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明标准的哲学阐释
近年在关于文明标准的阐释与重构中，一些学者从不同维度进行了学术探究，在反思基于“西方中心论”的文明标准、立足中国历史文化、构建自主文明标准问题上，形成了高度共识，共同推动着文明标准理论的中国化与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基于文明的本质
本质决定标准，标准反映本质。文明的本质是文明标准的内在根基和底层逻辑，文明标准则是文明本质的外在显示和具体体现。文明是什么，决定人们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它，确定文明标准，必须基于文明的本质。
文明的本质说的是文明“是”什么，因而要从哲学角度理解和把握。这首先涉及哲学意义上文化和文明的关系，文明的本质主要是在文化和文明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首先，文化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外化或对象化的一切成果，它侧重于人化或外化，包含器物、制度、知识、科技、精神等，它回答“人能制造出什么”。文明则侧重于化人和内化，它是人类超越愚昧、野蛮、丑恶，进而求真、向善、尚美的历史进步过程及其积极成果，是文化的精华和向善升华，是文化中向善且呈现德性的部分，是德行天下、教养提升的结果，它回答“人应当成为什么”或“人制造出的成果对个人、群体和人类向善能带来哪些进步”。在这个坐标系里，文化是人“能做”的范围，文明则是人“应当”的范围，文化是“力量”的展现，文明是德性的照亮。因而，文化不完全等于文明，文化只是文明的前提，文明则是文化的向善升华。换言之，只有当文化被纳入“以德为核心”的德性框架和秩序之中，才可称之为“文明”。其次，文化侧重于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文明则侧重于人类发展进步的普遍性、进步性成果。最后，文化有善恶、精华、糟粕之分，文明则是文化中积极、进步、向善的部分，是文化之善，是“化文为善、化人为善、化物为善”的结晶。由文明的本质看文明标准，文明标准显然主要不是以城市、国家、文字、青铜或以器物、知识、科技为核心，而是以“和合哲学（道）、道德法治（术）、仁制礼仪（行）”为核心。就此而论，西方的“四大文明标准”（城市、国家、文字、青铜）主要属于文化范畴，主要不属于文明范畴。
基于形而上的哲学
作为一种常用思路，西方多从器物、物质、文字、知识、科技、城市、国家等来确定文明标准。不容否认，这种思路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毕竟器物、物质、文字、知识、科技、城市、国家能把文化提升到一个高级阶段，亦即高度文化，也为文明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器物、物质、文字、知识、科技、城市、国家实际上主要属于文化范畴，它无涉道德，实际上是高度文化的表现。青铜器，实际上是文化意义上的材料和工艺；文字，实际上是文化意义上的信息记录技术；城市，实际上是文化意义上的人居规模的组织；国家，实际上是文化意义上的权力和制度。就是说，上述这些都是在文化意义上而被言说的。西方多把文化说成是文明，或者把文明降低为文化，把文化混同于文明。这是一种确定文明标准的形而下思路。基于这种思路，它主张器物优先、知识优先和科技优先，以城市、国家、文字、青铜及知识科技水平为硬指标，把城市、国家、文字、青铜及知识科技等作为文明标准的优先选项。在这种所谓文明的框架中，只有符合这种硬指标或优先选项的才是“文明”，否则就是“野蛮、蒙昧”。这种框架把文化提升为文明，其实质在于确立文化霸权和文明霸权。西方近代以来确实在器物、物质、城市、知识、科技等方面具有领先地位，把文化说成文明，实质上就是把西方置于世界文明的制高点上，进而彰显文化霸权和文明霸权。其哲学根基，是后来基于“西方中心论”而异化的“主客二元对立”及其文明叙事。基于这种哲学根基的所谓文明，只能内生出对立、分裂、冲突、暴力、战争，内生不出文明，反而会走向文明的反面——野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