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2022年5月6日）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我国存在着各种国家安全问题，而且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的程度越高，面临的安全风险也越大，面临的安全挑战也更加复杂。那么，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更是把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
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而且，党的十九大把总体国家安全观列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可以说是一个重大创新。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内涵
安全是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也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保障。我们知道，
“安全”的内涵复杂，涵盖了从个人安全到国际安全的各个主客观维度。那么，什么是个人安全？一般来说，安全是指客观上没有或很少威胁、主观上没有或很少恐惧感。什么是国家安全？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新的国家安全法，对国家安全的基本内涵给予了明确界定。新的国家安全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在这一界定中，国家安全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国家免受各种干扰、侵蚀、威胁和颠覆的状态，也就是客观上的、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另一个是具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也就是主观上的、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总的来说，任何时候，国家安全都是老百姓最“稳”的幸福。 （一）国家安全观的演进 关于国家安全观，从纵向来看，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会有不同
的安全形势与任务，因而就会有不同的安全观。从横向来看，同一时期的
不同国家都会根据本国国情、安全形势与任务而形成具有本国特点的安全观。比如，冷战时期，世界各国更关注传统安全，即军事安全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安全；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大国越来越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即暴力恐怖袭击、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与这种趋向相适应的“大安全观”“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等概念应运而生。
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安全环境、形势和任务与其他大国相比有着自己的突出特点。再加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古代先贤也一直提醒人们要“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并主张当政者要有忧患意识。所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不同时期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和安全诉求等，在优先重视国家主权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前提下，
形成了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的国家安全观。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同志把维护国家
生存安全作为新中国一切安全活动的根本宗旨，形成了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更要站得稳、站得住。然而，在美苏冷战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也就是说，这时候我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传统安全的威胁。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重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提出了“积极防御”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
那么，如何维护国家安全。一方面，运用军事手段来确保国家安全，
最典型的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同志曾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场战争捍卫了国家安全，使我们拥有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建设比较强大的国防、对外实行有效的外交来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大力发展国防力量，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两弹一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 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形成了以综合安全为核心 的国家安全观。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各国人民要和
平、求稳定、谋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一大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创造
性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并提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自此，中国开始逐步接受并采取综合安全战略思想，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当时的最大安全问题，通过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以发展来促安全。这一时期，军事战略从“要准备打仗”的临战状态转到建设现代化国防。外交战略上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前，形成了以互信、
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为什么会提出新安全观？冷战结束后，世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降低，但是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开始凸显，
并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国际安全威胁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在此形势下，江泽民同志倡导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注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交织。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各国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国家安全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多样性进一步增强。据此，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我们主张参与多边安全合作，促进人类共同安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从以上三个阶段来看，在站起来的历史时期，我国国家安全观以军事安全为主；在富起来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国家安全观以综合安全、平等合作为主。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
这也是我国国家安全观演进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是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那么，奔向“强起来”
的中国该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呢？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2017
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把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做了全面阐述，并由此勾画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总
体布局。
为什么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因为当今中国的安全形势与过去相比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4月15日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由此可见，面对如此“丰富”“宽广”“复杂”
的现实，已有的“大安全观”“综合安全观”等概念难以准确地概括、体现。所以，我们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在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用72个字来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位一体”的逻辑架构，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其内涵提供了基本遵循。 具体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位一体”逻辑架构如下。
第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一切为了人民，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上，就是保障人民安全。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核心的构成要素，是一切国家安全保障活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民安全，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检验国家安全的根本标准。近年来，党和国家在各项大政方针的制定中，在国内外安全事件处置中，都充分体现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价值取向。比如，2015年
成功率接近70%，年纪最长者达108岁。这是我们坚持生命至上的充分体现。
疫情防控过程中，我们绝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全部医疗费用都由国家承 担。在这里，人民至上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第二，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可以说，没有政治安全，其他安全都是空谈。因为我们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政治安全攸关党和国家安危，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它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安全、国家制度和政权安全、国家主权安全，以及执政党自身组织安全，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从我国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而言，政治安全形势相对比较严峻，主要威胁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我们稍后展开。
第三，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如果没有经济安全，文化、教育、社会等其他领域的安全也就无从谈起。维护国家安全，根本上是为了发展经济，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安全是发展的底线，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发展；也只有发展起来后，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两者相互作用。
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大家都明白。1919年，一战结束后，各战胜国纷纷到法国巴黎聚齐，商讨战后世界秩序，史称“巴黎和会”。当时，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和会，并在会上为收回山东权益据理力争，但结果呢，公理最终没有战胜强权。我们看，一百年前，中国尚处弱 国，没有话语权，而一百年后，我们大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这张照片拍摄于2018年4月9日。照片上的人是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贾
法里。当天，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召开紧急会议，贾法里
在会议上为国家据理力争，怒斥英美干涉内政，称其用谎言欺骗世界发动侵略战争。但是，这些“绅士”的西方代表纷纷离场，听都不听一句。会议结束后，贾法里落寞地坐在沙发上，被记者拍下了这张照片。我们看，
弱国无外交也在当今的叙利亚上演。
第四，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一是军事安全。军事安全以武装力量为手段，为国家安全提供军事保障。就目前来看，我国军事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及美日同盟。虽有风险，但还未见有威胁中国军事安全的行为。对此，我们要树立底线思维，不能指望对手放下屠刀，必须通过不断增强国防力量来维护国家安全。
二是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如民族精神、价值理念、信仰追求、传统文化等，这些观念形态的文化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清代学者龚自珍曾说，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在文化安全方面，我们有忧但无患，所以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另一方面要警惕由文化冲突引发的恐怖事件，因为近年来国际上这类事件不断增多，风险加剧。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并在1993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预言：今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间展开，这种异质文明的集团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不但持久而且难以调和。当时，并非所有的人都认可他的观点。但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人们就发现似乎亨廷顿的预言成了现实，并且呈逐年增多的态势。因此，我们要警惕文化安全方面的风险。
三是社会安全。社会安全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最为密切，是国家安全的“晴雨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和结构调整期，
也是社会矛盾多发期，所以，社会安全形势趋于复杂。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群众对过上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期待，对社会安全有了更高的要求。具体说，人民群众不仅关注人身安全，而且关注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出行平安；不仅关注打击犯罪、维护稳定，而且关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不仅关注自身合法权益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而且关注执法司 法的公平正义。
第五，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今日中国，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紧密
联系，只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国际安全为依托，才能有效维护国内安全。而面对今日中国，国际社会也在关注我们会如何与其他国家相处。其实，我们在国际安全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理念，比如：在亚洲，强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在大国关系上，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处理周边外交关系上，倡导亲诚惠荣的理念；在中非关系上倡导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这些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体现，
是对国际社会关于一个发展起来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的最好回应。总的来说，发展起来的中国不会威胁其他国家，只会更好维护世界和平。
大家注意，“五位一体”的基本内涵中提及八种安全，但事实上，总体国家安全观不只这八种，它涵盖的安全是方方面面的。特别是，要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什么是非传统安全？就是除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之外的其他安全，我们都称之为非传统安全，如文化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进入21世纪，虽然局部冲突不断，但大规模战争不再发生。而世界上，每年死于非传统安全的人数却在不断增加，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关注。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为3.2万人，死
亡人数较以往激增80%，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纪录。再看，国际著名医学期刊
《刺针》刊登的研究报告指出，2015年每6人死亡中就有近1人因污染而死，
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也就是说，2015年全球有900万人
因污染问题死亡。另外，从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看，截至2022年4月11日，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97亿，死亡超620万例。620万，是一个什么概念？
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的人口约397万人，620万相当于洛杉矶总人口的两 倍。
那么，什么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它到底包括了哪些安全？如表所示，
国家安全体系包括了国家安全法所涉及的十六种安全，其中前三个是传统安全，后十三个是非传统安全，基本上囊括了所有安全。另外，总体国家安全观“五位一体”的基本内涵，体现了总体性这个最大特点，强调安全问题要统筹考虑，避免“单打一”。 二、当前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们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做出准确研判。可以说，来自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和挑战，将前所未有。
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颜色革命”的新动向新特点进一步增加了我国面临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风险，对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带来严峻考验和重大挑战。也就是说，在当前面临的各种风险、考验和挑战中，首当其冲的是政治安全风险。 （一）国家政治安全形势最具挑战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中国的最大国情之一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就决定，中国政治安全所面临的挑战绝非一般国家所能比拟。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做到的。”
那么，什么是“颜色革命”？“颜色革命”是20世纪末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民主输出、更迭政权、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它不仅仅是政权的改朝换代，而是对一国政治制度进行重大改造和重塑，以此实现西方化、美国化。对中国而言，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社会矛盾多样多发的情况下，西方敌对势力更是极力插手利用由社会热点问题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从中挑起对立，激化矛盾，推动这些事件向组织化、政治 化、暴力化方向发展，竭力策动“街头政治”。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防
范来自外部的“颜色革命”风险。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警惕来自内部的风险，就是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第一，精神懈怠的危险。精神懈怠，首先指的是理想信念不坚定，
宗旨意识不牢固，即信仰缺失、目标迷失、斗志丧失；其次指的是没有工作热情，随遇而安、随波逐流、无所作为，甚至只把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作为人生追求。在“四大危险”中，“精神懈怠的危险”被置于首位。可见，精神懈怠对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现实危险。第二，
能力不足的危险。第三，消极腐败的危险。个别党员干部懒政、惰政、怠政，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履行职务要求的工作。比如，前些年出现的“我妈是我妈”“我是我”等荒唐证明，就是懒政、惰政、怠政的典型事例。第四，脱离群众的危险。脱离群众的背后就是官僚主义，具体表现为，看不起群众，不愿接触群众，不善听取意见，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漠不关心，
不及时解决。实际上，这些行为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与我们的宗旨立场、初心使命相悖。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那么，面对“四大危险”，
我们应该怎么办？必须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45年7月，党的七大刚
刚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