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参考：新年伊始学党史活动授课稿（9200字）VIP专享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新年伊始学党史”活动授课提纲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让我们广大党员认识到了新事物发展之初的艰难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强大生命力。习主席曾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一、我党发展史上的艰难时期

　　（一）黑暗统治下应运而生。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中国先进分子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从1920年初开始，中国先进分子从各方面展开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从建立地方组织开始的。最早酝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为了摆脱反动当局的迫害，陈独秀决定离京赴沪，李大钊在护送他去天津乘船的途中，二人交换了建党的意见，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展开建党的准备工作。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等在山东；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都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或开始建党活动。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包惠僧受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来自7个地方，代表着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列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各地党组织的报告，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决议。7月30日晚，会议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

中共一大在代表少、局势乱的背景下召开，但它的成功预示着一个伟大的政党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二）关乎生死存亡的遵义会议。1934年11月，在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付出了空前惨痛的代价，由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２、红６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１月７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４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

　　（三）抗日战争中反清剿斗争。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是中国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时期，也是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由上升转入下降的时期，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局面。日本为了把中国作为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基地，妄图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于是集中主力部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对沦陷区残酷地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

　　在华北，日军把1938年底在华北推行的“治安肃正运动”扩展为凶狠毒辣的“治安强化运动”，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从1941年春到1942年底，日军在华北连续五次推行以“反共”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口号的“治安强化运动”，把整个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淮治安区”(即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然后对这三种不同的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在敌占区，日军以“清乡”为主，普遍建立汉奸政权，强化保甲制度，镇压人民的反日运动，进行奴化教育和政治欺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游击区，日军推行“蚕食”政策，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和岗楼，制造“无人区”，以防止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活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以“扫荡”为主，实行极其野蛮残忍的“三光”政策。

　　在人民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处于下降阶段。从1941年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兵力由50万减少到40万，干部损失很多；根据地面积缩小了1/6，人口也从1亿降到5千万；生产遭到破坏，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发生极大困难，没有任何外援。这时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没有菜，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伤病员没有医药，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境地。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宣称：华北的共产党军队败局已定。

　　针对敌人进攻的新形势，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确定了敌后军民对敌斗争的方针是：坚持长期的、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时机。终于在1945年迎来了战略反击，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此后，全国上下进行了红卫兵运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青年学生到全国各地去“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根据毛泽东1986年12月25日在一次会议上的谈话内容，提出198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从北京回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4日、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夺权。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一月革命”。毛泽东支持了这一夺权事件，肯定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把它看作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这样的严重局势，引起了新中国开国元勋们的担心和忧虑。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和在2月11、16日周恩来主持的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严正的斗争。毛泽东对于批评“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于2月18日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