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奋斗”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一个重要论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这既体现了对即将收官的“十四五”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自信，对随之到来的“十五五”发展部署的历史主动和高度自觉，更彰显了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认知与科学遵循，是对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战略宣示。认识好理解好“接续奋斗”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义，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学习领会全会精神，更好地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十四五”做得好，“十五五”是站在新台阶上的接续奋斗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乘势而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奋斗的第一个五年，正像全会指出的，这五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

高质量发展结出硕果。“十四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三个大台阶，到今年年底大概率突破140万亿元，达到世界经济总量17%左右；五年间年均增长5.5%，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一枝独秀，进一步稳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人均GDP提升到13445美元，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上。更重要的是高质量发展已经实实在在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中国已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巩固率和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都超过95%。

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至17.4万元/人，年均增长6.0%，快于同期经济增速0.5个百分点，发展的质量效率明显提升；2024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超3.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创新指数在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保持领先地位，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列全球第一。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让“十四五”发展充满生机活力。

新发展格局蹄疾步稳。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是关键，“十四五”时期内需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达86.8%，最终消费支出平均贡献率为59.9%，比“十三五”时期提高11.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020年的2.56缩小至2024年的2.34；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5.4%，占全球比重接近30%，规模连续15年位居全球首位。国内大循环的规模更大、效率更高、底气更足。

开放合作稳中有进。“十四五”期间，我国货物贸易规模连续跨过5万亿美元、6万亿美元两大台阶，2024年达6.16万亿美元，连续8年稳居全球第一。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合作文件，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3份自贸协定。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这句话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共识。

“十四五”做得好，丰硕成果使得“十五五”发展站上了新的台阶，接续奋斗就是站在更高台阶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十四五”做得对，“十五五”是坚持原则一以贯之的接续奋斗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予以突出强调，这是对“十五五”发展的科学指引与政治要求，也是对“十四五”发展宝贵经验与重要法宝的重申。

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应对风险挑战才有主心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征程才能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党始终是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只有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把力量和资源聚集起来、协同起来，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这已经为“十四五”发展实践所证明，也必然在“十五五”发展中更加彰显。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是如此，“十五五”时期的发展更是要如此，而且要做得更好。我们要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不管经济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发展始终是硬道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重申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但是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背景下，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十五五”时期要继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

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展开、系统性推进，从体制机制上破解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为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十五五”时期同样要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是我们党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规律性认识，我们坚持“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十五五”发展要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在“十四五”发展中我们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统筹新能源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坚持粮食安全必须靠我们自己保证，自觉把发展和安全统一起来，共同谋划、一体部署、相互促进。“十五五”时期同样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

“十四五”之所以做得好，就是在这些方面做得对，“十五五”当然要在一以贯之坚持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接续奋斗。

“十四五”起好步，“十五五”是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的接续奋斗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同时，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不断、贸易保护主义快速抬头、各国消费者信心不足、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整个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出现衰退，这些因素叠加出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只要我们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就没有什么困难能阻碍中国式现代化坚毅前行，没有什么力量能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步伐。

历史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担当和责任，这也是“十五五”接续奋斗的题中应有之义。“十五五”时期我们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滴水穿石，久久为功。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需要脚踏实地地落实执行，宏伟壮丽的目标规划离不开一点一滴的行动积累。“十五五”发展在大方向正确、重点明确、战略得当的同时，还要把控好细节，把政治经济、宏观微观、战略战术有机结合起来，做到谋划时统揽大局、操作中细致精当。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确保执行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更突出目标导向、效果导向，以创造性工作把“十五五”发展部署落到实处。

“历史耐心”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

“历史耐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大历史观提出的一个标识性概念，折射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深刻理解“历史耐心”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能为破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次难题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撑和方法论基础。

1.重大发展战略是保持“历史耐心”的基本实践场域

2013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在人口城镇化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此后，他在多个场合提及并阐释了这一概念，体现于关于农村改革、乡村振兴、区域重大战略、中国式现代化等相关论述之中。可以看出，重大发展战略是保持“历史耐心”的基本实践场域。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关系全局、事关长远的问题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实施或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般情况下，简单问题可在较短时间内快速解决，耐心的真正价值往往在应对复杂问题的场域中得以充分彰显。重大发展战略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其是“过程的集合体”，从提出到实现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时间维度看，过程的持续有长有短，短则几十年、上百年，长则几百年、上千年，间隔也或大或小；从空间维度看，有的局限于特定的区域或领域，有的涉及广袤的地域，影响的人口规模也不等。无论是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总抓手的乡村振兴战略，还是涉及沿江11省市、覆盖全国近半人口的长江经济带建设，抑或惠及14亿多人口全面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都不是可一蹴而就的发展目标，需要一点一滴地持续积累、一步一个脚印地渐次推进。

2.“历史耐心”的理论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耐心”的重要论述，蕴含着丰富鲜活的科学内涵、深刻厚重的精髓要义，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和坚实的学理基础。

一是坚持遵循历史运动规律和发挥历史主动性的辩证统一。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革命性变革、创造性突破，根本原因在于其深刻揭示了藏匿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从这个意义上看，遵循历史运动规律是保持历史耐心的依据所在、自信所在、要旨所在。同时，保持历史耐心并非意味着人在历史规律面前消极等待、无所作为。人是历史运动的主体，历史规律既是在人的社会实践中生成的，也是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实现的。任何历史规律的生成和实现，都离不开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也是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根本区别。诚如恩格斯所言，“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遵循历史运动规律和发挥历史主动性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这是保持历史耐心的精髓要义之所在。既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也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需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譬如，随着生产方式的改进和科技的发展，规模化经营将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趋向，这是历史运动发展的内在逻辑。然而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改变分散的、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需要时间和条件，不可操之过急。这充分体现了遵循历史运动规律和发挥历史主动性的辩证统一。

二是坚持量变和质变的辩证统一。保持历史耐心，体现了量变和质变的辩证统一。一方面，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性前提和现实基础。没有一定的量的积累，质变不可能发生。这对重大战略的推进具有重要方法论启示：重大战略目标的整体质变的最终生成，需要通过扎实的大量工作的量的积累，在阶段性、局部性质变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无论是新型城镇化战略，还是乡村振兴战略，抑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都必须既要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又要发扬“一茬接着一茬干”的历史担当精神，在推动量变的持续积累中孕育质变的发生条件。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大家就要一茬接着一茬干。另一方面，质变巩固着量变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引发新的量变。质变是事物由旧质转向新质的“关节”和“枢纽”，既是前一阶段旧质的量变的结束，又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新质在更高层面的新的量变的可能性空间和崭新界面。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的开启及其完成，既是中国共产党立足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又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前进的必要环节。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同时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必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因此，应从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高度深刻理解保持“历史耐心”的政治意蕴。

三是坚持战略和策略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致广大而尽精微’。”如果说“致广大”强调的是从全局性、长远性、趋势性高度审视战略问题的话，那么，“尽精微”则侧重从具体的操作性细节入手重视策略的落实。战略和策略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战略和策略是辩证统一的：长远的战略需要灵活的策略才能落实并最终实现，没有策略的战略必将沦为空想、纸上谈兵；战略是策略的方向、目标，离开战略导引的策略就会迷失方向，甚至“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保持历史耐心，体现了坚持战略和策略的辩证统一。从时间的维度来看，保持历史耐心需要兼顾当前和长远。一方面，当前利益决定并服务于长远利益，这是重大发展战略的显著表征和本质要求。重大发展战略具有立足长远的本质属性：既服务于当代发展需求，更注重长远成长价值，力求使发展红利惠及子孙后代。另一方面，战略的实现需要一个长久接续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忽视群众眼前的利益，就无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空间的维度来看，重大战略是涉及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工程，由此决定其实施不能局限于单一领域、单一维度、单一层面，必须统筹谋划、持续推进。譬如，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求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政策与公共服务供给政策体系的协同部署，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要生产要素的跨区域配置与生态补偿机制、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协同推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经济增长动力培育、财富分配机制优化与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协调推进，这些都必须着眼全局、循序渐进，在破解系统性难题中保持历史耐心。

3.“历史耐心”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耐心”的重要论述，不仅彰显深刻的理论特质，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和有针对性的实践要求。

一是树立大历史观。保持历史耐心的认识论前提，在于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所谓大历史观，就是不局限于一时、一事、一域、一段，而是从长时段、长周期、宽场域、全方位的宏阔视野考察具体的历史事件及其所揭示的历史意义。树立大历史观，不仅要立足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而且要回顾过去以探寻历史演进的逻辑、展望未来以把握历史前进的趋向；不仅要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乱象中把握本质和全局，而且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从大历史观出发，才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并在科学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主动适应历史进程的长期性、复杂性与阶段性要求，从而实现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二是精准把握历史机遇。精准把握历史机遇是保持历史耐心的关键性举措。在显现历史机遇的关键时刻，社会主体要能够科学研判、精准把握，以免错失良机。回顾百余年奋斗历程，“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为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机遇尚未成熟时积极蓄积发展势能，一旦时机成熟便以果敢与主动抢占先机、推动事业实现突破性进展。值得指出的是，历史机遇往往转瞬即逝，必须始终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及时的决断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把握历史机遇，提出“关键是时机和决断”。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对历史机遇的精准把握，既需要识别机遇窗口的战略敏锐性，也需要强大的战略定力以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在科学辨析纷繁变量中找寻主要矛盾与主导力量并果断决策。

三是力戒两种错误倾向。要切实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速胜论”，或者希冀通过一两年、搞一两次集中攻关而“毕其功于一役”，或者企图通过下一剂猛药、一次性集中诊疗而根绝病灶、解决所有存在的问题；一种是“无为论”，即认为实现发展战略需要长时段、长周期、长过程而采取消极无所作为的姿态。总之，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因循守旧，要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深刻内涵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要“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我国将通过“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3个五年的努力，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两步走”战略安排的第一步。“十五五”时期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节点，党中央明确提出“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一目标要求，集中展现了我们党以积极主动的精神状态，在现代化关键领域展开攻坚，持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坚定决心，具有重要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

1.“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精神实质

成就非凡事业，离不开非凡的精神支撑与行动自觉。五年规划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工具，通过具备战略性、前瞻性与协调性的顶层设计，将长期发展目标分解为可执行、可评估的阶段性任务，既确保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又能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发展航向，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五年规划的实施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动态演进、积极作为的现代化推进过程。党中央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要“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绝非时间维度上的简单递进，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系统总结过往奋斗经验基础上，所秉持的高度使命自觉与历史主动精神。

使命驱动，锚定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始终以实现国家现代化、推动民族复兴为核心目标。强烈的使命意识，是我国发展规划制定与落地实施的根本驱动力。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我国发展规划体系不断完善成熟，有效引导资源配置，为重大战略任务的落地提供了坚实保障。“十五五”规划承前启后，是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再动员、再部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以百年、千年为计”“对当务之急，要立说立行、紧抓快办，不能慢慢吞吞、拖拖拉拉。对长期任务，要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明确提出“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正是这种使命意识的集中体现与阶段性宣言。这意味着我们党不仅为现代化建设设定了宏伟目标，更以高度的责任感与紧迫感，致力于在关键时间节点取得足以支撑全局、影响深远的突破性成果，推动现代化蓝图逐步转化为现实图景。

历史传承，把握推进逻辑。进入21世纪以来，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九大，我国先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战略部署，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最终圆满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升级与拓展。作为这一战略目标的第一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需要遵循循序渐进、梯次提升的推进逻辑。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淬炼积累的“分步骤实现战略目标”的宝贵经验，为“十五五”时期攻克难关、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积极作为，掌握发展主动。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体现了长远发展眼光，其核心在于通过认识规律、运用规律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历史主动精神，意味着不是被动适应环境变化，而是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不盲目跟随他人发展路径，而是立足自身国情，走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秉持高度自信，在发展实践中既要善于顺势而为，把握有利机遇，也要敢于逆流而上，破解发展难题。形势越是复杂多变，越要坚持积极作为，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信心的重要性不亚于黄金，越是到关键阶段，越要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十五五”时期，我国需在更广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把握发展规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历史主动的姿态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2.“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历史方位

2021年—2025年的“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2026年—2030年，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精准把握“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全面做好“十五五”时期与“十四五”规划收官的衔接，同时统筹谋划好更长时期的现代化建设路径。

稳中求进，保持规划实施的延续性。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关键在于五年规划始终保持战略稳定性与政策连续性，“稳中求进”是贯穿其中的工作总基调。“十五五”规划要与“十四五”规划实现无缝衔接，形成“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工作格局。要对具有延续性、长期性的发展目标进行接续部署，确保“十四五”期间启动的重大项目获得持续的资金、政策与资源保障，顺利建成并发挥效益。需要明确的是，“决定性进展”并非简单的量的积累，而是质的根本性提升；并非局部的、单项的进步，而是全局的、系统的突破。在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时，必须准确把握阶段性要求，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科学确定目标任务、提出思路举措。要在“十四五”发展基础上，推动各项事业实现质的飞跃，着力解决制约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瓶颈与深层次矛盾。

引领未来，奠定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十五五”规划不仅要着眼于五年的目标，而且要放眼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乃至更为长远的目标。这就要求规划制定与实施必须具备深远的历史眼光与战略前瞻性，着力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在科技创新领域，既要解决当前面临的“卡脖子”问题，更要提前布局可能引领下一次产业革命的颠覆性技术；在人才培养领域，要构建能够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人才体系；在制度建设领域，要探索适应未来社会形态的国家治理模式。同时，要通过提升战略预见能力，对未来更长时期全球政治、经济、科技、环境、社会等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变革与挑战进行前瞻性研判，提前做好应对长远挑战的战略储备与适应性准备，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韧性与战略主动性。

3.“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环节

党中央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要“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不仅是时间维度上的阶段性要求，更是新征程上开展攻坚克难的动员令。“决定性进展”既要求在总量层面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绝大部分任务，更要求在质量层面打赢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攻坚战。这就需要聚焦最关键、最核心的领域，集中力量打好攻坚战，实现发展质效的根本性跃迁。

以科技创新筑牢核心支撑。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已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核心战场，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支撑。只有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与发展的主动权。“十五五”时期推动科技创新实现重大突破，关键在于推动我国科技发展从“跟随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目前，我国已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成功跻身全球创新型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需进一步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从1到N”的能力，同时重点破解基础性原始创新难题即“从0到1”的突破。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学、集成电路、新能源、深空深海等前沿领域，部署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培育形成以新质生产力为标志的世界级产业集群。

以改革开放激活动力引擎。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探索推进的，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必然依赖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释放发展活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问题谋划改革举措。“十五五”时期，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聚焦关键领域推动改革开放走深走实。要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推进制度型开放，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升其核心竞争力；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同时，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发展信心。

以安全发展构筑坚实屏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缺乏安全稳定的环境，一切发展成果都可能付诸东流。“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在更为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谋划自身发展，各类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现。在此背景下，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坚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推动国家安全保障能力迈上新台阶，将维护国家安全贯穿于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经济安全保障能力，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强金融风险预警、防控机制与能力建设，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能。

“十四五”时期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成就

产业强则经济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十四五”时期，面对外部环境中诸多不稳定、不确定甚至不安全因素的挑战，尤其是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遇“脱钩断链”等严峻考验的背景下，我国坚持把创新摆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位置，积极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稳步发展。在此过程中，新质生产力不断蓄势成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取得显著成效。

“十四五”时期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主要成就

完整性持续巩固。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是大国经济内部可循环与内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支撑。我国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庞大、门类最齐全、配套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覆盖了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五年来，产业体系的完备性和体系性进一步加强，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整体实现跨越式提升，完整产业体系的底盘更加坚实。一方面，制造业规模领跑全球。着力发展实体经济，2024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总体规模连续15年位居世界第一，20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最齐全、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优势不断巩固。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网络领先世界。拥有全球最大的高速公路网、高铁网、港口网、城市轨道交通网、输配电网和宽带网；风电、光伏装机以及充电桩、快递网点数量均居全球首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6轴7廊8通道”建成率超90%，覆盖80%以上的县。基础设施全面覆盖，为完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交通、能源和数字基础支撑。

智能化加快提升。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产业高端化、智能化、新质化发展迅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首先，产业智能化底座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建成全球最大、覆盖最广的网络基础设施。工业互联网覆盖全部工业大类，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设备连接数超过1亿台（套），“5G+工业互联网”建设项目超过2万个。截至2025年6月底，累计建成5G基站455万个，千兆宽带用户达2.26亿户，算力总规模位居全球第二。其次，智能制造加快推进。截至2025年6月底，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84.0%、66.8%。“十四五”以来，建成了3.5万多家基础级、23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和1260家5G工厂，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再次，AI赋能千行百业。AI研发及应用不断突破，相关产品在智能家居、自动驾驶等领域普及，AI手机、AI电脑、AI眼镜等人工智能终端超百款。2024年智能消费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0.9%，智能车载设备和无人飞行器制造增长分别达到25.1%和53.5%。最后，未来产业快速成长。涌现多个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通用大模型，打造百余个标杆应用场景。人形机器人具备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全产业链制造能力，多模态感知、大脑——小脑模型等关键技术取得进展，在汽车制造、物流搬运、电力巡检等场景落地应用。

绿色化有序推进。全力推进工业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产业含“绿”量持续提升，绿色生产力加快发展。首先，增绿扩绿治污效果显著。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5%以上，贡献了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的四分之一。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稳定在87%左右，比“十三五”时期提高3个百分点。京津冀地区PM2.5平均浓度在科技攻关助力下下降18%，长江和黄河干流全线达到Ⅱ类水质标准。其次，绿色能源应用日益广泛。单位GDP能耗较“十三五”末下降11.6%，是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高20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不断降低，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绿色建材、绿色船舶大规模普及推广。最后，资源循环利用大幅提升。绿色制造体系更加完善，国家级绿色工厂达6430家。钢铁、水泥熟料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总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积极培育建设零碳工厂、零碳工业园区，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产业融合步伐加快。“十四五”时期，产业、企业、区域多层级、深融合发展步伐加快。首先，企业集群创新发展。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企业基础更加扎实，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0万家，“灯塔工厂”数量全球第一。创建23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累计培育形成60多个新兴产业领域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链条式融合和集群式创新，拓展了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组织方式。其次，实数加速深度融合。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迈上新台阶。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推进，数据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加快。再次，产业广泛跨界融合。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业务关联、链条延伸和技术渗透日益深化。公共服务领域，探索“医养结合、文教结合、体医结合、文旅融合”等多领域跨界合作，推动社会服务与数字平台深度融合。最后，区域产业有效融合。城乡融合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累计建成18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30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县域成为城乡融合纽带，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持续提升，“县县通5G”目标实现，公共服务和特色优势产业建设加快推进，持续强化农民就近城镇化和城乡要素跨界融合的支撑。

安全性保障加强。安全性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韧度和抗风险能力。“十四五”时期，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我国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全链条推进技术创新、成果应用、生态构建，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和战略急需基础产品实现突破，产业体系的安全韧性明显增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突破，新布局16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总数达33家，突破近700项关键共性技术。集成电路产业形成覆盖设计、制造、封装测试、材料和装备的完整产业链。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全链条自主可控能力。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领域创造了多个全球“首次”和“第一”，一系列硬核成果显著提升了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

“十五五”时期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着力点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坚持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抢占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把握战略主动权，以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筑牢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

一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战略主动权。聚焦量子信息、生命科学、6G、人形机器人、通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制定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加大对颠覆性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应用场景支持，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创新集群，在产业新赛道“超车”。

二是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水平。超前部署国家实验室体系和基础研究平台，优化科研组织的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基础软件、高端芯片、核心工业母机、关键新材料等领域取得根本性突破。持续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建立高效协同的“卡脖子”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底线和战略韧性。

三是全面推进产业“三化”升级，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在智能化方面，加速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和高质量数据要素市场，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新型工业化，着力培育通用大模型、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在绿色化方面，抢抓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带来的产业机遇，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大力发展新能源、先进储能和循环经济，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在融合化方面，深化服务型制造、跨界融合，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向融合领域集聚，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生态主导力的领军企业。

四是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制度体系吸引全球高端要素，构建面向全球的产业合作和创新网络。在巩固优势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高端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以制度型开放保障战略资源和能源的长期稳定供给，在多元化、区域化合作中增强产业全球影响力和供应链安全韧性。

“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机遇和重点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举旗定向、擘画蓝图。深刻领会并全面贯彻全会精神，对于把握我国经济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与新机遇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我们党在作决策、作规划时，历来重视对发展环境特别是机遇和挑战的分析判断。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环境和战略机遇。国际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成为全球共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些趋势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特别是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丰富人才资源这四大优势。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国内经济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挑战。

特别要看到的是，我国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更加凸显，消费升级趋势明显。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深入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显著提高，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这些结构性变化将为“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和动力源。全会科学研判“时”与“势”，辩证把握“危”与“机”，强调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为“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一时期，必然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五年，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也是应对风险挑战、把握发展主动、塑造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机遇期。

“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与重点领域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并提出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社会文明程度、人民生活品质、美丽中国建设和国家安全屏障7个方面的主要目标，体现出我们党在谋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作出多项重大部署，其中7项部署聚焦经济建设领域，足见经济建设在“十五五”时期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依据四中全会主要目标和战略安排，“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第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全会强调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将“十五五”时期发展经济的着力点聚焦在实体经济上，并强调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的战略支撑，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创新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通过坚持不懈地创新，解决发展中的核心技术难关，拥有核心知识产权，才能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奠定科技基础。下一阶段，要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第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也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支撑。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我们在“十五五”时期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把握发展主动权，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一阶段，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同时，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让国内市场成为吸引优质资源要素的强大磁场。

第三，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十五五”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国需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通过深化国际合作，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下一阶段，要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吸引更多高质量外资，鼓励外资企业参与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开辟新空间。

第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下一阶段，要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实施差异化区域政策，推动区域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加强区域合作，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多个层面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路径。

第一，坚持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领导。全会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指出要“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只有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才能确保经济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在“十五五”时期，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坚强保证。

第二，要学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学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组织好全会精神的学习、宣讲、宣传，使全党全社会领会好全会精神。通过学习，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机遇，明确主要方向和重点领域，将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学习、带头宣传、带头贯彻，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推动全会精神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第三，要加强民生保障，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共享性。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在“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加强就业保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加强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均等化水平，让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要做好安全生产和维护稳定工作。安全生产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十五五”时期，必须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将安全生产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维护稳定工作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及时回应群众合理诉求，妥善化解各类风险隐患。通过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原则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5年，也是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发展深刻变革背景下，构筑新发展优势、赢得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攻坚时期。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特别强调“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原则。这些原则植根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体现，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航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的科学指引。深刻理解、自觉践行这些重大原则，对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高质量编制和实施“十五五”规划，在复杂变局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十五五”时期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确保高质量发展稳健前行的命脉所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有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确保“十五五”规划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强化党对经济社会的政治统领。必须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政策出台、规划制定、任务推进中，自觉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对标对表，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确保执行不偏向、不走样，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政治航道前进。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党的强大组织体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实基础。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建设忠诚干净担当、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干部人才支撑。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严明纪律规矩，净化政治生态。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特别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同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作斗争。深化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确保党的肌体健康和队伍纯洁，为“十五五”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价值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就一定能够不断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十五五”时期，只有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才能凝聚起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最大共识和最强力量。

践行群众路线，汲取人民智慧。依靠人民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始终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呼声，从百姓的鲜活实践、基层的探索尝试中提炼智慧、汲取养分。谋划“十五五”发展，必须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把群众的智慧、意愿有机融入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让改革发展的强劲脉搏始终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频共振。

聚焦民生福祉，推进共同富裕。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投入，补齐民生短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拥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保障人民权利，促进公平正义。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激发人民主人翁精神，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法治体系建设全过程。依法保障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方面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高质量发展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没有高质量发展，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只有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才能突破发展瓶颈、塑造竞争新优势，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在“十五五”时期，必须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增强发展的平衡性。践行绿色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推进共享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有重点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避免一哄而上、重复建设，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生产力布局。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十五五”时期，既要聚焦经济领域，通过强化创新驱动、壮大实体经济，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也要统筹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十五五”时期，国际形势演化和发展阶段转变对我国的影响更加深远，面临的改革任务也更为复杂艰巨。只有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勇于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财税、金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难点问题，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需要我们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经济，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增强吸引外资的“磁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务实合作，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改革开放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高水平的开放，必然要求并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这将对国内深化改革形成倒逼机制和牵引作用。要善于通过开放引入外部竞争压力，促进国内相关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竞争力。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开放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十五五”时期，夯实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就必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充分激发市场蕴藏的巨大活力。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来干。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引导资源向效率更高的领域和环节流动，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创新创造潜能。

更好发挥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等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的方面。政府需要进一步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科学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规划，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强市场监管，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应对的风险挑战、防范化解的矛盾更加严峻复杂，要求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

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谋划和推进“十五五”发展，必须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

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维护国家科技安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维护海洋权益，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安全格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同步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安全格局。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基础。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中稳步推进。

把握“两个结合”学理化阐释的关键点

“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创新，其深邃内涵和深远意义需要从学理上深入阐释。学理化阐释“两个结合”，关键是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结合”这一基础性、核心性问题，澄明“结合”这一核心概念。不论是全面研究“两个结合”，还是重点关注“第二个结合”，都必须首先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结合”，把“结合”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或哲学范畴确立起来，并加以学理界定和澄明。“结合”既有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适用性，又有相对明确的理论界定和思想边界。当我们避免了对“结合”的笼统理解之后，就有了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基础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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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作为哲学概念在唯物辩证法中有着特定含义和重要地位。“结合”是世界上经常发生、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对这种现象需要作出普遍化的概念表达，因而“结合”应该成为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概念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和哲学意蕴，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哲学范畴。由于它反映的是特定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要从唯物辩证法的视野去观察和把握结合现象，并界定“结合”概念。由此来看，所谓“结合”，是指不同事物之间基于现实需要和内在契合性而发生的彼此连结和统合状态，以及融合为一个新事物的发展趋势。马克思说过，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可见，在唯物辩证法中，结合不仅是普遍联系观的范畴，体现着特定事物间的深度关联，而且是一个矛盾论范畴，体现着矛盾双方的转化和融合，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体现。人的活动过程中的结合现象，指人们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密切联系起来。因此，讨论结合问题要更多站在主体视角，从人们的社会活动来考察。

“结合”概念在党的创新理论中有其特定语境和特殊意义。在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结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并最终形成了“两个结合”的理论。在这一理论框架中，“结合”不是泛指人类社会中一些可能的结合，而是特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的结合，由于中国国情包括社会现实国情和历史文化国情，因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又具体化为两个命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第一个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总体的结合体现的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那么“第一个结合”具体体现的是普遍性理论与特殊性实践的关系，“第二个结合”具体体现的是普遍性理论与特殊性历史文化的关系。在此，“第二个结合”的特殊性是尤需特别关注的。因为无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还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都是我们相对熟悉和历来关注的问题，是有丰富成功经验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本土资源的关系，即“魂”与“根”的关系。把握二者的关系，特别是二者的结合，不能套用以往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范式，而要重新着力探索。

我们不仅要把握“结合”的理论本质，还要揭示其内在机理。弄清“结合”本身，不仅要从理论上界定其概念内涵和外延，把握其本质，而且要进一步揭示“结合”的内部机制和机理。也就是说，要弄清“结合”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是怎样进行和怎样实现的，这不仅对于说清楚“结合”概念十分必要，而且对于解决当前研究的堵点和卡点是尤为重要的。当前对“结合”本身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结合”的有机性的确认上，说明它不是机械拼凑，而是有机结合。但对于“有机结合”本身究竟是怎样的仍然需要研究。如果不能弄清其内部机理，就无法从理论上把“结合”说清楚，也无法在实践中实际操作。

要想弄清“结合”的内在机理，就需要提出和阐明“结合方式”这一概念。提出这个新概念，旨在揭示“结合”的呈现方式和实现方式。对于人类的活动，特别是集体性活动来说，都存在一个“方式”问题，即以何种形式开展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某种活动就是某种活动方式，对活动方式的把握也就是对活动本身的把握。我们知道，“生产方式”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它从一个相对具体的概念逐步演变为更有概括性的总体范畴，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机统一的理论表达。只有把握了“生产方式”，才能深刻把握“生产”本身。同样，只有把握了“生活方式”才能深刻把握“生活”本身，只有把握了“思维方式”才能深刻把握“思维”本身，等等。因而，只有把握了“结合方式”，才能深刻把握“结合”本身。结合方式体现了事物结合的不同类型，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分类标准和规则。结合方式也体现了实现结合的路径和方法选择，弄清了结合方式也就明晰了实现结合的路径和方法。

“结合”具有多样性，“结合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结合”是一种十分广泛的现象，“结合”概念也相当宽泛，其中包含多种方式和类型。如果我们着眼于方向性把握，就可以把结合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外在的结合、机械的拼合，二是内在的结合、有机的结合。也许机械的拼凑、外在的结合在一定条件下，特别是在初期探索阶段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只有达成内在的有机结合时，才能真正体现“结合”的本质和典型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所强调的正是内在的、有机的结合。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沿着这个方向进行具体探索，进一步划分和把握结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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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结合”有其特定内涵和方式。对于这个结合，历史上党内教条主义者是缺乏相关认识的，他们并没有想到要进行“结合”，而是认为只需直接搬用经典作家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创新。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主张用中国化理论指导中国实践，进一步解决了结合方式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推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并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这样就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于党的指导思想之中，使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一个既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思想理论系统。

“第二个结合”也应该有自身的实现方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第一个结合”的结合方式，也是“第二个结合”的结合方式。但是，“第二个结合”又不同于“第一个结合”，因为它解决的不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是两种思想文化间的关系，因而需要从文化视角思考结合方式问题。这两种文化产生的时空条件不同：一个产生于近代的西欧，一个产生于古代的中国。由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二者在现代中国共处于同一个社会时空中，并发生联系和相互作用，进入了逐渐结合的过程。为了更好地推进“第二个结合”，我们需要弄清究竟有哪些可能的或有效的结合方式。大体来说，我们可以从语言、学术、理论、实践等方面进一步推进“第二个结合”。

语言层面的结合，就是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用中国语言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用中国语言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阐释。这种结合方式似乎是一种浅层的，甚至有些外在的结合方式，但它也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构成其他结合的基础。汉语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传承载体，用汉语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使“第二个结合”以母语方式进行。这里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问题，现在主要的经典著作都已由相关机构译为规范的现代汉语，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当然，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的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纂还在进行之中，我们的中文新版全集也在陆续出版，全部完成尚有待时日。要从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高度去看待和推进这项工作。还应进一步锤炼现代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和概念，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达的汉语规范。经典作家使用的语言主要是德语和俄语，在词汇和句法方面与中文有很大差异。其表达方式有自身特色和优点，但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叙述应该更加体现中国人语法习惯，特别是体现中文语法的简洁高效。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种思想文化，也是两种学术传统。二者的结合，当然包含着学术研究的层面，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只有自觉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才能为“第二个结合”提供坚实学术支撑。这项学术工作不仅在于分别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更在于研究二者的关系，特别是围绕二者的结合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不仅要研究二者结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且要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不仅要研究结合的本质和结构，而且要研究实现结合的有效路径和举措。在研究中要坚持问题导向，致力于解决结合过程中产生的不同问题；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以有组织的规模化科研推进“第二个结合”的相关研究工作。特别要加强两支学术队伍的协同与融合：一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队伍，二是从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队伍。应打破认知局限和学术壁垒，紧紧围绕“第二个结合”共同推进学术研究工作。

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本身就是“第二个结合”的主要实现方式。党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不仅是“第一个结合”的成果，也是“第二个结合”的结晶。在我们党一百多年奋斗的不同阶段，已经进行着这种结合了，而且取得了丰富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取、转化和创新。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突出地体现了“第二个结合”，展现中华文化的风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必将得到进一步丰富发展，“第二个结合”也必将得到进一步推进。

理论的根基在实践，发展动力也在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第二个结合”，不仅要运用理论创新的方式，而且要运用实践创新的方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特别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伟大实践，是党的理论创新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也是我们党进一步推进“第二个结合”的源泉和动力。不论是以语言和话语的方式推进“第二个结合”，还是以学术和理论的方式推进“第二个结合”，都不能脱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无疑，这一实践的范围远远超越了思想文化领域，但它是文化工作的基础和归宿。致力于从专业性方面推进“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工作者，都要投身于新征程的建设与改革实践中，持续推进“两个结合”，形成强大合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这些成就的取得，取决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正确历史导向不动摇。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我们现在的关键一招还是改革开放。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一篇章极重要，特别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纲领性阐述，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充分认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举世瞩目，影响深远。

重大实践成果表现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了新台阶，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制度成果体现在我国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更加完善，特别是把党的领导制度确立为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日渐成熟定型；理论成果彰显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和构建。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含有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比如，强调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强调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改革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强调改革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强调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强调改革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强调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强调改革必须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强调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等。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之上，我们更要大力推进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充分认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我们迎接新的挑战树立了必胜信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调整为“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由“可能”转为“不断”，一词之差，凸显外部形势之复杂严峻。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GDP是6.08万亿美元，日本是5.7万亿美元；2024年，中国GDP约为18.94万亿美元，而日本约为4.1万亿美元，我们是日本的四倍多。强大而厚重的物质基础为我们增强了面对困难的信心和决心。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地缘政治矛盾冲突加剧，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等“新世情”；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经济发展方式迫切需要转变和新旧动能转换等“新国情”，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优势凸显，这些都无不得益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蹄疾步稳。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守正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守正才能保证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只有持续创新才能更好地守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作为“六个必须坚持”之一并作出系统阐述，强调：“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恩格斯也进一步强调，“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不是教义，而是运动，是实践。只有在实践中而不是教义中、在活泼运动中而不是静止僵化中坚持守正创新，我们才能做到“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初步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新时代最伟大的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为我们指明了在世界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之际，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什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路径是什么。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彰显了守正与创新的和谐。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决定稿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着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等。

与此同时，还要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十分丰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也必然是全方位的。我们的改革不仅要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也必然全面涵盖了民主、法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要全面贯彻落实，力求形成整体效能，既不能“单打一”，也不能顾此失彼。

坚持用科学方法指导和推进改革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需要讲求科学方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改革中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坚持辩证法。他指出：“在推进改革中，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坚持辩证法，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着力提高操作能力和执行力，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及时准确落实到位。”

正确的思想方法具体到伟大的改革实践中，表现为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首要的是凸显法治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驾护航作用。要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倒逼法治的完善，凡是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切法治理念、框架、条文都要毫不犹豫地予以破除；凡是有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法治思想、法治基础设施都要毫不犹豫地予以强化。进一步深化法治领域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进一步拓展法治作用空间，更好发挥法治在排除改革阻力、巩固改革成果中的积极作用。

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改革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破是手段，立是目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以制度建设破除阻碍全面深化改革的各种顽瘴痼疾，特别是思想障碍和利益藩篱，实现改革开放成就的全民共享；以制度建设树立全社会生机勃勃、创新喷涌的机制保障，在全社会达成以创新创造为导向的重大改革基础性共识。重视顶层设计，特别是要强调基层创新基础上的顶层设计。突出破立并举、先立后破。不能未立先破，留下制度真空，让人无所适从，造成无序和混乱。

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当前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之挑战，WTO名存实亡。在此背景之下，我们更要高举开放的大旗，为经济全球化做出中国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当此之时，我们要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全面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改革越深入，对开放的水平要求就越高；开放水平越高，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就越大。

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设计，必须把握客观规律，充分发扬民主，顺应社会期盼，注重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增强改革取向的一致性，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实质上要解决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点是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即哪些事应该由市场、社会、政府各自分担，哪些事应该由三者共同承担。”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具体落实，需要以强政府提供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需要以良好法治环境与合理税负激发经营主体的积极性；需要以公正的价值伦理实现和谐社会。

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是时代赋予的文化使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着力点，以坚定文化自信筑牢根基，在“两个结合”中开辟新局，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凝聚共识，精准施策、系统推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更加主动、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坚定文化自信，筑牢文化根基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以其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精神标识。从殷墟甲骨到敦煌壁画，从“民为邦本”的治理智慧到“和而不同”的交往之道，这些文明基因不仅塑造了古代中国，更成为理解现代中国与未来中国的精神密码。如今，文化自信正逐渐沉淀为全民族的自觉气质：年轻人身着“马面裙”引领国潮风范；《长安三万里》以动画激活唐诗魂魄；故宫文创让文物跃然掌上……这些现象表明，当文化自信融入日常，便能激发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理性平和的心态，使人民群众在文明长河的奔涌中确认“我们是谁”“来自何处”以及“去向何方”。

坚定新时代文化自信，可从以下方面重点着力：要系统梳理、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积极推动经典再造。通过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系统挖掘、阐释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推动文化数字化，创新表达方式，提升文化传播力与认同度。例如，借助数字技术建设“数字敦煌”“云游故宫”等沉浸式体验平台，开发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的文化产品，吸引更多人主动接触、理解和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营造全民文化氛围。鼓励社会各方参与，大力支持国潮品牌、文创产业和影视创作，产出更多优质内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融入日常生活，使文化自信成为人民群众自然而然的价值选择和精神状态。

坚持“两个结合”，激活文化创新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一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土壤，“第二个结合”则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成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结合”的精髓在于双向赋能：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烛照中华文明，使其精华重焕光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深厚滋养，赋予其鲜明的民族特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这一结合的典范——既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又深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由此锻造出兼具现代性底蕴与中华气派的文化新生命。比如，浙江“千万工程”将传统生态智慧融入乡村振兴，深圳前海在改革中践行“革故鼎新”理念，等等。这些生动实践都印证了一个道理：唯有在结合中创新，方能孕育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文化气象。

立足新的时代方位，切实推进“两个结合”。要强化理论阐释。加强对“两个结合”的学理研究，组织跨学科团队全面、深入解读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推出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增强话语说服力，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深入人心。要推动实践转化与试点示范。鼓励各地区各领域立足自身实际积极探索“两个结合”的具体实践，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创新典型案例，充分发挥先进地区、先进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要深化教育融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在院校教育培训中充实“两个结合”的教育内容，重点培养一批既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合型人才，夯实文化创新的人才基础。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凝聚价值共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切实担负好新时代文化使命，必须厚植全社会文化底蕴，既要加强教育引导，又要强化实践滋养，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遵循。当人民群众在文化参与中潜移默化形成价值认同，便能凝聚最大共识，铸就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石，为国家发展注入深沉持久的精神动能。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的是社会价值同心圆。要坚持以文化人，加强教育引导。要依托《复兴文库》编纂、“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文化工程等重大文化工程，萃取“天下为公”“厚德载物”等思想精华，创新供给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实效。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教材体系、课堂教学和校园文化建设，广泛开展“时代楷模”“最美人物”宣传，以生动故事和先进事迹引导广大青少年见贤思齐。要坚持以制载道，强化制度保障。充分发挥制度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完善诚信“红黑榜”、见义勇为奖励等机制，实现软约束与硬保障相结合，为全社会崇德向善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以文惠民，创新服务载体。通过完善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着力打造“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小微文化空间，推动社区文化中心、农家书屋提质增效，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需求，提升其文明素养。

承前启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民主和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与基本标志。“十五五”规划建议作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总体部署，彰显了我国在坚持经济建设中心不动摇的同时，以法治护航发展、以民主凝聚力量的坚定决心，为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目标夯实了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矢志不渝地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坚持不懈地探寻法治、建设法治。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稳步前行，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保障人民福祉、巩固发展优势的坚实保障。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与既定目标，“十五五”期间的民主法治建设亟待在历史传承中守正创新，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保障，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配的支撑体系。

回溯历史，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始终与经济建设同频共振、同向而行。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推动我国实现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跨越，形成了以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核心的法制建设新范式——通过制定民法通则、刑法等基础法律，构建起服务经济建设的初步法治框架，为乡镇企业兴起、经济特区建设等改革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时隔40余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十四五”目标即将胜利完成的关键节点，再次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赋予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更为深刻、更令人期待的时代内涵和要求。

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党的二十大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深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内在要求，是新时代我国民主政治领域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标志性成果。

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始终坚持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民主制度、拓宽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完善法治保障，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权利，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使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国家和社会各个层面得以有效实施。“十四五”时期，我国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创新探索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实践形式，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走深走实。从“小院议事厅”到“民主恳谈会”，从线下圆桌会到线上议事群，带着烟火气的民主实践已深深扎根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十五五”期间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要更加尊重人民在基层民主实践中所表达的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愿望，尊重人民创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经验，尊重人民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主体、利益主体的诉求，深刻认识、充分发挥人民的关键作用，增强民主意识、提升民主能力、养成民主习惯，参与最广泛、最生动的民主实践。

持续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有一整套法律制度对人民民主的基本原则、价值要求和实现形态加以确认和规范，用法定途径、渠道、方式和程序来保证人民实现各项民主权利。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进一步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在民主立法方面，重点是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建立全国统一的立法意见征集平台，对重大立法项目实行“线上听证+线下座谈”双轨论证。完善立法协商机制，吸纳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参与立法起草，建立意见采纳反馈制度，让每部法律都成为民意的“凝聚器”。基层层面可推广“立法直通车”模式，将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的真实需求转化为法律条文，实现立法与民生的精准对接。

在民主决策方面，进一步构建法治化决策流程。建立重大行政决策“事前调研、事中论证、事后评估”全链条民主机制，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教育、医疗等决策，必须经过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法定程序。推行决策草案解读“通俗化”改革，用图表、动画等形式让群众看明白、能参与，同时建立决策执行效果民主评议制度，由群众评判决策成效并决定是否调整，确保决策始终围绕群众需求展开。

在民主监督方面，强化群众主体地位。搭建“线上+线下”民主监督平台，整合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司法公开网等资源，实现监督线索“一网受理、闭环处置”。建立执法司法人员民主评议制度，将群众满意度纳入绩效考核核心指标，对执法不公、司法腐败等问题实行“零容忍”。同时完善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扩大选任范围、提升履职能力，让群众从“旁观者”切实变为“参与者”。

以法治体系完善夯实制度根基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含了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五个方面的总体要求，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的有机统一。“十五五”期间，需推动上述五个方面子体系进一步协同发力，实现从“体系完备”到“效能提升”的转变，使社会主义法治更好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

在法律规范体系建设上，重点是构建“重点突出、新兴覆盖、涉外衔接”的立法格局。针对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领域立法和配套规则，实现对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平等保护与同罪同罚。面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建立数据产权、算法监管等法律制度，填补技术发展带来的规则空白。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的系统性与时效性。立法过程中需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工作机制，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扩容提质，确保每部法律都承载民意、回应需求。

法治实施体系的关键在于打通“纸上法律”到“行动法治”的转化通道。执法领域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重点规范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民生领域执法行为，建立行政裁量基准动态调整机制，推行“综合查一次”模式，减少对企业干扰。司法领域需强化公正司法生命线作用，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完善民事公益诉讼机制，通过典型案例明晰产权边界与行为底线。全民守法层面，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提升“九五”普法的质效和水平。抓好国家工作人员的法治教育，针对企业经营者开展合规培训，针对青少年推进法治教育进课堂，打造科学和有效的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构建“智慧普法”平台提升宣传实效性。

法治监督与保障体系是运行支撑。一方面，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全覆盖监督网络，推动人大监督、司法监督与群众监督贯通协调，对重大执法司法案件实行“回头看”制度。另一方面，不断完善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更多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有机结合起来，重点解决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培养的瓶颈问题；建设“智慧法治”平台，运用大数据实现执法司法流程全程可追溯，为法治运行注入科技动能。此外，在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制度机制，确保法治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民主与法治同属于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标识。民主为法治提供价值引领，法治为民主提供制度保障。在一个科学有序和谐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秩序中，发扬民主与加强法治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都是政治生活、政治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将发扬民主与加强法治更好统一起来，持之以恒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安民心、聚共识、护改革，不断巩固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并将其写入党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战略高度，不断丰富、发展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理论和实践，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体要求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探索逐步形成并坚定不移贯彻落实的基本方略，是在长期民主法治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必然选择，也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中，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一个显著优势；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共同构成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支撑。实践证明，党的领导越坚强有力，人民当家作主越真实充分，依法治国越深入推进，我国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就越能充分彰显，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就越能兴旺发达。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更加科学辩证地处理好党的领导、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一，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人民至上，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坚实制度基础和保障，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其二，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激活法治活力，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其三，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将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把人民作为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努力实现人民所需要的良法善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全面有序地发展和进步。

充分发挥从严监督执纪利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从严监督执纪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利器，要求在从严监督执纪方面进一步落实到位，为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监督责任、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专责机关，必须认真学习贯彻这一重要要求，充分发挥从严监督执纪利器作用，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更好担负起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的重大使命。

监督执纪首在从严，必须利剑高悬、寸步不让

严明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点。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严。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内“纪律部队”，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从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始终扛牢监督专责，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准确运用“四种形态”，他律与自律结合。“四种形态”将严管与厚爱、惩治与挽救、抓“关键少数”与管“绝大多数”有机统一，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理念和具体要求，为从严监督执纪提供了标尺，必须精准有效使用，切实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前，推动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的纪律教育机制，统筹推进党性教育、纪律教育、廉政教育、警示教育，使之贯穿干部成长全周期、融入组织管理全过程，引导党员、干部真正把他律转化为自律。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做细做实日常监督，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通过谈话提醒、批评教育等方式及时纠正，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对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搞法不责众、下不为例，不搞情有可原、区别对待，真正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

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打虎”与“拍蝇”并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必须增强战略定力，始终保持零容忍震慑不变、高压惩治力量常在。坚持凡事首先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查、从政治上审，紧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坚决同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言行作斗争，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动各项纪律规矩严起来、硬起来。把办案作为最有力的监督，聚焦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紧盯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一起查，严肃查办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典型案件，清除系统性腐败风险，以“惩”的力度彰显“严”的要求。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着力纠治贪污侵占、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等侵害群众利益的“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深化风腐同查同治，正风与反腐贯通。风腐交织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必须深刻把握风腐同根同源、互为表里的本质特征，坚持由风查腐循线深挖、由腐纠风双向突破，推动正风反腐一体深化。一方面，把准由风及腐的利益链，把有无“小圈子”、是否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情形等问题作为“必问必核事项”，查清案件涉及的资金来源、目的事由、吃喝收礼场所等，深挖细查“四风”问题背后的团团伙伙、请托办事、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对脱离实际定政策、盲动蛮干上项目等问题，注意甄别背后可能存在的失职渎职、权钱交易行为。另一方面，构建由腐纠风的工作链，坚决查清查透审查调查对象本人及涉及其他公职人员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四风”问题，针对反映的地区性、行业性、领域性作风顽疾强化系统整治，铲除风腐滋生共性根源，坚决破除风腐相互交织、催生助长的恶性循环。

监督执纪重在治权，必须找准靶向、精准施策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强调反腐败必须规范权力运行。腐败和权力往往相伴而生，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就必然导致腐败。要寓制衡于权力运行之中，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聚焦树牢正确的权力观，推动固本培元。权力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直接影响党员、干部立身处世、从政干事的人生选择。要将增强党性作为根本，持续巩固扩大党内集中教育成果，把各级落实“第一议题”制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巡视巡察重点，督促党员、干部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历练，不断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持续强化党的宗旨教育，坚决整治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问题，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树立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聚焦“国之大者”做实政治监督，推动党员、干部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把手中权力用于为党分忧、为民造福。

聚焦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强化日常管理监督。特权是最大的不公，对党群关系最具杀伤力，人民群众最痛恨。必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严到底纠治“四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增强群众观念和公仆意识，破除“官本位”思想。坚持抓在平常、管在经常，加大对干部行权用权的日常监督，使党员、干部进一步养成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习惯；突出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加强对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作风霸道、搞“一言堂”等问题，督促领导干部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营造公私分明、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

聚焦规范权力运行，深化以案促改促治。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必须盯紧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加强全过程监督，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坚持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一体推进，从监督办案一开始就注重发现制度建设、权力运行、治理体系方面的问题，有的放矢提出纪检监察建议，推动深化改革、堵塞漏洞、优化治理。抓住定政策、作决策、审批监管、干部选拔任用等关键权力，推动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最大限度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完善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用严格执纪推动制度执行，让约束权力的制度笼子扎紧扎牢。

监督执纪贵在协同，必须一体贯通、凝聚合力

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依靠全党共同努力来实现。只有一体压实各方监督责任，贯通各类监督力量，推动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才能攥指成拳，将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监督效能。

强化责任协同。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没有哪个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可以置身事外。纪检监察机关必须找准定位，履行好协助职责和监督专责，通过协助党委开展党内谈话、述责述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查、政治生态分析研判等，推动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岗双责”、职能部门监管责任层层压实，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坚持以精准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对在管党治党上失职失责的领导干部严肃问责，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扛牢管党治党责任，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

强化力量贯通。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涉及各级各类监督主体、监督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形成合力。持续完善纪检监察专责监督体系，优化“室组地校企巡”协调联动机制，推进“四项监督”统筹衔接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发挥好纪检监察监督协助引导推动功能，完善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机制，加强线索移送、力量共用、信息互通、成果共享，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程序契合、工作融合。坚持把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结合起来，重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前哨”作用，畅通群众反映问题渠道，不断延伸监督触角，实现自律和他律的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强化科技赋能。当前，信息化、大数据已经成为支撑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必须善于向科技要效率、要资源、要战力，为监督执纪装上“智慧引擎”。聚焦“全要素覆盖、全流程贯通、全领域标准、全系统共享”目标要求，加快构建数字纪检监察体系，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纪检监察各项业务。完善数字监督平台、数字办案平台功能，加大信息查询平台数据接引力度，推动打破数据壁垒，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共用共享。用足用好数据资源，丰富技战法模型，强化大数据比对分析，提高风险主动预警能力，严格使用权限管控，促进监督办案提质增效。

监督执纪要在规范，必须依法履职、注重实效

监督执纪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必须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提高依规依纪依法履职水平，确保每一项工作、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是纪检监察工作的生命线，必须将其贯穿监督执纪全过程各方面。树立和践行正确的监督执纪政绩观，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不定数字、不下指标、不搞攀比，坚决杜绝“凑数案”“注水案”；坚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严格用纪法标尺衡量违纪违法事实，该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认定什么性质的问题，该适用哪种形态就适用哪种形态，既不人为拔高、上纲上线，也不迁就纵容、故意降格，确保定性量纪精准得当、毋枉毋纵。

坚持依规依纪依法。依规依纪依法是做好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鲜明特点和必然要求，必须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职责，持续提升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坚持一体推进办案安全、案件质量和队伍建设，持续强化纪检监察组织建设和纪法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信访举报办理质量评查、案件质量评查，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办案质效。加强纪检监察制度规范建设，跟进落实新修改的监察法及实施条例，统筹做好法规制度立改废释工作，突出抓好新增监察措施的规范使用，确保严格按照法定权限、规则和程序办事。强化对纪检监察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统筹内部监督力量构建“大内控”格局，加强系统内部监督调研，严防“灯下黑”，确保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也是监督执纪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立足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注重用好党的政策策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问题，综合考虑时间节点、主观态度、情节性质、后果影响等因素，做到严有严的标准、宽有宽的尺度。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监督执纪全过程，贯通融合纪法情理，最大限度教育人帮助人改造人。注重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和保障激励双重作用，既从严从实加强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又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常态化做好精准问责、容错纠错、诬告行为治理、澄清正名等工作，为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当好坚强后盾，营造实干担当、奋发进取的浓厚氛围，切实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充分发挥党校在党和人民事业中的独特作用

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党校体系，专门教育培训干部，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校（行政学院）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深入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充分发挥党校在党和人民事业中的独特作用。

党校在党和人民事业中的独特作用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党校工作，运用党校这个阵地，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组织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党校紧紧围绕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全局，为推进党的理论建设、加强干部教育培训，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下，党校（行政学院）各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生格局性变化。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在高举旗帜、凝心聚力上奋发有为，充分发挥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作用。以制定出台和修订《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为标志，办学治校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明显提高，党校在党和人民事业中的独特作用得到了更好发挥。

新时代新征程，要从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重大意义，把我们党的这个独特优势和党校的独特作用保持好、发挥好。

坚持把党校姓党全面贯穿党校工作始终。党校因党而立，党校姓党是天经地义的要求。一切教学活动、一切科研活动、一切办学活动都坚持党性原则、遵循党的政治路线，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守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这一党校始终不变的初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眼全局，作出健全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的重要改革部署。要充分发挥基本培训的基础性、主体性、牵引性作用，深化教学改革，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构建系统深入的党的创新理论课程体系、科学完备的党性教育课程体系和务实管用的履职能力课程体系，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坚持高水平为党献策，积极开展有组织科研，重点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充分发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学科优势、学术优势、话语优势，推出立得住、叫得响、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上展现担当作为。

自觉在党的新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精准定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党校事业必须始终坚持的政治站位，是践行党校初心的必然要求。要聚焦党的中心任务，找准党校工作与党的中心任务的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紧扣党之所需、发挥自身优势，做到党需要什么样的干部，党校就培养什么样的干部；党需要研究解决什么重大问题，党校就努力在那些方面建言献策。

党校在从严治校、质量立校上必须大大高于一般学校，要遵循最严格的政治标准、学术标准、教学标准、管理标准。从严治校是党校办学的基本方针，要把从严治校的要求贯彻到党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重点抓好教师和学员两个主体。质量立校是党校工作的重要遵循，要把质量立校作为办学治校的生命工程，坚持高标准办学。

从系统和全局把握践行全球治理倡议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保护主义阴霾不散，新威胁新挑战有增无减，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将世界各国联系成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同时，人类日益面临各种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等直接威胁人民的安全与福祉，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合作应对，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又一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将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一道，有力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全球治理倡议系统回答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全球治理，必须回答好由谁治理、如何治理、为谁治理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以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核心理念，直面当前全球治理存在的问题，现实性、针对性强，对未来全球治理应该基于什么样的前提、坚持什么样的原则、如何才能取得治理成效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出了科学解答。

主权平等是全球治理的首要前提。习近平主席强调：“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各国要加强协调、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合作是基础。实现有效合作，一个重要条件是主权平等，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西方大国享有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经常被视为治理对象，而非平等的治理主体，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不足、发言权较弱，利益和诉求经常被忽视。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不断变化，必须坚持主权平等、相应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奉行主权平等成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不公正不合理之处的前提，不仅可以激励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也能够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包容性、普惠性。

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的根本保障。习近平主席指出：“全面、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不搞‘双标’，不将少数国家的‘家规’强加于人。”国际法治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各国应平等地参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制定，全面、均衡、公平体现各国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兼顾各国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当前，国际法治受到严重侵蚀，一些国家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严重侵蚀了国际法治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国际社会面临失范风险。这成为干扰全球治理的重要原因。遵守国际法治，意味着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共同维护、共同执行，没有也不应该有例外。各国必须严格遵守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等国际法规则，依法行使权利，履行国际义务和责任，不能刻意曲解国际法，确保国际法平等和统一适用。

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的基本路径。习近平主席强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加强团结协作，反对单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切实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团结协作是全球治理的内在要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才能实现持久有效的团结协作。联合国成立以来，多边主义得到践行，成为战后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石。但是，近年来多边主义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作为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的重要机构，其权威性不断受到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削弱。少数国家“毁约退群”“撤资断供”，不时搞“小圈子”“小集团”，组建排他性联盟，以合作之名行对抗之实，导致大国博弈、地缘冲突加剧，世界陷入分裂对抗风险，严重阻碍团结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意味着全球治理是大家的事，关系每个国家的切身利益，要靠协调合作，而不是单边霸凌，才能确保全球治理体系顺畅有序运行。

以人为本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习近平主席强调：“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保障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共享全球治理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更好弥合南北发展鸿沟，更好维护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当前，少数国家为维护自身优势和霸权地位，阻碍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改革进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改革缓慢，难以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难以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无法保障各国人民享有公平参与全球治理并从全球治理中受益的权利。全球治理需要解决可能影响全人类的全球性问题，能否切实服务各国人民，成为检验全球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标准。当前，贫困、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已经十分紧迫，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做到以人为本，切实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行动导向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原则。习近平主席强调：“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统筹协调全球行动，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打造更多可视成果，以务实合作避免治理滞后和碎片化。”加强全球治理，必须凝聚各方共识，促进各国相向而行、采取一致行动，产生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随着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大潮滚滚向前，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更高水平、更深程度、更广范围参与到全球治理中。由于各国利益不同、文化各异，加之少数国家迷信实力地位、大搞本国优先，阻碍某些重要全球治理议程，各国达成共识、采取行动面临更多困难。以行动导向为原则，就是要增强全球治理体系的执行力与有效性，更好应对全球性挑战，确保全球治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有机统一、连为一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唯物辩证法，就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面对当今世界的全球性挑战，习近平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四大全球倡议相互促进、有机统一，共同构成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体系，为破解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全面方案。我们要把全球治理倡议放在四大全球倡议的整体中加以把握，运用系统思维深刻认识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紧密关系，从全局高度深入理解全球治理倡议的重大创新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当前，全球性挑战有增无减，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许多问题挑战表面上看似乎相互独立，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具体表现各不相同。但深入到现实中，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密切相关，不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且可能彼此联动，导致形势进一步恶化、问题进一步升级。比如，碳排放不仅引起全球变暖，也会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粮食安全，而粮食安全问题又可能进一步削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基础，甚至引发社会局势动荡，动摇地区和平稳定的根基；一些全球性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不仅关乎生命安全，其外溢影响也会波及全球经济增长、国际政治关系等诸多其他领域。应对全球性挑战，必须坚持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整体思维，否则就可能治标不治本，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本末倒置，难以取得长久的治理成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有效增强了解决各类全球性问题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仅为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具体思路，也实现了认识论、方法论上的系统突破，形成了加强全球治理的新方案。

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其中，发展是人类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的物质前提，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是实现人民福祉的保障。全球发展倡议聚焦深化国际发展合作，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破解发展赤字，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安全是发展和文明的保障，安全为发展创造稳定环境，守护着文明传承与创新的空间。全球安全倡议聚焦当前安全挑战，破解安全赤字，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向系统整合迈进。文明是人类发展进步的精神积淀，为人类提供价值引领。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治理倡议直指全球治理痛点难点问题，明确全球治理的首要前提、根本保障、基本路径、价值取向、重要原则，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

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做到了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系统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形成了一个关联施策、整体推进、汇聚强大合力、协同破解“四大赤字”的治理闭环。尤为重要的是，不论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还是全球文明倡议，实现相关目标都需要世界各国深化国际合作、加强全球治理，需要以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制度保障。因此，全球治理倡议对于四大全球倡议的整体落实、共同构成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体系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更好把全球治理倡议落到实处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海合作组织要发挥引领作用，当好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表率。”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相互交错、奔涌而来。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关乎人类的生存与安全、发展与繁荣，关乎人类文明进步。越是形势复杂严峻，越需要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积极响应。俄罗斯、葡萄牙、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老挝、尼加拉瓜、古巴、摩洛哥、瑙鲁等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纷纷表示赞赏或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治理倡议内涵丰富，其核心理念与联合国坚守的信念高度契合，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对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强烈呼声。我们要从理念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行动层面推动全球治理倡议全面落实，不断为加强全球治理、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事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秉持正确的全球治理观。各国需要深刻认识到面对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深刻认识到人类“风险共担”“命运与共”的现实，才能激发加强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内生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观，对于能否践行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近年来，应对气候变化等一些重要的全球治理议程遭遇阻碍，促进共同发展等另一些重要的全球治理议程则被边缘化，地缘政治冲突、大国博弈竞争成为国际舆论焦点，吸引了全球目光，占用了大量资源。这与在治理什么、谁来治理、怎么治理等治理观问题上出现的认识偏差密不可分。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必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确保全球事务由各国一起商量，治理体系由各国一起建设，治理成果由各国一起分享，以正确的全球治理观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供科学指引。

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治理架构。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有赖各国协同合作，需要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众多国际多边平台为依托，以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等为依据。因此，如何改革完善国际多边平台，如何改革完善国际规则、确保国际规则得到平等和统一适用，回答好这些制度建设层面的问题对于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以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突破点和着力点。这并不是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着眼于解决全球南方代表性和发言权不足、联合国权威性遭到侵蚀、全球治理有效性被削弱等突出问题，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好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新现实。近年来，中国在这方面作出诸多努力，既推动联合国改革、使联合国在新形势下重振权威和活力，又推动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拓宽合作领域，使其成为加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有力推动全球治理架构更为均衡有效。

确保全球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成色如何，最终要看全球治理是否取得新的成效。当前，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治理实践滞后于治理需要，治理成效不能满足各国人民的期待。比如，发达国家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承诺到2020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支持，但2022年才首次实现了这一目标，比原定计划晚了两年。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就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围绕当前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关心的地区和平稳定、全球环境治理、可持续发展、减贫等治理议题，凝聚共识、加强协作，把治理共识有效转化为有力行动，切实推动相关领域全球治理取得可见可感的治理成效，让全球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全球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必将对人类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开辟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

中国式现代化承载着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美好愿景，更承载着新时代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鲜明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憧憬和挑战，都激发我们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这是我们党基于苦难辉煌的历史作出的科学谋划，也是基于势不可挡的潮流作出的现实回应，更是基于人民至上的理念作出的庄严承诺，充分体现了一种心怀家国、心系人民、心忧天下的深厚情怀，生动彰显了一种大道如砥、精神如炬、初心如磐的深沉力量。

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从理论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以“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实践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深刻总结新时代伟大成就和经验，从而得以成功推进和拓展的光明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符合全民族共同福祉，适合新时代不断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和社情，契合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及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在百余年的党史上、七十多年的新中国史上、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上、五百多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标识性和里程碑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更是党和人民的智慧结晶。它极大弘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创造精神，高度凝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带领人民自力更生、接续奋斗取得的辉煌历史成就和宝贵历史经验，深度融合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所激发的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文化活力，广泛汲取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发展的深刻历史精华和有益历史镜鉴，充分汇集了中华民族家国一体、传承发展的丰厚历史积淀和深邃历史智慧。基于这样丰厚丰盈、深沉深邃而又多元多样的历史底蕴，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地贯通了客观规律性和主体选择性的逻辑关系，实现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站在了人类真理、价值、理想、道义和文明的制高点，构成了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因而更能够深入人心、赢得人心、振奋人心、凝聚人心，值得广大人民群众为之接续奋斗、团结奋斗、艰苦奋斗。

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具有丰富的时代内蕴

从世界范围看，人类对现代化及其道路的追求和探索由来已久，在推动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以西方现代化为代表的现实图景；从中国实际看，中国式现代化应运而生、顺势而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向新而行、行稳致远，展现出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具有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共同特征，而且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独特内涵和中国特色，更重要的是逻辑地蕴含着一种具有超越性、创新性、引领性的鲜明优势和强大力量。

在新的时代坐标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是一个求是拓新而又守正创新的浩大工程，具有更全面、更丰富、更深厚的时代内蕴。构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要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让超过当前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巨大群体大踏步、整体性迈进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无疑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难度最大更是意义最大的现代化；构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意味着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富裕，这样的现代化一定是人类历史上最公平正义的现代化；构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意味着要把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统一并贯穿于现代化的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这样的现代化才是全体人民最需要的现代化；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要坚持节约集约发展、绿色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以生态文明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基石，这样的现代化必将是最和谐最美好的现代化；构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意味着要以世界视野和天下情怀，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现代化之光点亮自己也照亮世界，这样的现代化必定是最良善也是最得人心的现代化。

三、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具有崇高的价值意蕴

从客体属性看，中国式现代化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生成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实践，同时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语境中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引领力；从主体需要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迫切需要一条望得远、走得通、行得稳的康庄大道，需要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获得实的强大场域，破解人类社会未来向何处去的难题迫切需要一套立得住、讲得开、传得远的有效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以自身由内而外、从理到路的高质、高能、高阶，对民族之需、人民之需、世界之需作出了鲜明而又坚定的回应。

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是一个立足中国而又面向世界的宏大战略，具有多维度、多层面的崇高价值意蕴。从理论价值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取得的原理性、独创性理论成果，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突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集成创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全面超越、对新时代伟大成就和经验的高度升华；从实践价值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为最大力度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飞跃提供战略引擎，为最高效能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提供广阔舞台，为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体力量提供强大动能；从世界价值看，中国式现代化是解答人类发展共同难题、把握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批判性地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迷思和价值迷失，系统性地展现了世界通向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和另一条路径，历史性地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和新范本，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立足国情、科学合理、独立自主地迈向现代化提供有益参照和全新选择，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的智慧和力量。

风险防范化解的经济学思考

当前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也充满风险。如何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风险，是一个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要树立底线思维，用“木桶原理”警示全党既要善于补齐短板，更要注重加固底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我们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防范化解风险提出的重要要求，坚持战略思维和系统思维，提高科学预见能力，辨识各类风险挑战，在大变局中赢得发展主动。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风险

风险与不确定性直接关联，如果这个世界都是确定性的，那就没有风险可言。现实生活中，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外部环境复杂，风险挑战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从横向看，全球风险上升且难以预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原来构建的规则在失效，秩序被打破，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从纵向看，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呈现“加速度”态势。农耕社会是“慢变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000年都不会有大的变化。工业化之后，变化开始加速，进入“快变社会”，100年就会有大的变化。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信息社会，数字化、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速度更快，10年就会有不小的变化。在社会加速变化的背景下，一般风险演变为重大风险的频次多了，演变速度也加快了。

以系统的思维审视风险

经济系统是嵌入社会体系之中的，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经济风险也随之增加。

从经济循环与风险循环的逻辑关系看，经济循环主要体现在“支出—收入”之间的循环、“资产—负债”之间的循环等，风险也蕴含在其中。例如，居民部门在企业部门购买产品，企业部门收回成本、获得利润就有钱雇用劳动力，劳动者拿到工资就有消费支出，收入和支出之间形成循环。如果循环不畅，甚至出现严重内需不足，就会形成供需负反馈，造成风险累积，风险累积导致的宏观效应就是储蓄与投资失衡、供给与需求失衡。宏观经济平衡的条件是储蓄等于投资，如果储蓄和投资失衡，就意味着市场没有出清，需要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维系这个宏观平衡条件。又如，负债形成资产，资产收益偿还债务，在这个循环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流动性风险和资产贬值风险。

从风险循环联动看，当某个企业出现问题，风险外部化之后，风险越积越多并扩散、公共化，变成公共风险，即转化为宏观风险。一旦公共风险上升，很多企业都会感觉到压力。风险循环因参照系不同而有所不同。在经济高速增长趋势下，个体风险外部化下降，公共风险呈收敛趋势。而在经济下行趋势下，个体风险外部化上升，违约增多，公共风险呈扩散态势。

防控重大风险，首先要认识到风险循环，知道从何处下手、解决什么问题。在风险公共化过程中如果形成了关联效应，就要及时斩断，尽快转变预期，不要让所有企业遭受压力。对风险循环的状态要及时作出判断，不要错过低成本防范化解风险的机会，否则演变成危机，化解成本更高。

及时防范化解公共风险

充分认识政府在公共风险中的职责任务。政府作为公共风险的管理者，目标是公共风险最小化。公共风险最小化可以使宏观确定性最大化，进而自然就会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市场交易是有风险的，比如股市有风险，人们进入市场要做好准备。政府只要定好规则并进行监督，就可通过市场来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优胜劣汰。但如果变成了公共风险，大家无力化解，就需要政府出手。公共风险最小化之后，市场就可自主正常运行。

准确把握政府管理公共风险的职能定位。从方式看，政府管理公共风险就是遏制风险循环累积扩散。首先是防范，避免个体风险外溢而公共化。当一个企业出现风险且风险外溢越来越大的时候，如果政府判断有可能变成系统性风险，并进一步蔓延成公共风险，就要及时遏制，避免个体风险公共化。其次是化解，避免公共风险导致市场收缩。如公共风险已经形成，要及时处置，避免内部化，导致经营主体的风险成本上升，从而产生悲观预期。政府管理公共风险要从薄弱环节入手，遏制风险循环。从手段看，要增强契约的完备性。如果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拖欠时间越来越长，就容易导致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出问题。如果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就会增加。同时，如果法律、制度、政策不完善，公共契约的不完备性就会扩大。增加契约完备性需要以法治和政策为保障，以改革为动力，形成一个制度性安排，让经营主体有长远的预期。

灵活运用政府管理公共风险的政策工具。一是提供“风险市场”，包括保险、银行、证券、期货及其衍生工具，微观主体在这些市场上转移风险、分散风险、套期保值，让风险消化在市场内部，避免了风险外部化上升为公共风险。但这些市场不是天然存在的，需要去组织和监管。二是提供无风险资产。国债被视为无风险资产，是风险资产定价的基准。优化国债的品种结构、促进国债流通、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是完善资本市场、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关键，需要抓紧推进。三是更好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中央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推动实现宏观流动性充裕稳定、币值稳定、估值稳定。此外，当其他主体买不起单的时候，就得由政府出手。风险救援的对象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有效的风险救援是当今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是防范经济金融危机的先手棋。风险救援首先要切断风险传播链条，避免风险进一步公共化。需要强调的是，公共政策是政府对冲重大风险的工具。公共政策是一个工具箱，是一个政策体系，通过不同政策组合来对冲经济风险、失业风险、自然风险和外部风险。要按照风险生成的内在逻辑，区分轻重缓急，抓住风险链条，精准实施政策。风险权衡非常复杂，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判断，不能从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部门去看。各自为政，容易产生“合成谬误”，引发新的风险。风险权衡，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还要考虑社会因素，需要有整体观。

把握好出清风险与稳定预期的关系。在风险社会中，行为主体的目标由利益最大化转变为风险最小化，这个时候只有出清风险才能改变预期，才能出清市场，让经济产生活力和内在动力。出清风险并非让风险清零，事实上风险永远存在。风险出清的对象是公共风险或正在公共化的风险，而不是市场风险。市场风险不需要政府出清，恰恰是优胜劣汰机制所必需的。要把防风险稳预期放在首位，避免宏观风险预期上升。从国内风险来讲，要有效遏制房地产、地方债等领域的风险循环累积，增强政策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落实好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举措，做好加强产权保护、理顺央地关系等方面的工作，形成遏制风险循环累积的制度性安排，更好引导社会预期。从外部风险看，大国关系、周边关系是重点，要防范外部风险输入导致内部风险上升，通过风险权衡去应对充满风险的世界。

总之，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仗，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仗。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经济发展大趋势，不断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其中第八专题单设“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收入了《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等重要文章，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这一论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了文化坐标，彰显了党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担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坚持党的领导举旗定向，筑牢新时代文化发展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文化发展进步，带领人民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通过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文化繁荣提供方向引领与价值根基。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始终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把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紧密结合，确保文化发展既遵循历史规律又契合时代需求。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起引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文化殖民与封建文化桎梏的双重危机，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创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觉醒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将文化救亡与政治革命深度融合。改革开放时期，党通过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筑牢意识形态防线，使文化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始终在社会主义方向行稳致远。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这一根本原则，将文化领导权上升到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从“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的论断，到“建设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党的领导始终以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核心问题为导向，在百年变局中为文化发展锚定航向。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理论根基，坚持推动文化建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本质上是党的文化理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条道路既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归，更非对西方的盲目追随，而是立足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通过“两个结合”实现文明形态的创新突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激活传统理念的当代价值，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革命文化结合则孕育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新时代精神，赋予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特质。历史与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文化发展不迷失于价值虚无的迷雾；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方能在文明碰撞中守住根脉、开创新局，最终实现精神自立与文化强国的有机统一。

传承中华文明薪火永续，激扬优秀传统文化时代活力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五千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语境下，如何让积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焕发新生，既是关乎文化根脉存续的时代课题，更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工程。《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两者既是方法论，也是实践论，既解决如何传承的技术路径，更回答为谁传承的价值命题。

创造性转化，即依据时代特征对具有借鉴价值的传统文化内容和表现形式进行革新，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与现代表达，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融，满足民众新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工作，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故宫博物院启动的数字故宫工程，运用区块链技术对186万件文物进行数字建档，让文物通过3D技术走出展柜，不仅实现了文物保护的技术跨越，更通过云端展览让文物承载的礼乐精神、工匠智慧获得跨时空传播。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形式移植，而是立足当代价值坐标，对“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文化基因进行的现代性重构。

创新性发展则是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顺应时代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进行增补、拓展与完善，提升其影响力与吸引力。创新性发展的本质，是将传统文化精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在守正基础上开新局。创新性发展需聚焦三个重构，一是价值重构，为传统思想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如将“民惟邦本”思想转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实践；二是表达重构，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转换传统文化叙事逻辑，将其更直观展现出来，提升群众文化体验；三是载体重构，利用数字化平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联结，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消费场景。这种重构将传统元素与现代生活紧密相连，形成文化资源数据化、文化体验场景化、文化消费智能化的三维创新体系。

弘扬革命精神培根铸魂，凝聚民族复兴磅礴精神力量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中创造，以红色为鲜明底色的一种独特文化样态，发轫于五四时期，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创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成果、中国革命胜利的文化支撑和强大精神动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优质基因，展现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

革命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当代社会发展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首先，有助于强化国家认同，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革命文化将党与人民共同奋斗的历史记忆升华为集体认同符号，巩固全社会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共识，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提供深层情感支撑。其次，有助于培育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以红色基因教育引导青年赓续斗争精神，锻造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历史使命感。最后，有助于构建意识形态防线，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弘扬革命文化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思想保证”，必须通过还原历史真相、根除错误思潮，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革命文化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的精神支撑。

弘扬和发展革命文化，需立足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核心载体的本质属性，以理论自觉、时代转化、价值引领为路径，构建革命文化传承发展的系统性工程。从理论上讲，应深化革命文化研究阐释，提炼其精神内核与当代价值，将“坚定理想信念”“敢于斗争”等精神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注解。从实践来看，须构建革命文化融入国民教育、社会发展的常态化机制，通过制度设计将其精神内核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基层治理等环节，使之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精神纽带。同时，还需推动革命文化表达方式的现代化转型，运用数字化技术、沉浸式体验、艺术化表达等手段加强红色资源的活化利用，使革命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引领社会思潮、塑造精神家园的蓬勃生命力。

创新先进文化赋能引领，奏响社会主义文明时代强音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形成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其本质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精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成果，融合革命文化传统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体系。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作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支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够通过提供精神动力与价值引领，为民族复兴注入持久动能。在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起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形态，以强化文化认同凝聚社会共识，有效抵御外部意识形态渗透，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大力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的精神标识，既是五千年文明赓续的精神密码，也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中凝聚的价值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核，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文化发展提供价值引领与创新动能。弘扬中国精神，需以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为双轮驱动，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构建覆盖全社会的价值引领体系。同时通过制度设计推动中国精神嵌入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以文明互鉴拓宽全球叙事空间，使其成为凝聚民族共识、激发创新活力、塑造文明认同的核心动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层精神支撑。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聚焦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任务，锚定在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民族复兴提供深层精神动力。

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一穷二白、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局面，我们党深刻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必须集中力量办大事，有目标、有计划地推进现代化建设。经过7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国家发展规划也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又一个五年规划（计划）如同“接力棒”，将一个曾经积贫积弱的农业国递送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

国家发展规划引领现代化事业快速全面进步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五年计划作为国家发展规划的核心载体，成为指引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蓝图。这一时期，我国先后编制实施了5个五年计划，为国家发展搭建起基本框架奠定了基础。“一五”计划聚焦重工业发展，集中力量推进骨干工程建设，迅速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二五”计划虽在“大跃进”中经受曲折，但仍在钢铁、机械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积累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三五”至“五五”计划则结合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在加强国防建设的同时，持续推进基础工业发展，逐步完善工业布局，为后续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还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专项规划，形成了支撑国家发展的规划矩阵。农业领域，《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等规划，推动了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科技领域，《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等规划，瞄准原子能、航空航天等前沿领域，奠定了我国现代科技体系的基础，指引了“两弹一星”等重大突破。区域发展方面，“三线建设”等战略规划调整工业布局，推动中西部地区初步形成工业基础。这些专项规划与五年计划相互配合，共同推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五年计划逐步向五年规划转型，规划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六五”计划至“十一五”规划紧扣改革开放主题，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六五”计划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推动经济协调发展。“七五”和“八五”计划接续推进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体制转轨。“九五”计划开始推动国民经济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五”计划聚焦入世后的发展机遇，推动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十一五”规划首次以“规划”取代“计划”，与“十二五”规划共同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着力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这一时期的专项规划体系日益完善，形成了覆盖各领域的规划网络。农业领域，从2004年开始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规划指引“三农”事业发展，《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等专项规划开始实施。工业领域，《汽车工业产业政策》（1994年）、《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年）、《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2009年）等推动了重点行业跨越式发展。科技领域，《1986——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国家863计划、国家火炬计划、《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专项规划加速了高新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区域发展方面，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规划，推动了区域均衡发展。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军队和国防建设等领域也实施了一批专项规划，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五年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更加凸显，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十三五”规划以新发展理念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指引我国在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等领域取得历史性成就。“十四五”规划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重大战略作出系统部署，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行动指南。

新时代的专项规划更加注重系统性和前瞻性。科技和产业领域，《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21——2035）》《中国制造2025》等规划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规划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抢占制高点。生态领域，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的系列规划，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民生领域，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的规划，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区域发展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规划，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这些规划共同推动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等方面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家发展规划在实践中与时俱进

我国国家发展规划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成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规划为刚刚起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不过，由于当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缺乏深刻认识，部分规划存在脱离实际的情况，而且政治形势的动荡也对规划的顺利实施造成了一定冲击，使得一些规划未能按计划完成。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规划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加深了对计划经济作用和局限的认识，这为后续的改革开放和规划体系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借鉴。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家发展规划在探索中不断完善。规划的编制更加科学规范，内容更加全面丰富，在引导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规划覆盖的领域从经济扩展到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规划体系。在规划编制方面，引入了更多的科学方法和民主参与机制，广泛征求专家学者、企业和社会公众的意见，提高了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在实施过程中，加强了监督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

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规划数量的增多和涉及领域的扩大，规划之间的不协调甚至冲突问题逐渐显现。例如，在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方面，部分地区为追求GDP增长而违反生态保护规划，引进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导致相关规划目标难以协调；在城市化进程方面，存在建设用地违规占用农田的现象，影响了粮食安全规划的实施。这些问题都反映出当时国家发展规划在协调机制上还存在不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发展规划建设进入了更加系统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我国逐步构建起“三级四类”的统一规划体系，“三级”即国家、省、市县三级规划，“四类”包括国家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这一体系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为支撑。国家发展规划作为顶层设计，明确国家战略意图和发展方向；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线”，为各类开发建设活动提供空间约束；专项规划针对特定领域细化部署，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区域规划协调跨区域发展，促进区域优势互补。“三级四类”规划体系明确了各级各类规划的定位，避免了规划之间的重叠和冲突。

“十五五”时期将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

“十四五”时期，在国家发展规划的指引下，我国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预计2025年经济总量可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产业和科技创新取得诸多重大突破：第一艘国产电磁弹射航母下水，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投入商业运行，“嫦娥六号”实现世界第一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按照国际适航标准研制的国产大飞机C919首次实现商飞等。民生领域，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巩固率和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都在95%以上。安全基础进一步夯实，“十四五”时期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4.6亿亩；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煤电，建成了全球最大清洁发电体系；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体系；国防实力同步提升，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不断提高。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形成燎原之势，我国面临的形势正发生深刻变化。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科技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从国内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能不足，就业压力增大，科技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压力依然较大，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为了在“十五五”时期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将新发展理念贯穿规划编制和实施的全过程，确保规划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加大科技投入，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领域协调推进。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缩小收入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强化规划的系统性和协同性，进一步完善“三级四类”规划体系，加强各级各类规划之间的衔接协调，形成规划合力。建立健全规划衔接机制，确保下级规划服从上级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与国家发展规划相衔接。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共同推动规划的实施。建立规划实施的协同机制，加强政策协调和资源整合，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

突出规划的战略性和前瞻性，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科学设定规划目标和任务，在关键领域作出部署。在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制定重大科技专项规划，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在产业升级方面，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作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健全规划实施的保障机制，加强对规划实施过程的监督评估，建立健全规划调整机制，确保规划目标任务能够顺利实现。建立健全规划实施的监测评估体系，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解决措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适时调整和完善规划，增强规划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推动规划实施的强大合力，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鲜明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以一系列划时代的思想变革和实践创造，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前不久出版的习近平总书记《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卷、第二卷中，贯穿全卷、分量最重的就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在指导新实践、引领新变革中展现出强大的真理魅力和实践伟力。

理论上不断深化，为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提供根本遵循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卷、第二卷共收入习近平总书记165篇重要文稿，其中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近100篇。在这些重要文稿中，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伟大实践，不断总结和深化对新时代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既是改革思想的经济篇，也是经济思想的改革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征程，也翻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篇章。《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卷中《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等重要文稿，对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地位作了深刻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要文稿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些方向性、原则性问题作了深入阐述，突出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改革和发展的辩证关系，在《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对新常态怎么看，新常态怎么干》等重要文稿中指出，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发展走到今天，发展和改革高度融合，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改革不断前进也能为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既要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又要通过深化改革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同时，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我国发展阶段新特征和外部环境新变化，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聚焦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深刻阐述和重大部署。关于更好统筹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改革和发展深度融合、高效联动》等重要文稿中指出，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更好践行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活力、厚植发展优势。要继续把握好改革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使改革更好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推动改革和发展深度融合、高效联动。关于改革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使各项改革朝着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聚焦发力》《推动新发展阶段改革取得更大突破、展现更大作为》等重要文稿中指出，要把接续推进改革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结合起来，围绕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战略目标任务，推进创造性、引领性改革，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关于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等重要文稿中指出，我们既要通过深化改革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也要通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来保障改革顺利推进。既善于积势蓄势谋势，又善于识变求变应变，紧紧扭住关键，积极鼓励探索，突出改革实效，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这些重要论述指引我们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要求，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制度条件。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明确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谋划和全面部署，将各领域各方面改革聚焦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等重要文稿中指出，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把准方向、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要锚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等重要文稿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面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全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重要文稿中指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个别国家搞“小院高墙”、关税壁垒，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泛安全化，迫使企业选边站队，作出违背经济规律的选择。这不符合市场规则和开放大势。我们要共同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这些重要论述既是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理论升华，又是对新形势下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创造，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对于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实践上不断拓展，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指挥下，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展开、系统性推进，着力从体制机制上破解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党和国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围绕解决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着力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持续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集中解决公司制改制、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等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推动国有经济优化布局，促进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不断提升。我们从多个层面推出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改革举措，制定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减轻成本负担，加强产权保护，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创造活力。

推进有利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向，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系统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体制机制，破除束缚科研人员积极性的制度障碍，优化开放创新生态，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同时，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推动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党的二十大后，针对国内外新形势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我们加快体制机制创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健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制度，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着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健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制度，推动招标投标管理、标准体系建设、经济统计等方面改革，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夯实市场运行的基础支撑。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改革市场监管体制，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清理废除阻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完善流通体制，推动各类要素畅通流动、资源高效配置，促进市场潜力充分释放。围绕畅通国内大循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重点推动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健全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等，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形成。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宏观调控理论和实践作出的重大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握宏观经济治理要求，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力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完善跨周期政策设计和逆周期调节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持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税收征管体制，优化税制结构，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持续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完善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推动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牢牢把握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建设健康中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推出一批务实改革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眼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完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制度机制，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积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创新扶贫工作机制，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机制，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永恒课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中，我们都要把握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基础，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系统布局、全面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空间规划、环境治理、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等重大改革方案，制定修订环境保护法和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构建起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环境保护基础性制度框架。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引领，加强绿色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重点在协同优化产业布局、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立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建立健全绿色发展标准体系和市场化机制、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等方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们主动作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战略举措，要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积极主动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科学认识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在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连续打出一系列组合拳。深化贸易投资领域改革，扩大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多层级高水平开放平台。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开放和安全，提升开放监管能力和水平，增强在对外开放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领，为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驾护航。

推进改革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重要保障

经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体制和科学有效机制保障改革顺利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牵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完善推进落实机制，创新改革方式方法，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走深走实、不断取得新突破。

加强党对改革工作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推进的根本保证，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就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有组织、有步骤、有纪律地推进改革，把我们的体制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领导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在党中央层面成立改革领导机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成立包括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在内的6个专项小组，负责各领域改革协调推进和督促落实，自上而下建立健全各级党委领导改革工作体制机制，为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保障。不失时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健全党领导经济、改革、金融、科技等重大工作的体制机制，优化调整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力体制支撑和组织保障。

强化改革系统集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既抓改革方案协同，也抓改革落实协同，更抓改革效果协同，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系统谋划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把抓好改革任务落实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施中长期战略规划、实现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等结合起来，推动各项改革朝着既定目标聚焦发力。加强对重要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统筹推进财税、金融、国企、科技、农业农村、生态保护、对外开放等四梁八柱性质改革，抓好方案协同、落实协同、效果协同，做到前后呼应、相互配合、形成整体。

鼓励基层探索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要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鼓励引导支持基层探索更多原创性、差异化改革，及时总结和推广基层探索创新的好经验好做法。无论改革推进到什么阶段，人民首创精神都不能忽视。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大胆探索，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充分调动地方基层改革探索创新积极性，鼓励各地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开展差别化探索，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使地方改革更好融入国家改革发展大局。围绕推动重大制度创新，部署开展一批改革试点，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开展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实施综合改革试点等，有效发挥对改革全局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对经济发展新领域新实践遇到的新问题，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开拓创新，不断创造和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把改革抓在手上，既挂帅又出征，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要把抓落实作为全部改革工作的重点，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新时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艰巨繁重，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压实改革主体责任，健全重大改革举措任务分工落实机制，科学制定改革任务实施方案，明确改革牵头单位、参与单位、责任事项、成果形式、时限要求和责任主体，强化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抓落实责任，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加强任务督促落实，持续深入开展改革督察工作，将重大改革落实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和巡视巡查内容，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和纠正不担当不作为、不改革假改革等现象，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论述是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科学体系。我们要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和自身工作实际，深入学习《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卷、第二卷中的重要篇目和重要思想，努力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以改革新动能、发展新优势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当今时代，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复杂交织。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和安全，反复强调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许多重要论述都收入《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比如，《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指出：“这次中央全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战略部署，对在复杂环境下更好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指出：“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树牢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理念，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安全”；等等。8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要求，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不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

从“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深化，从“安全”到“高水平安全”的拓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战略任务落实到位，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发展实际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

从理论逻辑看，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是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之一。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二者互为条件、辩证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发展和安全置于重要位置，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进一步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在工作中自觉把发展和安全统一起来，共同谋划、一体部署、相互促进”等新论断新举措新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既要求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求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这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基础上的重大理论创新。

从历史逻辑看，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是对大国兴衰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能否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关系国家兴衰、历史走向。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始终坚持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坚持安全第一的方针，到改革开放后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再到新时代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大原则、要求“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等，都是我们党历经磨难、不懈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历史启示我们，只有统筹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和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筑牢治国安邦根基、增强攻坚克难底气，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从实践逻辑看，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是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更趋复杂，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愈加艰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既是应对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重大举措，也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要求，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物质保障和安全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并作出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并作出重要部署，必须落深落细落实落到位。新征程上，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动摇，抓住筑牢高水平安全根基不放松，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中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指出：“发展就是最大安全”。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只有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才能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科技支撑，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着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立足实体经济这个根基，持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不断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壮大实体经济都离不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够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当前，尤其要推进产业链创新发展，打造自主可控和先进高效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产业链供应链。

紧扣协调这个重要特点，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下好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有助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重在全域协同联动缩小地区差距。为此，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在缩小城乡差距中塑造良好发展生态，是新时代新征程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为此，要积极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是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这要求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些举措将为我国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推动发展向更平衡、更协调、更包容的方向迈进，助力我们更从容、更有效地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把握绿色这个普遍形态，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旧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并进，为子孙后代打造可持续的生存发展空间。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为此，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将进一步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同时，健全国家生态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应对管理体系，提升国家生态安全风险研判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应对和处置能力，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安全根基。

走好开放这个必由之路，着力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要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同时要认识到，越是开放发展，越要把握好开放和安全的关系，织密织牢开放安全网，确保在对外开放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国内大循环的需求牵引力，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时，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

围绕共享这个根本目的，着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共享发展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既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提升人力资本，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也有利于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形成共促发展的合力。为此，要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快探索拓宽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有效路径，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没有高水平安全，高质量发展便无从谈起，发展成果也可能付诸东流。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安全能力，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注重全体系构建，持续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体系是国家安全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保障国家安全的治本之策在于健全国家安全体系。为此，要强化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加快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以国家安全法为统领，有计划有步骤推进重点领域涉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立改废释纂；完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推动安全各领域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源一体整合、战略力量一体运用，增强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性、全局性和可操作性；完善国家安全政策体系，更加注重协同高效、法治思维、科技赋能、基层基础，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的物质、技术、装备、人才等方面的政策体系建设；完善国家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推动风险监测、研判、预警、处置各环节有效衔接，推动国家安全风险治理由事后反应、被动应对向事前预警、快速反应转变。这将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系统集成、联动高效，形成体系性合力和战斗力。

注重全方位统筹，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维护国家安全是全方位的工作。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的同时强化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才能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将不断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层基础。同时，要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强化源头防控、过程把控、应急管控，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局外人”，每个人都是守护者、责任人。丰富和完善国家安全教育支撑体系，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有助于进一步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汇聚维护国家安全的磅礴力量。

注重全领域监管，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公共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一头连着千家万户。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打破条块分割、部门独立、地方割裂的传统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才能不断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全力维护和塑造公共安全。安全生产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完善安全生产风险排查整治和责任倒查机制，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才能不断提高安全生产水平。食品药品安全关系每个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切实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才能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用药安全。同时，要更加自觉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防灾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统筹做好防汛抗旱、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防御，以及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工作，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

注重全链条治理，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社会治理体系科学合理，国家安全工作才能事半功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有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坚持党的领导，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有助于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的现代化社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有助于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要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严厉打击电信诈骗、非法集资、黄赌毒、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全面提高统筹能力和水平，形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互促共进的良好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重点领域安全。”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发展和安全的关联日益增强。必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实现二者相互支撑、深度融合，使发展成就可期、安全风险可控，形成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互促共进的良好格局。重点要把握以下方面。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党的旗帜为旗帜、党的方向为方向、党的意志为意志，从党的科学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坚强保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价值依归。要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坚持系统观念。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必须运用系统科学、系统思维、系统方法研究解决问题。要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关系问题，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着力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保障。要发挥好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思维、法治的程序、法治的方式开展工作，在法治轨道上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必须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旗帜鲜明敢于斗争，奋发有为善于斗争，在变局中把握规律、在乱局中趋利避害、在斗争中争取主动，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实做好。

积极理性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在教育上的运用展现出更多可能性。我们要重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上的多种可能，促进教育生态全面转型，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全面深化。

发挥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挖掘与分析能力，提高基础性教学、学习、管理任务的完成效率，减轻教师与学生负担，支持“双减”政策、素质教育等政策更好落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参与高阶教育任务的完成，推进智慧教育生根开花。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展现出了赋能教育的多种可能，尤其是对学生想象力与创造性思维培养的促进作用。但在具体的课堂实践与学校环境中还缺乏成熟的、体系化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人工智能教育研究者应联手一线教师，共同探索强涌现人工智能在高阶教学与学习任务上的赋能路径及具体举措。

除了探索运用人工智能为教育提供支持，还要关注其与教育制度结构之间的深层关系。人工智能技术虽然带来了突破时空限制、个性化定制等新兴教育范式，但是相对于传统教育具有的班级结构、教学顺序、管理模式等制度要素支持的优势，人工智能教育尚缺乏有效制度支撑，使得创新效果难以全面发挥。人工智能需要实现与当前教育生态的有效融合创新，创生从下层任务到上层制度的完全结构，全面赋能教育深化改革。

需要强调的是，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历史发展中，多学科的知识、理论交叉融汇创新是重要的先行环节。但是，当前的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已经越来越呈现出以计算机科学为主导的技术倾向。长期缺乏理论指导的技术发展易导致价值与目标的缺失，从而使技术野蛮生长、偏离轨道，也可能导致技术发展后继乏力。为此，当前要大力强化多学科整合下的理论指导，体现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理性追求。

一方面，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基础研究，尤其需要解决两个关键的理论问题。一是要加强对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智能涌现能力的理论探索，避免人工智能技术在赋能教育应用中盲目探索；二是要加强教育理论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汇支撑，提升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应用的适切性。这也对多学科交叉支撑进一步提出了要求，包括加强相关基础学科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论研究，打开智能涌现的“黑匣”，构建人工智能的运行原理与机制；还要以此指导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更加理性，防止技术依赖、技术滥用等风险；同时要加强教育学者的参与，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规律，为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价值赋能，优化其在教学、学习、学术研究、教育管理等方面的应用效能。

与此同时，要坚持市场推动与法律约束双轨推进，促进人工智能在赋能教育时平衡兼顾。从全球范围来看，人工智能服务于教育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生态框架。其中，欧美国家起步早，占有较大的份额。即使如此，人工智能教育仍然有较大开拓空间。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教育发展，就需要提振各方信心，为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打造良好的环境；要强调需求导向和服务导向的技术应用与成果转化，增强人工智能教育产品的竞争力；构建大中小型企业共存，人工智能教育项目多样化的生态；同时，关注基础性、标准化的人工智能教育基础产业建设，从国内竞争走向国际化竞争。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应保证公益底色，自觉在伦理道德约束下发展。主管部门及学校要树立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的基本法律规范，避免教师、学生数据的过度暴露或不当使用；要加强对教育科技公司和人工智能教育行业的外部监管，保障技术开发与应用的安全，防止算法偏见；还要引导行业、企业形成关于人工智能伦理道德的内部监管和自我审查，引导师生基于教育精神与价值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品。

人工智能技术在拔尖人才培养上具有突出优势，要发挥其助推器作用，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培养机制，着力造就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首先，要将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融入拔尖人才的“选—育—评—管”中，实现覆盖“入口—过程—出口”的全过程全环节全体系的智能培养，包括实现对拔尖人才的智能甄别，支撑“一生一策”的拔尖学生智能个性化培养与自适应学习，落实对拔尖学生“知情意行”的多维智能评价和动态反馈。其次，要积极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程序与嵌入设备为拔尖人才培养搭建智慧学习环境以及智能管理体系。可通过虚拟指导平台探索导师与学生的精准匹配、教学互动，利用智能辅导系统支持专家学者实施个性化学习计划、指导计划，以及帮助行政管理人员建立对拔尖人才成长的持续跟踪监测反馈机制，根据质量监测和反馈信息完善培养方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另外，拔尖人才培养要更新传统教育模式，结合网络技术和实践教学，探索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智能教学改革路径，积极进行“AI+”专业建设，培养符合现代产业需求的具有较高综合素养的拔尖人才。尤其要激发人工智能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要基础学科，以及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拔尖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

加快构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梳理总结党的自我革命实践经验与历史成就，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不仅是丰富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深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关键举措。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引领

理论指引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政治担当和决心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构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提出破解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基础上提出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将自我革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构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必须牢牢立足这一战略定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深刻阐释自我革命对于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决定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警醒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和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各种隐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一个系统科学、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其理论体系涵盖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核心内涵以及“九个以”的实践要求。现阶段，构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必须全面、准确、深入地诠释其核心内容，并挖掘理论来源，梳理历史脉络，阐释现实意义，形成概念清晰、逻辑严密、系统科学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打出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构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必须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成就系统联系起来，用生动的事实展现自我革命的真理性和实践性，增强自我革命话语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坚持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导向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作为自我革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自我革命不是抽象的概念演绎，而是扎根实践、解决问题的主动革命。构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必须坚持问题意识，直面现实矛盾，回应时代关切。

话语体系不能回避问题，要准确把握党在新时代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随着全面从严治党走向纵深，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深入，“六个如何始终”的大党独有难题依旧摆在前面，新的问题也在不断出现。当前，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尖锐严峻。从思想层面看，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等问题；从组织层面看，一些党组织存在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等问题；从作风层面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针对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构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深入分析问题来源与危害，系统总结解决问题的办法与经验，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内容与形式，为指导自我革命实践提供坚实理论支撑。

话语体系构建与实践协同一体推进。通过构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加强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与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重大实践的协同机制研究，实现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协同推进；深入挖掘基层党建中的党的自我革命话语实践案例，总结基层话语实践的有效模式，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话语在基层落地生根。通过全党上下一心、综合施策、协同发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胜，在话语体系层面展现出大党优势。

坚持以融合多学科资源为抓手

党的自我革命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多个方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构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要打破学科壁垒，整合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资源，进行跨学科的融合与创新，形成交叉研究的理论合力。

科学运用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深入分析党的自我革命对于优化政治生态、规范权力运行、提升治理效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作用。借鉴权力制约与监督、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党比较等理论资源，增强党的自我革命话语的学理厚度。

充分挖掘和整合历史学资源。系统梳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历史，深刻总结其经验与规律，吸取国际共运史上政党建设的教训，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自省、修身、革新等思想精髓，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彰显自我革命这一理论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为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构建提供借鉴。通过揭示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增强党的自我革命话语的历史深度。

合理借鉴社会学、语言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成果。运用社会学理论，采用数据分析、社会调查、案例研究等方法，分析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精准研判社情民意的变化态势；运用语言学方法，建立党的自我革命话语语料库，对党的重要文献中的自我革命话语进行词频统计、语义分析，揭示党的自我革命话语的演变趋势与核心议题；运用传播学理论，分析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受众的互动关系，研究新媒体环境下话语传播的路径创新；运用心理学方法，了解党员干部的心理需求与特点，采用适合的话语表达方式，增强党的自我革命的说服力和感召力。通过融合多学科资源，使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更加全面、科学，既具有理论指导性，又具有现实针对性，从而更好满足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实践的需要。

加快构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既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命题，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课题。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根本指引，立足实践，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广泛融合多学科资源，最终形成兼具政治性、实践性和学术性的话语体系，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话语支撑，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要旨与举措

涉外法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全面依法治国，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和外交工作大局。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2020年11月，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2021年10月，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等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收入的《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一文，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点。文章指出：“要从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有利于我们更好应对不稳定不确定国际环境带来的风险挑战、打造保护我国海外利益安全链条的重要抓手，进一步夯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基础。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和拓展中逐渐发展成熟的原创性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涉外法治领域的代表性成果。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就是要以系统完备的涉外法治战略布局应对涉外法律风险挑战，以制度型开放引领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抵制经贸霸权霸凌，通过维护国际体系、完善国际法治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开创全球治理新局面。我们要以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为契机，深化认识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理论创新，深入总结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深刻把握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所蕴含的中国智慧和世界意义，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涉外法治保障。

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逐步成熟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中指出：“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与世界联系互动越来越密切，涉外事务领域不断拓宽，这对涉外法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关于涉外法治工作的思考持续深入、不断创新。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提出“加强涉外法律工作，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全会《决定》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对“加强涉外法律工作”作出明确部署，为用法律来解决涉外事务提供了科学指引，对于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要完善法治建设规划，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保障和服务改革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当时，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极限施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展现出战略性和前瞻性，指引我国涉外法治建设深入推进。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加强涉外法治工作作出安排，提出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等。2020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时强调：“要加强国际法治领域合作，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2020年11月，面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和国际形势愈发严峻带来的考验，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这次会议明确将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纳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十一个坚持”，对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作出系统部署，将涉外法治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加强涉外领域立法，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对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作出战略部署，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论述日趋成熟完整。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从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对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故事等作出重大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项重点任务进行部署。这些重要论述和重要部署，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加强涉外法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总的来看，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涉外法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是高度统一的，既创造性提出以“涉外法治建设”“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为代表的新概念和精准划分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新体系、强调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又深入阐释“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等新命题。这些概念、命题、体系创新表明，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是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逐步成熟的思想和理论结晶。

回应现实需求、蕴含深沉关切的重大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中指出：“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涉外法治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源自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践需求的审视与回应、对当今社会重大时代课题的关切与思考，体现了深厚历史担当和伟大创造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出强大实践伟力。

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我国涉外法治顶层设计加快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建设，法治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涉外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水平有效提升，涉外法治工作队伍发展壮大。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的广度深度大幅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