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人信息保护与征信管理国际研讨会上的致辞

陈雨露副行长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

在四月北京美好的时节，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APEC工商理事会共同主办“个人信息保护与征信管理”国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齐聚一堂，共同研究探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及其对征信业规范发展的重要意义。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向各位来宾特别是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谢意！

借今天这个机会，我想谈三点认识，供大家参考。

第一点，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首先，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是依法维护公众切身利益的迫切需要。就法理权利属性而言，个人信息权具有人格权的特征，与个人的肖像权、姓名权、名誉权等同样重要；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个人信息权也逐渐具备了财产权的属性，即所有权、收益权、处分权等。“信息就是财富、信息就是竞争力”的观念日益为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所认同和重视。因此，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就是对公民基本权利、个人财富和竞争力的保障。

其次，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是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个人信息正在被大规模电子化、数字化和产业化应用，个人信息采集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信息流动日益突破地域和行业限制。个人信息的挖掘和利用对数字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在这种背景下，只有筑牢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墙，才能为数字经济的持续创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是积极应对公众信息泄露事件多发的迫切需要。当前，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侵权、网络诈骗等违法活动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呈现多发态势，不仅严重影响公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需要监管部门依法加大个人信息保护力度，公众自身提升个人信息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有效遏制侵害公众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蔓延的态势。

第二点，人民银行认真履行职责，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征信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

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在履行征信管理职能过程中，始终将维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作为监管的核心理念，在五个方面努力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是推动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在征信制度下，为保障参与个人信息共享的当事人享受最大的福祉，需要在国家层面推动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XJP总shu记关于“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

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制定我国征信市场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双线推动的积极作用，促进各类征信机构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推进征信服务对经济金融领域、社会生活领域和行政司法领域的全覆盖，切实维护信息主体权益和经济金融安全。

二是着力完善征信法规制度。2013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征信业管理条例》，赋予信息主体知情权、异议权和救济权等权益，这在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引导征信业规范发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条例》发布以来，人民银行不断深化征信法律制度建设，出台了《征信机构管理办法》、《征信机构监管指引》、《企业征信机构备案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及行业标准，始终把保护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三是不断提高监管的强度和有效性。一方面，强化监管责任担当，对发生信息泄露、违规倒卖客户数据的国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接入机构、征信机构及其主要责任人，依法从严惩处，有效发挥行业监管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监督和引导金融机构做好客户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规范金融机构展业行为，有效强化金融机构个人信息保护和法律合规意识。

四是大力开展征信宣传教育活动。针对社会公众，充分利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6.14”信用记录关爱日、金融知识普及月等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推动个人信息保护理念深入人心，提升社会公众的诚信意识和

维权意识。针对征信从业人员，加强培训力度，防范岗位风险，提高征信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平。

五是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认真履行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双牵头单位之一的职责，深入贯彻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发改委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积极推进“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工作，共同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围，积极推动相关行业、相关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第三点，进一步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和征信管理工作的三点思考。

当前，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推动征信市场规范发展，既面临着历史性的重大机遇，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平衡好一对关系，应对好双重压力，把握好三方面的监管协调。

平衡好一对关系。这对关系是指商业化应用所需的数据自由流动与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但需要平衡。一方面，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应用是征信行业的基石，缺少自由流动的数据，征信在防范信用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改善金融生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可能无法充分地显现。另一方面，不排除一些市场机构个别内部人员出于逐利的目的，存在违法买卖数据、危害信息主体权益的动机。因此，征信行业必须在信息共享与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的动态平衡中前进，关键是要让信息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自由流动，充分释放信息流动所产生的红利。

应对好双重压力。第一重压力是指，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加上不同信息主体风险暴露和维权诉求的差异比较大，使得个人信息保护和征信维权工作面临点多、面广、条线长的巨大压力。第二重压力是指，个人信息侵权违法犯罪活动采用的技术手段日益复杂，地域跨度较大，现有的管理模式以及人力和技术的配置很难满足有效识别、监测和处理的需求。这不仅体现在征信管理工作中，也是其他信息行业管理面临的共同挑战，直接反映在部分个人信息泄露案件追踪难、取证难等方面。面对上述双重压力，需要继续积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征信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

把握好三方面的监管协调。一是对信息提供方的监管协调。确保信息按照“最低、适用”的理念采集，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二是对信息采集加工方的监管协调。确保征信机构行为遵循征信规则的要求，确保征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三是对信息使用方的监管协调。确保个人征信信息的依法有限使用，确保信息主体权益得到尊重和维护。

人民银行正在积极稳妥地加快推进个人征信业务牌照发放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各界非常关心和关注个人信息如何在信息提供、采集加工和使用过程中得到有效保护，并为此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人民银行正在抓紧整理、研究和吸收，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在个人征信市场准入和业务活动开展中，我们强调注重把握三方面的原则。

第一，第三方征信的独立性原则。征信机构在公司治理

结构和业务开展上应确保独立，防止利益冲突。开展业务要客观中立，不能受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等其他主体的支配。征信产品和服务的使用不能与征信机构股东或出资人的其他业务相捆绑，不能成为股东或出资人谋取他利的手段。

第二，征信活动中的公正性原则。征信业务活动应充分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政治上的正确性。征信产品主要用来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用违约风险问题，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既不能当作把人分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工具，也不能应用于某些低俗的社交活动，背离征信的本意。

第三，个人信息隐私权益保护原则。在制度建设和日常监管中，强调征信机构应从保护个人隐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角度出发，保持业务透明度，防止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不当加工和非法使用，防范对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侵害，切实维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与促进征信业规范发展密不可分。希望各位专家和学者充分利用本次国际研讨会提供的平台，深入交流看法，分享最佳实践，为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丰富征信管理手段、促进中国征信业持续健康发展贡献思想和智慧。

最后，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各位嘉宾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实行综合经营是金融业融合创新的必由之路

范一飞副行长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今天论坛的主题之一是“融合创新”。围绕这一主题，我就金融业综合经营问题跟大家分享几个观点，请大家讨论，共同努力为我国金融业融合创新创造必要的环境。

第一，我国金融业要不要开展综合经营？

客观看，分业经营是管理规制，综合经营是行业选择。我国最严格的分业经营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专业银行时代，例如工商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和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来自不同的金融机构贷款。专业银行导致了市场人为分割和行政垄断，形成了低效率和高成本。最初的金融改革实际上秉承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精髓。商业化改革以后，银行从垄断转向竞争，服务从单一化转向多样化，产品从信用中介转向资产管理，可以说是势在必行。抓住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一对看似矛盾的现象——为什么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确立了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但是金融业的跨业融合创新从来没有停顿？究其原因，是因为更为根本的金融改革目标是确立

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以及“安全性、效益性、流动性”。上述“四自三性”实际上决定了金融机构必须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开展服务竞争以赢得生存和发展。而综合经营往往是金融机构取得竞争优势的必要手段——服务更多更全更新，因而更具吸引力。自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相继提出“稳步”和“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以来，金融业综合经营步伐明确加快。目前，综合经营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允许开展综合经营，还是退回到分业经营，对此有一些不同看法。在我看来，允许金融业开展综合经营是尊重市场的现实选择，而回归分业经营已无现实可能。

一是从尊重现实的角度看，综合经营已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客观存在。目前，绝大多数大中型银行、证券公司和主要保险公司都已通过设立、并购其他金融行业的子公司和以资产管理业务为代表的交叉性金融业务，跨行业跨市场开展综合经营。同时，金融控股公司也在快速发展，投资控股了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等机构的一些金融集团和资产管理公司等都已成为实质上的金融控股公司，一些地方政府也组建了地方金融控股公司。在产品方面，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50多万亿元，与银、证、保金融业表内总资产相比，比例达到1:4，已成为金

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货币供应量波动也产生了明显影响。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使得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相互交叉和融合更加深化，一些互联网企业陆续进入金融领域，在支付、小微贷款、金融产品销售等方面快速发展，部分企业已构建了涵盖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综合化金融平台。

二是从提升金融业竞争力角度看，综合经营是实现收益与风险平衡的创新方向。长期以来，我国金融机构的主要缺陷是业务结构单一、经营方式粗放、金融服务水平不高，金融产品的深度和广度难以满足多元化金融需求。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金融业有效管控风险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压力日益突出。综合经营促进金融机构的业务和收入更加多元化和均衡化，更好地抵御周期性风险，提升跨周期经营能力。

三是从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看，综合经营是实现金融结构调整、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必要措施。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金融业肩负着以金融创新推动企业去杠杆、补短板的重大使命。从去杠杆看，一直以来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结构失衡，融资方式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要发展找贷款、要贷款去银行”造成企业债务持续攀升，杠杆率高企

。在经济上行期，资产负债水涨船高，企业效益掩盖了债务压力；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高杠杆则凸显为经济金融领域的突出风险。去杠杆需要创新思维。资产证券化和市场化债转股等必要手段客观上要求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密切配合，联动创新。从近年来综合经营的效果看，一些金融机构整合不同行业子公司的优势，通过交叉销售、合作营销、联合投资等方式，满足了部分企业的多元化融资需求，有利于改变融资过度依赖银行体系的状况。从补短板看，我国企业长期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土地和资源取得比较优势，但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小微企业发展缺乏后劲。补短板同样需要新思维。针对科技创新企业和小微企业高风险-高收益的特殊性，各类金融机构应该共同采取采取投贷联动、股债结合等方式，多渠道支持科技企业发展；引进大数据技术，在高效率管理风险的前提下补足银行在长尾客户服务方面的短板。实践中，部分金融机构也已通过综合开展银行、信托、金融租赁、投资银行、保险等业务，在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保障房建设、扶持中小企业、支持县域经济与“三农”等方面改进了金融服务。然而，受制于创新能力不足和现行监管约束，我国金融机构开展综合经营总体上还停留在追求金融全牌照的层面，不同金融业务的相互补充和联动仍然有限，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的协同效应还没有充分发挥，储蓄资金向股权投资的转化十分不足。金融业通过综合经营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还需要大幅提升。

实践表明，金融业综合经营增加了金融产品、服务供给的多样性和竞争性，使企业和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也助推了金融业自身的改革开放，提升了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虽然其间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监管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趋严重。但总体来说，继续发展综合经营符合金融业风险和收益平衡需要，也是当前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尊重规律，敬畏市场，因势利导，应作为改革的基本原则。

第二，国际上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步伐停滞了吗？

从世界范围看，综合经营一直都是金融业的主要经营模式。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导致了美国银行业与证券业的严格分离，但与此同时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一直实行全能银行（Universal Banking）制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进行金融大爆炸（Big Bang）改革，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的金融集团广泛出现。受其影响，日本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通过立法，由此也带动了韩国、台湾等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业综合经营。1999年，美国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允许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开展综合经营，标志着综合经营在全球范围内彻底取代了分业经营。这背后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金融结构更加市场化，资本市场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商业银行很难完全不介入证券业务中；二是金融机构有追求规模效应、范围经济从而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盈利能力的内在动力。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和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均允许金融机构开展综合经营。从具体模式看，相当多国家主要通过控股公司结构实现综合经营，同时，银行、证券、保险的业务和产品交叉情况也很普遍。

从最新发展趋势看，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金融业总体方向是优化综合经营、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危机爆发后，有人认为金融业综合经营使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过于复杂，加剧了金融风险的识别和管理难度，是危机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应限制金融机构的规模和经营范围。但国际社会经过不断反思，认识逐步由浅入深，由直观转入理性。一些观点和做法

值得我们借鉴与讨论。

一是理性认识分业经营、综合经营与危机爆发的因果关系。2009年5月，美国国会授权6名民主党成员、4名共和党成员组成了“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目的是调查美国本次金融危机的成因。该委员会走访了700余位证人，举行了19天听证会，给出的危机成因是：监管失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失败、过度借贷和高风险投资、应对危机准备不足与政策前后不一致、问责缺失、住房抵押贷款门槛过低、衍生品失控、评级机构失灵等八大原因，其中并无综合经营。实践证明，在金融危机的暴风骤雨中，相比单一化经营，综合经营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据麦肯锡公司统计，中小型单一业务银行占了金融危机中失败金融机构的绝大多数，在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和2009年，美国149家失败金融机构中综合经营集团只有3家。

二是优化综合经营格局。危机后，美国“沃尔克”规则、英国“威克斯规则”、欧盟“利卡宁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在商业银行的储蓄业务和高风险业务之间建立防火墙，目标是提高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并非禁止或限制综合经营。特别是，由G20引领、IMF和FSB等国际金融组织推动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更好地优化了金融业综合经营的顶层设计。危机后，一些金融机构也全面优化了综合经营格局。如花旗集团将保险、证券经纪等集中纳入旗下的“花旗控股”，以减轻资本金压力。摩根大通仍然保持多元化业务结构，大力发展交叉销售和业务协同，降低投资银行经营成本。

摩根斯坦利和高盛在转型为金融控股公司后，重新树立起在投资银行领域的优势地位，摩根斯坦利还由此进入商业银行业务领域。目前国际前20大银行集团、前20大保险公司都拥有多元化的业务结构和经营模式。在此可以做一个比喻：假如洗澡水是风险管理失控，婴儿是综合经营优势，倒洗澡水而不扔掉婴儿就是各国兴利除弊的良好实践。

三是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危机后，各国并不否定金融业的融合创新，而是从如何解决监管失败的角度构建着力防范系统性风险、有效管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新框架。宏观审慎管理制度随之建立并不断完善，在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方面正在构建一套更加清晰而严格的监管规则，金融业综合经营将遵循新的监管要求进一步规范发展。

第三，在承认金融业综合经营是大势所趋的前提下，怎样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

我们面临金融业融合创新的道路选择。综合国际实践经验、我国实体经济需要和金融业发展现状，发展金融控股公司是稳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基本方向。可以按“集团综合经营、金融控股公司管理股权、子公司分业经营”模式设计并规范我国的金融机构跨业发展基本框架。这就要求我们全面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组织架构，落实风险管理主体责任，减少套利投机，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及内控机制和信息数据平台，提高持续的风险管控能力。

我们面临金融业融合创新的规制选择。必须承认，金融

业综合经营使得金融体系的关联性增加，对金融规制提出了挑战。如：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真空导致层层控股和整体杠杆率上升，单体风险传染至整个系统，跨市场监管套利活动以及复杂而难以管理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金融创新而采取简单回归分业经营的监管“懒政”。建立面向所有投融资行为的功能监管以保证监管全覆盖，建立立足严格的消费者保护的行为监管以确保创新负作用最小化，建立穿透式监管以确保杠杆率保持在合理水平，才是合理的规制选择。同时还要建立良好的监管问责机制。

XJP总shu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明显加快，形成了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复杂的产品结构体系、信息化的交易体系、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综合经营趋势明显”。为此，明确要求我们“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要统筹监管系统重要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积极响应总shu记的号召，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通过不断的融合创新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三去一降一补”，努力防控风险，是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坚持的方向。

刚刚结束的G20杭州峰会的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可以说，不论是经济还是金融，长远发展的动力都源自创新，良好的体制机制都立足于鼓励创新。综合经营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在设计合理的政策环境下，我国金融机构必将藉此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流砥柱！

最后，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以科技引领金融　让金融惠及民生

范一飞副行长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强调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过科技创新推动改革。XJP总shu记特别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活力，集中力量推进科技创新，真正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一直以来，我们见证了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随着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科技创新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正从线性速度快速提升至指数级速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金融业而言同样如此，科技与金融的发展互相融合，密不可分。

科技进步引领金融发展

科技进步促进我国金融业跨越式发展

我国现代金融业虽然起步较晚，但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吸收运用科技进步成果，仅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的百年发展之路。

从1984年人民银行成立电子清算中心，到上世纪90年

代金融机构开始相继引入国外较为先进的主机系统，并采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内部联机业务处理，以及随后的跨省数据大集中，再到本世纪互联网浪潮推动下各类金融服务创新和新兴业态的发展，我国金融信息化先后经历了电子辅助处理、联网处理、央行集中清算、互联网金融以及现在的移动互联、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几个阶段，金融科技进步不断实现历史性突破，成就举世瞩目。

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和小额批量支付系统等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宽服务渠道方面，我们不断创新。互联网技术在各行各业创新应用、飞速发展，与电子商务相伴生出现了互联网金融，支付机构、网络公司、电子商务公司等新兴机构基于互联网技术从事金融业务，传统金融机构也通过互联网技术拓宽销售与服务渠道、开展创新业务。

当前，借助移动互联、云计算和大数据，金融服务将更加智能化和人性化。移动互联对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意义重大，它不仅意味着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变得更“轻”，也使得金融服务可以“随时、随地、随身”。金融业是大数据的重要产生者，也是典型的数据驱动行业。云计算与大数据在金融业广泛应用，为金融业提供了功能强大的技术工具，服务于金融管理决策、精准营销、业务流程再造，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风险和欺诈问题，大大提升了金融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增强了互联网金融的服务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

科技进步推动金融业组织管理变革

一方面，科技在给金融业物理特征和运行方式带来急剧改变的同时，也驱动金融业的组织架构、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作出相应调整和变革。比如，移动金融、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使得金融机构从依赖物理网点拓展业务，变成更多地依赖网络和手机等平台拓展业务。现代金融越来越呈现为一项服务功能，客户真正需要的是便利的金融服务体验，而不是物理渠道本身。因此，客户在哪里，金融服务的触角就应该延展到哪里。

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也促进了金融组织管理系统创新。当前，利用信息技术创新管理模式推动流程再造和产品服务创新，已经成为国际金融界通行的战略思维。例如，国内已经有不少银行采用影像平台和数据切片技术，推进运营服务集中作业，提高服务效率，降低作业成本。类似案例不胜枚举，体现了科技进步对金融业组织管理架构的革命性影响。

科技是金融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在我国金融科技水平大踏步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科技持续发挥着“发动机”作用，推动我国金融服务生产力车轮快速前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率迅猛增加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幅提升。根据有关基于增长核算理论的测算，科技进步（包括管理）是我国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的主要因素，进而也构成了金融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在

过去的十几年间（2001～2014年），科技进步（包括管理）对金融业增加值平均贡献为44%左右，分别超过资本（40%）和劳动力（16%）的贡献度。除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外，科技进步对金融业增加值的贡献稳步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也有所加快。从这一角度看，我们更加可以断言，科技是金融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金融科技惠及民生

科技引领金融发展，推动金融业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民生。伴随着科技进步，我国金融惠民成效显著。

科技进步促进渠道创新，不断贴近百姓民生。渠道是社会大众获取金融服务的窗口，直接关系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用户体验，也是社会公众对金融科技进步最直观的感受。我国金融服务渠道发展经历了单一渠道、渠道电子化、渠道信息化、移动网络渠道等阶段，即消费者从必须到金融机构实体网点面对面办理业务，到使用银行卡、ATM等机具自助办理，再到使用网络银行、网络证券、网络保险足不出户就可办理业务，以及当前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随时随地享受便利金融服务。目前，国内金融机构基本实现实体网点、自助机具、网络金融、移动金融等服务渠道全覆盖。网络经济的突飞猛进推动“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催生了多样性的金融业态，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服务渠道覆盖率、渗透率及便捷性，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因金融网点、金融机具不足导致的金融服务相对薄弱问题。

科技进步带来支付清算变革，切实提升服务效率。支付

清算是整个金融服务体系的后台支撑，直接关系到经济金融体系正常运行和人民大众日常生活。虽然处在后台，但科技创新带来的支付清算变革可直接影响金融服务的便捷性。我国支付清算体系经历了手工核算、同城票据交换、电子化和信息化等发展阶段。在手工核算阶段，资金从一个城市转到另外一个城市必须通过信汇、电汇这些方式，需要数天甚至一周才能完成。随着人民银行建成运行电子联行系统，商业银行也建立了行内通存通兑系统，可以用一天时间完成资金跨地区转移。现在，受益于大小额支付系统、银行卡清算系统、外汇交易系统和各商业银行核心系统构成的现代化支付清算体系，社会大众可以享受到跨地区、跨银行通存通兑、银行卡异地消费、网络转移资金瞬间到账、本外币在账户间自由转换等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包括当前备受热议的第三方支付和各种“宝宝”类理财产品，都是在我国高效的支付清算体系基础上才得以正常运行。

科技进步提升风险控制能力，不断夯实服务基础。风险控制是现代金融的核心，由于其在后台运行，通常不为社会公众所感知和了解，但是风控系统直接关系到金融机构稳定运营且与公众财富安全密切相关，一直是应用高科技手段的重点领域。随着科技进步，我国金融业风险控制发展先后经历了人工风控、联网分级风控、集中全面风控等阶段。早期金融业风控采用人工授权与复核方式，重点防范操作风险，因为风险发现时效差、难度大，不法分子挪用资金案件时有发生，对风险的严密防范也使金融服务创新受到较大抑制。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广泛应用，我国金融业逐步建立了联网

分级风控体系，实现了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风险度量和控制。风控能力提升增进了金融机构对客户的了解，投资、理财、信贷等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得到了极大提高。随着科技发展，数据仓库、数字影像、数字证书、生物识别等技术成熟，集中全面风控成为主流，金融机构实现业务前后台分离。同时，全国个人和企业征信系统的建成全面激活了金融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大数据为银行分析小微企业、普通公众的信贷风险提供基础环境支撑，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

科技进步增强安全保障能力，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当前信息化、网络化已经成为金融的重要特征，金融网络及信息系统与公众财富管理和国民经济运行密切相关，一旦出现数据丢失或服务中断等安全问题，将直接影响公众利益、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金融领域始终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在安全保障方面投入巨大成本，包括按照全世界最高要求建设的“两地三中心”灾备体系、高度稳定的信息系统、高等级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以及高水平的科技队伍。这些巨大投入的成效虽然无法直接在金融服务中体现，但每时每刻都在保护公众资金安全，确保金融体系安全稳定运行。

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的惠民作用

融合新业态，引领科技惠民新趋势

金融业历来是科技应用的重点领域。事实上，对金融业特别是商业银行而言，互联网等新技术已运用得比较充分。今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早已跨越了“水泥+鼠标”阶段。对金

融服务而言，移动互联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便捷高效的渠道。金融业也不应仅把眼睛盯在提升网络渠道的直销比例上，把思维停留在“增设网站做金融”上，而应该以互联网思维重新思考自身与客户的关系和定位，回归客户服务本源，重新规划商业模式，重塑自身核心竞争力。

具体而言，金融服务对于人类只是“衍生需求”，不能直接解决客户的衣食住行问题。虽说商业离不开信用，交易活动不能没有支付支持，但在过去，解决人们“最终需求”的商业环节与解决金融“衍生需求”的支付环节是分离的。移动互联技术的成熟和运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商业模式，并推动商业和金融融合。目前，在很多“脱卡”支付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业环节与金融环节，已经“看不到”金融的动作，但支付确已发生。在这些场景下，金融已经与商业合而为一，成为广义商业流程的一部分。

因此，面对互联网企业的跨界竞争和冲击，金融业特别是商业银行不应该封闭、麻木或者恐惧，而应该以开放心态拥抱互联网，放下身段、主动融合，敢于自我革命。商业银行要以“归位”思维重新设计与客户的关系，聚焦客户需求“痛点”，主动连接应用场景，发挥金融“芯片”作用，推动自身流程再造和组织变革，从而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实现科技惠民的目的。

充分发挥融资和风险分担功能，助力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失败风险大、研发周期长等特点，金融通过发挥筹集资金、风险管理、价值发现、信息

处理等功能，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金融系统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跨部门沟通合作，积极构建多元化融资渠道，改进和完善对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取得了积极成效。人民银行一直重视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工作，通过信贷政策引导、发展银行间债券市场等举措，推动金融资源与科技领域对接。下一步，金融业要进一步创新服务方式，着力提高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的可得性，特别是要加强和完善对助学、创业、科技型小微企业、初创期科技企业的金融支持，积极配合实施国家“加快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科技发展战略。

一是推动中介市场服务体系创新，为科技与金融结合提供专业服务。建立健全融资担保平台，提高担保机构对科技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

二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展股权质押、知识产权质押、商标权质押、专利权质押等多种形式的质押融资，有效突破科技型企业“轻资产”融资困境。建立健全统一高效的知识产权抵押质押登记系统。

三是创新多元化融资渠道。鼓励银行与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等机构合作，引导资本向创新集聚。发挥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功能，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运用包括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区域集优、项目收益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进行融资。鼓励和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信用增进、担保等方式进行信用增级，降低其融资成本。规范发展创业板、中小企业板市场，推动发展未上市股权转让市场。

树立功能监管理念，维护消费者权益

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电子现金、数字货币等新业务、新概念快速涌现，对于这些新生事物加以认识、理解并纳入现有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体系需要一定过程。与此同时，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新业态层出不穷、跨界竞争无所不在的形势下，不仅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已成定势，甚至金融业与其他产业融合也是大势所趋。相应地，金融监管的基础和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一形势下，金融监管应树立并强化功能监管理念，在充分发挥机构监管专业化与可操作性强等优势的基础上，逐步实施功能监管，加强各监管机构的横向协调，完善金融产品的横向规制体系，鼓励和引导金融创新，确保市场参与者责权利的平衡。

此外，金融业在强调技术升级运用的同时，也要坚持风险底线思维，加强应急处置、安全防护建设，积极提升系统和设备安全可控水平。金融机构之间要加强沟通协调、协作互助，形成网络安全保障合力。金融机构在开发新产品、新业务过程中，要按照“展业三原则”和有关监管要求，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处置金融消费纠纷的体制机制。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据挖掘技术，生物识别技术等先进科技手段提高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能力。

中国当代金融业的发展史，就是一段加快开拓创新、扩大对外开放的历史。回顾过去，我们坚持拿来主义和自主创

新相结合，敢于吸收国外先进科技成果为我所用，将后发劣势转变为后发优势，实现了后来居上。展望未来，科技进步作为一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力量，仍将继续促进金融业蓬勃发展。人民银行将坚持包容创新的监管理念，紧跟先进科技发展步伐，加强对新科技风险识别、控制、管理的前瞻性研究，积极稳妥推广运用各项先进技术，努力提升科技应用与监管水平。面对新常态下的新形势、新挑战，金融业也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充分利用国内外先进科技手段，不断提升金融支持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力度，让现代金融更多惠及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

在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工作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范一飞副行长

今天，我们召开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工作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精神，就进一步加强支付结算管理，全力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进行动员部署，筑牢金融业支付结算安全防线，协助公安机关遏制此类犯罪的高发势头。刚才，公安部刑侦局陈士渠同志介绍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工作情况，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谢众同志介绍了电信网络诈骗中支付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下一步拟采取的工作措施，工商银行、支付宝、中国银联和人民银行深圳市中支的同志结合各自实际，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做法和工作想法，讲得都很好。下面，我受周小川行长委托，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讲五方面意见。

一、认清形势，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电信网络诈骗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损害社会诚信和社会秩序，已成为当前影响群众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大公害。自2015年10月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部际联席会议部署在全国开展专项行动以来，打击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成功侦破一大批案件，为群众挽回大量经济损失。根据公安部门统计，今年1至8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7.1万起，同比上升2.4倍；查处违法犯罪人员3.8万名，同比上升2.5倍；收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16.5亿元，为群众挽回损失36.4亿元。尽管打击治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各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银行、支付机构也配合公安机关做了大量工作，但必须清醒地看到，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势头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8月以来，山东、广东连续发生大学生被骗恶性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对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XJP总shu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作出重要指示批示。9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打击治理工作。9月23日，国务院召开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暨深入推进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对我们进一步做好打击治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不法分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最后一个环节就是通过支付体系转移受害人资金，并实现赃款变现。如果银行和支付机构的风险防控措施得当，将对防范和遏制电信网络诈骗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一定要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从维护

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深刻认识当前电信网络违法犯罪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进一步加强支付结算管理，推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向纵深发展。

二、深入分析，找准支付结算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

前期人民银行组织银行、支付机构配合公安机关开展相关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支付结算领域的一些突出问题。支付结算领域普遍存在重便捷高效、轻安全防范的倾向。一段时期以来，支付机构与银行、支付机构相互之间片面竞争开户和结算便捷，有些机构监管约束薄弱，不断打擦边球，个别机构严重违规，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具体表现为：

（一）有章不循，支付环境有待改善

一是一些银行和支付机构未认真履行“了解你的客户”原则，对人证合一、开户意愿真实性审核不严，支付机构实名制流于形式，银行代理开户审核不严。二是部分收单机构未落实特约商户资质审核制度、巡检制度等，存在虚假商户注册申领POS机具、对机具改装侧录信息和复制伪卡、违规移机等问题，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也给公安机关侦查办案造成一定困难。同时，少数收单机构向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出租、出借支付通道，甚至与不法分子沆瀣一气，在接口被查封前通风报信。三是支付机构与银行合作开展业务过程中系统保留的支付信息不完整、不一致、不可追溯，加大了案件追查难度。

（二）制度缺失，治理违规行为缺乏支撑

一是电信网络诈骗集中反映出当前买卖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活动猖獗，现行法规制度缺乏对个人买卖账户的处罚措施，买卖账户法律责任不明确、违法成本低、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二是对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不足，买卖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的违法行为难以有效遏止。三是网上随意买卖POS机具，POS机具被不法分子改装用于侧录银行卡信息和大肆进行套现。四是对无证机构非法从事支付结算罪的认定法律适用问题不明确。

（三）监管不力，违规行为未能予以遏制

一是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账户的监管，重单位账户、轻个人账户，对账户实名制检查力度不够。二是对银行卡收单业务监管的针对性不足，缺少灵活机动、“短平快”式整治或检查。三是监管检查处罚力度不够，震慑作用不强。

（四）消费者宣传教育不到位，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一些消费者对账户实名制的法律意识淡薄，一部分人群受利益驱动向不法分子出售账户或者协助开户，同时部分消费者个人账户安全使用和保护意识薄弱。

三、瞄准目标，着重解决电信网络诈骗反映的突出问题

针对上述支付结算领域的不足以及公安机关侦破案件反映出的突出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改进工作，完善制度，切实采取管用实用的措施，抓住重点和难点问题着力攻坚。

（一）高度重视账户实名制

账户实名制是一项基础性金融制度安排，是维护经济金融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接连不断的电信网络诈骗反映出账户实名制落实不力，需要我们更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总体来看，银行和支付机构应当从增量开户控制和存量账户排查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对新开户进行严格实名审查，全面落实人证合一、开户意愿真实性、代理开户、批量开户的审核要求。尤其是根据公安机关反映，目前不法分子在国有商业银行难以批量开户、代开户后，逐渐向各地农村信用社、地方银行转移；在东部省份难以开户后，逐渐向贵州、云南、新疆等西部地区转移；在银行难以开户后，向支付机构转移；在大型支付机构难以开户后，向小型支付机构转移。各地信用社、支付机构、地方性银行、中西部地区银行尤其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严防不法分子利用非实名账户收受、转移资金。另一方面，银行和支付机构要对存量账户中一个人开立多个账户以及预留一个手机号码对应多个非同名账户的情况进行排查。人民银行将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线索，对银行和支付机构开户情况进行倒查。

（二）阻断电信网络诈骗资金转移的主要通道

为落实六部委《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延时到账的要求，此次根据公安机关反映的电信网络诈骗特征，规定个人ATM转账资金24小时后到账，个人汇款在24小时内可以向银行申请撤销转账，以最大限度阻断诈骗分子诱导受害人进行资金转账和赃款变现。这一措施是特定阶段、特殊情况下采取的针对性措施，有助于将资金阻截

在被诈骗分子转移之前，但的确也会对一些正常业务产生影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银行柜面工作量。对此，我们将充分统筹考虑支付安全性与便捷性，组织银行和银行卡清算机构进一步研究开发提高ATM转账安全性的技术措施，为下一步适时调整相关政策创造条件。银行和支付机构要切实加强对可疑交易的监测力度，对可疑交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阻断诈骗分子转移资金。均衡支付便捷性和安全性的原则，我们应当长期追求、普遍坚持，但具体做法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三）加强个人支付信息安全保护

确保消费者支付信息安全是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重要措施。银行和支付机构要采取双向认证、关键字段散列或加密存储等技术防护措施，防止客户敏感信息泄露；要加强系统安全防护，健全内部授权管理，分离不相容岗位，记录信息调用日志，有效防止外部黑客攻击和内部人员盗取客户信息。银行、支付机构以及电商对于客户交易信息在互联网上传输务必采取加密手段，不得明文传输。

（四）建立个人资金保护的长效机制

今年4月1日和7月1日，为满足互联网金融发展需要，确保落实账户实名制，建立个人资金保护机制，人民银行建立了个人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分类管理机制。根据银行和支付机构对个人身份信息核验方式和风险等级的不同，我们把账户分为三类。实行账户分类管理充分体现安全与效率的平衡关系，账户开立要求越严格、实名认证强度越高、账户的功能越全；账户开立越便捷、实名核验不充分，账户的功能就要受到一定限制。

自2016年12月1日起，人民银行将全面推行账户分类管理制度，同一个人在一家银行只能开立一个I类户，在一家支付机构只能开立一个Ⅲ类户。银行和支付机构要引导个人利用账户分类机制合理存放资金，安排资金使用，尽快做好相关业务流程和系统的改造工作，并引导社会公众按需开立和使用账户。此外，银行和支付机构还要持续、广泛地开展对社会公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信息安全和支付安全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社会公众账户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四、发挥合力，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

实现公安机关对涉案账户资金的快速查询、止付和冻结，是阻断诈骗资金链和挽回群众损失的重要手段。为此，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等相关部门于今年初建立电信网络诈骗涉案账户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并于６月建成运行“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交易风险事件管理平台”。截至2016年9月20日，全国共有1253家银行、28省市公安机关接入平台，累计处理业务11.86万笔，效果明显。目前，一些地方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还没有接入，支付机构的接入工作正在进行中；尚未接入的银行和从事网络支付的支付机构要加快进度，确保今年年底前全部接入。对此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加强协调、指导和监督，当作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重点工作来抓。

据公安机关反映，一些支付机构对协助公安机关查询、止付和冻结工作不够重视；一些支付机构的信息系统功能不完善，记载信息内容不全、时间过短；个别支付机构甚至向电信网络诈骗分子提供接口、有意识协助犯罪等。对此，支付机构要尽快建立健全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的查询、止付、冻结机制，依法协助做好相关工作，坚决纠正违规违法行为，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拖延。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加强对支付机构违规对外提供支付接口的监督检查，从严查处违规机构。要借助支付机构风险专项整治工作机制，加强与地方政府、公安、工商部门的协调，尽快依法处置一批无证机构，有力配合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违法犯罪活动。

五、强化责任和担当，认真贯彻落实《通知》各项要求

为落实好中央领导的指示批示精神和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工作部署，中央综治办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发布《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就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作出周密部署。为落实《通告》，人民银行研究制定《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 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中提出的很多措施既有助于防范和治理电信诈骗，也有利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但是这些措施能否发挥作用，关键还要看银行机构、支付机构、银行卡清算机构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执行情况。各单位、各部门要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期盼放在心上，直面问题，勇于担当，认真落实《通知》各项措施。针对这项工作，我再提几点要求：

（一）高度重视，强化领导

《通知》政策性强、涉及面广、落实任务繁重。人民银行、银行和支付机构要高度重视、立即行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建立健全工作落实机制。人民银行要加强落实《通知》的领导、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明确责任和流程，确保《通知》各项措施有效落地，切实发挥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积极作用。

（二）加大业务流程和系统改造力度

为落实《通知》要求，银行和支付机构需要对现有的账户开立和使用，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ATM机具，可疑交易监测等业务流程作出较大调整，并要对新开立Ⅰ类户实施唯一性控制，对相关账户采取取消非柜面业务、暂停业务等措施。因此，银行和支付机构要加强内部相关业务部门、技术部门以及与中国银联的沟通协调，确保相关业务流程和系统尽快完成改造，为落实《通知》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三）增强合规意识

《通知》的实施有利于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从根本上保护广大群众的利益，同时也会给社会公众的支付体验带来一些影响。为保护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最大程度降低《通知》实施对单位、个人的影响，银行和支付机构应当尽职履行告知义务，引导单位和个人对支付行为进行相应调整。需要采取暂停业务措施的，银行和支付机构一定要依法合规、认真甄别、慎重决策。

（四）全面开展社会公众宣传和风险提示

为确保《通知》平稳实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行和支付机构也要加强对《通知》的宣传，让社会公众充分了解相关要求和措施，积极争取社会公众、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密切关注舆情，加强宣传和引导。银行和支付机构要利用电子屏幕、宣传页、手机短信、网上银行、ATM屏幕、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提示风险。

（五）严格实行责任追究

各部门要将责任明确到岗、分解到人，层层抓落实。银行、支付机构和中国银联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对因违反制度规定导致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单位，要依法依规从严追究责任。对监管不到位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也要严肃问责。

同志们，加强支付结算管理，切实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违法犯罪，不仅是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社会治理的政治任务，也是我们维护国家支付体系安全运行、维护社会公众对货币转移机制信心的分内职责。各单位务必要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积极行动起来，强化管理、加大投入、密切协作，筑牢支付结算领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强大防线，阻断受骗资金划转，净化支付体系运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在陆家嘴论坛上的讲话

范一飞副行长

尊敬的杨市长、肖主席、项主席，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我很荣幸受周小川行长委托，回到美丽的黄浦江畔，出席本次陆家嘴论坛。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换档变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长动力转向创新驱动。中国金融业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关键在于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改善金融服务。本次论坛将主题设为“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与扩大开放”，确实抓住了当前中国金融发展的关键问题。

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改革开放的一个显著特征表现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序推进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我国于1996年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即开始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2014年，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顺利推出，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更加便利，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进一步简化。人民银行将会同相关单位进

一步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主要内容包括：打通个人跨境投资渠道，推出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DII2）境外投资试点。完善“沪港通”和推出“深港通”，允许非居民在境内发行除衍生品外的金融产品。修订外汇管理条例，取消大部分事前审批，建立有效的事后监测和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提高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我国资本市场便利性。总的来看，随着一系列金融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距离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已越来越近。与此相应，人民币国际地位不断上升。2009年以来，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逐步取消人民币用于跨境交易计价结算的限制，基本建立了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政策框架，有力地促进了贸易投资便利化。人民币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跨境支付货币。2015年1-5月，人民币跨境收支占本外币跨境收支的比重上升至27.7%。人民币国际使用逐步扩大。截至2014年5月末，我国境内银行的非居民人民币存款余额为2.1万亿元；截至2015年4月末，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持有人民币资产余额约6667亿元。人民币国际合作成效显著。截至2015年5月末，人民银行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约3.1万亿元人民币；在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支持人民币成为区域计价结算货币。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2015年5月，人民币继续保持全球第5大支付货币地位，市场占有率上升到2.18%。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货币国际化进程中，通常伴随着新

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既是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提升的必然结果，也是先行先试的引领者和排头兵，必将与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2015年1季度，上海自贸试验区人民币跨境使用新政策业务共发生996笔，累计金额583.67亿元，较上季增长38.8%。1-5月，上海地区的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1.01万亿，占全部跨境收付金额的22.5%。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初步显现。下一阶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抓住金融改革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机遇，坚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全力开拓上海金融发展新局面，同时为全国金融改革开放提供具有借鉴和推广作用的成果和经验。

一、继续大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长期以来，人民银行高度重视，始终大力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并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大力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改革。2013年以来，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构建改革框架并启动相关改革。以人民银行发布《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为起点，配套出台了5份实施细则，初步构建了人民银行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政策框架。第二阶段是为体制机制重要改革打造基础架构。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实施细则和风险审慎管理细则2份文件为标志，初步构建了分账核算管理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为启动自贸试验区资本及金融账户开放等体制机制改革创设

了“有利于风险管理的电子围网”。第三阶段是启动体制机制改革。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自贸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境外融资与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为标志，建立了以资本约束机制为基础的本外币一体化、统一的境外融资规则，依托自由贸易账户管理系统，通过风险转换因子等宏观审慎管理手段，实现了简政放权和风险管理的有机结合。

二是不断推动上海金融市场创新发展。支持自贸区注册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推动人民币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RQFLP）和人民币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试点（RQDLP）；推出人民币远期费率协议中央对手清算业务、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中央对手清算业务、人民币利率互换集中清算业务；指导上海黄金交易所不断推出新的交易品种。

三是努力提高上海金融对外开放水平。率先开展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和跨国公司境外人民币放款试点，鼓励外汇业务产品创新，推进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发展；在全国率先开展第三方支付机构外汇支付试点，支持货币经纪公司开展人民币外汇期权经纪业务试点；推动人民币海外合作基金的设立和运作，支持上海赛领资本对外投资；鼓励境内外合格金融机构开展RQFII和RQDII业务等。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努力做到“三个联动”

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进入新阶段，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有关部署，牢牢抓住自贸区发展、科创中心建设和金融改革开放加速这三个历史性机遇，努力做到“三个联动”。

一是实现与自贸区改革联动。我们要认真落实国务院《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要求，从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和增强金融服务功能入手，加大金融创新开放力度，努力实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自贸区改革的联动。改革的重点方向主要包括：第一，争取率先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按照统筹规划、服务实体、风险可控、分步推进的原则，在自贸试验区内推动金融及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个人跨境投资双向开放等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先行先试，逐步提高资本项下各项目的可兑换程度。第二，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实行贸易、实业投资与金融投资三者并重，推动资本和人民币“走出去”，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使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的支付、交易、储备和定价货币。第三，扩大金融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探索金融服务业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动金融服务业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扩大开放。第四，加快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依托自贸试验区金融制度创新和对外开放优势，推进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平台建设，拓宽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金融市场的渠道，提升金融市场配置境内外资源的功能。第五，构建与金融开放运行相宜的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建立适应自贸试验区发展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的金融监管机制，加强金融风险防范，营造更好的金融发展环境。

二是实现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联动。

一方面，上海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离不开金融业的各项服务和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科技创新的建设为上海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点。要落实XJP总shu记重要指示,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推动设立科技专营金融机构或部门，鼓励金融机构与科技园区、科技企业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探索投贷联动试点，促进创新创业；强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对科技创业的支持作用，充分发挥“战略新兴板”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对科技企业的融资担保力度，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三是实现与全国金融改革开放大局的联动。我们相信，上海作为全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一定会扎实做好中央各项政策措施在上海的落地准备工作，为全国金融改革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我们将考虑推出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QDII2)，拓宽境外人民币投资回流渠道，进一步放宽跨境资本流动限制；支持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为各类金融机构在沪的集聚提供更好的服务；推动在沪金融市场加强跨市场联动与合作，丰富市场参与主体。

三、将金融基础设施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重点

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高效安全运行的基础，是衡量一国金融深化程度的标尺，是金融对外开放的必要条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同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也是金融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理论研究和国内外的实践充分证明，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与一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以及

金融体制的变迁息息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促进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产业资本的积累；金融基础设施越发达，其经济金融体系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就越强。尤其在当前，改进金融基础设施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对于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增强对“三农”和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支持，对于鼓励建设创新型国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将这一工作提升到国家改革发展的战略高度，对金融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人民银行不断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有力保障了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支付、清算和结算体系建设不断完善，非现金支付工具应用更加广泛，农村地区支付环境持续改善。金融法制建设深入推进，一系列金融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发布。政府和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不断完善，与国际标准接轨进展顺利。征信业规范发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总体加快。反洗钱管理改革持续深化，制度建设和监测工作继续推进。

对于上海来说，金融基础设施是做大做强金融业的重要保障，是增强金融中心竞争力的关键，是提升金融国际影响力的有效方式。可以说，只有拥有了世界一流的金融基础设施，上海才能建成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目前，虽然上海的金融基础设施在国内是第一流的，但仍应坚持以国际先进水平为标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为全国的先行者和表率。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金融业运行的法制基础。金融法制建设主要在国家层面进行，但上海也可以先行先试，以自贸区金融和互联网金融为重点，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确保各类创新金融业务和金融对外开放活动有法可依，依法合规进行。同时，继续精简行政审批事项，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二是要形成统一、安全、高效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体系。稳步推进金融市场中央对手方、交易信息报告库等制度和设施建设；完善金融产品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结算制度；统筹协调支付、清算、结算体系发展，完善相关法规制度；进一步加强发行系统、交易系统、清算系统、托管结算系统、市场成员内部系统和监管机构监测系统之间的数据高效处理和传递，提升相关基础设施技术系统功能，提高市场透明度和运行效率。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清算、结算效率，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一期工程已经基本完成系统开发，正在进行业务联调测试，计划于今年4季度投产运行。这一系统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中的国家级主干工程，将为境内外机构营造更加高效、更加便捷、更加安全的支付服务环境，对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会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三是要加快市场化的征信业发展。目前我国市场化征信机构发展相对滞后。上海具有发展征信业的良好基础，应大力推动征信机构多元化发展，支持有实力的机构做强做大，鼓励征信机构重组并购，积极应用新技术发展新业态征信，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鼓励适度竞争。同时，上海地方政府部门之间加快政务信息公开和共享，强化对政务信息的加工应用。

四是要强化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是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集聚之地，完善的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机制是良好金融发展环境的必要组成部分。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积极建立健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工作机制，探索多元化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模式，建立多部门的对接机制，形成保护合力。加强对个人金融信息的保护；督促金融机构充分披露产品信息，充分揭示金融风险；将消费者保护范围扩展到新兴金融领域。

女士们、先生们，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开放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发展开启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带来了更多的机遇。而上海的先行先试也定将为其他地区深化改革开放积累经验，发挥示范引领、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志之所趋，无远弗届。人民银行愿与上海市和各相关部门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快上海金融改革开放步伐，加强上海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添砖加瓦！

谢谢各位！

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

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潘功胜副行长

一、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需强化风险防范

近年来，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以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P2P）、股权众筹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业务形态日趋多元，在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满足多元化投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覆盖面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互联网金融本质上仍是金融，没有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传染性、突发性和较强的负外部性特征，而且由于互联网属性，其风险的波及面更广、扩散速度更快、溢出效应更强。当前，互联网金融在快速发展中积累了一些问题和风险：某些业态偏离了正确的创新方向，部分机构风险意识、合规意识、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不强，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制度缺失，有些甚至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进行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近期爆发的一系列风险事件，对行业声誉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成为广泛共识。

二、中央高瞻远瞩，互联网金融领域专项整治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互联网金融发展和风险防范工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抓紧开展互联网金融领域专项整治，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

今年，根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人民银行会同十六个相关部门开展了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研究制定了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专项整治工作的目标、原则、重点、职责分工和进度安排。此次专项整治工作的目标是贯彻落实去年7月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规范各类互联网金融业态，优化市场竞争环境，扭转互联网金融某些业态偏离正确创新方向的局面，并通过总结治理经验，建立完善长效机制，促进行业良性健康发展。

专项整治以“打击非法、保护合法；积极稳妥、有序化解；明确分工、强化协作；远近结合，边整边改”为原则，突出问题导向，集中力量对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第三方支付、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及跨界从事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领域广告等重点领域进行整治，切实防范和化解互联网金融风险。

为保证整治效果，创新运用抓准入、资金、奖惩、内控、技术、反倾销反补贴等多类整治方法。针对互联网金融跨领域、跨地域经营等特点，专项整治强调加强跨部门、跨地区协作和沟通，按照“部门统筹、属地组织、条块结合、共同负责”的精神，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各有侧重，初步形成了全国联动、稳妥有序、方法创新、兼顾长效的工作格局。

三、建立健全适应互联网金融特征的监管体系，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推动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要按照边整边改、标本兼治的思路，以整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为导向，在全面排查和妥善化解风险点的同时，抓紧开展长效机制建设。

第一，针对互联网金融跨界混业经营、贯穿多层次市场体系的特征，逐步健全并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监管体系。一是强化准入管理和功能监管。设立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必须依法接受准入管理。根据互联网金融业务实质与功能属性确定监管要求与监管主体，实现对各金融业态、线上线下金融行为监管全覆盖。坚持监管公平性，明确互联网企业从事金融活动适用与传统金融机构从事类似业务基本一致的市场准入政策和监管规则。二是实施“穿透式”监管。把互联网金融的资金来源、中间环节与最终投向穿透联接起来，综合全环节信息判断业务性质，执行相应的监管规定。三是完善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分工。由于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的跨区域经营特征明显，由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牵头开展专项整治，是对中央与地方监管分工的有益探索。

第二，针对互联网金融服务大量“长尾人群”的特征，既要发挥其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又要注重保护投资者利益。一是加强投资者教育和权益保护。互联网金融投资者人群大多风险意识不足，风险承受能力薄弱。要规范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信息披露，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强调“卖者有责”。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提高投资者金融素养，引导树立“买者自负”的投资理念。二是建立“反倾销、反补贴”制度。一些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为争夺“长尾”客户，承诺有悖金融规律的高额回报，其实质类似商品贸易领域的倾销行为，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要清理不正当竞争行为，完善反不正当竞争制度。三是规范关联交易。由于互联网产品通常具有用户越多、场景越多、粘性越高的特性，容易形成规模庞大、客户众多、跨领域经营的从业机构。对该类机构要立足宏观审慎监管，完善防火墙制度，加强对机构实际控制人和控股大股东的管理；对跨界混业经营的机构，强化对机构间互相持股、高管交叉任职等情况的监管，防止风险交叉传染和“多而不能倒”。四是规范广告宣传。一些从业机构进行虚假违法宣传，对社会公众具有一定误导性和迷惑性。要加强金融广告管理，未取得相关金融业务资质的机构，不得对金融业务或公司形象进行宣传；取得相关业务资质的，宣传内容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第三，针对互联网金融的技术特征，既要支持金融科技创新，又要注意防控技术风险，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技术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得益于网络技术的发展，但若出现网络或信息安全问题，其风险的扩散速度更快、波及范围更广、传染性更强。因此，一是继续鼓励创新。支持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依托科技创新驱动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满足实体经济多层次投融资需求，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覆盖面。二是维护网络和信息安全。互联网金融高度依赖信息技术，

但其信息系统安全面临黑客、木马病毒等威胁，尤其是一些互联网从业机构拥有大量用户数据信息，确保用户信息安全至关重要。要加强从业机构信息安全系统建设，提高技术安全标准。强化公民信息数据隐私保护，加强数据模糊化处理等隐私保护技术的开发使用。建立健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制度，防范通过互联网金融进行洗钱、恐怖融资等行为。三是提升互联网金融监管水平。探索运用互联网思维、信息数据技术创新金融监管方式和方法，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技术支持，努力实现在线监管、实时监测、精准治理。

第四，针对互联网金融快速迭代、形态多变的特征，精准把牢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关键环节。一是加强资金监测，严格执行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对资金账户及跨行清算实行透明化、集中化运作，实现对互联网金融业务活动的全方位监测，从源头管控互联网金融风险。二是加强为互联网金融活动提供交易、支付清算、托管结算等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管理，建立统一标准，加强监管统筹，实现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全程动态监测和早期预警。三是加强行业自律，充分发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的自律作用，制定行业标准、数据统计、信息披露等制度，完善自律惩戒机制，形成依法依规监管与自律管理相结合、对互联网金融领域全覆盖的长效管理体制机制。

第五，针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与外部环境交互性较强的特征，不断优化金融生态，营造法治健全、企业内控、社会监督的良性治理环境。一是完善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框架。各

类互联网金融活动应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适用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在确有空白的领域，抓紧推动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建设，引导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有序发展。二是强化企业内控。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应参照金融和信息科技企业的内部控制基本原则，具备健全的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系统等软硬件条件。三是加强社会监督。探索建立举报制度，发动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举报违法违规行为。研究制定“重奖重罚”制度，在给予举报人奖励、强化正面激励的同时，提高金融违法成本和威慑。充分发挥会计师、律师、评级机构等第三方机构的鉴证和监督作用，加强社会征信体系建设。

加快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 夯实金融宏观调控和审慎监管基础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

党中央、国务院对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高度重视。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统一、全面、共享”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强调要“加大金融统计标准化工作落实力度，加快金融业综合统计信息平台建设”。

一、金融业综合统计是现代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统计是现代经济的量化反映，它不仅反映金融系统内部运行的状态，还反映着经济运行乃至社会体系运行的状态。金融业综合统计通过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全部金融运行量化信息的全面、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及时观测分析经济金融运行状态，准确把握经济金融运行的脉搏。因此，金融业综合统计不仅是支持货币政策决策、维护金融稳定、有效实施金融监管的重要工具，而且是监测经济社会各部门、各市场运行状态的重要手段。适应现代经济金融发展的需要，推动金融统计从分散的专业部门统计向统一的、标准化的综合性统计转变，不仅是中央银行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其他金融监管当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它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一)我国金融业深刻变革要求传统的金融统计向现代综合金融统计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生了深刻变化，金融业从单一的银行业，演变为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业并存的大金融业；金融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交易规模和交易方式日趋多样和复杂；金融工具和品种结构多元发展，贷款融资占比明显下降，其他方式的融资占比显著上升。截止2011年末，我国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公司总资产分别为113.29万亿元、6.01万亿元和9011亿元，分别比2006年末增长1.6倍、2倍和45.3%。2012年上半年，除人民币贷款外的其他方式合计融资2.92万亿元，是2002年同期的146.7倍；占社会融资规模的37.6%，比2002年同期提高35.3个百分点。其中，直接融资[注1]9739亿元，是2002年同期的25.1倍；银行表外融资1.43万亿元，而2002年时这些表外业务量还非常小。金融业的这些变化大大突破了我国传统的建立在单一银行业基础上的传统金融统计，相应要求金融统计要向以银行、证券、保险等大金融业为基础的综合统计转变。

(二)我国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对传统金融统计提出了严峻挑战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成功，改革创新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新型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不断涌现。在传统银、证、保机构以外，出现了形式不同的金融控股公司以及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新型

金融机构，银行代客理财、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融资融券业务等创新业务快速发展。这些创新具有节奏快、周期短、结构复杂、影响面广，要求金融统计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和综合性特点。当前以银行业为主体的传统金融统计显然满足不了这些要求，必然要进行深刻变革和调整，向现代综合金融统计转变。

(三)最新一轮的国际金融危机大大加快了各国中央银行金融统计变革的步伐，对现代金融统计提出了更高要求

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最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是上个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至今仍未完全走出危机的阴影。究其原因在于：一是它不是发端于传统的金融领域，而是源自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系统；二是传导快、影响广，大大超出决策者的预期；三是传统金融统计信息存在严重缺失，导致金融统计数据既不能及时反映危机迹象，危机发生后又无法通过金融统计准确判断并估计危机扩散和传染的风险。

危机后，各国对此深刻反思，结论是监管制度有漏洞，统计制度不健全。出路是强化央行职能，修订法律框架，拓宽监管领域，完善统计制度，扩大统计范围。中央银行除传统职责外，还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履行好这些职责，金融统计要从传统的围绕货币政策的职能统计，向既为货币政策服务、又要强调金融稳定、为金融监管服务的全面统计转变，构建银行、证券、保险及境内外相互协调的综合金融统计体系，用统计信息标准化的手段，从源头上解决和促进各类金融信息的共享与协调。

二、我国金融统计的基本情况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金融统计是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而不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从中国人民银行自1948年开始编制第一张统计报表以来，金融统计报表已由当初为计划资金部门统计“两张表”，发展到货币信贷统计、监管统计、金融市场统计、经济景气调查和经济金融分析预测等为一体的多元化统计调查监测体系；由仅仅掌握银行业信贷收支信息，发展到不仅掌握银行业资产负债信息，还掌握金融市场、资金流量、物价指数、企业财务、居民预期等多方面信息；由最初为综合信贷计划服务，发展到今天既为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等职能部门提供系统的信息支持，又为国际金融组织等社会各界使用中国金融数据提供全方位服务。

尽管近年来我国金融统计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也要看到，现行的以部门统计、职能统计和静态统计为主的金融统计仍存在较多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是机构范围不全，宏观经济金融监测所需的部分金融行业统计信息不足。目前中央银行金融统计范围仅局限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对证券、保险、基金等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统计缺失，对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担保公司等新型机构统计监测有限，难以全面监测和分析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及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

二是创新型金融产品统计信息不足。近年来金融机构代客理财、信托投资计划、衍生产品、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发展

迅速，它们多为跨行业、跨市场、跨机构的交叉性金融产品和影子银行业务。而目前我国金融统计主要按机构进行统计，许多衡量创新型金融产品风险的统计信息游离在外，货币当局无法全面评估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和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三是部分统计定义、分类等标准不统一，信息共享基础薄弱，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经济背景下宏观调控的需要。目前我国各部门金融统计之间、会计核算之间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和定义，不能形成协调一致的统计信息体系。一些指标体系存在交叉与重复分类，统计数据不能清晰反映资金的来源与流向，不能全面刻画金融业全貌，不能为全面风险评估和科学决策提供系统性支持。

四是缺乏跨境、跨市场风险传染监测手段。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系统性金融风险从产生到爆发，往往是一个跨市场，甚至是跨境的多产品链条。但我国现行的统计体系不能反映跨机构、跨市场、跨境的交易信息，难以监测和评估诸如热钱、投资组合等金融交易的系统性风险，不利于保持金融稳定。

五是金融统计立法滞后。目前人民银行和监管机构从各自职责出发，分别制定了本部门的统计管理规定和办法。一方面它们制定时间较早，相对于当前金融发展情况有所滞后；另一方面各种规定、办法之间缺乏协调，不能全面满足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的信息需求。

为此，我国需进一步完善金融统计法规，强化统计共享机制，增强各金融统计体系间的协调，大力推进金融统计标

准化，构建统一、全面、共享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更好地支持宏观金融调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

三、建立我国金融业综合统计的实践进展及发展建议

(一)金融业综合统计框架的主要构想

1、金融业综合统计的概念和内涵

金融业综合统计是指以金融机构数据元为采集依据、以统计信息标准化为手段，对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损益以及风险情况的统计。从机构范围看，金融业综合统计是覆盖整个金融部门的统计，既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包括证券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还包括金融控股公司、融资性金融机构等新型金融机构，甚至包括住房公积金中心、社保中心等对金融部门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主体。从统计内容上看，既包括资产负债业务，也包括表外业务；既包括存款、贷款、结算等传统业务，也包括衍生产品和结构型产品业务。

金融业综合统计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涉及面广，内容复杂。需“四个一”工程与之相配合，即建立一个机制、一套制度、一套标准和一个平台。

“一个机制”是指在协调统一的基础上建立综合统计协调工作机制。金融业综合统计涉及银行、证券、保险业等金融机构和债券、股票等市场，需要各部门相互支持与配合。“一套制度”是指在协调工作机制下建立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保证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科学性、准确性与及时性。“一套标准”是指建立银行、证券、保险业相协调的机构、部门、工具、产品统计分类与计值标准，确保金融业综合统

计工作的一致性、严谨性与协调性。“一个平台”是指建立涵盖银、证、保等的大金融业综合统计信息平台，集中采集、维护和处理各类金融统计信息，确保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效率与信息共享。

2、金融业综合统计的目标

金融业综合统计的目标是在良好法律环境的基础上，协调整合现有的各类金融统计体系，大力推进金融统计标准化，建立“统一、全面、共享”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促进金融统计向综合化、统一化、动态化、开放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发展。

“统一”，是指所有的金融统计指标名称、定义、分类、计值和编码均是一致的，即是以标准化为基础的综合金融统计。

“全面”，是指机构全、业务全、内容全。金融业综合统计应是综合的、动态的、开放的统计体系。它以产品和机构并重，既可服务于以总量、价格为主要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也可服务于以资产质量和跨机构、跨市场、跨境风险为主要对象的宏观审慎管理；既服务于货币与金融统计，也服务于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统计；既满足宏观金融管理需要，也服务于金融业整体发展，为金融机构加强自身管理和改善经营提供依据。

“共享”，是指综合统计既为中央银行服务，也服务于监管当局等部门，在制度安排上促进银行、证券、保险相互协调，促成金融统计的全覆盖、标准化、法制化和信息共享。

(二)当前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实践进展

1、正式发布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为金融宏观调控提供新的中间变量

社会融资规模是金融业综合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证券、保险监管部门及有关单位的配合下，人民银行从2011年起正式统计并发布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建立了从全国到地方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体系和监测框架。一年来的统计实践表明，社会融资规模适应我国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趋势，较完整地反映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较好地弥补了传统总量指标难以反映金融创新的缺憾，为进一步加强金融调控、实施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提供了新的指标体系。

2、以实际需求为导向，积极推进金融统计标准化

危机后，人民银行认真梳理宏观分析、审慎管理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管理等各类需求，扎实推进金融统计标准的研究、制定、发布和实施，从宏观层面统一金融部门、金融工具统计分类和编码，积极完善和弥补统计信息缺口。目前已陆续发布了《金融工具统计分类及编码标准》、《金融工具常用统计术语》等多项标准，并在金融机构中积极推进和落实。

3、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试点工作

金融业综合统计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和庞杂，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应根据客观条件有计划、分阶段地逐步实施。2010年底起人民银行开始在深圳、广州和温州有序开展金融业综合统计试点工作。目前已基本摸清标准化信息

系统建设方向，初步研究制定金融业核心指标采集体系，为深入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及标准化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加快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的几点看法

金融业综合统计是未来我国金融统计改革的发展方向，是进一步夯实金融宏观调控和审慎监管的基础，为此：

一是加快构建综合统计协调工作机制，认真做好各项基础准备工作。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需要各部门相互支持配合，构建金融业综合统计联合工作机制，共同梳理、修订和完善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及相关法规，研究制定金融业标准化和综合统计监测框架。

二是加快推进金融统计标准化建设的落地工作，把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各项细节融入各金融主体的业务流程。金融统计标准化能够从信息采集源头统一和规范统计概念、分类和计值，提高数据同质性，实现数据一次采集、多方共享，从根本上搭建跨部门数据共享桥梁，增强宏观部门识别和追踪系统风险的能力。

三是加快金融综合统计信息平台的科技开发，实现统一、高效、方便、快捷的部门合作和信息共享。在金融统计标准化的基础上，整合现有各类统计系统，构建基于数据仓库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信息平台，更好地服务于宏观调控和满足各类监管需要。

四是加强金融业综合统计监测体系的基础性研究，构建与宏观统计相协调、与金融市场发展相适应、科学合理的金融综合统计核心指标和分析框架。加强创新型金融机构和金

融业务的监测分析，增强跨市场、跨境风险监测及金融系统性风险研究，研究风险传导的可能路径及评估方法，探索全面统计以及抽样调查等多种方法，丰富统计手段，提高统计的灵活性与及时性。

五是加快金融业综合统计的法规制度建设，尽快起草《金融统计管理条例》，使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机构上覆盖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机构以及各行业交叉环节；在业务上覆盖金融机构的表内、表外业务。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保证金融统计标准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从根本上减轻微观金融机构的报数成本和负担，提高工作效率。

注1： 本文中的直接融资包括非金融企业债券和境内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银行表外融资包括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及信托贷款。

在“滨海动产金融论坛”上的讲话

潘功胜副行长

在天津市政府的支持下，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在过去的几年中，建立了动产权属登记系统。今天我们召开这个论坛，就动产金融和动产权属登记进行研讨，同时希望借助今天的会议，对动产权属登记系统进行宣传和推广。

近年来，我国动产金融业务快速发展。最近五年动产抵押贷款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其中，应收账款融资年均增速高达50%，累计融资金额超过30万亿元。事实证明，动产金融扩大了融资抵押、质押品的范围，有效地缓解了企业传统抵押品不足的问题，有利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但是，我国动产金融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其中明确抵押品权属关系、建立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制度正是其核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美国、墨西哥、新西兰等国家建立了统一登记制度，为经济主体和裁判机构确定权利优先顺序提供了依据，具有较为成功的经验。就我国来说，目前判定动产权属状态还主要依赖于分散在近二十个部门的监管登记，迫切需要在不改变监管登记职能的基础上，统一动产权属登记，提供信息中介服务。

因此，作为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推动建立我国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统一登记制度改变了权利登记的分散状态，方便相关权利人按照统一规则登记并查询权属信息，从而有效降低经济主体交易成本，提高融资效率。

二是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统一登记制度为金融机构发展动产金融业务，建立动产金融服务体系，创新相关金融产品提供了重要基础。各类企业可以将应收账款、仓单、设备等动产作为抵押、质押品获得融资，也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大大拓展了银行的抵押、质押品的范畴。

三是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将动产物权信息置于统一的登记系统中，金融机构可以全面了解抵押、质押品状态。在发生抵押品权属纠纷时，金融机构也可以利用登记信息，有效地进行资产保全，防范信用风险。动产权属统一登记系统实际上大大拓宽了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范畴。

应该看到，建立我国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制度已经具有良好的基础。近年来，人民银行推动建立了我国的动产权属登记系统，目前包括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和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系统建成以来，运行安全、稳定，登记量和查询量等各项指标稳步上升。到今年5月末，登记系统具有登记及查询权限的用户达6625家，系统登记信息达95万余笔，累计查询量超过120万次。其中，应收账款登记系统中超过80%是中小微企业，2012年约9万家登记的中小微企业获得了应收账款融资，累计融资额超过5万亿元。

2012年，在天津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在天津启动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平台的试点工作。统一登记平台以现有的应收账款登记系统和融资租赁登记系统为基础，准备逐步把各类用于融资支持的动产物权信息，置于统一的平台进行登记和公示，进一步提高交易效率和透明度，最大限度地为动产金融发展提供便利。

试点过程中，天津市司法部门在司法实践中明确登记公示平台的法律效力。天津市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引导地方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工商企业主动运用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平台，开展相关业务。最高人民法院对人民银行推动的此项工作持非常积极的态度，就法律上有关问题我们也要与最高人民法院保持沟通交流。这些举措，为建立全国统一的动产权属登记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发展动产金融及在天津推进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平台试点工作，可以说是一项先行先试的举措，具有很好的示范意义，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为此，我建议：

一是，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框架，明确登记系统的法律效力和相关业务操作规范，为登记系统实现更大范围的应用创造基础条件。

二是，金融监管部门要根据动产金融发展的实际状况，制定相应的监管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合理运用动产权属登记系统开展相关业务，促进动产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是，金融机构要主动利用登记系统提供的信息便利，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创新各类动产金融产品，服务实体经济，使动产金融产品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四是，各类企业要更多地了解动产金融业务模式，在登记系统中主动登记动产权属信息，保障自身资产安全，并为获取相应的金融服务创造条件。

五是，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要准确把握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深入研究动产金融业务中各方信息需求，充分发挥系统建设经验和技术优势，扎实推进系统建设，完善各项登记公示功能，为社会提供高效便捷的信息服务。

各位来宾！发展动产金融和建立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制度拓展了社会信用体系的服务范畴，拓宽了抵押、质押品的外延，提升了社会融资的效率，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防范金融风险，有利于金融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项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此次论坛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希望各方深入研讨，凝聚共识，为推动我国动产金融发展作出新贡献！

在生态金融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潘功胜副行长

各位来宾：

大家晚上好！

首先代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学会向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对各位来宾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金融学会联合主办的“生态金融论坛”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也使我们在环境问题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趋极限，未来需要支付巨额的环境修复成本。

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之一，而且其严重的程度已远远超越经济范畴，危及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的期待越来越强烈，对清新空气、洁净水源、宜人气候、优美环境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今年APEC会议期间的蓝天白云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那几天百姓真实的喜悦反映的是百姓迫切的渴望和需求。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不仅仅是国家的发展战略，更是与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已经成为全民共识。

金融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在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金融业已经介入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各个领域，两者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从国际上看，国际金融公司（IFC）提出的“赤道原则”得到了国际银行业的广泛认同，排污权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金融市场发展迅猛，绿色债券、绿色证券、环境基金等创新型金融产品大量涌现。

中国的金融政策在绿色金融方面的认知和探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难超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

本世纪初之后，配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中国的金融政策逐渐对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采取了限制性政策，通过总量控制、行业限贷和环保“一票否决制”等手段，限制污染性的贷款与投资，支持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人民银行还将环保部门的行政执法信息纳入银行信贷征信系统，作为银行进行信贷决策时的重要评估因素。同时，人民银行等部门积极探索绿色债券、市场化碳排放机制等正向激励的绿色金融政策。

当前，我国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决心和力度前所未有。这对生态金融的研究和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此，我愿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加强基础研究。生态金融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政策性。希望政策制定部门、学术机构加强合作研究，为金融支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人民银行也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前期，人民银行研究局与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

金融项目联合发起成立了一个绿色金融工作小组。在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博士的带领下，多个机构共同参与，完成了一份研究报告。应该说，这是一份我国在生态金融政策的研究方面较为完整、质量较高的报告。

二是健全金融市场机制和金融政策体系。探索建立市场化的减排机制，推动国内排污权交易市场、碳排放交易市场和碳金融市场发展，形成“增排有成本，减排有鼓励，减排投融资有回报”的市场运行机制。在政策层面，要继续完善限制性的金融政策，严格控制对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资金投入，同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正向激励金融政策，更好地激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发展。

三是完善相关配套机制。政府在加大财政资金直接投入的同时，要综合运用税收优惠、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手段，引导更多资本进入环境保护领域。要继续深化资源能源价格改革，改进生态建设项目的收益性和现金流，提高金融支持生态建设的可持续性。要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经济主体的环境保护法律责任，拓宽生态金融的市场空间。

四是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治理大气污染、降低碳排放等环境保护问题都是重大的国际议题。同时，发达经济体在生态金融领域起步较早，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和做法。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吸纳国际生态金融最佳实践。

人民银行将与国内外金融界、学术机构、政策咨询机构一起，着力推进中国生态金融理念的推广，生态金融政策的建立，生态金融实践的扩展与进步。

最后预祝本次生态金融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在世界银行SDR计价债券成功发行仪式上的致辞

潘功胜副行长

尊敬的Arunma Oteh（奥特）副行长、席睿德先生，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银行，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向世界银行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SDR计价债券表示热烈祝贺！向为这次成功发行做出贡献的世界银行的朋友、人民银行的同事、商业银行及中介机构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次世界银行成功发行SDR计价债券，是推动SDR金融工具市场化的有益尝试，有利于国内外投资者多样性的资产配置，规避单一货币的利率汇率风险；同时也是扩大SDR使用的标志性事件，有利于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SDR计价债券的成功发行，有利于丰富中国债券市场交易品种，促进中国债券市场的开放与发展。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迅速发展成为场内场外市场分工互补、功能齐全、开放

包容、富有活力的债券市场体系。拥有多元化的发行主体和投资者结构，多样性的金融产品，完善而高效的市场基础设施。市场交易活跃，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今年6月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接近60万亿人民币，公司信用债存量达到16万亿元，分别位居全球第三位和第二位。目前，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基本格局、运行机制、深度广度已基本具有国际成熟债券市场的特征。

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不断加大。国际开发机构、境外非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以及外国政府等均有发行“熊猫债”的实践，累计超过360亿人民币；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的便利性大大提升。目前，已有300余家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市场。重要的是，中国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和中高速的经济增速，将继续为越来越多的境外主体参与中国债券市场，提供更大的空间。

今年10月1日，人民币将加入SDR货币篮子，这是国际社会对我国改革开放成就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认可，也对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一步扩大SDR的使用，提高各国市场主体对SDR产品的认可度；继续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与发展，推动债券市场规则与国际接轨，完善交易机制安排，探索境内外交易平台、清算结算机构等基础设施的合作，努力提高人民币资产以及SDR计价资产的市场规模和流动性，积极为国内外发行人和投资人筹集和配置优质资产搭建良好的平台。

世界银行是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进程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早在2005年，世界银行集团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作为首批境外主体，在中国境内率先发行人民币债券，为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积累了宝贵经验。未来，希望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支持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也将继续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合作，为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谢谢大家！

在中国支付清算与互联网金融论坛上的讲话

潘功胜副行长

各位来宾：

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论坛。首先，代表人民银行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

分管支付清算工作没几天，其实并不适合作什么讲话，对我而言更需要的是倾听和思考。近日，虽然工作很忙，但还是尽量抽空听听业界人士的想法，总的感觉是观点、看法纷呈多样：这个行业很热闹；这个行业的人士都很聪明，智商很高，富有创新精神；这个行业代表中国金融发展的未来和希望；这个行业的部分业务领域有点乱，潜在的风险值得关注。

近年来，科技的创新与进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的供给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以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P2P）、股权众筹融资和网络金融产品销售等为代表的新的金融业务模式——互联网金融，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截至2014年9月末，我国共有第三方支付机构269家，前三季度共发生支付金额24.1万亿元；全国P2P网络借贷平台大概1400余家、融资余额超过1100亿元，全国范围内活跃的股权众筹平台

超过20余家。互联网金融在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提升微型金融、农村金融的普惠性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互联网金融发展。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前几日，李克强总理在与出席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代表进行座谈时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支持互联网发展，以拥抱的姿态对待互联网，用市场的思维培育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鼓励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是金融管理部门工作的基本基调。

金融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风险性比较高，而且其风险在特征上表现为很强的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外溢性和广泛性，一旦经营失败或出现风险，将会波及其他市场主体，甚至会波及整个金融市场，引发金融风险，其影响远远大于一般工商企业。相比于其他行业，国际上对这个行业的监管也是比较严格的。

马凯副总理在首届互联网大会上的致辞中指出，互联网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它是阿里巴巴的宝库；用不好，它是潘多拉的魔盒。同样地，互联网金融运用得好，可以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但它没有改变金融的风险属性，而且与互联网伴生的技术、信息、安全等风险更为突出。绝大多数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缺乏风险的洗礼，而且不少人员来自互联网企业，具有良好的技术背景、创新意识和创新激情。风险意识、合规

意识、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对于支付清算、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近年来，支付市场及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与金融管理部门科学开放的包容态度是分不开的，同时金融管理部门也需要时间去观察、认知这个发展的过程。在鼓励创新发展的同时，规范监管，保证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适度监管，建立一个健康、运行有序的市场，防止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也是业界有识之士的共识。

目前，人民银行正在牵头制定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我们将按照“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原则，建立和完善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框架。具体来说：

一是在监管规则和监管框架的设计上，坚持开放、包容的理念。冷静观察新的金融业态，要在明确底线的基础上，为行业发展预留一定空间。要在对互联网金融主要业态的业务模式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法律关系和风险实质，分类进行强度不等的监管。要注重监管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在行业发展的同时逐渐总结经验，对监管政策进行评估、调整和完善。

二是坚持监管规则的公平性，加强监管协同，防止监管套利。不论金融机构还是互联网企业，只要做相同的业务，监管的政策取向、业务规则和标准就应大体一致，不应对不同市场主体的监管标准宽严不一，引发监管套利。从业机构

将线下业务搬到线上的，要在当前金融监管框架内，按照现有的金融监管规则进行监管。同时，发挥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加强协同监管，形成监管合力。

三是市场主体要正确理解监管与行业自律的关系。行业自律水平与监管强度之间具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实质上体现的是监管层面对效率和风险的平衡。一旦潜在风险过度累积和暴露，会迫使监管部门降低监管容忍度、强化监管刚性，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措施，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行业发展。从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看，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开始的市场驱动、去监管化和强烈的创新导向，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金融市场发展的无序性。而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各国监管部门无一例外转而对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进行严格监管。观察几十年来国际金融监管的动态演进，大家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个变化的轨迹。

由此可见，各市场主体需要深入理解效率和风险的均衡，合理认识市场驱动和政策环境的相互作用，既要注重创新和效率，也要提高自律意识，自觉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市场自律建设，保证行业发展的有序和规范。充分利用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正在组建中的互联网金融协会平台，推动支付清算和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管理，发挥行业自律在行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形成监管与自律的协同和均衡。

四是需要监管部门和从业机构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金融管理部门将加强对互联网金融发展宏观、战略层面的研究，鼓励从业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兼并重组，提升行业核心

竞争力。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金融管理部门需要积极主动与业界进行沟通，提升规则制定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可操作性。从业机构可以通过正常渠道，积极反馈对监管政策和措施的意见。建立管理层与业界和社会公众的良好沟通和互动机制，有利于找到“最大公约数”，有利于达成共识，有利于规则的进一步完善和有效实施。

五是要坚守业务底线，合规经营，谨慎经营。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多样性、差异性特征明显，但每项业务都要遵守一定的业务边界，否则业务的性质可能会发生质的改变，甚至会触及法律的底线。比如，在网络借贷领域，平台本身不得搞担保，不得归集资金搞资金池，不得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希望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进一步提升合规经营水平，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

我们要谨慎经营。一些社会上所渲染的“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革命”，将会“颠覆现有金融业”等论调，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有害而无利。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行业如果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和自满，这可能是一种不成熟和不理性的表现。并无益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并且成长迅速的市场空间，各类金融机构合作共赢，共同推动市场的创新与发展，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也将为金融业自身带来更加美好的明天。希望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合规经营，谨慎经营，要向社会展现互联网金融业的良好形象，要善用社会各界对我们这个行业的良好期望和支持，这样我们才能行稳

致远。在座的各位都是支付清算和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领军人物，应该具有较好的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引领和带动我国支付行业和互联网金融持续健康发展。

我就讲这么多。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十一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外交往与合作

易纲行长

“十一五”时期是全球经济金融形势极为动荡的五年。五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开展国际及港澳台业务，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努力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全方位展开工作，积极参与危机救助，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倡议，深度参与国际金融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参与和引导重大国际金融事务的讨论，不断深化金融对外交流与合作，努力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坚决维护国家的战略利益，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一、以20国集团机制为主要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国集团（G20）由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格为领导人峰会，成为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机制。2009年匹兹堡峰会又把G20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论坛并实现了峰会机制化。人民银行以G20机制为主要平台，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推动国际金融

体系改革，努力创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的战略利益。

2008年11月15日，G20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第一次领导人峰会在华盛顿举行，对于稳定金融市场、遏制危机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启动了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部门改革的进程。人民银行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对危机应对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出了一揽子政策建议方案，为我国领导人出席峰会提供了有力支持。在这次峰会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

2009年4月2日，G20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第二次峰会在伦敦举行，人民银行对进一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中国的“声音”倍受关注。这次峰会出台了全球经济刺激计划，并积极地推进了金融领域的改革。根据峰会共识，我国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的新成员，增强了我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制度性权力。

2009年9月25日，G20第三次峰会在美国匹兹堡召开，明确了峰会的机制化安排。2010年G20分别在加拿大多伦多和韩国首尔举行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峰会。多伦多峰会在世界经济开始脆弱复苏的背景下召开，焦点是平衡财政整顿和经济复苏关系，要求发达国家就减少财政赤字做出了承诺，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以及互评估机制。首尔峰会的主要成果包括启动首尔行动计划，加强

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达成共识，加强金融部门改革和金融安全网等。人民银行通过G20平台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开展G20宏观经济互评估，加强与各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对话和协调，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危机应对、全球经济增长框架、金融部门改革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重大议题的主张和举措,宣传和阐释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成就，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争取互利共赢，为我国领导人圆满出席历次峰会做出重要贡献，显著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二、全面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高中国的话语权

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倡议。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开始着手探讨危机根源、总结教训，以在此基础上寻求补救和预防措施。为了揭示危机产生的深层次根源， 2009年3月底，人民银行网站连续刊发了周小川行长的三篇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和《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张，推动将该项讨论纳入G20部长会和峰会议题。周小川行长的文章引起国内外学者和新闻媒体的普遍关注和热烈评论，对即将举行的G20峰会起到了有效的舆论引导作用，并推动了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反思和改革， 2011年G20主席国法国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为G20最主要的议题之一。

加入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金

融组织，全面参与国际金融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十一五”期间，人民银行加入了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金融组织，全面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的工作，为有关国际金融准则的形成做出积极贡献，同时充分借鉴国际金融改革成果，通过推进实施国际标准促进国内金融改革，提升我国金融业稳健标准。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前身为金融稳定论坛。金融危机爆发后，根据G20领导人伦敦峰会的决定，FSB正式更名，并扩员至G20成员及有系统性影响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成为国际公认的全球金融标准制定与执行的核心机构。人民银行直接参与设计FSB组建工作，并于2009年5月和财政部、银监会共同代表中国加入了FSB。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银监会刘明康主席和财政部李勇副部长作为全会成员出任FSB指导委员会和脆弱性评估、监管合作和标准执行三个常设委员会的委员，积极参与FSB总体战略设计。2009年7月，人民银行又加入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直接参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与准则的制定，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人民银行积极利用BIS提供的探讨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重要平台，加强与全球主要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的对话与合作。自2006年以来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一直担任BIS董事会成员。此外，人民银行于2009年先后加入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CPSS）、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以及市场委员会（MC），并于2010年1月加入经济顾问委员会（ECC），全面、

深入地参与总体金融部门改革战略的制定以及强化银行体系资本和流动性、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金融监管标准的制定与修改。人民银行于2007年加入欧文.费舍尔中央银行统计委员会（IFC），积极参与IFC各项事务的讨论和决策，不断加强与各国的金融统计合作。

中国在IMF的份额跃居第三。“十一五”期间，人民银行积极推动IMF的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2006年、2008年IMF进行了两次特别增资，中国在IMF的份额排名从并列第8位上升到第6位。2009年9月G20匹兹堡峰会设定了IMF份额改革的进一步目标。人民银行积极开展工作，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做IMF和各主要国家的工作，推动改革取得进展。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就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达成共识，承诺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约6个百分点的份额，发达欧洲国家让出两个执董会席位，随后IMF执董会于2010年11月5日通过了改革最终方案。中国在IMF的份额权重将上升2.398个百分点，达到6.394%，排名从第六位上升至第三位。2010年5月，人民银行朱民副行长就任IMF“总裁特别顾问”，这是IMF历史上首次由中国人担任高级管理层职务。

深化与各国的金融交流与合作，维护良好的国际环境。“十一五”期间，人民银行积极参加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欧央行工作组、中英财政与金融对话、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等多项重大机制化活动，就宏观经济政策、全球经济失衡等多项议题与各国进行沟通，宣传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改革

措施，增信释疑，有效地推动了与各国的金融交流与合作，维护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良好国际环境和重要战略机遇期。

积极参加三十人小组（G30）的活动。G30由部分国家中央银行行长和国际金融领域知名人士组成，对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制定、国际金融机构和有关当局的经济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周小川行长于2005年应邀成为G30成员，此后定期出席了G30的春季和秋季会议。2007年4月，人民银行协助G30在杭州成功举办了春季全会。通过参与G30的活动，深入了解国际金融问题的最新动向，宣传我国的改革理念，促进了与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三、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危机救助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资。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和寻求救助国家的增加，国际社会向IMF增资的呼声高涨。为维护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人民银行积极筹划，慎重研究，提出了我国的出资立场和对策建议，与IMF进行了多轮磋商后，人民银行与IMF签署了购买不超过500亿美元IMF债券的协议。该协议成为IMF历史上首项债券购买协议，有利于提高IMF帮助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促进世界经济的早日复苏。此外，人民银行积极推动IMF分配特别提款权，并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