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骆正林：
大数据时代舆情环境的变迁与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 1
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刘祥平：
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危机管理的话语策略 13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董浩：
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危机应对策略 16
浙江红船干部学院张杰：
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探析以长三角地区J市为例 24
中共随州市委党校市情研究室余洋：
地方政府舆情管理与社会控制研究 31
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李晓蕙：地方政府政务微博舆情
危机回应策略研究以敦煌阳关林场遭砍伐事件为例 40
江苏师范大学田子：
短视频时代政府网络舆情引导研究 52
窦玉英：
反转舆情通报回应策略 57
河南警察学院杨山林：
风险社会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63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陶思奇：
负面网络舆情对商业银行影响机理及应对措施研究 70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王劝：
高校辅导员大学生网络舆情引导能力提高策略研究 78
江西财经大学谭弘：
高校网络舆情管理与引导研究 84
郝悦冰：
高校网络舆情演化机制及应对策略 90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丁柏铨：
关于正确研判和合理应对舆情的新思考 94
临沂日报报业集团赵成：
关于自媒体舆情特点及应对的几点思考和认识 97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朱兴纯：
基层党组织在重大事件舆情疏导中的作用研究 102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瑜：基层网安部门网络舆情管控的现状分析与
对策研究以S省Z市网安大队为例 107
湖北警官学院王欢：
论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回应 112
武昌首义学院樊国庆：
面向网络舆情的思政教育创新策略 120
黑龙江讷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钱学义：
企业党建工作把控引导网络舆情的问题研究 124
山东农业大学闫璐：
全媒体时代高校负面网络舆情的传播与管理研究 12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涛：
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的影响及引导策略探究 134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许婷婷：
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工作队伍建设路径探究 139
吉林体育学院张继元：
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情现状及引导策略研究 144
太原工业学院李霞：
全媒体时代高校学生网络舆情引导策略 149
长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伍廉松：
全媒体时代涉外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 154
广东广播电视台杨琨：
融媒体时代舆情应对的新策略 163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史玉琴：
社会治理视角下舆情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169
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刘莉：
涉农网络舆情特点及应对分析研究 176
刘魏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守牢舆情风险底线 以《山东人大工作》
杂志社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为例 182
郑州轻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杨洋洋：
事件发酵、媒体助推与公众关注：企业突发舆情事件生成机制研究…187 32．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龙钰：
数字舆情的传播趋势、演化机理、治理进路 197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白淑英：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情感基因及其治理意义 209
黄君婷：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的舆情信息工作策略研究 以“9·5”
泸定地震为例 220
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丁柏铨：
网络舆论舆情引导刍议关于引导策略的研究 231
云南财经大学任琳：
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与治理对策 248
曹晓慧：
网络舆情事件的多元化应对策略 253
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宗丽媛：
网络舆情应对研究 259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吴菲：
网络舆情治理研究进展及趋势 265
河南理工大学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杨卓伟：
我国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研究进展 27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彭知辉：
误导性舆情的社会危害及其应对 280
国家税务总局梅州市税务局陈俞伶：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涉税舆情应对研究 290
扬州大学商学院宋文闰：
新媒体时代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研究 296
田建立：
新媒体时代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探析 301
新疆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李厚建：
新媒体时代高校舆情特点及应对策略探析 307
中共邵阳市委党校刘甜甜：
新媒体时代基层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现实困境和对策研究 314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班宇轩：
新媒体时代企业舆情管理问题及策略研究 319
高雨：
新媒体时代提升包头市高校网络舆情治理能力的研究 325
刘梦娜：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舆情发展趋势 以2022年企业重大舆论
传播为例 330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莫晋萱：
新媒体视角下高职院校网络舆情传播特点及应对策略研究 334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唐魁玉：
新时代网络舆论生态及其舆情治理 341
晋中市榆次区烟草专卖局薛永：
新时期烟草专卖舆情管理挑战与对策 352
胡诚：
医院舆情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356
临沂日报报业集团舆情服务中心主任赵成：舆论监督和舆情服务如何
做到有效融合临沂日报报业集团相关实践探索观察 362
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熊茵：
知网络识舆情善治理 368
向羽：
中国式网络舆情治理：形成逻辑、问题检视及实践理路 369
刘杨：
重大突发事件网络传播特征与舆情危机处置 375
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国庆：
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的舆情特征及治理研究 381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陆风：
筑牢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做好三农网络舆情工作 387
烁宁：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创新路径研究 390
湖北经济学院郭一鸣：
自媒体舆情澄清公告的市场反应分析以海天味业为例395
大数据时代舆情环境的变迁与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
骆正林
当前，我们生活的世界既是一个确定的世界，也是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一方面，大数据技术能够全面感知、收集、分析、共享数据，人类的工作和生活似乎全部纳入到“确定性”的范畴；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加速世界格局的演变，人类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势显示出强烈的“不确定性”。舆情是公众对社会环境变化的反映，是社会心理、社会态度的外部表达；人们常形象称其为社会运行状况的体温计，社会心理倾向的风向标。A总书记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一些群众存在焦虑、恐惧心理，宣传舆论工作要加大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 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1]。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舆情研判、舆情治理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重要工作。要想做好大数据时代的舆情治理，必须先要了解舆情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把握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
一、网络舆情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
大数据是“人”和“物”的活动留下的数字痕迹，网络空间储存的是“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数据，因此，网络空间内的原始数据是一些没有意义的数字符号。当人类通过机器运算、云计算的方式，探寻到数据集与数据集之间的关联性时，数据就会转化成宝贵的知识和有用的情报。经过运算之后的大数据能够精确定位人和物的位置，能够精准把握社会需求、配置社会资源。今天， 大数据技术与新冠疫情相互叠加，它们共同构成了网络舆情产生的时空环境， 从而使当前的网络舆情呈现出更加不同的时代特征。
（一）国际社会出现巨大转型，人类未来生活“不确定性”增强
近年，以“中美贸易争端”为表象，西方社会刮起了“逆全球化”歪风， 而新冠疫情无疑加大了逆全球化的进程。新冠疫情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新冠疫情期，即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世界各国忙于应对病毒、努力减少民众伤亡的阶段；二是后疫情时代，即新冠疫情对人类社会各方面产生的复杂的、持续的影响时期。新冠疫情目前在全球还远未得到根本性控制，各国防疫系统稍有松懈，病毒就会卷土重来；与此同时，后疫情时代早已拉开帷幕，疫情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极度的“不确定性”。新冠疫情初期，西方世
界以极度高傲、自恋的态度讥讽中国抗疫。然而，病毒是一次有效的飞行体检， 疫情的发展很快暴露出西方社会的体制漏洞，触发了西方社会固有的矛盾。欧洲和美国一样没有经受住新冠病毒的考验，新冠让欧洲社会原有矛盾集中爆发， 国际贸易低迷暗淡，经济增速放缓下调。欧美遭遇新冠后的经济衰退、社会不安，这加大了整个世界未来的不确定性，也考验着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
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中国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中国人民的抗疫实践为世界创造了抗疫的中国模式。然而，新冠疫情毕竟是人类遭遇到的重大公共危机，我们虽然在抗疫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我们同样需要有更多的智慧来应对“后疫情时代”。李克强总理在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
国内疫情防控仍有薄弱环节，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居民消费仍受制约， 投资增长后劲不足，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困难较多，稳就业压力较大。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强。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防范化解金融等领域风险任务依然艰巨。”[2]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很多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府和人民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化解各种形式的危机，让“不确定的未来” 增加更多的确定性，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从容、安全的轨道。
（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替，国家安全面临着诸多的外部压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曾经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红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跨越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全球流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流频繁。然而，当全球化正在为人类创造很多奇迹的时候，西方社会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思潮，提出了所谓“现代化赢家”和“现代化输家”的概念。美国曾经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现在它却把自己打扮成“现代化输家”，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正在以所谓的“价值观”为武器，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包围。全球化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 逆全球化是西方社会掀起的一股逆流。在今天这个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替的时代，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诸多外部压力。
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体系进入了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时期”。[3]面对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政客正在将国内矛盾向外转移，中国成为美国政客甩锅的对象。在此背景下， 中美贸易、台海危机、边境问题、病毒溯源等，都成了西方舆论战、政治战的
炒作对象。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跌宕，中国政府和人民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以维护国家的总体安全。面对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而是以平视的眼光和世界打交道，理性、智慧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坚定捍卫国家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三）全球疫情仍在扩散蔓延，经济运行的国内外环境渐趋复杂
新冠疫情造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松动和分离，我国经济发展将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发展有两个基本模式：一种是1949—1979年之间的孤立模式，一种是1979—2019年之间的加入世贸模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崛起离不开世界市场，融入世界市场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在逆全球化面前我们要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有清醒的认识，要通过苦练内功来应对一系列的风险与挑战。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在分析国内外新冠疫情防控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内循环”“双循环”的概念。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全新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一种追赶式的道路，我们一直把西方工业国家作为追赶的目标，在短短的40多年时间里，走完了西方300多年所走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今天，我国已经成为居于世界前列的制造业大国，但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卡脖子环节还有很多弱项。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冷静地面对残酷的现实，发挥我国举国体制的动员优势，加强基础研究、科研攻关和技术创新，争取在经济发展的关键赛道能够弯道超车，逐渐赶上世界科技先进水平。
（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新挑战，国际传播需要更新话语和理念
2013年9月3日—13日，公寻网公 众号整 理，A主席对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四国进行国事访问。9月7日上午，A主席受邀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演讲，在这次演讲中A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此后“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到实质性的推动阶段。“一带一路”借助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依托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致力于建设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当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时，国际上出现了一股以西方媒体主导的负面舆情。一些西方媒体不断炒作“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围绕能
源、资源、环保、外贸、国防等问题，不断在中国与相关国家间制造情感屏障。新冠疫情以来，西方反华媒体不断在印度、缅甸、我国新疆等问题上发动舆论战，企图从战略上阻止“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2021年，美国政府、军方和媒体联合，他们试图干预我国新疆、阿富汗事务，阻断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的布局。面对不断严峻恶化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既要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捍卫自己的利益，但也要创新国际传播的传播理念和话语表达方式。国际传播既要有原则也要有宽容，不能事无巨细、睚眦必报。当前，我们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受众进行“陈情”和“说理”，在国际竞争的战场上团结更多的朋友、孤立最核心的敌人。中国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不容易，成熟的大国不能总是情绪化，而是要在坚强和理性的基础上展示我们的实力。
（五）新冠疫情与社会转型叠加，社会治理需要更多的机制创新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过了西方300多年工业化的道路，取得了人家30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社会发展不是没有代价的，当我们取得了人家300年所取得的成就时，也必然要解决别人在300年中所遇到的很多社会问题。当我们进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时，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一些转型中的问题。首先， 我们要努力缩小贫富差距，让更多的国人享受到社会发展的红利。2010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因此也获得了巨大的改善。但是在社会的某些角落，贫富差距依然存在，基层社会上升通道不够顺畅。城市化使大中城市发展迅速，但它们却对小城市、边缘农村产生强大的虹吸效应， 社会资源加速向特大城市、中心城市聚集。其次，中国社会明显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社会边缘群体的社会心理落差较大，他们在物价房价、拆迁征地、医疗保障等方面依然有较大的情绪，社会心理上仇富仇官心态还比较严重。再次，中国社会具有很强的“教育崇拜”，家长们把孩子的成长当成头等大事； 然而，社会教育资源是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分配过程中还存在不公平现象。强大的教育指挥棒、激烈的升学竞争机制，一定程度上绑架了学生也绑架了家庭， 家长们没日没夜地陪读、伴读，甚至当起了“助理教师”“家庭教师”。我国教育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命根子，教育改革的成功将是对社会稳定的最大贡献。当然，转型期还有其他一些社会矛盾，当这些社会矛盾与新冠疫情叠加时，社会矛盾就会转化为社会行动或舆情事件。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给社会公众带来了更多的心理压力，一些社会公众、青年学生和基层干部为缓解压力采取极端手段，不仅给自己而且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伤害。面对日渐增多的突发事件
和社会矛盾，党和国家将会创新更多的治理机制，通过程序正义和依法治国来化解社会问题。
（六）社会主要矛盾出现新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了新期待
A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社会发展带来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多的期待， 因此，解决社会问题的标准也相应提高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实现整个社会的整体富裕。目前，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国家和人民奋斗的一个主要目标。中国社会发展就如空杯装水一样，改革之初我们手里是只空杯子，到了“新时代”杯里的水已经装满、外溢。这些外溢的“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金的溢出，二是人的溢出。随着中国资本对外投资的速度加快，中国的国家利益、群众利益已经遍及全球， 如何保护我国海外投资、海外资产成为“新问题”。当海外工作、海外移民、海外留学的人数不断增加时，如何对待和保护海外中国人、海外侨民也成为一个“向往美好生活”的新问题。新冠疫情期间，海外留学生一度成为国内舆论的焦点，外交部会同教育部、国家卫健委、民航局等相关部门，想方设法维护海外留学人员的安全和健康。人民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多期待，无疑对党和政府的国家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大数据时代我国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
大数据时代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一个信息化时代，人们在网络空间内的意见表达，以及网络舆论与现实社会的互动，构成了当代社会复杂多变的舆情。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对网络舆情对治国理政产生的重大影响力， 中国社会需要深入研究和把握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这样才能在舆情引导和国家发展中把握更多的主动权。
（一）传统媒体话语阵地被蚕食，网络舆情进入“互联网的下半场”
传统媒体曾经是舆情引导的主阵地。传统媒体具有国有身份，媒体领导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因此传统媒体的舆论传播路径是清晰的，传播效果是可控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舆情逐渐向网络空间转移。当年传统媒体占据着舆情主战场，网络舆情只是作为一种新现象，在舆情场域中处于“客场”地位。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社交媒体
开始发展，大众有了更多意见表达的渠道，舆情进入到新媒体主导的“互联网下半场”。2010年之后，微博、微信、抖音、快手、B站等社交媒体先后登场， 网络空间内出现了一大批民间意见领袖，“政府的话语控制权受到了空前的挑战”。[5]社交媒体环境下网络空间信息和观点过载，传统媒体如果没有公信力和权威性，必然会遭遇社交媒体的无情挤压，导致传统媒体内容进不了“观点的市场”。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公众的意见表达渠道是有限的，社会舆情的产生和传播路径是清晰的，舆情治理的时间资源和策略资源都比较充足。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大数据时代，政府与民众之间需要达成更多的共识，但网络舆情往往造成政府和民间的裂痕，使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强。在很多突发事件、危机事件、敏感事件中，政府经常处于网络舆情的火山口，网络舆情应对不到位就可能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权威性。正是看到网络舆情治理的重要性，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为此， 党和政府必须创新传播渠道和传播手段，提高网络舆情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二）意识形态的斗争异常激烈，国内舆情与国际舆情时常交织
现代舆情具有国际国内相互交织的特征。一方面国内一些舆情处理不好容易出现国际化的现象，另一方面国际上很多重大事件舆情会与国内舆情出现共振。当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时，国内舆情国际化、国际舆情国内化变得更加明显。在国际上，国际政治、区域政治、选举政治、议会政治、街头政治等， 经常成为国际舆情的关注焦点，也成为世界各种力量博弈的场域。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街头政治、颜色革命变得更加“流行”，激进和民粹成为国际舆情的重要特征。新冠疫情出现后，西方社会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妄图阻挠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此后，中西政治文化交流出现了激烈的价值冲突， 国际舆情很容易被转化为国内舆情。在国内，受到各种国内外因素的影响，我国意识形态遭遇到很多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一些人鼓吹西方式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同时散布历史虚无主义、质疑改革开放，期望我们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当国际国内舆情相互转化、高度共振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形态就会遭遇到巨大的挑战。当年施拉姆创立传播学的时候，“向东方进行文化渗透”是其重要的目标。今天西方媒体高度发达，舆论战仍然是西方国家实施文化冷战、意识形态冷战的重要手段。2021年美国总统大选，美国社会呈现出不同阶层高度撕裂的状态；与此同时，中国的舆论场也高度关注美国大
选，国内网友围绕美国大选也出现了相当大的裂痕。因此，我国网络管理越来越重视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通过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筑牢意识形态的篱笆。
（三）危机事件成为舆情风暴眼，危机处理需强化政府形象管理
舆情不是凭空产生的，危机事件、突发事件、敏感事件往往是舆情的触发点，其中危机事件是舆情最重要的风暴眼。社会发展为人类改善了生存条件， 但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多莫名的危机。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社会冲突、疫情蔓延等，它们共同构成了风险社会，将人类置于一个不确定性的未来生活中。危机事件经常伴随着生命保护和资源分配问题，每到危机事件时刻，公众对政府会有更多的期待，政府如何处理危机事件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在危机事件中，政府如果处理得不及时、不到位，原有的社会矛盾会借助新舆情集中爆发， 最终给政府的社会治理带来更大的挑战。危机事件一般有“风险—灾害（突发事件）—危机”三个发展过程。风险总是隐藏在风和日丽之下，刺耳的“哨音” 才能让人们惊醒，因此建立合理的“吹哨人制度”，能够帮助我们洞察社会风险，降低危机监管应对的成本。风险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就可能导致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治理不好就会酝酿成社会危机。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不能很好认识社会危机，总想通过舆情的管控维护社会的稳定，结果反而因为风险失控造成更大的社会灾害。重大会议、重大节日等是基层政府最关心的日子，但这些日子往往最容易成为危机爆发的时刻。因此，每个单位在日常管理中都要进行“自我薄弱环节自查”，然后根据工作特性和可能风险进行“最坏情境模拟”。只有制订了详细的突发事件、危机事件的应对方案，完成“预防与准备、预警与监测、救援与处置、善后与恢复”等4个阶段、8项任务，这样才能更好地规制舆情，也引导危机事件向理性、和谐的方向发展。危机事件中相关部门的主要领导要敢于走到一线，在第一时间打开危机的道德窗口；要以人为本、抢夺民心， 把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放在第一位；要敢于善于利用媒体发声，发挥“首因效应” “近因效应”在舆情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等。危机事件处理不应该出现以下情况： 首先是不敢决策，延误战机。少数干部低调、中庸、随大溜、和稀泥，他们坐等上级领导的指示，不愿承担危机的责任，不敢根据事态及时制订管控方案。其次是抱琶遮面，失去民心。有些基层干部在危机面前说话吞吞吐吐、半遮半掩，最终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瓦解了共同面对危机的统一战线。再次是堵塞舆情，川壅而溃。某些地方掩耳盗铃、堵塞言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结果导致公众情绪的反弹，舆情更加汹涌。
（四）舆情传播进入后真相时代，反智谣言严重挤兑事实的真相
社交媒体的发展让信息传播进入到后真相时代。后真相时代，人们不太关心事件的真实情况，而是依据自己的感情来选择所谓的“事实”。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媒体、权力和资本往往能够定义真相，因此，在传统媒体环境下人们感觉生活在一个相对确定的世界；在网络特别发达的信息时代，每个人都自认为能够获得、寻找或鉴别信息，此时真相却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远。在重大舆情事件中，人们更加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和信仰，这就导致观点、判断总是超越于事实。后真相时代网民的情绪过剩，社会要提防某些人做“情绪生意”，通过把民众带入情绪的死胡同，剥夺一般公众的视力与脑力，将他们转化成生意场上的“韭菜”。
真相的缺场和信息的模糊必然带来谣言的盛行，网络舆情最难治理的就是谣言泛滥。谣言的面目可憎，但它是一种话语权，甚至它还能“偷盗”对“真相”的定义。谣言扰乱信息秩序、制造社会混乱，迷乱公众的心理。网络谣言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认知性谣言，它是盲人摸象的产物。当人们看到事件的某个侧面时，其实是在盲人摸象，如果他将“摸”到的局部信息当作象的全部特征传播，那么就会产生认知性谣言。二是搅局性谣言，它是信息挤兑的产物。某些利益集团和关键人物，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和形象，散布各种谣言、转移公众注意力。他们经常用谣言挤兑事件真相，使原本清晰的真相面孔变得模糊甚至“可憎”，然后他们在混乱的舆情中偷偷溜走。三是指认性谣言，它是权力控制的产物。有的真相原本就暴露在公众面前，但某种占优势的权力背叛常识、颠倒是非，强制指认某种东西为“真相”，并以权力恐吓和利益诱惑的方式， 让人们放弃对真相的辨别和思考。四是营销型谣言，它是商业竞争的产物。一些商家在激烈竞争中为了牟利，精心设计谣言，制造恐慌气氛，埋汰竞争对手， 从而使自己获利。五是媒体型谣言，这是媒体竞争的产物，有明显的媒体印迹。在激烈的传媒竞争市场上，标题党盛行，媒体为了抓眼球牺牲了事件真相；或者为了抢发新闻、快评新闻导致偏离真相。六是斗争性谣言，它是社会动员的产物。斗争性谣言是敌对势力制造的谣言，它的目的是煽动民众情绪、引发政治斗争，从而让谣言成为一种战争手段。在复杂的国内外网络环境下，网络谣言变得更加反智化，它违背人的最基本认知常识，却让造谣者达到了难以告人的目的。
对待谣言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让它“见光死”，即允许公众对谣言进行充分讨论，利用群体的力量撕破谣言的假面具。真相不是某种权力的认定，它是人群的一种认知的结果；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和传播，这种声音变成谣言的可能性就较大。真相是战胜谣言的最锐利的武器，只要我们建立起信息公开制度，为各种声音提供必要的传播渠道，相信真相最终必然战胜谣言。整个社会要协同努力，让信息走大路，谣言没有路；而不是让谣言走大路，真相走小路， 最终导致真相走进死胡同。中国社会是一个成熟、开放的社会，相信中国人民有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谣言治理是一个全社会协同的过程，依法治理只是治标，信息公开才是治本。在舆情治理过程中，既要对民谣进行处罚也要对官谣绝不留情，不能让造谣者收割人民的智商税，不能让“低级红”“高级黑”抹黑党和政府的形象。
（五）政府时常成为舆情的焦点，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亟待提高
人民对美好生活、公平正义的需求和期待总是不断提高，而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总是有限的，当无限需要与有限供给产生矛盾的时候，政府就会成为各种舆情的焦点。网络舆情的核心内容是公众的意见，公众的意见本身并不可怕， 只要能够正确对待、合理引导，舆情不仅不会损害政府的形象，而且能够密切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时常成为舆情的焦点，需要党员干部大力提升媒介素养。首先，领导干部要习惯于全天候接受舆论监督。网上曾流传这样一个观点：媒体上干净了社会可能会出问题；媒体上脏了社会可能反而让人放心。网友的表达在形式上可能有点粗糙，但它确实能够唤起基层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如果我们不能容忍媒体的舆论监督，甚至敌视媒体的舆论监督，最终结果一方面使职业媒体丧失权威性，逼迫它们陷入“塔西佗陷阱”；另一方面也让整个社会缺乏制衡与张力，导致恭维的话语盛行、行政决策的误判。其次，领导干部在重大事件面前要敢于决策和担当。一些地方的领导因循守旧、认知失调，习惯于听上级指示，不敢决策，不敢担当。有些干部模仿上级领导的穿戴配饰、言行举止，耗费资源对“上”进行公关，赢得个人业绩的绩效。政府应该根据事实和科学做决策，但少数基层干部决策时抛弃了科学、忽视了事实，通过文字游戏和业绩修辞进行自我保护，将决策的责任和后果推给上一级领导。再次，领导干部要有良好的媒体意识。社会上流行很多低级红、高级黑，如果领导干部没有一定的判断力，就可能跌入舆情陷阱而不自知。如疫情防控中间出现多个地方“领导被小区保安赶出来”“留下一万
元就跑”的新闻。在媒介化时代，领导干部要懂媒体政治、形象政治，在公众场合要敢讲真话，有真性情，不能浸泡在文件话语、政治话语中，思维板结凝固，用宏大叙事碾压弱小的蝼蚁。
（六）公众知情权表达权被放大，社会问题容易浅表化、情绪化
网络技术给基层民众带来了普惠赋权，公众的发言渠道和创作空间被打开， 人们的知情权、表达权被明显放大。“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摄像头”， 新闻现场多了很多“准记者”，人们参与新闻报道、进行新闻评论，给传统媒体制造了巨大的生存压力。社交平台的增多、社交方式的改进，使个体意见容易公开传播，也带来更多社会问题被暴露出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幸福生活更加向往。“幸福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目标和理想得以实现而感受到的一种满足，人们的幸福感主要来自于对自己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和体验到的快乐感， 以及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6]当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没法获得满足时，各种不满情绪就会在社交媒体中得到反映，个体情绪的相互感染就会形成网络舆情。目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民生方面，是形成舆情的最重要领域，也是社会问题暴露最多的领域。
社会公众是没有经过传媒教育的普通人，他们的自我把关意识比较弱，因此社交媒体上有更多的情绪化的舆情，经常会出现社会偏见、舆论暴力、群众司法等现象。网络舆情最容易出现仇富仇官的情绪，网民对财富和权力有着很深的社会偏见。迈尔斯认为，偏见（Prejudice）的本质是“对一个群体及其个体成员的负性的预先判断”；奥尔波特认为，偏见是“基于错误和顽固的概括而形成的憎恶感” 。[7] 李普曼认为，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受到刻板印象
（stereotypes）的影响，“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8]“成见具有如此自负的性质，只要她的成见得不到满足，她甚至不能接受人类的兄弟情谊和上帝的权威”。[9]因此，在很多突发事件、危机事件中，网民首先会想到事件是否和权、钱牵连，一旦有点蛛丝马迹，舆情立即向仇富仇官的方向发展。“猜疑干部履历和提拔程序，质疑领导承诺和事件调查结论，逢官必疑，甚至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式”。[10]理性合法的质疑，有助于监督官员言行，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不分青红皂白的跟风式怀疑，听风就是雨的造谣传谣，甚至采取非制度化的行动，就不仅会恶化社会舆情环境， 还可能伤害公共秩序。“严肃的批评文字需要的是功力、积累，还必须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否则根本就登不上大雅之堂；而微博，尤其是名人微博，刺激
才有分量，语出惊人才能招来更多的粉丝，对垒、叫板才可以在网络上形成冲击力”。[11]网络空间内的情绪宣泄，出位出格言论已经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巨大潜在的隐患。
社交媒体和后真相的叠加，也使舆情事件变得复杂多变，更多的人愿意通过舆情来维权，这就导致热点事件中社会阶层大撕裂，数字空间内戾气聚集。
网络空间内的无穷信息和诱惑，带来了社会情绪的急躁和喧嚣，没有人能够耐心听完他人的声音；众声喧哗淹没了理性的、有价值的声音，一些人用极端的方式刺激网民视觉和听觉。因为正规渠道维权需要更多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关系成本，所以很多中国网民选择网络维权，通过网络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社会抗争。俯卧撑、躲猫猫、宝马女、天价烟、表哥、周老虎等网络流行词汇，体现出情绪在网络传播中的重要性。某些网民经常站在道德、爱国的高位上，用敌对语言、攻击性语言横冲直撞，使很多理性善良的人变得惊慌失措、心生恐惧。在舆情审判面前“想象”战胜了真实，“进步的成就蔑视思想意识的控诉和判决，在它们的法庭面前，它们的合理性的‘虚假意识’变成了真实的意识”。[12]我们不得不承认，网络上三低人群较多（低收入、低学历、低年龄），浸泡在这样的网络环境中的网民很容易变得情绪化、庸俗化。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常识缺失、理性退场、感性爆棚，网络情绪碰到突发事件一点就燃。少数网络大V发“爱国财”，创作神话神学叙事，散布阴谋论，崇尚揭批文化、斗争哲学、暴力哲学，随意点杀任何目标。理性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 然而，理性精神容易被高尚语言和坚定承诺所蚕食。当有理想、有担当、正直的人转身离开，厚颜多姿、长袖善舞的人就会风生水起。传统媒体是职业新闻机构，应该是准确信息和理性声音的传播平台，然而现在的职业媒体上鸡汤泛滥、真相烂尾，庞大的职业队伍滑到了舆情场域的边缘。舆情引导需要职业媒体回归专业场域，职业媒体应该从“无为状态”警醒过来，真正承担起社会舆情引导的重任。
（七）智能算法硬化了信息茧房，数字空间内公民隐私屡受侵犯
大数据既是技术现象，也是社会现象。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虚实结合的世界，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被传感器记录下来，我们的每一个位置都能够被GPS 定位。 物联网、传感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 但射频识别
（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RFID）芯片能够方便采集数据。机器变得越来越智能，它们不仅快速、海量捕捉、聚合、处理信息，而且通过逻辑运算、
算法推荐把我们限定在信息茧房中。机器能够搜集我们的阅读偏好、消费习惯、社交人脉，然后算法给我们推荐内容、商品和好友，于是我们被塞到厚重的技术茧壳、坚壳中。当生活和工作都被算法所控制，信息鸿沟就会越拉越大，弱势群体会加速失去他们的判断力，视野变得更加狭窄。大数据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威胁。首先，机器可以侵犯我们的隐私。手机、电脑、探头等终端设备，人脸识别、步态识别的识别技术，使我们成为卸妆、裸奔的“原始个体”，家庭生活、收入状况、财产信息等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娱乐盛宴”。其次，数据不当使用导致数据霸权。一方面资本和平台可以追踪我们的信息、描摹我们的轨迹，它们体现出越来越多的技术霸权；另一方面个体对数据的使用权不够明确，数据遗产、数据记忆和数据遗忘的问题没有解决。“数字遗忘权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对信息的删除、对信息的实时更新和保护个人控制自身数据的权利”。[13]期待网络技术的发展能够更好地消除网络信息鸿沟，保护每个公民在数字空间内的基本权利。如对公共信息进行合理开放， 对私人信息进行加密、模糊身份等处理。
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危机管理的话语策略
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 刘祥平
（2023年1月5日）
地方政府如何提升网络舆情危机管理能力，是一个富有重大意义的现实课题。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容易突然爆发，一旦叠加涉及公平正义的敏感性话题，网络舆情的批判锋芒往往会指向地方政府，要么裹挟情绪地指责地方政府的不当作为，要么饱含期待地对地方政府提出建议要求，如果政府回应不及时或者处理措施乏力，则会引发网络舆情危机，制约政府的公信力、执政力和影响力。构建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危机管理的话语策略，可从坚持党在网络话语空间的全面领导、发展网络话语空间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依法治理网络话语空间三个维度出发，助力地方政府提升网络舆情危机管理能力。
一、坚持党对网络话语空间的全面领导
在众声喧哗、多元复杂的网络话语空间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一个关涉网络舆情危机管理、维护网络安全的根本性问题。
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网络安全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突出问题。各类不法分子、敌对势力会借助网络的即时传达力、匿名隐蔽性、引爆舆论力等特征从事虚假信息传播、敏感问题炒作、反动言论发布等危害性行为， 试图制造网络舆情危机，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挑起人民群众对地方政府的不满情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客观反映社会真实，反映社情民意， 是网络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绝不可能纵容扰乱网络舆论的失序、非法行为发生。坚持网络舆论的正确导向，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需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党的领导，是网络话语空间健康发展的前提。坚持党对网络话语空间的全面领导，重点是加强对意见领袖的领导和跨圈层负面观点传播的防控工作。
加强对网络意见领袖的引导，使其在网络舆情形成中起到正向助推作用， 而不是加剧事态发展的推波助澜。总体而言，要对网络意见领袖在言论上的越界行为有所警戒，阻断利用网络意见领袖发布不当言论的通道。鼓励网络意见领袖形成主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识，支持网络意见领袖探索出形式丰富多彩、独具个人风格、叫好又叫座的信息传播模式，在满足其粉丝信息消费需求的基础上，实现意识形态深入民心的社会效应。
防控回声室的破壁溢出效应，力控跨圈层负面观点传播的扩大效应。网络群体的成员受群体规范的影响，如果在某些问题上形成偏激性观点，就会在从众机制作用下产生“回声室效应”，出现群体极化行为。一旦其影响超出回声室所在的群体，跨圈层的负面社会影响可能扩大为舆论极化传播。运用网络技术监控网络群体的言论动向，要求群主承担管理职责，及时清理误导性的言论， 根据事件的性质、言论的强度、群体的规模等要素进行等级不同的网络监控预警工作，有助于妥善处理群体极化和舆论极化的苗头。
二、发展网络话语空间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话语交锋、民意沸腾的网络话语空间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此乃回应网络舆情危机、增进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的关键渠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实践中，网络的便捷性、交互性等优点让人民群众能够打破时间、地理、机构等对思想表达和行为展现的诸多限制，成为民主实践的平台。在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的重大事件中，人民群众基于生活经验、价值理念、情感取向等要素参与公共讨论，网络空间充斥不同立场的问题界定、道德情感的批判、种种解决方案的设计、议题的不断突变等话语表达现象，彰显出人民群众在公共事件中的参与诉求，其中不乏民意智慧。在网络空间中， 如果方式简单，没有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群众积累的负面情绪由于缺乏通畅的社会减压阀，便容易在突发事件中以宣泄方式爆发，网络舆情危机的形成路径往往如此。第一时间消除危机，化危为机，需要地方政府部门在网络舆情危机管理的话语策略中，有效注入深厚的社会关怀和周全的行动策略。
第一时间用真诚话语回应网络舆情。网络舆情源于社会矛盾的激增，矛盾基于权力、财富、声望等社会资源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分配不公的结构性失衡，导致网络舆情充斥对公平正义的渴求、对贪腐行为的痛恨、对民生福祉的期盼等言语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网络舆情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网络意见与话语表达。尽管这些话语裹挟着一些情绪化、非理性的成分，但是其中反映的问题和民意诉求恰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所在。面对舆论旋涡，政府部门心怀人民群众，正视网络舆情反映的社会矛盾和民意诉求，以移情的方式体会人民的真情实意，和人民进行真诚的情感交流，满足人民对于社会重大事件的知情权，推出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的公共产品，满足人民对于公务人员的监督权，则有利于确保公平正义得以最大程度
的实现。
第一时间采用积极对话消除网络舆情。网络舆情的平息，需要在政府部门的主导下，涉事方积极回应群众诉求，解决现实问题，用公正的结果让社会心理得到抚慰。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在积极对话前提下实现利益的公正分配。网络舆情之所以出现显著性的仇官仇富、同情弱者现象，实则是在舆论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普通民众对自身社会地位与生活资源的不满情绪在网络空间的转移。故而，出于对社会心理的周到考虑，政府部门在处理网络舆情时必须把握对话的时机、尺度和实效，掌控网络舆情的规模与强度，在法律和相关政策的许可范围内，落实涉事各方利益的公正分配，迅速平息网络舆情。
三、全面依法治理网络话语空间
在内容海量、主体多元的广阔网络话语空间实现全面依法治理，事关网络舆情危机管理效能的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网络作为一种技术更新快、应用场景广的社会交往平台，以惊人的速度重构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产生社会各行各业主体在网络话语赋权下参与网络问政、发展信息经济、构建多元文化图景的现象，这对地方政府更新执政理念，全面依法治理网络空间，提出了新的实践要求。
探索治理网络舆情危机的长效机制。首先是注重培育、引导负责任的网络话语；其次是重视对重大民生社会热点事件的及时回应，避免形成舆论旋涡； 最后是建设性地“辟谣”，提升大众的媒介素养以及对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力。“刘学州事件”“上海女子给外卖员200元被网暴跳楼”等网络舆情危机，显示了不受约束的话语权滥用造成的悲剧。政府通过富有创意、形式多样的话语与网民互动，搭配立场鲜明的判决案例，在道理和故事的混合传播中吸引网民关注，则有利于培育其责任意识，引导其媒介素养的提高。如此，既能引导民众在理性辨别信息的基础上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又能理性控制情绪冲动，在综合考量事实和法律规制前提下发出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富有建设性的负责任言论。
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危机应对策略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董浩
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2月2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 较2020年12月增长4，296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3%。互联网、融媒体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公众在网上发表个人言论的难度和门槛，人们可以在网络上随时随地密切关注公共事件、参与社会管理、情感互动表达、自由发表意见，每个人既是信息的发布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一方面融媒体加快了网络舆情的传播速度； 另一方面在社会公众网络话语权得到提升的同时，网络的虚拟性、隐藏性以及网络用户个体的差异性造成了部分非理性的负面言论，给政府的网络舆情治理和应对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