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湖北民族大学郑霜：
“过紧日子”背景下高校资产配置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
2．苏如峰、庞磊：
党建引领交叉学科领域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研究与实践探索………………9
3．第一师阿拉尔市党委党校赵苹苹：
第一师阿拉尔市实现共同富裕问题研究……………………………………14
4．全晓斌：
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的主要问题及对策………………………………………23
5．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梁尹馨：
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27
6．李亚茹、何志强：
高职院校思政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及对策……………………………………32
7．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谭何：公立医院基层党组织党务工作队伍专业
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以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为例……………………………………………………41
8．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课题组：关于高质量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的思考以四川省“三区三州”金融服务为例………………………………47
9．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关于加快推进全州农业产业现代化建设的调研报告……………………54
10．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韦朝烈：
国有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索及其启示以广州Z公
司的党建工作创新实践为例………………………………………………61
11．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李三辉：
河南省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69
12．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滕明雨：
农民眼中的乡村振兴贵州T市的调查报告……………………………76
13．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课题组：
商业银行网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实践与思考……………………………85
14．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黄晶晶：
数字经济赋能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研究…………………………93
15．齐虎：县级融媒体中心深度融合的机制创新峨眉山市融媒体中心的实践
探索……………………………………………………………………………99
16．安康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刘全玉：
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康市撂荒地治理现状、问题及对策…………………105
17．张雪霞：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113
18．张玲：
乡村振兴战略下河北省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研究…………………118
19．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吕鑫宇：
校企地党建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探索、逻辑与路径………………………125
20．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陈仑：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高职院校平安
校园建设的实践探索以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为例……………………130
21．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长沙）课题组：
新形势下税务党校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路径研究……………………137
22．河南日报课题组：一泓碧波十年北送守水护水再启新程 南水北调中线
一期工程通水十周年河南实践与思考……………………………………148
23．河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以党建为引领
高质量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方法创新基于河南实践的分析…………157
“过紧日子”背景下高校资产配置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湖北民族大学郑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兵团第八次党代会指出：“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不断满足各族职工群众美好生活向往。”2实现共同富裕体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缩小、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第一师阿拉尔市（以下简称“师市”）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南疆兵团中心城市实现拴心留人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履行职责使命、维护新疆长治久安的基础与保障。
一、师市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
（一）共同富裕的基础逐渐壮大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这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反映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3近年来，师市生产总值稳步提升。从2018年的292.3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380.9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达到4.9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18年的7.85万元增加到2022年的8.26万元，与全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8.57万元相差0.31万元。一是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2022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167亿元，同比增长5.8%，除了棉花主导产业外，初步形成以核桃、苹果、红枣、吊干杏、香梨为主要品种的特色林果产业。二是工业三大主导产业蓬勃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形成全产业链贯通；农副产品加工建立起乳制品、食用油、生物蛋白、浓缩果汁、白酒饮料等精深加工产业链，推动优质农产品就地转化；精细化工产业形成电石-烧碱-PVC产业链、天然气一合成氨-尿素产业链、天然气-乙二醇产业链，化工与纺织服装产业耦合发展进度加快。三是服务业实现较快发展。2022年师市共有“三产限额以上市场主体"308家，较上年新增37家。依托师市交通区位优势和机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积极打造阿拉尔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对农产品加工运输产生深远影响。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成功创建国家AAAAA级景区——塔克拉玛干文化旅游区，辖区内沙漠之门、睡胡杨谷、塔河源、七彩江南等景区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2022年，实现旅游接待量279.5万人次，旅游收入15.36亿元。
（二）人民收入稳步提高
截至2022年，师市年末总人口46.10万人，占南疆兵团总人口的4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307元，较上年增长2.5%。按常住地划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231元，增长0.8%；连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155元，增长3.7%。师市连队（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国家、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和兵团平均水平，师市连队（村）比全国高9022元、比自治区高13580元，在团场连队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优势和基础条件。
（三）劳动力分产业就业与社会保障不断完善
2022年，师市全社会就业人员216148人，其中第一产业78966人，第二产业48358人，第三产业88824人，三次产业就业比为37：22：41。随着就业水平的提升，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达到98%以上。突出一二三产融合安居就业，6899名安置群众实现就业，就业率97.3%。为群众推送就业岗位12000余个，落实灵活就业社保补贴2317.24万元。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23.26万人、35.48万人，实现应保尽保。对于集体所有制连队中的残疾人员、低收入人员等缴费困难群体，兵团财政代缴标准由每人每年100元提高到1500元。师市对低收入群众给予每人每年1000元的养老补贴，对自愿提高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标准人员给予每提高一个缴费档次补贴增加100元，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国家抚恤补助各类对象595人。医疗保障水平显著提高，阿拉尔医院成功获批三甲医院，与第一师医院医共体改革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惠及师市各族人民。
（四）人民精神生活逐渐丰富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师市将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以及三五九旅优良传统融入文明创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师市开展“送文化下基层”慰问演出72场次，文艺培训30场次，“流动图书下基层”82场次，群文公益培训班2期，线上线下惠及群众达50万人次；开展胡杨河百姓大舞台文化活动，邀请民间文艺团体、协会、培训机构等演出40余场次；举办师市职工文艺汇演，参演节目超200个，观演群众达15000余人次。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丰富了师市职工群众的精神生活。在乡村振兴中推进连队文化振兴，加强连队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建设，连队“书屋”等覆盖团场所有中心连队。现有农家书屋200个，农家书屋图书共有30.72万册。连队利用重点时间节点，持续开展亲子阅读、红色阅读、读书沙龙活动，促进职工群众文化交流。
二、师市实现共同富裕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产业结构不优带动就业能力弱
通过2022年师市、兵团、阿克苏、自治区、全国三次产业结构对比数据（见表1）分析，可以看出师市第一产业和兵团、阿克苏、自治区、全国相比，分别高22.6个、18.5个、29.7个、36.5个百分点，二三产业发展动力和活力未得到充分释放，二三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岗位有限。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从2016年的21%
增加到36%，第二产业由25%降到22%，第三产业由54%降到41%（见表2）。团场经济增长依赖第一产业，例如第一产业比重超过70%的团场有4个（二团73%、三团70%、九团71%、托喀依乡77%），第二产业低于10%的团场有8个（二团9%、三团8%、五团6%、七团5%、八团7%、九团9%、十一团7%、十三团5.4%、十四团4%、十六团9%、托喀依乡无产值），第三产业超过30%的团场仅有2个（五团30.3%、六团41%）。由于历史原因，农业是农牧团场的主导产业，二三产业发展缓慢，对产业发展带动就业能力弱，广大职工群众通过产业实现增收致富的空间有限。
2022年师市农产品加工产值比1.64：1，与兵团2．1：1有较大差距。师市大宗农产品以初级产品形态销往市场的传统依然没有改变，特色高效农业低附加值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龙头企业、基地、农业职工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还比较脆弱，缺少有效约束。各类合作经济组织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程度低，产品增值有限，带动劳动就业、致富增收能力弱。城镇经营主体效益不高，城镇就业人员工资水平较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相比低了10个百分点，少了5262元。
（二）人民群众增收渠道有限
通过城镇居民及连队农工家庭生活情况比重表数据分析，师市城镇居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80%以上。在经济开发区有国内知名的纺织企业，如洁丽雅、镇泰袜业等，但很少有人在互联网、抖音销售这些企业的产品，多元增收渠道有限。连队职工（农民）收入来源主要是土地经营性收入，近三年占75%以上，受农产品市场价格影响较大。团场全民所有制连队职工在农作物播种、田间管理、收获、机械化程度等方面优势明显，收入稳定；但增收渠道有限，收入主要来自于经营性收入（见表3），财产性收入占比很低，仅占1%。调研中了解到2022年团场11个集体所有制连队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4万元，其中：工资性收入0.92万元、占比41.07%，经营性收入0.85万元、占比37.95%，财产性收入0.19万元、占比8.48%，转移性收入0.28万元、占比12.5%。在十团、
十二团走访调研中发现团场职工种植的农产品的销售等待大客户上门收购的占大多数，主动联系销售渠道和提前已经签订销售订单的人较少，通过网上销售的出货量也少。在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中，职工加入农工专业合作社积极性不高。没有意识到加入合作社对于提高家庭收入的重要作用，在二团连队的调研中有46%的人认为合作社作用的发挥不大。
（三）城镇居民与连队职工（农民）收入支出差距较大
阿拉尔市级所属团镇（乡）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城镇住户家庭总收入稳步提升，连队职工（农民）家庭收入受农产品市场行情、自然灾害等影响较大。城镇住户与连队职工（农民）收入差距大，家庭总收入方面，农产品价格好的年份，连队职工（农民）家庭收入则较高，甚至高出城镇住户收人。例如2021年，棉花价格高，连队职工（农民）家庭总收入达到69963元，高出城镇住户收入17275元。在可支配收入方面，城镇住户明显高于连队职工（农民）。从2017年到2022年，城镇住户与连队职工（农民）可支配收入比从1.91降到1.51，差距逐渐缩小，但依然很大。从家庭总支出来看，连队职工（农民）家庭总支出要远远高于城镇住户（见表4），连队职工（农民）家庭总支出比城镇支出平均高出42.4%。
（四）集体所有制连队和全民所有制连队职工收入差距大
师市辖区15个团镇共有连队265个，其中集体所有制连队21个，占7.92%。由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政策差异等原因，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差距较大。全民所有制连队职工按照定额划分身份地，集体所有制居民坚持兵团集体所有制连队改革“延包原则”“大稳定、小调整原则”划分口粮田。集体所有制连队农民与全民所有制连队职工收入相比，集体所有制连队农民收入普遍较低。经过兵师团连综合施策，师市集体所有制连队收入有了大幅增加，比如一团2023年集体所有制连队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5万元，但长效收入增长机制未建立，持续增收难度依然很大。
（五）基本公共服务亟需提升优化
近年来，党和国家加强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与保障，兵团加快推进南疆兵团建设，大力提升了南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但随着人口快速增加，从2018年、2020年、2022年三年数据（见表5）看，每千人卫生床位数逐渐减少，从2018年7张减少到2022年的4张，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从7人减少到6人。中学专职教师与在校生比例分别为9.2%、8.5%、7.7%，师
生比逐渐变小。团镇所有适龄儿童都能入学，但团镇义务教育质量仍存在较大差距，调研中认为教育质量不行、条件和阿拉尔市差距大的占57.89%；认为团镇医疗服务能力相对较低的占76.68%。尽管医共体改革医疗服务整体上有所提升，但其服务能力明显低于阿拉尔市及阿克苏市，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会影响团镇居民走向共同富裕。
（六）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够丰富
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环境等还需进一步打造。在阿拉尔市区及团镇，职工群众业余时间一般会看看电视、打打麻将、跳广场舞锻炼身体等，开展活动较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立起来以后，团镇、社区、连队文明实践站农闲时搞一些活动，但持续性不够，场地利用率低。开放时间与职工利用时间冲突，职工下班之后实践站人员也下班了，活动场地关门。除节日搞活动之外，其余时间大多活动较少，群众也不愿参加。在连队的访谈中，“两委”反映开展活动最需要钱，但是没有资金。加之文艺人才匮乏，对组织文化活动也较少，活动受众面较窄。
三、师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一）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打牢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4一是建构区域经济及新兴业态发展的格局。统筹中西部市场和产业向西转移，把阿拉尔市打造成为东部产业转移承接地。建构区域经济及新兴业态发展的格局，助力师市和团镇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二是以工业的大发展带动三次产业整体联动、城乡互动。做强阿拉尔综合纺织服装基地，构建棉纺、化纤纺、混纺到家纺、服装全产业链，增强纺织行业吸纳人口能力。三是发挥现代农业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构建师市优势棉花、高效林果和畜牧养殖“三个百亿基地”的农业发展新格局。大力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鼓励党支部、能人引领合作社的发展，增强合作社吸引力；鼓励职工加入合作社，实现抱团取暖，增加农产品溢价收益。围绕“生产+加工+科技”和“龙头企业+合作社+职工”的经营模式，形成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企业增效、职工增收。四是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推广“塔里木河”区域公共农产品品牌，加大农产品市场开拓力度。五是依托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智能控制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平台，建立农产品产业链服务体系，促进师市“互联网+农业”产业升级项目，助推农业产业链升级，打造实现共同富裕的渠道平台。
（二）保障充分就业，提高职工群众收入水平
就业保障方面，通过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劳动环境，使人们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坚持把稳定就业作为重中之重，整合职业教育、技工院校等培训资源，开展校企合作，为择业人员提供基本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
大力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增收能力。支持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上企业开展岗前培训、新型学徒制培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并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运用财政支持、税费减免、创业投资引导、创业担保贷款等手段，激发创业活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畅通劳动力和人才流动通道，使创新创业活力在流动中竞相迸发；查找并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保障妇女、残疾人以及农民等全体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使人人都有通过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进一步完善社会就业服务体系，改善就业环境，鼓励市场主体稳定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人口就业。健全和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保障机制，保障就业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总之，多措并举，实现就业，这是提高职工群众收入的前提基础。
（三）注重协同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在推进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要注重协同性，逐步缩小师团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是缩小师市团（镇）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协调发展。按照自然禀赋、资源优势、区位优势，阿拉尔和各团镇发展存在差异，要通过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既发挥一团、五团、十一团等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又通过援疆项目的支持、师市政策的倾斜等确保每一个团镇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队伍中不掉队。二是加快推进师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师市团镇融合发展，缩小师团连队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三是深化连队土地流转，建立公共流转平台，使资源变资本、职工变股东，促进连队职工群众增收、农业增效。四是增强社会保障能力。对困难群体加大支持力度，做好兜底保障。政府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使低收入人口享受发展成果。五是增强对创业者的支持与扶持力度，鼓励团连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链衍生到职工家庭可操作，拓宽连队职工和居民多元增收渠道。
（四）构建长效机制，缩小全民所有制连队和集体所有制连队收入差距
集体所有制连队农民口粮田差异不大，但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千差万别，聚
焦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加快构建实现共同富裕长效机制。一是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强化维护村民合法权益，增加集体农民财产性收入。二是探索以经营主体为载体增加农民股金收入。探索以集体经济组织将土地等资源性资产和房屋、设备等经营性资产作为出资，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在不改变集体资产、资金等性质及用途前提下将集体经营性收入资金统筹整合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户持有的股金，带动农民人股分红增加收入。三是整合资源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师团层面出台政策鼓励集体经济收益投资的指导性意见，规范集体资金使用与投资。统筹使用好现有涉农财政支持政策，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采取资金整合、以奖代补、政府与社会资金合作等方式，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四是建立共建帮扶机制。参照全民所有制连队“百企助百连”，建立企业帮扶集体所有制连队长效帮扶机制。五是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加大就业技能培训力度，全面提升就业能力，拓宽就业渠道。加大劳动密集型企业招引力度，促进集体所有制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便就业。六是关注低收入农民，因需设岗增加集体村民就业岗位促进增收。
（五）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满足人民需要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更加强烈，要不断提升普惠性公共服务水平满足人民需要。坚持共享理念，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供更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突出公益普惠，推进幼儿园标准化建设，大幅提高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覆盖率，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扶持政策。促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建设统一标准，新建及改扩建街道、团镇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实现师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加速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大力提升团镇义务教育质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以第一师高级中学为引领，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水平。大力发展大学教育、职业教育、留学生教育、基础教育等，建设区域一流教育中心，推动区域及内地人口向阿拉尔聚集，将阿拉尔市打造成为南疆兵团教育中心。补齐卫生事业短板，强化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立健全慢性病防治工作网络。完善医疗卫生服务，打造师市两级医共体，加快推动打造南疆兵团医疗中心建设。不断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升医疗救助托底保障能力。提升保障群众健康素养和全面健康水平的能力。推动医养结合，畅通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就诊服务通道。
（六）丰富载体渠道，提升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一是不断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持续巩固成功创建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成果，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的作用，不断创新完善按时、延时、错时服务机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新建“城市书房”等一批文化阵地，加快打造“15分钟”阅读圈，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二是统筹运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阵地，开展文化下基层、“图书下基层”“文化润疆进基层”等品牌活动；举办“文化超市”群文公益培训班、“石榴花开”少数民族青少年文艺公益培训班等，持续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聚焦创作优秀作品，讲好一师故事，开展优秀文艺作品创编工程。发挥专业院团优势，不断挖掘培养优秀文化人才，创编观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四是持续深入挖掘三五九旅红色文化资源，打好红色文化特色牌。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工程，加大师市非遗传承保护和开发力度。五是持续深入推进浙江援疆助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语润浙疆”计划，加强师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六是用好援疆资源。加强与援疆省市沟通交流，积极打造浙阿、台阿文化交流的“示范样板”，推动授受两地优秀文化互鉴，提升职工精神文化视野与层次。
党建引领交叉学科领域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研究与实践探索
苏如峰、庞磊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迈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多学科、多领域深度融合正驱动高校新一轮事业建设加速发展。在推动交叉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同时，需要建设一支堪当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重任的人才队伍，提升科学研究创新能力，为加快建设人才高地和创新高地，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一、党建引领交叉学科领域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
1．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的必然要求。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统筹、深入推进教育事业、科技事业、人才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在推进多学科交叉建设的背景下，高校要建设一支复合型、业务精、作风正、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为高校事业高质量发展融入创新活力，就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把高水平人才凝聚在党的事业之中。牢固确立交叉学科背景下复合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产业需求为牵引，实行更加开放、便利的人才引进、培养政策，创新生态环境，稳步推进高水平创新型人才高地建设落实落地。
2．推动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和复合型学生培育的坚实基础。新时
代高校为解决发展过程中关键领域的科学技术问题，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已经成为高水平科研与顶尖人才的重要特征。随着全球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社会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需求倍增，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师资队伍对于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基本保证。这就要求在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进程。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依托不同学科人才的专业知识结构，不断深化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治理能力，着力推动人才队伍建设系统化、具体化、实效化，激发人才培养活力，从而为高水平交叉学科的建设及优秀交叉型人才的培养提供动能。
3.实现高校新兴交叉学科建设和事业全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党和国家大力推动高校学科建设与优化的过程中，促进学科交叉和深度融合是重要趋势和显著特征，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高校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实现方式。多学科交叉是不同领域的教育和科研人员打破单一学术壁垒，以利于解决难题、催生新的成果和培养创新人才，实现科学研究与学生培养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才是高校实现多学科交叉创新的根基和核心要素，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面对多学科交叉的竞争新态势、现代化建设新要求，高校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地位，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做足、做实、做好引育留用工作，推进人才链、科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塑造人才引领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二、党建引领交叉学科领域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研究
1．党建赋能，政治引领，党管人才。高校是知识分子聚集地和科技创
新重镇，是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重要战略力量。高校在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时，要坚持优化党管人才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确保人才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人才工作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加强对人才工作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以此引导人才坚定政治立场，激发使命担当，在人才实力、团队战斗力、组织活力、科研业绩等方面全面促进。
2．制度赋能，完善机制，激发潜能。高校是我国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引领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聚焦国际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立足高校优势学科，搭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新模式，聚焦“高精尖缺”人才，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形成更具有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坚持分类发展、多元评价、注重实效的工作原则，整体谋划、按需设岗、精准引进，力求改革的目标性、逻辑性和整体性协调统一。
3．平台赋能，创新为先，广聚人才。科技创新平台是集聚创新要素、
汇聚创新人才和开展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高校要积极谋划科技创新科研平台，加快建设交叉创新平台，以集聚高端创新资源、突破科学前沿、提升综合竞争力。优化创新科研平台运行管理体制机制，优化整合公共服务平台，提升平台基础资源开放服务能力、技术创新服务能力。充分发挥科研创新平台的作用，持续强化人才链与学科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4．团队赋能，围绕大局，凝心聚力。围绕发展大局，凝练科学研究方
向，进一步加强交叉领域人才队伍建设。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以系统思维和战略眼光，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基础学科人才等，打造梯次合理的战略人才队伍。坚持以感情凝聚人、以待遇吸引人、以事业激励人的导向，建立多学科科研团队交流合作的机制，坚持在重要任务、关键核心岗位中锤炼人才，不断增强人才队伍凝聚力、向心力。
5．成果赋能，科技促进，强化产出。新时期高校谋求新发展，推动构
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围绕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和重大需求，高校要结合学科优势，开展前瞻性科学问题研究、颠覆性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从源头强化创新能力供给。针对“基础科学问题”和“卡脖子关键技术”，强化有组织科研，加强基础研究，以有组织科研推进协同创新，才能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更有作为。
6．管理赋能，动态跟踪，助力成长。高校要充分考量不同学科背景人
才的发展需求，不断优化人才扶持、政策支持，在搭建事业平台、鼓励科技创新、收入分配激励等方面加大保障力度。改革科研项目管理和科研经费管理，优化整合各类人才计划，为人尽其才提供优质的工作环境和良好的条件保障。定期开展“点对点”“面对面”联络服务，持续优化人才发展全布局，构建事业有空间、工作有平台、生活有品质、社会有地位的全方位综合服务保障体系。
7．育人赋能，德业并举，全面培养。扎根中国大地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应以提高学生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加强学生教育培养为重点。多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教育培养的学生是高层次创新人才。要从课程体系重构、传统专业改造、新型专业布局等方面着力，逐步完善多学科交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注重将行业前沿技术融入专业课教学，鼓励学生进科学实验室，不仅能培养学生爱党报国、敬业奉献的情怀，而且也能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
8．合作赋能，动态学习，精准对标。高校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阵地，多学科、多领域深度融合正驱动高校新一轮事业建设加速发展，通过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全球智力资源，有利于吸纳优秀人才。高校立足于优势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科研工作者之间的互学互鉴、开放合作是必然趋势。在不同层面、不同方向扩大科技交流合作，能够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和创新高地，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重要贡献。
三、党建引领“体医工”融合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实践探索
首都体育学院（以下简称学校）面向世界体育科学技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体育和健康事业主战场、面向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需要，在全国体育院校中首创提出“体医工”融合创新发展的办学思路，积极推进“体医工”融合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动运动科学与医学、工程学的深度交叉融合，开展跨学科、跨领域交叉研究与联合攻关，全力打造“体医工”交叉学科研究高地和创新人才培养高地，走出了一条体育科技创新发展带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创新之路。
1．把方向，潜心谋划高质量发展布局。学校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科技强国、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全面聚焦首都“四个中心”城市建设，深度谋划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长远布局，在建设高水平特色型大学的实践中坚定“体医工”融合创新发展的战略路径。学校各项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2023年学校体育学在软科学科排名的全国108所高校中跃升至第五名，综合排名连续四年位列全国体育院校前三位，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体育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2．构方法，全力落实多模式引育制度。学校党委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聚焦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开展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制度探索。积极融入国家和首都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深入落实内涵发展“人才强校”发展战略，以构建新时代一流体育院校人才队伍和打造具有竞争力和创新力的“体医工”融合创新发展人才集聚中心为目标，积极在关键学科、专业以及新兴交叉研究领域内引进急需紧缺的学术骨干，高层次特殊人才“一事一议”“一人一策”，在全球范围内引进了体育学、医学、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领军人才和优秀青年人才百余人，有力支撑了学校的“体医工”融合创新发展和世界一流体育大学建设。
3．管大局，悉心构筑高标准科研平台。学校党委强化人才培养和科技
攻关的平台支持与条件保障。系统集成整合学校已有研究平台资源，重点打造科技创新高地，突出优化科研创新资源环境。运动生物力学研究中心、中小学体育和青少年体质健康研究基地、体医工精准组学实验室、科学运动与主动健康研究中心、脑科学和心理学研究平台等在竞技体育、全民健身、学校体育领
域构成了重要支撑。依托学校原有研究平台，搭建了全国首个体育医学工程学新兴交叉学科平台，六个重点研究方向跨学科、跨领域科研攻关全面展开，在运动促进健康机制研究，开发具有“体医工”融合特色的关键技术和方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有效推动了学科、平台、团队一体化建设发展。
4．作决策，精心打造高层次人才团队。学校党委坚持在体育领域全面
布局，持续引进高水平、多学科人才，打造高水平特色创新团队。新引进人才与学校原有师资队伍进行充分交叉融合，组建多个跨学科交叉研究团队，针对体育运动训练中运动生物力学关键技术研究、基于精准组学技术的体医融合机理研究与工程转化、运动传感网的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运动心理与脑科学研究等研究方向开展深入研究。系统实施“1234人才工程”，大力推进学术领军人物、学科带头人等高层次人才引育工作。持续提高北京市海外高层次人才自主认定单位效能，创新“柔性引进”人才方式，依托短聘顾问与项目合作形式，丰富办学资源，改善学校学科建设及学术研究质量。
5．发展，创新培育高水平科研成果。聚焦竞技体育、全民健身、损伤
康复、军事训练领域“卡脖子”问题，充分融合体育学、医学、工程学等学科知识，针对运动表现和健康形成机理、检测和分析技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攻关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贯彻“有组织的科研”工作思路，制度牵引、统筹策划、提前动员、全程跟进，多维度推动各类项目申报的组织保障工作。学校连续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4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项，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项、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科学技术奖4项，实现办学历史上的重大突破。学校以重大科研项目为牵引，持续增强高水平科研能力和服务国家及北京市重大需求能力。
6．做服务，建实建强全方面管理体系。学校充分发挥市属高校绩效考
核指挥棒作用，建立内部分类发展促进机制，深化教学科研质量评价制度改革，优化职称评审体系，进一步完善教师分型管理、分类评价的制度机制，推进教师岗位资源统筹配置。完善人才管理服务制度，在“硬待遇”和“软保障”上齐头并进，做到“人才为本、尊重人才、信任人才、善待人才、包容人才”。统筹教师研修、职业发展咨询、教育教学指导、学术发展、学习资源服务等职责，建立教师发展中心等平台，健全教师发展组织体系。修订学校师德师风建设系列制度，新建教师职业行为规范、师德考核办法等，调整学校师德建设委员会，首次成立分委员会。完善科技工作评价机制和激励手段，进一步激发科
技创新活力。
7．促育人，逐步打造链条式培养路径。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教师队伍“主力军”、课堂教学“主渠道”、课外实践“主阵地”作用，评选培育“一院一品”大思政课品牌项目和“课程思政”项目，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成专业有特点、课程有品牌、教师有榜样、成果可固化。依托于学校“体医工”融合创新的快速发展，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和各个创新创业大赛中取得新的突破，学生开阔了眼界，实现了学以致用，提升了科技创新意识和能力。以“体医工”融合创新发展战略为指引，整合创新创业资源，全面推进学校创新创业工作，将创新创业训练及获奖成果纳入教师工作量，激发广大教师带领学生投入创新创业工作的热情。
8．强交流，持续构建多维度合作契机。以服务强国战略和首都“四个
中心”城市建设为导向，构建高级别国际体育与教育合作平台。学校举办中俄体育院校联盟委员会会议、中俄体育院校联盟大会“面向未来”中俄体育院校联盟校长论坛活动及中俄体育文化交流青年使者团活动；学校与北京市科协共同举办中意科技创新论坛——科技冬奥平行论坛；学校举办“面向未来——奥林匹克教育新发展”2023国际奥林匹克教育发展论坛；学校牵头建设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体育人工智能专委会、中华预防医学会体育运动与健康分会；2023年，学校成功举办首届全国体育与健康大会、第一届全国体育人工智能大会，“体医工”融合创新发展的模式在全国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在国际上产生了深刻影响和良好效果。
第一师阿拉尔市实现共同富裕问题研究
第一师阿拉尔市党委党校赵苹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兵团第八次党代会指出：“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不断满足各族职工群众美好生活向往。”[2]实现共同富裕体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缩小、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第一师阿拉尔市（以下简称“师市”）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南疆兵团中心城市实现拴心留人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履行职责使命、维护新疆长治久安的基础与保障。
一、师市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
（一）共同富裕的基础逐渐壮大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这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反映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3]近年来，师市生产总值稳步提升。从2018年的292.3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380.9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达到4.9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18年的7.85万元增加到2022年的8.26万元，与全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8.57万元相差0.31万元。一是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2022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167亿元，同比增长5．8%，除了棉花主导产业外，初步形成以核桃、苹果、红枣、吊干杏、香梨为主要品种的特色林果产业。二是工业三大主导产业蓬勃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形成全产业链贯通；农副产品加工建立起乳制品、食用油、生物蛋白、浓缩果汁、白酒饮料等精深加工产业链，推动优质农产品就地转化；精细化工产业形成电石—烧碱—PVC产业链、天然气—合成氨—尿素产业链、天然气—乙二醇产业链，化工与纺织服装产业耦合发展进度加快。三是服务业实现较快发展。2022年师市共有“三产限额以上市场主体”308家，较上年新增37家。依托师市交通区位优势和机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积极打造阿拉尔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对农产品加工运输产生深远影响。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成功创建国家AAAAA级景区——塔克拉玛干文化旅游区，辖区内沙漠之门、睡胡杨谷、塔河源、七彩江南等景区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2022年，实现旅游接待量279.5万人次，旅游收入15.36亿元。
（二）人民收入稳步提高
截至2022年，师市年末总人口46.10万人，占南疆兵团总人口的4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307元，较上年增长2.5%。按常住地划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231元，增长0.8%；连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155元，增长3.7%。师市连队（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国家、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和兵团平均水平，师市连队（村）比全国高9022元、比自治区高13580元，在团场连队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优势和基础条件。
（三）劳动力分产业就业与社会保障不断完善
2022年，师市全社会就业人员216148人，其中第一产业78966人，第二产业48358人，第三产业88824人，三次产业就业比为37∶22∶41。随着就业水平的提升，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达到98%以上。突出一二三产融合安居就业，6899名安置群众实现就业，就业
率97.3%。为群众推送就业岗位12000余个，落实灵活就业社保补贴2317.24万元。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23.26万人、35.48万人，实现应保尽保。对于集体所有制连队中的残疾人员、低收入人员等缴费困难群体，兵团财政代缴标准由每人每年100元提高到1500元。师市对低收入群众给予每人每年1000元的养老补贴，对自愿提高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标准人员给予每提高一个缴费档次补贴增加100元，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国家抚恤补助各类对象595人。医疗保障水平显著提高，阿拉尔医院成功获批三甲医院，与第一师医院医共体改革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惠及师市各族人民。
（四）人民精神生活逐渐丰富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师市将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以及三五九旅优良传统融入文明创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师市开展“送文化下基层”慰问演出72场次，文艺培训30场次，“流动图书下基层”82场次，群文公益培训班2期，线上线下惠及群众达50万人次；开展胡杨河百姓大舞台文化活动，邀请民间文艺团体、协会、培训机构等演出40余场次；举办师市职工文艺汇演，参演节目超200个，观演群众达15000余人次。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丰富了师市职工群众的精神生活。在乡村振兴中推进连队文化振兴，加强连队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均等化建设，连队“书屋”等覆盖团场所有中心连队。现有农家书屋200个，农家书屋图书共有30.72万册。连队利用重点时间节点，持续开展亲子阅读、红色阅读、读书沙龙活动，促进职工群众文化交流。
二、师市实现共同富裕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产业结构不优带动就业能力弱
通过2022年师市、兵团、阿克苏、自治区、全国三次产业结构对比数据（见表1）分析，可以看出师市第一产业和兵团、阿克苏、自治区、全国相比，分别高22.6个、18.5个、29.7个、36.5个百分点，二三产业发展动力和活力未得到充分释放，二三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岗位有限。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从2016年的21%
增加到36%，第二产业由25%降到22%，第三产业由54%降到41%（见表2）。团场经济增长依赖第一产业，例如第一产业比重超过70%的团场有4个（二团73%、三团70%、九团71%、托喀依乡77%），第二产业低于10%的团场有8个（二团9%、三团8%、五团6%、七团5%、八团7%、九团9%、十一团7%、十三团5.4%、十四团4%、十六团9%、托喀依乡无产值），第三产业超过30%的团场仅有2个（五团30.3%、
六团41%）。由于历史原因，农业是农牧团场的主导产业，二三产业发展缓慢，
对产业发展带动就业能力弱，广大职工群众通过产业实现增收致富的空间有限。
2．1∶1有较大差距。师市大宗农产品以初级产品形态销往市场的传统依然没有改变，特色高效农业低附加值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龙头企业、基地、农业职工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还比较脆弱，缺少有效约束。各类合作经济组织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程度低，产品增值有限，带动劳动就业、致富增收能力弱。城镇经营主体效益不高，城镇就业人员工资水平较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相比低了10个百分点，少了5262元。
（二）人民群众增收渠道有限
通过城镇居民及连队农工家庭生活情况比重表数据分析，师市城镇居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80%以上。在经济开发区有国内知名的纺织企业，如洁丽雅、镇泰袜业等，但很少有人在互联网、抖音销售这些企业的产品，多元增收渠道有限。连队职工（农民）收入来源主要是土地经营性收入，近三年占75%以上，受农产品市场价格影响较大。团场全民所有制连队职工在农作物播种、田间管理、收获、机械化程度等方面优势明显，收入稳定；但增收渠道有限，收入主要来自于经营性收入（见表3），财产性收入占比很低，仅占1%。调研中了解到2022年团场11个集体所有制连队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4万元，其中：工资性收入0.92万元、占比41.07%，经营性收入0.85万元、占比37.95%，财产性收入0.19万元、占比8.48%，转移性收入0.28万元、占比12.5%。在十团、十二团走访调研中发现团场职工种植的农产品的销售等待大客户上门收购的占大多数，主动联系销售渠道和提前已经签订销售订单的人较少，通过网上销售的出货量也少。在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中，职工加入农工专业合作社积极性不高。没有意识到加入合作社对于提高家庭收入的重要作用，在二团连队的调研中有46%的人认为合作社作用的发挥不大。
（三）城镇居民与连队职工（农民）收入支出差距较大
阿拉尔市级所属团镇（乡）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城镇住户家庭总收入稳步提升，连队职工（农民）家庭收入受农产品市场行情、自然灾害等影响较大。城镇住户与连队职工（农民）收入差距大，家庭总收入方面，农产品价格好的年份，连队职工（农民）家庭收入则较高，甚至高出城镇住户收入。例如2021年，棉花价格高，连队职工（农民）家庭总收入达到69963元，高出城镇住户收入17275元。在可支配收入方面，城镇住户明显高于连队职工（农民）。
从2017年到2022年，城镇住户与连队职工（农民）可支配收入比从1.91降到1.51，差距逐渐缩小，但依然很大。从家庭总支出来看，连队职工（农民）家庭总支出要远远高于城镇住户（见表4），连队职工（农民）家庭总支出比城镇支出平均高出42.4%。
（四）集体所有制连队和全民所有制连队职工收入差距大
师市辖区15个团镇共有连队265个，其中集体所有制连队21个，占7.92%。由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政策差异等原因，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差距较大。全民所有制连队职工按照定额划分身份地，集体所有制居民坚持兵团集体所有制连队改革“延包原则”“大稳定、小调整原则”划分口粮田。集体所有制连队农民与全民所有制连队职工收入相比，集体所有制连队农民收入普遍较低。经过兵师团连综合施策，师市集体所有制连队收入有了大幅增加，比如一团2023年集体所有制连队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5万元，但长效收入增长机制未建立，持续增收难度依然很大。
（五）基本公共服务亟需提升优化
近年来，党和国家加强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与保障，兵团加快推进南疆兵团建设，大力提升了南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但随着人口快速增加，从2018年、2020年、2022年三年数据（见表5）看，每千人卫生床位数逐渐减少，从2018年7张减少到2022年的4张，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从7人减少到6人。中学专职教师与在校生比例分别为9.2%、8.5%、7.7%，师生比逐渐变小。团镇所有适龄儿童都能入学，但团镇义务教育质量仍存在较大差距，调研中认为教育质量不行、条件和阿拉尔市差距大的占57.89%；认为团镇医疗服务能力相对较低的占76.68%。尽管医共体改革医疗服务整体上有所提升，但其服务能力明显低于阿拉尔市及阿克苏市，这些因素的存在都会影响团镇居民走向共同富裕。
（六）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够丰富
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环境等还需进一步打造。在阿拉尔市区及团镇，职工群众业余时间一般会看看电视、打打麻将、跳广场舞锻炼身体等，开展活动较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立起来以后，团镇、社区、连队文明实践站农闲时搞一些活动，但持续性不够，场地利用率低。开放时间与职工利用时间冲突，职工下班之后实践站人员也下班了，活动场地关门。除节日搞活动之外，其余时间大多活动较少，群众也不愿参加。在连队的访谈中，“两委”反映开展活
动最需要钱，但是没有资金。加之文艺人才匮乏，对组织文化活动也较少，活
动受众面较窄。
三、师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一）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打牢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4]一是建构区域经济及新兴业态发展的格局。统筹中西部市场和产业向西转移，把阿拉尔市打造成为东部产业转移承接地。建构区域经济及新兴业态发展的格局，助力师市和团镇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二是以工业的大发展带动三次产业整体联动、城乡互动。做强阿拉尔综合纺织服装基地，构建棉纺、化纤纺、混纺到家纺、服装全产业链，增强纺织行业吸纳人口能力。三是发挥现代农业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构建师市优势棉花、高效林果和畜牧养殖“三个百亿基地”的农业发展新格局。[5]大力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鼓励党支部、能人引领合作社的发展，增强合作社吸引力；鼓励职工加入合作社，实现抱团取暖，增加农产品溢价收益。围绕“生产+加工+科技”和“龙头企业+合作社+职工”的经营模式，形成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企业增效、职工增收。四是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推广“塔里木河”区域公共农产品品牌，加大农产品市场开拓力度。五是依托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智能控制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平台，建立农产品产业链服务体系，促进师市“互联网+农业”产业升级项目，助推农业产业链升级，打造实现共同富裕的渠道平台。
（二）保障充分就业，提高职工群众收入水平
就业保障方面，通过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劳动环境，使人们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坚持把稳定就业作为重中之重，整合职业教育、技工院校等培训资源，开展校企合作，为择业人员提供基本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
大力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增收能力。支持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上企业开展岗前培训、新型学徒制培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并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运用财政支持、税费减免、创业投资引导、创业担保贷款等手段，激发创业活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畅通劳动力和人才流动通道，使创新创业活力在流动中竞相迸发；查找并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保障妇女、残疾人以及农民等全体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使人人都有通过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进一步完善社会就业服务体系，
改善就业环境，鼓励市场主体稳定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人口就业。健全和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保障机制，保障就业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总之，多措并举，实现就业，这是提高职工群众收入的前提基础。
（三）注重协同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在推进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要注重协同性，逐步缩小师团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是缩小师市团（镇）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协调发展。按照自然禀赋、资源优势、区位优势，阿拉尔和各团镇发展存在差异，要通过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既发挥一团、五团、十一团等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又通过援疆项目的支持、师市政策的倾斜等确保每一个团镇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队伍中不掉队。二是加快推进师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师市团镇融合发展，缩小师团连队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三是深化连队土地流转，建立公共流转平台，使资源变资本、职工变股东，促进连队职工群众增收、农业增效。四是增强社会保障能力。对困难群体加大支持力度，做好兜底保障。政府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使低收入人口享受发展成果。五是增强对创业者的支持与扶持力度，鼓励团连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链衍生到职工家庭可操作，拓宽连队职工和居民多元增收渠道。
（四）构建长效机制，缩小全民所有制连队和集体所有制连队收入差距
集体所有制连队农民口粮田差异不大，但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千差万别，聚焦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加快构建实现共同富裕长效机制。一是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确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强化维护村民合法权益，增加集体农民财产性收入。二是探索以经营主体为载体增加农民股金收入。探索以集体经济组织将土地等资源性资产和房屋、设备等经营性资产作为出资，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在不改变集体资产、资金等性质及用途前提下将集体经营性收入资金统筹整合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户持有的股金，带动农民入股分红增加收入。三是整合资源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师团层面出台政策鼓励集体经济收益投资的指导性意见，规范集体资金使用与投资。统筹使用好现有涉农财政支持政策，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采取资金整合、以奖代补、政府与社会资金合作等方式，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四是建立共建帮扶机制。参照全民所有制连队“百企助百连”，建立企业帮扶集体所有制连队长效帮扶机制。五是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加大就业技能培训力度，全面提升就业
能力，拓宽就业渠道。加大劳动密集型企业招引力度，促进集体所有制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便就业。六是关注低收入农民，因需设岗增加集体村民就业岗位促进增收。
（五）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满足人民需要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更加强烈，要不断提升普惠性公共服务水平满足人民需要。坚持共享理念，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供更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突出公益普惠，推进幼儿园标准化建设，大幅提高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覆盖率，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扶持政策。促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建设统一标准，新建及改扩建街道、团镇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实现师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加速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大力提升团镇义务教育质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以第一师高级中学为引领，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水平。大力发展大学教育、职业教育、留学生教育、基础教育等，建设区域一流教育中心，推动区域及内地人口向阿拉尔聚集，将阿拉尔市打造成为南疆兵团教育中心。补齐卫生事业短板，强化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立健全慢性病防治工作网络。完善医疗卫生服务，打造师市两级医共体，加快推动打造南疆兵团医疗中心建设。不断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升医疗救助托底保障能力。提升保障群众健康素养和全面健康水平的能力。推动医养结合，畅通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就诊服务通道。
（六）丰富载体渠道，提升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一是不断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持续巩固成功创建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成果，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的作用，不断创新完善按时、延时、错时服务机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新建“城市书房”等一批文化阵地，加快打造“15分钟”阅读圈，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二是统筹运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阵地，开展文化下基层、“图书下基层”“文化润疆进基层”等品牌活动；举办“文化超市”群文公益培训班、“石榴花开”少数民族青少年文艺公益培训班等，持续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聚焦创作优秀作品，讲好一师故事，开展优秀文艺作品创编工程。发挥专业院团优势，不断挖掘培养优秀文化人才，创编观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四是持
续深入挖掘三五九旅红色文化资源，打好红色文化特色牌。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工程，加大师市非遗传承保护和开发力度。五是持续深入推进浙江援疆助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语润浙疆”计划，加强师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六是用好援疆资源。加强与援疆省市沟通交流，积极打造浙阿、台阿文化交流的“示范样板”，推动授受两地优秀文化互鉴，提升职工精神文化视野与层次。
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全晓斌
干部人事档案记载个人经历、工作表现、工作业绩等重要内容，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资料，在单位工作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既是全面考察了解干部的重要依据，也是选拔培养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1]。对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持续改进，确保其规范性、全面性、有效性，有助于各单位主体工作的顺利进行。在现代科技的支持下，对干部人事档案的建设、管理、优化、共享等工作进行持续创新改进，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目前，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方式和手段还不够完善，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与当前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的需求相匹配，才能为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打下扎实基础[2]。
一、干部人事档案规范管理的重要性
干部人事档案的规范化管理是挖掘优秀人才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单位选贤任能的重要依据[3]；同时，干部人事档案的有效管理，能够提升干部人事档案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
1．保证单位人事工作的有效开展。首先，干部人事档案中记载的基础信息是单位录用、考核和选拔干部的关键依据。强化干部人事档案管理，能使干部自觉地对档案资料进行补充，促进整个单位人才素质提高，并实现找到人才、留住人才，使人才优势最大化。其次，加强干部人事档案管理是搞好单位人事工作的重要内容。一份标准完备的干部个人信息记录，是核算其薪酬和福利的基础，也是计算和落实养老金的重要依据。在选拔任用干部时，能够通过标准化记载的干部人事档案，对干部的情况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发掘出合适人选。尤其是随着干部人事档案的数字化运用逐步成为当前各单位的规范化项目，有效的档案管理可以更加直接、高效地提高管理效率，使档案的原始纸质资料得到真正的保存，从而加强干部人事档案的整体管理工作。
2．保证干部人事档案的服务质量有效提高。首先，规范有效地开展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是提升干部人事档案工作质量的重要保证。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作为一个单位的内在环节，关系到单位的正常运转与发展。尽职尽责的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既要做好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又要做好档案的分类、保管和利用。只有对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管理，才能使档案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得到充分发挥，为单位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其次，对干部
人事档案的管理，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就单位而言，要保证每位干部的个人资料都能被妥善保存，并能以公正的方式处置，这对维持单位内的公平与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就个人而言，干部人事档案是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有效凭证，它反映了单位对国家法律和个人权利的尊重。要想提高单位的竞争能力，就必须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制度。由此来看，对干部人事档案进行科学规范的管理，是提升干部管理水平与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
3．保证干部人事档案信息的服务效率有效提升。在实时化和个性化的基础上，对干部人事档案进行科学的管理，可以极大地提升工作效率。在现代科技与管理方式的帮助下，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可以更准确、更全面地对个人资料进行记录与整理，极大地提升了干部人事档案资料的精度。干部人事档案的数字化、信息化建设，大大提升了档案信息的查找与检索效率。同时，数字化、信息化的档案管理也更加安全，可以有效防止在纸质档案的管理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和损失，保证了档案信息的安全可靠。科学、合理的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程序与标准，可以避免信息的遗漏、错误或泄露等。制定并健全档案管理制度标准，提升档案管理的效率与品质，降低人为因素对档案资料的影响，可以使单位档案服务更加专业化、规范化，从而有效提升干部人事档案的服务效率。
二、当前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干部人事档案信息不齐、不全。目前，基层机构的干部人事档案资料信息量较少，信息缺陷较多，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近几年机构改革，多家单位撤销、合并，干部人事档案流动频繁，客观上导致档案内容存在大量的空白和不完整的问题，从而限制了干部人事档案信息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各单位干部人事档案工作的专职人员少，档案服务功能基本处于被动状态，没有充分发挥干部人事档案的综合管理效益。另外，由于各个环节之间的匹配程度不高，干部人事档案资料没有被重视，导致一些个人资料收录不及时，档案内容也相对缺失。
2．干部人事档案信息化建设水平不高。干部人事档案信息化建设是一项与时俱进的工作，从档案服务的数字化、档案库房的智能化、档案利用的全面化三个方面体现其建设水平的高低。尽管有些单位已经开展了干部人事档案的数字化工作，但仅限于浅层次的检索和利用，应用程度不高、应用范围不广。由于技术、资金、人才等因素的制约，档案库房智能化建设仅限于硬件设施方面，在相应的软件和平台方面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随着干部人事档案利用需求的
增长，信息化建设要求也随之增高。目前，各单位的干部人事档案在归档和管理上存在一些问题，也影响了档案数字化、智能化的总体质量，导致干部人事档案信息化建设总体水平不高。
3．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不系统、不规范。目前，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体系、保存与补充机制还不够健全，特别是缺少一种结合大数据技术特点的新的操作规程。由于硬件和软件等方面的原因，仍存在数据标准更新落后、缺少统一的档案管理平台等问题。各单位普遍存在系统性规范性的管理意识不强、管理体系不健全的现象。干部人事档案批量管理时缺少大数据技术支撑，人员档案资料不完整、档案遗失或被篡改等情况的发生，造成干部人事档案资料的不完整。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的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体系有待改进。在现代化管理方式下，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更新管理体制，实现干部人事档案信息在人才、就业、职称等多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为相关部门提供多层面的人才基础信息，实现精准数据推送、信息资源共享。
三、对策与建议
1．夯实干部人事档案数据基础工作，优化数字采集系统。各单位在采集基础数据信息时，要保证数据的实时化和精准化，把干部的认定信息、个人填报信息、职务奖惩信息等结合起来，进行全面收录、精准采集。进一步优化干部人事档案的数据采集模块，完善智能化管理程序，做好数据模块的安防工作和数据信息的保密工作，保证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的安全性。做好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的分类、统计、设置、处理模块，增设档案审核模块，实现干部人事档案在任前审核中的数据统计，并链接相关的电子材料等功能；增设网上查阅功能，实现自定义查询、固定模式查询、特定统计查询等功能。
干部人事档案的基础数据来源于档案材料的扫描、纸质档案的录入、档案目录的导入等工作。要采用动态化数据管理的方法，注重流程管控，对基础数据进行强化管理、智能化核对，以提高干部人事档案的数据管理效率。定期根据收集的个人年度考核登记表、工资审批表、干部人事任免、学历变动、表彰奖励等材料，更新干部基础数据库，对全体干部进行信息化管理、数据化分析、精准化运用，建立干部“360度可视化档案”，为干部选任提供数据支撑。
2．引进大数据技术，提升管理能力，加快信息化进程。数字化时代给现行的干部人事档案管理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大力加强大数据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构建符合大数据特点的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环境。干部人事档案的管理与
大数据技术相适应，可以在智能化设备和软件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采集、识别、整理和共享，从而营造出一个真实的干部人事档案数据管理环境。首先，规范管理流程，健全各项制度，明确工作要求，落实管理标准。做到干部人事档案日常收集、查阅、转递等各项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同时，注重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的保密性，对扫描的电子档案进行加密保护，可有效避免纸质档案借阅过程中涂改、撤换等现象的发生。其次，推动干部人事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在医疗、保险、银行等各个领域实现共享。基于大数据的融合和分析，有利于甄别档案信息的真假，提高审核服务效率。另外，建立干部人事信息管理系统，对干部基本信息、单位职务、任免情况、电子档案等功能进行管理，利用分布式存储技术，实现对干部人事档案信息的共享、共用、共管等。
3．培育智慧化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人才，打造高素质管档队伍。做好新时代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必须提高对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把新时期提出的各项要求都贯彻到工作中去，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管档队伍。制定并运用相应的监督措施，促进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并进一步深化改革。首先，将大数据特性纳入管理体系中，确定数字环境下的干部人事档案管理职责，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数字管理环境，确定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专业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工作职责，引导其创新工作。其次，要从长远的角度来优化档案工作队伍，可以采取信息技术训练的方法，让当前的人事工作人员掌握最新的人事档案管理技术，特别是要加强干部人事档案管理者数据信息发掘和检索能力的培养，同时要加强对人事档案管理者保密意识的培养。今后，还需要对干部人事档案的管理环境进行优化，根据科技进步的潮流，提前引入和培训人才，建立专兼职的档案人员队伍。
为了适应新的情况、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我们必须做好干部人事档案的管理工作，根据需求，来加强管理。与此同时，要健全管理体制，改变管理方法和工作思路，为下一步实现安全化、标准化、信息化的建设目标创造条件，从而推动人力资源管理事业协调可持续发展[4]。
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梁尹馨
一、问题的提出
培养新一代的高素质农民不仅满足了农业现代化的需求，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关键步骤。我国在2005年首次提出“培养职业农民”，到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培养新型农民”，再到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新型职业农民”写入其中，2019年正式全面开启了我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序幕，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全面推进高素质农民队伍建设，培育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爱农业、爱农村、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现代农业从业者。高素质农民培育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和高素质农民的耦合性逐渐增强。这表明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成为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课题。高素质农民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种植、养殖等劳动密集型工作，而是需要具备更广泛的知识和技能，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
亚当？斯密高度肯定后天学习和教育在塑造劳动者能力方面的核心作用，他坚信后天教育比先天条件更为重要，可以激发劳动者的潜能。劳动者在学习技能和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将职业技能内化，还能超越自身劳动潜能的限制，突破既有约束。因此，高素质农民的培育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着力点，能够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加强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研究，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广西壮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广西）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业大省，其农业发展对全国具有显著影响。近年来，广西积极推行多元化的农民培训，逐步构建了适应本区实际的培养体系。但因起步阶段较晚、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参与培训意愿较低等因素，培育高素质农民过程中面临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培育高素质农民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现状
广西地处中国西部，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广西种植业以稻谷、糖料、油料、蔬菜和烤烟为主。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做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全面推进高素质农民队伍建
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4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旨在构建以职业认证、教育培训、定向扶持为核心的高素质农民制度框架。通过实施现代年轻农场主的培训项目、新型农业经营领军人物的轮训项目、农村实用技能人才领导者的培训项目以及农业产业的精准扶贫培训项目，培育一批深爱农业、精通专业技能并具备经营和管理才能的高素质农民团队。此举为广西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广西正积极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特别是针对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核心成员、返乡创业农民工、已复员退伍军人及农村初高中毕业生，目标是培育出一群具备高度责任心和专业技能的高素质农民，使其在区内迅速壮大，形成燎原之势，破解“谁来种地”与“如何种好地”的难题。培育高素质农民，意味着要全程参与其成长过程，有关部门需在政策制定、教育培训、资金支持及法律保障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
新型高素质农民培育类型包括专业生产型、技能服务型和经营管理型。专业生产型高素质农民直接从事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等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通常在农业领域具有较强的生产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专业生产型培训更注重现代农业生产技术，通过实训基地的设立和农民讲师的培养，大幅度提高实践实操比重，确保他们熟练掌握现代农业技术，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技能服务型高素质农民通过提供专业技术和技能服务，直接参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为农业生产各个阶段，包括产前、产中和产后，提供专业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服务。培训重点是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为农业生产提供专业服务的能力。经营管理型高素质农民通过组织形式开展适度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通常具有农产品销售渠道开拓、市场营销策略、财务管理等能力，培育侧重于培养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商业技能。通过组织农民科技节活动，借助互联网线上平台、广播、电视等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广泛推广农业科学知识，为广大农村培养更多新型高素质农民和乡土人才。此外，还同步推动了一系列工程项目，包括送科技下乡和送教师下乡，以实现农业科技知识的全面深入推广，提升农民科技素养，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
广西作为农业大省，重点打造“10+3”特色产业，需要更多有经验的高素质农民共同参与。为此，广西围绕“10+3+N”现代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2023年共培训4.4万人。其中，女农民201人，占比约0.46%；青年农民792人，占比1.8%；现代青年农场主488人，占比1.1%；退役军人兵支书
100人；围绕粮油稳产保供任务培训人员28339人，占比67%。特色产业包含粮食、糖料蔗、水果、蔬菜、茶叶、蚕桑、食用菌、渔业、优质家禽、优质家畜。这不再是传统的种植和养殖行业，对农民种植技术和创新的能力要求更高。由此可见，广西高素质农民老龄化、文化素质偏低、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弱等问题亟待解决。
三、高素质农民培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体系不够完善
近年来，广西积极推动高素质农民培育，包括强化培育体系、精选培育内容、优化课程设计、夯实基础条件、做好信息调度、用好培训机构、做好跟踪服务等。但是，与高素质农民培育较为典型的江苏省对比，其在政策体系上缺乏扶持力度，如对各类农业产业园、特色产业集群进行项目扶持，提供农业专项贷款金融产品，为高素质农民申请社保补贴，创新出台一批引人、留人扶持政策等方面还有欠缺。
（二）技能培育费用较高
相当比例的农民认为培育资金投入应显著增加。此外，培育对象特点独特，农民节俭，收入有限，且学历较低，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他们决策时仅关注短期内投资回报。参与培育项目还需承担个人经济压力，从而影响了众多有意向参加培训的农民积极性。
（三）技能培育资源不足
第一，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师资力量存在显著短板。由于广西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在高素质农民培育领域起步较晚，当前仍处于探索初期。因此，亟须构建一支高水平、高素质、业务能力出众的专业教师团队，以推动这一领域健康发展。第二，高素质农民的培育内容还需进一步丰富。高素质农民的培育内容包括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经营管理培训、科技知识普及、农村电商和互联网+农业培训等。培训内容是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核心要素。由于地形以山陵为主且气候多变，加上纬度的影响，广西不同地区适合种植的农作物和农业操作方式有所区别。同时，农民因文化水平、经济基础、兴趣爱好不同，培训内容也各不相同。
（四）技能培育方式单一
目前，广西高素质农民的培育方式主要包括农业科技培训和创业就业培训。近年来，广西通过举办种植、养殖等农业技术培训班，不断向农民传授现代农
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例如，针对柑橘种植技术，开展了柑橘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施肥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帮助农民掌握先进的柑橘种植技术，提高柑橘产量和质量。开展创业就业培训，帮助农民了解市场需求，掌握创业技能，提高创业和就业能力。例如，针对农产品加工和销售，开展了农产品加工技术和市场营销策略方面的培训，帮助农民开展农产品加工和销售业务，拓宽收入渠道。当前广西多数地区的高素质农民培养主要依赖举办长期或短期的培训课程，由高校教授或农业专家集中讲授。然而，此授课模式侧重理论讲解，课堂互动不足，难以激发农民参与热情，限制了其积极性的发挥。
四、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育效果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策引导，激发市场活力
要制定完善的政策，做好整体规划，明确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具体方案，在高素质农民的培育目标、策略上形成共识，并根据当地情况因地制宜施行。在资金投入方面，应形成完善的资金系统，加强金融系统的支持，呼吁社会各界对高素质农民培育作贡献，保障高素质农民的培育工作稳步进行。
广西多数农民受传统观念束缚，意识落后，对高素质农民培育理解浅薄。为解决此问题，还需加大宣传力度，强调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及高素质农民培育的重要性。全面普及经营管理知识，帮助农民增强市场意识，提高对市场变化的敏感性，并及时掌握市场信息。鼓励他们运用现代多媒体工具，积极关注、深入了解并参与市场活动，最终实现市场融入。
（二）精选培育对象，加强绩效管理
高素质农民的培育要优先从筛选培育对象做起，挑选一批想培育、能培育、好培育的农民大力投入，形成示范引领，进而激发其他农民参与培育的积极性。同时，在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支出方面，要建立健全资金监管制度，规范各项开支，实行目标导向，引入绩效机制，实现投入与产出的正向增长。
（三）健全培育体系，优化教师队伍
要尽快吸引农业领域的全职教师，尤其是那些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第一，拓宽师资来源。除高校农业教授与科研机构专家外，应动员各类培训机构、科普单位、现代农场及合作社，选拔优秀农业专家参与教学，并出台激励政策吸引专业农户、青年农场主投身教育。第二，构建综合评价体系。严格学历门槛，提升教师学历水平。同时，强调实践能力考核，确保教师具备丰富实践经验。此外，引入高素质兼职教师，形成一支理论扎实、实
践能力强、教学能力强的“双师型”教师团队。
（四）充实培育内容，满足市场需求
高素质农民培育需紧跟时代步伐，契合市场与农民需求，强调实效性和农业现代化综合素养。在农业发展背景下，培育内容应适时调整，创新优化。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不同地区特点及农民需求定制课程，实施差异化教学。首要目标是强化农民农业生产技能，理论与实践并重，确保参训者能熟练掌握农业技术、设施设备操作、最新经营理念。培训内容应针对不同职业类别灵活调整，如对种植、养殖大户及现代农场主，侧重市场销售、科技应用与管理理念培训。对技能型农民，则着重职业操守与岗位职责教育。此外，还需培育其经营管理能力，涵盖员工管理、设备采购、成本控制、利润分析、市场推广与农产品开发等。
高职院校思政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及对策
李亚茹、何志强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1]随着时代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高职院校思政教师队伍规模和素质稳步提升，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加强高职院校思政教师队伍建设，培养新时代的“大先生”，不断提高思政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职院校思政教师队伍建设现状
政策支持下规模与结构的变化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政教师队伍建设。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明确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2]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以及教育部出台的《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为高职院校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方向和发展路径。近年来，思政教师队伍规模不断扩大。从全国数据来看，9万多名专职思政课教师中呈现出良好的结构特征：49岁以下教师占77.7%，年轻化成为显著趋势，这为思政教育带来了新的活力；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占72.9%，具有高级职称的占35%，2021年思政课专职教师中博士学位人数相比2016年大幅增加，高学历人才比重上升，为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队伍结构变化带来的教育质量变化
一是学历结构优化推动教学深度拓展。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高学历思政教师比例较高，硕士及以上学历教师占比超过80%。这些具备丰富理论知识的高学历教师，能够深入挖掘思政教材内容，为学生提供更具深度和广度的课堂讲解。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等传统思政理论课程的讲解，这些教师能够做到旁征博引，将国内外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引导学生多角度理解思政理论，提升了学生的理论素养。
二是年轻化促进教育方式创新。年轻教师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思政活动，通过创建思政教育公众号、组织线上小组讨论等方式，吸引了大量学生参与线上思政课讨论活动。不仅增强了思政教育的吸引力，还能
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使思政教育更具针对性。此外，年轻教师在教学方法创新方面表现突出，他们更愿意参加各类培训和学术研讨活动，更积极地将案例教学、情境教学等新方法引入课堂，打造“行走的思政课”，提高了思政课的实效性。
二、高职院校思政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教师队伍配备不足
一是教师队伍配备存在地区和院校差异问题。尽管国家有明确的思政教师配备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各地区和院校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中西部地区的部分高职院校思政教师短缺问题较为严重。通过对中西部50所高职院校的调查发现，近30%的学校思政教师与学生比例超过1：400，远高于规定的1：350。某中西部地区的高职院校，全校学生人数超过10000人，但思政教师仅有25人左右，导致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平均每周课时量超过20节，严重影响教学质量。
二是思政教师严重匮乏成为民办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的困境。由于资金有限，加之对思政教育重视不足，一些民办高职院校为了节约成本，没有按照要求配备足够的思政教师。例如，某民办高职学院学生人数约8000人，但思政教师不足10人，甚至存在一名教师同时承担多门思政课程的情况，无法保证教学的正常开展和教学质量。
三是教师跨专业代课临时拼凑现象严重。部分高职院校为了应付思政教育检查，临时安排其他专业教师代课。这些教师缺乏思政专业背景和教学经验，在教学过程中只能照本宣科，无法结合实际案例和思政教育方法引导学生，导致学生对思政课程的兴趣低下，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教师队伍年轻化的挑战
一是年轻教师往往存在教学经验欠缺问题。面对复杂的思政教育场景，如学生对思政理论与社会现实问题的关联产生疑惑时，年轻教师往往缺乏成熟的引导方法。例如，某北方高职院校新入职的年轻思政教师，在组织课堂讨论关于“网络舆论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这一话题时，由于缺乏引导经验，没有准确引导学生从正确的角度分析问题，深入开展讨论，导致学生讨论过于分散，有的偏离主题，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是年轻教师的教学管理能力还存在不足。年轻教师在组织教学活动、设计教学环节等方面还处于摸索阶段，在教学管理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在设计课程教学大纲时，可能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特点把握不好，会导致教学内
容安排不合理；在组织课堂教学活动时，对学生的纪律管理、小组活动协调等
方面也存在困难。
三是年轻教师的教学研究能力尚显薄弱。年轻思政教师由于缺乏足够的学术积累，在教学研究方面中面临诸多困难，难以主持完成高级别课题和撰写发表高质量论文。
专业背景差异影响教学质量
一是教师专业知识背景差异造成思政教学中的知识衔接问题。思政教师本硕专业不一致的情况在高职院校较为普遍，这给教学质量带来了很大影响。许多本科非思政专业的教师在硕士阶段才接触思政教育相关内容，对思政专业知识体系的理解不够深入。例如，在讲解思政课程中的哲学部分时，一些本科阶段缺乏哲学基础教育的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只能机械地讲解教材内容，无法深入挖掘哲学思想的内涵，不能引导学生进行深度思考。通过对多所高职院校的思政课程评估发现，约40%的思政课程存在内容衔接上的明显问题，尤其是涉及到跨专业知识融合的部分，严重影响了学生对思政知识的整体把握。
二是教师教学专业背景差异导致教学内容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受损。一些本硕专业不一致的思政教师，由于对思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历史脉络把握得不全、理解得不深，无法将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政理论发展清晰地呈现给学生。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中思政教师专业不一致的现象更为突出，思政课程在不同教师授课时呈现出的内容差异也较大，不利于学生建立完整的思政知识体系。
思政领域领军人物匮乏
在全国范围内，大部分高职院校缺乏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政领域领军人物。在各类思政教学比赛和科研成果奖项中，高职院校思政教师的获奖比例远低于本科院校。例如，在省级以上的思政教学成果奖中，高职院校获奖数量不足总数的20%。由于缺乏高水平的领军人物的带动，在教学改革、科研创新等方面缺乏引领力和带动力。思政课的教学改革和创新是以科研项目的牵引方式得到夯实的。由于缺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作为学科基础支撑，一些高职院校思政教师的科研课题往往局限于低水平的重复研究，无法在思政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方面取得突破，科研成果质量不高。
实践教学能力不足
一是教师实践经验缺乏。思政教育需要与实践相结合，但不少高职院校思
政教师缺乏实践经验。部分教师从学校到学校，缺少社会历练，对思政课的内容讲解，只能局限书本知识，难以让学生入脑入心。例如，在讲解职业道德相关内容时，缺乏企业中的真实案例，无法向学生生动展示职业道德的具体体现和重要性，使得教学内容空洞，学生难以理解和接受。二是实践教学资源不足。据调查，约60%的高职院校思政实践教学基地数量不足，且利用率低。一些高职院校虽然有实践教学基地，例如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思政实践教学基地协议，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组织，特别是缺乏后续的沟通协调机制，教师难以开展有效的实践教学活动。
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
一是评价指标单一。考试成绩是最核心的考核指标，道德品质、社会实践等评价指标占比不高。例如，在部分高职院校思政课考核中，期末考试成绩占比高达80%，而平时表现、实践活动参与等仅占20%。这种评价方式导致教师将教学重点放在理论知识的灌输上，忽视了对学生思想道德素养的培养。
二是评价主体单一。评价主体主要以学校管理层和教师为主，缺乏学生和企事业单位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学校管理层和教师更多的是从教学规范和知识传授角度作出评价。而学生作为思政教育的直接接受者，他们对教学内容的兴趣、理解程度以及对教师教学方法的评价等都应该是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企事业单位作为学生未来的就业场所，对学生思政素养在工作中的体现有着直观的感受，也应该参与到思政教学评价中。
三、影响高职院校思政教师队伍建设因素分析
思想观念因素
一是部分高职院校对思政教育重视不足。一些高职院校，尤其是部分民办院校和以理工科为主的院校，存在着重技能培养、轻思政教育的观念，认为学生的专业技能是就业的关键，而思政教育只是一种形式，导致在资源分配上，思政教师队伍建设资金投入不足，教师招聘和培训都受到影响。
二是部分高职院校对思政教师职业发展重视不够。与专业教师相比，思政教师在职称评定中往往处于劣势，学校更倾向于将有限的培训资源分配给专业教师，认为专业教师对学校的发展和声誉更为重要。这种观念导致思政教师缺乏职业发展的动力和机会，影响了整个队伍的稳定性和发展。
资源投入因素
一是资金投入有限。资金不足导致思政教师招聘困难，无法提供有竞争力
的薪酬待遇来吸引优秀人才，也影响了教师的培训和发展，教师无法参加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实践考察等活动。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由于财政支持有限，学校自身又缺乏盈利能力，思政教师队伍建设的资金缺口较大，严重制约了队伍的发展。
二是教学资源分配不均。与专业课程相比，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基地、教学设备等资源严重不足。一些高职院校在建设专业实验室、实训基地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而对思政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却很少关注。例如，某高职学院投入数千万元建设专业实训中心，但用于思政实践教学的经费每年仅有几万元。
人才培养与引进因素
一是高职院校在思政教师人才引进方面存在标准和策略的偏差问题。招聘过程过于注重学历等指标，而忽视了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实践经验。例如，一些高职院校在招聘思政教师时，只对应聘者的学历提出要求，而对其是否有过思政教育实践经验等方面没有明确要求，导致引进的教师存在实际教学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招聘渠道相对单一，主要从高校应届毕业生中招聘，缺乏从社会其他领域引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思政教育能力人才的机制。
二是高职院校思政教师的培养体系不完善，缺乏长期、系统的培养计划。在教师入职后的培训中，培训内容往往缺乏针对性，不能满足不同教师的发展需求。例如，没有差异化设计年轻教师和经验丰富教师的培训，培训形式也较为单一，以理论讲座为主，缺乏实践教学、教学观摩等多样化的培训形式。此外，学校没有为思政教师提供明确的指导和支持，缺乏相应的职业发展规划，使得教师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缺乏方向感。
社会环境因素
一是社会对思政教育存在认知偏差。很多人认为思政教育是一种空洞的说教，与现实生活脱节。这种观念影响了学生对思政课程的态度，也给思政教师的教学带来了困难。一些家长更关注孩子的专业学习和就业前景，对思政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给予孩子正确的引导。
二是社会环境变化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挑战。全媒体时代使得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广泛，各种思潮的网络传播也对学生的思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一些社会舆论的负面信息也会对思政教育产生冲击，导致思政教师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来纠正学生的错误观念。
四、建强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伍。”[3]高职院校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思政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充分发挥思政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着力打造高素质思政教师队伍。
强化思政教师使命担当，提升文化引领力
一是增强思政教育责任意识。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要提升政治素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将“四个自信”注入灵魂，付诸实践，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切实承担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和责任，把家国情怀倾注到思政课的全过程各阶段。
二是提高教师文化引领力。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积极将现实生动的文化教育元素融入思政课程，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为学生的人生成长、道德实践、心理建设等提供价值引领和方法指导。要组织教师开展文化专题研讨、参观文化展览等活动，提高教师的文化敏感度和理解力。鼓励教师将文化热点问题引入课堂讨论，讲好中国故事，激发学生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建设好新时代青年学生的精神家园。
推动思政教师队伍外延式发展
一要积极主动应对时代环境变化的挑战。组织教师开展专题学习培训，确保教师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推动教学改革创新。例如，面对高职教育治学模式市场化、治学手段信息化以及“00后”学生个性鲜明等新情况，学校应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通过信息化教学技能培训、学生心理和行为特点分析讲座等，帮助和指导思政教师积极调整教学策略，更好地应对新挑战。
二要增强教师队伍的政治意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要以党的建设引领思政教师队伍建设，切实增强思政教师的政治信仰。同时，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制定明确的师德规范和考核标准，引导教师树立崇高的职业信念，选树师德师风先进典型，宣传优秀教师事迹，激励广大教师提高自身道德素养，引领教师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是要加强教师队伍专业技能培训，提升专业水平。培训内容包括：最新的思政理论研究成果、跨学科知识融合等；案例式、探究式、体验式等多样化的现代教学理念与方法；信息化授课平台与渠道集成的应用，如利用在线教育
平台拓展教学空间等。
四是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立健全教师思想政治引领的体制机制。健全宣传教育机制，让教师明确自身责任；完善考评机制，将思想政治引领效果纳入教师考核内容；完善监督管理机制，确保教师履行思想政治引领职责。
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内涵式建设
一是巩固“谁来讲思政课”的基本盘。完善教师配备制度，严格按照师生比例核定专职思政课教师岗位；制定包括政治素养、专业知识、教学能力等方面的科学合理的思政课教师任职资格标准；进一步完善选聘办法，按照专兼结合策略，灵活实施思政课特聘教师、兼职教师制度。在相关学科或优势学科遴选优秀教师担任思政课教师，鼓励学校党政管理干部、辅导员兼任思政课教师。建立校外兼职教师资源库，定期邀请他们开展讲座或授课。关心青年教师和新晋教师成长，通过结对帮扶，由经验丰富的教师指导新入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快速适应角色。设立专项经费支持教师参加学习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建设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
二是深入钻研“怎样讲好思政课”的大课题。建立健全集体备课制度，定期组织思政课教师集体备课。通过课程开发研讨、人才培养方案论证等形式，深入挖掘思政理论、专业技能、职业素养、职业道德、行业发展情况等思政元素。例如，在工科类高职院校，将工匠精神、工程伦理等内容融入思政课教学。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中，形成“理实一体”的育人模式，增强课程的思政育人实效。积极采用案例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体验式教学、互动式教学、专题式教学、分众式教学等现代教学方法，提升思政教育质量。鼓励教师利用多媒体资源、虚拟仿真等技术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例如，通过虚拟仿真技术重现历史场景，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思政教育内容。
三是着力形成“以讲好思政课为荣”的好氛围。完善发展规划，将职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纳入职校事业发展和人才工作总体布局，科学制定规划，明确建设目标和步骤，并根据学校发展战略和学生特点，适时调整规划内容，确保其科学性和适应性。合理核定编制，保障思政课教师队伍的稳定发展。要提升为思政课教师排忧解难的服务水平，建立教师意见反馈机制，及时解决教师在教学、科研、生活等方面遇到的问题，营造良好的事业发展环境。要为教师干事创业提供舞台，如创新设立思政课教学改革专项基金、思政教育研究中心等平台，充分调动专兼职思政课教师的积极性。建立健全思政、专业教育融合
发展的评价体系，从教学准备、实践过程、教育成效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价。引入用人单位、社会公众、毕业生等多元评价主体，改变传统单一的学校内部评价模式。
打造思政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一是明确教学创新团队建设规划和目标定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将其贯穿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的全过程。以培养德技并修、知行合一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确保学生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加强课程、教材与教学资源建设，突出标志性教学成果的培养转化，培育团队优势特色，打造国家级高水平教学创新团队，为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强有力的师资支撑。
二是凝练优势特色。明确“以学生为本”育人理念，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在课程设计上，根据学生的兴趣和需求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讨论、项目实践等活动，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健全完善课程建设体系，丰富和完善教学内容。在课程设置上，既有必修课保证思政教育的基本要求，又有选修课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形成“教学内容专题化”“专题内容问题化”“问题内容案例化”的教学思路，提高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和方法，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采用专题式、案例式、探究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和“翻转课堂”“分众教学”等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与党团建设工作、学生管理工作、学生实习和就业工作的深度融合，深化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在学生实习和就业指导中融入思政教育，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和践行思政教育内容，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大力推进基本教材、辅助教材和电子音像类教材等教材体系的系列化、立体化建设；开发在线课程、多媒体课件、教学案例库等教学资源，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提供丰富的素材。
三是强化技术创新及研发成果应用。推动现代技术与教学融合，如利用移动互联技术，结合“学习通”“学习强国”“考试酷”等辅助教学工具，通过“一键签到、在线测试、互动讨论、实时弹幕、答题抢红包、课前预习”等功能，增强线上线下、课内课外的互动，增强思政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提高学生的学习获得感，推动教学模式方法创新。鼓励教师团队对教学方法和技术应用进行持续改进和创新，关注教育技术发展新趋势，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技术
手段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并将成功的教学模式和技术应用在更大范围内推
广，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
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强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立足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全局，进一步深化思政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打造思政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提供坚实的思政教师人才队伍保障，推动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公立医院基层党组织党务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以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为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谭何
201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1］（以下简称《意见》），把加强公立医院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并明确指出要推动党务工作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自此，公立医院党建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党务工作者成为了重点关注对象。中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委员会（以下简称“重医附二院党委”）以专业化建设为切入点，探索党务工作队伍能力提升路径，提高公立医院党务工作队伍素质，把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加强党务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的背景和意义
1．1加强党务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对公立医院全面
领导的必然要求
《意见》明确指出公立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党委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作用［1］，强调要推动党务工作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并对医院党务工作机构设立、专职党务工作人员比例等作了明确规定。作为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题中之义，加强党务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能更好地让党务工作者把党的领导融入于医院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各环节，承担起引领、教育、管理医院党员和党支部建设的重要职责，强化工作保障，把党的建设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1．2加强党务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是巩固和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重
要力量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2］。重医附二院党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指示，把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作为长期任务来抓，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科室，下辖设有3个党总支和85个党支部，支部数量庞大，党员数量多，组织工作任务重大。加强党务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能为更好地推动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提供高素质的队伍保障，不断提升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整体效能［3］，带领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1．3加强党务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是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务
实之举
近年来，中央和各省市相继出台推进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相融合的规章制度，但是部分公立医院仍存在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两张皮”的现象，或是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融合不充分等问题［4］。加强党务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能更好地从业务工作的薄弱环节和折射出来的队伍建设问题中找到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的结合点，进而找准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痛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5］，实现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使二者在融合发展中相互促进［6］。
2．加强党务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的主要做法
重医附二院党委从顶层设计出发，把党支部书记、专职组织员、支部委员作为主要培养对象，做实做细培养规划、人员配备和教育培养等环节［7］，持之以恒地加强专业化党务工作队伍建设，为公立医院高质量党建工作蓄势赋能。
2．1加强组织领导，研制培养规划
重医附二院党委作为党务工作队伍建设的责任主体，高度重视党务工作队伍建设，下设党委办公室组织科牵头抓总责任，加强政策指导和工作协调，负责党务工作者的选拔、培育、管理和任用等相关工作。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医院党建工作的需求和发展目标，将党务工作队伍纳入医院管理干部培养的总体规划，明确选拔标准、职责定位、培育方向和要求、发展路径，同时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措施，保证党务工作队伍发展有方向、干事有条件、待遇有保障［8］。
2．2强化人员配备，选优配强党务工作队伍
按照“双带头人”要求，保证临床医技科室业务党支部书记博士学历或副高及以上职称的占100%，机关后勤部门行政党支部书记博士学历或副处级以上职称的占100%，并分别在党委、党总支配备专职组织员，在业务党支部配备专职党支部副书记，负责医院党员的发展、教育、管理、监督、服务和党支部建设等工作，保证专职党务工作人员不低于职工总数的0.5%，确保工作有人抓，事情有人做，有效提升党务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推动党务工作标准化、规范化［9］。截至目前，我院有26名专职党务工作者，357名兼职党务工作者，党务工作队伍逐渐壮大，党务工作水平逐渐提高。
2．3注重教育培养，强化能力提升
2．3．1 聚焦专题培训深化，开展“集中学习+指导”
教育引导广大组工干部把对党忠诚作为首要政治品质，走好第一方阵，自觉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排头兵［10］。①分批次组织党务工作者实地学。在院党委领导下，分批次组织党务工作者赴市内，及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教育、党风廉政、时事政治、经济法治、学科新技术新业务等方面，党务工作者的政治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进一步提高，业务能力和相关知识水平不断增强。
2．3．2 抓实学习交流内化，推进“集中学习+研讨”
筑牢党务工作者的高质量交流平台，构建党务工作者间的交流体系，实现以研讨促学习，以交流促提升［11］。①建立党支部学习交流制度，开展“每周一学”。在党办党支部试点开展“每周一学”，制定学习计划表，每周定期开展集中学习，支部党员轮流带领党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反复研读、仔细琢磨，并结合时事热点开展案例讨论、学习研讨、经验分享，交流学习心得和感想。2023年已开展45次“每周一学”。
②依托国家网络培训平台，推进“党务工作队伍轮训”。认真落实好《2019 —2023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重点措施》等重要制度文件，依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网络平台开展集中轮训，包含课程学习、主题研讨、撰写思想汇报、在线考试等环节，确保新任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和专职组织员做到全覆盖、学时要求全达标，不断引导党务工作者提升党建工作本领，加强业务学习间的交流。
2．3．3 推进学习成果转化，开展“集中学习+实践”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促进党务工作者在以学促干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12］。①开展结对帮带，推进支部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按照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出的“六化”建设［13］，组织党务工作者前往机关后勤和临床党支部开展实地指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管理机制和档案建设，督促各党支部实现政治引领好、组织体系好、纪律规矩好、团结凝聚好、党务公开好、融合发展好等“六好”目标。同时强化实地指导的结果运用，优化年度党建工作考核指标，进一步规范和指引党支部日常工作的开展，确保党建考核落地见效。②深化“五项先锋”创建活动，打造“一支部一品牌”。构建“党委－支部书记－支部委员”的纵向指导全覆盖和党委办公室所在党务工作者横向管理格局，指导各党支部以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党员突击队和党员志愿服务队等“五项先锋”
引领载体建设为抓手，打造“一支部一品牌”的党员队伍，实现政治素养有提升、党建工作见实效、党员作用得到发挥的创建目标。目前，已指导首批25个“五项先锋”党支部成功验收结项，并将持续指导第二批23个“五项先锋”党支部的创建工作。
3．加强党务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的主要成效
3．1进一步提高了党务工作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在培养周期内，优化培训体系和内容设计，每季度组织一次党支部书记轮训，组织专职和兼职党务工作者参加各级培训，不断提升党务工作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和履职尽职的素质能力。党务工作者积极撰写经验论文、申报课题，在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作交流发言，并公开发表党建论文。在医院近五年的年度评优中，党务工作者荣获先进优秀个人的占比呈上升趋势。获评1个重庆市第二批高校党建“双创”工作样板支部，4个校级样板支部。目前医院的临床医技科室业务党支部书记博士学历或副高以上职称占100%，机关后勤部门行政党支部书记博士学历或副处级职务占100%，获批2个校级“双带头人”党支部书记工作室。
3．2进一步畅通了党务工作队伍的成长通道
加强党务工作者和行政、业务管理干部间的交流，有计划有目的地选派党务工作者到上级单位、医联体单位等进行挂职锻炼，并对党务岗位进行赋值，持续优化党务工作队伍的成长机制和通道，对各方面表现成熟的予以及时提拔使用。自2013年以来，共计选派25名党务工作者到医联体医院任挂职副院长，其中19名在挂职锻炼结束后得到进一步使用：10名提拔为职能部门处级或副处级干部，8名提拔为临床业务科室主任或副主任。现配备的5名专职党支部副书记，已提拔2名为职能部门副处级干部，提拔2名为临床业务科室副主任。
3．3进一步推动了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
选优配强支委班子成员特别是党支部书记，积极吸纳党员中层干部和业务骨干进支委班子，现医院支委班子中中层干部占57.7%。加强支部参与科室重大问题决策的力度，党务干部培养为业务干部后，同时兼职从事党建工作，确保支部工作参与到科室政治建设、业务发展、人才引进、薪酬分配、职称职级晋升、评优评先、设备配置等重大问题决策中，把好科室建设发展的政治关。支部书记作为项目负责人，带领党员深入开展“五项先锋”创建，围绕医院发展、科室实际、贴近医患需求开展一系列活动，其中10个优秀做法被新华网重庆频
道、重庆市委党建门户七一网宣传报道，创建工作经验入选国家卫生健康委《全
国医院党建工作专刊》。
4．加强党务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的主要体会
4．1坚持党的领导是把好方向的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强化各级党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是全覆盖、全贯穿的，要靠一级一级党组织来实现［15］。”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是党经过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出来的产物，也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在公立医院治理中的具体体现和实现途径，为党的方针政策在公立医院的贯彻落实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加强党务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首要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医院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形成落实党的领导纵到底、横到边、全覆盖的工作格局和以党建工作引领医院改革发展把关定向。
4．2强化教育培养是为其赋能的关键
自党中央明确提出建设公立医院高素质专业化党务工作队伍的任务以来，党务工作者这个主体愈发受到关注，被视为与医院党建工作的强弱有着直接关系。重医附二院党委高度重视党务工作者专业能力的提升和培养，精心设计培训内容和培训形式，推进党务工作队伍教育培训常态化制度化，以期为党务工作者赋能，锻造出一支能适应新时代公立医院党建工作新形势的过硬的党务工作队伍，更好地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16］。
4．3强化实践运用是队伍建设的落脚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知行合一，注重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练、增长本领［17］。”重医附二院党委注重学习与实践的结合，学以致用，以用促学，在提高党务工作者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上下功夫，以“理论－实践－理论”的闭环推动党务工作队伍在促进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中强化实践锻炼，夯实党务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水平。
重医附二院聚焦党务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不断构完善党务工作队伍选育管用全链条闭环，结合医院实际制定具体落实举措，既培养出了懂党建又会管理的优秀党务工作队伍，也抓住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融合的根本，用实际行动给医院党建工作带来新的发展面貌。医院党委也成功申报了重庆市首批高校标杆院系、重庆市公立医院党建示范医院，所在项目组党办党支部成功申报重庆医科大学的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接下来，重医附二院党委将持
续加大党务工作队伍的培育力度，加强专业化建设，为建设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18］和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人力保障。
关于高质量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思考以四川省“三区三州”金融服务
为例
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课题组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党中央关心的大事，也是商业银行要坚决扛起的政治责任。今年是过渡期的第四年，正处于攻坚突破的关键阶段。“三区三州”是国家层面的原深度贫困地区，具体到四川省，涵盖“三区”中四省藏区的阿坝州、甘孜州，“三州”中的凉山州，共48个县，是四川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本文以四川省“三区三州”为例，深入研究新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金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提出了高质量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工作思路。
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践
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四川分行”）在“三区三州”金融服务上，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念好“实、特、深、新、情”五字经。
（一）以上率下，真抓“实”干
坚持领导挂帅，以上率下，上下联动建机制。认真落实“四下基层”工作要求，省分行、二级分行行领导建立挂点联系制度，多次深入重点地区开展调研指导。建立健全二级分行、县支行、营业网点“三级书记”负责工作机制，推广党支部结对共建、党员先锋队等模式，发挥各级党委统筹协调和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定期会商抓落实。按季召开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和定点帮扶工作例会，会商制定重点领域金融服务方案，分类确定定点帮扶、托底性帮扶目标任务及责任清单，研究出台金融服务“三农”县域和乡村振兴36项管理办法、金融服务欠发达县域12条措施。
绩效考核促提升。制定实施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评价方案，将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纳入省分行责任部门及市、县两级行班子成员绩效考核，激发全行上下开展金融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内生动力。
（二）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依托“三区三州”特殊的自然、气候、文化、资源，实施差异化定位、特色化服务。整合乡村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区、三农产品创新基地政策和资源优势，实施区域性、首创性、示范性创新突破。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要求，在高原文旅、特色产业、绿色经济、能源基建等领域持续加力，全域支持优势主导产业链各个环节、各类主体，推动当地经济民生事业发展。立足藏区经济社会实际，发挥机构人员优势，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领域全面探索带动力强、社会反响好、商业可持续的有效服务路径。
“三区三州”各项贷款、涉农贷款、脱贫县贷款、国重县贷款实现“四个
高于”全行平均水平，各项存款、各项贷款总量和增量实现“四个同业第一”。
（三）向下植根，“深”耕乡村
贴近乡村需求，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激发内生发展动力。助力巩固脱贫。为17万农户建立信息档案，评定信用村1081个、信用户11万户，农户贷款总量较2020年翻两番；富民贷及脱贫人口小额贷款总量较2020年翻一番。助力乡村产业。依托各地“一县一特、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总体布局，分类实施区域、市场、商圈服务方案，乡村产业贷款、粮食安全贷款年均增速115%、127%，均高于全省平均40个百分点以上。金融服务覆盖64%的省级龙头企业，高于全省平均18个百分点。助力乡村建设。聚焦县城补短板强弱项、农村宜居宜业，支持城乡供水、环境整治、城市更新、园区建设等项目，乡村建设贷款、农村基础设施贷款余额年均增速34%、43%，对全省贡献度达43%、28%。
（四）创“新”引领，全面破局
集合渠道、产品、科技优势，突破地广人稀、金融服务覆盖困难的制约瓶颈。“线上+线下”创新。“一客群一方案”推广“e贷系列”产品，因地制宜推出“烟农贷”“乡旅贷”等近20款信贷产品，“基于物联网的畜牧业信贷服务”被评定为“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示范工程优秀项目”。“网点+服务”创新。以农行四川分行与四川省供销社战略合作为契机，分批选取供销经营网点推进渠道共建。与政府部门合力推动便民政务事项进网点、进掌银、进超级柜台、进惠农通服务点和银行业务进政务服务大厅“五进”工程，新增社银一体化合作网点4个、医银一体化合作网点1个。“数据+场景”创新。运用大数据分析、智能化识别等科技手段，为农村客群精准画像、精准测评，系统首发上线农银惠农云、智慧畜牧、智慧景区“三大平台”，惠农云平台实现48个县全覆盖、服务客户超16万人。
（五）倾“情”投入，多维帮扶
联合系统内外，建立综合帮扶体系，宜金融则金融，宜帮扶则帮扶。加大定点帮扶。压实“省行挂点、州行挂包、支行驻点”挂帮职责，各级党委班子
成员每季专题研究，定期蹲点调研，业务部门会同挂点单位增进银政合作、协调业务推进、推动提级营销，推动20余个重点项目顺利落地。强化政策帮扶。对落地或经过的项目组建内部银团，已组建银团的项目优先安排提款，城乡联动支持“三区三州”重大项目。结合实际就地招聘新员工，面向坚守高原、奋发作为的“三区三州”员工选拔任用各层级领导干部，101个物理网点扎根在海拔3000米以上藏区。强化协作帮扶。与省委组织部共同推进金融干部助力乡村振兴“千人计划”，选派230名金融干部到“三区三州”48个县驻点交流帮扶，银政合作创建“石榴籽”金融夜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加大农户培训。自2021年以来，累计无偿捐赠资金656万元，直接购买、帮助销售脱贫地区农产品4.07亿元。
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面临的新形势
从国家宏观导向和外部形势看，对新时期“三区三州”金融服务工作提出新要求，呈现新特点。
（一）要求更高
随着“三区三州”地区基础条件改善、收入水平提高，金融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从面上覆盖向质量提升转化。必须以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为主攻方向，以对脱贫人口致富增收的持续带动效应为衡量标准，推动“三区三州”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真正实现高质量金融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二）任务更重
金融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内涵上持续深化，在内容上不断充实，国家层面监管层面的工作要求、社会各界的关注关切也更细、更高、更实。在剩余过渡期内，一方面要持续支持脱贫人口、三类监测户及易返贫人群，另一方面要将服务范围扩大到所有农村地区，服务人群扩大到所有农村人口，在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同时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三）外部不确定性更多
金融服务与外部环境密不可分，需正视服务环境新变化带来的新挑战。一方面，当前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持续深化，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在此大背景下，脱贫地区同样面临爬坡上坎的关键期。另一方面，与脱贫攻坚期间相比，过渡期部分地区部分领域存在帮扶力量、配套政策
弱化的现象，脱贫地区面临返贫的不确定因素增多。
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面临的新问题
从市场、同业、监管、发展4个维度看，新时期“三区三州”金融服务工作面临新问题。
（一）市场有效需求不足
从重大项目看，脱贫攻坚期间“大干快上”，铁路、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已基本建成，大水电、新能源发电及具备条件的矿产开采、旅游景区等资源已基本开发，除续建配套的重点项目、骨干项目外，新规划、新上马的优质项目较少。从民营企业看，48个县全部位于高原藏区、彝区等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以农业为主，工业、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在产业主体缺乏的情况下，有贷款需求的优质民营企业，各家金融机构竞争式放贷，大多已饱和式负债。从普惠客户看，48个县中有25个县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27个县常住人口净流出；“五行一社”人均贷款额4.1万元，全省最高，基本做到了“能贷尽贷”，符合准入条件的客户数量不多。
（二）同业竞争更加激烈
金融同业在更加注重政治性、人民性背景下，纷纷下沉服务，加大对县域优质客户的拓展力度；政府对新设机构在财务资源分配和重大项目融资等方面给予了倾斜。同时，存在竞相降价现象，金融机构通过降低价格获得重大项目融资资格，如某集团开发的光伏项目，利率2.15%中标，定价低于国债同期收益率。
（三）监管持续达标难度大
一是有效投放不足。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无论是产业提升、基础优化，还是环境整治、农民增收，都涌现出旺盛的资金需求。但受制于有效融资载体缺乏，三农“融资难”和金融机构“难融资”并存。二是存量贷款集中到期。脱贫攻坚期间贷款连续高速增长，贷款集中到期加上不良贷款核销出表，新增投放弥补缺口难度大，实现贷款持续增长难度大。
（四）发展制约因素多
一是业务能力方面，“三农”县域业务主体差异大、风险环节多、工作任务重，但部分县支行还不具备相匹配的信贷管理能力和客户经营能力，制约了贷款投放。如部分支行2023年农户不良生成率超过3%，导致农户贷款业务暂时停牌、增长放缓。二是服务触达方面，48个县幅员辽阔、村落分散，客户经理
进村入户营销成本高、效率低。如甘孜石渠县面积2.5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仅10万人，平均海拔4200米，客户经理人均服务半径达0.5万平方公里。三是外部环境方面，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尚在探索阶段，“三区三州”改革难度和复杂度更高。如，农房确权颁证进度缓慢；风险补偿机制有待健全，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受“死亡绝户”的惯例影响；信用观念相对薄弱，脱贫户对贷款的认知和接受能力有限，部分脱贫户将贷款等同于财政投入，还款意愿弱，抑制了金融功能发挥。
四、对金融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思考
基于当前形势和面临问题，商业银行必须始终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和专业性，做好“三个坚持”，在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上下功夫，为新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支持全面乡村振兴提供四川实践。
（一）坚持市场聚焦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施策，推动服务重点更明确、服务路径更清晰。
1．聚焦乡村产业。围绕果蔬、畜禽、烟叶、中药材等特色产业提质增
效，精准对接新型经营主体名单，支持打造安宁河流域“第二天府粮仓”、产
业园区、物流园区，做足“土特产”文章。
2．聚焦资源开发。存量置换和增量拓展相结合，发力旅游、水电、矿
产三大资源领域，清单式营销支持4A级以上经营景区，生态保护性开发清洁能源、有色金属矿采选项目，延伸服务新型业态经营主体，着力加大场景、结算类产品推广应用，提升金融服务覆盖率。
3．聚焦巩固脱贫。对接政府，摸清辖内脱贫人口信息，重点关注人均
纯收入低于1万元或收入不增反降的脱贫人口，根据脱贫户生产能力、区域产业
特点，找准脱贫项目，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4．聚焦农民共富。以70个省级以上龙头企业为重点，做实全链条服务，
探索涉农产业集群整体授信模式、特定人群集群式批量化运作模式，实现产业
链、产业集群全覆盖，惠及更多涉农客群。
5．聚焦农村改革。围绕农村资产产权、农业知识产权、数字乡村等重
点改革领域开展金融创新，适时推出“农业产业园贷”“地理标志农产品贷” “民宿康养贷”等产品，完善“线上+线下”渠道服务，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标杆示范网点建设，健全金融服务网络。
（二）坚持系统集成
在机制、考核、政策等层面给予有效保障，纵横贯通形成支撑。
1．党建引领。将“三区三州”工作作为各级行党委会重要议题研究部
署，建立挂点联系指导重点帮扶地区县支行工作机制，党委班子成员开展县支行挂点联系，建立健全市分行、支行、网点“三级书记”负责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各级党
委和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2．考核激励。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评价成果、国家帮扶县贷款、乡村
振兴贷款和客户类重点业务指标、工作亮点纳入综合绩效考核及专项评价，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各项指标作为辖内干部选拔任命、评先评优和问责追责的重要参考。
3．资源倾斜。单列各类资源，优先向“三区三州”配置信贷计划、存
款产品、财务费用等，实施差异化的信贷、干部交流、产品创新等政策。
4．过程管控。各级行各部门各司其职，按月把控进度，确保目标序时
达成。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工作重大问题、推动落实重点任务。
（三）坚持协同联动
协同各方，联动全行上下、系统内外，汇聚强大支持动能。
1．激发内部活力。在上下联动上，组建营销团队，开展系统营销、源
头营销，做实“三个一”下沉营销（一次培训宣讲、一次客户对接、一次项目论证），对所有市（州）和重点县域全覆盖。在城乡联动上，健全集团性、系统性客户利益分成、风险共管机制，加强客户互荐、信息共享，项目贷款银团份额向重点帮扶地区、脱贫县支行倾斜。
2．强化外部协作。在银政合作上，主动对接各级地方党政和扶贫、监
管等部门，做到工作目标同向、工作布局同步、工作力度同频，进一步完善银政合作机制和运行办法。在同业合作上，深化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竞争性合作，通过银团贷款、多元化金融工具配套等方式增进商业银行之间优势互补，借助三方合作引进新型融资工具，合力开展金融服务。在社会共建上，引导社会资本通过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方式多渠道增加资金供给与保障，与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合作开展特定人群金融服务，大力宣传推广合作共赢的成功经验和先进典型，营造合作氛围，增强合作
动力。
关于加快推进全州农业产业现代化建设的调研报告
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2024年12月3日)
今年8月，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对全州农业产业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调研，现
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产业基地规模不断扩大。全州特色产业基地从2013年的240万亩增加到2023年的460多万亩，建成全国最大富硒猕猴桃、椪柑和百合基地，全国优质烟叶基地和全省最大茶叶基地，茶叶、油茶、柑橘、猕猴桃“两茶两果”产业面积分别达到91万亩、117万亩、96万亩和23.5万亩，年综合产值100多亿元。建成湘西黑猪、湘西黄牛等一批集中养殖区，规模不断扩大。创建农业园区77个，其中国家级2个、省级54个，总面积103.5万亩，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率达65%，累计带动11.7万户，39.3万人。创建国家农业产业强镇4个。
（二）市场经营主体不断壮大。2013年至2023年，全州农民专业合作社由950家增至8714家，其中3861家从事茶叶产业，60万人从茶叶产业链中受益；农产品加工企业由629个增至3436个，其中州级以上龙头企业由111家增至227家，规上企业92家，省级专精特新规上企业24家，省级小巨人企业3家，自建产业基地39.7万亩，从业人员3.5万人，带动农户34.4万户，服务土地面积120万亩。
（三）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强。公用品牌方面，全州现有古丈毛尖、永顺莓茶、龙山百合等区域公用品牌21个，其中14个进入省级名录。湘西成功申报为“中国黄金茶之乡”，保靖黄金茶列入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企业品牌方面，全州农产品企业品牌突破4000个，其中牛角山、英妹子、古阳河、松柏大米等市场认可度较高，以茶叶为主的9家农业企业获认“湖南老字号”，2023年永顺大米、乌龙山红茶等5个产品入列第三批全国名优特新产品榜单。“二品一标”认证方面，2023年达到203个，其中地标使用企业302家，产值近70亿元，居全省前列。
（四）产业设施配套不断完善。围绕特色产业发展，持续开展高标准农田、灌区配套、水土保持、机耕道配套等工程建设。特别是以示范创建为抓手，助推产业设施配套，建成一批茶叶、油茶、椪柑、百合、猕猴桃等精品园、示范园、标准园。着力特色养殖粪污处理，年出栏5万头以上猪场实现了机械化、智
能化。加快流通设施建设，建立农产品批发市场3个，2023年销售农产品10.5万吨、10.8亿元；建立活牛交易市场2个，年成交量3万头以上；建立产地冷藏保鲜库容26.1万立方、油茶果与茶籽仓储交易中心2个。优化物流布局，引进京东、盘古电商、阿里巴巴入驻，建立州级消费帮扶平台，销售农产品2600多款。
（五）科技装备支撑能力不断提升。农业科技水平提高，高新技术企业5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355家、科技创新平台39个、州级专家工作站41个。开展茶叶、猕猴桃、油菜、湘西黑猪、柑橘等产业关键技术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或专利。建成种子资源库（圃）6个，选育新品种15个。农机装备实力增强，2019年以来，补贴机具5.2万台套8691万元，受益农户4.8万户。创建现代农机合作社96家，其中国、省示范社10家，流转土地5万亩，作业17.3万亩。新增植保无人机55台，作业10万亩。水稻综合机械化率76%，集成创新农机技术1项。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产业链条不长。主要表现在“四不”：一是规模不大。虽然全州产业基地总体有规模，但受山地地形、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等影响，经营主体分散，大部分产业户达不到适度规模要求。二是精深加工不多。农产品加工能力欠缺，特别是精深加工能力弱。如：柑橘、猕猴桃产业以卖鲜果为主，畜禽水产以活体屠宰和腊制品为主，腊肉加工仅为年出栏生猪4%；茶叶加工企业以春茶加工居多，夏秋茶采收加工少。三是产业融合不深。农业产业业态不够丰富，产加销衔接不够紧密，农文旅融合不够紧实。特别是养殖产业中的育肥、屠宰、加工、经销企业彼此隔离，缺乏稳定的利益联结，难以形成一体化。四是联农带农不强。农业合作组织松散，难以抱团，可持续发展和带动辐射能力弱，联户带富覆盖面有限。
（二）农业龙头企业不强。州级以上龙头企业205家，仅有3家国家级，45家省级，但都不大不强，产值利税不高，带动能力较弱，既缺乏产品叫得响、竞争优势明显的“顶天立地”的头部企业，也缺乏一批产值过亿、利税上千万的企业集群。州级龙头企业大都以家族式管理为主，缺乏现代经营管理方法，后劲不足。龙头企业中没有自己的种质资源库、品种改良基地，州府所在地没有一家粮食和蔬菜行业的龙头企业。
（三）农业产品品牌不响。主要表现为“散、乱、弱”现象。“散”：以
茶叶为例，黄金茶先后注册有“保靖黄金茶”“湘西黄金茶”“十八洞黄金茶” “乌龙山黄金茶”等品牌，莓茶也有永顺莓茶、凤凰雪茶等，品牌标志和包装
五花八门，影响了湘西茶叶品牌的辨识度和认可度。“乱”：特色农产品品牌被恶意抢注现象比较严重，对商标注册保护和对区域公用品牌的侵权假冒违法行为打击不力，因品牌注册、设计和包装等问题纠纷时有发生。“弱”：全州涉茶企业注册商标63件，其中国家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均只有1件；湘西黄牛、湘西黑猪、湘西呆鲤、武雪山羊等地方种质资源保护、研究、利用滞后，纯种数量有减少趋势，种质资源优势没有转化为产业优势。同时，农产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和可追溯体系还不健全，农业投入品使用有待规范。
（四）农业要素保障不力。主要体现为“三难”：一是“用地难”。全州耕地资源相对较少，加之生态红线限制，生产附属设施用地比较困难，特别是规模化种养对保鲜冷藏、烘干、检验检疫、废弃物处理、管理看护用房等辅助设施用地保障不够到位。二是“融资难”。一些经营主体发展资金短缺，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化解。此外，农业用水、用电、税收、保险政策等还需要细化落实。三是“引才难”。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园区均缺少组织培养、无土栽培、数智技术等高科技人才，一定程度上存在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现象。
（五）农业科技支撑不足。一是产品品种更新较慢。一些地方的柑橘、猕猴桃等产业基地品种老化，效益降低。现有产业品种全链条科技服务保障支撑不够。二是农业科技队伍不强。本土高级农业科研应用人才青黄不接，基层农技人才较少，结构不合理，难以满足乡村产业发展需求。三是农业创新平台较少。国、省重大农业科技创新参与不深，缺乏有影响的原创性科技成果或发明专利。四是农机装备亟待升级。一些基地，甚至重点产业园区还存在“无机可用”或“无好机用”“用不好机”或“不好用机”的情况。
（六）农旅融合发展不够。一是观光农业发展不平衡。虽然全州茶园面积全省第一，却没有一处文博、康养、研学省级授牌。二是休闲农庄发展不充分。全州五星级休闲农庄12家，仅占全省的2.64%、怀化市的33%、张家界市的50%，且大多数还是以单一的餐饮服务为主。三是乡村旅游设施不完善。全州美丽乡村建设虽然取得很大成效，但还存在景点串联、民宿升级不足等短板，需要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方面加大力度，变“一日游”为“过夜游”。
三、几点建议
农业产业现代化是产业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全州建成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关键一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
述，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注重规划引领，加大资金投入，顺应市场需求，遵循产业规律，依靠科技赋能，坚持城乡融合，着力补链条、昂龙头、树品牌、强保障、兴科技、促融合，加快推进全州农业产业现代化建设。
（一）锲而不舍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围绕建设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立足现有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推动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全链条升级。通过培育一批龙头企业，链接一批家庭农场，带动一批种养大户的模式，提高组织化生产经营程度，实现农业种养、加工、流通等全环节一体发展，提升全产业链价值，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建立产业链发展目录清单，找准短板弱项，把链条拉长、补齐、健全，并融合发展一批新业态。要以产品质量为核心，在农业产业全链条中开展标准化建设。基地标准化方面，以农业园区、一县一业、产业强镇、农业特色小镇、一村一品为重点，推进水肥一体化、宜机化改造，完善仓储、冷链、物流设施，将基地建设成龙头加工企业的第一车间。特别是推进好中国生态茶、生态柑橘、百合、猕猴桃等基地建设，推动农业主导产业品质化发展，争创“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优”的态势和趋势。同时，以农产品“身份证”管理为抓手，健全农产品安全检测体系。引导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引进先进生产线，加强产品质量管控，拓展国内、国际市场。
（二）全力以赴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当前，要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重点落实到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上来，更好地发挥其引擎作用。一是优存量、强增量。按照政府主导、市场配置、企业自愿原则，围绕农业主导产业，通过兼并重组、参股经营、组建农业产业集团，做优存量。积极引进国家、省农业产业头部企业、核心龙头企业，做强增量。二是扶优、扶强。州县市政府建立龙头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并将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用于产业发展资金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对各类农业产业中的排名靠前的龙头企业，建立重大问题“一企一议”服务工作机制，支持推进院企合作、科企合作和银企合作。特别是将其纳入州县市领导“三联”帮扶范围，针对性落实国家在财税、金融、科技、用地、人才、品牌等方面支持政策，争取州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的农产品加工业用电按农用电计价。通过3至5年努力，力争一批龙头企业年销售收入（产值）达到3到5亿元，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增加3到5家。三是奖励、激励。对种养类年销售收入首次过亿元、加工流通类年销售收入首次过5亿元的，新认定为国家级、省级的，获得国家专利、国家级品牌的，新入围省级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名单
的，以及新增就业多、税收增长快的龙头企业，均给予适当奖励，并加强宣传，形成全社会尊重、支持、学习龙头企业的良好氛围。四是联农、带农。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各方签订协议，健全“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集体经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建立稳定、可靠、长期、共赢合作关系，既使农民在参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获得更多收入，又使龙头企业在联农带农中不断做大做强。
（三）一心一意做大做强农业品牌。构建三大体系，加强农业品牌建设。一是构建产品体系。以湘西猕猴桃、古丈毛尖、湘西黄金茶、保靖黄金茶、龙山百合、泸溪椪柑、永顺莓茶等地标产品或公用品牌品种种植为依托，以湘西黑猪、湘西武雪山羊、湘西黄牛、永顺凤头鸭、湘西呆鲤等列入国家种质基因库的“五色”地方品种养殖为重点，加强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鼓励和引导市场经营主体研发更多适销对路的特色产品。二是构建市场准入体系。持续开展“二品一标”产品认证，完善企业标准体系，严格推行产地准出、市场准入、质量追溯、绿色有机产品标识和地理标志使用制度，建设、保护和利用好认证成果。三是构建品牌体系。坚持农产品品牌标准，按照区域公用品牌、农业企业品牌和农产品品牌分类别推进标准制定和落实，以标准倒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和标准化生产。鼓励县市结合本地特色产业制定品牌地方标准，引导行业协会建立具有创新性、先进性的团体标准。着眼全州一盘棋，破除行政区域壁垒，全面梳理全州农业产业各类品牌，选优扶强，定期宣传发布农产品知名品牌目录，按照“政府支持、企业主体、协会运营”原则加强品牌运行管理，鼓励企业参加国际、国内有影响力的农博会、产品展销会，与知名新媒体、大型商超、电商平台、贸易流通协会等开展合作，创建以“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特色农产品品牌”为支撑的品牌体系，扮靓湘西农业产业的底色。
（四）千方百计提高农业要素保障。一是盘活土地资源。对龙头企业及相关基地建设，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予以保障，鼓励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通过入股、出租等方式发展乡村产业。落实落细农业设施用地政策，促进农业特色产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功能配套。同时，完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变革，通过农户承包土地入股、流转、托管等，搞活土地经营权，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二是加大资金投入。统筹涉农财政资金使用，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重点支持品种改良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将符合条件的现代农业产业项目，纳入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等重点支持范围。支持金融、保险等机构为农业产业基地建设提供贴息贷款、农业保险提标扩面等金融服务，特别是要把信誉度高、联农带农好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作为信贷支农的重点，帮助解决季节性农副产品收购资金困难。三是建强人才队伍。建立健全促进农业产业人才集聚的激励和保障机制，聚焦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支持农业科研院所、院士工作站、专家工作站建设，不断健全校企人才对接机制，培育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创新创业人才。四是提供制度支撑。围绕“1+5+X”产业体系建设，科学制定农业产业化指标体系，实施农业产业链统计报表制度。州、县市人大常委会根据需要出台关于加强相关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的决定，州人大及其常委会利用民族自治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通过立法调研，对相关农业产业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环境保护等予以立法，持续开展“法治护企”“法治护农”行动，助力农业产业现代化建设。
（五）持之以恒增强农业科技支撑。一是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农业领域创新平台，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机制。对现有分散在龙头企业中的科研资源进行整合，支持农业企业与驻州院士工作站、吉首大学、州农科院、湘西职院等深度合作。二是开展科技攻关。健全重大科技攻关“经费跟着人才走、人才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计划走、计划跟着规划走”机制，持续开展“揭榜挂帅”项目，开展核心种源、现代种养、农机装备、耕地质量、农业节水、农业全产业链信息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等重点领域关键技术攻关。特别是以创建“岳麓山种业创新中心湘西分中心”为契机，围绕重点产业，加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力度；与吉首大学等高校合作，争取在中药材精深加工上求突破。三是抓好农技推广。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多元服务主体共同发展，拓展服务领域，发展单环节、多环节、全程托管等多种托管模式，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四是加强农机装备。落实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恢复并提高州本级对农机合作社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大力推广轨道、无人机等山区实用高效作业装备，扩大食用菌烘烤等农机补贴范围，增加特色农机具有效供给。五是推进智慧农业。加强农村网络设施建设，发展数字农业、设施农业、循环农业，大力推进良种工程、绿色植保、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等技术革新，加快推进5G智慧场景运用，培育一批智慧农（牧、渔、林）场，发展共享农业、定制农业等新业态。
（六）不遗余力推进农旅融合发展。一是突出产业强镇建设。立足现有产业强镇，在基础条件较好的产业区积极创建一批国家、省级产业强镇，并逐步
配套完善供水、供电、医疗卫生、教育、养老托育等功能，促进产业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让产加销、农文旅无缝对接，促进生产、流通、消费动态循环，更好发挥乡村农产品供给、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功能。二是注重农业文化赋能。以龙山油桐、保靖黄金古树茶、花垣子腊贡米、永顺油茶林等中国农业文化遗产，苗族银饰、土家族织锦等国家级非遗项目，以及一大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的村寨为载体，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引导特色农业横向拓展多种功能，发展农业+旅游、农业+研学、农业+康养等融合产业，以多功能性实现多元价值。三是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在产业集中连片地区，积极塑造农旅景观，大力发展乡村生态休闲游、观光体验游等，建设马颈坳、吕洞山、红石林、高坪、腊尔山、大灵山、麻栗场、浦市等一批农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国有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索及其启示以广州Z公司的党建工
作创新实践为例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韦朝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①，“坚持服务生产经营不偏离，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检验党组织的工作和战斗力”②。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而有效实施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更是国企健康发展的关键之一［1］。然而，调研发现，党建和业务“两张皮”的问题或者融合不够好、不够深的情况普遍存在于一些企业。因此，在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的基础上，以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优秀案例的创新实践为例，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思考案例的创新实践对国有企业做好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带来的深刻启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部分国有企业党建和业务“两张皮”问题的主要原因
当前，部分国有企业之所以存在党建和业务“两张皮”的问题，调研发现，
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对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深
部分党组织“重业务、轻党建”的思想还较为根深蒂固，党建工作摆不到应有的位置，即使抓党建工作也是被动应付，对党建工作的思考较少，对融入中心抓党建意识还不强、办法还不多，在工作思路上具有一定局限性，缺乏搞好基层党建工作的责任和激情［2］。在调研座谈中，企业领导班子不约而同提到经营压力较大。在沉重的经营指标任务下，一些干部或多或少存在“重业务、轻党建”的思想倾向，就党建抓党建，重形式轻实效的现象仍然存在。一是“不愿抓”，有的党组织书记觉得抓生产经营才是“实绩”，能够立竿见影、业绩突出。二是“不会抓”，有的党组织书记思考生产经营业务多，对党建工作想得少、学得少，存在用力不均的情况。三是“抓不实”，近年来有些地方的国资委已经在推动落实企业党建工作考核占生产经营考核权重不低于20%的要求，但由于企业在落实考评时指标难以实现量化，党建责任和目标与生产经营业绩指标关联度不高，导致有的干部认为，只要完成党建“规定动作”即可，对于
如何抓实党建推动生产经营发展缺乏深度的思考与实践。
（二）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强
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工作水平良莠不齐，个别党组织党建基础不够扎实，特色亮点不够突出，在企业生产经营发展遇到困难时，没有发挥组织优势、运用党建手段，组织党员干部攻坚克难。个别党员身份意识不强，没有起到表率和带头作用，难以形成推动生产经营发展的合力。有的企业集团下属企业经营的业务销售处于下滑状态，企业党组织领导力不强，党员干部未能发挥关键作用，作风不实、执行力不强，导致经营活力不足，业务停滞不前。
（三）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合的方法和载体创新不够足
搭建务实管用的工作载体是实现党建与生产经营“双向融合”的核心。调研发现，有些党组织没有找到党建与企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有效运行机制和创新载体，融合不够紧密、不够深入，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党建工作不够。有的企业党组织在谋划企业改革发展时对接上级重大部署不够主动，未能把党建工作较好融入企业改革发展、急难险重任务以及重点工作中。有的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找到党建引领生产经营的有效运行机制和合适载体，只是简单地把“党建+”当成大箩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缺乏党建工作思路的创新，致使“＋”号两端“两张皮”，“党的建设”看似无处不在，实则“有名无实”。
（四）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人才保障不够坚实
有的国有企业干部人才储备不足，对于某些领域某些专业的干部还存在“急用现找”“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存在懂党建的干部不懂业务、懂业务的干部不懂党建的现象。部分党务干部要么对业务工作不熟悉不了解，要么缺乏融合的思路与办法，未能找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企业党务干部与业务干部轮岗交流的力度不够大，既懂党务、又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尚未成型。
二、广州Z公司的党建工作创新实践
广州Z公司成立于1979年，是广州市属全资大型国有企业，总资产超过1300亿元，拥有员工2.45万人，企业连续多年入选中国服务业500强。2023年，该企业的党建工作创新实践入选中企党建研究院“2023年度全国企业党建创新优秀案例”。
（一）党建工作创新背景
步入“十四五”发展时期，Z公司放眼长远、主动谋变，摒弃以房地产为主
业的传统发展模式，坚持“市场化＋准公益”双轮驱动，以赋能城市发展，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己任，提出“成就城市之美”的企业使命和“打造中国领先的智慧城市综合运营商”的发展愿景。为进一步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Z公司党委谋划实施了“双引双建”的工作思路。
（二）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取得的成效
2023年，Z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81.25亿元、利润总额7.17亿元；完成投资额221.8亿元，完成率165%，同比增加45%；“攻城拔寨”项目完成投资42.7亿元，完成率160%，连续4年超额完成投资任务。2023年，Z公司在中国服务业500强排名再次跃升64位，位列225位。珠江文体成功竞得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单位，为2023年广东省唯一上榜企业。珠江监理荣获14项国家级工程奖，综合实力跻身全省第1、全国第6。珠江股份荣获“2023中国物业服务力百强企业”第15位，珠江设计荣获中国勘察设计协会第十三届“创新杯”最佳BIM应用企业称号，珠江建设首获全国工程建设第四届BIM大赛一等奖，珠江装修获中国建筑工程装
饰奖3项，首获国际缪斯设计金奖等国际级奖项2项和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科技创新成果一等奖1项，珠江商管商业经营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荣获“2023年度中国数字化转型优秀案例”①。
（三）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主要举措
Z公司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主要举措可以高度概括为四个字“双引双建”。所谓“双引双建”，即：党建引领筑根魂，为高质量发展把向；示范引导扬优势，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建优体系补短板，为高质量发展护航；建强基层固底板，为高质量发展助力。
1．党建引领筑根魂，为高质量发展把向
第一，讲政治悟思想一以贯之。Z公司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第一议题”，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第一课”，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广州的殷殷嘱托作为“第一要件”，持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2023年，公司党委带动各级党组织开展“第一议题”学习350次、中心组理论学习133次，领导干部讲党课101次，组织读书班74期，整改问题178个，深入基层调研354次，高质量完成调研课题89个。3个案例获指导组推荐上报，1个案例入选国
资系统案例汇编。主题教育各项成绩指标位居市管企业前列，整体“好”评率
96.08%②。通过这些活动，以理论武装的常态长效，推动破解制约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老难题、新课题。
第二，谋发展促改革一以贯之。Z公司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企业改革发展全过程、各环节，修订完善《党委会议事规则》，优化调整《党委前置研究讨论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48项，《党委研究决定事项清单》26项，全年主持召开党委会38次，前置研究重大事项101项③，切实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公司在服务“国之大者”中展现新作为。比如，支持广州南沙开发开放，为南沙“一场两馆”工程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南平村入选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聚龙湾项目代表广州接受省委常委会首站考察调研并获高度评价；广州城中村改造罗冲围片区首期项目率先动工，成为广州市四大重点片区中首个开工的改造项目；以“绣花功夫”打造老城市新活力商业地标珠江？星火1926，成为贯彻落实广州市委“三核”“三轴”“三脉”思路的典范。围绕市委、市政府组建广州安居集团部署要求，提出创新性资产整合思路，按时限划转旗下珠江租赁100%股权，实现安居集团“快组建、快运营”目标，也成功化解了租赁资产剥离可能引发的Z公司重大经营风险。
第三，勇担当践使命一以贯之。紧扣广州十大民生实事，充分依托集团康养、安居、文体三大业务平台，做好做实民生服务。在养老服务方面，珠江健康打造“社区嵌入式养老综合体”，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旅居养老“四力”合发，推进广州养老产业发展；举办近百场健康养老进社区活动，推动特色养老服务延伸至更多社区和家庭。在安居保障方面，珠江租赁推出供应公租房3605套，交付使用公租房1897套，新增解决超1．5万人住房需求，建成鸦岗项目配售型保障房2032套，同步开展以幸福安居成长驿站进社区、公益课堂进社区、志愿服务进社区为主的“三进社区”活动，受到居民的一致好评④。珠江文体统筹全国范围8个省市23个大型体育场馆平台及资源助力全民健身公益⑤，开展“全民健身月”主题活动，通过举办“村BA”、开放场地、公益讲座等方式，进一步打通服务群众健身的“最后一公里”，将更多的“运动处方”送进社区，助力全民健身公益，夯实企业发展群众基础。
2．示范引导扬优势，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1）品牌创建出新出彩。坚持以“成就城市之美”的企业使命作为党建品
牌核心内涵，全力打造覆盖城市开发、建设、运营与服务的公司特色全产业链党建品牌矩阵。通过“四个一”（即：开展一次现场调研会、举办一次创建研讨会、组织一次经验交流会、参加一次专题培训会）活动，推动“一企业一品牌”结出硕果。累计孵化11个党建子品牌，10个党建品牌及案例入选“全国企业党建创新优秀案例”，1个党建创新案例成为“广东省最具传播影响力案例”。
（2）文化宣传出新出彩。挖掘企业红色文化资源，坚持讲好公司故事，以“1刊2网3微4平台”为主阵地，有力地形成了参与更主动、宣传更及时、亮点更突出、影响更广泛的舆论新态势。全年党建宣传获《人民日报》等中央、省、市媒体报道450多篇次，其中，《大潮起珠江奋斗正当时》短视频阅读量近15万次，转发数超8700次，并在当日微信视频号#高质量发展热搜排名全国前15②，进一步增强了集团党员干部砥砺前行的信心，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内刊《珠江实业》2023年围绕“学思践悟、竞标争先”主题出版5期，针对企业所需、员工所盼推出多期高质量专题报道，时效性、可读性、感染力不断增强，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关注和好评，连续5次荣获广州地区内部连续性“优秀出版物”。
（3）特色实践出新出彩。激活基层党建源头活水，旗下广州城市更新党总支全面铺开红联共建活动，主动扩大红色“朋友圈”。珠江城市服务党委探索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以广州世贸中心大厦为平台，积极与街道社区联动打造楼宇党建工作新模式，发挥大厦内党员在楼宇治理中的带头作用，服务满意度不断提升。珠江健康党委成立“康养惠民”党员先锋队，助力第三家颐康中心正式开业，运营中的两家机构、社区养老项目在省养老机构星级评定中取得好成绩。珠江文体党总支以红色场馆为平台，以党员先锋队为抓手，2023年保障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活动318场③，护航杭州亚运会成功举办并获组委会表彰，主办浙江卫视跨年晚会，极大提升品牌影响力。
3．建优体系补短板，为高质量发展护航
（1）抓闭环管理从严从实。坚持管理出效率、管理出活力，聚焦践行党建工作责任，不断完善“制度指引+方案规范+清单管理”的标准化体系，有效健全党建工作“每周研究+月度督办+季度推进+年度总结”的工作机制，有力构建制度明责、清单履责、考核督责、监督追责的全链条闭环管理，激励集团各级党组织在高质量发展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和作用。
（2）抓问题整改从严从实。坚持问题导向，强力推动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珠江股份重大资产重组成功避免了地产上市公司退市风险，成为国内首个地方
国有A股上市房企以优质资产置换实现主业变更的成功案例；困扰企业多年的“名股实债”项目历经重重困难收回总投入的99.5%④。抓实广东省委巡视广州反馈意见、“一把手”监督谈话指出问题等11项自查整改工作，第一时间召开动员部署会、成立工作专班，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及举一反三措施，推动整改工作有力有序开展。
（3）抓管党治党从严从实。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指导推动“制度指引+方案规范+清单管理”标准化体系不断完善，带头开展集体约谈126人、一把手主体责任约谈15人，党廉责任清单31项全部到人到位，廉洁国企“十大行动”50项任务全面细化落地；构建“大监督”格局，推动政治监督、联席监督常态化长效化，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21人次⑤。集团全周期“监督链群”生态体系获第三届“中国廉洁创新奖”特色创新项目。
4．建强基层固底板，为高质量发展助力
（1）人才队伍建设稳扎稳打。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健全人才“选用育留”全过程体制机制，实施中层领导干部“建模强链”，开展集团后备干部人才盘点，为精准配备、强化管控夯实基础；认真落实上级关于国有企业“三能”改革工作要求，聚焦关键人才队伍建设，引入竞争思维，开展干部竞聘，深化干部能上能下；强化激励机制，探索周期制工资总额管控，将考核结果与薪酬挂钩，实现薪酬能高能低；建立选派条线骨干到总部跟班学习、年轻干部到外地项目实践锻炼的双机制，以人才的加速成长赋能企业发展。
（2）机制改革创新稳扎稳打。不断提升防范化解风险本领，构筑“横向覆盖职能条线、纵向覆盖业务板块”的具有公司特色的风控“防火墙”，相关案例入选《2023广州国资国企社会价值暨ESG蓝皮书》①。制定集团市场拓展激励机制新举措，落地项目涉及中标金额约3.94亿元。发布《房地产项目备案管理办法》，有效提高市场化决策程度和运作效率。探索重要销售节点阶段性考核激励，实现中秋节、“双十一”期间完成总销售金额12.39亿元，比2022年同期增长67%②。
（3）基层组织建设稳扎稳打。坚持夯实党支部堡垒，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88个，设立党员先锋岗157个③，发挥好党员在关键时刻、重点任务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大抓基层导向，深入实施基层党建三年行动计划，落实挂点联系机制，开展支部书记能力素质提升行动，推动3个基层党组织成为市属国企“五强五化”-示范党组织。示范引导基层党组织开展竞标争先，不断提升生机活力。
2023年集团全年斩获荣誉奖项538项，同比增长25%④。
三、国有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启示
Z公司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方面的创新实践，对于国有企业如何做到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有以下四方面的启示：
（一）在制度机制上深度融合，以企业生产经营成果检验党组织的工作和
战斗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明确党组织在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使党组织发挥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⑤因此，做好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关键是落实责任制，各企业集团应该加快完善促融合的体制机制。一是出台关于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实施办法。从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等方面明确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要求。二是重塑优化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合的考核评价。将推动融合作为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要求，列入党委年度重点工作，纳入干部个人绩效考核项。在干部年度绩效考核和所属企业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中实行党建与业务联动评价，科学设定评价指标和分值。三是建立集团领导挂点督导中心工作和重点项目机制。发挥头雁效应，领导干部带头破题，推动各级党组织班子成员挂点负责本单位年度指标任务，实施“书记项目”目标亮相、考核亮牌行动，集中攻坚破解一批生产经营难点堵点问题。
（二）在组织建设上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⑥各企业集团要把党的组织健全起来，把党员组织起来，不断激发集团党建促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是以党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促融合。坚持生产经营业务延伸到哪里，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规范开展“党建进工地”，通过建立项目部临时党支部、派驻党建工作指导员、开设工地微党课、创设工地党员责任区、打造工地党建宣传阵地等方式，让党旗始终插在工地一线。二是以创先争优行动促融合。开展“两优一先”评选、党支部和党员评星定级及示范党组织创建，营造创先争优良好氛围，在评选设计中注重把党建工作要求与服务生产经营中心工作、改革创新等要求结合起来，推动各企业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三）在措施方法上深度融合，切实找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融合的切入
点结合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处理好党建和业务的关系，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3］做好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关键是要找到切入点与结合点。一是将党建融入重点任务中，推动党建在集团重大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提升、资产资源开发利用、科技管理创新、民生服务保障等重点领域发挥“红色引擎”作用。二是创新党员活动载体。突出问题导向，围绕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业务拓展、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等方面工作，推动全体党员带头认领推动企业发展的微项目。
（四）在人才培养上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支懂党建懂业务的高素质复合
型干部人才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在工作一线摸爬滚打、锻炼成长，把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良将贤才及时选拔到国有企业领导岗位上来。” ①做好融合，必须有一支精干、专业、高素质的干部人才队伍来落实。一是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书记，坚持把优秀的党员选拔到书记岗位；二是把书记岗位作为选拔企业领导人员的重要台阶；三是建立各级党务干部台账，强化党务干部的培育，有计划、有步骤对各级党务干部进行理论培训和专业培训，采取上送、外培、下挂、内训等各种方式，全面提升党务干部综合素质。
河南省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李三辉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有效的乡村治理和高质量的乡村建设依赖合理的治理体系、健全的治理机制、先进的技术应用、多元的治理手段。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革新，我国已步入数字社会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数字乡村”成为未来农村社会形态的发展趋势。以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助推新时代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
一、数字乡村战略下推进乡村数字治理的价值意蕴
第一，推进乡村数字治理是“数字河南”建设的内在要求。在乡村数字治理方面，河南省印发的《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指出，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1］。2023年，河南省委一号文件强调，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统筹城乡信息通信网络一体化发展，持续加大农村网络建设投入。可见，推进乡村数字治理，在河南实施数字化转型、推进数字强省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数字乡村建设和数字化治理体系构建是推进“数字河南”建设的基础支撑，而推进乡村数字治理正是数字时代乡村社会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第二，推进乡村数字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支撑。如今，经济社会结构、社会主要矛盾、内外发展环境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一套社会治理体系，无法完全适用于数字化变革下的社会。人们需要调整乡村治理体系，构建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深化数字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数字治理，拓展数字乡村战略下的乡村治理实践。推进数字化时代下的河南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升河南乡村治理效能，需植根数字社会实践变化，不断改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提升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能力，从而以更加合适的治理体系、更加有效的治理方式助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促进乡村善治达成。
第三，推进乡村数字治理是助推城乡高质量发展的运行基础。乡村治理作为影响广大城乡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治理质量影响着农村社会建设层级、乡村振兴水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乡村治理不仅是现代化河南建设的基本内容、重要手段，也是支撑河南城乡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从实践上看，河南通过
持续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健全了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制度，从体制机制上保障了治理效能，筑牢了治理制度的根基。同时，面对数字时代的发展和数字社会的治理形势，人们通过健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发展党组织引领下的“自治、法治、德治、数治”相融合的治理体系，提高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推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力支撑了城乡基层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运行。
二、河南省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
（一）“党建＋大数据＋全科网格”助推乡村治理
近年来，洛阳市伊川县聚焦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发展，围绕解决“谁来参与、为何参与、怎么参与”的乡村治理核心问题，明确了“支部引领、党员带头、多方参与”的治理思路，创新探索了“一网双联多元”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从具体内容上看，“一网”是指农村党建网；“双联”是指干部联户、党员联户；“多元”主要指农村各类组织，包括村民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五老”矛调会、乡贤参事会等［2］。同时，为了保障“一网双联多元”治理模式有效运转，伊川县专门印制了《一网双联多元工作手册》，对工作制度、操作流程进行了明确，既提升了乡村事务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也增强了多元主体参与的规范化。此外，充分发挥网格员的治理作用，也是“一网双联多元”治理模式的显著特点。从实践上看，伊川县坚持因地制宜探索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根据各村地理环境、人员构成、党员分布等情况设置网格。有的村实施了“网格长＋网格员”的工作办法，有的村推行了“网格长＋副网格长＋网格员”工作模式［3］，在充分发挥网格员的治理纽带作用的同时，凝聚了乡村治理的有生力量。
近年来，新乡市坚持以高质量党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以“五星支部”创建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以大数据融合基层治理网格，构建了“党建＋大数据＋全科网格”的乡村治理机制体系，走出了“党建引领、数字赋能、部门联动、网格兜底、群众参与”的乡村治理新路径［4］。新乡市始终坚持党建统领乡村治理全域工作，不断增强农村党组织建设，以筑牢党的基层基础，创新实行“四全”（全员、全域、全程、全面）党建模式，深化开展党员“亮作树”（亮身份、做表率、树形象）、干部“联包助”等活动，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领导力。同时，新乡市把党建服务延伸到所有网格，切实将支部建在网格上、把党员作用发挥到网格中，推进基层治理工作。新乡市还坚持以“数治”
支撑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持续构建上下联通的综合治理网格化信息平台、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逐渐将所有政务服务事项整合到一个网站上，实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大大提升了社会治理服务的便捷化、高效化。新乡市按照各地行政范围、人口数量、党员规模等情况，规划网格、配备网格员，不断探索创新政务、警务、社务“3＋Ｎ”网格化管理模式，构建了“区—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四级联动工作机制，在党组织领导下将村（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机构融入网格建设中，打造了上下协同、群防群控、城乡一体的全科网格平台，极大提升了治理效果与群众满意度。
（二）“数智”助推乡村治理
为顺应数字时代发展浪潮，郑州市积极推进了治理领域内的数字化变革，构建了“一格管全面、一屏观全域、一网统全局、一线通上下、一键全处理”的数智治理新格局［5］。近年来，登封市参考郑州市域社会治理一体化建设，结合本地乡村发展实际，以网格化治理为抓手，以数字化为依托，探索并形成了“党建＋网格化＋数字化”的乡村治理新模式。一是科学划分治理单元，构建全链条的网格体系。根据治理情景，登封市将全市网格划分为3个层级的网格，通过党群联动、线上线下联动，组成了无死角、全覆盖的网格体系，搭建了“一元”带“多元”的“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体系。借助于网格员深度触及乡村生活的治理优势，可以及时有效地发现并反馈民众需求，推动治理问题的解决。二是借力网络化平台，健全完善“四治融合”治理体系。从实践上看，当地许多农村都引入了数字乡村智能监控平台，利用数字播报功能及时向群众传递信息，同时借助平台力量推进精细化治理，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数治融合，实现让数据多流动、群众少跑动［6］。
自2020年入选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以来，鹤壁市淇滨区的数字乡村建设步入新阶段。淇滨区通过拓展数字化技术在党建、政务、民生等领域的应用，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构建了乡村治理新体系、优化了数字乡村治理生态，打造了数字乡村的“淇滨样板”，有力推进了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具体来看，淇滨区围绕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数字治理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大力推进数字村庄建设，夯实乡村智治基础。淇滨区按照“有场所、有人员、有设备、有宽带、有网页、有持续运营能力”的“六有”标准，以网络全覆盖、服务无盲区、运营可持续为目标，建成了110个覆盖所有行政村的益农信息社站点，提供农业公益、便民服务、电子商务、培训体验等
“四大服务”［7］。二是着力搭建数字平台，提升乡村事务管理效能。淇滨区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在各村搭建综合服务平台，平台涵盖智慧党建、网格管理、乡村治安、农业生产、人居环境等模块，让村民享受到“办事少跑腿、数据多跑路”的生活服务。同时，淇滨区建设了涵盖区、乡、村三级的服务网络，打造了一系列农业应用场景，组建了一批数字乡村运营服务团队，通过把数字化、信息化应用到乡村治理实践，提升了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三是强化乡村安全的科技支撑，不断增强数治能力。近年来，淇滨区不断优化“互联网＋监管”模式，在交通要道、重点场所、村口等地增强互联网监控，基本实现了“数字监管”全覆盖，有力保障了乡村秩序稳定和生产生活安全。
（三）“Ｈ”型数字平台助推乡村治理
面对信息时代发展和数字化转型，信阳市深刻认识到技术革命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切实推进数字赋能基层社会事务管理和治理现代化，围绕“党建引领、条块融合、数字赋能、协同联动”的总体思路，形成了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信阳经验”。一是加强党建统领乡村治理。为了强化党建统领，夯实基层基础，做好基层治理工作，信阳市着力强化各级党委和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构建了权责明晰化、条块协同化、流程数字化、指挥一体化、考评多维化的“五化”治理体系。二是建设乡村数字治理平台。2022年，信阳市印发了《信阳市基层治理“Ｈ”型数字平台架构设计方案》，部署了乡村治理“Ｈ”型数字平台建设行动。“Ｈ”型数字平台是指以群众诉求办理为主要功能的“上行流程”，以高效精准指挥为主要功能的“下行流程”，联通“12345”热线为主要功能的“横向流程”［8］。从治理流程运转上看，信阳市通过数字赋能深化“智治”，进一步规范和厘清了各类社会事务管理的权限归属，健全完善了县乡村一体化的基层治理体系，依托数字平台实现了基层治理“一张网、一网办”［9］。三是推进社会事务管理下沉。信阳市依托数字平台建设，不断推进众多民生类服务事项办理下放至乡镇公共服务中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快速、便捷地办理各项事情。
三、推进乡村数字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乡村数字治理的思想认识不到位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支撑作用，认清“数治”理念与方式在现代乡村治理实践中的地位，从而更好地推动乡村社会发展。虽然乡村数字治理的基础是数字化技术，但数字化治理不是简
单的技术命题，更多的是现代治理实践的价值性概念。结合一些地方的实践操作看，有些治理主体在数字化治理理念更新上存在“堕距”。比如，把乡村数字治理简单理解为利用数字技术开展乡村治理，割裂了技术治理同其他治理方式的协同关系。另外，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在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规划、资金投入、数据平台建设上下了很大功夫，各类ＡＰＰ应用、服务网站、数据终端设备、网络监控等一应俱全，但在管理服务、群众体验、升级维护上却跟不上现实需求，致使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打造的大数据服务中心、数据平台、智慧应用没有真正融入治理实践，甚至有的沦为装点门面的“摆设”。这些现象背后是对数字化治理的认知偏差，认为建了数据平台，开发了应用软件，采集了数据就是实现数字化治理，将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本质理解为技术性操作。
（二）乡村数字治理面临“表面数字化”的风险
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的乡村治理或多或少地存在“表面数字化”现象。一些农村地区存在不以使用为导向的数字化建设，数字建设与实践应用脱节，导致数字化建设的随意性与脱域性。例如，有些乡村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因缺乏科学规划和调研而偏离实际需求，造成资源浪费和使用率严重不足；有的数字化平台因技术维护差、使用人数少、操作不方便，乡村社会事务处理依然沿用旧的治理方法，造成数字平台“僵尸化”、线上治理“废墟化”现象。
（三）乡村数字治理制度体系建设和要素保障不足
做好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建立健全与时代发展相匹配的治理体系，补足与治理实践相协调的资源要素。在乡村数字治理规划方面，一些地方存在盲目推进数字化建设、数字化治理的情况。这些地方投入财力、人力、物力进行碎片化的数字化治理，但缺少中长期的统筹谋划，全局规划意识不足。在数字治理的相关法规政策方面，数据信息在传输、存储、管理、应用的过程中，个人隐私、公共部门数据还存在泄露风险，需加强数据安全以及隐私保护的监督管理，推动数字化治理的规范化、法治化。从实践上看，河南多地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布局与建设仍处在起步阶段，乡村数字治理的“硬件”和“软件”存在短板。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许多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层次较低，升级改造或全新搭建又需要耗费较大财力，资金欠缺是多数乡村推进数字化建设的最大障碍。在人才资源配备方面，乡村人才短缺问题一直存在，而数字乡村建设和数字化治理，又对治理人才的能力和水平提出更高要求，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人才的紧缺。
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优化路径
（一）构建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数字治理机制体系
首先，要坚持党建引领。历史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乡村治理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核心。推进新时代乡村数字治理，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全面领导，这是保障乡村治理保持正确发展航向的根本前提。处于乡村治理领导核心的党组织，可以通过政策制定、统筹谋划、组织协调等方式，强化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其次，要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形成多方参与、系统融合、数据融通的治理新体系。推进新时代河南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不仅需要做好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还需将数字治理深度融入自治、法治、德治的治理体系中，把传统治理与现代技术治理统一起来，形成多主体参与、多重力量凝聚的现代乡村治理格局。
（二）提升乡村治理多元主体的数字素养与能力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增强乡村治理能力就是要提升治理主体能力和水平。首先，要以数字思维驱动治理主体理念变革。一方面，要立足乡村发展实际，充分利用信息化和大数据手段，采集和整理数据信息，及时整合治理资源。同时，建立和完善针对数字治理的规章制度，如制定规范化的技术介入标准，动态跟踪乡村数字治理中的问题；强化乡村治理重点领域的数据监测，做好数字技术的风险监管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在善治目标下理性认识数字治理，认清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工具属性，“技术治理”的内在本质是技术服务于治理需求［10］。其次，要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主体行动能力提升。数字时代，乡村治理的各个治理主体都应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当前乡村治理的核心主体或行动者，包括基层乡镇党委政府、村级党组织、村委会、村民、乡村社会组织等。聚焦乡村治理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提升，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数字治理能力培养，如对乡镇基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重点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数字乡村建设”“数字经济” “数字治理”的基本理论、发展态势与未来走向展开培训，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谋划、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规划、乡村治理模式思路上，提升认识站位；针对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组管理者等人群，围绕数字技术发展形势、数字技术应用、数据平台载体等主题，开展具有实操性的培训。
（三）健全完善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保障体系
一直以来，资金、人力、基础设施等资源要素，都是开展社会治理实践的
重要保障。相较于自治、法治、德治，数字治理因其对现代技术的依赖，更需要完备的基础设施、集中的财力投入、专业的人才队伍。因此，推进新形势下的河南乡村数字治理，应当注意做好“硬件”设施配备和“软件”强化，着力构建“党建引领—财力投入—人才优化—法治保障”的立体化治理保障体系。首先，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统筹协调，做好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组织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切实强化政治建设，将党的建设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全领域。同时，基层党组织要不断强化其对乡村数字治理的统筹领导、组织管理与监督服务，做好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数字化建设。其次，要加强乡村治理的经费支持，建造与数字乡村发展相匹配的基础设施。资金投入是开展乡村治理实践的前提和保障。推进乡村数字治理，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做好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没有资金保障是行不通的。因此，要立足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以良好的资金保障，支持基础设施的整合优化、提质升级与数字化改造。第三，要补强乡村治理人才。乡村治理事业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乡村数字治理的推进更需要专业性的人才。一方面，要立足现有人才资源，采用专题讲座、专业知识讲授、实操训练等方式，对乡村干部、社会管理人员等进行数字治理培训，提升其数字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与高等院校和企业的合作，依据本地发展实际，开展有针对性的培养，做好乡村治理数字化人才的引进和培育。第四，要夯实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重视数字技术治理的伦理困境和数据隐私保护问题，完善乡村治理数据共享制度和安全监督机制，加大对泄露社会治理数据的惩戒力度，不断消除数据安全法律灰色地带［11］。
农民眼中的乡村振兴贵州T市的调查报告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滕明雨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其他农村外部群体纷纷出谋划策。但作为主人公和受益者的农民却在这场关乎切身利益的大战略讨论中集体失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因此，本研究选择贵州省T市的4县8村（行政村，含2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调研地点，发放调查问卷326份（回收有效问卷313份），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20字方针深入挖掘农民群体对乡村振兴的认知与渴求，用以丰富主体视角的乡村振兴研究。
1．农民眼中的产业兴旺
1．1农民对产业兴旺的理解
T市农民对“产业兴旺”的理解体现于碎片化场景。他们认为，打造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农业龙头企业联农发展、就近务工就是产业兴旺，甚至不少
农
民将“新技术”作为对“产业兴旺”的最朴素理解。
1．2产业兴旺的多元性需求分析
1．2.1不同县区农民对产业兴旺的需求差异
在农业生产最亟须解决的困难方面，劳动力不足、资金投入不足、缺少技术分列前三，基础设施差和销售困难紧随其后，见表1；在发展农业的途径方面，农业科技和耕地保护利用是农民最优先考虑的两项，见表2。
1．2.2不同年龄农民对产业兴旺的需求差异
青年人，中年人及老年人受各自身体状况、家庭生计、经验及背景等因素影响，在决策及观念上常常存在差异[2]。研究将农民分为30岁以下、31-40岁、41-50岁、51-60岁、60岁以上5个年龄段，考察不同年龄农户的认知差异性。结果显示：60岁以下农民认为最限制农业生产的是缺少技术（占比达各年龄段样本量的70%以上），60岁以上的农民则认为最限制农业生产的是劳动力不足（比例高达85.7%）。在期望政府助力方面，30岁以下的农民将“解决市场销售问题”作为首选，30岁以上的农民希望获得“资金支持”，资金诉求在60岁以上农民中占比最大（高达70%）。
1．2.3不同文化程度农民对产业兴旺的需求差异
如表3所示，85.3%文盲程度的农民认为农业基础设施差制约了农业生产，
而本科文化程度的农民则认为是技术因素制约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中最亟须解决的困难方面，随着文化程度的提升，农民对现代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强调也逐渐提升，对资金投入的看重则逐渐下降。
1．2.4示范村与非示范村农民对产业兴旺的需求差异
示范村村民认为，目前制约农业生产的首要因素是缺少资金，而非示范村认为制约农业生产的首要因素是劳动力不足。对于发展农业的途径，示范村强调发展农业科技（高于非示范村5%），非示范村主张改善灌溉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高于示范村10%）。总体来看，非示范村对农业产业现代化的发展需求更旺盛，在降低生产资料成本、提高农民素质和调整产业结构的意愿上均高于示范村（见表4）。
2．农民眼中的生态宜居
2．1农民对生态宜居的理解
T市农民对“生态宜居”的理解表现为规划合理、生活便利、干净整洁、生态和谐4个部分。“规划合理”指村庄房屋规划统一，街道干净整洁、道路宽敞；“生活便利”指“有公交，出行方便”，生活设施全；“村容整洁”指居住环境干净整洁，无环境污染，垃圾处理有序，“厕所改革”卓有成效；“生态和谐”指就地取材打造绿色生态的人居环境并体现传统乡土文化风貌。
在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中，农民对生态宜居的关注程度排在第三。在重要程度排序中，将生态宜居排在第二位的比例最高，为34.5%。
2．2生态宜居的多元性需求分析
2．2.1不同县区农民对生态宜居的需求差异
研究发现，对生态宜居的需求受各县资源禀赋差异所影响，并无显著规律可循。例如A县样本村因仅有一个垃圾转运点，垃圾桶覆盖率低，因此期望改进垃圾乱扔、乱倒的比例最高（45%），超过其他村近20%。C县的两个村都认为改善厕所的卫生条件最为迫切（58.3%），因为厕所卫生条件差导致下雨天污水横流，极其影响生活环境。
2．2.2不同年龄农民对生态宜居的需求差异
在这方面，不同年龄段农民的需求迥异。30岁以下、31-40岁、41-50岁3个年龄段的农民将“规划设计”排在首位。而50岁以上的农民则认为“资金投入”是改善人居环境的首要因素。年纪越小的农民越看重“规划设计”，年岁越长的农民越看重“资金支持”与“村干部组织”。这折射出年轻农民见多识广、
与时俱进，更偏向以科学的规划设计引领人居环境改善，而年长的农民则更看
重社会资本带来的金融投入和外部力量。
2．2.3不同文化程度农民对生态宜居的需求差异
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认为改善人居环境最重要的倚重是资金投入；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认为改善人居环境最重要的倚重是科学规划与设计，大学以上农民选择此项的比例最高（46.2%）。研究同时发现，文化程度越低的农民越把希望寄托于村干部（见图1）。
2．2.4示范村与非示范村农民对生态宜居的需求差异示范村和非示范村分
别将改进街道路况和厕所
卫生条件视为最亟须改进之项。另外，非示范村改善人居环境的意愿更迫切，除了街道路况差和房屋规划凌乱两项外，非示范村有2/3的人居环境改善诉求高于示范村（表6）。
3．农民眼中的乡风文明
3．1农民对乡风文明的理解
农民眼中的“乡风文明”就是让农民文化素质得到提升。同时，移风易俗、弘扬传统文化、拒绝铺张浪费也是“乡风文明”。建设“乡风文明”就是要在村内建设有文化娱乐设施，丰富村民的闭暇生活。
3．2乡风文明的多元性需求分析
3．2.1不同县区农民对乡风文明的需求差异
在文化活动需求方面，举办表演的选择比例是4个区县中最高的，足见农民
对大型文化活动的渴求。
图书借阅位居第2，这也反映出T市农民对知识价值和重要性的认可。
在农村在农村公共文化设施需求方面，娱乐设施、体育健身设施、图书馆
是农民的最主要需求（见图3）。
在对乡风文明建设的期望方面，农民最想举办的活动是“开展培训活动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等'（65.5%），其次是“改变农村黄、赌、毒等不良风气"（39.9%），再次是“丰富法制知识，保护农民权益"（35.5%）。4个县的样本在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比例都是最高的，这说明农民H益注重自身的能力建设和不良风气、生活环境的改善，而不仅仅是娱乐至上，凸显当前我国乡风文明建设的初步成效。
3．2.2不同年龄农民对乡风文明的需求差异
各年龄段的农民最期望看到的都是表演节目等活动，并且随着年龄增大，选择的比例逐渐攀升。在广场舞和棋牌两项活动方面，年纪越大对其需求度越高。在最想参与的活动方面，年纪越小的农民越期望参加体育类比赛和图书借阅活动，年纪越大的越期望参加棋牌、表演节目和跳广场舞等活动。
31．4%的30岁以下农民最希望获得的文化活动设施是图书馆，这一比例高于其他年龄段至少10个百分点。青年农民对体育健身设施及室外公共活动场所选择率最高，相对地，上年纪的农民更倾向选择室内公共活动室。
3．2.3不同文化程度农民对乡风文明的需求差异
37．5%的文盲农民最希望参与的文化活动是跳广场舞，其次是举办表演和棋牌类活动（比例均为25%）。由于文盲多数是老人，以上3种活动可同时满足他们对文艺娱乐和强身健体的诉求。初中和小学文化的农民最想参加的活动是表演节目活动，比例分别为31.4%和28.2%。高中文化以上的农民最希望参与的是体育比赛类活动。因为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多以年轻人为主，他们更倾向体育类活动。研究还发现，农民文化程度越高，越希望参与图书借阅等活动。在借阅期望率方面，大学文化以上的农民为28.8%，高中（中专）文化以上的农民为17%，初中文化以上的农民为2.8%，小学文化以上的农民为2.3%。另外，对文化娱乐设施的渴求与农民的年龄及其最想参与的文化娱乐活动类型高度相关。文化程度越高，选择图书室与体育健身设施的比例越高。文化程度越低，选择室内公共活动室与娱乐设施的比率越高。
3．2.4示范村与非示范村农民对乡风文明的需求差异
示范村与非示范村农民在希望举行的文化娱乐活动方面表现出相似性。在最想参与的活动方面存在些许差异，示范村农民更希望参加体育类竞赛活动，而非示范村农民更希望参加棋牌类活动。示范村和非示范村希望获得的公共文化活动设施基本一致，均为健身器械、文娱设施和图书借阅室，这几项的选择比重都在20%-30%之间。
4．农民眼中的治理有效
4．1农民对治理有效的理解
调研发现，农民理解的“治理有效”与基层政府和村干部的作为有关。在
他们眼中，基层政府应发挥领导作用，帮助建设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村集体、
村经济文化组织，并提供各类适宜的培训。村委干部要“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让老百姓有获得感和幸福感。研究调研主要围绕T市农民的组织化需
求和培训需求展开。
4．2治理有效的多元性需求分析
4．2.1不同县区农民对治理有效的需求差异
在组织需求方面，目前T市农民的自组织程度相对较低，34.8%的调查样本
甚至表示不知道或者村里没有任何农民组织。至于期望加入的组织类型，51.4%
的农民首选专业技术协会或组织。排在第二和第三的是文艺类协会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选择比例分别为38.0%和37.7%。总体来看，专业技术协会和文艺类协会这两类组织是4个县的共性选择。
在培训类型需求方面，农民对种养殖技术、职业技能、法律知识、健康卫生和电脑网络等方面的培训需求均比较旺盛。选择比例最高的是种养殖技术培训（55.6%），其次是法律知识培训（54.0%），再次是职业技能培训（45.0%），电脑网络培训（44.4%）和健康卫生培训（43.8%）分列其后。
4．2.2不同年龄农民对治理有效的需求差异
在组织需求方面，年纪越小的农户越追求经济功能，年纪越大的农户越追
求娱乐功能。30岁以下的农户中有53.4%期望加入专业技术协会或组织，有45.7%
愿意加入经济类农民合作组织，有30%期望加入基金或者信贷组织，且这3项选择的比例均高于其他4个年龄段的农民。年纪越大，农民期望加入文艺类协会或组织的愿望就越强烈。这类协会组织被60岁以上农民所钟爱，占比高达64.3%。
在培训类型需求方面，年龄越大，需要种养殖技术培训的农民越多。年龄越小越不看好务农前景，甚至不愿参与任何种养殖技术培训。但对职业技能与法律知识的需求却呈现年龄越小需求越大的趋势。可见，年轻农民需要的技能培训服务于拓宽增收渠道，年老农民需要的技能培训服务于顺利开展农业生产。
4．2.3不同文化程度农民对治理有效的需求差异
在组织需求方面，研究发现，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对专业技术合作组织、基金、信贷等经济组织的需求越高，二者成正比。相反，文盲农民参加文艺类组织的意愿则更高，占比达到43.8%。同时，文化程度越低，越不愿意参加任何类型的组织。例如文盲农民不愿意参加任何类型组织的比例有12.5%，远高于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农民（5.8%）。
在培训类型需求方面，以农业生产为生计的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农户迫切需要种养殖等技术培训。出于期望拓宽增收渠道，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户对职业技能培训、电脑网络培训的需求最大。高中以上的农民最希望参加法律知识培
训，期望通过学习法律知识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随着文化程度的提
升，关注健康卫生的农民比重也呈现逐渐增加态势。
4．2.4示范村与非示范村农民对治理有效的需求差异
在期望参加的组织类型方面，示范村和非示范村的村民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差异性，只是每一种组织的参与意愿上，示范村村民均略高于非示范村村民。在最亟须的培训类型方面，两类村庄村民的期望同样没有明显差异。
5．农民眼中的生活富裕
5．1农民对生活富裕的理解
实地考察发现，脱贫攻坚后，T市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家庭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储备不断提升，80%以上的家庭拥有新修建房屋。但他们在生计方面依旧脆弱，传统生产方式仍旧是家庭收入的主要倚仗。另外，与农民家庭生产、生活、生计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仍然供给不充分，对他们的生活造成整体性和持久性负担，也成为农民身体素质、文化素养、生活品质提高的阻碍。
5．2生活富裕的多元性需求分析
5．2.1不同县区农民对生活富裕的需求差异
当前，农民需要的增收方式排序为务工（39%）、创业（29.1%）、农业生产（23.0%）、其他（6.1%）和养殖业（2.9%）。不同区县因主导产业、地理区位等因素的影响，其期盼的增收途径存在着明显差异。经济条件优渥的区县，农民市场意识更强，例如B县选择创业的农民比例最高，选择农业生产的比例最低。D县农民选择依靠农业生产增收的比例远高于其他3个县，缘于农业是该县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亟须政府解决的生活困难方面，4个县存在显著差异。A县农民期望以务工来增加收入的比例是最高的，更希望政府提供适宜的工作岗位。由于经济基础良好，B县农民期望政府帮助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该县选择不需要任何帮助的农民数量也是最多的，达23.8%）。C县农民选择看病贵、看病难的比例远高于其他3个县，多数农民表示医疗负担过重。D县是农业县，农民选择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的比例高出其他3个县10%以上。
5．2.2不同年龄农民对生活富裕的需求差异
随着年龄下降，选择依靠农业增加收入的农民比重逐渐降低，这与国内农业生产老龄化、非农就业年轻化的整体趋势吻合。同时，各个年龄阶段的农民
中选择务工增收的比例都超过35%。T市的调查结果显示：老年农民受限于教育程度和视野眼界，往往倾向于选择保守、稳妥的主业。而青年农民思维活跃，见识更广，不将农业视为唯一出路，增收方式也更丰富。
5．2.3不同文化程度农民对生活富裕的需求差异
文盲农民依赖的增收方式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50%）和外出务工（43.8%）。初中农民的选择是外出务工（40.7%）和创业经商（33.7%）。高中文化农民倾向通过创业增收的占比35%。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农民计划通过其他来源增收的占比17.3%。可见，文化程度越高，增收渠道越广；文化程度越高，增收方式越远离农业生产。
在需要政府帮助方面，医疗负担是不同文化程度农民的共性难题。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将其列为首选，高中及以上的农民也将其排在第二。此外，文盲农民希望解决养老问题的比重最大（约37.5%）。
5．2.4示范村与非示范村农民对生活富裕的需求差异
在增收路径方面，外出务工、创业经商、农业生产是两类村庄农民的共性排序。在需要政府帮助方面，示范村期望优先解决就业难题（24.7%）和医疗难题（19.2%）；在非示范村，解决医疗问题（29.2%）比就业问题（24.2%）更重要。需要注意的是，受疫情及经济环境影响，农民非农就业遇到阻碍，昂贵的医疗费用往往是其返贫的主要诱因。
6．结论
6．1乡村振兴中农民最关心的问题
从宏观维度看，T市农民对乡村振兴关注度的排序为“生活富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关注点呈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变迁路径。这一结果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Maslow）需求层次理论的观点：人们优先关注与生命存续密切相关的物质生活，解决温饱后再追求环境的舒适性，精神需求则是高位需求。从微观维度看，T市农民最关心的是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3]。T市农民对就业渠道和就业岗位的期盼比重高达96.3%，这表明目前T市乡村产业的发展成熟度和空间存有巨大提升潜力。在医疗方面，医疗开支是目前T市农村地区大部分家庭的四大支出之一1。因此，90.8%的T市农民希望“能够看得起病、能够就近看病”。“担心一场大病又返贫”是不少农民的共识，这表明T市农民对社会保障和城乡医疗资源均衡配置的期望。在教育
方面，75.9%的T市农民认为教育负担沉重。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和教育资源的上移迫使不少家庭为解决教育刚需去城镇购房，客观上加重了家庭负担。与全国普遍情况略有差异的是养老问题在T市的调研中表现得并不迫切，45.5%的T市农民甚至将其紧迫程度排在农产品销售之后。
6．2农民主体地位缺失与内生动力不足形成恶性互动
“农民主体地位缺失”的根源是“农民自愿让渡主导权”。调研发现：实践中，由基层政府、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实际主导，农民“形式参与”为背书的乡村发展项目比比皆是。九成的农民认为乡村振兴是政府或村委会的责任，甚至半数村干部也认为乡村振兴要“看上头”。八成以上的农民表示愿意参与乡村振兴建设，但其本意仅仅是作为“群演”配合和支持“上面”的工作，另外二成农民甘当甩手掌柜“坐享其成”。内生动力不足不但增加了基层村民自治组织协调、组织、动员农民的工作难度，也加速了村庄共同体、共同体意识和农民主体意识的瓦解与淡化，又进一步催生农民“不做主”“不参与”的躺平局面。
6．3农业前景悲观情绪中蕴含着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火种
受产业方向不清晰、劳动力匮乏、比较收益低的困扰，T市农业发展前景呈现“悲观化”“离土化”“老龄化”特征。七成农民不看好农业的发展前景，四成农民考虑外出务工，三成农民经商就业，三成农民坚守农业（老年劳动力占比51.9%）。然而，也应看到部分专职农民和兼业农民对产业兴旺的理解虽然朴素，但其诉求基本围绕市场主体、优势产业、产业链价值链融入、技术创新展开，且对扶持资金、技术支持、销路渠道表现出额外的关注。特别是非示范村对农业现代化和产业融合的发展需求明显更旺盛，展现出了T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底层生命力。
6．4示范村的示范价值需要重新审视
调研发现，T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在资源禀赋、产业经济、基础设施等方面相较非示范村具有明显优势。村民对乡村振兴的了解程度和对基层自治、公共服务、村干工作的满意度也明显高于非示范村村民。但研究同时发现示范村的示范价值需进一步评估，因为：一是示范村发展基础良好，又有各种政府资金、项目、资源持续保驾护航，其发展路径、发展模式、发展资源难以被非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