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食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
7、8月份的北京
《优秀领导干部先进事迹选编》
目 录
焦裕禄 >>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XJP
孔繁森>>
牛玉儒>>
杨业功>>
沈浩>>
杨善洲>>
庄仕华>>
高德荣>>
邹碧华>>
焦裕禄
百姓谁不爱好官？
把泪焦桐成雨。
生也沙丘，
死也沙丘，
父老生死系。
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XJP
焦裕禄(1922—1964)
山东淄博人。1946年1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在本县区武装部参加工作。解放战争后期，随军到河南尉氏县工作。1953年6月起，在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担任车间主任、科长。1962年12月起，先后任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书记。1964年5月14日因癌症逝世。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XJP
发布时间:2015年05月15日 14:12 | 来源：
中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①一文，是时霁月如银，文思萦系……
魂飞万里，
盼归来，
此水此山此地。
百姓谁不爱好官？
把泪焦桐成雨。
生也沙丘，
死也沙丘，
父老生死系。
暮雪朝霜，
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
思君夜夜，
肝胆长如洗。
路漫漫其修远矣，
两袖清风来去。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遂了平生意。
绿我涓滴，
会它千倾澄碧。
一九九〇·七·十五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苦难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象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鲜血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他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见到沙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苇、种蒲、养鱼。”见到碱地，他说：“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大家议论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
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和烧煤所淹没了。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
焦裕禄手迹。
焦裕禄想：“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他披上棉衣，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谈心去了。在这么晚的时候，张钦礼听见叩门声，吃了一惊。他迎进焦裕禄，连声问：“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张钦礼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
“对。”焦裕禄说：“但是，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领导。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两个人谈得很久，很深，一直说到后半夜。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完成除“三害”的斗争，将是不可能的。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飞驰而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他没有再讲下去，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
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焦裕禄 任何时候，办法总会比困难多，就看你找到找不到。在办公室里拍疼了脑袋想不出的办法，到群众中走一走，就会找到。要想解决问题，就得去调查研究。 |
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勉励大家象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同敌人英勇搏斗，前仆后继。有一个区，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使县委领导核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不久，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被制订出来。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焦裕禄在报告上，又着重加了几句：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几句话，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一次庄严的宣誓。直到现在，它仍然深深地刻在县委所有同志的心上，成为鞭策他们前进的力量。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即使硬干，也要犯毛主席早已批评过的“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的错误。要想战胜灾害，必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焦裕禄在企业工作期间，被称为“工业管理的内行”。这是他在工厂检查机器运转情况。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县委书记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有时候夜晚蹲在泥水处歇息……。
有一次，焦裕禄从杞阳县阳堌公社回县的路上，遇到了白帐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想：“嗬，洪水呀，等还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他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停，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出发了。眼前只有水，哪里有路？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探着，走着。这时，焦裕禄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时时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部。三个青年恳求着他说：“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焦裕禄没有同意，继续一路走，一路工作着。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了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支部书记李广志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来的？”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就坐这条船来的。”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一边指点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统统排出去了。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焦裕禄同志的领导工作，竟这样的深入细致！到吃饭的时候了，他要给焦裕禄派饭，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说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
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又送走了雨水集中的夏季，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大家都觉得方向明，信心足，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焦裕禄发现花生适合在兰考种植，因此大力推广。这是他在花生地拔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夜已经很深了，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沉重的担子，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想着兰考县的三十六万人和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抗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怎样才能把毛泽东思想红旗高高举起？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怎样才能更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
焦裕禄在苦苦思索着。
他披衣起床，重又翻开《毛泽东选集》。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禄已养成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习惯，他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县委开会，他常常在会前朗读毛主席著作中的有关章节。无论在办公室，或下乡工作，他总要提着一个布兜儿，装上《毛泽东选集》带在身边。每次遇到工作中的困难，他都认真地向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他曾对县委的同志们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叫做“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来读毛主席著作，晚上‘过电影’，早上记笔记。”他所说的“过电影”，主要是指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他说：“无论学习或工作，不会‘过电影’那是不行的。”
焦裕禄 我想，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就要像松柏一样，无论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在冰天雪飘的严冬，永不凋谢，永不变色；还要像杨柳一样，栽在哪里活在哪里，根深叶茂，茁壮旺盛；要像泡桐那样，抓紧时间，迅速成长，尽快地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
现在，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正象一幕幕的电影活动在他的脑海里，他带着一连串的问题，去阅读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那篇文章。目光停在那几行金色闪耀的字上：
“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毛主席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力量，眼前一下子豁亮起来。他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他自己更是经常住在老贫农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贫下中农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贫下中农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声，看到许多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对“三害”斗争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韩村是一个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的生产队。一九六二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每人只分了十二两红高梁穗。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他们说：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一双手。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就在这年冬天，他们割了二十七万斤草，养活了全体社员，养活了八头牲口，还修理了农具，买了七辆架子车。
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从下面深翻出好土，盖在上面。他们大干深翻地的时候，正是最困难的一九六三年夏季。他们说：“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翻一锨翻半锨，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口啃，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
赵垛楼的贫下中农在七季基本绝收以后，冒着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沟，同暴雨内涝搏斗。一九六三年秋天，这里一连九天暴雨，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卖了八万斤余粮。
双杨树的贫下中农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雷打不散，社员们兑鸡蛋卖猪，买牲口买种子，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员们说：“穷，咱穷到一块儿；富，咱也富到一块儿。”
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广大贫下中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禄十分激动。他认为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好榜样。他在县委会议上，多少次讲述了这些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并亲自总结了它们的经验。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群众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
一九六三年九月，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开了全县大小队干部的盛大集会，这是扭转兰考局势的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一次誓师大会。会上，焦裕禄为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贫下中农鸣锣开道，请他们到主席台上，拉他们到万人之前，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他把群众中这些革命的东西，集中起来，总结为四句话：“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他说：这就是兰考的新道路！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他大声疾呼，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这四个样板，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制伏洪水，向“三害”展开英勇的斗争！
这次大会在兰考抗灾斗争的道路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灾斗争的发展。它使韩村等四个榜样的名字传遍了兰考；它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兰考三十六万群众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
从此，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两个东西，这就是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奋发图强的嘉奖令”和“革命硬骨头队”的命名书。
“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
就在兰考人民对涝、沙、碱三害全面出击的时候，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考袭来。一九六三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十三天雨，雨量达二百五十毫米。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十一万亩秋粮绝收，二十二万亩受灾。
焦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生产救灾。
那是个冬天的黄昏。北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听见风雪声，倚在门边望着风雪发呆。过了会儿，他又走回来，对办公室的同志们严肃地说：“在这大风大雪里，贫下中农住得咋样？牲口咋样？”接着他要求县委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几件雪天工作。他说，“我说，你们记记。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老弱病畜，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 的范围，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第五、教育全党，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记下他的话，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
焦裕禄 要提倡少开会，多做工作，少讲空话，多办实事，坚决糾正走马观花，一般化的领导方法。 |
这天，外面的大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的房子里，电灯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窗户纸刚刚透亮，他就挨门把全院的同志们叫起来开会。焦裕禄说：“同志们，你们看，这场雪越下越大，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简短的几句话，象刀刻的一样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上。有人眼睛湿润了，有人有多少话想说也说不出来了。他们的心飞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带着救济粮款，分头出发了。
风雪铺天盖地而来。北风响着尖利的哨音，积雪有半尺厚。焦裕禄迎着大风雪，什么也没有披，火车头帽子的耳巴在风雪中忽闪着。那时，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痛得厉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现在他全然没想到这些，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踏着积雪，一边走，一边高唱《南泥湾》。他问青年人看过《万水千山》这电影没有？他说：“你们看，眼前多么象《万水千山》里的一个镜头呵！”
昔日剿匪反霸、生死与共的战友成为一对有着共同理想的伴侣。这是焦裕禄和妻子徐俊雅结婚时的留影。
这一天，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风雪中，他在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在梁孙庄，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双无依无靠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瞎子。焦裕禄一进屋，就坐在老人的床头，问寒问饥。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来逼租，撵的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禄安慰老人说：“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
就是在这次雪天送粮当中，焦裕禄也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极其感人的故事。谁能够想到，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竟有那么一些生产队，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救济款。他们说：把救济粮、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
焦裕禄心里多么激动呵！他看到毛泽东思想象甘露一样滋润了兰考人民的心，党号召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硬骨头精神，已经变成千千万万群众敢于同天抗、同灾斗的物质力量了。
有了这种精神，在兰考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天大的灾害不能战胜！
“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焦裕禄常说，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县委这个“班”带好，必须使这“一班人”思想齐、动作齐。而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必须靠毛泽东思想挂帅。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也有人问：“钱从哪里来？能不能花？”这位领导干部管财政，他说：“花钱我负责。”
但是，焦裕禄提了一个问题：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
“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后来，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帮助他认识错误。焦裕禄对他说：兰考是灾区，比不得丰收区。即使是丰收区，你提的那种计划，也是不应该做的。焦裕禄劝这位领导干部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一住，到贫下中农中间去看一看。去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焦裕禄作为县委的班长，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对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自己从内心里生出改正错误的力量。不久以后，这位领导干部认识了错误，自己收回了那个“建设计划”。
有一位公社副书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当时，县委开会，多数委员主张处分这位同志。但焦裕禄经过再三考虑，提出暂时不要给他处分。焦裕禄说，这位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犯了错误，给他处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处分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当前改变兰考面貌，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不如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他，锻炼他，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这样不更好吗？
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决定派这个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这位同志临走时，焦裕禄把他请来，严格地提出批评，亲切地提出希望，最后焦裕禄说：“你想想，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多危险，多可耻呵！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能付出鲜血、生命；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当逃兵？”焦裕禄的话，一字字、一句句都紧紧扣住这位同志的心。这话的分量比一个最重的处分决定还要沉重，但这话也使这位同志充满了战斗的激情。阶级的情谊，革命的情谊，党的温暖，在这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心中激荡着，他满眼流着泪，说：“焦裕禄同志，你放心……。”
焦裕禄制定的“十不准”：
1.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食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2.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3.不准赌博；4.不准用粮食做酒做糖，挥霍浪费；5.不准拿生产队现有的粮款或向社员派粮派款，唱戏、演电影、办集会和其他娱乐活动，谁看戏谁拿钱，谁吃饭谁拿粮，一律不准向社会摊派；6.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不准到外地营业演出，更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大肆铺张浪费；7.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提取国家统购统派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8.坚决反对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国家的或生产队的物资，坚决禁止利用封建迷信欺骗和剥削社员的破坏活动；9.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反对弃农经商，反对投机倒把；10.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不是不准结婚），做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
这位同志到赵垛楼以后，立刻同群众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争。他发现群众的生活困难。提出要卖掉自己的自行车，帮助群众，县委制止了他，并且指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从思想上武装赵垛楼的社员群众，领导他们起来，自力更生进行顽强的抗灾斗争，一辆自行车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以后，焦裕禄也到赵垛楼去了。他关怀赵垛楼的两千来个社员群众，他也关怀这位犯错误的阶级弟兄。
焦裕禄 鱼塘是集体的，怎么让我一个人尝鲜？如果大家都不遵守制度，乱尝鲜，集体财产不就变成私有财产了吗？ |
就在这年冬天，赵垛楼为害农田多年的二十四个沙丘，被社员群众用沙底下的黄胶泥封盖住了。社员们还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内涝。这个一连七季吃统销粮的大队，一季翻身，卖余粮了。
也就在赵垛楼大队“翻身”的这年冬天，那位犯错误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个个儿。他在抗灾斗争中，身先士卒，表现得很英勇。他没有辜负党和焦裕禄对他的期望。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他带着家仇、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部队、农村和工厂里做过基层工作。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袜子，补了又补，他爱人要给他买双新的，他说：“跟贫下中农比一比，咱穿的就不错了。”夏天他连凉席也不买，只花四毛钱买一条蒲席铺。
有一次，他发现孩子很晚才回家去。一问，原来是看戏去了。他问孩子：“哪里来的票？”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叔叔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个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好榜样。”
“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于大作大为，心情舒畅，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反对过他的人这样说，犯过错误的人也这样说。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疼法。县委的同志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没有住。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病情，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他服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痛得骑不动，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
焦裕禄坐过的藤椅。
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肚子在作笔记。显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故意做出神情自若的样子，说：“说，往下说吧。”
一九六四年的三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在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已经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焦裕禄 我要亲自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掂一掂兰考“三害”到底有多大份量。 |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象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等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开封医院把焦裕禄转到郑州医院，郑州医院又把他转到北京的医院，在这位钢铁般的无产阶级战士面前，医生们为他和肝痛斗争的顽强性格感到惊异。他们带着崇敬的心情站在病床前诊察，最后很多人含着眼泪离开。
那是个多么阴冷的日子呵！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治病的赵文选同志，决不相信这个诊断，人象傻了似的，一连声问道：“什么，什么？”医生说：“你赶紧送他回去，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二十天时间。”
赵文选呆了一下，突然放声痛哭起来。他央告着说：
“医生，我求求你，我恳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离不开他呀！”
在场的人都含着泪。医生说：
“焦裕禄同志的工作情况，在他进院时，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癌症现在还是一个难题，不过，请你转告兰考县的群众，我们医务工作者，一定用焦裕禄同志同困难和灾害斗争的那种革命精神，来尽快攻占这个高峰。”
这样，焦裕禄又被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少同志曾去郑州看望他。县上有人来看他，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有一次，他特地嘱咐一个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你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说，叫他们把我没写完的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他那干瘦的手握着张钦礼，两只失神的眼睛充满深情地望着他时，张钦礼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
“没有。”
“这样大的雨，咋会不淹？你不要不告诉我。”
“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张钦礼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养病，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的估计更快一些。
这时候，张钦礼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剧烈的肝痛，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从他额头上浸出来。他勉强擦了擦汗，半晌，问张钦礼：
“我的病咋样？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
张钦礼迟迟没有回答。
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张钦礼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焦裕禄下乡蹲点，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道：“呵，那我明白了……。”隔了一会儿，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颤颤地交给这位张钦礼，然后说道：“钦礼同志，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向你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带着泪告别了自己最亲密的阶级战友……
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有两位负责同志守在他的床前。他对这两位上级党组织的代表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事隔一年以后，一九六五年春天，兰考县几十个贫农代表和干部，专程来到焦裕禄的坟前。贫农们一看见焦裕禄的坟墓，就仿佛看见了他们的县委书记，看见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那个人。
一年前，他还在兰考，同贫下中农一起，日夜奔波在抗灾斗争的前线。人们怎么会忘记，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农的柴门；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他拄着棍子带病到各个村庄察看水情。是他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灯，照亮了兰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扭转了兰考的局势，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锁住风沙，制伏洪水”的号召；是他发现了贫下中农中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使之在全县发扬光大。……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呵！谁能够想到，象他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活力的人，竟会在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兰考的大地。
人们一个个含着泪站在他的坟前，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地说出了三十六万兰考人的心声：
“我们的好书记，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硬把你给累死的呀。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跟着俺们受罪，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焦裕禄 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
这是兰考人民对自己的亲人、自己的阶级战友的痛悼，也是兰考人民对一个为他们的利益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的最高嘉奖。
焦裕禄去世后的这一年，兰考县的全体党员，全体人民，用眼泪和汗水灌溉了兰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县份，一九六五年粮食已经初步自给了。全县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除三百来个队是棉花、油料产区外，其余的都陆续自给，许多队有了自己的储备粮。一九六五年，兰考县连续旱了六十八天，从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刮了七十二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十九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这一年秋天，连续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
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奋力集体完成。这是一篇人颜欢笑的文章，是一篇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兰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贴了膏药，扎了针”①，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归了河道，笑那人老几辈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了碧绿的庄稼，笑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大自然的暴君，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能再任意摆布人们的命运了。
焦裕禄虽然去世了，但他在兰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正在发芽成长，他带给兰考人民的毛泽东思想的红灯，愈来愈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这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已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 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在这场伟大的向大自然进军的斗志中，他们不仅要彻底摘掉灾区的帽子，而且决心不断革命，把大部分农田逐步改造成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逐步实现“上纲要”（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产量要求），“过长江”，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
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革命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
（人民日报）1966年2月7日，穆青、冯健、周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这是焦裕禄生前总结兰考人民治沙经验说过的两句话。“贴了膏药”是指用翻淤压沙的办法把沙丘封住；“扎了针”是指在沙丘上种上树，把沙丘固定住。
焦裕禄当年为了防风固沙，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提倡种植泡桐。如今，兰考泡桐如海，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幼桐已长成合抱大树，人们亲切地交它“焦桐”。
我的父亲焦裕禄（节选）*
发布时间:2015年05月15日 15:42 | 来源：
父亲去世已经50年了。
1962年冬天，他调到河南兰考县，任县委第二书记，几个月后任县委书记。
带头治“三害”，就是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父亲到兰考工作这一年，风沙、盐碱、内涝“三害”加上自然灾害，兰考的粮食产量降到历史最低点，亩产只有43斤。全县36万人中灾民近20万。
“三害”不除，兰考就永远摆脱不了贫困。父亲动情地说：“小鸡凭着一双爪子挠食吃还饿不死，我们有党的领导，有36万兰考人民，还愁治不了灾，养活不了自己吗？！”
当时兰考的沙土地有24万多亩，风沙非常大，一刮风水井都会被沙填平。当然，最可怕的还是沙丘，沙丘随风滚动，危害很大。一天早上，父亲在村口看见一个农民拿黏土封坟，父亲问他为何这样做。农民说，拿黏土封上坟，种上草，再大的风也刮不动。回去后，父亲立即召开会议，提出“贴上膏药、扎上针”的计划：“贴上膏药”就是拿黏土把沙丘封上；“扎上针”就是种上树，时间长了再大的风也刮不动沙丘了。
兰考有16万多亩盐碱地，寸草不长、颗粒不收。地里有盐、有硝也有马尿碱，必须区分开来。当时兰考没有盐碱化验器，父亲就说：“我有一个从老农那学的办法，这个‘设备’人人都有，结果准确、携带方便，那就是咱们的舌头，咸的是盐，凉的是硝，又骚又臭的是马尿碱。”父亲领着大家尝遍了兰考的盐碱地，把土地作了分类。
一次，父亲下乡的时候发现一个农民的菜长得特别好，问其原因，才知道是把一米以下的土挖上来翻到上面来种地。于是兰考就开始了土地深翻工作。1963年，在经过改造的盐碱地上，终于种上了庄稼，兰考取得了1958年以来最好的收成。
焦裕禄的家人。
兰考位于黄河最后一道弯的拐弯处，黄河泛滥留下了许多坑坑洼洼的地方，根本种不了庄稼。更可怕的是一旦下雨，就会造成严重内涝。1963年8月2日到9日，下了整整8天的大雨，洪水横流。有村干部犯愁，写了一首打油诗：吃也愁、穿也愁，住也愁、烧也愁，前也愁、后也愁，黑也愁、白也愁，进门愁、出门愁，愁来愁去没有头。一些村干部还哭了起来。平时性情很好的父亲当时就急了：“哭有什么用，天还是要下雨、地还是会积水，哭要是有用，我就带头哭。” 在父亲的带领下，一支由水利技术人员、当地干部和县委工作人员组成的考察队伍出发了。父亲生前就画了许多兰考地形图，但直到去世还有很多没画完。
父亲虽然贫穷，但给我们留下了精神金矿
父亲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同时，也严格要求6个孩子，他爱我们但不溺爱我们。
1963年夏天，姐姐焦守凤初中毕业，许多好单位都给她送来招工表。姐姐拿着这些表去给父亲，请他当参谋。父亲脸色一变：“这些单位你都不能去，走出学校门，你就进了机关门，你缺了劳动这门课。”后来，姐姐到了县食品加工厂工作。其实就是个手工作坊，主要干两种活：腌咸菜和酿酱油。劳动强度大，味道刺鼻，更糟的是，需要两只手伸到咸菜缸里捞咸菜。姐姐的手被磨出许多口子，伤口再被盐水一浸，整个手都是肿的。更让姐姐不能忍受的，是要走街串巷挑着担子去卖酱油和咸菜。
姐姐哭过闹过罢工过。有一天，父亲和姐姐说：“爸爸今天事情不多，陪你卖酱油吧。”刚开始，姐姐还高兴地跟着父亲走街串巷，可后来，她觉得不对，父亲是县委书记，怎么能让父亲也干这样的活，就对父亲说：“爸爸你回去吧，以后我再也不闹了。”
姐姐现在在开封生活，经济情况不太好，她孩子多，下岗、待业的都有。如果姐姐请当地领导给孩子安排工作，也不是件难事，但我们姐妹之间约定，一定要守卫好父亲这面旗帜，虽然不能为父亲争光，但绝不能给他抹黑。父亲是一个贫穷的父亲，但他给我们家子孙留下了精神金矿，祖祖辈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父亲不是苦行僧，但在兰考他舍弃了一切爱好
父亲不是苦行僧，也不是天生就喜欢吃苦受罪，实际上他在生活中也有许多爱好与追求。
他身高一米七八，皮肤黝黑，但长得非常英俊。到兰考前，父亲一直在哈尔滨、大连、洛阳等大城市工作，接触的都是新潮的东西。当时父亲有些文艺范儿，他二胡拉得非常好，舞也跳得好，还是个出色的男中音。早在南下工作队的时候，他就在文工团工作，他们工作队排练了歌剧《血泪仇》，由父亲出演男一号。
父亲对生活是很热爱的，工作再忙，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衣服再旧，也洗得干干净净。父亲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还爱钻研。他在大连起重机厂时，给他们的厂报、广播电台写了很多文章。父亲这辈子穿的一件最好的衣服，就是母亲用他的稿费买来的。
但在兰考艰苦的环境下，首先面临的是解决民众温饱的严峻问题，父亲只能舍弃了他一切的爱好，争分夺秒地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就像兰考一位领导干部说的：“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是跑步度过的。”
延伸阅读
水调歌头·赞焦裕禄同志
(1966年3月15日）
郭沫若
红日照天下，涌现振奇人。
尽管病魔缠绕，奋起棒千钧。
甘愿粉身碎骨，敢下五洋捉鳖，倒海索奇珍。
兰考焦裕禄，耿耿铁精神。
盐碱净，内涝治，风沙驯。
弦歌声起，杨柳东风万户春。
借问津梁何处？万事认真实践，全意为人民。
群众中来去，天地共翻身。
一定要把孩子的病治好
在葡萄架公社，得知一农民的孩子因无钱医治，生命垂危，焦裕禄立即给县医院打电话，并嘱咐医生说：“这是农民的后代，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把孩子的病治好。”住院期间，焦裕禄曾三次打电话询问孩子的病情。在焦裕禄的亲切关怀和医生的精心治疗下，这个孩子得救了。医生对孩子的父亲说：“要不是焦书记安排，说什么我们也不敢接这个本来没有希望的病号，这孩子的命是焦书记捡回来的！”焦裕禄逝世后，这个原名叫张徐州的小孩为了继承焦裕禄的遗志，便改名叫张继焦。现在张继焦就在焦裕禄纪念馆长，他每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传颂着焦裕禄精神，感动着每一位前来参观的观众。
（焦裕禄纪念馆提供）
小事反映大节
1963年秋天，有一个大队的花生丰收了，生产队把花生都集中堆放在一个小楼上严格保管，任何人都不可能单独进去。有一个驻队干部住在小楼的下一层，中间只隔一层木板。这个驻队干部经不住花生的诱惑，就用铁棍把楼板别出一条缝，想吃花生就用棍向上捣捣，一捣花生就会“自动”掉下来一些。焦书记听说这件事儿，亲自下去核实后，在干部大会上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可耻的现象。他教育大家说：“往小里说，这是一件吃几个花生的小事，闭闭眼、抬抬手就过去了；可往大里说，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是我们做干部的大节。要知道，小事反映干部大节，偷吃群众种的花生，就是抢夺人民的劳动果实，就是人民的蛀虫，是强盗行为！”
（时任兰考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刘俊生）
推荐学习
电影《焦裕禄》峨眉电影制片厂1990年出品。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五个一工程”奖等。
30集电视连续剧《焦裕禄》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2012年出品。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等。
长篇小说《焦裕禄》何香久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出版。荣获“五个一工程”奖。
孔繁森
老百姓在传颂你呀孔繁森，
你有一颗善良的爱民心。
微笑融冰雪呀送炭进柴门，
情同亲骨肉爱比海洋深。
像领导干部的好榜样焦裕樣、孔繁森、郑培民等英模人物那样，做一个亲民爱民的公仆，做一个忠诚正直的党员，做一个靠得住、有本事、过得硬、不变质的领导干部。
——XJP
孔繁森（1944—1994）
山东聊城人。1966年9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61年8月参军，历任济南军区总医院警通排战士、共青团聊城地委常委、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I978年作为援藏干部赴日喀则地区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改任岗巴县委副书记兼县检察院检察长。1981年回山东省工作，先产任莘县县委副书记、聊城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林业局局长、行署副专员。1988年第二次进藏，先后任拉萨市副市长，阿里地委书记兼阿里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阿里地区政协主席。1994年11月1日在新疆考察边贸工作途中因车祸不幸殉职。
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
也许，岁月能改变山河，但历史将不断证明，有一种精神永远不会失落。崇高、忠诚和无私，将超越时空，成为人类永恒的追求。
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人们绝不会忘记，20世纪90年代，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他的理想，他的信念，他的人格，他的情操，使千万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他，就是原中共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他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西藏高原。
两次进藏，历时十载。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生的选择中，他的精神境界一次次得到升华
1993年4月4日，孔繁森告别拉萨赴阿里上任。
越野车载着他，向西急驶而去。车窗外，油画般的高原景色一幕幕掠过：清澈的拉萨河，奔腾的雅鲁藏布江，高耸的雪山，明镜般的湖水……孔繁森热爱西藏的山山水水，但此时却顾不上欣赏这高原美景。伸向远方的莽莽苍苍的路，多么像人生之路。回顾过去的路，思谋未来的路，他的心早已飞向了阿里。
孔繁森先后两次进藏，这时已在高原工作6年。按说，他现在应该东进返乡。然而，他却接受了一项更艰巨的任务，驱车向西，奔赴自然条件更恶劣的地区，挑起阿里地委书记的重担。
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高寒缺氧，气候恶劣，而阿里又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那里平均海拔450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最低气温零下40多摄氏度。民主改革前，野蛮的封建农奴制严重束缚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藏族群众的生产与生活长期处于原始状态。民主改革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阿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当地的经济发展仍比其他地区缓慢，群众生活仍比较贫困。那里更需要像孔繁森这样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自治区领导同志征求孔繁森的意见时，他坚决而干脆地回答：“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向孔繁森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节选） |
像这样的工作调动，孔繁森经历过多次。每一次，他都把党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唯一选择。
孔繁森1944年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参军、入党，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当时担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欣然赴藏。他并非不知道西藏天高地远，并非不知道那里生活艰苦，并非不知道远离家乡和亲人意味着什么。但他更清楚地知道，这是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这是党的召唤。
从踏上西藏高原那天起，孔繁森就暗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这块神圣的土地，献给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孔繁森进藏本来是作为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选调的，报到后，区党委见他年轻体壮、意气风发，决定改派他到海拔4700多米的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征询他的意见，回答仍很痛快：“我年纪轻，没问题，大不了多喘几口粗气。”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为了在农牧区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他亲自到一个乡试点，又把经验在全县推广。在岗巴3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每到一地就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一起收割、打场、挖泥塘，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有一次，他骑马下乡，从马背上摔下来，昏迷不醒。当地的藏族群众抬着他走了30里山路，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很多藏族群众守护在身边。198年，孔繁森奉调回山东离开岗巴时，藏族同胞依依不舍地含泪为他送行。
首次援藏孔繁森就表达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坚定决心。
在西藏工作3年，孔繁森深深爱上了这片壮丽、神奇的高原，深深爱上了这里的藏族人民。同时，他也深深感受到当地群众要求改变贫穷面貌的迫切愿望。回到山东后，他曾表示：“我这条命，是藏族老百姓给捡回来的。如果有机会，我愿再次踏上那片令人终生难忘的土地，去工作，去奋斗！”
光阴似箭。1988年，工作几经调动的孔繁森已担任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这时，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摆在他面前。
这一年，山东省在选派进藏干部时，认为孔繁森政治上成熟，又有在西藏工作的经验，便准备让他带队。组织上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还是那句话：“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其实，孔繁森心里很清楚，家里确有不少困难：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如从前了；年近九旬的老母，生活已不能自理；三个孩子尚未成年，需要有人照看；妻子动过几次大手术，体弱多病。自己一走，全家的生活重担又要压在妻子一人肩上。他不会忘记第一次进藏时家里的情景，里里外外都是妻子操劳。有一次，她去刨地瓜，五岁的儿子没人照看，掉进地窖里爬不上来……孔繁森觉得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孩子。
一天，孔繁森对妻子王庆芝说：“我带你和孩子们到北京玩几天吧！”妻子感到很奇怪：别说是去北京，就是在聊城，繁森也从来没闲空陪自己和孩子们出过门，这一次是怎么了？带着疑惑的心情，王庆芝和孩子们跟着他到了北京，游览了天安门和长城。途中，孔繁森话里有话地对妻子说：“到了北京，就等于走遍了全国。以后我无论走到哪里就像到北京一样，你和孩子们别牵挂。”听了这番话，王庆芝似乎有了某种预感。从北京回到聊城后，孔繁森一直在想怎样对妻子开口。一天夜里，他终于鼓起勇气说：“庆芝，组织上又安排我进藏了……”话还没说完，王庆芝的眼泪已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看着妻子难过的样子，孔繁森的心里也一阵阵发酸。他动情地说：
“庆芝，我欠你的太多太多了！等从西藏回来，我一定会加倍地补偿。”
“你就放心去吧”，王庆芝抽泣着说，“一个人出门在外，好好保重身子。”在那些日子里，王庆芝一边为丈夫收拾行装，一边悄悄地抹泪。要走了，孔繁森默默地站在母亲面前，用手轻轻梳理着母亲那稀疏的白发，然后贴在老人的耳朵旁，声音颤抖地说：
“娘，儿又要出远门了，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翻好几座山，过好多条河。”
“不去不行吗？”年迈的母亲抚摸着他的头舍不得地问。
“不行啊，娘，咱是党的人。”孔繁森的声音哽咽了。
孔繁森最后一次离家赴藏前为老母亲梳理白发。
“那就去吧，公家的事误了不行。多带些衣服、干粮，路上可别喝冷水……”
想到也许这是同年迈多病的老母亲的最后一面，孔繁森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扑通”跪在母亲面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娘，您要多保重！”说完，流着眼泪给母亲深深磕了一个头。
无情未必真豪杰。为了党的事业，孔繁森把对家乡、对亲人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把博大无私的爱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进藏后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任职期间，他跑遍了全市8个县区的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乡办、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殚精竭虑。1991年，一次车祸把他摔成了严重的脑震荡，颅骨骨折，高烧昏迷。住院治疗期间，一天，他得知一所学校发生了问题时，便不顾高烧未退、眼睛充血，骑着自行车赶到学校现场处理。在他和全市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拉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这一次，听说孔繁森要延长在藏时间到阿里工作，有的同志劝他：你是山东的干部，已经先后两次进藏，该吃的苦也吃了。凭你的政绩和能力，回去一定可以干得更好、进步得更快。听了这话，孔繁森的神情顿时严肃起来：“怎么能说我是山东的干部呢？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党的干部。越是边远贫穷的地方，越需要我们为之去拼搏、奋斗、付出，否则，就有愧于党，有愧于群众。”
从拉萨到阿里地委、行署所在地狮泉河镇，将近2000公里坎坷不平的路程。孔繁森离开拉萨两天后，进入阿里地区措勤县境。藏北大草原那雄浑、壮美的景色展现在他面前：远方，绵延起伏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壮丽，广袤无垠的草原一直伸展到遥远的天际。近旁，一座座用石块垒成的玛尼堆披挂着祈祷吉祥的五彩经幡，一堆堆高寒地带特有的红柳丛在阳光下像火一样耀眼。天空，时而白云朵朵，时而乌云密布；原野，时而大雪纷飞，时而风沙弥漫……
孔繁森是一个感情丰富、兴趣广泛的人，喜爱读书、写诗和摄影。眼前这一切，使他激动不已。为了祖国西南边陲这神圣的土地，多少先辈曾在这里奋斗拼搏、流血牺牲。如今，党把自己派到这里，这是多么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孔繁森 峥嵘岁月三十年，二次出征到边关。 踏遍荒山犹未老，历尽千辛更知甜。 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山。 |
进入阿里地界，孔繁森的调查研究也开始了。当天夜里，他风尘仆仆地到达措勤县委所在地。第二天上午，他不顾旅途劳累，召集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开会，听取汇报，并结合贯彻党的十四大会议精神，商讨如何发挥当地优势，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途径。随后，他又去看望和慰问驻当地的武警部队官兵。
经过对沿途措勤、改则和革吉三个县的实地调查，孔繁森透过这些地方贫困落后的现状，看到了当地蕴藏的巨大优势，即：丰富的畜产品和矿产品资源。他兴奋地对同行的同志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经济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对原材料的需求将进一步增长。这对有着丰富资源的阿里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发展契机。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阿里经济发展的步伐。”
为了寻找阿里的发展优势，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雪域高原上留下了他的深深足迹。风雪中，他把自己的毛衣脱给一位藏族老阿妈……
孔繁森到阿里后，40多封请求调离的报告摆在了他面前。这对人才奇缺的阿里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重重心事加上高山反应，使孔繁森彻夜难眠。他索性把住在近旁的地委秘书长叫了过来。没有电，两人就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聊了起来。
孔繁森说：“要求调走的那些同志在阿里工作了多年，这本身就是一种奉献。现在，他们申请调离，主要是对阿里的前途缺乏信心。我看，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阿里发展的突破口。小平同志说过，发展是硬道理。只要我们用发展这个硬道理来凝聚人心，调动干部们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干的舞台，就一定能把阿里的经济和各项事业搞上去。”
这一夜，他俩谈地区的工作，谈当地的优势，谈阿里的未来，越谈越兴奋。电池用完了再换上一节，炉火不旺了再添上几块焦炭，一直到曙光初露。
4月25日，孔繁森主持召开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他给大家布置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寻找阿里发展的优势，从困难中寻找光明的前途。
会后，孔繁森和地委、行署其他领导成员分头带队到基层调查研究。
到阿里赴任前，孔繁森已把自治区的各有关部门跑了个遍，将阿里地区的自然概况和历年来经济统计数字都抄在笔记本上。为了进一步摸清阿里的情况，他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地跑。从措勤到札达，从普兰到日土，实地考察，求计问策，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在阿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南方的边境口岸到藏北大草原，从班公湖到喜马拉雅山谷地，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
孔繁森 |
阿里地广人稀，面积30.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山东省，而人口只有6万多。有时，开着越野车在空旷的荒野上奔波一天也看不到一户人家、一顶帐篷。饿了，他们就吃口风干的牛羊肉；渴了，就喝口山上流下来的雪水。旅途虽然艰苦，但孔繁森却风趣地对随行的同志说：“高原上的水绝对没有污染，是世界上最优质的矿泉水，等开发出来得用美元来买呢！”他那乐观的情绪，常常感染着周围的同志。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高原生活，一场严重的感冒有时也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而孔繁森恰恰一到阿里就感冒了，咳嗽不止。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就大剂量地服药。病情重了，就一边输液，一边工作。一个多月下来，体重减轻了14公斤。由于过度劳累，他的直肠纤维瘤复发，鲜血浸透内裤，可他一直瞒着别人。等大家都入睡后，他才把内裤换下，悄悄洗干净。
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阿里经济发展的思路在孔繁森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在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上，孔繁森列举了阿里发展的六大优势：畜产品优势、矿产品优势、旅游优势、边贸优势、政策优势、人口少的优势。
“率领群众致富，是我们的天职。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样，我们党才有威信，国家才有希望。阿里虽说偏僻落后，但发展潜力也很大。关键是要带领群众真抓实干。我有信心和全地区人民同舟共济、艰苦创业，共同建设一个文明、富裕的新阿里。”
孔繁森激情满怀的讲话，使在场的干部热血沸腾。
艰难困苦，对于弱者来说是可怕的，而对于坚强的共产党人来说，则往往是一种无声的召唤。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1994年初，正当孔繁森带领全地区人民为实现阿里发展的宏伟蓝图而奋斗时，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风雪席卷了阿里高原。
漫天大雪，吞没了农田、牧场和村庄。凛冽的寒风，把各县受灾的消息传到狮泉河。
“立即行动起来！到灾区去，到群众中去，组织抗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孔繁森的带领下，地委、行署迅速组织了十多个工作组分赴各灾区。厚厚的积雪封死了道路，他们就用铁锹挖，用汽车碾。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尽快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灾区。
在革吉县和改则县，孔繁森目睹了暴风雪给牧民造成的严重危害：大片大片的牧草被冰雪覆盖，成群成群的牲畜因冻饿而死，许多群众陷入缺衣少粮的困境。
孔繁森的心在颤抖！
在拉萨工作期间，孔繁森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推广。这是他和科研人员在田间研究科学种田。
他挨家挨户地走访灾民，分发救济粮和救济款。风雪中，他高声地鼓励大家：“有党和政府在，再大的灾害也压不垮我们。我们一定能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2月26日，孔繁森来到受灾最严重的革吉县亚热区曲仓乡。这里海拔5800米，是阿里最高的一个牧业点。乡党委书记嘎玛钦尧愁眉不展地说：“大雪连续下了一个星期，最深的地方没到膝盖。全乡有8人被冻伤，牲畜大部分死亡。”
孔繁森心情沉重地把全乡每户牧民的损失情况一一记在笔记本上，然后用坚定的语气对嘎玛钦尧说：“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人。先保人，再保畜，一定要把群众的情绪稳住，团结起来同灾害作斗争，尽量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雪花在凛冽的寒风中狂飞乱舞。一会儿工夫，大家都变成了雪人。人们穿着大衣，还是感到阵阵发冷。脸、手和脚都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孔繁森看到一位藏族老阿妈把外衣脱给了在风雪中哀嚎的小羊羔，自己却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冻得瑟瑟发抖，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用手捂住脸，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猛地转身回到越野车上脱下自己的一套毛衣毛裤，递给那位老阿妈。老阿妈伸出已经冻僵的双手，接过那还带着体温的毛衣，嘴唇颤抖着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顶风冒雪，孔繁森背着他每次下乡都随身携带的小药箱，走村串户，慰问受灾群众，给被冻伤的牧民们看病。他早年在部队医院当过兵，粗通医术。来西藏工作后，为了解决当地缺医少药的困难，他做了大量工作。每次下乡前，他都要买上几百块钱的药，为农牧民看病治病。一次，有位70多岁的藏族老人肺病发作，浓痰堵塞了咽喉，危在旦夕。当时，没有其他医疗器械可用，孔繁森就将听诊器的胶管伸进老人嘴里，又对着胶管将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然后又为老人打针服药，直到转危为安。
每次下乡前孔繁森都用自己的钱购置药品装满小药箱，工作结束后，他的身边总是围着一群等候看病的群众。
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紧。长时间的高山反应，持续不断的超负荷工作，使孔繁森本来就带病的身体更加虚弱。他感到眼前阵阵发黑，身上不住地冒虚汗，但还是坚持着给冻伤的牧民一一做了检查。尔后，又把解决曲仓乡受灾牧民的搬迁、转场和买牛的资金及口粮、油料等问题一一研究落实，直忙到凌晨2点多钟，才躺下休息。
夜，很深很深了。狂风仍在不停地呼啸。奔波劳累了一天的孔繁森躺在帐篷里，剧烈的头疼使他怎么也睡不着。凌晨3时许，他感到心跳加快，胸闷气短，天旋地转。有高原生活经验和医学常识的孔繁森，预感到死神正向自己逼近……
对孔繁森来说，生与死早已置之度外。在赴藏前，他就请人写过“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进西藏后，他又写下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豪迈誓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那远在家乡的老母亲和妻子、儿女。昏昏沉沉中，他默念着亲人的名字……想着，想着，泪水挂满了脸颊。他强支起虚弱的身体，打开手电筒，在笔记本上给同行的小梁写下了这样的交代：
小梁：
不知为什么我头痛得怎么也睡不着。人有旦夕祸福。万一我发生了不幸，千万 不能让我母亲和家属、孩子知道。请你每月以我的名义给我家写一封平安信。我在哪里发生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
这一夜，孔繁森终于挺过来了。他，没有倒下。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阿里地区的各族干部群众在地委和行署的领导下，终于战胜了雪灾，全地区没有冻死、饿死一个人。但这场雪灾毕竟也给阿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雪灾和连续几年的旱灾、风灾，使孔繁森深深感到：光靠救济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自然灾害的威胁，只有尽快建立起抗灾防灾基地，才能使群众具有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他在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上提出了这一想法，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这一年7月，孔繁森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后，没有立即返回，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当面向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陈述想法，争取支持。当时，他母亲正卧病在床，水米不进，家里几次催他回去，可为了阿里地区6万多群众，他只好在心里默默地为母亲祈祷、祝福。
孔繁森 |
7、8月份的北京，正是酷暑季节，孔繁森顶着似火的烈日，一个部委一个部委地汇报灾情。中午实在热得不行，就到有空调的商店里避一避。饿了，就在附近的小摊上吃碗面条。次数多了，随行的同志难免有些抱怨：在摊上吃，既不卫生，也太简单，而且有失地委书记的身份。孔繁森很动感情地说：“想想灾区那些还在 饿肚子的群众，大鱼大肉咱能吃得下吗！”
在北京的20多天里，孔繁森先后跑了十多个部门，每到一处，他都把记录阿里灾情的录像带放给有关同志看，一边放一边讲灾区群众的困难，说那里条件的艰苦，谈建设防灾抗灾基地对阿里的特殊意义，人们无不为他的一片赤诚所感动。
阿里的灾情引起有关负责同志的重视，破例为阿里解决了一大笔救灾款和项目资金。资金落实后，孔繁森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西藏和平解放40多年来，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和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200多亿元。这次西藏工作会议上，又确定了总投资23.8亿元的62个援藏项目。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中央对西藏这样关心和支持，如果自己做不好工作，怎能对得起党，对得起藏族群众？
返回阿里后，孔繁森向地委和行署干部迅速传达了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四届六次全会的精神。他说：“中央关心西藏，全国人民支援西藏，我们怎么办？”他和地委、行署一班人提出，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工作思路，新的行动姿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开创阿里工作新局面”。
在孔繁森等地委、行署一班人的带领下，阿里的经济有了较快发展。1994年，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8亿元，比1993年增长37.5%；国民收入超1.1亿元，比上年增长6.87%。一幅全面振兴阿里经济的宏伟蓝图，正在这雪域高原上成为现实：
――2000千瓦的朗久地热电厂重新发电，高原的夜晚不再漆黑，明亮的灯光同天上的星星交相辉映；
――年产值可达上亿元的山羊绒梳绒厂和鱼骨粉加工厂、硼矿脱水厂、水泥厂等相继在空旷的荒原上拔地而起，隆隆的机器轰鸣声打破了千年的沉寂；
――随着普兰、什布奇口岸的开通，至边境强拉山口公路的竣工，阿里高原向世界进一步敞开了开放的门……
三个藏族孤儿，900毫升鲜血。他向人民奉献的是比血还浓的炽热情感，是博大、深沉和无私的爱
摆在记者面前的，是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一张献血证明，上面写着：
兹有孔繁森同志于1993年曾先后三次来我库自愿献血900毫升，已按医院规定付给献血营养费900元整。
在这张献血证明的背后，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1992年，拉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地震。当时在拉萨任副市长的孔繁森立即赶赴灾区。在羊日岗乡的地震废墟上，三个失去父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曲尼、曲印和贡桑哭喊着扑到他的怀里。孔繁森抚慰着三个孩子：党，就是你们的亲人。一定会让你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还要送你们上学。他嘱咐当地干部务必要安置好这三个孩子。孔繁森紧张地忙于救灾，也一直牵挂着三个孩子。不久，他再次来到羊日岗乡，决定亲自承担起抚养这三个孤儿的责任。
孔繁森在拉萨期间收养了三个孤儿。这是曲印和贡桑幸福地依偎在他身边。
一个人孤身在外，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辛苦和劳累可想而知。晚上，工作了一天的孔繁森回到家，先要给孩子们做好饭菜，然后再教他们读书认字。夜里，就和孩子们挤在同一张床上。那时，曲尼12岁，曲印7岁，贡桑只有5岁，睡觉时经常把尿撒在床上，他就不厌其烦地换洗床单。节假日，只要有空，他总要带孩子们去商店、逛公园，给他们买衣物，陪他们玩，就像对待他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
一天深夜，曲印突然肚子疼得“唉哟，唉哟”叫个不停。孔繁森从睡梦中被吵醒，他爬起来给曲印吃了药，可还是不行。孔繁森着急了，背起孩子直奔医院，整整忙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疲惫不堪地回来。
看到孔繁森一人抚养三个孩子负担太重，拉萨市市长洛桑顿珠领走了曲尼。
生活条件变了，曲印和贡桑吃东西也开始挑剔起来。孔繁森觉察到孩子的这一细微变化，就对办公室的小崔说：
“我想请你把孩子们带回羊日岗乡去看一看。”
“他们的父母都不在了，看个啥呀？”小崔不解地问。
阿里和印度、尼泊尔等接壤，边境线长达1116公里。图为兼任阿里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孔繁森在边防线上巡防。
“让孩子们走一走家乡的土路，看一看家乡的山水，再过几天家乡父老乡亲的生活。”说着，孔繁森把曲印和贡桑喊了过来，他抚摸着兄妹俩的头语重心长地说：“记住，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家乡，将来长大了，好好建设自己的家乡。”
兄妹俩回家乡生活了5天，回来后好像长大了许多。
尽管孔繁森自己的家庭负担比较重，但每次下乡，他总要把钱分给那些生活贫困的藏族群众，往往刚过半个月，工资就花得所剩无几，有时连交伙食费的钱都不够了。收养孤儿后，经济上更加拮据。过去他一个人，生活上能凑合就凑合，可他不能让孩子们受委屈。
1993年春的一天，孔繁森悄悄来到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要求献血。护士看着他那已经斑白的鬓角，婉言劝道：“您这么大年纪了，不适合献血。”
孔繁森连忙恳求道：“我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急需要钱。请帮个忙吧！”
护士见孔繁森如此恳切，只好同意他的请求。
殷红的鲜血，从孔繁森的体内缓缓流进针管。这是一位共产党员的鲜血，是从一位日夜操劳的领导干部的血管里流出来的血！
孔繁森生活极其节俭，经常吃的是白饭就榨菜，工作一忙，开水泡馒头和方便面也是常有的事。他穿的许多内衣打着补丁，连块香皂都舍不得买。每次去拉萨回阿里，他总要买上一些价格低廉的生活日用品，因为有地区差价，这样可以省点钱。孔繁森对自己，就是这样节俭、吝啬，而对他人、对藏族同胞，却是那么慷慨大方。在西藏工作的近10年时间，他几乎没有往家里寄过钱，省下的工资，大部分花在藏族群众身上。为此，他曾多次流露出对家人的内疚之情。但为了帮助那些有困难的藏族同胞，他只好委屈自己的家人。
孔繁森是清贫的，同时也是富有的。他拥有人世间最美好的心灵，最丰富的情感，最高尚的精神境界。
“太阳和月亮有着同一个母亲，她的名字叫光明；汉族和藏族拥有同一个母亲，她的名字叫中国”――这是孔繁森非常喜爱的一首歌。他曾多次对人这样讲，每当看到藏族的老人，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每当看到藏族的孩子，就仿佛见到自己的儿女。在拉萨当副市长期间，全市56所敬老院和社会福利院，他走访过48所，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孤寡老人和孩子们的心田。
孔繁森 |
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桑达乡敬老院里，有个叫琼宗的老人，至今保存着孔繁森送给她的一双棉鞋。老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隆冬的早晨，孔繁森副市长冒着寒风来到敬老院，发现老人的鞋子破了，脚被冻得又红又肿，便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自己的怀里。第二天，他又托人给老人送去了一双新棉鞋。不久，他又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了半导体收音机。接过孔繁森自己掏钱买的收音机，老人们的眼睛湿润了。一个叫旺姆的老人激动地对孔繁森说：“还是新社会好哇！要是在解放前，像您这样的崩布拉（当官的）连见都见不到呀！”离开敬老院时，老人们自动站成一排，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行。
有一次，孔繁森到拉萨市林周县阿朗乡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走进一个房间，他看到一位藏族老阿爸的脚因烫伤溃烂发炎了，便打开随身携带的药箱，为老人擦洗涂药，然后用纱布把脚裹好，还把自己穿的灰色风衣脱下来披在老人身上。临走时，他又掏出身上仅有的30多块钱塞到老人手里。老人感动得直掉眼泪，口中不住地念叨：“活菩萨，活菩萨！”
孔繁森在阿里工作时，一天，他到噶尔县门士区检查工作，看到草滩上有几间土坯房，听说那儿住着两位孤寡老人，便走了过去。他推开门，借着火塘的光亮，看见一位藏族老阿妈有气无力地靠在墙上。“阿妈啦，党派我看您老人家来了！”说着，他随手摸了摸放在地上的口袋，糌粑不多了；又摇了摇一旁的酥油茶壶，也快空了。原来，政府给老人的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花光了。孔繁森马上掏出200元钱给随行的同志：“快去给老人买些茶叶、食盐、酥油和大米来。”说着，他又转身走进另一位孤寡老人的家，只见老人病着躺在一张破羊皮上。孔繁森心情沉重地对区里的干部说：“马上请医生来给老人看看病，另外再买块床垫来，要厚，要暖和。”从那以后，只要有人去噶尔县，孔繁森必定要托人给这两位孤寡老人捎些钱、粮食和衣物。
没人能说得清，像这样的事孔繁森做了多少件。有人说，他做的好事就像盛开的邦锦花，洒满草原。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些事太普通，太平凡了。然而，就像那奔腾浩荡的雅鲁藏布江，最初的源头不过是阿里高原上的一条小溪，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平凡小事，铸就了一个共产党员品格的崇高和伟大。
孔繁森在拉萨任副市长时和藏族干部群众一起欢度节日。
“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山。”正如孔繁森在一首诗中所写，他把自己一颗火热的心献给了西藏高原，献给了党的事业。他对藏族同胞的爱、对祖国人民的爱，就像高原上的蓝天一样，那样地纯洁，那样地深沉，那样地博大。他始终在努力实践着自己最喜爱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令人痛惜的意外事情发生了。
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的途中，在一场车祸中不幸殉职，时年50岁。噩耗传到阿里，传到拉萨，传到山东，人们简直不敢相信。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人们在料理孔繁森的后事时，看到两件令人心碎的遗物：一是他仅有的钱款——8.6元；一是他的“绝笔”——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这就是孔繁森留下的遗产，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雪山含悲，江河呜咽。
许多人站在孔繁森的遗像前泣不成声，泪如雨下。数不清的哈达敬献在他的灵前，堆得像洁白的雪山。
在阿里，在拉萨，在聊城……成千上万的人在呼唤着同一个名字――孔繁森。
“波拉，波拉（爷爷）！您不能走，我们舍不得您哪！”孔繁森收养的两个藏族孤儿，捧着他的遗像哭干了眼泪，哭哑了喉咙。
“孔书记，我的好书记，让我替您去死吧！”孔繁森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双膝跪地，两手深深插进墓穴的黄土，嚎啕大哭，悲痛欲绝。
一位藏族老人匍匐在孔繁森的灵前，大声哭喊：“孔书记，您不该去呀！您对阿里恩重如山，我们不能没有您啊！”
阿里的一个画家虔诚地跪在孔繁森的遗像前，一边落泪，一边为他画像。画了一夜，也哭了一夜。当画稿完成后，他将画笔折成两截……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
——一幅幅低垂的挽联，诉说着人们的巨大悲痛，倾吐着人们的无限哀思和崇敬之情。
就像那许许多多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都献给了西藏高原的先辈那样，党和人民的好儿子孔繁森，也把他那高大的身躯融入这片壮丽、神奇的土地，在无数人的心中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人民日报》1995年4月7日，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西藏日报记者、大众日报记者）
女儿心中的孔繁森 *
1995年4月11日，西南政法学院举行向孔繁森同志学习动员会。会上，孔繁森同志的女儿——法律系93级学生孔玲回忆起自己的父亲，不禁又一次泣不成声……
去年10月，我与在西藏阿里的爸爸通了一次电话。我要爸爸多爱惜自己的身体。爸爸逐是像往常一样，说他一切都好，叫我别挂念。当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家时，他说:“玲玲，我是一名党员，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也要讲点奉献啊。”我情不自禁地向他抱怨道：“奉献！奉献！您奉献了几十年自己得到了什么？不光自己受苦，也让奶奶、妈妈和我们跟着受苦!”爸爸在那边哽咽着不语了，我却继续向他哭诉：“别再哄骗我说您快回来了，我都受够了！您在西藏已经有了您的事业，而我们个个都像是您所厌烦的！”“玲玲，你怎么也这么说呢？”爸爸在电话那边的回答更像是质问，因为我的哭诉深深地伤害了他。“啪一声，爸爸和我都痛苦地挂上了电话。我没有想到，我再也听不到爸爸的声音了。对不起，爸爸！女儿不是要有意伤害您！
孔繁森和家人的最后一张合影，96天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可是，当我可以抱住爸爸的时候，却是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我哭着扑倒在他的身上，我大声呼喊：“爸爸，我是玲玲，您睁开眼看看我呀！”但爸爸留给我的，除了那斑白的头发、苍老疲惫的容颜，就是我永远得不到他原谅的深深的悔恨。我多么希望泪水能冲洗掉这一切啊！
的确，如果不是接受了爸爸的信念，我怎么也不会理解爸爸的奉献。前年暑假，我和妈妈去拉萨看望爸爸。由于高原严重缺氧，本来身体就很差的妈妈又一次出现了胃大出血。我发了一封封加急电报给爸爸，又打电话求他赶快来，可他回答的一直是一句话：“玲玲，照顾好妈妈，我马上就来！”直到十几天后，他才从千里之外的阿里赶到妈妈的病床边。
爸爸虽然在生活上欠我们子女的太多太多，但在思想上、政治上要求却十分严格。考上西南政法学院离开爸爸来重庆前，我本来以为爸爸会给我一两千块钱，但他只给了500块，说：“这点钱，买个录音机，剩下的省着点花。”还跟我“约法三章”:不许谈恋爱，不许跳舞，不许吃喝玩乐。去年4月，我把进学生党校学习的事告诉了爸爸，他对我说：“玲儿啊，从此你就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啊！”去年11月，我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但爸爸却再也不能督促我的进步和成长了。
其实,爸爸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他特别孝顺，他常说:“如果一个人连最起码的尊敬老人的感情都没有，那还叫什么人？”
奶奶已经90多岁了，在家里，爸爸经常为奶奶洗脚、擦背，端屎端尿，只要在家里，他一定抢着干这些事，奶奶吃剩的饭菜，我们通常是不吃倒掉的，爸爸见了后，一定抢过去一口一口吃掉。
爸爸第二次进藏，是带着对奶奶未尽的孝心离开家里的，当我进藏去看望他时，才发现他像对奶奶一祥，把自己的孝心奉献给了那么多的藏族爷爷和奶奶。我想，像爸爸那样善良的人，是一定会那样做的。
在大学里，我们同宿舍的几个女孩子都非常喜欢爸爸，她们都跟他通过信，在信中亲切地叫他“孔爸爸”。爸爸说过，他一定要来重庆，看看他的几个“干女儿”。他本来打算去年初来重庆的，但因为工作一拖再拖。就在爸爸出事前几天，他在新疆买了6顶维吾尔族小帽和6条丝巾，准备办完公事后，年底到重庆来，送给他的“干女儿”们。可是，爸爸的这一美好愿望却没能实现。后来，我去新疆带回了这些珍贵的礼物，同学们睹物思人，失声痛哭，大声呼唤他们的“孔爸爸”。
爸爸已经走了，但他把爱祖国、爱人民这种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留给了我。我要像爸爸那样去生活，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延伸阅读
公仆赞
作词：高占祥 作曲：关峡
老百姓在传颂你啊孔繁森，你有一颗善良的爱民心
微笑融冰雪啊送炭进柴门，情同亲骨肉爱比海洋深
都说是后羿射日就苍生，怎比你赶走贫困
造福人类的共产党人
老百姓在赞美你啊孔繁森，你有一颗赤诚的报国心
汗水洒齐鲁呀雪域立功勋，敢为孺子牛默默苦耕耘
都说是愚公移山不畏难，怎比你知难而进
勇挑重担的共产党人
老百姓在呼唤你啊孔繁森，你有一颗纯洁的赤子心
心清如明月呀高洁似白云，胸怀真善美两袖不染尘
都说是包公廉洁不徇私，怎比你克己奉公
无私奉献的共产党人
你是公仆，身上凝聚着民族魂
你是大树，身后成长着大森林
孔繁森啊孔繁森，你是一团不息的火啊
光焰照后人，照后人
“守规矩要从小事养成”
有一年，孔繁森的妻子王庆芝带着小女儿孔玲到西藏去探望他。孔玲到罗布林卡去参观达赖新宫，里面有些展品旁标有提示，不让照相。孔玲想留个影，工作人员不让她照，陪同她去的人说：“这是孔市长的闺女，来一次不容易，你们就特殊照顾一下吧！”后来，孔繁森得知此事后很不高兴，就批评孔玲说：“你怎么能这样呢？那明明写着不准照相，你为什么非得违反规定？守规矩要从小事养成，不允许做的事情就应该自觉不做。还说是孔市长的女儿，布长的女儿就更应该遵守规定！”
（孔繁森纪念馆提供）
他带回来的只是一个菜墩
1981年，听说爸爸要回来了，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那些天，我天天盼早日见到爸爸，可当爸爸真的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既紧张又害怕张不开口叫—声爸爸。在我的印象中，爸爸身材魁伟，红光满面，而站在我面前的是个又黑又瘦的人。爸爸走进家放下行李，我们满以为爸爸会带点好吃的东西，谁知他带回的只是一个菜墩。妈妈说：“你出那么远的门，怎样也不给老人、孩子带点东西？”爸爸沉重地说：“我回来时将所有的东西和钱都给了藏族的老人和孩子。咱们的老人 和孩子比他们要幸福得多。”
（孔繁森的儿子孔杰）
“病人最需要的就是别人的安慰”
1994年4月，大雪之后的阿里，又赶上了一场肝炎病毒的冲击，地委、行署部分干部染上了乙肝，住进了医院。对肝炎病人，许多人唯恐避之不及，而孔书记却经常去看望他们。医护人员出于对孔书记的关心说：“书记，肝炎的传染特别厉害，您应少接触些。”孔书记微笑着时说：“我知道，但病人更需要的就是别人的安慰。”
（时任孔繁森的通信员梁福兴）
推荐学习
电影《孔繁森》山东电影制片厂、杭州华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1995年联合摄制。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五个一工程”奖等。
6集电视连续剧《孔繁森》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央电视台影视部、西藏电视台1995年联合摄制。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等。
图书《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编，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出版。荣获全国优秀党建读物奖等。
牛玉儒
背负着草原人的幸福上路，
这幸福是他的给养，也是他的方向；
他让精神穿越时代长青，
他让天空成为雄鹰的故乡。
先进模范不能忘记，牛玉儒同志是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的楷模。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拥护，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牛玉儒这样的同志。
——XJP
牛玉儒（1952—2004）
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197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员。1977年3月，任通辽县莫力庙公社党委书记。1979年7月起，在哲里木盟党委组织部工作。1980年5月，调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工作。1983年3月起，在自治区纪委先后任秘书、秘书长、常委。1989年11月起，先后任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兼办公厅党组书记。1996年11月，任包头市委副书记、市长。2001年2月，任自治区副主席、政府党组成员。2003年4月，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04年8月14日病逝。
党的好干部 人民的贴心人
——追记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优秀少数民族干部牛玉儒
长调悠悠，晚风拨动马头琴绵绵的思念
炊烟袅袅，牧场上传说你动人的故事
这里有辽阔的草原你美丽的家园
这里有你深爱的人和深爱你的人
你是草原的骄子，你是蒙古人的骄傲
你像敖包挺立大漠，挺立风雪
风雪中守护那美丽的草原，美丽的传说
——摘自纪念牛玉儒歌曲《草原之子》
这是牛玉儒最后一次“察看”呼和浩特的街道。
2004年8月19日清晨，青纱挽幛的车队从火车上接下牛玉儒，缓缓驶向他生前关注的引资项目、城建工地。
站前广场、中山路、开发区、机场路、新华广场、各小街巷……
像生前一样，虽然是“塞外青城”——呼和浩特的市委书记，他出行却不想惊动任何人。但这一次，他被闻讯赶来的各族群众包围了。
道路两旁，人们排起了长龙。晨风轻托起手中的挽幛、泪水沾湿了胸前的白花。“牛书记，你回家了！”“牛书记，我们怀念你！”……人群跟着灵车，一点一点向前挪动，想再多陪牛玉儒一程。出租车鸣起长笛，一声声像是青城人深情的呼唤……
老百姓为何对他如此依恋，不愿停住跟随他的脚步？
他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牵动出青城人无尽的泪雨？
《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关于开展向牛玉儒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节选） |
人心之中有天平，这天平总向着一心为民谋利益的人倾斜。
人民对他爱得深，是因为他为这片土地奉献得太多……
勤 政
2003年4月10日，牛玉儒被任命为呼市市委书记。到他去世，牛玉儒在呼市工作仅仅493天。
但呼市的干部群众，却有一个共同感觉：这个书记与众不同！
青城人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认识了这位新任市委书记。
牛玉儒上任第三天，非典疫情迎面而来！
疫情凶猛。“封城”传言四起。老百姓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生活必需品被抢购一空。不法商贩趁机哄抬物价，一斤萝卜竟卖到了8块钱！
就在这时，牛玉儒来到了百姓中间。他到的都是最危险的地方：非典医院、疫情社区、垃圾清理场……新书记连口罩都没戴，就和身穿防护服“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一一握手、亲切问候，现场解决划定病区、后勤保障等问题。
“人家书记都不怕，咱怕啥？”看到牛玉儒，人们悬着的心，很快落了下来。牛玉儒及时指挥调度，由政府拨款调运物资稳定市场，一场风波消弭于无形。
40多天里，牛玉儒的足迹走遍了市四区的大部分社区街巷；40多天里，牛玉儒办公室的灯光几乎没熄过，每天开会到深夜。散会后，牛玉儒亲自从网上下载北京、广东等地抗击非典的经验和做法，分类整理，转发各部门。其他同志早上一到办公室，就会发现牛玉儒批的文件和资料早已摆上案头，而此时牛玉儒早已到基层为居民、群众解决急需的问题去了……
两个月艰苦卓绝的攻坚战结束了。已40多天没回过家的牛玉儒，拖着疲惫的脚步踏进家门，整整瘦了3公斤！
牛玉儒瘦了，但他在呼市百姓心中的形象却大了、高了。
牛玉儒参加义务植树。
“呼市越看越像个‘嘎查’（村庄）。”由于历史欠债，呼市城市建设一直不能让老百姓满意。牛玉儒接过前任的接力棒，又打响了改造青城的战役。
烈日炎炎，尘土扑面。牛玉儒徒步几公里，实地察看东风路环境整治情况。他一步一步地量着走，从道牙到绿化带以及便道的铺装，从砖的厚度、强度到树木的养护，即便花草的搭配，他都一一过问，反复叮嘱。城建部门的同志，无不惊叹他的“内行与专业”。
牛玉儒说：“搞城市建设，就像装修自己家一样。哪些地方需要装修，怎么装修，必须时时做到心中有数。”
这“心中有数”是牛玉儒用脚步量出来的。城建部门的同志最怕他下班时间打来电话——准是牛玉儒又在街上转悠时发现了问题。
一个下雨天中午，建委的同志接到了牛玉儒的电话：“快到青城公园来！”等在公园里的牛玉儒对他们说：“公园本应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就因一元钱的门票，把多数市民挡在了门外。要想办法把这里的破烂收拾出去，把公园建得漂漂亮亮，开门让老百姓进来。”
建委的同志怕公园开放不好管理，一时想不通。牛玉儒耐心地解释：“这不是收不收门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政府部门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要通过公园开放，促进城市园林绿化的大发展。”临末还鼓励一句：“什么时候你们把公园都治理好了，我来请你们客！”
不久，呼市的公园全部免费开放，还绿于民。青城人找回了“青”的感觉。
牛玉儒出门时爱“打的”。不少“的哥”不经意间就成了书记的“高参”。“的哥”杨树林就在一个周日上午拉过牛书记，向他抱怨为找厕所，得绕行好远才能找到，道路拥堵也影响出租车生意。
此后不到一年，呼市街头一下子冒出了许多现代、新颖的公厕。原来拥堵的马路，几个月内就拓宽了。路畅了，出租车生意就好。“的哥”成了牛玉儒的铁杆“追星族”，提起他就赞不绝口。
大街美了，牛玉儒还要看小巷：“光大街美不行，老百姓可生活在小巷里啊！”他发现很多学生下晚自习后，在漆黑的小巷里行走。他摸了摸底儿，这样的“黑巷”有47条，随后就一一点名让城建部门装上路灯。“黑巷”一片光明，老百姓的心更是透亮。
一个周日，牛玉儒发现新铺好的便道上有根电线杆正挡在盲道中央，他对管城建的同志发了火：“这样的盲道盲人怎么用？这不是害人吗？”当即要求对市区内所有的盲道全面检查、清理。全市几万残疾人由此受益。
牛玉儒 |
城里美了，牛玉儒还想着城郊。
东河原是呼和浩特的“害河”。夏天发洪水，冬天沙尘飞。市民避之唯恐不及。
牛玉儒上任不久，就成了东河整治工地的“常客”。为保证抢在洪水来临之前结束河底和两岸工程，他早晚都要去工地。工地从头到尾3公里路，他疾步如风，每次去都“量”几遍。
东河工程完工，呼市百姓有了新去处。智能喷泉冲天而起，绿化隔带分布两岸……东河，人潮如流，游客不断。
青城变了，青城百姓，就在一草一木的变化中，真切感受到这个新书记身上透射出的两个字：“勤政”。
激 情
“牛玉儒同志是全自治区最有激情的干部之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这样评价牛玉儒，“不论干什么工作，他都充满信心，充满激情。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困难’二字。他自加压力，负重前进，不给自己留余地，不给自己留后路，远见卓识，思想超前……”
牛玉儒常说：“不要谋着做大官，要谋着做大事，要做人民拍手称快的好事、实事。生命一分钟，敬业六十秒！”
1996年到2001年，牛玉儒在包头当了4年多市长。
经历了大地震的包头，百废待兴。
在市委领导下，牛玉儒接连干了几件大事：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实现稀土高科、北方重汽等企业股票上市；抓住震后重建机遇，引入资金进行高水准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使包头成为闻名全国的西部“明珠”，获得联合国“人居奖”。
2001年到2003年，牛玉儒到自治区任副主席，分管外贸。经过认真调研，他反复算“积极进取”的账，硬把外经贸口引资、进出口贸易等任务指标，定得比原来的翻了一番。自治区领导不信：如果目标实现了，自治区财政拿200万元奖你们！结果，奖金真被牛玉儒他们拿到了！
与他共过事的人都说：牛玉儒身上有股“魔力”，他到哪里，哪里就发展；他到哪个岗位，哪里工作就有起色；他到什么地方，很快就会有好口碑；他接触到谁，谁就会被激起干事创业的欲望。“跟他干很苦很累，要求也严，可不知为什么就是愿意跟他干！总觉得有一股冲劲，能成就一番事业！”这，就是一位富有事业心的党员领导干部的魅力！
到呼市担任市委书记，牛玉儒接到的是一个“烫手”的新职位。从自治区副职变为一个地区的主官，级别没变，责任却加重了，况且是难当的“京官”。有点私心、没点胆量的人，不会接这副重担。
牛玉儒 |
自治区党委领导找他谈，牛玉儒二话没说，第二天上午就走马上任。领导很欣慰：没看错人！向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呼市经济要在全区做“老大”，在西部12个省会、首府城市中一争高低！
当“老大”，谈何容易！可牛玉儒好像还嫌压力不够，又提出“三个翻番、一个第一”的目标：到2007年，全市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要在2003年的基础上实现翻番，即年均增长都要达到18％以上！全市综合经济实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要位居全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城市第一！
从此，凡大会小会，只要有牛玉儒参加，人们总能听到那几个熟悉的数字和字眼：2007、GDP实现800亿……讲得老百姓睁大眼睛，张开耳朵；讲得干部个个血脉贲张，跃跃欲试！
争做“老大”要有实招。把着力点放在“引企、引资、引智”上，发挥好“乳业、电子、信息”三大支柱产业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牛玉儒的三大“杀手锏”。
但他更大的“杀手锏”，还是他对事业的“激情”。这激情，把四面八方的人才、项目、资金，像磁石吸铁一样，“吸”了过来。
博士张伯旭是北京来的挂职干部，电子信息专家。本来没分在呼市，硬让牛玉儒给“截”了过来。本属礼节性的初次见面，竟一谈两个多小时。
“我见过许多领导，很少有人肯这么长时间兴致勃勃地听我讲专业问题。”张伯旭说，“他是那种人，让人见过一次就忘不掉，见过他的人就还想见，还想与他打交道。”
俩人成了事业上的莫逆之交。牛玉儒常常一天打来五六次电话，询问正在引进项目的进展情况。有时半夜想起事来，他也要打来电话：“你看要不要给投资者再做点什么？”
张伯旭没让牛玉儒失望。一个将改变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格局的高端电子产品生产基地落户呼市，将为呼市乃至内蒙古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牛玉儒看中了一位当时还在北京学习、善搞城市绿化的干部，但人家不想来。牛玉儒就专门把他请到呼市，亲自带他在市区一处处走，一处处看，一处处讲他勾画的蓝图。
“你看，有这么多的事可做！”最后，他动情地说，“一个人有事做多好啊，你来吧！”对方很快成为他改造呼市的得力干将。
牛玉儒 |
人们印象中，蒙古族人坦诚、热情、爱喝酒。平时在家滴酒不沾的牛玉儒，见到了远方来的客人，就尽显蒙古族的坦诚与热情。哪怕客人再多，他都要一一敬到，而且一饮而尽，生怕谁感觉受了冷落。只要他出现，满场客人都会受他感染，不知不觉就变得豪爽起来。就是在这种豪爽中，有心的客商深深体味到一颗加快发展、建设呼市的急切之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04年上半年，呼和浩特引进区外项目和资金已连续3个月在自治区排名第一。牛玉儒提出的“翻三番”的目标，也有望提前实现。现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韩志然说：“牛玉儒同志为呼市的发展，奠定了工作基础、思想基础和发展潜力。”
本 色
无论官位多高，权力多大，牛玉儒与老百姓总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深情。
1952年，牛玉儒出生在通辽市一个蒙古族普通干部家庭。他6岁那年，母亲病逝，撇下兄妹6人，最大的哥哥也只有11岁。父亲无力照顾孩子，就把牛玉儒和他的二哥、小妹送到了乡下，和奶奶、二叔生活在一起。
农村生活贫穷。二叔家本来就有7个孩子，全家人的生活只靠他一人支撑。科尔沁草原的冬天十分寒冷，牛玉儒不记得自己曾穿过棉衣和棉鞋……
艰苦的生活磨炼了牛玉儒的意志，也培养了他与群众息息相通的情感。他特别喜欢吃老乡做的饭菜，那淡淡的、从院落里飘来的清香，让他多少年后说起来都回味无穷。那是他情感的土、不变的根！
上访群众在有的人眼中，不受欢迎：一张苦脸，一肚苦情。但牛玉儒在自治区当秘书长，只要看到家门口有人等，他就让爱人把他们让进来，沏茶倒水。
他怕爱人不理解，开导说：“他们能找上门来，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没有困难，素不相识，谁会上门求助？咱们千万不能把人家拒之门外，冷了他们的心！”
一位基层干部向牛玉儒抱怨，帮困难户到政府部门跑点事，真难！
“难吧？”牛玉儒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我们大小还当个官、有点权，你都觉得难，老百姓无权无钱，那不更难？咱手里有点权，就得想着给老百姓办点事！”
牛玉儒对群众的感情完全是亲人式的——出自本能，将心比心，总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
2003年春节前夕，牛玉儒踏雪走访贫困户。行前牛玉儒交代：“一定要找个最困难的，要雪中送炭！”
残疾人孙震世丧失了劳动能力，为供养上大学的养女，欠下了2万多元债。牛玉儒进门后，关切地问老人：“年货办了没有？”老人以为领导只是问问，就简单地回答：“有啦，街道都送来了。”
牛玉儒不放心，亲手上前打开屋内唯一一个柜子——里面只有一袋面。他一阵心酸：“这哪行？过年不能光有一点粮啊！”
牛玉儒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了解社区文化建设。
他把民政部门的救济款交给老人，又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全掏了出来，对大家说：“我们捐点钱，让老人先把年过了，再想办法让孩子把书念好！”
快离开时，他拉着老人的手说：“我们大家都帮你，孩子就能上好学了。我叫牛玉儒，我也算一个。”老人感动地说：“我知道你，我在半导体里听到过。”牛玉儒一愣，马上问道：“怎么是半导体？没有电视吗？”他问民政部门的同志：“这样没有电视的贫困户有多少？赶快想办法，一定要让他们在年三十晚看上春节联欢晚会！”老人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一年，呼市没电视的500户贫困群众，第一次过了一个“有声有色”的春节。
多少年来，牛玉儒为与他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办过无数实事、好事，可在亲戚中他却“六亲不认”——
牛玉儒的5个兄妹，至今全是普通百姓，他二叔家的孩子也大多在家务农。
妹夫几年前下岗，妹妹打来电话求助，牛玉儒说：“这事三哥我不能管，下岗是个普遍问题，你们要自己多想想办法，给别人带个头。”
二哥的孩子想找份工作，有人说：“你叔叔在自治区当领导，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二嫂千里迢迢找来。牛玉儒把二嫂接到家，热情款待。但一听这事，一口回绝：“这样的事不要找我！”二嫂当时就哭了。事情最终还是没办成。
最后，孩子靠自己努力，进了一家企业工作。牛玉儒得知后非常高兴。
不少老家的亲戚朋友听说牛玉儒当大官了，去找他办事，他总是婉言拒绝，然后让妻子好好招待，领他们上街逛逛，带上路费，送他们上车。
牛玉儒 |
一些人说他“六亲不认”。但身为老党员的父亲理解他。听说牛玉儒果断拒绝了亲人们的相求，老人却感到欣慰。他在电话中劝道：“玉儒，亲戚越骂你，老百姓就会越信任你，亲戚以后会理解的……”
一次，老人看到京剧《铡包勉》，心有感触，忙给牛玉儒写了一封信：“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只有你当了领导，一定要清廉，像包公一样，堂堂正正！”
在妻子谢莉眼中，牛玉儒对家庭也“无情”：他总有开不完的会，出不完的差。特别是到呼市工作以后，回家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晚。
那些日子，谢莉看他实在太累了，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每晚早早备好洗脚水、挤好牙膏，等他回来。但牛玉儒回家的时间根本没准儿。有时回来了，当妻子把洗脚水端到床前时，他连衣服没来得及脱就睡着了。妻子只能在他睡熟时，为他擦把脸、洗洗脚。看着他像孩子一样沉睡的模样，谢莉常常坐在旁边抹眼泪：“也许只有这时，他才算能陪陪自己。”
牛玉儒回得晚，可起得特别早。妻子还没醒来，他早走得没影了——上班前明察暗访是他的惯例。对此，妻子不解：这样当官是不是有点傻？这样干到底是为了谁？可牛玉儒总是安慰她：“你得多体谅我一些。我必须得这么干，上受组织重托，下对百姓承诺，我别无选择。等将来我退休了，一定好好陪你，给你做饭，干家务活，你想去哪儿，我都陪你……”
牛玉儒给外宾介绍情况。
相识相知25年，她佩服丈夫那投入的工作热情，虽然不解，却又不得不去理解。别人谈起焦裕禄、孔繁森这些公而忘私、忘我工作的典型，认为生活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人时，她就会在心中默默地辩解：“有的，有的，真的有这样的人！”
考 验
死亡，是一份最严酷的考卷，最能衡量出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如果真有这样一份试卷，牛玉儒用他生命中最后的90多个日夜，赢得了令人动容的满分！
2004年4月，一直用止痛片对付“胃痛”的牛玉儒，被检查出是“结肠癌肝转移”。医生和自治区领导要求他立即到北京作进一步确诊，可牛玉儒硬是坚持等呼市“两会”圆满结束，才从人大闭幕会场出来赶往机场。
得到这可怕的消息，妻子谢莉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医院一个僻静的角落，她失声恸哭！
她怨他、气他，也怨自己、气自己。他平时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工作，从不珍惜自己的身体。都病到这份儿上了，他还在与大夫交涉：要尽量在“五一”长假期间把手术做完，争取3天下地，7天拆线，10天出院回家工作！
尽管谢莉强作镇静，但牛玉儒还是看出了她的悲伤。他反倒安慰她：“我没事，怎么也能再活个3到5年。我对呼市老百姓的承诺还没兑现，要干的事儿还多着呢……”他对前来看望他的自治区领导说：“过去战争年代不少人二十几岁就牺牲了，我已经够本了！”
5月3日，大夫为他做了手术。而牛玉儒真就说到做到：3天下地，7天拆线。然而，10天后牛玉儒却没能出院回家工作——他开始了痛苦的化疗。
化疗熬人。牛玉儒的身体反应比一般人还强烈，化疗后长时间高烧不退，几近昏迷。但他没喊过一声疼，叫过一声痛。
只要体力有所恢复，牛玉儒的病房就成了“办公室”。他天天躺在病房里，从早到晚不停地通过电话部署工作，不停地与身边工作人员探讨工作。
多少年来，谢莉早已习惯了牛玉儒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但是护士不干了：“医院是治病的地方，这里哪能像在办公室？”于是，牛玉儒就让来谈工作的人，与护士捉起了“迷藏”。撵得紧了，他让来人避一避。护士一走，他就忙让人去找：“人呢？接着再谈！”
一次，女儿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故意给他讲笑话，解除他的疲劳。他眼睛盯着女儿，看似在认真听孩子讲，可听着听着，忽然从他嘴里冒出一串工作电话号码，要女儿马上给他拨通。女儿再也笑不出来，抱着父亲大哭。
住院期间，牛玉儒三次回到呼市，每次都是在化疗后的五六天，身体刚刚恢复。
牛玉儒惦念着道路绿化、公园改造有多大进展，更想早点了解让他日夜牵挂的工业园区项目的落实情况。尽管在医院他每天都打电话询问，可他还是想亲眼看一看！
傍晚6点多下的飞机，第二天一早，他就迫不及待地坐上中巴车，到市区各处察看。
边看边说，激情依旧。牛玉儒让身边的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这哪里是个身患绝症的病人？听说在伊利、蒙牛带动下，全市奶牛头数、鲜奶量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占第一位，他精神顿增：“这比什么好药对我都管用！”
牛玉儒 |
但是，工作人员已看出他的双腿不时在打颤，涔涔汗水浸湿了衣衫。他们忍不住一次次地打断他的问话，建议早点结束。但他每到一处，问得还是那么细，想得还是那么深！甚至关心施工会不会影响群众：“你们得快点干，别总让老百姓吃土啊！”直到中午12点多，他才大汗淋漓、拖着虚弱的身子回到家。
7月16日，呼市市委九届六次会议召开。为了能回来讲他对呼市发展的美好构想，他做了长时间准备。那时第二次化疗刚结束，他每天努力多吃饭，精神状态让大夫都倍感惊讶。他还每天都积极称体重，但体重却直线下降：1．76米的个头体重竟已不到55公斤！
在他一再坚持下，牛玉儒提前一天回到呼市。一进家门，就让妻子给他准备参加会议的衣服。但翻遍衣柜也没找出一身合适的，因为衣服大都不能穿了：原来2尺9寸的腰围，现在已不到2尺3寸！
牛玉儒叹了口气：“那就多穿几件内衣吧！别让同志们为我担心。”他兴致很高地一件一件在衣镜前试着穿，还让妻子和女儿从背后给他看看肩膀撑没撑起来，显不显瘦。
眼泪模糊了妻子的视线。丈夫里三层外三层穿了多少件衣服，她实在没有勇气去数。7月正值酷夏，这对一个刚刚做完化疗的病人来说，多么残忍……
牛玉儒却浑然不觉。为他的身体考虑，市委把他的讲稿压缩在40分钟以内。然而，牛玉儒在会上激情澎湃，脱开讲稿，讲体会、谈思路、说构想。知道内情的人不停看表，10分钟，又10分钟，分针、时针转了一圈又一圈……他整整讲了两小时十分钟！
整整一上午，台上台下，热血沸腾，心潮激荡，雷鸣般的掌声此起彼伏。人们一边为他鼓掌，一边眼中噙着泪花……谁能想到，牛玉儒这令人荡气回肠的讲话，竟成为他与呼市人民的诀别，人生的绝唱！
8月，牛玉儒已全身浮肿，2尺3寸的腰围又变成了2尺9寸！自己已经坐不起来了，臀部甚至生了褥疮。但听说自治区在8月10日要开党委中心组学习会，他让人扶坐病榻，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准备发言稿，一遍一遍地认真修改，准备再回呼市。
别人劝他，有个书面发言就行了，他不同意：“我要讲的话很多，我要当面向党委汇报！”医生阻止，他居然要求工作人员一定要请大夫吃顿饭，让医生知道这次回去的重要性。
他们真的请医生吃饭了。他们了解牛玉儒：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呼市的机会，他要在生命的最后，向自治区党委、向呼市人民，做一个全面的交待……
直到8月6日，他还与来看他的同事说起呼市的建设，说起当天要在新华广场召开的昭君文化节和草原文化节。他还担心新华广场的改造，没有他预想的效果好……
那天，他的声音已极其微弱，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他生命中最后说出的一句比较清晰的话是：“不知道老百姓……对这个广场满不满意……”
3天后，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牛玉儒陷入深度昏迷，说不出话来。10日下午，牛玉儒忽然从昏睡中醒来。他发现妻子两眼红肿地坐在他床边。他蠕动着双唇，两眼看着妻子，眼神是从未有过的温和……从这以后，牛玉儒便紧闭双眼。
妻子实在不甘心丈夫一句话不说就离开自己，她跪在丈夫床边，一遍又一遍地呼喊他的名字，他却浑然不知。12日早上，妻子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她偎在丈夫耳边轻轻地喊：“玉儒，玉儒，8点半了，要开会了。”
牛玉儒竟真的动了。他最后一次努力地睁开了双眼，凝视良久……
回 声
8月15日晚，灯火辉煌的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昭君文化节暨草原文化节闭幕式在这里举行。广场上，人头攒动，笑语喧哗；广场上方，五颜六色的焰火，照亮了城市的天空……
就在头一天，直到弥留时刻还在关注老百姓对新华广场满不满意的牛玉儒，悄悄地走了。
自治区和呼市领导，没有立即把这个消息发布给广场上欢乐的群众。几经犹豫，他们也没有停止燃放那绚丽的焰火。他们知道，这些，都是牛玉儒最想做的，他会在那里欣慰地看着，笑着……
16日一大早，呼市的老百姓得知了这一消息，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向雷厉风行、精力充沛的牛书记，你怎么会这么快就悄然离去？
就在一个月前，你不是向首府百姓承诺，要与呼市的老百姓一起，再好好“拼一把”，力争在全区做“老大”，与西部12个省会城市一争高低吗？
你可知道，昨天还是一片欢歌笑语的呼和浩特，因为你的离去，顷刻就淹没在悲痛中。你可知道，昨天还是朗朗晴空，今天就落下了霏霏细雨——人们说：“牛书记走了，连老天爷都哭了！他是个好人，是个好官哪！”你可知道，有多少人冒雨来送你啊……
城建系统的干部职工来了。在建设青城过程中，他们对你的情怀感受最深切。不管受你表扬的，还是挨你批评的，提起你都止不住落泪！
他们现在多想告诉你：你担心的呼伦路，现在完全畅通了，还在绿化带上装饰了花坛、花钵，就像你说的，变成名副其实的花街了；主次干道“进城”的大树，成活率很高，已成为一道亮丽的景观；你最牵挂的新华广场，即便深夜，也还有许多市民在这里消遣——你放心吧，对新广场，老百姓是满意的……
在青城投资的客商来了。他们不少人曾目睹过你的热情和风采，许多人因此扎根于这片土地。而今斯人已去，怎不让他们扼腕叹息！
他们多想告诉你：你病中还视察过的TCL彩电厂新项目，已经快完工了，彩电园区已经成形了；你花了那么多心血引进的汉鼎光电，到11月厂房就会完全封顶了。挂职期满了的张伯旭没有走，他还守在工地上，他说：“牛书记有交代，我要把这件大事做完了再走……”
牛玉儒参观工厂。
你关心过的孙震世老人拄着双拐来了。这些天，老人把你送给他的电视擦了又擦，他说一打开电视就像又看见了你。
他多想还能拉着你的手对你说：是你让他过上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春节”。在他怀里，一直揣着一方手帕，包着你留给他的电话号码，他把手帕捧在手心里哭诉：“牛书记啊，等我女儿毕业了，我们父女俩一定攒点钱，给你建个塔、立个碑……”
和你素不相识的各族农民来了。他们没有当面见过你，但他们看到过非典期间你不顾个人安危、走村串户为村民们送温暖的场面，听说过你为呼市发展呕心沥血的故事和那些爱民为民的传说！
当坐上出租车，只要一提你的名字，司机就竖大拇指的时候，原来带着问号来了解你的人，敬佩你了；当看到素昧平生的老大娘扑倒在你的灵前，嚎啕大哭的时候，当初怪你“六亲不认”的亲友，理解你了……
有什么评语，能比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品评更真实？有多坚固的敖包，能比在各族群众心中树起的形象更长久？
牛玉儒，你不曾离去！知你有共产党，爱你有老百姓。钢城记得你，青城记得你，黄河记得你，草原记得你！蓝天白云间将永久地留下你的身影，千里草原将永远流传着老百姓从心底呼唤你的悠悠回声！
（《人民日报》 2004年11月26日，崔士鑫、盛若蔚、吴坤胜）
牛书记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牛玉儒书记经常乘坐出租车的事儿，在我们呼和浩特市民中广为传颂。牛书记乘坐我们的出租车，了解城市建设，体察市情民意，和我们出租车司机亲切交谈。他这么大的官儿，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我们打心底里钦佩他、爱戴他。
2003年非典期间，我们出租车行业成立了一支爱心车队，主要任务是免费接送非典一线医务人员的子女参加高考。一天，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上了“爱心车队”王玉海的车。上车后他就和王师傅聊起来，他问王玉海，非典期间出租车的生意怎么样，王师傅说，非典对出租车的生意影响很大，人们怕交叉感染，坐出租车的人很少，每天跑车都不够油钱。牛书记还向王玉海问起了道路建设情况，王玉海向牛书记反映，这几年呼市的路没少修，但我们对有些路段不太满意，今天修了明天又挖开，大家有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