一阶段，应继续保持货币政策定力，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坚守币值稳定目标，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条件与潜在产出和物价稳定的要求相匹配，实施好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松紧适度。二是工具丰富。继续合理运用中期借贷便利、常备借贷便利等结构性政策工具，根据需要创设和完善政策工具。继续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在有序引导银行贷款利率下行的同时，加强对负债成本管控的引导，强化对非理性定价行为的监管，提升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三是框架健全。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集团的宏观审慎管理，更好地把握风险来源，提高风险防控的前瞻性、全面性和有效性。
平稳有度，保持适当的债务规模
2015年以来，通过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在加大对经济转型升级支持力度的同时，初步遏制了宏观杠杆率高速增长势头，有效控制了重点领域信用风险。在下一阶段，应继续有序推进杠杆结构调整，合理控制债务规模，支持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一是重点推动国有企业去杠杆。进一步健全降杠杆的体制机制，落实主体责任，强化资产负债约束机制，明确激励惩戒措施，倒逼企业通过多种方式降杠杆。拓宽社会资金转变为股权投资的渠道，支持各类股权投资机构参与市场化债转股。二是防止居民杠
杆率过快上升。严格遵循“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政策定位，完善“因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抑制投机性购房。加大对住房租赁市场的金融支持和规范，促进形成“租售并举”的住房制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消费行为真实性的审查、提高对消费信贷产品的风险管理能力。三是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坚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有序化解存量。进一步理顺中央地方财税事权体系，提高地方政府收支匹配度。动员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强化审计和问责，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弱化GDP考核导向，树立正确政绩观。四是降低民营企业债务风险。部分民营企业过度依赖债券融资，风险积累较多，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违约风险上升。下一步应引导金融机构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广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鼓励和支持符合政策条件的民营企业实施市场化债转股，降低民营企业债务风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守正出新，提供多元的金融供给
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一是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平衡好社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占比，适当降低对银行传统信贷融资的依赖，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金融服务体系的作用，提供长期稳定的直接资金来源。二是构建有序互补的银行体系。引导不同银行回归本源，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同时避免风险过度集中。政策性银行回归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商业银行兼顾商业性业务与社会责任，其中，城市商业银行回归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农村商业银行回归县域法人机构本源、专注支农小信贷主业。三是丰富金融产品供给。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增加股票、债券、基金、理财、保险等金融产品供给，满足客户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丰富居民和企业的投资渠道，推动金融资产配置结构逐步完善。
鼓励创新，培育有力的增长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家竞争形态之变，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带来的国际权力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