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2020年/7月/7日/第007版理论周刊观点
发挥国企与产业政策的“阶梯”作用
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建军
如何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开展工业化、在一个后发的国家进行经济赶超，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苦苦求索的梦想，更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要面对的现实考卷。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人始终在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多数农业为主的后发国家，经济赶超就是一个持续工业化并以此缩小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过程。工业化是每个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然而，这样的工业化并不是一个市场自发完成的过程，它充满了政府和市场的彼此互动和相互促进，甚至充满了艰辛和曲折，正如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工业化所展示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十几亿中国人民，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创造了工业化的中国奇迹，走出了经济赶超的中国道路。
十多亿人口的大规模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史无前例地重塑了世界经济版图，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了中国能量。与大规模的工业化发展成就密切相关，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人均预期寿命、脱贫人口比重等多项重要发展指标持续提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3.6万亿美元（现价美元），人均国民收入达到9470美元（现价美元），整体已经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工业化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新时代的中国工业（制造业），正走向高质量发展等新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坐标，也面临着“大而不强”之类的问题和挑战。如何因应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要求，做好相应的理论准备和研究探索，是时代和形势赋予我们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者的当然使命。
从经济学说史来看，伴随着工业化在东西方国家的开花结果，经济学家对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这一重要命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伴随着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成功实现经济赶超，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思想和著作也随之诞生。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当以美国开国财长汉密尔顿、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奥地利籍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俄籍哈佛大学教授格申克龙等为代表。汉密尔顿、李斯特、熊彼特和格申克龙，分别以《制造业报告》、《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等传世名作，推动了不同历史时期对于经济赶超问题的讨论甚至实施。
国企与产业政策在后发国家赶超中起到重要作用
近年来，以斯蒂格利茨、罗德里克、马祖卡托、张夏准和林毅夫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经济赶超尤其是经济赶超中的制度因素（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等）也进行了大量讨论，掀起了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讨论热潮。而且，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以各种形式参与这些重要的发展政策讨论。联合国贸发会议2018年度《世界投资报告》的副标题就是以新型产业政策命名的，并研究披露了占全球G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