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会讲群众语言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二、讲不讲群众语言实质是党的作风问题
三、说到底还是个文风问题
“不会说话是表象”
——三谈群众语言的问题性质
先讲个故事：某机关干部下乡调研，走进村民小组长家，开口便问你们小组的GDP是多少，小组长一脸茫然，他老婆从厨房里跑出来“救场”，说鸡的屁股不知道，牛的屁股知道，本小组还剩五条牛十个屁股，反过来弄得干部一脸茫然。另一个机关干部下乡蹲点，给村里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作报告，先讲“重大意义三个必要性”，再讲“当前工作四个着力点”，后讲“纪律要求五个不允许”。讲了半个小时取下眼镜一看，人都快跑光了，只剩一个老大娘，眼睛直直地看着他，他很感动也很敬佩地说：“你是这个村里觉悟最高的群众！”老大娘说：“我的觉悟不高，你坐的高脚椅子是我家的，我要带回去！”搞得那干部瞠目结舌。这样的故事还不少呢。身边确实有这样的干部，“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这样的干部下基层，不但没有用钥匙打开群众心庭的大门，反而推了一车土，堵在群众心坎上。
有句俗话说，“为人不当官，当官不一般”，什么不一般，首先是说话不一般，喜欢说官话、打官腔。我们不妨留心一下报纸、电台、电视，或者会议、文件、材料，听听或看看领导干部作报告写文章，究竟还有多少群众语言。有些报告洋洋洒洒上万言，找来找去却找不出一句群众语言，甚至没有一句让老百姓感到熟悉而亲切的话，老百姓嘲讽为“清一色的官腔官调”。
与此相连的另一种现象，有的领导干部发表讲话和文章，习惯“引经据典”。喜欢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怎么说，再不就是亚当·斯密和凯恩斯怎么说，这当然需要，尤其需要前者，因为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在于只有这种“一边倒”的引用，却没有另外一种引用，也就是从来不去引用山区农民怎么说、下岗工人怎么说、困难职工怎么说。好像觉得只有引经据典才显得学识渊博，才见得功夫水平；觉得农民和工人的话没有份量，甚至认为不合领导身份，不入文章风格。这有点像我们有的人总喜欢炫耀有几个富亲戚而从来怕提自己还有几个穷亲戚一样。很多机关工作的同志都有这样的经历，参加报告和文章的讨论修改，总会有人特别地把报告或文章中的十分难得的几句口语“揪出来”，“更正”成书面语言，甚至调查报告中都不容许出现这样的口语，好像群众语言成了“眼中钉”和“肉中刺”似的。
这样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群众说得好，你打你的官腔，咱老百姓不跟你搭腔还不成吗？有的同志会说，我的讲话和材料本来就不是给老百姓看的，老百姓也看不到。于是，官场讲话和文章就这样理直气壮地把群众语言拒之门外，民话和官话中间砌起了一堵墙。久而久之，这些领导干部就由不愿说群众语言到不会说群众语言了。就有了这样的现象：这样的领导干部，与农民说话说不亲切，与工人说话说不拢来，与市民说话说不随和。对这种“话不投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