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学细悟明方向
(一)在科学设置机构中体现政治导向
(二)在精准核定编制中体现战略考量
(三)在厘清职能边界中压实主体责任
二、聚焦重点强保障
(一)服务媒体融合发展大局
(二)服务基层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三)服务重点领域意识形态风险防控
三、锤炼内功强本领
(一)在理论学习中增强政治敏锐性
(二)在调查研究中锤炼精准配置能力
(三)在纪律规矩中守住廉洁底线
在市委编办2026年三季度机关意识形态专题推进会上的辅导报告
同志们:
编办是市委主管机构编制工作的职能部门,承担着优化配置党的执政资源、科学设置党政机构、合理核定人员编制的重要职责。表面上看,编办的工作是“管机构、核编制、定职能”,与意识形态工作似乎隔着一层。但大家想过没有——机构怎么设、编制怎么配、职能怎么定,直接关系到意识形态工作力量能不能配强、阵地能不能守住、责任能不能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编办的工作是意识形态斗争大格局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保障性工程。今天,我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编办“优化协同高效”的工作原则,与大家深入交流如何在机构编制工作中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一、深学细悟明方向,在领会核心要义中把握机构编制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在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机构编制是重要的政治资源、执政资源。”政治资源和执政资源的配置,从来都不是纯技术性的,而是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做好,首先取决于有没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机构是否健全、职能是否清晰、编制是否充足、人员是否到位。总书记强调,“要把机构编制工作放在党管干部、党管组织的全流程中统筹谋划”,而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保障,恰恰是这全流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编办的每一项审批、每一次测算、每一份方案,都在以资源配置的方式参与着全市意识形态工作的大格局。
(一)在科学设置机构中体现政治导向,让意识形态工作部门机构更健全、职能更清晰、权责更匹配。机构是职能的载体,机构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效能。过去我们在机构设置上,有时存在“重经济发展部门、轻意识形态部门”的隐性倾向——经济部门的机构编制需求往往优先保障,而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机构编制则能简则简、能并则并。去年,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市委网信办作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职能部门,内设科室设置偏少,特别是技术支撑力量严重不足,大量舆情监测和数据分析工作不得不依赖外包服务,既增加了财政支出又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市委宣传部内设科室承担着理论武装、新闻出版、文化管理、文明创建、对外宣传等多项职能,科室之间忙闲不均、职责交叉的问题比较突出,部分新兴领域的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职能在“三定”方案中找不到明确对应科室,存在多头管理或无人管理的真空地带。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在机构编制总量不突破的前提下,对宣传文化系统机构编制进行了优化调整:为网信办增设了网络安全与信息化技术支撑科,核增了专业技术人员编制,让技术岗位留得住人、用得上力;对市委宣传部部分内设科室的职能进行了重新整合和边界厘清,将分散在多个科室的新媒体建设和管理职能归口到一个科室集中行使,解决了“谁都管、谁都不负责到底”的推诿扯皮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在市级机构编制总量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优先保障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的机构设置和编制核定,确保这一基层意识形态阵地“有机构管事、有人员做事、有场所办事”。今年,我们要继续做好机构改革“后半篇文章”,重点对涉及意识形态工作职能的部门进行一次全面的“回头看”评估——看机构运转是否顺畅高效、职能履行是否到位、编制使用效益是否最大化,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调整优化,为全市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机构编制保障。
(二)在精准核定编制中体现战略考量,把有限的编制资源优先用于保障意识形态工作一线力量。编制是稀缺资源,在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大背景下,编制资源的分配直接体现着市委的工作重心和价值排序。坦率地说,过去在编制分配上,我们对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倾斜力度还不够——部分基层宣传文化单位长期存在“有编不用”和“人手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一线采编人员和网络评论员队伍年龄老化、专业人才引不进留不住。去年我们进行了一次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编制使用效益专项评估,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方面,宣传文化系统存在一定数量的长期空编,部分专业性较强的岗位连续多年招不到合适人选,空编率在全市各系统中排名靠前;另一方面,基层单位不得不在编制外聘用大量编外人员来弥补力量不足,导致“在编的不一定在岗、在岗的不一定有编”,队伍管理混乱、人员归属感差。这种矛盾现象的根源在于编制资源配置与人才供给之间的结构性错配——用传统的一般性岗位编制去招专业性极强的技术人才,自然招不到人。为此,我们创新了编制管理方式,在宣传文化系统试行“人才专项编”制度——对网络舆情分析、新媒体产品策划与制作、数据可视化等急需紧缺岗位,设立专门的岗位编制并实行单独的招聘条件和薪酬标准,用更加灵活有效的方式把专业人才引进来、留下来。同时,我们探索建立“编制周转池”,将部分闲置空编纳入统一调配,在总量不突破的前提下,根据意识形态工作重点任务和舆情态势的动态变化,灵活调配编制资源向急需紧缺岗位倾斜。比如去年下半年舆情高发期,我们临时将十个周转编制调配至市互联网舆情应急指挥中心,确保了关键时期有人可用。今年,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编制效益评估,对全市意识形态工作相关部门的编制使用情况进行全覆盖绩效评估——编制使用效率高的优先保障、效率低的坚决收回统筹,把有限的编制资源真正用到意识形态斗争最需要、最吃紧、最前线的刀刃上。
(三)在厘清职能边界中压实主体责任,让意识形态工作不再“九龙治水”相互推诿。意识形态工作涉及面广、交叉点多,容易出现“多头管理、交叉重叠、边界模糊、责任悬空”的问题。过去在处理一些涉及多部门的意识形态敏感事项时,常常出现“你说是他的事、他说是你的事、谁都不主动上手”的推诿扯皮现象,基层在具体执行时也反映“上面的指令来自好几个口子,不知道该听谁的”。去年,我们在审核相关部门“三定”规定时发现,在网络舆论引导、社会组织管理、校园意识形态安全、新业态从业人员思想引领等多个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职责交叉和边界模糊问题。比如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网信办、宣传部、公安局网安支队都有相关职能,但日常管理中职责如何划分、重大舆情处置中以谁为主、信息共享如何衔接,缺乏清晰的制度安排和操作规范。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深入调研并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牵头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域重点事项职责分工清单》,将涉及意识形态工作的三十七项重点任务逐一明确了牵头部门、配合部门及其具体职责分工,特别聚焦了过去最模糊、最扯皮的那几个交叉地带——比如对新媒体平台的内容监管由网信办牵头、宣传和公安配合,对线下非法出版物的查处由文化市场执法部门牵头、公安和市场监管配合,对校园意识形态安全的日常管理由教育部门牵头、宣传和团委配合。清单还逐一建立了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协调联动机制,今后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跨部门事项,各部门可以直接对照清单“对号入座”、各司其职,不用再为“归谁管”扯上半个月的皮。这个清单出台后,相关部门普遍反映“责任清了、扯皮少了、效率高了”。今年,我们要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对清单进行动态修订完善,并纳入机构编制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确保清单上写明的责任不打折扣地落到具体科室、具体人头。
二、聚焦重点强保障,以高效能机构编制工作服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处理好建与管的关系,既要建好阵地,更要管好阵地。”机构编制工作参与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优化机构设置和编制配备,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点改革和重大任务提供坚实保障。总书记强调,“要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使用效益”,这对编办而言是硬约束也是高要求——我们不能只做“数字加减”的算术题,更要做“效益倍增”的运营题,让有限的机构和编制资源发挥最大的意识形态安全效益。
(一)服务媒体融合发展大局,为做大做强主流舆论阵地提供机构编制保障。媒体融合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巩固壮大主流舆论阵地的关键一招。我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起步相对较晚,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