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十四五”减碳改写能源转型逻辑“十五五”全面转型提升空间何在……1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
“十五五”擘画绿色发展新图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基础……6 3．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院柴玮：
“十五五”电力发展规划方向的思考 10
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龙强：
“十五五”钢铁企业降本路径探讨 15
苏亚红褚召忍曹红敏李铭灿：
“十五五”钢铁行业文化建设的挑战、机遇与对策 20
访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助理李治：
“十五五”规划：何以规划，以何发展？ 27
兼论经济大省与强市打造多形态增长极：
“十五五”及未来规划期接续与持续发展聚焦指向 35
李少冬：
“十五五”期间医院规划发展面临的形势分析 56
访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长肖金成：
“十五五”区域协调发展大棋局：轴带引领群区耦合 65
中国人才研究会理事倪凯：
“十五五”人才发展规划面临的形势与趋势 69
任继球魏丽刘振中韩晓：
“十五五”时期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环境、问题与路径 75
王鹏陈升王子豪：
“十五五”时期的数字政府建设：挑战及应对 81
尹西明张济涵王新宇王羽：
“十五五”时期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考 92
冯明：
“十五五”时期工业化、城镇化、人口结构重大变化的前瞻性研究……102 15．范周李姝婧：
“十五五”时期公共图书馆建设新型智库的时代机遇与发展路径……108 16．李春顶罗晨月：
“十五五”时期国际贸易面临的挑战机遇和高质量发展路径 116
许雯耿强：
“十五五”时期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高质量协同发展路径探索 130
沈坤荣孙占：
“十五五”时期基础研究投入与经济竞争力提升作者 143
杨宜勇：
“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 154
贾康：
“十五五”时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与任务 163
祁述裕：
“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重点任务 167
焦若水刘成晨：
“十五五”时期我国社会发展及社会工作新趋势 173
刘世锦：
“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与绿色转型 180
张寒姚柳杨：“十五五”时期农业产业链绿色发展的目标任务、
转型路径与战略举措 185
胡安俊苏玺鉴：“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推动自主创新的路径研究
基于“卡脖子”技术状况的分类分析 198
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十五五”时期如何全方位扩大内需 206
陆杰华冯雨欣：“十五五”时期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总体走向、
现实困境及其实践路径 210
王跃生：
“十五五”时期世界经济走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222
孙久文虎琳：“十五五”时期推动区域产业协作和产业转移的理论逻辑
与现实进路 238 30．易信彭慧：
“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及战略趋向 254
王勇陆树檀：
“十五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主要特征与趋向 267
傅才武：
“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改革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273
朱荟李昉：
“十五五”时期我国银发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和举措 280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李佐军：
“十五五”时期要加大扩大内需和科技创新领域改革的力度 292
杨开忠：
“十五五”时期以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为中心推动新区域协调发展…296 36．倪红福钱佩雯韩登清：
“十五五”时期制造业发展基础、重大挑战和战略思路 302
李博：
“十五五”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政策 318
陈晴：
“十五五”推进消费提质升级的思路与对策 以福建省宁德市为例……329
王家强：
“十五五”我国金融开放面临的新形势与战略选择 334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徐进：
“十五五”我国能源电力发展的基本走向 342
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十五五”行业发展前瞻解码 350
易松国刘田林：
“十五五”展望：高校社会工作教育高质量发展 355
访浙江省重点智库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杨轶清：
“十五五”浙江民营经济强省肩负更重使命和担当 363
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
把握“十五五”契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 366
肖邦国：
把握钢铁行业发展规律科学谋划“十五五”发展370
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
编制“十五五”规划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 372
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十五五”如何科学谋划377
才经张满林：
当前辽宁民营经济的态势及“十五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381 49．刘亭：
调整、改革和精准化——对某省“十五五”规划思路的咨询建议……386 50．叶振宇：
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阶段成效与“十五五”时期任务举措…388 51．张宝生王大庆：
关于北大荒集团“十五五”规划编制目标任务的分析398
周丹：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编制的方法论408
卢华翔：
关于系统推进“十五五”住房发展规划工作的研究与思考415
苏卫涛徐磊王玉：
河北省就业服务体系优化：面向“十五五”时期的战略思考424
李佳苏世一：
激发“十五五”地方银发经济发展新动能 429
曾开：
加快推进江西“十五五”科技强省建设路径探究435
胡海峰李亚茹：
金融高质量发展：“十四五”回顾与“十五五”展望437
聚焦“两高四着力”河南谋篇“十五五”…449
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451
群仲平：
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455
从“十四五”到“十五五”的法治建设规划：
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456
王新涛易雪琴金东：
面向“十五五”的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前景展望* 477
严学勤：
民族社会工作领域“十四五”发展情况与“十五五”前瞻496
谋篇“十五五”经济大省打算这么干507
李能：
谋篇“十五五”要用好十大发展优势 510
接受专访：深化“十五五”农业农村改革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515
深化“十五五”卫生健康重点领域改革 519
侯路：
“十五五”时期重庆加快推进文化旅游强市建设的基本发展思路……521 69．冯烽：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成效、经验、挑战与策略
“十四五”回顾与“十五五”展望535
庞文轶陈贇：
推进地方国企“十五五”改革深化548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翼：
以“共享发展”编制“十五五”规划556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吕薇：
以创新“两翼”擘画“十五五”高质量发展蓝图 559
杨宜勇：
以系统思维擘画“十五五”发展蓝图563
姜同仁杨景：
中国体育产业“十四五”发展回顾与“十五五”前景展望567
余炤刘晓燕张黎：
重庆市“十五五”旅游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578
湖南日报全媒体评论员万丽君：
做好“十五五”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 586
“十四五”减碳改写能源转型逻辑“十五五”全面转型提升空间何在
站在中国“十四五”收官之年，回望过去五年，中国的能源发展正坚定地朝着安全高效、清洁绿色的方向转型。能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人类学会燃烧煤炭产生蒸汽，带动机器生产；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和石油的应用，点亮了无数个漆黑的夜晚。这些化石能源，曾是驱动社会生产力的高效动力，但亦是让全球气候变化陷入不可逆风险的来源。与以往不同，过去五年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逻辑迅速而深度地嵌入到了中国构建能源供给和消费的逻辑之中，并且重塑了多个产业链。这既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动担当，也是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机遇的迫切需求。尽管中国能源转型进程明显提速，但也并非坦途。其中最常被提及的困难，莫过于能源安全、经济、清洁的“不可能三角”。怎样从不可能到可能，答案并不简单：中国在关键技术突破上的空前投入、市场化改革的程度越发深入、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健全等。面向下一个五年，当“先立后破”成为处理转型节奏的关键原则，中国将以前所未有的新型能源体系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十四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包括：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相比2020年，分别降低13.5%、18%。距离“十四五”规划收官不到半年，上述主要目标完成进度如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前四年，我国能耗强度累计降低11.6%，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2024年全国重点耗能工业企业单位综合能耗下降明显。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2020年下降3.7个百分点。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综合能耗分别比2020年降低4%、5.1%。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又称能耗强度，是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需消耗的能源。它是衡量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指标，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斌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十四五”期间，能耗强度指标的统计核算口径分为两种，一是按照传统的核算方式，即统计所有形式的能源消费，二是扣除了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费量，也就是说能源消费总量的统计口径仅涵盖化石燃料。目前中国的节能
减碳约束性指标以第二种统计核算口径进行考核。这既符合发展清洁能源的政策趋势，也增强了各地如期完成任务目标的信心。“从现有完成进度来看，实现13.5%的能耗强度下降目标的可能性非常高。”林卫斌说。这折射出了“十四五”期间的一项政策重要变化：中国正处在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关键时期。“十三五”期间，为倒逼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在以往节能工作基础上，建立了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在全国设定能耗强度降低、能源消费总量目标，并将目标分解到各地区严格考核。在此期间，全国能耗强度大幅下降，能源消费总量增速明显回落。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进行部署。至此，“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在全国层面进入了落地实施阶段。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卫权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能耗双控和碳排放双控最大的区别在于，清洁能源能否得到“豁免”。“过去一些制造业企业遭遇限产限电，背后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无论企业用的是清洁能源还是化石能源，无一例外受到了用能约束， 这既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也与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目标相悖。因此，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变将有效化解部分企业和地方的用能困境。”王卫权称。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提出，“十五五” 时期，中国将碳排放强度降低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约束性指标，开展碳排放总量核算工作，不再将能耗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
二、主体能源更替升级背后：强化系统安全
“十四五”期间，聚焦能源转型的目标和方式，中国主流话语体系中出现了多个创新概念，但无论是新型电力系统、新型能源体系还是其他提法，以新能源为供给侧主体是其中的核心内涵。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新能源产业过去4 年大规模发展，实现阶段性目标底气十足。《“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39%左右。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司长胡汉舟此前撰文表示，初步测算，2024 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较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4年度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17.9%。这意味着，2024年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比预计
为19.7%。关于另一项指标，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则在工作回顾中明确提出，去年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接近40%。可以看出，上述两个目标即将在今年顺利完成几无悬念。同时，新能源建设的部分指标甚至“超前”“超额”完成，比如装机规模。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4年7 月全国风电光伏装机规模达到12.06亿千瓦，提前六年兑现了中国在气候雄心大会上的“到2030年中国风电光伏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的承诺，历史性地超过煤电装机规模。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预计2025年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还将新增2.8亿千瓦。随之而来的挑战也不容小觑。新能源大规模发展和电力负荷特性变化，让能源电力系统运行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亟须增强系统灵活调节能力，不断提升能源系统安全运行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冯永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个过程中涉及经济与安全的平衡问题。当更大规模的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接入电网以后，由于现有预测水平难以消除气象预测偏差和不稳定的特点，仍需提前预留火电、储能等灵活调节资源作为发电备用。如此电力系统成本将持续走高，并最终传导到每个用电主体，我们需要避免其成为经济发展的不能承受之重。“所以接下来要建立新能源的长效发展机制。其中有两个重要抓手，一是推动新能源进入电力市场，二是鼓励更多的新主体、新模式和新业态出现。”冯永晟分析，前者的逻辑在于过去新能源以保价保量的方式进入电网，受到了政策的强大保障，但也损失了效率并带来了系统安全的压力。而电力市场则为新能源和其他各类电源提供了一个公平的交易机制，可以有效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后者包括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等技术的应用，通过协同调度不同类型电源，从而提高新能源的消纳水平。6月26日，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在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新能源发电装机比重的提高，对于大规模新能源的高水平消纳，已经成为当前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关键。
“十五五”提升空间何在展望下一个五年，它既是新能源全面进入电力市场化的开局，也承载了人们对于新能源超越火电装机规模后持续飞跃的期待。它既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也面临着中国承诺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截止期限。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目前新能源电力的波动性问题如何平抑，并没有形成广泛认同的方案，而在今年国家出台政策推动新能源全面入市而引发的上半年“抢装
潮”结束后，市场可能会出现短期的投资疲软。考虑到中国经济还将持续增长， 以及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等新兴产业的电力需求仍有攀升空间，现有的电力供给存在明显缺口，而煤电在短期内仍是最重要的补充手段。国务院印发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到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顺利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未来五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只需提高5个百分点。这个目标看似保守，实际上任务并不轻松。一方面，新能源在电力系统中的占比越大，电网的系统性压力就越大，超过了原有的冗余度以后新能源并网消纳的难度将会倍增。另一方面，能源消费的基数越来越大， 同样的绝对值下新能源的占比会逐渐下降。因此，实现这个目标还需多方付出努力。”林伯强称。林伯强认为，“十五五”期间，利用让煤电成为新能源的调峰资源的思路可能需要调整，可考虑配置更多电网侧储能，这样可以减轻煤电利用小时数持续下降的收益压力，而电网侧配储也会比发电侧配储的利用效率高得多。“在电网侧配储，就和建高铁的逻辑一样。虽然项目本身可能是亏损的，但因为有了国家投入并且能带来相当可观的正向外部社会效益，这个方案就有了大规模推广的可行性。”针对“十五五”的电力规划，也有专家提出“气候风险”的视角应该予以更高的重视，从应急调度层面上升为系统规划层面。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过去以常规电源为主、用电负荷平稳增长的电力系统在开展规划时，主要考虑电力电量的供需平衡等约束条件。但“十四五”期间，高热无风、极寒冰冻、持续干旱等极端气候频发引起的电力安全风险事件，给电力规划研究敲响了警钟，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过程中，要更加重视气候变化“新常态”、极端事件“新变量”。“在当前气候条件下，平均温度显著上升、平均光照强度增强、总体风速趋于减弱，使得光伏的理论发电能力呈上升趋势，而风电的理论发电能力呈下降趋势；冰川融水减少和区域降水时空分布不均直接影响到水电工程的发电能力和水库管理，可能导致我国西南地区水电年容量系数下降；同时传统火电可能因为持续的高温干旱导致冷却效率下降，从而影响火电发电效率。”袁家海说。他认为，面向“十五五”，高比例“靠天吃饭”的可再生能源使得电力规划不能再采用确定性的优化方法，而是要将气候气象作为电力生产的要素，纳入全新的电力系统气候适应性规划体系中，在标准完善、资源规划、协同部署、机制保障等方面建立适配新型电力系统的气候适应性应对策略，服务于国家能源
安全战略。此外，也有观点对五年后即将到来的碳达峰节点表示出了一定担忧。这种观点认为，部分地区或行业可能会在2030年碳达峰目标前盲目突击发展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将碳达峰前的时间视为“窗口期”，试图抢占未来碳排放空间，这种行为被称作“碳冲锋”。对此，冯永晟认为，经济社会正常的产业发展不能归纳到“碳冲锋”的范畴中，就“两高”这类特殊项目而言，目前它已经成为国家和各省严格管控的对象，盲目突击的可能性并不大。同时，清洁能源占比持续扩大的趋势势不可挡。
“十五五”擘画绿色发展新图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基础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高世楫
“十五五”时期将是我国绿色发展实现战略性跃升的关键阶段。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核心任务，绿色发展不仅被新时代赋予了建设美丽中国的使命，更成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高世楫接受中国经济时报专访时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局部治理迈向系统推进，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作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了重大步伐。按照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通过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十五五”时期生态环境质量将实现根本性改善，我国也将构建起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这一时期既是我国绿色转型的攻坚期，又是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突破期，必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绿色发展是“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中国经济时报：在“十四五”规划实施期间，我国在绿色发展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多项关键指标提前完成。您如何理解“十五五”期间绿色发展理念的地位和作用？
高世楫：“十五五”期间，绿色发展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核心任务。绿色发展理念在“十五五”规划中的地位和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十五五”期间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战略性引领。其中，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宏观层面明确了绿色发展的总体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作出了重大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则进一步细化了生态环境治理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具体路径。这些战略指引和顶层设计为“十五五”期间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经历从局部治理到系统推进、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谋划的深刻转变。尽管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但我国推进绿色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也是我国对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巨大贡献。
无论是从“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还是从美丽中国建设的实
践需求来看，绿色发展的战略意义都无可争议。“十五五”时期将是中国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攻坚期，相关政策力度和制度创新有望达到新高度。
二、改革与市场双驱动，防止“双碳”工作“一刀切”
中国经济时报：污染防控和“双碳”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都出现过目标层层分解导致“一刀切”的现象。您认为“十五五”期间应如何优化政策设计，既确保全国“一盘棋”，又激发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
高世楫：“十五五”期间需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完善市场机制和加强法治化，实现全国统筹与激发地方活力的平衡。
政策在地方执行中“一刀切”，本质上是目标分解与实际脱节。类似情况在过去的污染防治工作中已出现过，如在散煤治理过程中，家庭供暖“煤改气” “煤改电”等工程就曾因简单化推进损害了民众利益，进而引发了矛盾。污染治理、能耗双控、“双碳”工作等出现“一刀切”现象，源于没有因地制宜做好顶层设计，也存在地方政府或部门能力不足、责任心不强的原因，这都与中央“实事求是”的要求相悖。
就“双碳”工作而言，“十四五”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构建了“双碳”政策体系的“四梁八柱”。“十五五”时期的核心任务是落实这些顶层设计，尤其要贯彻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方法论，避免政策合成谬误。
未来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市场有效竞争激发企业自主减排动力，让绿色转型从“政府压力”转化为“市场活力”。二是政策协同性，即加强碳市场建设与碳排放监管政策的衔接，用好创新政策、产业政策以及绿色金融等政策工具。三是加强法治化，依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求，规范政府与市场关系，强调依法行政，限制行政干预的随意性，切实保障企业权益。
三、破壁垒、强基础、活生态，激活绿色技术“核动力”
中国经济时报：在“十五五”期间，您认为国家应该如何优化科研资源配置，攻克关键绿色技术难题，引导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绿色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高世楫：“十四五”期间，我国绿色低碳领域实现了技术突破、产品创新和产业发展，风电、光伏、电动车等“新三样”就是典型代表。在“十五五”
这个绿色发展的重要时期，打通产学研壁垒、优化科研资源配置，已成为推动绿色创新的核心命题。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角，并加大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同时完善科技支撑创新的机制， 打造“市场牵引、基础支撑、金融护航”的高效创新生态。
创新的本质是用知识创造财富，而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十五五”期间应进一步打破制约企业创新的各种约束。要通过改革打破从知识生产、知识扩散，到技术应用、产品开发等各环节存在的约束，包括全面清理行业准入壁垒，特别是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完善市场竞争秩序，让有效的市场约束使企业必须把创新作为生存发展的必选项；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特别是发展各类风险投资基金、打通与资本市场的衔接，支持技术领域的创新创业，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死亡谷”难题，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在推动构建高效的创新生态方面， 还有其他许多工作要做。在财政税收方面，通过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等方式激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基础研究要为企业实现原始创新提供更坚实的知识支撑。随着我国越来越多产业进入技术前沿，企业进一步创新就需要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需要企业能运用最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通过实施“企业出题、科研答题”的新机制，由面临创新瓶颈的行业领先企业牵头提出需要突破的应用基础研究或者基础研究需求，国家定向支持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同时，在重点实验室布局上要向应用基础研究倾斜。
“十五五”期间将迎来包括绿色技术创新在内的创新“井喷期”。我们要构建高效的创新生态，这个生态就如同生机勃勃的“热带雨林”，有参天大树般的龙头企业，也有灌木丛生的中小微企业，让各类创新主体都能找到生长空间。
四、多边合作筑牢气候治理根基
中国经济时报：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十五五”期间我国在绿色发展领域将面临更多国际合作与竞争。您认为应制定怎样的国际合作政策， 来提升我国在全球绿色发展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高世楫：在“十五五”规划这一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阶段，中国正以坚定的决心和务实的行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得益于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全民低碳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1+N”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将如期实现碳达峰。
面对国际气候治理格局的新变化，中国将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尽管部分发达国家在气候政策上“反复无常”，中国仍将坚定不移地落实《巴黎协定》， 这既是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责任担当，也是对全人类共同未来的庄严承诺。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将深入参与并引领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中国将与共建国家开展务实合作， 因地制宜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项目。据统计，中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生态环境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绿色发展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未来，中国通过制度型开放，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为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作出新贡献。
“十五五”电力发展规划方向的思考
国家能源集团技术经济研究院 柴 玮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之年，在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电力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最大用电负荷、电源装机规模等方面大幅增长。当前正值“十五五”电力发展规划启动之际，本文系统总结“十四五”电力规划完成情况，分析电力行业发展新趋势、新动向，提出有关“十五五”电力规划的若干思考。
一、“十四五”电力规划主要目标完成情况
从“十四五”时期电力规划目标的完成情况可以看出，电力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增速超规划目标，但用电负荷低于全国最高电力负荷增速。根据国家能源局《“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和中电联《电力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研究》，到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9.5万亿千瓦时， 规划年均增长率为4.8%。实际上，我国2024年全社会用电量已达到9.85万亿千瓦时，且根据中电联《2024~2025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2025 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0．4万亿千瓦时，已高于“十四五”规划目标， 年均增速为6.3%。从全国最高电力负荷来看，“十四五”以来年均增长都在8000 万千瓦以上，今年以来，全国最高电力负荷首次突破14亿千瓦，达到14.5亿千瓦，按此速度预计2025年我国最高电力负荷将达到15.3亿千瓦，“十四五”年均增速为7.3%，高于用电量规划平均增速2.5个百分点，高于用电量实际平均增速1个百分点。
二是可再生能源装机增长迅速，但消纳率呈下降趋势。中电联“十四五” 规划目标中风电和太阳能装机容量为7.8亿千瓦。截至2024年底，我国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已达到14.07亿千瓦，不仅大大超出了原定的“十四五”规划目标，还提前6年实现了中国在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所承诺的“到2030年中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的目标。新能源消纳率方面，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2018年印发《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年）》（发改能源规〔2018〕1575号），明确要求到2020年风电、光伏利用率要高于95%。然而，由于新能源占比持续提升，电力电量实时平衡难度加大，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新能源消纳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国务院去年印发《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资源条件较好地区的新能源利用率可降低至90%，这
是随着新能源装机快速增长对消纳率进行的科学调整。
三是煤电装机增长“止跌回升”，但距离规划目标仍有差距。“十四五” 规划中煤电装机容量的最初目标是12.5亿千瓦。但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进， 电力系统中需要足够的有效容量进行支撑这一观点已成为行业共识。党的二十大强调先立后破、守住能源安全底线，202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挥煤电兜底保障作用。2022年8月，国家发改委提出了煤电“三个8000万”目标， 要求2022年、2023年煤电各开工8000万千瓦、两年投产8000万千瓦，并将“十四五”煤电发展目标从12.5亿千瓦调增到13.6亿千瓦。截至2024年底，煤电装机容量达到11.9亿千瓦，距离调整后的规划目标还有2亿千瓦的距离。随着煤电项目相继开工投产，各地电力可靠性指标上升趋势明显。
四是新型储能作为新兴主体取得大发展，但与大电网供电可靠性要求相比仍缺少成本竞争力。2021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21〕1051号）提出，到2025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要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随着锂离子电池成本大幅下降，2小时储能系统平均单价从2023年初的1500元千瓦时左右降至900元千瓦时以下，下降幅度为40%。电化学储能投资成本持续降低，在强制配储政策和市场价格信号的双重激励下，新型储能发展迎来“井喷”。据中电联统计，截至2024年底，我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达7376万千瓦1.68亿千瓦时，平均储能时长约2．3小时，装机规模约为“十三五”末的20倍，较2023年底增长130%。但是，新型储能本质上是代替大电网为电力系统提供可靠供电，如果按照电网目前依靠连续输出电源得到的可靠性标准来计算，不具备连续输出顶峰能力的新型储能成本将会显著提高，现阶段还不具备跟大电网竞争的能力。
二、“十五五”电力发展新趋势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突破期、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关键期、“双碳”目标实现攻坚期，我国电力工业发展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机制上都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因此“十五五”电力发展将呈现三大特征。
一是煤电装机容量持续增长将与最大负荷增长挂钩。未来电力行业还要承接交通、建筑、工业等领域转移的能源消耗，用电量仍有刚性增长动力。同时， 数字经济推动我国服务业用电快速增长，且居民负荷增加也会进一步提速。
如果按5%的年均增长预测，到2030年全国最大用电负荷将达到20亿千瓦左右，而在保持停电期望指标不进一步上升的前提下，煤电是目前我国最经济最
有效的容量提供者，也是电力系统可靠性的提供者。因此“，十五五”期间， 煤电装机增长将与电量增长脱钩，而与最大负荷增长线性相关。考虑到网络约束、机组检修等因素，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华东、南方六大区域电网火电（含煤电）装机容量应与最大负荷相当，才能保证电力供应整体安全。通过初步测算，按照我国各类型电源的规划装机容量，在考虑其有效容量折算以及系统合理备用后，煤电机组每年需增加7000万千瓦左右才能维持现有电力系统的可靠性。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煤电装机仍会伴随最大负荷增长而增长。
二是可再生能源装机持续增长将与非化石消费比重挂钩。根据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2025年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分别要达到20%和25%左右。截至2024年底，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为19.7%，距离“十四五”目标还差0.3%。尽管我国新能源装机容量目标已在“十四五”时期完成， 但是近年来全社会用电量超预期增长，具有调节兜底功能的火电装机投产容量被大量用于弥补电量缺口，这使得要达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目标面临挑战。因此，可以预计在用电量增速达到预期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装机的继续增长主要为满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求。据初步测算，如按供电煤耗290克千瓦时测算，从现在起到2030年，风电、光伏装机仍需要年增约1~2亿千瓦左右才能满足碳达峰目标。
三是调节能力建设中的不连续电源出现激烈竞争。伴随新能源装机的快速增长，要保障其消纳率维持现有水平“，十五五”时期，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仍需持续增强。除火电机组外，抽蓄、新型储能都具有灵活调节能力。那么到底应该优先发展抽蓄还是新型储能呢？这主要取决于经济性。2024年6月，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工程造价管理报告2023年度》显示“， 十二五”以来抽蓄电站项目平均造价集中分布在5000~7000元千瓦。随着锂电池成本大幅下降，抽蓄与长时储能功能相近，但其建设周期、厂址选择和成本方面都没有明显优势，抽蓄建设风险进一步加大。
三、“十五五”电力规划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力工业取经济性规划关注规划方案的技术经济性， 在可靠性规划基础上，以经济性最优为目标，引入经济性规划，考虑用电负荷增长情况、不同类型电源和输电网的新建方案等因素，测算在市场环境下不同技术组合方案的经济效益，将经济性最优的方案作为确定最终电力规划的重要
依据。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的目标，建成了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单一国别电力系统，为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电力保障。面对能源转型，我们与其他国家一样站在了新的起点，不再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参考，如何在安全、绿色和经济“不可能三角”中寻求最优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未知的技术路线需要我们做出选择。
电力系统的运行要遵循最基本的物理定律，电力系统的规划也应当从科学系统的角度开展“，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注定会造成全社会资源的浪费。身处体制机制的巨变之中，面对运行方式更加复杂的新型电力系统“，十五五” 电力规划需要着重考虑以下三方面关键问题。
一是以最大负荷增长预期作为确定煤电规划目标的依据。煤电装机容量的增长与碳排放增长并无必然联系。“十四五”煤电碳排放量的增加来自电量的超预期增涨，而非单方面的煤电机组装机容量的增长。随着新能源大规模接入电网“，十五五”煤电功能将进一步从提供电量为主体、带基础负荷运行，加快转变为电力和系统调节服务的提供者，煤电装机容量增长将为保障系统可靠性，也就是为降低停电期望指标服务。因此，为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可靠运行， 需要保持与最大负荷相当的火电机组装机容量。这不仅是指煤电要满足全国最大负荷的增长，同时由于电网约束，还需要考虑各个地区是否有足够的有效容量支撑（合理备用）。近年来，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在新能源占比较高的西北部地区，受直流输电不能频繁变换功率影响，西北地区反而成为了局部时段电力供应最紧张的地区，这充分说明了有足够的有效容量对于地区电力供应安全的重要性。
二是以经济承受能力作为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的约束条件。在目前主要依靠大电网消纳新能源的情景下，随着电力系统中新能源占比的提高，电力系统成本将呈现非线性、指数型上升，进而推高全社会用电成本。增加的成本包括调节性电源由于低负荷运行所增加的成本、新能源接入成本以及系统平衡成本， 和与之对应的交易成本。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系统中渗透率在达到35%以上时，新增度电成本约0.2元到0.37元。目前转型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德国、英国等因电价上升过快，导致以巴斯夫为代表的制造业出走，美国加州终端电价高于全美平均电价50%以上，部分制造业向PJM电力市场覆盖地区和得州转移。建设制造强国是我国作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我国经济还处于中高速发展的阶段，电力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必须考虑电价水平上涨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做到能源转型与制造业强国战略的联合优化。三是把经济性最优作为电力系统规划的优化目标。随着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的铺开，“十五五”电力规划应分为可靠性规划和经济性规划两个部分，可靠性规划关注在“十五五”期间最大负荷增长的情况下，电力系统可靠性指标不下降（停电期望不上升），以电力安全保供标准为重要边界， 建立电力系统安全保供评估的方法和流程，反映电力市场环境下不同类型电源的时序特性。经济性规划关注规划方案的技术经济性，在可靠性规划基础上， 以经济性最优为目标，引入经济性规划，考虑用电负荷增长情况、不同类型电源和输电网的新建方案等因素，测算在市场环境下不同技术组合方案的经济效益，将经济性最优的方案作为确定最终电力规划的重要依据。
征程风正劲，笃行向未来。“十五五”电力规划，非高谈之具文也，实乃“定盘星“”指南针”，为我国电力工业锚定前行方向“。十五五”电力规划关乎电力系统的“稳如泰山”和“与时俱进”，与国民经济“源远流长”的可持续发展，更与民众“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紧密相连。我们有理由相信，向着宏伟目标接续奋进“，十五五”期间，电力行业将以全新姿态，为经济腾飞注入强劲动能，在时代长卷中挥毫泼墨，书写华章。
“十五五”钢铁企业降本路径探讨
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龙强
中国钢铁工业经过多年发展，企业规模逐步发展壮大，钢材品种、规格不断增加，品质大幅提升，已从早期的有没有逐步发展到当前的好不好、绿不绿、智不智，而降成本增效益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及产业结构调整、消费结构升级和国际形势演变，钢铁需求持续减量与供给十分充盈的矛盾愈发明显。面向“十五五”， 钢铁企业要在日趋内卷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必须抓好极致成本或低成本战略， 但这井非是牺牲质量的低成本低价格恶性竞争，而是既要有稳质提质的节流式降本，更要有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开源式成本重构，实现降本增效闭环发展。
一、节流式空间挖潜，推动极致降本
铁矿石、废钢、焦炭、煤炭是钢铁生产的主要原燃料，其消耗所转移的价值占钢铁企业生产成本70%以上，是成本管控的核心环节。因此，原燃料采购成本降低、科学的物料结构配比与消耗、较低的物流运输成本等，对钢铁企业降本增效至关重要。此外，生产过程精益化管理及产品端附加值提升、服务升级与拓展、品牌强化等也将从末端增值对冲成本增加效益。
（一）原料端优化
一是智能化升级，物料输入端管理。建设管理过程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机器换人或机器助力，对原燃料供应商筛选、采购价格及模式确定、物料进场关键指标检测等进行智能化管理，减少人为干预，实现合规降本。
二是数字化引领，优化配煤配矿结构。建立配矿数据库，创建并动态优化计算模型，获取铁矿品位下调与焦比上升的效益、排放平衡点，实现高炉稳定运行下的低品位矿、非主流矿，以及各类焦炭、煤粉的合理匹配，既保证质量又防止质量“过剩”。
三是资源化战略，加强废钢资源保障。加快布局规范的废钢基地，尤其是纯废钢－电炉短流程企业，更要实现废钢资源的自主可控，短期可平抑原料价格波动带来的成本不可控风险，长远还可降低环保支出。有条件的钢铁企业可与汽车制造厂合作建立基千汽车钢－车企－汽车报废回收的钢铁产品“生产者责任制”，为汽车钢赋MA标识，实现废钢资源高质高效回收利用。
四是减量化挖潜，优化物流运输网络。沿海沿江企业通过“江海联运”降
低铁矿石、焦炭、钢材等物料运输成本；内陆企业推动”公转铁”及多式联运， 减少物流费用占比。同时，企业更要高度重视并加强内部物流优化挖潜，尤其是产量减少背景下的设备、能源、产品间的衔接与再平衡。
（二）生产端再造
一是拉网式挖掘铁前降本节点潜力。借助数字化手段，集成所有降本关键节点数据，从整体到局部全覆盖式诊断、分析、优化，挖掘降本潜力。比如， 高炉富氧喷吹优化，通过AI算法实时调整喷煤比例，降低燃料比；协同管控均匀布料、点火效果、混合料温、筛网更换等，探索内返矿率进一步降低的可能性；通过送风制度、热制度、造渣制度等优化，实现高炉稳定运行下燃料比的进一步下降。
二是智能化炼钢系统管理降本。废钢精准控制，开发动态废钢配比模型， 根据铁水温度与成分，实时优化废钢加入比例，减少铁水消耗；氧气精准喷吹， 部署转炉动态控制系统，借助光谱分析＋AI算法，加强熔池碳含量、温度及炉渣碱度等多参数联动控制，动态调整氧枪高度与供氧强度，降低过吹率；部署数字李生平台，模拟吹炼过程并预测终点碳、温，减少人工干预导致的氧耗波动。
三是一体化统筹界面衔接降本。推广应用一罐到底技术，减少中间倒罐次数，降低钢铁料消耗；推行连铸连轧一体化，适度部署直轧、无头轧制、薄带铸轧等工艺，实现提效降耗；推进轧后热处理升级，实现产品提档增效抵消成本；统筹解决高效化可能带来的轧机空转电耗升高、产品性能损失等问题，避免顾此失彼。
四是联动性能碳结构优化降本。持续推进极致能效工作，以此为主线，推动全工序余热余能深度回收，进一步提升自发电比例；部署能碳智控一体化平台，打通能碳数据流，持续挖掘节能降本潜力，精准测算碳资产、科学预测碳配额，实现碳资产保值增值，降低碳、能成本。
（三）产品端升级
一是高附加值产品开发，间接降低吨钢成本。坚持创新驱动，待续推动品种、品质、类型、规格等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如宝武开发取向硅钢低噪声新产品、鞍钢开发海洋建筑结构用耐蚀钢板、首钢开发出0.07mm蝉翼钢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企业创效贡献重要力量。
二是高性价比产品研制，质量成本协同增效。随着装备升级、技术进步，
质量“过剩“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成本下降空间。通过加强与下游深入交流合作，构建EVI（先期介入）模式，如派驻团队深入汽车、装备、零部件等企业与客户共同研发高性价材料，实现材料－设计－制造协同创新，在满足客户质量要求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双赢。
三是新商业模式打造，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构建一体化产业链数字生态系统，提供按需选材、按需生产、按需定制、按需交付等个性化服务，实现需求、生产、运输等数据实时共享。国内某大型企业构建“钢铁材料解决方案库”， 为客户提供选材－加工－失效分析一站式服务，实现增值创效。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推动成本重构
“十五五”时期，减量是钢铁行业发展主要特征，市场竞争愈发激烈，钢铁企业要积极拥抱新质生产力，推动成本重构。
（一）数智赋能
推动涵盖原燃料进场自动识别管理、高炉转炉原燃料配比、生产调度智能排产、质量缺陷在线监控、销售策略制定的全过程数字化管理，实现人财物精益高效管理、数智促进合规降本增值。
一是全流程数智转型。采购端，构建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采购和入场检验无人化，实现减员增效和数智合规。生产端，在高炉上应用数字李生技术构建三维模型，降低燃料比；在炼钢环节应用工艺优化模型，实现过程质量和能耗协同控制；在轧钢车间部署AI视觉质检系统，提升表面缺陷检出率。产品端， 开发质量影响因子库，快速准确识别质量缺陷，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
二是柔性化生产组织。推进智能排程与计划调度优化，实时优化生产节奏和能耗，压缩订单响应周期；配置智能物流系统，打通供应链上下游与厂内物流环节，优化大宗原料多式联运，缩短工序衔接时间等。国内某企业实施“T+3" 订单管理模式，交货周期减少50%，库存周转率提升1.8倍。
三是设备故障率预知。建设设备故障预知系统，实施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 配备设备传感器和AI监测系统，对设备运行数据进行实时监控，主动识别设备异常情况并及时反馈给管理人员，优化设备维护保养周期，降低违规操作率和事故发生率。
四是机器人岗位替代。在高炉炉前作业等高温高危岗位，天车等大负荷场景，煤气泄漏巡检等有毒环境，开展3D岗位机器人替代，提升安全水平、改善工作环境。在一些重复性、规律性办公场景， 部署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RoboticProcessAutomation，简称RPA）机器人，精准处理数据，减少人为错误。
（二）绿色赋能
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发展共识，我国相关产业政策越来越明晰，绿色化已成为钢铁企业发展的“硬约束”，如何化压力为动力，变成本为效益还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环保成本“抵消”。发挥环保设施投入的增效正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增加的运行成本。强化料场封闭和物料回收管理，最大限度降低物料损耗，提高除尘灰二次利用，实现增值创效，如印度塔塔钢铁开发高炉尘泥锌提取技术，年回收锌金属1.2万吨。发挥超低排放改造、环保绩效创A优势，入选极致能效标杆示范厂、引领型规范企业等，赢得环保收益。
二是极致能碳协同。以极致能效为主线，推动原燃料结构、产线装备、工艺流程等向节能减污降碳协同方向改造升级。构建协同管理机制，细化关键管控环节、点位，统筹推进各工序、各产线、各装备节能减污降碳。建设能碳智控管理平台，打通能碳数据流，在线实时优化能碳管理，逐步实现由能耗控制向碳管理转变。
三是“碳基建“支撑。系统推进“碳体系、碳平台、碳标识、碳管家”等能力建设，重点打造“平台＋机制＋生态”三大核心功能，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低碳基础设施体系。形成覆盖碳数据管理、碳资产运营、碳技术转化的全链条服务能力，提供从碳合规到碳盈利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推动产业绿色转型从成本负担向价值创造转变。
（三）创新赋能
当前市场形势下，创新是钢铁降本的关键所在。创新不易，但唯有持续创新才能破解成本、质量的天花板。钢铁企业应重视并加强创新驱动，做好以下工作，助力降本增效。
一是对标推动工艺技术创新。加强与国际领先企业、国内优势企业对标对表，发现问题、寻找差距，推动企业工艺优化、提质降本、效率提升等。加强优质专利研究分析，借助他山之石，获取创新灵感，推动工艺技术革新，助力降本增效。
二是协同驱动产品研发创新。加强与科研机构、下游企业合作联动，准确、高效识别下游需求和要求，以破解性能缺陷、降低成本、提供高性价比材料、
实现产业链共赢为主线，联合开展产品研制，持续开发和投放新产品，形成创新竞争力。
三是标准引领管理模式创新。制定并优化岗位标准化操作规范，设备运行、点检、维护标准，提升作业流程和资源配置效率；推动销售接单、生产制造、物流运输、产品交付、服务模式等标准化，从源头控制成本＋质量，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实现品牌溢价。
四是机制激发基层创新降本。建立创新机制，激发全员降本增效积极性， 鼓励基层员工参与创新降本保质工程，营造“小创新、大降本”的创新生态， 形成创新降本合力。
五是产业链共建提升竞争力。与上下游企业开展产业链共建，通过资源整合与共享，技术创新与供需协同，风险共担与利益捆绑等，构建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生态体系，实现从单一企业竞争转向产业链协同发展。
三、结语与建议
“十四五”以来，需求持续减量引发供需失衡矛盾加剧，降本增效是企业当前及“十五五”时期内生存发展的重要抓手。传统降本路径已逼近效能边界， 贯通全流程的数字化成本重构成为破局关键。
另外，产能治理是疏解钢铁行业周期性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建议钢铁行业全面实施“三减“调控，即减产能装备、减产量、减企业数量， 破解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一是坚持以产能退出为主，研究制定明确的钢铁产能退出标准，包括环保、技术和经济效益等指标，引导企业及产能退出市场。二是推动钢铁企业减量重组。三是研究推动粗钢产量实施按季调控（按时间调控） 新机制，因时因地精准施策安排生产节奏，实现冶炼装备设施的高效率、高效益运行。在产能装备实质性退出前，产量调控仍是关键的政策抓手。
“十五五”钢铁行业文化建设的挑战、机遇与对策
苏亚红褚召忍曹红敏李铭灿
一、钢铁产业文化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钢铁产业文化建设现状
一是党建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引领。在钢铁产业文化建设中，党建引领发挥着关键作用，众多钢铁企业将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深度融合，通过加强党建，确保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是红色文化传承与创新并进。中国钢铁产业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形成了不畏艰难、艰苦奋斗、创新进取的钢铁文化。百年来，无数钢铁英雄为国家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孟泰精神”“马万水精神”“攀枝花精神”“铁山精神” “李双良精神”“曾乐精神”曾被原冶金部誉为钢铁行业六大精神，直到今天依旧深刻影响着新一代钢铁人。同时，钢铁产业在文化建设和发展方面也在不断创新，涌现出许多文艺作品。三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被普遍认同。
如今，产业竞争已从传统的有形资产转向无形资产，越来越多的钢铁企业意识到文化建设对企业提升竞争力至关重要，开始将文化建设纳入企业战略规划。以中国宝武、首钢、鞍钢、中信泰富特钢、沙钢、荣程集团等为代表的钢铁企业纷纷实施了极具企业特色的文化建设项目。
四是绿色智能文化成为新焦点。在当今钢铁产业发展进程中，绿色智能发展理念已深深扎根，并逐渐演变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看，许多钢铁企业大力推行节能减排措施，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在智能化发展方面，钢铁企业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了众多智能化示范工程。
钢铁产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文化深层价值认识不足。一些钢铁企业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往往注重口号和宣传，忽视了文化的落地和实践。甚至有的企业在文化建设中存在模仿、照搬现象，缺乏创新和特色。另外，文化建设缺乏专业化人才，尚未将新技术、新模式有效融入企业文化体系。
二是文化建设缺乏体系化。总体来看，钢铁产业文化建设缺乏整体性与连贯性，各企业尚未形成统一的文化建设方向与合力。尤其是很多企业在并购重组后，往往面临着文化融合的问题。如何处理好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三是国内外影响力有待提升。中国钢铁产业在全球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但钢铁产业文化宣传力和感染力仍不足。国际化发展必然面临一个多种文化共存的复杂环境，文化差异越大，引起的冲突就会越多。
二、钢铁产业文化建设发展趋势
文化内涵不断深化与创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着重强调坚持“两个结合”，钢铁产业文化建设将深度聚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深入挖掘钢铁产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同时，要紧密结合时代发展需求与产业自身特点， 持续丰富和创新文化内涵，积极融入绿色发展、智能制造等现代元素，精心构建起具有鲜明钢铁产业特色的现代企业文化体系。
文化建设与战略规划深度融合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钢铁企业对文化之于企业战略的关键支撑作用有了更深刻、透彻的认知。文化不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而与企业长期发展战略、转型升级目标实现了深度融合。企业在制订战略规划时，将文化建设全面纳入其中，确保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国际化视野下文化传播多元化
数字技术与新媒体的发展为钢铁产业国际化道路提供了更多可能。钢铁企业一方面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将企业文化和理念传递给海外客户。在此过程中，钢铁企业可通过加强与外部媒体、文化机构、网络平台的深度合作，不断拓展传播渠道，持续提升钢铁产业文化的影响力、扩大覆盖面。
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建设
新质生产力是以数字技术、知识资本和协作创新为核心驱动，融合智能化、数据化和生态化特征的新型生产力形态。技术创新是文化建设的动力源泉，不仅可以提升钢铁产品的质量和性能，还会形成独特的创新氛围和创新文化。当下，钢铁产业正在形成独特的绿色低碳文化，这种文化会渗透到企业各方面。
以高水平服务维护文化形象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钢铁企业要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来赢得客户信任。钢铁企业高水平服务体现在对客户需求的精准响应上。企业将通过建立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及时收集和分析客户信息，了解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和优质的服务体验，以提升产业文化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通过文化融合发挥兼并重组协同效应
钢铁企业在兼并重组后，文化在新的企业里相互碰撞、交流与融合，如果能够实现有机融合，必然能带来“1+1>2”的社会效益。例如，宝钢和武钢的合并不仅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和成本降低，还在文化融合中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
三、钢铁产业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
构建钢铁产业文化体系
一是强化核心价值观建设。钢铁企业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产业文化建设，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理念。
二是传承钢铁产业精神。在价值观塑造上，应将创新、敬业、团队合作、奉献、环保及工匠精神等核心价值观融入企业文化体系，通过内部培训、文化墙展示、宣传手册发放等方式，引导员工在日常工作中积极践行。在制度保障方面，要建立健全奖励机制和培训机制，加深员工对产业精神的理解与认同。
三是塑造绿色智能文化理念。在高端化文化转型方面，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形成独特的产品文化；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增强服务意识。在智能化文化建设方面，企业要加强对智能化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高员工的数字化素养和技能水平，鼓励员工参与智能化生产实践。在绿色化文化氛围营造方面， 企业要推广清洁能源技术，鼓励员工参与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等绿色低碳实践活动。
培育钢铁产业群体文化素养
一是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钢铁企业应将员工权益保障作为产业文化发展的核心战略，营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建立公平合理的薪酬体系，关注员工身心健康；应设立多样化的沟通渠道，收集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开展具有文化内涵的团队建设活动，促进文化融合。
二是提升员工素质与凝聚力。钢铁产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升员工凝聚力，营造和谐积极的工作氛围。企业可通过开展专业技能和思想政治教育培训，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通过团队建设活动、员工关怀计划等，增强员工的沟通协作能力，增强团队意识和归属感；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鼓励员工参与企业决策。
利用AI技术提高文化传播水平
AI（人工智能）技术为钢铁产业文化的生动呈现提供了多元路径。它能将钢铁产业的历史档案活化，借助挖掘历史档案中的文化基因，搭建可交互的虚
拟文化展厅。此外，在智能设备中植入文化语音交互模块，可以实现技术场景与文化理念的融合。AI技术还能依据员工岗位技能和性格测评数据，生成定制化文化学习路径，促进文化落地。
重塑钢铁产业社会形象与公信力
这要从强化质量与安全管控、提高产品性能和服务水平等方面发力。在强化质量与安全管控方面，钢铁企业应建立严格的质量管控体系，将安全生产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加强员工安全培训，更新安全设备，确保生产过程的安全可靠。在提高产品性能方面，钢铁企业应通过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为客户提供更具价格优势的产品。在提高服务水平方面，钢铁企业应建立专业、高效的售后服务团队，及时响应客户需求，通过优质的服务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提升钢铁产业的整体社会形象与公信力。
四、钢铁产业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
第一，提升钢铁产业文化战略地位。钢铁企业要将文化建设纳入核心战略， 把钢铁产业文化的传承、传播及创新，全方位渗透到生产管理各环节，让钢铁产业文化成为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坚实力量。
第二，提升钢铁产品文化附加值。高附加值是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钢铁产业文化建设要以提升产品附加值为任务，附加值的创造贯穿产品生产及流通的全过程，要依托钢铁产业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构建完善的企业价值体系，对标先进标准体系，推动产品升级。一是文化建设能够强化质量意识，提升产品品质。二是以文化创新促进技术创新，提升产品技术含量，推动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三是通过文化建设塑造品牌形象，提升产品市场认知度。四是以文化管理优化管理流程，提高生产效率。
第三，打造钢铁文化新业态。对内，服务于培养钢铁人才；对外，使大众了解钢铁产业文化，树立钢铁产业新形象。一是加强钢铁产业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建设一批精品文化展览馆、纪念馆、博物馆及文化公园、工业研学旅游设施等。二是打造钢铁产业文化旅游区。钢铁企业可采用“工业+旅游”模式，对旧厂区各种设备设施等进行再利用；建设钢铁文化主题公园或园区，设计钢铁吉祥物，打造钢铁产业文化园区。三是推出多元钢铁产业文化产品。钢铁企业可利用自身材料优势，实现从传统钢铁产业向文化创意产业的转型，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
第四，推动钢铁产业文化创新。深入挖掘钢铁产业文化的时代内涵。一是要塑造新时代典型人物和产品。积极挖掘新时代典型人物，如鞍钢郭明义爱心团队等；扩大典型产品影响，如太钢“手撕钢”产品研发故事等。二是要吸收与借鉴海外优秀钢铁文化。三是要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双重革新，将优秀钢铁历史文化与现代钢铁产业文化建设相结合。同时，要积极顺应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全力打造智慧文化平台，实现文化的精准传播与高效互动。四是要培养钢铁文化高素质人才，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激励人才实践创新。
第五，履行好社会责任。钢铁产业应将企业社会责任文化建设纳入发展战略，强化社会责任意识，推动绿色生产与可持续发展。钢铁企业应以钢铁精神为引领，积极践行环保承诺，提升能源效率，减少碳排放，并通过汇总优秀社会责任报告案例，为全行业提供借鉴。
五、钢铁产业文化建设有关政策建议
重塑新时代钢铁产业文化精神
在钢铁工业“十五五”发展规划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思想和文化遵循，提炼出“创新、融合、智慧、铸魂”和“百炼成钢、智造未来、自强不息、奋发有为、勇于超越、向新向绿、精益求精、金石之坚”的钢铁产业文化精神核心内容。根据钢铁产业文化精神核心内容，要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钢铁精神，还要进行创新转化。要促进钢铁产业文化与人民需求相结合，既要关注员工的需求和利益，又要注重与社会的互动和交流。
搭建钢铁产业文化智慧传播平台
中国冶金报社牵头，联合重点钢铁企业建立“钢铁产业文化智慧传播平台”， 促进钢铁文化圈的形成，提升我国钢铁产业整体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通过智能化手段，智慧传播平台的搭建可以对全产业全面包装、正面宣传、控制舆论发酵，促进钢铁产业文化信息共享，整合钢铁产业文化资源，鼓励钢铁产业内部的文化融合和创新，形成具有产业特色的文化品牌和文化体系，形成文化共同体。另外，还要利用互联网进行国际传播，对影响我国钢铁行业发展的舆论进行及时监督和回击。
完善钢铁产业文化相关政策体系
在政策体系方面，建议按照“综合推进+分类施策”的思路完成构建。目前， 国内有关钢铁产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政策文件主要从工业文化建设的要求中延续而来，缺乏在钢铁产业这一垂直领域的针对性体系建设。要通过出台相关纲
领性文件，明确“文化强链”战略定位。统筹产业转型、文化塑造、社会责任三大维度，将文化建设深度嵌入钢铁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中。在具备综合推进整个产业文化建设的方向性文件后，还要按照不同领域、不同板块分类施策， 制定一整套效率提升政策和落实方案，完善文化政策供给体系。
加大对钢铁文化的财政专项支持力度
建议设立“钢铁文化振兴专项资金”，按企业文化投入的一定比例给予补贴，为钢铁产业文化建设设立专项资金。对于积极参与文化建设的钢铁企业， 政府可以给予税收减免或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同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钢铁产业文化建设，鼓励社会力量投资钢铁文化项目。落实到企业层面，建议钢铁企业设立专门的文化基金，用于支持企业的文化创新、文化人才培养、文化活动策划与执行等方面；投入资金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并设立文化创新奖励机制、举办文化活动等。
建立钢铁产业文化建设激励机制
钢铁产业文化建设要从“顶层设计”转向“基层激活”。面向钢铁产业基层员工推行“文化贡献值”可视化管理，将员工在文化建设中的表现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与薪酬挂钩。政府应切实督促企业高度重视员工的参与感与满意度。建议将文化建设投入、员工满意度、文化成果产出等纳入评价体系，让评价结果与绿色信贷、项目审批、产业评优挂钩，对表现较好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和文化补贴。对于管理人员、普通员工和技术员工，企业也要制订不同的激励方案。
完善文化建设的评估与监督体系
评估与监督体系是确保文化建设有效性和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建议制定钢铁产业、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和评估评选的配套标准。评估标准要公开收集意见、不断修改完善，并公开透明地进行评选。建立文化建设评估报告制度。同时，加强对文化建设资金的监管，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到“十五五”末，对相关标准不达标的企业进行整改和建议，并评选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钢铁产业文化建设优秀企业，并加以推广，确保产业文化建设得到健康、长足、均衡的发展。
六、结语
综上所述，文化建设正成为钢铁企业未来破局的“隐形高炉”。它代表着的不仅是更具韧性的组织生态，还是连接历史与未来、平衡效益与责任、融合
本土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密码。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钢铁产业文化建设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统领下，一方面继续传承和弘扬钢铁产业的优秀文化基因， 让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紧密结合钢铁产业发展趋势，不断创新和丰富文化内涵，将绿色发展理念、数字化转型思维、国际化合作视野等融入钢铁产业文化中，推动钢铁产业文化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十五五”规划：何以规划，以何发展？
访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助理李治
一、回顾：中国之治的必然选择
本刊记者：李老师好，感谢您接受采访。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 也是“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从历史上看，1953年至今，我国先后编制落实了14个五年规划，推动我国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从国际上看，长期坚持以规划的方式谋求发展的国家比较罕见。您作为发展规划的研究专家，能否谈谈您对发展规划重要性、科学性的理解，以及蕴含其中重要的方法论？李治：发展规划对我们国家发展而言起到了战略导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30日召开的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上强调： “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此前也曾指出：“科学编制并有效实施国家发展规划，有利于保持国家战略连续性稳定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从实践中看，我们对发展规划重要性、科学性的理解经历了逐步摸索的过程。如你所说，1953年我国就开始了“一五”计划。直至2006年， 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的需要，同时承续建国以来我国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系列适应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方式和经济社会管理手段，从“十一五”开始将其改为发展规划，在实施过程中逐步使其更加科学化、体系化，逐步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宏观经济治理方式之一。
从实践中所取得的成绩看，可以说发展规划引领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将在未来引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 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发展脉络一以贯之。从“一五”时期到现在，国民经济先后经历了战后恢复、建设追赶、改革开放之后的模仿和并行、本世纪头十年的赶超、“十四五”时期的转型，经济总量从世界的第六第七一直追到超四过三，现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规划起到了方向性的引领作用，同时保持了每一个阶段的稳定节奏和前后衔接， 可以称之发展的“指南针”或者“定盘星”。最近，全国人大正在审议《国家发展规划法》，将为在法治轨道上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国家发展规划提供法律和制度层面的支撑。
规划本身是一种政策文件，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顶层设计，里面所有的目
标设定都有非常深层的战略考虑，经过了科学的测算和推导。比如我们将GDP增速预设为5%，是基于对经济增长潜力的深入分析做出的目标设定。此外发展目标还具有激励作用，某种程度上有“自我实现”效应。目标一旦设定之后，就可以凝聚各方合力、激发各方动力去推动规划目标的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也是中国体制优势的体现。中国的历史条件、自然条件、制度条件，都比较适合使用发展规划这种工具，因此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近年来，发展规划的工具性、战略性和政策价值正在被逐渐挖掘出来，不断引领中国发展行稳致远。例如，我们正在考虑使用人工智能方法对发展规划的场景进行模拟，对政策目标效果进行推演和预测，辅助开展自动规划任务。未来，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发展规划的价值还值得继续进行深度研究，不断完善其作用和功能。
本刊记者：回顾“十四五”，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我国高质量发展仍然取得新突破，规划期初制定的主要宏观经济目标应能如期达成。对“十四五”规划执行情况，您认为应如何评价？有哪些特别值得强调的成就？ 哪些领域长期结构性问题尚未解决？
李治：可以这么讲，“十四五”这五年在整个发展规划体系以及整个国家发展历程中都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是从疫情开始的，疫情的最大影响实际就是在“十四五”的头两年，一些地方最初设定的发展目标没有预料到疫情的影响，因而面临较大的困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情况越困难，现在取得的成绩越来之不易，越值得大书特书。“十四五”期间最重要的发展成果是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成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绝对贫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金融系统经受住房地产下行冲击，整体保持稳健。经济发展既有量的增长又有质的提升，从量上说2024年GDP规模首次突破130万亿元，这五年保持了稳定的增长速度；从质上说实现了生产力的跃升，特别是制造业，不仅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强劲的国际竞争力，全球产业布局也进一步加强，产业链供应链更加体系化。近期特朗普政府胡乱挥舞“对等关税”大棒，试图通过高关税扭曲现有产业链分工、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但真正施行后就发现无法与中国完全“脱钩”，这种体系性的颠覆是不现实的。在民生领域，前面讲的脱贫和环境改善，让老百姓切实受益其中，此外社会治安管理水平显著提升，平安中国建设高水平推进，与部分国家的战乱纷争以及治安恶化形成鲜明对比。在教育科技领域，基础研究备受
重视，创新科技成果频出，人工智能迎来爆发式发展，瞄准未来的竞争力优势正在逐步形成。
当然，也需要看到一些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最突出的就是投资消费牵引增长的机制还需要逐步完善。投资方面，当前投资拉动增长的边际效用减弱， 投的多但是见效慢，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提高投资效益成为当务之急。消费方面，人口总量下降、生育率下降是“十四五”期间出现的新现象，不仅影响当下消费，也影响对未来的预期，比如房地产转入下行阶段与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都是长期影响。生产力方面，面临一些关键技术的“卡脖子”问题， 需要自主自强实现技术的紧跟和超越。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逆全球化趋势渐显，全球贸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如何在这种变化中平衡与国际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关系，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随着外需对于国内产能的消化可能趋弱，更加需要扩大内需防范产能过剩压力，如何有效畅通国内大循环是一个挑战，当前正在推进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以及宏观调控的细节性微调，都是为了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
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就是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配合。贸易战的冲突博弈未来有可能延伸至金融领域，引发新的问题，比如去年四季度以来一系列密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出台，M2规模显著增加，未来是否会带来通胀风险和汇率风险？通过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方法和工具如何进行适应性变化？ 这也是需要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二、研判：时空坐标的精准落点
本刊记者：刚才提到特朗普政府发起的所谓“对等关税”，不仅对全球产业链贸易链造成严重冲击，也给全球秩序和治理结构带来影响。这似乎预示“十五五”将在历史进程中占据特殊的位置。在您看来，如果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期视角看，“十五五”的历史方位与战略意义是什么？
李治：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导致未来中国的崛起和外部的遏制并存，会形成一种比较复杂的斗争局面。“十五五”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言非常关键。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四五”规划出台时同步发布了2035年远景目标，2026～2030年这个“十五五”阶段，是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打基础的，从这个时点再向前一步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就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果2035年远景目标能够达成，就能够
在未来15年以比较稳的趋势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因此从现在到2035年， 是一个博弈的决胜期，要形成明确的发展态势，外部的打压和遏制无法阻挡中国崛起的趋势，让其他国家在事实上接受中国的崛起，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战略博弈趋势的确定期，或者说是战略格局的塑型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由此，“十五五”期间，我们必须要找到明确的思路、方法、政策，来有力应对外部环境压力，以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引领未来发展道路。
本刊记者：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社情， 加强战略谋划，制定好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正如刚才提到的，“十五五” 期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内部同样也要面对发展动能转换、发展模式转型的重大转变。您认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社情特别值得关注的趋势性发展变化有哪些？会带来怎样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李治：从世情来看，整个外部环境面临更大不确定性，战略环境、产业环境更加复杂，逆全球化趋势显现，比如美国延续对中国的遏制意图，人为推动产业链重构，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都没有改变对中国的压制，这一点和过去十年是不一样的。特朗普第一任期我们还可以通过灵活应变、谈判技巧争取一些缓和空间，但现在就是真的硬碰硬，当然我们无惧贸易脱钩，面对打压更加有反制的底气。其中，在金融领域，我们应当研究如何使金融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发挥战略博弈工具的功能，例如，是否可以在国债、汇率等方面采取一些举措，进行战略性博弈。
从国情来看，也就是从内部看，我们面临着生产要素的显著变化。首先是前面提到的人口结构变化，少子化愈加明显、老龄化提前到来，传统人口红利正在减退。资本方面，外部资本呈下降趋势，内循环中M2规模的增加可能带来金融风险。土地方面，新型城镇化、战略腹地建设、城市更新等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对土地资源的平衡需要考量。技术方面，“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千行百业发展，特别是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间还存在代际落差的情况下。从这四个生产要素角度去看，当前我国面临更复杂的情况。
从党情社情看，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正处在制度形成期，需要进行一些重大的制度设计，比如完成脱贫攻坚之后如何推进实现共同富裕？这就需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民生强国，未来要把发展重点放在民生领域。比如金融，应当在做好“五篇大文章”之外，系统性地发展“民生金融”，让老百
姓充分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敢于花钱，有底气花钱。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的根本政治立场，解决好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不单要政府加大投入，还要发挥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撬动企业在民生领域的投资。上面这些趋势性变化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需要找到新的发展路径。比如就业，解决就业问题其实并非单纯地创造就业，西方话语体系里讲就业的核心是创造就业岗位，但是从经济学的本质来讲， 就业问题的核心是资源配置问题，资源配置到哪里，哪里就会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当前西部和东北地区都面临人口流失问题，如果能够在这些地区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设计好顺畅的政策扶持路径或者可持续的资金投入，就能够慢慢培养起来新的就业岗位，吸引年轻人回流。
三、谋划：驱动发展的核心动能
本刊记者：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了一项战略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回顾“十三五” “十四五”，创新始终是规划的重点任务。此次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您理解这其中有什么特殊的涵义？这将对“十五五”整体规划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可能谋划哪些重点方向和怎样的实施路径？
李治：总书记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里面有一些特殊的考虑。“新质生产力”刚刚提出来时，各地争先恐后上马类似的项目，比如机器人、算力中心、新能源等等，容易出现趋同化、泡沫化。此后中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引导各地依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历史基础、发展水平谋划和布局不同重点产业。比如内蒙古风能资源丰富，风电优势显著，可以建设算力中心，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工业规模大，相应耗电量大，可能就不适合建设大型算力中心。
从前期的研究来看，“十五五”规划要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优化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我国地域广阔，自然资源禀赋分布不均，工业制造业层级和水平差异较大，既有高端制造业，也有基础手工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与战略腹地建设和关键产业备份工作紧密衔接，从整体提升制造体系战略韧性的角度考虑保持各种工业门类齐全的战略价值。根据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宏观构想，统筹推进一些重大项目在中西部地区的布局。针对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部分产业出现技术替代就业现象，要进一步发挥传统制造业
作为就业蓄水池的作用，通盘考虑地方经济发展特点和产业比较优势，不一味追求产业高端化，而应充分考虑地方财力和就业负效应，综合研判“十五五” 产业重点方向。要针对如何因地制宜有重点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开展专题性研究，
充分发挥各地方优势特色，使新质生产力真正发挥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的综合效应。
现在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还处在探索阶段，特别是在县域层面，要积极推动企业拥抱新质生产力，统筹更多政策、资金向县域倾斜下沉，为县域经济创新发展拓展潜力。县域层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在不同县域先进行小规模的尝试，探索出适合西部、中部、东部、沿海等不同区域特点的产业，试点成功之后再进行推广。未来在“十五五”期间，应该重点关注县城更新、县域创新和县治革新，特别是吸引青年人到社区、到乡镇去寻找创新的场景和机遇，真正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落到实处，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升。
本刊记者：讲到这里，有一个规划可能需要给予更多重视，就是国土空间规划，怎样理解国土空间规划对于不同地区开发建设活动的指导作用？
李治：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增强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实施支撑作用。”这四个规划是三级四类，分别有明确的分工，那么为什么国土空间规划是基础？因为所有的发展规划都是要落地的，要有区块和空间的划分和匹配，不同地区发展什么样的产业，首先要看国土资源有没有落地空间。
从金融的角度讲，未来可以研究在资本和土地两个要素之间创新一些联动方式，比如，可以探索城乡之间金融要素的数字化联动，也可以对金融资源的流动路径进行科学设计，突出金融作为区域规划的配套属性，对所规划的产业区域设计特殊的金融扶持政策。
四、建言：政策应对的优化适配
本刊记者：为了实现发展蓝图，需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短期和长期、内部与外部等复杂关系。从当前形势看，未来五年将是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步推进的五年，也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关键的五年。对此，您认为需要采取哪些政策来应对？重点突破哪些难题？从哪些方面发力？
李治：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问题，目前看最重要的是提振消费。关于消费疲弱，有些人认为是老百姓有钱不愿意花，但有些老百姓反映是没钱消费，这
两个问题都存在，体现在不同的百姓群体里面，这也是共同富裕要破解的核心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缩小不同群体的收入差异，引导百姓对未来收入保持良好预期。这里面还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比如分配机制的不平衡，按要素分配还是按劳动分配是可以去科学设计和调节的，需要构建协调配套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调节收入分配可以采用税收等再分配手段，也可以采公益慈善等第三次分配手段，但这些手段都停留在“术”的层面，如何从“道”的层面触及收入分配的本质，还需要优化完善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健全要素参与分配政策制度，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都能够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当然，这个过程中对于一些特殊人群需要给予政策的扶持，留出就业缓冲的时间，需要通过国家福利或者社会保障的方式为他们的基本生活兜底，还要鼓励企业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关于重点突破哪些难题，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尤为需要关注。当然，从地方政府自身角度来看，当地一些产业确实关系到民生发展以及考核指标，有本能的动机去设置地方保护政策。对于公共政策研究者而言，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制度性设计，克服掉人性中的趋利避害这种本能。因此未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鼓励地方政府主动打开本地市场，可以在“十五五”规划的指标设计方面加以引导，例如构建统一大市场指标体系，设置地方贡献度、区域合作度等能够衡量市场开放程度的指标，去衡量区域之间的物流通畅程度、共享经济水平等。
本刊记者：金融既是重要的战略资源，自身也是改革的重点领域。“十五五”期间，中国金融业如何找准自身在发展规划中的定位和改革方向？如何在服务规划实施的同时，实现自身发展？其中，大型商业银行如何将自身的战略发展融入国家的整体发展规划？
李治：考量“十五五”期间金融业的定位和自身发展，需要了解做规划最重要的关注点有两个，一是目标，二是项目，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目标走。“十五五”时期，金融必须继续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这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应当明确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具体目标。过去金融的现代化总是对照西方标准，但其实现在中国金融已经在不少方面处于世界领先位置，比如移动支付工具的应用，就是支付手段的现代化。但是与国外相比，我们金融创新的现代化或者说金融理念的现代化还存在差距。在安全和创
新之间，我们可能还需要再放开一点步子。“十四五”及之前，中国在金融领域保持了稳定发展，没有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一成果要充分肯定。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金融体量已经大幅跃升，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同时， 面向未来开拓创新的脚步亦不能停止。有了体量的支撑，有了较为完善的体系， 有了宽阔的国际视野，有了足够的国际布局，中国金融业可以通过积极的金融创新去提升国际话语权，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大型商业银行可以在其中发挥先锋作用。
未来如果金融要做规划，从指标引领的角度来讲，需要设计一套比较灵活的指标，数量不必太多，同时确定几个重点工程或者重点项目，比如支付体系现代化工程、人民币国际化工程等等，以此引导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去研究、推进、落实。同时设计好对基层创新的支持，包括设计一定的容错机制。考虑到金融市场变化快、波动大，制定细致的金融规划难度较大，但是政策性和方向性的内容要有，这是未来五年金融改革的方向性依据，也会对大型金融机构的发展产生更强的政策引导和战略导向作用。
“十五五”及未来规划期接续与持续发展聚焦指向
兼论经济大省与强市打造多形态增长极青岛市社会科学院郭先登
一、引言
以向国内国际释放中国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为要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又踏层峰辟新天”，站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新起点；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总结评估‘十四五’规划落实情况，切实搞好‘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工作”的战略工作部署，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伟大目标，迈向再经过五个“五年规划”新征程、迎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更加辉煌新时代的明天；从理论建党新视角洞察以世界秩序调整、国际格局位移为标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大趋势，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的并存，一条又一条新时代中国与世界陆海新通道的诞生，一座又一座新桥梁的架起，一个又一个新港口的建成，互联互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不断追求。未来规划期中国要抓住无限机遇，拥有广阔未来，摆在区域与城市面前的重大课题之一是，如何深刻认识和把握好“十五五”及未来规划期接续与持续发展的聚焦指向，坚定不移地以“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导向，加快提高区域协调协同发展水平、不断生发越来越强的“协调协同力”； 区域与城市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首先着手于编制“年度发展计划”，从1953年开始实施“五年发展计划”，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历史条件下，只能“一面建设、一面编制”。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确立了由“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在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续发展的“五年规划期”新制度，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成果。其制度性的理论意义显示，以五年规划为时段的“三级四类”规划体系，在世界运用规划手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中独树一帜，成为引导经济社会准确运行、擘画国家发展蓝图、确定重大项目建设、导向市场主体行为、清楚界定发展板块与指标体系、充分体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水平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制度性安排［1］，成为理论建党的璀璨明珠。理论建党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进程中，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新的理论发展高峰。“规划理论”是理论建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或缺的内容。
按照规划期进展时段划分，笔者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调研，提出了五年规划期始后的前两年称之为“前期”，第三年称之为“中期”，最后两年称之为“后期”，第二年下半年可认之为“前期”与“中期”交互相连时段的观点。实证研究显示，任何一个规划期进入“交互相连时段”后，层次性区域普遍以“明天即是未来的大思维”，着眼于规划期是一个国家运行千头万绪复杂经济社会系统工程的基本属性出发，以科学解析“过去式”、正确把握“进行式”、精准锚定“未来式”的新理念洞察未来［2］，确立下个及其后多个规划期的接续发展。本文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规划期”与“年度规划”的重要区别之一： 前者指向制定中长期发展需要实现的奋斗大目标；后者则明确规定围绕“奋斗大目标”、区域与城市年度内需要完成考核的刚性指标。
中国高质量发展是举世瞩目的伟大历史进程，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区域与城市要在未来规划期发展过程中，充分展现本域的责任和担当， 展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新气象。“十四五”规划期已进入充分显现稳增长、可持续发展大趋势的最后一年；通过调查研究，本文提出“十五五”及未来规划期接续与持续发展的主要聚焦指向和经济大省、强市打造多形态增长极的新模式。
二、区域与城市面对未来“规划期”，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纲、新质生产力为主题，聚焦建设“十大”强国的战略目标
历史证明，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是在继往开来中前进。新时代要再深刻认识赓续红色血脉、承续历史文脉、接续平衡发展（简称“三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互关联的重大理论命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建设不断登上新峰点的强大理论武器［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从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不断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京津冀联合实施协调协同发展国家大战略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样板型案例，指引中国在接续中实现经济社会更加充分与平衡发展，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续与平衡运行”规律新的、更为丰富的内涵。“内涵”决定
了要以生态理论指导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现接续平衡发展。“可持续+接续”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发展形态的鲜明特征。“十四五” 规划期经济社会发展运行的基本态势是，长期保持稳中增长、显现全面向好的良好态势。新质生产力呈现不可替代的强大创新创造力，促使经济社会全链性同一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以区域和城市“协调协同”为第一底色的“可持续+接续”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十四五”规划期前四年GDP实现505．12万亿元，相当于“十三五”规划期五年GDP（458．54 万亿元）的110．16%。
更新时代接续发展决定了要笃定具有理论意义的战略导向，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长期牢固抓住党史学习教育这根主线，“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坚定不移地将改革进行到底；坚定不移地铭刻“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地严防“四种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坚定不移地经受“四大考验”
（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战略导向决定了“十五五”期始，由多规划期接续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本发展样态所决定的最高境界是长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大历史观，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纲和锻铸新质生产力为主题，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胸怀为可持续接续平衡发展的新视角、新出发点，连通中国与世界、跨越时间与空间、串联过去与未来、联结强国与富民的历史维度，求索着砥砺奋进、不懈奋斗的五大新征程，求索着向辉煌彼岸再出发的新目标，求索着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水平的满意答案，完美实现以新质生产力为主题、以数智技术为重要技术手段的高质量发展，精准锚定历史性发展时代新方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3．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3．7万亿元， 同比增长7．39%，对GDP增长贡献率达66．45%；拥有世界24个顶级科技集群， 首次跃居世界第一；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达到178个，成为科研成果转化的一个主体性空间。中国正由过去依赖资源和传统产业的增长模式，向更加创新、智能、现代服务、可持续发展导向增长新形态、形成新模式的历史新阶段的新跨越。正是向“历史新阶段的新跨越”，中国在2024年实现GDP达到134．91万亿元，同比增长5%，占世界经济比重17%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位；据国际货币组
织按现价折合为美元的统计中，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德国、日本、印度和英国这四大经济体的总和。
未来规划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纲，谨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的科学论断，聚焦建设“十大”强国的战略目标，具体如下：放置于首位的是笃定具有理论意义的战略导向和具有实践意义的战略目标，在锻铸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牢固掌握以“数智技术”为鲜明标志的物质技术手段，全方位“纲举目张”，牢固确立“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新理念，加快建设以创新为引擎的现代科技强国，实现“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突出以“极端宇宙”“时空涟漪”“日地全景”“宜居行星”“太空格物”五大空间科学为主题，加快发展中国空间科学，到2035年重点方向跻身国际前列，2050 年重要领域国际领先、成为世界空间科学强国，不断提高航空航天产业发展水平；同时新航空航天产业生发的强大赋能，推动引发地球低空与地面空间未来产业链的革命性变革，如种业、制造业等会发生较大革新。要加快建设以人才“涌流”为标志的现代教育强国，以“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的科学论断为导向，深刻认识“人才”多寡与强弱根本在教育，这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须遵循的“普世性”规律，谁建立起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统一的人才“涌流”的教育与研究体系，谁就能拥有“无穷无尽”、涌流不息的人才资源。要坚定不移地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揭示出来的以“大美中国”理论指导建设“大美家园”为导向，加快建设以“绿色”为第一标识的现代生态强国；生态文明是现代国家不可替代的靓丽“名片”，如临海区域与城市以强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岸滩环境整治”为重点，加快推进美丽海湾与湖泊建设，突出“一湾一策”建设“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美丽海湾， 已经形成厦门东南海湾、深圳大鹏湾、青岛灵山湾等成功案例；再如不断加强区域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不断提高区域与城市积聚环境生态力的发展水平， 形成越来越多守住绿水青山，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范例。要加快建设以接续传承“魂脉”与“根脉”的现代文化（体育）旅游强国，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断提高以“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等59项已列入世界遗产目录项目的保护水平，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新时
代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相融合的中国网络文化新形态，牢固确立同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续发展的主流型文化新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以全面乡村振兴为第一发展空间的现代种业（农业）强国，更加突出种业在农业生产里的核心地位，现代农业发展的大趋势决定了种业是农业的核心与芯片，谁拥有了强力的种业，谁就拥有主导市场的核心竞争力。要加快建设以相互衔接的陆海空运输网络为标志的现代交通强国，构筑以“大港口”理念为指向、建设越来越多现代化陆海空间全域同一化发展的海港、江河湖港、路港、空港等现代化枢纽型新兴港口，力促密织成“最先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的完美行程网络。要加快建设以符合国际通行规则、拥有完善运行模式、拥有时代化发展外向性经济的通连网络、经营方式、运行形态，成为朋友遍天下的现代经贸强国。同时，要加快建设以拥有不竭“输血动能”为第一特征的现代金融强国，以齐全工业门类为支撑的现代制造强国，以山河无恙为历史使命的军民融合发展的现代国防强国为主要标识的现代强大国家。为此，区域与城市面向未来规划期， 要在实践中把具体的“强市”目标与“强国”目标密切对接，清晰地标识自身所处的位置。面对普遍性的要求，本文特别要提出的是：
一是未来规划期建设以“十大”强国为标识的现代强大国家，极其需要深刻认识“以敬畏自然为大逻辑出发点，尊重自然与顺从自然，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为核心内容，充分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逻辑理论”的内涵。2024年末，中国最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位于其南缘的新疆于田县域完成了生态绿化；至此，在围绕拥有33．76万平方公里沙漠、长达3046公里周边建成绿色阻沙防护带，形成完整的生态屏障。面向未来，要坚定不移地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这是以“绿意”为主题，对全国各领域加快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的全面系统部署；其首要目标是到2030年节能环保产业规模达到15万亿元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5%左右；营运交通工具单位换算周转量碳排放强度比2020年下降9．5%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二是未来规划期建设以“十大”强国为标识的现代强大国家，极其需要更加突出建设“现代金融强国”的历史性地位。2024年12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08．34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52．53万亿元， 同比增长7．2%；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超2．6万亿元，企业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为3．7%，持续创有统计以来新低；绿色贷款高速增长，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项目的贷款分别为12．25万亿元和12．44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7．5%。截至2024年8月末，中国人民银行共与4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过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与31个国家和地区授权了33家人民币清算行，覆盖了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互换规模超过4．1万亿元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权重上升到第3位，全球有80余个国家和经济体把人民币列入储备货币，列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第5位；中国债券规模排名全球第2位， 股市市值先后被纳入三大国际债券指数，正向建成“现代金融强国”砥砺奋进。据中国财政部公布，2024年11月中国在沙特利雅得成功发行20亿美元主权债券， 其中3年期12．5亿美元，发行利率4．28%，5年期7．5亿美元，发行利率4．34%， 总认购额达到397．3亿美元，是发行总额的19．9倍，其中5年期认购倍数达到27．1倍，是近年来全球主权债券发行的最高倍数；本次发行在低利差下获高认购倍数，充分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主权信用的信心。“砥砺奋进”决定了中国要在与世界金融业更加紧密的合作中，加快成长为“现代金融强国”。研究显示，建设现代金融强国或强市，特别要高度重视对投资者作为“源头活水” 的金融有效保护，不断提高招商引资水平，使之成为资本涌入的热土。要“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必须遵循没有附加条件的“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世界通行规则， 要以公开宣布的法律法规、章程制度为准绳，坚决消除个别经营场所与个别员工任意设置附加条件而违背“通行规则”的现象；要让所有自然人都能充分享受中国金融机构服务为民的高质量场所氛围，不断提高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水平。
三是未来规划期建设以“十大”强国为标识的现代强大国家，极其需要更加突出“现代制造强国”的历史性地位。2024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总体规模已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拥有的“灯塔工厂”占全球总数超40%；中国企业入围世界500强的数量达133家，仅次于美国的139家。面向未来，要深刻认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科学论断的内涵：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发挥主导作用，数智技术为一手段，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成的当代先进生产力；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是理论建党的伟大创造，把当
代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推向新的高峰。未来规划期高举新质生产力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全面精准掌握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实践中，使区域与城市在新的发展中“旧貌换新颜”，完全建成以多元化、多领域和完整体系为鲜明标志的“现代制造强国”指日可待。如中国冰雪经济正在形成覆盖从头到脚、从个人到场地、从竞技竞赛到大众运动的15大类构成的冰雪经济全产业链，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化以冰雪装备器材产品为主体的现代冰雪产业体系，不断提高开创冰雪经济发展新场景的新水平。再如，2024年中国海洋制造业增加值为3．18万亿元，占全国海洋经济总值10．54万亿元的30．2%。
四是未来规划期建设以“十大”强国为标识的现代化强国，极其需要更加突出不断提高社会事业现代化发展水平。202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在未来规划期中区域与城市回答好这个问题，极其需要以《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为遵循，顺应人民对追求未来更加美好幸福生活热切期盼的民意，坚定不移地加快把社会建设转化成具体的工作事业，突出社会组织拥有的特殊功能，不断提高社会组织创新发展水平。要深刻认识社会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组成部分，社会事业在国家整体布局中越来越显现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提出，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正向70%目标跨越（2024年达到67%）； 随着自然村和建制村的演化，越来越多乡村社区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新形态与新模式；城市市区的不断扩大发展和传统居住形态与模式的演化直接决定了新型社区治理必将替代传统的街道管理；由此，“突出社会组织拥有的独特功能” 是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提高社区社会事业发展水平的必然趋向。要接续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安徽省桐城流传至今的“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书，而形成的“六尺巷”典故；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桐城古城内的六尺巷时指出，六尺巷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环境。
在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力促社会事业同步现代化，建立越来越多的广泛深入传播主旋律的新时代新型社会组织，使之成为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永不枯竭的强大动力源；要深刻认识社会组织拥有的特殊功能，加快创建
社会组织科技平台，以在全域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为一体进程中的“特殊功能”；按照“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科学论断的指向，以不断深化体系化、学理化、赋能化为标识，加快提高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水平。如若干城市社会科学研究或管理机构， 通过建设数字赋能中心，不断提高“赋能力”水平，力促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厚植学术根基，取得重要进展；越来越多新案例共同显现，以体系化、学理化、赋能化为鲜明特征，建立与完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正形成越来越强大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赋能力”。要深刻认识赓续红色血脉、承续历史文脉、接续平衡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互关联的重大理论命题，通过以“联域阶层界别、盟寓不忘初心”为宗旨的成熟性、创新型社会组织，使之成为“大统战”的全方位联系联紧位居世界各地域的华侨爱国团体与人士重要内容之一，使之成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力促中华民族如“石榴籽一般”紧紧抱在一起，全方位打造中华民族越来越强大的同心力。要高度重视以社会性的网络安全体系加快推进智能型社会发展。
五是未来规划期建设现代化强国，极其需要更加突出军民融合发展。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为导向，使之成为构建新型军兵种结构布局、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化军事力量体系、实现强军战略目标的牢固社会基础；完善现代国防空间体系，面对现代战争形态加速演变的新趋势，站在强军胜战的新高度，规划好“国土空间战略性大后方”，让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拥有“强起来” 的世界历史地位。
更新时代接续发展决定了未来要更加聚焦笃定具有实践意义的战略目标， 形成多边意义的战略方位和时代意义的战略格局的唯物主义大历史观所决定的制定规划的逻辑思维，以避免出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现象；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时空观，不断创新接续发展的新形态、新模式、新方式，客观分析国际形势变化，科学认识国情国力演化，针对出现或可能产生的问题，以研究、思考与理论指导“实践假想”的新方法，坚决跳出“书斋式”制定规划的束缚， 强化一线调研监督。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区域与城市要牢固把握趋势性新机遇，精准锚定新奋斗方向、科学谋划发展新定位；确立以接续平衡高质量发展新视角，突出新规划期切实可行、落地落实的运行聚焦第一指向是“空间规划布局”。
笔者在多篇文章里，曾反复论证了“第一指向”决定了首要目标是寻找到
在中国全域超过16亿～18亿或更多人口后的本域最佳容纳新空间，寻找到新型城市圈群在国家经济地理新版图中合力打造利益共享体、实现一体化发展的最优落脚点，寻找到在世界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经济新版图中拥有与之相关联的区域比较优势方位。区域与城市在顺应基本发展样态的科学实践中，要面对未来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突出聚焦以“全局战略”为导向、全域打赢“局部战役”为过程、不断创新“战术手段”为方式［4］。
三、区域与城市面向未来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要以“两观”为指导，牢固把握好国内外发展大趋势，聚焦“先立后破” 中国正呈现第三次伟大历史转折与改革开放的第五次经济浪潮相互交融发展的大趋势［5］；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
20世纪70年代末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世纪末期，中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划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十五部分、三大板块、六十条”的基本篇章结构，以确定超过300项的重大改革措施，擘画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设计。未来规划期“要以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三敢精神”，在“到二○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后，“到二○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区域与城市面对未来多个规划期、挑战与机遇并存发展新格局的情势下， 要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纲，抓牢新质生产力这个主题，把握好国内外发展大趋势，坚定地以“新战略观”与“科学实践观”（简称“两观”）为指导， 把握好科技创新等多要素的综合运用，锚定全面完成党和国家部署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一步奋斗任务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远景目标；
向着实现“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实现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的历史性伟大跨越。完成“历史性伟大跨越”，要更加深刻认识，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全方位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是新战略观的核心内容；“新战略观”指导制定理想的奋斗目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独有的强大组织力、动员力、执行力，推动具体的科学实践去实现这个目标，进而升华成以充分体现不断创新高水平发展、创造高质量运行的新形态、新模式、新方式为主题的“科学实践观”。以顺应国内外发展大趋势，其放在首位的是通过抓牢新质生产力这个主题，不断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完美实现接续平衡发展，这就决定了在科学实践中，要遵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而不断调整和优化阻碍生产力发展、“过时”的生产关系运行形态、模式和方法，力促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在相互适应中，充分体现“完美实现接续与持续平衡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格局。
“完美”的主要聚焦点，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高度深刻认识“先立后破” 的新思维，即“立”是绝对的，“变”是永恒的课题，这就决定了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没有一成不变的运行形态、模式和方式，并不断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大趋势［6］。实践证明，任何一种运行形态、模式和方式都需要集聚越来越大的效应力，评价其是否具有强大活力，第一标准是效应力大小，促使效应力最大化，才能使之有强大活力，成为可借鉴、可推广、可复制的范例。理论与实践共同揭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按照“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的指向；只要看准方向，通过实践证明有利于发展的新形态、新模式和新方式，要坚定地“立起来”。如，以创新链为第一要素，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质生产力， 极其需要面向世界，形成“双赢式”成熟性链型商品经济联合体发展新形态、新模式、新方式。
未来规划期“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要深刻认识任何
一个规划期都是一个经历跨数年度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形态、模式、方式为三大内容构成的运行体，不同阶段、时点、空间环境中既会同时同步发生变化， 也会出现前后或隔时、单一发生变化，进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体系里的“运行规律”［7］。“运行规律”决定了运行体显示出来的基本样态是：其效应力最大化之际就是正在进行的既有形态、模式、方式取得最成功最完满经济效果之时，也是需要格外关注变化了的新情况、新趋势、新问题出现之日； 其显示出来的相对性，决定了效应力形成最完满之时点，如果再往前一步，很可能会走向它曾经是正确科学的反面；其显示出来的绝对性，决定了要以新认识再出发的新作为，彻底从“既有思维”决定的“过去式”的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要适时创立适应生产力发展新的运行形态、模式和方式，经过实践充分证明其拥有的“可行性”后，再破除原有的形态模式方式，这就是“先立后破” 新思维的核心之处。
未来规划期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以“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为指导，特别是聚焦“先立后破”，将改革进行到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理论与实践为一统的创造性伟大贡献，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四、区域与城市面对未来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聚焦完整准确全面深刻认识“双循环”发展国家大战略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应对百年变局、重塑竞争格局、开拓发展新局的战略部署，充分显现党的创新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高峰的一个伟大标志性成果；是中国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指导国民经济精准标定历史性发展新方位，使未来规划期接续发展能够促使区域与城市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等普遍跃上新台阶。实践证明，“双循环”发展战略拥有不断释放“推进力”的强大活力。
面向未来，要聚焦“双循环”发展形成的国内外发展空间，解决好影响生成强大“推进力”的疏堵点，坚定突破痛点与难点，以锻铸新质生产力为主题， 形成发展体系固有的补链固链强链延链功能；聚焦以全流程创新链条为主导， 以消费者为中心，全面对标与对表“中国制造2025”和“国家科技创新2030— 重大项目”等重大战略目标确定实现的时点，不断拓展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创新
生态链的效能空间，形成不断迭代的强大核心竞争力；聚焦紧紧围绕产业链和供给链，突出持续增强供应链的韧性，确立在全球供应链中不可动摇的关键地位，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为基本抓手，突出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为核心的信息产业，加快补全链条的缺陷、固化链条的比较优势，强化链条所有环节拥有核心技术而演化成强大竞争力；聚焦人才引力链、技术创新链、产业配套链、要素供应链、金融供给链、产品价值链、政策支持链的“七链统筹”耦合发力，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强力优势，以不断提高补链、强链水平为基本抓手，全方位建立全链性经济发展体系，这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鲜明标志。在不断开拓世界消费市场的进程中，2024年末中国企业在家电、电动汽车和消费电子产品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占据世界市场同类产品的半壁江山，美国下载量最大的5个应用程序中有4个来自中国①；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二四年新年贺词中发出赞誉“国货潮牌广受欢迎，国产新手机一机难求”，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色”。
区域与城市是深入实施“双循环”国家大战略的主体空间。要深刻认识实施“双循环”国家大战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须长期践行的具有创新性、创造性、创立性鲜明特征的国策［8］。“国策”决定了“双循环”最伟大理论意义是遵循“五大发展理念”导向的发展规律，要深刻认识中国内需市场已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享市场，缔结着越来越多造福于世界人民的丰硕成果， 展现着人类共同渴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美好愿景。要牢固把握多边主义主导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必然在中国主场进行，同步要继续扩大开放，拥抱更广阔的世界市场；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必将掀起全球南方现代化热潮”，凸显中非友好穿越时空，跨越山海，薪火相传；“主场”决定了大城市是处于首位的主战场，只有把实现生产总过程的落点始终放在以拥有世界最大人口数量和不断提高人民收入增长水平为支撑的国内消费市场，才能始终顾及国际市场需求，形成中国与世界互联互动新发展格局。
“国策”决定了“双循环”最深邃实践意义是继续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理念，指导强化制度力，造就全民族牢不可破的同心力。立足国内、放眼世界，“中国与世界共享市场机遇”成为“双循环”战略一个鲜明的指向性标识。更新时代深入持续进行“双循环”的科学实践，力促中国“经济大海”演绎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排山倒海强大气势，形成巨大“磁心力”，让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焕发巨大的生机活力。理论与实践证明，通过“双循环” 发展之路，其本质是永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强大活力，实现以“中国梦”为主题的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 聚焦之点是引领区域与城市经济社会实现长期接续平衡发展。区域与城市面向未来规划期，实施“双循环”发展国家大战略，无论是从国家的视域，还是从具象性的区域与城市的视角，区域与城市既要不断提高国内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9］，使之成为城市集群“同城化”的物质基础，又要不断提高跨国别（地区）开拓时空合作的发展水平。着眼于未来每一个规划期接续发展的未来，区域与城市实施“双循环”战略，极其需要精准锚向不断提高跨区域、跨国别的开拓时空合作的发展水平［10］。
一是再认识“双循环”的伟大理论与实践意义，要不断聚焦提高“密织型” 交通网络建设水平，通过区域与城市在实现同一化发展的进程中，以其拥有的静态与动态比较优势和正在快速发展的以“大港口”为主要标志的基础设施建设［11］，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加快建设“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以绿色丝绸之路引领，为数字之路赋能，使中国与世界在共同形成协调协同发展的新模式中，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喷薄而出。
国家规划的“密织型”交通网络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果，如2024年末高铁网主通道已建成4．8万公里，为区域与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持。再如，青岛港以节省80%人员、提高效率30%以上为鲜明标志的、世界首个全自主自动化码头三期工程的投入使用等，为不断提高国内外开拓时空合作发展水平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为中西部地带如郑州、西安、兰州等“一带一路” 重要支点和越来越多的节点城市提供了高效快速发展对外货物贸易的出海口。
要深刻认识2013年开始的具有全球化合作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创造源源不断的全球公共产品，建设互利共赢跨国界的全链型现代商品经济生产与贸易联合体，通过加快建设陆海新通道，不断提高与世界各国（地区）共同开拓时空合作的发展水平。如中国援建的秘鲁钱凯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也是南美地区首个智慧港口，显现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其正式开港使秘鲁到中国海运时间缩短至23天，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成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包容、具有强大韧性发展的典例；再如，粤港澳大湾区突出打好外贸、外资、外包、外经、外智“五外联动”组合拳，充分发挥重大合
作平台的引领带动作用，取得明显效果；还有中国与巴西宣布在已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更公平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等，这对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据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5万亿元、同比增长5%， 其中，出口25．45万亿元，同比增长7．1%；进口18．39万亿元，同比增长2．3%。产品竞争优势稳固，如机电产品出口达15．13万亿元、同比增长8．7%，占出口总值的59．4%；截至2024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规模达到3．20万亿美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全年进出口22．07万亿元、同比增长6．4%，占进出口总值的50．3%；2024全年开行中欧班列开行1．94万列、同比增长10．7%，发送货物207．72万标箱、同比增长9．2%，其中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发送货物96 万标箱、同比增长11%。
面向未来，要深刻认识共建“一带一路”正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要继续“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区域与城市要持续深入实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主体的、全方位构建互利共赢跨国界的全链型现代商品经济生产与贸易联合体，加快推进几乎遍布国土全域的自贸区或自由港建设；要强化突出发挥东部日益成熟的、以上海建设“五个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等为标志的、越来越多的发展外向型经济新高地的作用；要以国家批准湖南省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总体方案》为新契机，力促中西部省域加速提高与世界各国（地区）共同开拓时空合作的发展水平；要以“东北全面振兴”为新指向， 突出东北大区域加快与东北亚和俄罗斯等国家与地区的深度合作，全方位提高发展外向型经济水平。
二是再认识“双循环”的伟大理论与实践意义，不断聚焦提高以收入结构、生产结构、需求结构、消费结构、价格结构为主要内容的“五大结构”［12］ 在一个平面上形成合理结构比的排列水平。理论与实践共同揭示，新质生产力基本属性决定了区域与城市发展空间形成的整体生产力，主要显现在创新力、枢纽力、结构力这三大要素的合力发展上；进而引发决定了由新发展方式替代传统发展方式、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新结构；“新结构”表现为“五大结构”在一个平面上形成更加合理结构比的排列新水平，并与实施“双循环”战略密为一体。面向未来规划期，在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再认
识“双循环”的伟大理论与实践意义，通过深入体制与机制改革，科学把握不断提高“五大结构”在一个平面上进行合理结构比的排列水平，形成相依相靠、相辅相成的完整的运行体系。“运行体系”的实质内容是：
要以收入结构为“本”，使之充分发挥“本”的作用。以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为指向，不断提高满足全体人民追求日益增长的幸福生活的发展水平，不断实现衡量幸福生活指数的新目标。面向未来规划期， 要坚定不移地以“人民江山论”为指引，必须把收入结构为“本”放置于首位， 离开了这个“首位”，其他四大结构就失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社会意义。为此，要遵循社会阶层结构演化规律，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效解决收入结构客观存在的缺陷，不断优化经济社会阶层性收入结构；通过深化体制与机制改革，解决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企业内部）以及不同行业之间客观存在的明显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问题；要在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同时，通过强化劳动法律法规执行，完善工资分配制度，既允许存在相当比例的高收入群体，又必须力促半数以上人群进入中等收入阶层， 使之成为收入结构里的主流群体；要通过强化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断降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差距水平，切实保障退休人员能够适时提高养老费的权益；要坚定地实现一定时空范畴里的收入倍增目标，逐步有序提高全体国民的收入水平。
要以生产结构为“基”，使之成为其他四大结构高效运行的雄厚物质基础。要遵循生产促进消费、反过来消费促进生产增长的发展规律，不断提高绿色循环生产结构水平。要深刻认识，任何一个区域和城市，如果不长期坚持“以生产结构为基”的理念引领经济社会的发展，“收入结构为本”只能是空话，也不会在行政治理空间取得其他三大结构实现科学的合理配置效果。未来规划期以新质生产力为主题，加快推进新兴与未来产业发展形成的新经济新形态不断改变着人类经济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研究案例充分显示，不断提高生产结构水平，要突出以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等为主要内容的、重中之重的未来产业发展；要力促前沿科技不断实现新突破，抢占未来产业新通道，把未来产业放置于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首位，并形成完善的链式运行体系，实现陆海空间全域新布局新格局。要突出实施好大项目战略， 通过“四面八方”的多渠道，切实抓好大项目储备工作；要明确认识，不同区域与城市客观存在着的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表现在项目储备工作的力度与深
度上。
要以需求结构为“道”，使其成为实现其他四大结构顺畅发展之“道”。要深刻认识中国正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呈现出国内需求与消费合力促进新兴市场快速成长的大趋势。“大趋势”决定了原存的传统性需求消费市场极其需要在成长和转型中，尽快消除受传统文化影响出现的问题，以适应世界需求消费市场发展的大潮流；加快培育符合国情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统一的、成熟性的国内新兴市场，建立适应消费市场发展的刚性与软性需求结构； 通过打造适应消费者新需求的、越来越广泛的新需求平台，形成特殊与一般相融合的消费群体，不断创新刺激需求的打卡空间、提高需求市场资源的配置水平。
要以消费结构为“台”。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越来越多的适应现代需求结构的消费平台。按照“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的理论指引，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要盲目跟风，而要与时俱进，不断提高“首发产业”促进消费新结构形成的“作用力”水平，特别是通过城市老区基础设施更新等建设，构建越来越多的线上线下网红打卡与热场的、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多形态多模式多手段综合运行的消费平台，打造越来越多与生产、收入、需求结构同步发展的“平台”性新场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2024年3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要实施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标准提升四大行动，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水平。这就决定了未来规划期经济社会发展极其需要改变或抛弃“过去式”的营销形态与模式，不断创造充分体现“新场景” 的营销新形态与新模式。要加快建设以“溯源”为主题的数字化新形态消费平台，加快建设长期可持续的“以旧换新”新模式消费平台，不断提高打卡率， 并与其他四大结构在一体化运行平面上、充分展现完美的结构比排列新水平新形象。
要以价格结构为“路标”，按照“路标”的指向，以价格结构紧连其他四大结构为抓手，充分发挥价格管理机构和媒体等部门的职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使全社会合力消除“宰客”现象。要通过合理的价格结构、最大化刺激消费欲望，实现“五大结构”最终在接续平衡发展中建成完整的区域与城市消费市场接续平衡运行新结构，不断开创率先建立特色性现代绿色经济
社会新结构新局面，在实施“双循环”国家大战略的新过程中，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通赢”的新局面。
五、区域与城市面对未来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聚焦国土全域陆海空间同一化发展新格局，自觉融入“东部高效率先、中部加快崛起、西部深入开发、东北全面振兴”的国家大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历史性的机遇，以伟大的担当和担责精神抓住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突破口，坚定地开创以打造利益共同体为主题、以实施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为主体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使中国国土空间布局进入新常态化主导的、以城市圈群为标志的区域协调协同发展新时代。其基本发展样态是以新“常态化”经济形态为物质基础，区域遵循“多极多圈多带多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断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与机制，以大中小城市为“纽带”，以国家和大区域中心城市为“顶梁柱”，以现代化城镇为“骨架”，构建优势互补的政策体系，形成科学的生产力空间布局和合理的生产力配置体系；按照以协同价值理念为引领，强化协同发展力度，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以区域发展实践价值与理论价值的统一为基本原则，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新的重大调整，展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创新化、一体化、融合化、特色化新格局的鲜明特征，全面加速推进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践证明，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已经取得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如，“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再如，结合实施大城市战略［13］，以世界眼光、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发展，定位于“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雄安新区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使其形成北京古都繁荣光彩的两翼，再加上快速发展的廊坊市，结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丰硕新成就；2025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11周年新闻发布会指出，2024 年三地GDP增速分别达到5．2%、5．1%、5．4%，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经济总量合计11．5万亿元，是2013年的2倍余；“长江经济带活力脉动，粤港澳大湾区勇立潮头”，成为率先发展的典范性案例等。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4年实现GDP东部地区70．24万亿元、中部地区28．72万亿元、西部地区28．74 万亿元、东北地区6．3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0%、5．0%、5．0%、4．4%； 2023年中国实现GDP超万亿元的城市达到26个。
面向未来规划期，区域与城市在坚定不移地实施海洋经济发展战略进程中， 要以“大土地”观［14］、通过以建立“共建陆海新通道”为导向，“打造世
界级海洋港口群，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新高地”，加快推进陆海全域空间同一化发展［15］；要以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新观念，抓住发展新形态、运行新模式、操作新方式，尽速将“过去式”的“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转变为体现更新时代新具象型的“东部高效率先，中部加快崛起、西部深入开发、东北全面振兴”的新格局。
“新格局”决定了要加快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长期实施“持续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国策，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作用，使之充分显现中国式现代化增长较快、结构优化、质效向好的鲜明特征，以高水平的新质生产力实现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的示范型作用；深入以立足功能定位和产业基础、做强做大特色优势产业为目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更加聚焦省域空间突出做强做大特色优势产业，建设活力性主体功能区，如山东港口型主体功能区和甘肃“河西黄金廊道主体功能区”等，使之成为国家发展现代海洋经济与陆海空间同一化发展新高地；福建以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为基本抓手，不断实现重点领域、重点流域、重点海域合为一体，建设从山顶到海洋保护治理全方位的主体功能区；安徽以深入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带动省域内各功能区协调发展，成为显现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创新型主体功能区；湖北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中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为鲜明标志，建立长江中游城市群协调协同联动发展的全链性主体功能区。同步，省辖市及以下县域区域，要突出建设越来越多特色性功能区。随着实践的发展，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进入以中心城市为主导、加快推进城市化与新型城镇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新阶段”要锚定乡村全方位振兴，突出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突出不断提高农村生态、农业生态、乡村环境生态化水平，使之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农固本”的基础性支撑。
“新阶段”充分显现中国必将进入由省域或市域单一运行模式转向以城市集群同城化为标志的基本运行模式，构建形成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为主体、深入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成熟性新阶段，这是实现新中国第三次伟大历史性转折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阶段”要遵循“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的城市发展规律，加快实现2023年末统计尚未改制的7个地区和3个盟①完成撤“地（盟）”、
改制为省辖建制市；要在实施大城市战略进程中，符合条件的县域，要适时完成“撤县设区”。要认真借鉴福州市实施“3820”战略工程和浙江省实施“八八战略”等成功经验，重视建设一批带动乡村振兴、富有活力的镇级小城市［16］，高度关注成熟性小城镇“撤镇改市”的风向（如浙江省2019年8月对龙港镇撤镇改市）等，全新构建城市集群空间布局新骨架。实践研究成果证明，在一个区域空间里大中小城市相继崛起与快速发展，相邻区域与城市之间空间联系度已经呈现越来越紧密的发展趋势。
面向未来规划期，要深刻认识，由城市创新力、枢纽力、结构力不断产生强大新动能的推动下，单体城市空间已经难以独自容纳越来越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形成城市生产力越界发展的态势，这就客观地要求相邻大中小建制市通过协调协同发展，形成“1+1＞2”的合作空间。这种合作空间不断推动促成越来越大社会生产力的实践，催生了“城市集群”理论概念的形成；反过来，以“城市集群”理论概念指导实践，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新形态。新形态决定了以大城市为主导形成“城市经济圈”。“城市集群”与“城市经济圈”在理论概念上的区别是，前者表达的是由完整的数个或数十个建制市行政管辖全域，形成发展边界拥有精准地理坐标与公认分界的清晰性完整性行政管辖空间的鲜明特征。后者表达的是大城市通过创新力、枢纽力、结构力合力推动，形成具有跨省域或建制市行政管辖范围，而又具有一定模糊性空间特征的“城市经济圈”； 模糊性空间决定的“圈”，会产生圈的“波纹效应”，推动圈的有“界”或无“界”，甚至是以“飞地”式相联的空间载体，形成域际的“圈经济”［17］。为理论上表述方便，实践上易于操作，会把两者结合于一体，一般称之为“城市圈群”，使之成为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主要内容之一
［18］。实证研究形成的案例显示，加快推进“城市圈群”合力发展，需要聚焦通过强力建设商品经济联合体，以此促使形成富有活力的“城市圈群”。
在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密度分布的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和创新产业集合体等为主体的发展空间，通常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全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并在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面向未来规划期，中国要力促越来越多的城市进入“GDP万亿城市”，并同步不断提高构造新质生产力的硬软经济指标的发展水平。据2024年9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创新力指标中排名位居11名，是近十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全球十大科技创新集群里，亚洲占据七个，
其中中国有四个，即中国深圳—香港—广州城市群、北京市、上海—苏州城市群、南京市。2025年2月20日在英国伦敦发布的《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排序中，中国位列第二名。另据上海华顿研究院2023年发布的数据和各市公开发表的统计资料，2023年中国实现GDP超万亿元的26个城市GDP绝对值排序及分别占国家比重省域比重硬软经济指标综合分值及其排名如表1所示。
面向未来规划期，在“城市圈群”发展中要特别突出大城市的精准定位。2023年12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明确指出，上海要“聚焦建设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使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勇于开拓、积极作为，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全面带动长三角城市集群的同一性发展。为此，2024年1月国家发布了《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以突出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等为亮点，进一步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赋予更大自主权，充分发挥其作为第一个国家级改革开放新区的历史性作用。统计数据显示，以2015年为基点，在上海充分发挥全面带动长三角城市集群的同一性发展同期，2022年长三角城市集群实现GDP为29．03万亿元，是2015年的1．8倍，占全国比重24．1%； 创新共建指数为150．9，年均提高7．3；示范引领指数为124．2，年均提高3．5， 充分展现出“东部高效率先”发展战略①。研究显示，如上海能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在国内要北接北京、南连深圳这两大金融中心，同时与哈尔滨、沈阳、西安、兰州、武汉、南宁、杭州、青岛等城市进行紧密合作，使之形成国际金融分中心。
实践证明，正是有了“城市集群”和“城市经济圈”呈现出加快发展的新态势，决定着更新时代区域与城市要以数智技术为主要手段、以创造创新新质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为指引，在原有生产力物质技术基础上，形成更高水平的现代化生产力，实现更加自觉融入实施“东部高效率先、中部加快崛起、西部深入开发、东北全面振兴”的国家大战略中去；同步在不断提高区域与城市积聚环境生态力水平的过程中［19］，寻找到各自发展的精准位置。锚定“位置” 的精准点需要落在实现充分平衡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点线面角综合支撑多极点多轴线多层面多视角的互融性、复合性、特色性、立体性多维度空间配置生产力上［20］；为此，区域与城市要从具体情况，制定好新时代高效配置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空间规划；如山东以港口型主体功能区为空间、打造中国北方区域经济重要增长极，发挥建设沿黄生态经济新轴带的龙头作用，形成新形态发展的新案例。按照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中部地区崛起新篇章的伟大指向，以充分发挥其是中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比较优势。2023年底，党和国家从标定历史性发展时代新方位出发，为充分发挥深圳作为国内三大金融中心城市之一的带头作用（深圳实现GDP位居中国城市第3位和世界城市第10位），形成以文化、高新技术、物流、金融四大支柱产业为标志的现代产业体系的比较优势，批准建立由深圳、东莞、惠州全域及深汕特别合作区组成的拥有土地面积16273平方公里的“深圳都市圈”，使之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之一，为加快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带来巨大推动力。
2024年7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发表的《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上海合作组织家园》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在本组织旅游和文化之都青岛主办绿色发展论坛、妇女论坛，欢迎各方积极参与”，为青岛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强化建设中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以上海合作组织示范区为支点，搭建高能级开放平台、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不断提高跨国别（地区）开拓时空合作发展水平提供了重大的历史性新机遇。同年7月8日，“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绿色发展论坛”在山东青岛举行，山东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的使命担当。国际电信联盟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2024年3月发布的《全球电子垃圾监测》报告指出，“2022年全球产生的电子垃圾6200万吨，比2010年增加82%；预计到2030年比2022年增长30%， 达到8200万吨”。青岛作为在世界具有影响力的重要电子产品生产城市，如何面对电子垃圾及其他影响绿色发展问题，设立国际性的“青岛绿色发展论坛”， 充分体现了“挑起大梁走在前，乘势而上正当时”。这不仅是青岛面向未来的绿色宣言，更是中国践行全球发展倡议、贡献可持续发展“中国方案”的生动实践，展现了在时代挑战面前，以行动兑现承诺、以合作共筑未来的大国担当。
“十五五”期间医院规划发展面临的形势分析
李少冬
规划是事业发展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和行动指南。2025年是实施“十四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制定出台之年。医院作为医疗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规划制定的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前景，直接关系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全局，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而科学、系统地分析发展形势是医院发展规划制定的基础和前提。鉴于此， 本文在文献阅读、调查研究、政策分析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从系统观念出发， 对我国医院“十五五”规划发展所面临的形势进行初浅分析，希望能为各地、各医院研究制定“十五五”发展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
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