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维度的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统一
16、17世纪在资本主义刚刚来到人世间时
二、实践维度的合理性：追求人民幸福价值目标的坚定性和不断改革开放的灵活性相统一
三、世界维度的道义性：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活力和为世界谋大同做贡献相统一
党课材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已经40多年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天，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不能仅仅停留在所取得各项具体成就的事实判断层面，而须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高度，进一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三个维度：其一，历史维度，即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性；其二，实践维度，即追求人民幸福价值目标的坚定性和不断改革创新的灵活性相统一的合理性；其三，世界维度，即彰显科学社会主义鲜活生命力和为世界谋大同相统一的道义性。
一、历史维度的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统一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这一论断，为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提供了历史维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在同中国社会发展的结合中得到充分体现，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不是搞的所谓“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模板的简单套用和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
16、17世纪在资本主义刚刚来到人世间时，空想社会主义者就对废除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消灭商品交换、实现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制度”，作了“空想的描写”。18世纪“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则设想以法律形式来规定上述原则以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上述理想和法律规定，只是基于道德原则、人道原则和改良原则，而没能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看不见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更找不到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因而只能是“空想”。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并不在于它比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体系的具体特征构想得更完整，而在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更深刻，即如马克思所说：“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这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三个方面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而成为“科学”：其一，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从而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来论证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根据；其二，从这一社会结构中，来分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即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新社会的建设者和人类解放的先行者；其三，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中，揭示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科学社会主义基于上述的科学性，规定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即“自由人的联合体”；预测了其基本特征，即经济基础上消灭私有制，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上层建筑上“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并且同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强调了物质基础，即生产力“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以超过资本主义；展现了发展阶段，即“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等等。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特征只是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时，作过一些“最一般的暗示”，而并没有“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而这些“最一般的暗示”的实现，也需要结合各国各民族发展的实际和时代的变化，由未来的实践发展去回答。这些思想，同样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而避免它成为僵化的教条。
蕴涵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中的上述科学性，使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相统一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具有了必要性，又具有了可能性。
科学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的论证，是基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具有特殊性。世界上“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特别是中国同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基本国情的差别，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运用到中国，需要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而不能完全照搬科学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预测。然而，特殊性包含了普遍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科学社会主义在揭示欧洲资本主义发生、发展、最终灭亡的规律时，所运用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同时，因为欧洲资本主义通过它对外扩张所构造的“世界市场”，把它内在的社会基本矛盾推向了整个世界，因而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普遍性。而资本主义在把它的社会基本矛盾推向世界的过程中打开了中国大门，使中国通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被堵死了。这样，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就具有了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相统一的可能性。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具体统一，既体现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上，也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上。新中国成立后所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以及独立的国民经济和工业化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政治和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中，又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物质基础是生产力“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经济上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共产党领导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价值目标上“自由人的联合体”等思想。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更没有成为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杜绝了成为西方国家“附庸”的危险，避免了因“颜色革命”而让国家陷于长期动荡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从而保障了国家正确的发展方向和社会的总体稳定。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也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更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而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因为它是在总结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以开辟的，从而赋予社会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它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在改革开放中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等等。而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成功突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逻辑：首先，中国共产党具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对教条主义的危害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其次，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绝对固化，这成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利条件；再次，“文化大革命”充分暴露了“左”倾错误的危害和原有体制的弊端。
这样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起来而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其具有科学性，因而是好的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从改革开放前的年人均GDP180美元跃迁到近10000美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前提条件，正是开辟并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邓小平在总结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时指出的那样：“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二、实践维度的合理性：追求人民幸福价值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