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党政机关
1.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方寸间”何以营造幸福“生活圈”关于社区
公共空间建设的调研与思考……………………………………………………1
2.经济日报调研组:
“内卷”之因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问题探析(中)…………………7
3.经济日报调研组:
“内卷”之治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问题探析(下)…………………12
4.河南日报社三农全媒体中心课题组:
“新安实践”破解丘陵碎地乡村振兴难题…………………………………17
5.陕西省财政厅课题组:
财政支持科技强省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25
6.陕西省财政厅课题组:调研分析当前财政涉农资金管理现状积极探索
陕西省集中财力支持“千万工程”的方法路径………………………………31
7.北仑区政协课题组:
关于优化青年技能人才成长环境的调查与思考以北仑区为例…………37
8.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研究所宋歌:
河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实践、问题及对策研究………………………42
9.光明日报调研组:
红色文化点燃发展新引擎江西推进红色基因传承的探索实践…………52
10.陕西省财政厅课题组:
基于财政视角的陕西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研究……………………58
11.建平县水务事务服务中心曹锦萍:
建平县中小河流治理存在问题及对策………………………………………64
12.凉州区西营河水利管理处薛涛:
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系统存在问题及对策……………………………67
13.中共蚌埠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黎冯梅:论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现状及优化路径基于安徽省X镇的调研分析………………………………72
14.中共日照市委党校日照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王晓丽:农业特色产业高质
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以山东省日照市茶产业为例…………79
15.滦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费美伶:
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87
16.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课题组:
网络直播新业态税收管理面临的挑战及应对………………………………91
17.广州市河涌监测中心林远勤:
以新质生产力提升协同机制河长履职提质增效实践探索………………101
18.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课题组:
执金融之笔共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107
二、高校
19.周建伦、王先俊:
“数字经济时代”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的问题及对策………………………113
20.贵州财经大学陈艳容:
城镇老年人再就业问题及对策研究………………………………………119
21.光明日报调研组:
从爱国之问到强国有我南开大学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探索实践………124
22.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陈明立:非多多益善:家长参与家庭作业
对低年级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影响基于1288名家长的调查报告…………131
23.周月圆:高职院校涉农专业毕业生就业问题及对策研究以贵州省3所
高职院校为例………………………………………………………………137
24.贵州开放大学饶臣宏:
高职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践探索……………………143
25.万思成:
基层新闻宣传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49
26.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辛冰:
农村地区轮流养老方式调查报告以河北省X村为例……………………154
27.中央民族大学胡小龙:
山区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与外源支持基于北京市X沟域的调研分析…161
28.谢清先:
陕西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168
29.曲帅:
我国城市更新的实践探索、潜在挑战与实现路径………………………175
30.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杨严严: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阜阳基层治理实践探索………………………………182
31.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曹妍妍: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问题及对策研究……………………187
32.北京科技大学新材料技术研究院夏青:
新时代高校在高层次人才中发展党员工作的实践探索…………………189
33.黑龙江大学武珊珊:新时代廉洁文化 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实践探索
以南方科技大学为例………………………………………………………195三、医院
34.蔡志玲:
公立医院行风管理核心要求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203
35.贺可贵:
宁阳县县域医共体中医药发展实践探索…………………………………208四、企业
36.四川省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夏一铭:
成都城市更新的成效、问题及对策建议……………………………………214
37.国网四川射洪市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叶玉红:
供电公司薪酬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18
38.山东黄金集团国际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王佳:
国有企业党建品牌建设的实践探索与成效评估…………………………222
39.四川路航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陈建秋:
国有企业基层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225
40.钱亚兵:
民营企业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228
41.黑龙江省社、黑龙江倍丰农资集团监事会:
社有企业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调研报告以黑龙江倍丰集团为例…234
42.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刘琳:
新时代背景下化工企业党建工作创新与实践探索………………………238
43.上海农商银行金融市场部课题组:
银保合作与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发展思考…………………………………242五、其他
44.李中东:
关于打造红色消费新场景的调研报告研究………………………………248
45.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庆分院刘洋:浅析“过紧日子”背景下农业科研
单位科研经费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54
46.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课题组:
政府收储是化解房地产风险的关键一招…………………………………260
“方寸间”何以营造幸福“生活圈”关于社区公共空间建设的调研与思考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2025年4月3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其公共空间建设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社区公共空间是居民日常活动的场所之一,是群众幸福感和归属感的重要来源。《“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要求到2025年实现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全覆盖,优化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如何改善社区环境,如何打造高品质的社区公共空间,让居民群众走进来、坐下来、还想来?为此,光明日报记者会同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市委党校基地调研组深入北京、青岛、成都、深圳等地的社区,对这一充满温度的民生实事进行了调研,并就社区公共空间高质量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旨在为各地社区空间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居民楼下开辟出“开心农场”,闲置的转角空间变身“睦邻客厅”,斑驳的老墙根被改造成“故事长廊”,沉睡的“夹心地”孕育出“银龄课堂”这些充满巧思的社区空间改造,为居民们带来了触手可及的幸福感。《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报告(2024)》显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75%。从“钢筋森林”到“温情社区”,这些看似微小的空间改造,恰恰编织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民生福祉图景,让快速发展的城市保留住了珍贵的人情味。
一、社区闲置空间如何“活”起来
古建新用,唤醒社区文化基因。“谁能想到梵钟余韵化作民乐工坊,诵经殿里上起了手工课!”家住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社区的居民刘宝贞翻看着手机相册说,“在这里茶韵工坊、生活集市、‘一米菜园’、露天音乐会等特色活动不出社区便应有尽有”。曾经的玉光寺重帷深锁,长期闲置,隐匿于高楼林立间鲜为人知。如今,三百多年的古寺重获新生,摇身一变成为“寺锦·城市会客厅”,构建起古今交融的文化生态系统。这种“古建筑+”活化模式,既延续了历史文脉,又搭建起群众文化共享的新平台,让文物真正“活”在百姓生活里。
玉光寺的转型不仅激活了古建筑本体,更撬动了社区文化生态的深层变革。
回龙观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吴迪介绍,“辖区有许多超大型社区,由于公共服务供给短缺且缺少适合的空间进行社会交往,居民之间彼此疏离,对社区认同感较为缺乏。”“寺锦”作为社区公共空间新地标,以点带面,辐射了周边19.3万居民。据调研组了解,2022年7月以来,这里开展公益文化活动531场,居民对本土文化认知度得到极大提升。
推窗见绿,重构邻里温情纽带。当暮色浸染天际,在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西华街道跃进社区,栗子花、八仙花、百合竹等装饰出一条蜿蜒回家路,居民总会不自觉放慢归家脚步。社区党委书记叶飞介绍,“从绿墙花卉品种选择到广场休憩长椅设置,每个细节都凝聚着1.4万户居民的智慧。”
“妈妈快看!我的小番茄变红了!”11岁的洪思彤小心翼翼地摘下今春第一颗果实。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旁,占地百余平方米的“童学农场”最受居民喜爱。生菜、黄瓜、萝卜等蔬菜在田垄间错落有致,这里不仅是孩子的“自然课堂”,更是邻里间增进情感的纽带。从“各扫门前雪”到“共绘社区景”,从封闭阳台到开放花园,这片承载着集体记忆的绿色空间,讲述着成都老社区焕新的温暖故事。
空间叠用,激活社区服务“全时态”。撞色设计的外立面、充满活力的彩虹道、时尚的公共空间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鳞次栉比的摩天楼中,色彩斑斓的微棠社区点亮了单调的街头巷尾。
图书馆、自习室、健身房、咖啡馆、食堂等空间,在社区楼里实现了功能叠加,让年轻人在步行范围内满足工作、生活、社交等多方面需求,形成了“5分钟生活圈”。
“目前社区居住着6000多名年轻人,平均年龄仅25.2岁,他们日均使用公共空间超过3小时,满意度高达95%。”微棠社群运营专员江洁滢介绍。这种集约化设计不仅优化了空间使用效率,更催生了独特的社交生态——居民自发组建了十多个兴趣社团,从桌游到街舞,从创业沙龙到读书会,原本陌生的年轻人在这里建立了深度联结。作为深圳市首个超大型青年综合社区,这种被高效整合的“垂直社区”模式不仅解决了居住问题,更通过“居住+成长”的双重价值,为城市青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样本。
数智赋能,打造智慧生活共同体。在山东省青岛市金门路街道天山社区的“慧客厅”里,65岁的居民王飞掏出手机,对着墙上的“老年优待证办理指南”二维码轻轻一扫,手机屏幕立刻跳出了动画版办事流程。“这比儿子教得明白!”
王飞笑着说道。这个被居民亲切称为“政务便利店”的智慧空间,如今已成为
社区最热闹的“民生会客厅”。
“过去居民来办事,常常是一头雾水。”社区党委书记李良介绍,“现在我们将142项高频政务事项全部装上了‘数字导航’,每个事项都有专属二维码,一扫就能获取办理条件、流程和所需材料。”调研组了解到,改造后的政务公开体验专区月均服务超600人次,接待量达到改造前的三倍。
在“慧客厅”的记录本上,“以前跑断腿,现在动动嘴”“政策说明书比网购还方便”等留言格外醒目。在这里,数字化不再是冷冰冰的技术手段,而是有温度的服务——智能导办机器人、24小时自助服务终端等智慧设施,将公共服务精准延伸到居民“家门口”,构建起一个“智慧生活共同体”,让社区居民真切感受到科技带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二、社区公共空间建设面临的挑战
社区公共空间是与居民关系最为密切、群众诉求最为强烈、反映问题最为集中的地方,影响着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如何拓宽空间利用维度、唤醒“沉睡资源”、发挥“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的作用,让社区公共空间更具包容性、互动性,成为当前亟待破解的难题。
公共活动空间有限,设计规划供需错配。调研发现,很多老旧小区在建设之初就存在公共空间规划设计标准低,活动场所数量少、规模小、功能单一等问题。一些公用设施缺失破损,甚至被用来堆放杂物、晾晒衣物、停放非机动车辆等,不仅浪费了空间资源,还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部分社区的公共空间缺乏规划,包容性不强,空间布局与人口密度、年龄结构等社区人群画像缺乏精准匹配,标准化的设计与居民差异化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
“老人和孩子多年来都是在单元门口空地娱乐,整个小区内除了有限面积的绿植外,没有专门的文化活动区域和任何的配套设施,只有简单的几盏照明灯和几把木凳,很希望社区能提供一个健身休闲场所。”家住北京市丰台区鑫兆雅园社区的郭彩萍女士无奈地说。调研组发现,社区虽然空间有限,但还存在一些小微空间、低效空间没有激活,如废弃自行车棚、传统信报箱、过剩健身器械区等,目前利用率低,管理缺失,长期荒置。
居民需求挖掘不足,空间使用价值不高。社区公共空间大都是“菜单式供给”,有大量公共空间是为了宣传展示,忽视了公共空间应有的属性,忽略了公众亲近公共空间、开展文化休闲活动、社会交往的需求。在规划设计时,缺
乏居民参与,陷入“一厢情愿”的尴尬境地,造成“只可远观、不可共享”的困境。社区原本公共用地紧张,增量空间较小,存量空间如何满足一老一小、中青年等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群体的需求,如何兼顾共性与个性化的要求,都成了难点。如老年人青睐社区食堂、棋牌室、书画室、舞蹈室、健康服务等;家长关注儿童活动游戏设施和场所;青年人对社区体育运动健身场地、社区书屋等更为关注,社区公共空间如何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做好全龄服务,实现空间功能的转换,成为建设的挑战。
参与建设主体单一,长效运行维护管理难。高品质的社区公共空间建设运维成本较高,仅靠上级政府调拨资源和社区居委会管理难以为继。从规划建设层面看,居民和辖区单位很少参与社区公共空间的打造,导致建成的公共空间服务设施“建而难用、建而不用”。从长效管理层面看,大部分社区只关注一次性的投入建设,缺乏可持续性维护管理。由于缺乏应有的日常维护,加之居民保护意识薄弱,公共空间的服务设施坏损报废,长期闲置的公共设施未能得以拆除和调整,难以满足差异化需求。社区公共空间公益属性强,如何在满足公益性的前提下形成公共空间运营的良性循环,如何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运营管理,推动居民共同参与,形成政企社合作模式,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多措并举打造高品质社区公共空间
社区公共空间改建应以人为核心,集休息、娱乐、健身、文化等功能为一
体,实现服务供给、议事协商、文化培育、价值共创等目标。
整合资源要素,加强空间的复合利用。城市社区形态各式各样,不同规模、地域、类型的社区公共空间都不大,但可及性高,对社会生活十分重要。如何在有限空间增加层次,拓展功能是社区公共空间建设的重点内容。“社区人口结构多样、利益需求多元、空间资源有限,给公共空间规划建设带来很大挑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来自高校、研究院、国企等单位的专家,组成40多个社区规划师团队开展下沉服务,结合各社区现状及实际需求,挖掘社区资源,发挥专业优势,提供技术指导,帮助我们社区有效利用公共空间。”青岛市金门路街道书记郭平向调研组介绍。
近年来,各地相继引入社区规划师制度,如成都市成华区在全国首创三级社区规划师制度,建立起“区级规划导师—街道规划设计师—社区规划众创组”三级规划队伍,以社区规划为引领,逐类梳理社区潜力空间,对面积大、易开发的空间资源以及规模小、难利用的闲置空间通过专业力量介入,统筹协调、
复合化利用,实现从“有”向“优”、从“粗”到“精”的转变,推动居民活
动场域空间改善。
高品质的社区公共空间还需要强化与既有周边公共空间共建共享,党群服务中心去形式化、社区综合服务空间去办公化、废弃闲置空间亲民化改造,建设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最大化利用社区空间。尤其在存量时代,需要突破传统规划思维,重构“空间—权利—情感”的新型关系网络,深入挖掘在地文化,赋予公共空间一定的文化内涵,使其功能业态符合当地当时居民需求。还需合理设置功能分区,考虑空间的灵活性和可变性,适应不同的需求和场景,同一区域或局部可满足不同时段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例如创业沙龙、看书学习、亲子活动等,实现空间功能共享,全龄友好,兼顾功能叠加、美感表达、实用体验和文化营造等,创造一个融洽、舒适、多元、互动的社区环境。
强化居民参与,加强空间利用的整体性。一般来说,居民从实用角度出发使用公共空间,虽有个性化需求,但大部分时候居民会相互适应,通过协商达成共识,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需要构建居民协商议事的平台与机制。对于公共空间建什么、怎么用、如何管等环节可通过茶话会、议事会、共建活动、线上线下问卷调查等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和需求,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引导居民群策群力,探索居民参与式规划路径。通过社区参与式预算改革,问需、问计、问效于民,实现从“政府定单”向“群众点单”、“替民作主”到“由民作主、“单一决策”向“多元参与”转变,推动形成社区共治的长效机制,“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推进百姓身边高质量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如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持续推出了社区共建花园项目,以社区公共绿色空间为载体,让居民深度参与规划、建设再到管理和维护,以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方式进行园艺活动提升社区环境。
社区公共空间涉及室内空间、小区广场、周边空间、间隙空间、绿化景观等,这些空间具有连贯性,需要对其进行一体化设计,消除各部分之间的边界感,让它们有机的组织起来,形成良好的整体环境秩序。综合关注空间价值,将各种空间链接成一个多种形式交往的网络,从改善生态、美化景观扩展到丰富的精神文化、公共服务功能,与意义、记忆、体验产生有机的内在联系,彰显社区文明和社区凝聚力的隐性价值。
创新服务载体,整合社会力量参与建设运营。高品质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造需要有力的组织保障、高效的资源统筹和专业的服务供给,这些都离不开政策
支持、社区服务机构、企业单位的共同参与和协同运作。社区党委要牵头,全面摸清社区资源禀赋,挖掘闲置空间等,引入专业社会企业、社会组织等,链接经费、技术、空间、人员等资源,强化治理协同和资源要素联动,激发各个资源要素高度融合,探索社会单位共建、社会资源共筹的建设模式。
此外,还应创新多元投入建设机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原则,合理划分社区公共空间基础设施投资受益范围,鼓励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建设运维,通过专业运营保持空间品质,根据服务成本、合理利润等向居民提供价格普惠的社区服务。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科学选择合理可持续的服务模式。例如,成都市探索出“场地资源换服务”,引入专业机构开展社区公共空间运营,实施“公益载体+企业运作”和“公益+有偿+低偿”等运营模式,实现社区公共空间运营的提档升级,增加价格低质量高的社区服务供给。
“内卷”之因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问题探析(中)
经济日报调研组
(2025年4月1日)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内卷式”竞
争蔓延,不仅弱化企业发展信心和预期,更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产生不利影响。
从现状看,“内卷式”竞争无异于竭泽而渔,企业为何仍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企业应对市场变化不足——“对创新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人从众”能否换来“买买买”?
餐饮业是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重要领域。平台数据显示,餐饮注册商户数量持续增多,行业整体供大于求,降价成为众多商家的现实选择。
“大家愿意出来,但不愿意多花钱;人来了,但没有带动更多消费。”美
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珺说。
人流量不等于客流量。餐饮业的现状,是消费市场的缩影。
近年来,供需变化引发市场调整,当“蓝海”变成“红海”,更需企业通过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稀缺性是产生竞争的根本原因之一。企业之间激烈争夺的就是稀缺的资源、稀缺的流量、稀缺的市场。多家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反映,当前普遍面临较大的创新压力。
——从内部看,创新动力动能不足。
“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企业如同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的船只,既需把握航向,又需应对突如其来的风浪,稍不留神就有翻船的风险。对于创新,总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一位建筑工程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不愿创新、不敢创新、不知道如何创新……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不少企业持这几种心态。不愿创新,是担心成本太高;不敢创新,是惧怕失败后的种种影响;不知道如何创新,则是缺少创新的具体方法。部分企业过度关注短期利益,忽视长期发展,导致创新动力不足。
深层次看,不少企业在多年发展历程中把数量型扩张作为开拓市场的“法宝”,习惯了“摊大饼”式粗放发展,创新意识不够,创新要素储备不足,创新综合投入有欠缺。随着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企业需要以更高的质价比赢得用户认同。对此,不少企业没有做好准备,面临调整阵痛。
——从外部看,创新门槛逐渐提高。
当前,消费者需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维护老客户难,拓展新客户难上加难,创新的维度和边界都需要拓展。市场需求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近年来部分产业市场规模在缩小,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挤压难以避免,在营收承压的情况下,企业创新门槛逐渐提高。技术创新缓慢与发展路径依赖,使不少企业无法突破旧有的技术范式,陷入低水平的同质化竞争。
专家认为,当部分行业整体陷入低端竞争时,企业之间的竞争模式也趋于固化,导致市场缺乏突破性创新,最终造成资源低效利用。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创新的重要主体。“内卷式”竞争反映出企业创新乏力的现实。如果不能通过创新带来增量价值,就会陷入低水平的存量竞争。
以汽车行业为例,由于自主创新力度不够,不少车企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上出现同质化,“千车一面”导致市场竞争陷入低水平的价格战和营销战。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曾表示,企业“内卷”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之一在
于部分行业缺乏创新,产品出现同质化。
地方干预加剧市场分割——
“本该退出的企业却继续存活”
“行业18个月的产能,相当于此前18年产能之和。”某光伏企业政府事务负责人对记者说。近年来,大批企业“跑步进场”,一些地方大项目纷纷上马,导致光伏行业产能旺盛。虽然市场需求仍在,但放眼整个行业,能够盈利的企业并不多见。不止光伏行业,供需失衡导致不少行业产品价格走低。
供需适配,经济才能健康发展。专家认为,部分地方政府行政力量的错位
越位,是形成“内卷式”竞争的原因之一。
——盲目追风、错位引导。
一旦有所谓的风口出现,部分地区便跑马圈地、蜂拥而入,但模式基本相
同,同质化、低质化竞争循环上演。
部分地区一哄而上,反映出忽视产业发展规律、盲目布局产业的冲动。还有一些地方推出不规范的税费优惠和奖励补贴政策,对价格造成不当干预,相关企业可以把“补贴红利”转化为“价格让利”。
中央三令五申,明确要求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但受种种现实因素驱动,部分地区还是多多少少有意无意为低端落后产能提供生长空间。
——不当干预、越位保护。
专家认为,市场出清机制受到一些地方政府行政力量干预,妨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仅导致部分企业“活不好、死不了”,也影响了产业重组。
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粗放生产的企业应该适时退出,这是常识。但在现实中,这些企业可能是地方经济的重要贡献者或纳税大户,相关地区会采取各种方式保护,加之破产制度不健全,就让本该退出的企业得以继续存活。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认为,税收政策“指挥棒”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重复建设与企业“内卷式”竞争。地方政府受税收收入驱动,存在加码生产的冲动,加剧了供需关系失衡。
相关问题已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重点领域公平竞争合规指引,改革完善招标投标体制机制。
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够——
“部分企业被迫参与恶性竞争”
适度过剩有利于市场竞争,严重过剩则会导致恶性竞争。只有具有更高性
能、更低成本的产品才能获得更高的安全边际。
“不卷价格,就卷铺盖”,道出了部分企业被迫参与“内卷式”竞争的无奈。比如电商平台,低价策略被不少企业奉为“灵丹妙药”。头部平台动辄推出百亿补贴,鼓励商家拉低客单价,刺激成交量;还有平台依靠强势的流量推送机制,倒逼商家一再压低价格,甚至必须明确标注“全网最低价”……不少企业深信“没有流量,就没有销量”。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行业协会是参与主体之一。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行业协会本应在引导企业行为、维护公平竞争上发挥更大作用,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部分新兴业态行业协会空位。
新兴业态尚在发展初期,行业制度和管理还处于探索之中,部分业态没有建立行业协会,缺乏行业指导和约束;还有部分行业虽然已经成立协会,但仍处在试运行阶段,还未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无法发挥应有作用。
——传统产业行业协会职能缺位。
在传统产业,一些链主企业依靠竞争优势地位,迫使供应商降低供货价格。
处于弱势地位的企业只能无奈牺牲合理的利润率,被动参与“内卷式”竞争。
这暴露出产业链协同管理方面存在问题。
产业分工不断细化,企业生存越来越依赖产业链,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往往包括多个行业。单一行业协会难以覆盖全产业链,造成了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往往有限。
良性的竞争环境,离不开清晰规范的行业标准。专家表示,整治“内卷式”竞争,亟需通过完善并有效实施行业公约来抵制非理性价格战,推动竞争从“价格”转向“品质和服务”,通过建立战略联盟等形式,提升行业竞争力,共同应对挑战。
部门协同监管效能不足——
“识别判定违法行为难度加大”
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商户不亮证照堂而皇之经营、非法刷单与虚假发货横行……电商平台已然成为“内卷”高地,一大关键词就是“低价”。从“仅退款”到“自动跟价”“全网比价”,令不少商家无利可图、苦不堪言。
某大型电商平台公关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电商平台出现“内卷式”竞争,原因之一在于部分平台采取低价引导等手段干扰市场秩序,引发平台之间的恶性竞争,消费者利用规则漏洞“薅商家羊毛”的情况时有发生。
低价极易带来低质,乱象为何难以根治?——新业态不宜再用“老监管”。
近年来,我国经营主体数量持续快速增长,监管任务大幅加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新技术新业务新模式快速发展,新业态持续涌现,监管边界不断拓展。从现实看,与之匹配的监管效能亟待提升。
虽然监管部门投入了相当的力量,也取得了明显治理效果,但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商业模式快速迭代,各种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层出不穷,违法行为识别和判定难度加大。
新业态、新模式之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手段面临新挑战,侵权行为呈现隐蔽性、临时性、随机性的特点。这也给监管部门取证带来不小困难,传统的监管手段和方式难以持续发挥有效作用。
——单一部门难以实现有效监管。
网络消费涉及方方面面,单纯依靠市场监管部门,有时难以取得有效治理效果。专家认为,行业监管和综合监管应该结合起来,充分运用数据处理技术,
建立网络消费者投诉和预警机制,进行平台监测、风险预警,从而实现穿透式
监管。
此外,在全球化逆流、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等外部环境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拔河博弈”日趋激烈。我国面临着部分高端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向发达经济体回流、中低端制造业向低成本国家或地区转移的双重挤压困境。
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维度看,企业“内卷式”竞争的出现,既有国内统一大市场尚未真正建成导致国内循环运行不畅的原因,又有外部需求衰退带来国际循环衔接不利的原因。总体看,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求侧与供给侧之间不匹配,导致出现了结构性矛盾。
总之,企业“内卷式”竞争成因复杂,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方面。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最终还要靠发展来解决。无论如何,只要把准脉络、找准症结,就一定能开出药方、破“卷”突围。
“内卷”之治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问题探析(下)
经济日报调研组
(2025年4月2日)
汽车、光伏等行业通过深化行业自律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抵制“内卷”;电力、储能、快递、电商、家电等行业也在破除“内卷式”竞争方面加快探索。不少企业主动破局、琢磨出路,进行各种反“内卷”尝试。
正如“内卷”形成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整治“内卷”同样需要企业、行
业、市场、政府形成合力。
一、企业自省自励突围“内卷”
“内卷”之苦,企业是亲历者;打破“内卷”之困,企业也能成为破局者。勇敢突围的企业,不仅缓解了自己的切肤之痛,还为行业回归良性发展带了好头。
控制成本是企业天生的命题,正常的降本增效无可厚非。但“内卷”消耗战中,极限降本被异化为直接“卷死”供应商。压力看似转移,却沿着上下游的关联形成共振,产业生态成病态,供应链各个环节都深受其害。
一些企业选择了反其道行之。“我们盼着供应商好、客户好,上下游都好,行业才能好。”北京陆份仪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洪伟告诉记者,面对“内卷”造成的供应链混乱,既然无法独善其身,那就主动出击。
摸索“共赢”之路,是企业既着眼当下、又从长远出发想出的应对之举。原本只需闷头自己干,现在要加强与供应商和客户的沟通协调;原本只做眼前事、手头事,现在要早想一步、多做一步。有企业主说,长远眼光、全局视角就这样锻炼了出来。
几番尝试后,总被“拿捏”的供应商发现容错空间大了,企业协同更顺畅,包袱轻了,产能稳了,更有意愿和精力去打磨生产工艺;总担心品质的客户发现无需在低价与更低价之间纠结内耗,交付有了保障,能收获更稳定的服务,实现更健康的运营。
这样的尝试,不只看眼下、看自家,还要看长远、看全局。对企业而言,这未尝不是一种长线积累、积极应对。大家都抱着同样的初衷,那就是希望自己和关联企业都能活下去、活得更好。
二、“链式共治”谋求共生共赢
挤压带不来长久的效益,开放、共享、协同、共建,企业才能行稳致远,行业才能共生共赢。当头部企业从“资源占有者”转向“生态构建者”,行业创新速度将呈指数级增长。
消除“内卷”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能仅仅依靠个别企业单打独斗,还要最大范围地形成行业共识,强化链主企业责任意识,规范头部企业行为,避免“内卷”风气破坏行业生态。
链主企业无疑是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龙头,更应该把精力放在向上突破新技术、向外开拓新市场,而非通过挤压上下游企业获取短期利益。作为中国科技产业的标杆,华为在通信设备、智能终端、智能汽车等领域的链主地位日益凸显。从技术突破到生态协同,从国内攻坚到全球布局,华为以开放的胸怀谋求产业链的共生共赢。华为的成功离不开持续的技术沉淀,同样也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的生态协同,正是以开放、共享的生态模式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同成长,最终实现了产业链整体价值的提升。
2025年春节,中国企业推出的国产AI大模型DeepSeek引发一波席卷全球的AI热潮,给人工智能领域带来的震动延续至今。通过开源代码和工具链,DeepSeek降低了技术门槛,吸引了全球开发者参与技术优化,实现了技术共享与生态共建,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DeepSeek的成功是个缩影,中国在科技发展上的创新性和包容性将在新一代企业家身上持续释放。
解决要账难、结款难是多年来中小企业反复呼吁的问题。“内卷式”竞争加剧背景下,一些头部企业占据强势话语权,要账难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隐蔽、更难治。今年全国两会上,有代表委员建议将恶意压价、拖欠账款等“内卷式”竞争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评级体系,凭借信用评级对企业融资、招投标资格的约束,倒逼企业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做出整改。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约束,让核心企业不能随意“拿捏”链上企业,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考量。
3月24日,新修订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正式公布,将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一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此次修订后的条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面临的难点堵点,进一步明确了各方职责,健全了法律体系,强化了责任落实,加大了违法处罚力度,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多重合力为企业减负松绑,才能让企业轻装上阵。
三、呼唤深层次创新与变革
跳出低效内耗的恶性循环,需要技术赋能、法治保障、机制革新等系统性
创新,让企业心无旁骛聚焦于价值创造,让行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内卷式”竞争乱象并非中国经济独有。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新兴经济体
崛起的背景下,日本、德国等传统工业强国也曾面临行业过度竞争的挑战。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面对国内市场的萎缩,日本政府通过推动企业合并重组、制定准入标准、淘汰落后产能来优化行业集中度。政府一边引导结构调整,帮助企业规避同质化竞争,减少内耗;一边又鼓励单一优势企业加快转型,挖潜绿色消费、科技消费等新趋势,转型后的索尼、本田等一批日本品牌享誉全球,实现了价值链跃升。德国则加大对绿色技术和数字化投资的激励,通过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互补,维护自由竞争的同时,引导资源向高附加值领域集中。
不难发现,这些曾经发生过度竞争的国家和企业,破茧重生的核心路径都离不开技术革新、产业升级、全球化布局和制度创新。行业自律和企业自觉,或许可在短期内减少无序竞争和价格战的发生,但长期看,彻底破除“内卷式”竞争,科技研发、体制机制、法治保障都在呼唤深层次的创新与变革。
要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破题。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抓科技创新,要着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并重。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要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
要从被动监管向主动监管破局。创新监管手段,守住质量底线,筑牢公平竞争的基石,这不仅是广大遵纪守法企业的心声,更是全社会的期待:只有强有力的监管才能为产品质量托底,为维护市场秩序保驾护航。具体来说,平台渠道首先要严把质量关,对明显触碰质量底线的产品要亮黄牌。行业标准不仅要细、要全,更要把强制性的最低质量标准清晰明确、落到实处。最重要的是,对破坏规则、突破标准的做法要严格执法,对于不顾质量底线、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个人和企业,依法依规惩处。
四、解好“市场与政府关系”必答题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为的是建立更加高效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这就要求明确政府职能,避免“越位”与“缺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既“放得活”又“管
得住”的有机统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要素无法真正实现流动,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而企业在利益驱动下
对先进技术产品模仿抄袭、低价倾销,“内卷式”竞争才愈演愈烈。
2025年1月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正式公布。这一重要的制度创新,从破题到落地都备受关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速,破除地方保护顽疾,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铲除“卷”的“抽薪”之举。
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地方层面应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优化配置,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有效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推动落实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分辨和解决地方保护隐形化、要素流通堵点隐蔽化、监管的公平统一缺乏操作性等新问题。
彻底破解“内卷式”竞争,有一道绕不开的必答题,即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中,政府作用具有主动性,市场作用具有自发性,关键在于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只有在自身职责领域更好发挥作用,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调节机制真正发挥作用,既要鼓励通过创新实现跃升的产能升级,也要减少行政对市场的不合理干预,推动优胜劣汰,通过有效出清实现新陈代谢。
相信市场的力量,要给市场时间。当价格信号清晰有效,市场供求变化客观,企业的经营定位也能更加精准。企业规模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掌握先进技术和市场优势的大企业要聚焦如何去“战”,做大做强;小企业则要下更多功夫确保生机,再寻找机会发现并培育适合自己的差异化优势。
“企业最需要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不是政府补贴。”这是许多企业经营者的心声,也是现实中亟待正视的问题。
“政府‘有形的手’应更多聚焦在共性问题上,比如企业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保障市场公平、维护市场秩序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浩认为,“看得见的手”如果通过补贴等方式直接作用于企业发展,不利于市场出清,反而会延长或加重“内卷式”恶性竞争。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琪嘉也认为,良性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关系是在市场规律支配下,按照价格信号配置资源、相互搭配。
当前供应链协同方面还存在一些制度缺陷和漏洞,除了依靠行业企业依据市场变化自主协调,政府“看得见的手”也要为行业协同发展建立标准和规范。
“新安实践”破解丘陵碎地乡村振兴难题
河南日报社三农全媒体中心课题组
(2025年4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顺应人口流动趋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 “更好发挥县城连接城市、带动乡村作用,率先在县域内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新安县地形复杂,山高岭多、河谷细碎,这种丘陵地貌致使乡村地区相互
分割,村庄分布零散,城乡二元结构显著。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新安县委、县政府深刻认识推动乡村振兴必须全方位系统考虑乡村产业、建设、治理,因地制宜、科学规划。
新安县委、县政府深刻认识到,乡村振兴必须坚持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片区组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能够从三个维度化解乡村振兴的结构性矛盾。在空间维度,整合碎片化土地资源,构建规模化生产单元,重塑乡村发展空间;在要素维度,打破行政界限,推动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流动,实现要素的优化组合;在价值维度,借助片区协同,放大生态、文化等资源价值,推进乡村价值的重塑。
数据为本:新安县域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76‰,内部人口转移呈下山、进城趋势,北部山区和环库区人口逐年减少,南部镇区有人口回流趋势,县城人口稳中有增,2023年常住人口48.2万。全县28个100户以下的行政村将在未来逐步撤并或消亡。
根据人口、村庄演变规律及国土规划实际,新安县明确了“山水汉关、多彩新安”的发展定位,确立了“近郊型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区”“山水型农文旅融合发展样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标杆”的发展目标,构建了“一环一链三片区”的乡村振兴格局。
“一环”即产城融合之环,南部围绕县城、经开区,依托310国道、磁五仓、
铁磁路三条主干道,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
“一链”即新安山水之链,北部发挥自然风光优势,抢抓济新高速即将建成通车机遇,串连黛眉山、龙潭峡(荆紫仙山)、青要山、万山湖,打造黄河文化旅游带示范区。
“三片区”即千年樱红农旅融合片区、红动汉关城郊农文旅融合片区、万
山黛眉黄河文化旅游片区三个示范区,并按照“片区+组团”模式策划了17个发
展组团。
作为洛阳唯一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县,新安县按照“宜居、宜业、和美”的总体发展定位,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紧盯对标河南省委“四高四争先”要求,落实洛阳市委乡村振兴工作部署,聚焦“群众增收和亩均增效、和美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原则,通过科学规划、产业融合、治理赋能等举措,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上笃定前行,主动担当作为,千年樱红农旅融合片区入选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创制型先导区,探索出一条“片区统筹、产业联动、城乡融合”的新安乡村振兴实践路径,为丘陵地区破解乡村振兴碎片化难题,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一)精谋规划布局,梯次打造连片示范区
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全面统筹乡村产业、建设与治理,因地制宜开展科学规划。新安县通过实地调研与数据分析,深入了解区域内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按照“试点先行、梯次推进”的策略,在条件成熟的区域启动片区组团集中连片示范区建设。
一是坚持因地制宜。新安县对县域内的地形地貌、人口分布、产业基础、文化特色及发展潜力进行深入剖析,精准定位县域内不同区域发展方向,在北部山区,凭借丰富的山水景观和中药材、林果资源,规划打造以生态旅游和特色种植为核心的产业片区;南部区域因集镇人口密集、交通便捷,重点发展与城市需求相适配的城郊农文旅、农产品加工及配套服务业,为不同区域指明差异化发展路径。
二是注重全域统筹。新安县打破传统规划束缚,立足“七岭二山一分川”的地貌特征,按照“打破乡镇界限、城乡一体规划、产业集中连片、统筹协调联动”原则,精心编制《新安县集中连片推进乡村振兴规划》,一体规划布局产业发展、设施建设、服务均衡,将以村为单位的“单打独斗”转变为以片区为单位的“协同作战”,形成“规划一张图、建设一盘棋”的协同发展模式。
三是发展特色产业。为打破丘陵地区传统农业的发展瓶颈,增加农民收入,新安县实施特色产业“12381”工程(“1”是围绕农民增收这一中心任务;“23”是以红樱桃、红辣椒和优质林果业、优质中药材、优质食用菌“两红三优”特色农产品为重点;“8”是谋划实施好千年樱桃沟农文旅融合示范区、双红加工交易园区、磁涧万亩粮药间作示范区等8个县级重点农业产业项目;
“1”是每个镇实施1个由党委书记亲自抓的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形成了
“县有主导产业、镇有龙头企业、村有特色产业”的现代农业产业布局。
在樱桃产业方面,以磁五仓线为重点区域,持续扩大种植规模,目前樱桃种植面积稳定在10.2万亩。同时,积极开展品种改良,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强化科技应用,提升樱桃的品质与产量,巩固“中国露地樱桃早熟第一县”的地位,并积极争创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在辣椒产业上,以铁磁路为核心,借助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土地流转和种植结构调整,扩大辣椒种植规模,布局辣椒加工、交易、仓储、物流全产业链,打造区域性辣椒加工交易和技术服务中心。
目前,新安县农业特色产业总规模稳定在30万亩以上,综合产值达32亿元。(二)深耕科技赋能,厚植农业新质生产力
科技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新安县积极引入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大力推广智能化种植、养殖技术,借助物联网、全生长周期大数据模型、无人机植保、智慧灌溉、精准施肥等手段,实现农业生产的精准化与智能化,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一是发展智慧农业。在樱桃、辣椒等特色农产品种植过程中,新安县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对农产品种植生产进行机械化、标准化、智能化管理,降低人工成本,提升产量和效益。在樱桃种植园区,通过物联网智慧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土地墒情、温度、氮磷钾养分含量等信息,运用数控管理中心精准控制樱桃树的休眠、生长、开花、结果进程,实现樱桃精准化、自动化、智慧化种植和提前错峰上市。
二是拓展设施农业。近年来,新安县持续扩大设施农业规模,通过中原农谷、益民控股、天兴农科等农业龙头企业带动,积极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机械,推动新安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不断向智慧农业、设施农业转型升级。目前,设施农业已覆盖林果、蔬菜、养殖和食用菌等多个领域,已发展设施农业1万余亩,吸引100余个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其中,设施樱桃亩均收益达6—8万元、盆栽樱桃亩均收益达40万元;益民控股的“麦椒芝麻豆”套种和无人化农机全自动种管收,亩均降本50%、增效30%,综合效益达10000元以上。
三是强化产学研合作。新安县不断深化产学研对接,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省级樱桃现代农业产业园与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河南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合作,针对樱桃种植中的关
键技术问题开展联合攻关,实现了樱桃品种改良、错峰上市等技术突破。在辣椒种植领域,与相关科研机构合作,研发推广5G数字辣椒种植技术,推动辣椒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三)筑牢基层根基,释放党建引领效能
乡村振兴不只是产业振兴,更是治理能力的提升。片区化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能够通过党建联建、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提升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效能,增强乡村社会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新安县落实省委基层党建“五基四化”工作要求,健全“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化—数字化”党建引领基层建设工作体系,将乡村振兴与“五星”支部建设有机结合,以夯实基层党建为切入点,探索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安实践”。
一是党支部联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聚合力。“五星”支部建设过程中,新安县按照“大带小、强带弱”“条件相近、地域相连、优势互补”的原则,组织“五星”“四星”支部与周边集中连片村开展党支部联建,实施党支部“片区联创”工程。探索成立樱桃、辣椒等联合产业党组织18个,22个党支部领办专业合作社,未来还将在两年内培育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100个,实现党支部政治引领、合作社抱团发展、群众积极参与的有机融合。
二是锻造队伍强能力。新安县致力于打造过硬的村干部队伍,通过实施“头雁培优”计划,围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主题,开展村党组织书记业务培训、观摩学习,促进村干部提升理论素养、开阔视野。强化党员教育培训,依托县乡党校,结合“专项政策宣讲”“万名党员进党校”等活动,开展县级党务工作者、入党积极分子及发展对象等培训,基层党员和党务干部的理论素养和业务实操能力全面提升。
三是搭建平台促善治。新安县坚持“问需于民、一村一策”,积极搭建乡村共建共治共享平台,探索推广五头社区“乡里中心+就业”、李子沟村“乡里中心+游客驿站”、辛庄社区“乡里中心+大食堂”、懈寺村“乡里中心+集中养老”等运营模式,提升乡里中心运营水平,推动服务群众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以培优育强群众自治、自乐、志愿“三自”组织为抓手,探索了“道德工分” “板凳议事”“百姓食堂”“集体婚礼”等新安品牌,实现群众入组、党员联系、活动开展“三个全覆盖”。
(四)创新利益联结,拓宽农民增收路
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目标,在于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效益、壮大乡村产业、推动农民就业创业等多元途径,实现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新安县始终秉持农民利益至上的理念,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构建“农户+集体合作社+企业”的产业发展模式,增加村集体收入,让农民在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收获更多实惠。
一是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新安县在推进产业集中连片发展中,始终锚定农民增收这一中心任务,通过推广“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和家庭农场等经营模式,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比如,大力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优质市场主体,并充分发挥其带动作用,支持专业服务公司开展生产托管、金融等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农业生产难题,增加村集体收入,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
2024年,新安县集体经济收入超100万元村有7个,65%以上的村实现分红。二是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新安县各党支部在领办项目时,注重构建紧密的
利益联结机制。依据产业特色和合作模式,通过合作办企业、引入社会化经营等方式,探索出多种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模式。如在樱桃产业发展方面,探索出了果树“托管”“半托管”、集体二次分红、产业合作联社、“721”模式;在辣椒产业方面,探索出了企业运营“532”、集体运营“541”收益分红模式;在中药材产业方面,探索出了“企业+合作社+村集体+群众”和“土地入股、托管”模式;在林果产业方面,探索出了“公司+村集体”4∶6分成种植经营模式,这些模式极大拓宽了群众、村集体的增收渠道。
三是推进多元合作增收。新安县积极创新土地合作形式,深化村企合作,借助企业的市场资源和运营能力带动农民增收。例如,石寺镇、北冶镇等具备矿区复垦耕地条件的村(社区),与相关企业合作复垦新增耕地和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土地集体经营和分红壮大集体经济。在肉牛养殖项目中,洛阳纵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养士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紧密合作,扩大养殖规模,不仅为村集体带来丰厚收益,还为周边村民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有效带动村民增收。
(五)培育新农人队伍,激活乡村振兴动能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新安县通过开展农业技术、电商、经营管理等培训,培育了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这些新农人既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又具备市场意识和创新精神,成为推动新安县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新生力量。
一是打造高素质职业队伍。新安县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片区化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在项目建设中持续培育新农人。在万亩樱桃提质增效区建设过程中,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因势利导、群众主体”的原则,引进木美土里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采用“新农人培育+动态股权”模式,从当地农民中招募管理员,在公司的统一安排下进行标准化田间管理,待农民逐步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形成现代农业经营思维后,通过信贷支持提升其家庭果园的股权占比,再利用股权转移释放的资金,持续建设标准化果园,孵化更多家庭果园主,在实践中滚动培育新农人。
二是靶向发力精准培育。新安县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小组讨论等方式,全面了解农民的技能培训需求。针对樱桃、中药材等特色农业产业,开设种植技术培训课程,内容涵盖优良品种选育、科学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邀请农业专家、技术推广人员授课,通过理论讲解、实地示范、现场答疑等方式,让农民切实掌握先进的种植技术。
三是筑牢政策保障根基。为补齐人才短板,新安县将“选用人才、引进人才、留住人才、服务人才”作为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先后出台《新安英才计划(2022-2025年)》和《新安县拔尖人才选拔管理办法》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将优秀乡土人才纳入县拔尖人才选拔范围,每三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15名优秀乡土人才进行命名表彰。通过荣誉授予与物质奖励相结合,激发乡土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六)推动“农文旅共生”,促进三产融合发展
“农文旅共生”是以农业为基础、文化为灵魂、旅游为载体的复合型产业形态,能够突破传统农业的单一功能,实现一二三产业的有机融合。新安县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积极推动“农文旅共生”发展模式,促进三产融合。
一是夯实农业产业基础。新安县在片区化推进中,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城乡融合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目前,投资1.2亿元实施“四好公路”提升工程,新修产业路和观光路45公里、乡村道路“白改黑”92公里,全县农村路网总里程达2133公里,农村燃气覆盖率达50%以上,乡镇街道5G网络、农村地区千兆光纤实现全覆盖。
在“千年樱红”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创制型先导区,打造“智慧农旅”示范区,引入美早、布鲁克斯、俄罗斯8号等20余个樱桃优质品种,丰富樱
桃品类,开发农事体验活动,让游客亲身感受农业生产的乐趣。通过与农业科研院校合作,建立示范种植区,全方位提升樱桃的产量和品质,为“农文旅共生”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二是深挖文化旅游内涵。新安县深入挖掘沿黄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围绕“天下黄河”文化IP,打造县域文化名片,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比如,在黄河神仙湾旅游度假区,建设民俗文化展示体验馆,打造与沿黄自然景观相辉映的人文景观,让游客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千年樱桃沟古树群核心区域,通过举办樱桃文化节、大粒樱桃品鉴评比、樱桃采摘、樱桃美食烹饪大赛,以及打造主题展览、文创商店、主题邮局、非遗体验等文旅业态,展示樱桃种植历史、品种演变和相关民俗故事,深度挖掘樱桃文化;在万亩粮药示范区,举办丹参文化节,展示丹参药用价值、炮制方法和中医药发展历程,邀请专家学者普及中医药知识,开展中医义诊、养生讲座等活动,传播中医药文化。
三是完善旅游服务体系。新安县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推出特色旅游产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秉持“旅游+”理念,打造“天下黄河洛阳美、万山湖水新安蓝”“农耕采摘,田园生活”等一批精品旅游线路,将景点、民宿、乡村田园等串联起来,推动旅游从景点旅游模式向全域旅游模式转变。全力打造“新安樱桃”“千年樱桃沟”等农文旅IP,围绕樱桃采摘,打造樱桃主题特色餐厅,配套建设农家乐,提供农家菜、乡村民宿等服务,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依托万亩丹参田园风光,开发丹参观光游线路,在田间规划观景步道,让游客近距离观赏丹参生长状态,同时开发丹参香囊、丹参主题工艺品等文创产品,丰富旅游消费场景,实现农业、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
创新的模式,关键要真抓实干。新安县建立了“1+5”工作推进机制,确保片区化发展各项措施真正落地。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牵头抓总,县委副书记担任先导片区“片长”,农口分管领导担任“链长”,县直部门包村联户,构建“县—镇—村”三级联动推进体系;统筹涉农衔接资金、金融信贷资金、社会资本等五笔资金,形成“政府引导、市场参与、多元投入”的资金保障机制;片区推进专班实行“周碰头、月调度、季观摩、半年通报、年度总评”的工作推进机制和“一季度比谋划、二季度比推进、三季度比攻坚、四季度比成效”的督导考评机制,推动各项任务每月有提升、逐季有变化。
改革发展则“新”,和谐稳定则“安”。新安县片区化集中连片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凭借战略定位、生态优先、产业融合、文化传承、治理创
新与城乡融合“六位一体”的协同发展模式,推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深度融合,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上奋勇争先,不单单是对“千万工程”经验的创新性践行,更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路径的积极探寻。
财政支持科技强省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陕西省财政厅课题组
一、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一是严格落实科技投入“只增不减”要求,对科技创新予以重点保障。2024年,陕西省级部门新增科技专项资金2.6亿元,重点用于支持重大科创平台建设,开展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加快推进重大成果落地转化。二是健全财政科技投入监测机制,积极引导市县投入。2023年,全省财政科技支出达到134.18亿元,较上年增长22.23%,超过同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近16个百分点,为推动形成全域科技创新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二)健全科创融资生态体系
一是瞄准科技型企业早期市场融资需求,充分发挥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支持科技创新作用,累计发起设立子基金42只、参股国家级基金2只,总规模超过千亿元,初步形成全生态链股权投资体系。二是运用风险补偿方式,依托8亿元省级中小微企业银行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开发“工信贷”“秦科贷”等金融产品,累计发放贷款685亿元,为超过1万家科技型企业缓解融资难题。
(三)全力深化推广“三项改革”
一是健全支持政策,主动靠前发力,出台《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工作指引》,明确登记管理、分级决策等程序,全省201家单位的10万项成果实现单列管理。二是持续拓宽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推动全省3万余项成果走向市场转化。三是创新财政资金支持方式,累计下达1亿元支持开展“三项改革”综合试点,推广“以演代评”支持机制,引导科技人员成立科技成果转化企业1572家,逐步探索形成具有陕西特色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四)加快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围绕企业科技难题和重点产业创新需求,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方式,每年安排9亿元支持实施重点研发计划,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已攻克重点产业链上489项技术难题,22项技术成果填补国内空白,23项技术成果实现进口替代或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全省主持完成的项目总数和通用项目数量均居全国第二位,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五)深入实施科技型企业倍增计划
创新财政支持方式,通过直接资助、研发奖补、基金引导等方式,每年安排3亿元,以奖代补支持推进“登高、升规、晋位、上市”四大工程,推动更多企业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规模以上企业、专精特新和科创板上市企业,加快培育一批科技领军企业,不断提升企业创新发展能力。累计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62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207家。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资金統筹整合力度不够
从横向上看,当前各部门均围绕自身职能出台支持政策,如科技部门主导的瞪羚企业和工信部门主导的制造业企业之间存在不同程度交叉,尚未形成系统集成、层次清晰的政策支持体系。从纵向上看,由于省级与市县政策之间事权划分和责任分担机制还不够清晰,存在项目单位需要同时按照省、市标准多次申报的情况,造成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叠和低效重复。
(二)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有待加强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行先建后补模式,地方需先期进行大量资金投入,具备一定基础后,通过国家考核再纳入国家支持体系。陕西现有资金投入力度弱,重大战略科技平台布局建设偏少,仅有国家分子转化医学等6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陕西布局,国家实验室尚属空白,与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差距明显。
(三)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仍需提升
“三项改革”后,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但部分部属高校反映,受体制机制制约,教育部等上级主管部门没有明确的支持文件,其担心在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受到巡视、审计的追责问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转化成果的积极性。同时,受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和陕西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每年有大量的科技成果流出,呈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状况。
(四)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有待强化
陕西省龙头企业、骨干企业、新兴互联网企业数量较少,能够担负起牵头组织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领军企业不足。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23年中国大企业创新100强中,陕西仅1家企业上榜;中关村论坛年会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2024年)》中,369家独角兽企业,陕西也仅有1家企业上榜;全省企业研发经费占比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
(五)创新发展生态仍需完善
科技金融发展比较薄弱,在支持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企业时,存在信息不对称、服务同业竞争严重等问题,尚未根据科技企业种子期、成长期等不同发展阶段,精准匹配差异化、组合式的股贷债保联动金融工具。全省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管理人共计179家,管理规模1129.37亿元,仅占全国1.48%、0.79%,与湖北、四川、安徽等周边省份存在较大差距。
三、下一步思路举措(一)总体思路
从科技创新规律出发,按照“健全五项机制、抓好五项任务、实现五项突破”的总体思路,健全统筹衔接推进、投入稳定增长、科技金融赋能、资源开放共享、科研绩效评价“五项机制”,着力抓实支持高质量基础研究、高标准技术攻关任务、高效率成果转化、高水平大学建设、高层次内外联动“五项任务”,实现战略科创平台建设、场景驱动产业创新、全面深化“三项改革”、科技领军企业培育、创新人才高地建设“五个突破”,推动陕西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和新质生产力阵地,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注入强大动力。
(二)健全五项机制
一是健全统筹衔接推进机制。充分发挥省委科技委牵头抓总、统筹协调职能,建立重点任务清单化、闭环化管理制度,抓好各类支持科技创新政策一致性评估,推动财政、科技、教育、产业、人才、金融等政策贯通衔接。加大省级与市县协同力度,合理划分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度强化省级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科创平台建设、高端人才引育等方面投入力度,引导市县将更多资金投入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区域创新等领域。
二是健全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大资金统筹整合力度,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整合省级科技发展专项、基本建设专项、重点产业链专项等资金,向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构建点面结合、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投入保障机制。积极推进省级财政科技经费分配管理机制改革,综合运用直接补助、以奖代补、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方式,推动科研经费与任务需求紧密衔接,全面提升科技投入效能。
三是健全科技金融赋能机制。充分发挥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撬动作用,加快壮大种子、天使早期投资,构建新兴未来产业发展基金集群,精准服务高质量产业体系建设。加大政府性融资担保支持力度,推动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
加快落地。运用风险补偿方式,强化政银合作,让银行敢贷、愿贷、能贷、会
贷,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四是健全资源开放共享机制。发挥陕西科创资源富集优势,创新财政支持方式,聚焦科研设施、科学数据等科研资源共享需要,运用科技创新券,加强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在更大范围实现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支持布局建设一批示范性、智能化服务平台,对财政资金购买的科技资源,实行购置前审查、评估和查重,切实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五是健全科研绩效评价机制。充分利用“财政云”等信息化手段,加快建立符合科技特点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根据科研规律特点开展分类评价。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对绩效评价优秀的项目单位,在后续项目支持等工作中给予倾斜。对因科研不确定性未能完成项目目标的予以免责,真正消除科研人员后顾之忧。
(三)抓实五项任务
一是抓实支持高质量基础研究任务。统筹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和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围绕陕西能源与化工、电子信息等领域产业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吸引和集聚全国优势科研力量破解陕西发展难题。加大省级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支持力度,设立前沿探索项目,发挥青年人员科研生力军作用,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二是抓实支持高标准技术攻关任务。加快探索财政支持新型举国体制的陕西路径,大力推动“政产学研金介云”跨组织管理协作,分类实施政府主推的有组织创新、高校院所主导的原始创新、企业为主体的集成创新。持续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机制,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深入挖掘企业发展需求,凝练技术攻关方向,以产业“出题”驱动科技“答题”,加快破解一批产业链“卡脖子”难题。
三是抓实支持高效率成果转化任务。围绕重点产业链和产业技术细分领域,加大经费支持力度,加快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为科技成果提供价值挖掘、中试熟化和二次开发等专业化服务。积极推广西安交通大学探索的“实验室+产业化公司”、与龙头企业共建创新联合体或研发中心模式,形成成果共享、风险共担、合作共赢的高水平协作体系。
四是抓实支持高水平大学建设任务。加快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健全
稳定支持机制,布局急需学科专业,从严从紧抓好年度任务绩效考核,力争新增3-5个学科进入国家下一轮建设范围。聚焦陕西现代化产业发展需求,突出贡献导向,"一校一策”支持重点高校产学研协作,分类分层给予奖励,培育更多高质量发展动能。
五是抓实支持高层次内外联动任务。围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发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合作,加速构建全域紧密型创新生态圈。深度参与国家“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落实中国-中亚西安峰会成果,加快建设“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加快将西安打造成国家重要科研和文教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和制造业基地。
(四)实现五个突破
一是实现战略科创平台建设突破。超前布局谋划,培育攻坚硬核力量,支持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转化医学设施、先进阿秒光源等国家重大科技设施和先进稀有金属材料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平台加快建设,通过“一事一议”方式足额落实省级与市县配套资金。健全新型实验室体系,加快空天动力、含能材料、能源、旱区农业、新材料陕西实验室建设,积极融入国家实验室“核心+基地网络”体系,以奖代补持续推进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工作,更大范围释放创新效能。
二是实现场景驱动产业创新突破。聚焦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场景,支持强化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超导材料等领域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推动优势特色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场景,支持在光子、氢能、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培育一批集成果转化、业态策源、场景应用于一体的新兴、未来产业聚集区,真正把“应用场景”转化为“发展前景”,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三是实现全面深化“三项改革”突破。持续推动改革“拓面”,强化财政、科技、审计等部门联动,支持拓展省属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改革单位范围。加速推动改革“提质”,健全财政资金支持成果转化的长效机制,探索推广“先投后股、拨投结合、以演代评”等财政支持新模式,吸引更多中小微企业承接成果转化。探索推动改革“增效”,完善科技成果国有资产管理方式,试点推行“赋权+约定收益”等机制,推动成果转得更多、更快、更
安全。
四是实现科技领军企业培育突破。构建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企业加快补足研发设计、设施设备、场景应用等方面短板。强化企业研发投入支持力度,用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企业研发投入增量奖补等政策工具,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投入刚性增长机制。持续强化企业研发平台建设,支持企业牵头布局建设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推动研发力量向企业延伸,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
五是实现创新人才高地建设突破。优化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模式,完善持续追踪支持机制,支持拔尖人才牵头组建创新团队,承接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组建创新平台,形成“热带雨林”创新生态。聚焦科学前沿,以科技领军人才为核心,以团队协作为基础,以高水平创新平台为依托,支持培养一批跨学科、跨单位的省级科技创新团队。健全高校聘、企业用、政府助的“校招共用”引才用才机制,加大经费支持力度,引导更多有意愿、有条件的科技人才成长为创新型企业家。
调研分析当前财政涉农资金管理现状积极探索陕西省集中财力支持“千万工程”
的方法路径
陕西省财政厅课题组
一、“千万工程”的由来和政策脉络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总结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的调研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战略定位、基本要求和主要着力点。2023年6月,中央财办等四部委印发《关于有力有序有效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有条件的地方要有力有序有效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23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彰显三秦风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行动方案(2023-2027年)》,对陕西省“千万工程”建设作出总体规划。2024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对“千万工程”建设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强化涉农资金整合,全省统筹不少于20亿元资金,由县级整合,支持"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工程”。二、各省经验做法和陕西省近年来的实践探索(一)浙江、山西、安徽三省的成功实践浙江省作为“千万工程”的率先实践地,成功实践出了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省域先行的路子,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山西省与陕西省相邻,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相似,农村发展存在诸多共性。安徽省近年来加快建设彰显徽风皖韵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取得有效成果,支持“千万工程”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基于此,对三个省的实践经验进行了学习和借鉴。浙江省重在坚持财力集中、发挥撬动作用,通过20年持续推进形成资金累计效应,统筹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实现了财政资金投入与“千万工程”建设任务相匹配。山西省从加大财力投入、强化资金筹措入手,实行财政资金奖补政策。安徽省分档实施“千万工程”,统筹安排10亿元左右资金,推动精品示范村和省级中心村同步发展。三个省的成功实践为陕西省财政支持推进“千万工程”
在政策制定、资金筹集、理念探索、方法步骤等方面都提供了深层次、多角度
的实践经验。
(二)陕西省近年来的实践探索近年来,陕西省在脱贫攻坚期和过渡期实施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政策,通过统筹资源强化资金保障、完善制度规范资金管理、注重绩效加强资金监管等措施,充分彰显财政资金统筹整合的集聚效应,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
1.实施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一是对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进行统筹整合。2016年至2020年,按照国家关于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的有关要求,陕西省出台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在56个贫困县全面开展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实行“项目审批权限下放、资金切块下达”,由贫困县根据脱贫攻坚需要,按照“大类间打通”“跨类别使用”的原则,统筹整合项目资金用于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2021年,陕西省财政厅会同省发改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印发过渡期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将整合试点政策实施范围调整至国家确定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二是对所有县财政涉农资金进行统筹整合。2017年,国务院开展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以来,陕西省推进行业内涉农资金整合和行业间涉农资金统筹。行业内涉农资金整合主要是省级层面在预算编制环节加大资金整合力度,统一规范涉农专项资金,提出约束性任务和指导性任务并确定任务清单,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匹配原则,采取因素法、项目法等方式分配资金。允许县级根据当地产业发展需要,区分轻重缓急,在同一大专项内调剂使用资金。行业间涉农资金统筹,是针对多个部门安排的性质相同、用途相近的涉农资金,省级加大预算执行环节的统筹协调力度,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逐步实现同一工作事项按照职责分工、由一个行业部门统筹负责。市县层面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统筹安排各类功能互补、用途衔接的资金,纳入同一资金池,统一设计方案,统一资金拨付。
2.强化制度约束,加快预算执行,加强资金监管。一是制度保障上,强化制度硬约束,出台整合工作实施细则、优化整合政策细则、修订中央衔接资金绩效评价指标内容、加强支农资金管理等制度办法,不断完善管理机制。二是预算执行上,对整合范围内资金的下达拨付采取限时办结、提醒约谈、滞留回收制度,通过“通报+约谈+实地督导”等措施,实现责任传导和压力传导。三
是资金监管上,结合乡村振兴领域专项整治、审计监督、财会监督、中央和省级衔接资金绩效评价等工作,开展专项检查、集中督帮、综合评价和第三方评估等,保持监管的高压态势,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多年实践证明,陕西省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政策为全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任务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在过渡期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为陕西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当前财政支持“千万工程”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于陕西省前期在涉农资金投入和管理方面实践探索,推进“千万工程”和乡村全面振兴,主要是要解决如何筹措资金和如何集中财力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如何筹措资金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展、乡村治理、乡村文明、人居环境整治、乡村人才发展等,涵盖了全面乡村振兴的各个方面。但资金投入模式与“千万工程”的目标需求仍有一定差距。
一是从现行资金投入规模和方向来看。2021年至2024年,全省各级不断加大衔接资金投入比重,56个脱贫县(2024年为11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充分发挥统筹整合涉农资金政策效应,助力脱贫攻坚提质增效。以某市为例,2021年至2024年各级衔接资金中,产业方面资金占比53.23%,基础设施方面资金占比34.86%,其他方面资金占比仅为11.91%。以某县为例,2021年至2024年安排各级衔接资金中,产业方面资金占比51.75%,基础设施方面资金占比
40.85%,其他方面资金占比仅为7.4%。二是从现行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政策实施情况来看。目前,中央层面可统筹整合资金18项,涉及10个部门;省级层面5项,涉及6个部门。但在县级层面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各种考核事项和整合要求,实际整合资金规模远不及预期。如西安市某县,可整合各级各类财政涉农资金28项,其中:中央资金18项、省级资金5项、市级4项、县级1项,省级以下资金整合项目明显较少。从整合资金量来看,衔接资金的比例接近70%,其他涉农资金仅有少部分纳入整合范围。其他各县差异不大。
此外,过渡期以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资金投入主要依靠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资金,市县投入相对较少,且市县级资金投入以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为主。按照国家有关要求,衔接资金和整合资金支出有其固定用途,不得随意更改资金使用范围,支出方向主要集中在产业发展
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投入到乡村治理、乡村人才发展、乡村文明等方面的
资金少之又少。
因此,现行资金投入规模和支持方向无法满足“千万工程”工作需要。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千万工程”建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除中央和省级资金投入外,需要市县两级加大资金投入,省、市、县各级共同发力。同时,资金使用范围要涵盖“千万工程”涉及的乡村治理、乡村人才发展、乡村文明等各个方面,资金使用范围更广,覆盖面更大。
(二)如何集中财力
推动“千万工程”实施,财政投入是重要保障,但资金如何集中有效使用,是衡量“千万工程”是否有力实施的关键环节。但当前涉农资金管理模式,与推动“千万工程”工作中所提到的推动所有村共同发展,还有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哪一级集中使用的问题。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政策为制定财政支持“千万工程”政策措施提供了基本工作思路。按照财政部“除11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继续实施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政策外,其他方面不得再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的最新工作要求,在省级层面,资金可由各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按照专项资金任务清单和项目,原渠道下达到各市县。在县级层面,由县级按照各个村实际建设需要,统筹规划项目,集中安排资金。同时,在资金使用上,由县级按照资金原有管理办法和使用用途,原渠道投入使用,集中多个资金来源支持各村建设和发展。二是投入到哪些村的问题。2016年以来,陕西省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仅在全省56个贫困县开展,其他县的帮扶对象也仅停留在贫困村和贫困人口。2021年以来,陕西省56个贫困县全面脱贫,涉农资金整合政策延续实施。2024年以来,政策调整至11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按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策要求,大量资金投入到脱贫县(包括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脱贫村,投入非脱贫县和非脱贫村的资金相对较少。按照“千万工程”工作有关要求,“千万工程”资金集中投入使用要考虑所有县区、所有村落、所有农村人口。因此,在集中财力支持“千万工程”方面,既要优先发展“千万工程”示范村,又要兼顾748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的巩固提升和其他村的整体推进,即集中财力支持“千万工程”政策为普惠性政策,政策范围涉及所有县、所有村和所有农村人口。
因此,省级层面所有涉农资金原渠道下达,县级层面以村为单位,统筹规
划项目,集中投入使用,支持“千万工程”示范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和其
他村等所有村庄建设,可以有效解决如何集中使用的问题。
四、集中财力支持“千万工程”的方法路径和政策建议
实施“千万工程”,资金投入是重要保障。为集中力量支持“千万工程”,着力解决如何筹措资金、如何集中使用、如何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如何优先支持示范村等问题,形成集中财力支持“千万工程”的方法路径及政策建议。
(一)基于财力保障需要,巩固强化与集中财力办大事相匹配的“千万工程”资金投入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突出重点、示范先行、提升跟进、整体推动,集中财力支持“千万工程”。一是在投入范围上,要求各类涉农资金全面覆盖。省级对可集中利用的财政资金范围进行明确,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建设、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乡村治理等与“千万工程”相关的涉农资金纳入“千万工程”资金范围。要求市县两级参照省级财政资金范围,明确可利用的本级财政资金。同时,积极引导金融资本、社会资金、农民筹资投劳等,为集中财力支持“千万工程”引来源头活水。二是在使用方式上,要求县级统筹兼顾集中使用。明确省级财政资金原则上按原渠道下达到市县。由县级人民政府对照资金管理办法和资金使用用途,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记其功、各负其责”的原则,集中多个资金来源支持“千万工程”项目建设,优先支持当年要建设的“千万工程”行政村,兼顾其他村整体推进,填空补短、提档升级。同时,要严守负面清单和隐性债务两条高压线,坚决杜绝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三是在资金规模上,要求各级加大投入足额保障。明确全省每年集中不少于20亿元资金,支持“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工程。实行示范村建设验收制度,省级财政将对通过验收认定的陕西省“千万工程”示范村,按照每村100万元标准予以奖补,资金继续用于“千万工程”示范村巩固提升。
(二)基于资金管理需要,优化形成与“千万工程”示范村发展水平相匹配的项目流程管理模式一是以村为单位,全面实施项目库管理。明确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项目库,做好相关行业规划与“千万工程”建设项目的衔接,提高项目总体效益。到村到户项目坚持“村申报、镇审核、县审定”的程序,从严论证项目,县区结合县域行业发展规划对申报的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审核通过后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汇总、县级人民政府审定。二是以县为主体,编制项目资金使用方案。明确县级按照省级明确的建设任务和要求,编制县级项目资
金使用方案,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核。财政部门重点审核资金来源是否符合资金管理要求,农业农村等行业主管部门重点审核项目是否源自项目库,项目安排与行业规划联系是否紧密、是否符合行业标准,是否包含负面清单等内容。三是以项目为单位,全面强化资金绩效管理。明确按照“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原则,对资金实施全过程进行绩效管理,包括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设立、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和评价结果应用等。预算执行期满,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全省“千万工程”示范村认定的重要依据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三)基于资金绩效需要,建立健全与推进
“千万工程”实施落地相匹配的职责分工机制一是明确部门职责分工。明确按照“谁管项目、谁用资金、谁负主责”的原则,农业农村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是项目资金使用的主体,负责项目管理、预算绩效管理及项目资金监管等工作。财政部门负责预算安排和资金下达,督促行业主管部门落实资金使用主体责任,加强资金监管。二是夯实县级主体责任。明确市、县、区政府要落实资金使用主体责任,建立县级工作协调机制,定期不定期召开会议,协调各部门统筹推进相关工作。要加强调研和培训力度,及时总结宣传工作经验和典型做法,营造齐抓共管的工作氛围。三是加强资金日常监管。明确各行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认真落实日常监管责任,不定期开展项目资金抽查,严厉查处挪用涉农资金等问题。对项目及资金存在问题的,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坚决整改到位。整改不到位的,要依法采取通报、约谈、收回资金等方式进行督促。
关于优化青年技能人才成长环境的调查与思考以北仑区为例
北仑区政协课题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社会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作为制造业大区,北仑区提出要深入开展“六促六优”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双一流双示范”建设,走中国式现代化北仑高质量发展之路。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技能人才的坚实支撑,特别是青年技能人才的加入。截至2024年底,北仑区各行业领域技能人才总量达21.7万名,其中35周岁以下青年技能人才有8.1万名。北仑区在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积极成效,百余名技能精英斩获国家、省、市级殊荣。其中,4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2人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一、厚植青年技能人才成长沃土
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实际,北仑区紧紧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对产业工人的需求,积极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努力打造“浙派工匠”金名片最佳实践高地,力争成为全市领先的技能人才生态区。
以赛促学,锻造人才队伍。连续举办七届“港城技能之星”职业技能竞赛,开展车工、模具工等各类竞赛100余项,带动行业内、企业内自主开展技能竞赛100余项,吸引上万人次参与技能比武和岗位练兵,进一步完善了“区—街道—园区—企业”多层次竞赛体系。通过各级竞赛,涌现出一批优秀技能人才。比如:浙江吉润汽车有限公司代表队的张忠志、张忠攀和张飞三位选手,在2021年第五届“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中,斩获新能源汽车创新制作竞赛职工组冠军;在2022年人社部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十九届全国机械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模具)中,北仑区职工阮音学、李树立表现优异,分别荣获全国综合成绩第一、第二名,并分别斩获职工压铸模具组特等奖、职工注塑模具组一等奖等荣誉。
建好阵地,构筑育才摇篮。技工院校是培养青年技能人才的主阵地,民办技工学校以其灵活的体制、多元的办学方式和敏锐的市场反应能力,成为技校教育的重要力量。从2015年创办第一所民办技校宁波北仑弘途技工学校开始,北仑区逐步探索出“三个扶持”(经费保障上扶持、场地设施上扶持、专业建设上扶持)政策,深化“民办公助”办学模式。2023年4月,经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弘途技工学校升格为宁波市唯一一家民办高级技工学校。
目前,北仑区有弘途和富通两所全日制技工学校,开设专业20个,在校生近3000名,教职员工超200人。此外,总投资2亿元的宁波(北仑)公共实训中心设有智慧工厂、机器人应用等六个实训分中心,配备各类高端设备设施200台(套),可同时容纳500人进行培训。该中心免费向社会开放,累计有6.5万人次参与各类培训交流活动。
模式创新,拓宽育才路径。围绕制造强区、品质城区建设,依托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数字科技园、宁波(北仑)公共实训中心等平台,引进北仑利德智能产业人才研究院、宁波中智机器人智能制造培训中心等第三方培训机构,构建政府、第三方、高职院校、企业四方联动机制,充分发挥第三方培训机构在专业人才、技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拓宽技能人才“引进—培养—就业—提升”全链条发展通道。同时,通过强化企业技能培训、推动企业开展技能等级认定等方式,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海天集团累计投入超1亿元,改造车间建设注塑机实训场地,与全国136家高职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并筹备成立海天智能装备技师学院。集团建立了理论、模拟、实训一体化的“实训+就业”技能人才引育模式,实现“海天设备+技能人才”双输出,已合作培养1800余名高技能人才。
机制护航,激发人才活力。先后出台《高标准建设技能北仑的实施意见》《北仑区职业技能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等文件,推出“港城能匠”人才评价管理体系,打破年龄、学历限制,为真正有技术的实用人才提供“通行证”。领军型高技能人才被纳入区领导联系慰问对象和全区专家疗休养清单,享受与专业技术人员同等待遇。为吸引高端技能人才,对从区外引进技师及以上人才的人力资源机构,给予最高20万元/人次的引才奖励。同时,鼓励各级单位和企业积极开展技能竞赛,并根据竞赛层次、规模、工种给予最高10万元经费支持。围绕“青年北仑”建设,全省首创推出1000万元培训券项目,累计惠及1.1万余人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面向高级工以上对象,开设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等领域的紧缺高技能人才公益培训班,参训学员逾1000人。
二、存在的困难和挑战
青年人口下降与技能人才流失。近年来,全区户籍青年人口数呈现下降趋势。虽然北仑区持续推出系列政策吸引外地青年流入,但随着其他城市加入“引才大战”及政策红利的逐渐消退,全区青年人口总量仍可能继续减少。另外,调查显示,北仑区一线技能人才不仅老龄化严重,且每年流失率达10%。而且,
随着我国劳动力年龄段青年人口学历的逐步提升,青年人才就业有了更多选择,制造业企业反而碰到人难招的窘境,而教育程度不高的青年也更愿意从事网络直播等新兴行业。此外,传统的学历观念也是制约青年向技能人才发展的一大障碍。
区域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还不够强。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企业招聘薪酬报告》显示,基金/证券/期货/投资、人工智能、保险等行业的招聘薪酬位列榜单前三,而北仑区占据主导地位的石油化工、汽车、装备制造等分别位列第17、25、26名,竞争后劲相对不足。虽然北仑区平均工资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但仍难以跟上租房费用、房价水平等的增长速度。青年特别是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很难承受生活费用之重,成为人口流出的主要原因。此外,区域生活配套设施及公共服务水平有待完善提升,如城市界面较小、生活娱乐配套不健全、就学难等问题,也降低了区域对青年的吸引力。
产教脱节现象突出。当前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尚未充分发挥效能,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比如,师资队伍规模不足且结构性短缺,专业设置与产业升级需求不匹配等。这种现状直接导致毕业生专业能力与企业岗位要求存在明显差距。具体表现为区域技能人才结构失衡:在层级结构上,普通操作工和初级技工占比过高,高级技工严重不足;在能力结构上,单一技能型人才过剩,跨领域复合型人才稀缺;在培养质量上,短期速成培训人员占比较大,系统化培养的技术骨干比例偏低。这种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制约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瓶颈。
青年技能人才发展面临结构性困境。北仑区青年技能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突出,尤其在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领域表现明显。作为制造业强区,区域服务业发展仍存在产业占比不够高、层次不够高、项目不够好等问题。北仑区数字经济产业起步晚、规模小,核心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同时面临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困境。研究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每提升1%,可带动制造业效率增长39.6%。对制造业发达的北仑区来说,其杠杆撬动作用不言而喻。此外,北仑区中小企业数量较多,但受限于规模小、教育资源不足及资金短缺等因素,普遍难以深度参与产教融合及政府主导的技能人才培养项目。中小企业所需的技能人才只能靠自己零星培养或从同行业挖掘,这种被动局面进一步加剧了技能人才供需矛盾。
三、构建青年技能人才培养新生态
营造求贤若渴的引才环境。全面深化“引才工程+引才活动+引才网络”三维联动机制,坚持“全职、青年、技能”导向,持续拓宽引才渠道。结合区域产业实际,出台青年技能人才培训、竞赛、评价等配套制度,构建更具竞争力的政策体系。
破除地域、身份限制,创新青年技能人才引进标准,适当放宽急需紧缺人才的学历、年龄要求。积极开展柔性引才,协同推进招才引智与招商引资,形成人才与项目相互成就的良好生态。
优化齐抓共管的育人环境。坚持党管人才,开展技能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量化考核,推动技能人才工作规范化、科学化发展。以“大优强”、高精特新企业为示范,创新“校地企”协同育人模式,推动宁职院、北仑职高等与企业共建产教学院。聚焦企业生产管理中的痛点难点,构建精准对接的产教融合体系,开设特色实践课程,在企业建立实景化教学基地,推行技术人才委托培养机制。通过校企联合培养,既确保人才具备广泛适应能力,又强化对本土产业特点的契合度,实现技能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打造人尽其才的用人环境。充分发挥企业用人主体作用,建立健全技能人才培养激励机制,重点引导企业将青年技能人才纳入核心培养梯队,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及配套的职级晋升、薪酬增长机制。对青年技能人才培养成效突出的企业,可在项目评审、土地供应、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同时,引入创业培训、高端论坛、课题竞赛等活动,为人才发展提供多元通道。
构建无微不至的助才环境。硬件建设方面,高标准打造人才公寓、青年文体中心、高品质商业综合体等配套设施,全方位满足青年人才生活需求;软件服务方面,常态化开展文化艺术展览、青年社群活动及小型体育赛事等特色项目,丰富青年人才精神文化生活。建立完善人才安居保障机制,落实租房补贴、安家补助、购房补贴等货币化政策,发放青年公寓购房码,构建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做好区人才用房保障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反馈整改工作,进一步统筹人才用房资源,提高使用效率。梳理完善资金申请、使用管理、出售出租等流程,确保政策执行精准高效。
强化暖心润心的爱才环境。面对青年群体结构多元化、思想多样性等特征,北仑区积极创新青年技能人才工作方式。一是强化政治引领,推动党建工作与人才工作深度融合,落实党委(党组)联系服务高技能人才制度,注重从技能人才先进典型中推选“两代表一委员”及群团组织代表。二是深化思想引领,
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国情研修等,帮助技能人才坚定理想信念。三是拓宽发展通道,提高技能人才在职工代表大会中的比例,支持高技能人才参与企业管理。四是升级服务保障,优化高技能人才子女就学、就医体检等服务,完善“衣食住行”服务体系,让人才安心乐业。
完善依法维权的护才环境。建立人社、司法、公安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依托数字化监管平台,重点加强对工程建设、制造业企业等技能人才相对集中的重点行业领域的执法检查。聚焦青年技能人才关切的薪资拖欠、工伤认定等权益保障问题,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做到快查快处、动态清零。完善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提升权益维护响应效率,营造规范有序、和谐稳定的用工环境。
河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实践、问题及对策研究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研究所宋歌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伴随着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的不断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其内涵和要求持续深化。
2023年9月,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
就河南省而言,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数十年的发展,已成功实现了从农业大省向新兴工业大省的历史性转变。步入“十四五”,河南省立足新要求、新目标,全面贯彻创新驱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化赋能等战略部署,围绕新型工业化开展了系统性、整体性的探索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整体布局和实施效果来看,河南省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仍面临一些突出短板和挑战,这些问题制约着其新型工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当前,亟须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考量和综合施策进一步破解这些难题,以期为地方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一、河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探索及成效
自21世纪以来,河南省推进工业化进程取得显著进展。特别在“十四五”时期,河南省聚焦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绿色发展、企业培育等领域,出台系列政策举措,有力推进了全省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一)坚持创新驱动,积蓄产业发展新动能为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河南省始终坚持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21年,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实施“十大战略”,推进现代化河南建设。其首位战略即为“把创新摆在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化河南建设的核心位置”“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建设国家创新高地”。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创新引领型战略举措。
为强化政策支撑,2021年底,河南省发布《关于加快构建一流创新生态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意见》,明确了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总体目标和具体任务;2022年初,进一步出台《河南省支持科技创新发展若干财政政策措施》和《河南省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若干措施》,从财政激励、金融支持、人才保
障三个维度强化创新要素保障;2022年底,首次以立法形式出台《河南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条例》,全面确立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原则、责任分工、创新平台建设以及创新主体权利保障等制度安排。这些政策实施以来,全省创新生态不断优化,全社会研发投入连续跨越1000亿元、1100亿元、1200亿元大关。
为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各级政府全力扶持创新平台能级提升,重点实验室建设梯次稳步推进,国家级平台不断实现新突破。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国家超算郑州中心、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郑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等“国字号”平台先后落户河南省。截至2023年底,全国重点实验室达到13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增至172家[1]。
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2年以来,河南省先后发布《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若干意见》《“万人助万企”暨推动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工作方案》等政策,大力推进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2023年,全省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达70.9%[1],相比2020年的20.8%(河南省统计局发布),增长了50.1个百分点。在企业创新引领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成效明显,重点产业链“卡脖子”技术协同攻关全力推进,河南省工业新动能增势强劲。
(二)传统新兴两手抓,打造产业发展新格局
推进新型工业化,要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两手抓”。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将“换道领跑战略”作为“十大战略”之一,明确将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布局发展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要求围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新兴产业重点培育、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在重点领域寻求高位突破,开辟产业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在未来产业领域,河南省近几年来着力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打造形成一批特色鲜明、引领发展的未来产业高地,截至2023年已创建14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2],开辟了量子信息、氢能与储能、类脑智能、未来网络、生命健康、前沿新材料等产业发展“新赛道”。
在新兴产业领域,河南省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环保7个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加快细分领域建链延链补链强链,构建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区域特色的新兴产业生态体系。
在传统产业领域,河南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
方向,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位嫁接”钢铁、有色、建材、化工、装备、汽车、食品、轻纺8个传统产业,实现制造模式新变革和“材料+装备+品牌”大提升,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延伸,迈入新兴与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三)强化数智赋能,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数字经济已成为新兴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数字化转型是当今时代大势所趋。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提出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对数字化转型的方向、路径及措施进行了系统部署。为推进这一战略,2022年初颁布《河南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将工业数字化转型作为重要任务之一,要求加强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支撑。
围绕于此,河南省积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数字核心产业,搭建数智融合赋能场景,促进制造模式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2023年初,制定《2023年河南省数字化转型战略工作方案》,针对工业数字化转型,要求加速标识解析行业规模化应用,加快培育建设智能工厂等。2023年底,发布《河南省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将“一转带三化”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就企业、行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智能制造、数字化基础建设等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
目前,省内数字化基础日益完善,已建成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和中原大数据中心、中国移动河南数据中心、中国联通中原数据基地、中国电信郑州高新数据中心等一批新型数据中心;智能制造有序推进,截至2023年底,全省累计建成具有行业先进水平的智能车间773个、智能工厂332个、智能制造标杆企业54家;推进企业上云上平台,已建成“1+47”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引进培育华为、腾讯、阿里和国机互联、领聚网络等66家云服务商,累计上云企业达到20余万家[3]。
(四)聚焦绿色低碳,擦亮产业发展新底色随着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峻,绿色经济已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制高点。为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传统发展路径的束缚,“绿色低碳转型战略”也成为河南省全面实施的“十大战略”之一。
为推动这一战略的实施,河南省聚焦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于2023年初发布《河南省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以及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化化工等4个重点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并出台《河南省制造业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有效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
近年来,河南省先后搬迁改造重污染企业160家、关停不符合国家环保政策的中小微企业12万余家[4]。同时,加快在重点行业布局绿色工厂、绿色园区,鼓励创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推广利用绿色低碳先进工艺技术,研发绿色设计产品,截至2023年底,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174家、绿色工业园区15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23家、绿色设计产品型号93个[3]。洛阳市汝阳县产业集聚区成为国家绿色建材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鹤壁市山城区入选国家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济源中联水泥成为全国首个实现碳捕集工业应用示范项目。全省制造业绿色化达到全国一流水平。
(五)突出育企强企,培育产业发展新主体企业是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产业发展主体。河南省近年来把培育优质企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深入实施头雁企业、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等行动,通过动态培育、政策支撑、融资对接、要素保障等一系列服务支撑,推进传统制造企业向创新型、平台化、服务型等方向转变。
例如,针对单项冠军企业的培育,2023年颁布《河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方案》,明确建立省级单项冠军培育企业、省级单项冠军、国家级单项冠军三级梯次培育工作体系,引领企业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2024年5月,全国第八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公布,河南省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数量达到51家。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在建立三级梯度培育体系的同时,2022年出台全国范围内首个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省级政策文件——《河南省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2023年印发《河南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实施细则(暂行)》,力促专精特新企业量质齐升。截至2023年底,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394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535家,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16589家。
同时,为进一步强化企业升级的人才保障,河南省近年来连续实施“中原英才”计划等人才引进工程,通过人才引、育、用、留一揽子政策措施,三年来累计引进顶尖人才28人、领军人才369人、博士及博士后1.6万人。
二、河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河南省近年来推进新型工业化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创新、产业转型、智能化升级等不同维度上还存在显著的不足,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任务十分艰巨。
(一)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对接不畅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加快产业、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各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举措。河南省近年来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但受制于体制机制束缚、创新平台缺乏、研发投入不够、协同创新能力不足等多重因素,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之间难以相互紧密对接,产业创新能力不强仍是推进新型工业化亟需破解的难点之一。
为破解科技与产业“两张皮”的难题,河南省近年来加快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协同创新中心等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然而,这些机构近年来的实际运营效果并不理想。以制造业创新中心为例,2017年以来,全省已相继遴选、认定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但在推进过程中逐渐暴露出牵头单位实力不足、运营方式不合理、关键技术方向不明确、创新资源不够集聚、与金融机构结合不紧等一系列问题,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对接不畅的困境仍未摆脱,相关体制机制亟待进一步理顺。
从企业层面来看,由于省内金融多层次支持实体经济的格局和体系尚未形成,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不活跃,企业融资仍过度依赖银行贷款,融资难仍是制约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河南省省内金融供需严重错配,“三煤一钢”占据近两成的贷款资源,新兴产业企业却很难获得贷款,而支撑未来河南省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新动能基本集中在轻资产、高风险、长周期、初创型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领域,这与银行业金融机构低风险、重押品、短周期的贷款投放取向存在明显差异,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金融支撑“短板”明显。
(二)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发展不足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冲击下,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催生了一批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等,并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强劲的增长态势,重新定义了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和外延。近年来河南省制造领域产业深度融合与产品升级迭代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正有序开展,新材料、高端装备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工业机器人等新产品产量快速增加,业态模式逐步向微创新和渐进式创新阶段迈进。然而,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对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一般性生产要素依赖较强,而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支撑不够,导致在产业新赛道培育方面相对滞后,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
的发展明显不足。
从产业结构上看,河南省传统产业占比较大。2023年,五大传统产业和六
大高耗能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高达50.1%、48.4%;战略性新兴
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尽管增速较快,但2023年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仅为
25.5%、14.7%。
与此同时,近年来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优质投资机会稀缺,省内传统行业企业转型动力不足,投资扩张意愿显著减弱。一些大型项目受限于土地、环保、成本、资金等因素,最终选择在其他省份落地。河南省目前的整体发展环境对新兴产业大型项目缺乏足够吸引力,这导致新产业、新产品发展明显不足,特别是近几年成为国内投资热点的芯片、新型显示、高端智能装备、前沿新材料等在省内布局较少。
(三)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水平不高
当前,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等新兴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智能制造,智能车间、智能工厂相继涌现,先进制造技术的应用也加速了制造业的绿色化发展步伐,催生了一批服务化转型的典范。河南省近年来以绿色化改造、智能化改造、企业技术改造“三大改造”为重要举措,推动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然而,由于大多数中小型企业对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的认知存在偏差,并且缺乏可供参考的成熟适用解决方案,其主动转型的积极性并不高,导致全省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进展相对缓慢,水平亟待提升。
从智能化发展来看,依据两化融合公共服务平台的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底,河南省企业两化融合发展指数为91.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3.6),在各省份中仅列第14位。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发布的2023年度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和优秀场景名单上,共212家企业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河南省仅占5家;605个项目入选智能制造优秀场景,河南省仅有14项,均与国内先进省份差距较大[7]。从绿色化发展来看,河南省制造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仍普遍采用直接购买技术装备的模式,面临投入规模大、效益回报低、维护成本高等劣势;加之绿色制造第三方服务市场整体规模较小,参与企业市场集中度低,专业能力参差不齐,绿色化水平仍有待提升。2024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全国范围内首批47项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河南省尚无入选项目。
从服务化发展来看,自2017年起,国家已连续发布五批服务型制造示范名
单,涵盖示范企业、示范平台、示范项目以及示范城市,总计近800项。然而,河南省至今仅有27项入选以上名单[8],其中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数量不足10家。由于数字化转型的迟缓,全省以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型制造模式如柔性化生产、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制造等应用较为滞后,企业服务化发展不够。
(四)龙头型、引领型、优质型企业不多以龙头型、引领型、优质型企业为代表的优势企业是制造业竞争力的体现,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河南省对企业发展由注重“招大引强”向“外引内培”并重转变,全力扶持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然而,由于制造业在发展理念、管理机制、科技创新、产业环境、人才支撑等方面相对滞后,规模较大的企业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难以成长为行业龙头;广大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先天不足,创新型、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优质型中小企业匮乏;全省制造企业实力不强,缺少龙头型、引领型、优质型企业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明显短板。
从各类企业的数量来看,河南省与国内先进地区相比,存在显著差距。以行业头部企业为例,全国制造业500强企业作为国内制造领域的头部企业,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上都具有绝对掌控力,由中国企业联合会等公布的“2024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榜单显示,河南省共入围24家,相较于浙江(86家)、山东(68家)、江苏(56家)、广东(43家)等经济大省,上榜企业数量明显较少。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则代表着这些企业在某一细分市场领域内居于全球或国内领先地位,在2024年初公布的第八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中,河南省有12家企业上榜,这一数量仍然与广东(61家)、山东(54家)、浙江(44家)、江苏(55家)等省相差较大;总数上,河南省达到51家[9],但山东、浙江、江苏三省均已超200家[10]。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多位于产业基础核心领域、产业链关键环节,是优质中小企业的核心力量,从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看,截至2023年7月底,我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756家,河南省共计394家,仅占全国总量的3.0%,而广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已分别达到1534家、1506家、1451家[11]。
三、加快推进河南省新型工业化的对策建议
当前,基于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兴技术的深度交叉融合、日趋激烈的制造业区域竞争以及新经济赛道的快速更迭等因素的相互交织,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形势下,河南省要顺应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要
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重塑研发范式、生产方式、制造模式和组
织形式,全面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
(一)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契机,加快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而催生的一种新型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以新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以新产业新业态为主要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关键[12]。河南省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示精神,持续实施创新驱动这一首位战略,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
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畅通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的精准对接。加快构建产学研协同的螺旋式转化推进机制,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权属、激励等机制改革,探索建立价值为导向的考核机制。同时,加快构建科研资本供给体系,引导更多市场主体、更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鼓励金融机构优化完善对科技型企业、创新型企业的放贷评级标准,延长金融支持周期。
要着力抓好高端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研发。重点推动省实验室、产业研究院、中试基地等与省内企业对接,创新产品联合开发模式,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发展,拓展科技成果转化渠道,尽快开发一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潜力大、产业链带动强的新产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二)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手段,加速产业数智化转型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战略技术,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强的“头雁”效应,已成为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国内各地站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同一起跑线上,河南省要紧抓机遇,以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制造业数智化转型。
着力加快新型智能部件以及设备在制造企业的更新替换,推动制造业全流程的智能化。围绕制造业全流程,深化智能技术在各环节的融合渗透,丰富多元智能化应用场景,发展智能设计、智能生产、智能服务等新模式。以人工智能应用为核心,出台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数智化转型行动方案,积极开展通用及垂直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借助数智化技术进一步强化有色金属、建材等高能耗行业的节能降碳,推进制造业的绿色低碳发展。
适度超前布局5G、工业互联网等产业数智化基础设施。尤其要重视工业互
联网平台和产业大脑培育,支持龙头企业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并向行业开放,支持分行业开展“产业大脑”建设,探索“产业大脑+智能工厂”“产业大脑+产业链”“产业大脑+优势集群”新模式。
(三)以布局新赛道为重点,持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近年来,各类新兴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驱动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等新领域新赛道快速兴起。新领域新赛道是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变量[13],正成为区域竞争的主战场。与先进地区相比,河南省在产业新赛道培育方面存在明显劣势,要进一步聚焦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等“六新”新领域,实现优先突破,形成带动全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引擎。
加快实施“六新”专项行动,对“六新”领域开展专题调研,摸清基本情况,理清发展趋势,研究出台六大专项行动。建议优先研究出台新业态培育专项行动,当前伴随着信息消费蓬勃发展,基于数字平台的新业态持续涌现,河南省很多企业抓住机遇拓展新业务,因此应强化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加快推动新业态由“自发生长”向“群体培育”转型。
进一步完善“六新”支持政策。建议参考上海、成都、合肥等地经验,创
设新政策、新举措,突破常规发展思路和路径,加快“六新”突破发展。
(四)以打造企业主体新雁阵为目标,强化优势企业培育
龙头企业数量与能级是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标志,而专精特新企业“小而尖”“小而专”,拥有各自的“独门绝技”,在产业链上具备一定的话语权,是产业补链、延链、强链的根基。目前,河南省龙头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和发展水平均与先进省份存在较大差距,要围绕培育一流企业、做强市场主体,部署开展头雁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和民营企业对标提升等活动,健全梯队培育机制,打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新雁阵。
聚焦头雁企业培育,引导企业整合省内外资源做精做强,鼓励头雁企业紧扣价值链提升、供应链稳定,向中小微企业延伸产业链,主动成长为产业链“链主”企业,支持头雁企业牵头设立创新联合体,牵头设立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研究院、中试基地、工业设计中心等高端创新平台,引领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立足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企业群,突出国家和省两级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支持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领域加快产品迭代、品类创造、“五基”突破,做深
细分产业领域,打造一批带动产业升级的新产品,进入产业链的中高端、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形成一批市场占有率高、创新能力强,具有产业链关键环节掌控力的单项冠军。
四、结论
本文基于河南省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精神,深人实施创新驱动、换道领跑、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转型等战略的实践基础,通过系统梳理其近年来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系列举措和发展成效,厘清了这一过程中,河南省在创新、产业转型、智能化升级、企业培育等关键领域仍面临的显著不足,并结合经济发展新形势,提出了加快推进河南省新型工业化的针对性对策建议,旨在为全国各地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红色文化点燃发展新引擎江西推进红色基因传承的探索实践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25年4月3日)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调,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要把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继承和发扬好,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从江西寻乌县城出发,沿着盘山公路蜿蜒而上,约一小时车程便抵达项山乡福中村。这个藏在高山深处的偏远村庄,因1929年2月罗福嶂会议的召开而铭刻进革命史册。近年来,当地通过修缮旧址、打造红色研学基地等举措,将革命历史与生态旅游有机结合,吸引周边省份游客纷至沓来。红色文旅的兴起不仅带动了农特产品销售、特色民宿和农家乐发展,更让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福中村的变迁是江西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的生动缩影。这片红土地上留存着罗福嶂会议旧址、井冈山会师纪念馆等革命历史遗址,形成了独特的红色文化景观,被誉为“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调,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要把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继承和发扬好,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江西以建设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为目标,持续开展探索实践,以红色文化
激活老区新发展,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近日,本报调研组走访江西各地,探究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江西答卷”究竟是如何书写的。
1.保护:让红色资源焕发时代生机
江西赣州革命文物众多,分布广且较为分散、种类繁杂,受限于保护力量相对不足,不少保护级别较低的红色资源损毁严重,有的甚至面临消失的危机。
革命文物保护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大量经费投入。面对保护重任,赣州积极探寻破局之策。近年来,当地抢抓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机遇,对全市革命旧址旧居深入摸查,遴选出353处集中连片保护对象。
通过争取国家资金、实施整体规划等,形成系统性保护利用新格局,为江西革
命文物片区保护树立样板。
“赣州通过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旧址保护工程,推动革命文物整体性保护取得明显成效,被国家文物局作为样板工程在全国推介。”赣州市红色资源保护发展中心副主任周鸿说。
2022年,江西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县创建工作,探索革命文物资源有效保护传承与创新运用,让红色资源不断焕发时代生机。瑞金市等5个县(市、区)被确立为“江西省首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县”。
天麻麻亮,瑞金市沙洲坝镇七堡村村民刘福明收拾完毕准备出门,“我习惯在早上出工前,去中央被服厂旧址看看。傍晚下工后,我还要再去检查一次”。到了旧址,他里里外外查看了一圈,见并无问题才安下心。
刘福明说,自从被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聘为中央被服厂旧址的代管员以来,每日早晚巡查中央被服厂旧址成为他的日常,“纪念馆每月给我补助咧”。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长杨丽珊介绍,瑞金现存革命旧址127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37个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2处,是全国革命文物大县。“部分旧址位置分散,靠纪念馆自身力量管理无法面面俱到,就发动村民参与。”杨丽珊说。
当地持续开展“革命文物认护”活动,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设立革命旧址代管员制度瑞金逐步构建革命文物共建共享的新局面,探索出了革命文物保护新路径。
红色标语是中国革命史的一大文化现象,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革命文物资源。“打土豪分田地”“加入红军”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红色标语简短有力、立场鲜明。
午后,抚州市乐安县湖坪乡汉上村村民王宗耀端详着自家老屋墙上的红色
标语,陷入回忆。
“小时候,爷爷经常对着这些标语,给我讲红军的故事。如今,为了保护好标语,我也常给孩子们讲‘墙上的故事’,传承红军的斗争精神。”王宗耀说,老屋曾是红军驻地,留下的26条(幅)红色标语(漫画),分布在厅堂、里屋的墙壁上。对于这些印记,他多年来一直视若珍宝,用心守护。
王宗耀的选择,也是无数江西老区人民的选择。乐安是原中央苏区的北大
门,留有4000多条红军标语,被誉为“红军标语第一县”。为守护红色标语,乐安动员组织全社会力量,创新探索保护利用模式,革命标语动态数据库、江西首个红军标语博物馆等,在乐安纷纷建立。乐安“红色游”也受到越来越多游客青睐,每年前来追寻红色印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
2.创新:让红色精神更富感召力
去年秋天,2024红色基因传承高端论坛在江西赣州于都县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专家学者以“长征精神与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围绕长征出发史和长征史、长征精神、长征文化等内容进行研讨。
加强研究阐述是更深入、更准确、更完整讲好红色故事的前提和基础。2022年3月以来,江西省委宣传部联合中央相关单位,共建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整合全国高水平研究力量,有组织开展红色基因传承研究,努力打造红色基因传承研究引领地。
与党史研究同行,科技赋能红色文化传播。“科技将历史的厚重与现代的创意完美融合,在红色沃土绘就新图景。”江西省文演集团陈展工作负责人黄艳萍说。
在赣南大余县的青山脚下,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以情景化、剧场化形式再现革命烽火,展览《南国烽烟举红旗》融合3D投影、AR(增强现实)互动等科技手段,让观众沉浸于红色记忆。观众连光荣感慨:“现代声光电技术让历史触手可及,提醒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艺创作,催生如《长征第一渡》这样的文旅史诗。该剧运用现代声光电立体影像技术等多种数字手段,使用360度机械液压可翻可转可升降舞台,回望气壮山河的峥嵘岁月,讲述波澜壮阔的长征故事,为观众带来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视觉体验。
“内容角度方面,力求站在家国天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轴上;表现层面,则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的强大支撑作用,追求审美的极致。”《长征第一渡》总导演肖向荣介绍。
借“数”上“云”,数字展馆让红色基因永葆活力。江西省率先打造全国首个红色文化数字展馆矩阵,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教育基地搬上云端。北京工业大学学生张国威坦言:“通过虚拟展厅‘云游’红色热土,我深深感到革命薪火在数字时代生生不息。”
作为全国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省份之一,江西格外注重用红色文化铸魂育
人。江西省教育厅每年面向全省1000多万中小学生和高校学生创新开展“追寻红色足迹”研学、“红色走读”竞赛等活动。到实地去进行红色走读,沉浸式体验参观学习,成为江西学子们普遍喜爱的红色文化教育方式。
3.发展:让红色旅游出新出彩
每到节假日,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都会迎来络绎不绝的游客,村民孙观发也就忙碌起来。“多是外地游客,来村里感受红色文化,尝尝农家菜,人气旺得很。”孙观发笑着说。
2019年,潭头村倡导发展红色文旅产业时,孙观发率先响应,和100多户村民一起入股村里旅游合作社,还将家中空房重新装修,办起了民宿。“营业的第一个夏天,我家民宿都订光了!”孙观发说,“就像村里的红旗雕塑刻的字说的那样,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对现在的生活很知足。”
随着游客接待量越来越多,孙观发成了村里的讲解员。“每天上午9点准时接待游客,给他们讲解村子的故事。”孙观发说。
作为全国最早发展红色旅游的省份之一,江西经过多年发展,红色旅游已
从单纯的“量的增长”迈向“量质双升”的新阶段。
“江西积极响应党中央‘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的号召,打造以‘四大摇篮圣地、一座历史丰碑、一处革命启航地’为核心的红色旅游标识。”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梅亦说。
井冈山神山村是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代表。在全国率先脱贫的神山村,靠发展旅游业实现脱贫致富。昔日罗霄山脉深处的贫困村庄,如今已成为“过去有红色故事、当代有蓬勃新貌”的红色名村。通过红色旅游的带动,神山村实现了从“景点游”到“全域游”的转变,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与此同时,江西的红色旅游新业态也在蓬勃发展。
观看《岁月如歌》等剧场表演,体验身临其境的互动项目在赣州东方欲晓主题公园,10多项大型高科技红色主题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主题公园自2021年5月开业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超410万人次,实现经营收入超5亿元。”赣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局长李俊锐介绍,2024年以来,赣州4A级以上红色景区游客接待量达147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05%。
夜幕降临,南昌八一广场华灯初上。许多年轻人在此汇集,他们仰望高耸的八一起义纪念塔,在音乐喷泉的光影中拍照留念。红色历史在这里变得更加生动、直观,“美轮美奂”“震撼人心”“历史与现代完美交融”是年轻人的
真切感受。红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助推南昌成为新晋“网红城市”,前来南
昌旅游的游客与日俱增。
从革命老区到现代都市,江西各地正持续探索保护利用传承红色文化的新业态新模式,使之在当今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4.经验与启示
新时代以来,江西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在守住红色文化的思想灵魂、精神内核、根本立场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创新性保护利用,切实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大放光芒,在以红色文化激活革命老区新发展上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做法。
保护为先,为守护红色家底筑牢坚实根基。推动红色基因传承,保护是前提。通过实施“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旧址保护工程”,推动一大批革命遗址得到抢救保护和合理利用;率先开展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县创建,率先推出省级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标识,成功创建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组建省级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矩阵;加强红色资源连片保护,推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乡村振兴、民生改善、脱贫攻坚等融合发展。
数字赋能,为红色基因传承增添崭新动力。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及智媒时代的到来,丰富红色文化保护利用和活化传承方式,为红色文化的弘扬和红色基因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积极主动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潮流,争先开展红色基因传承数字化行动,实施博物馆数字化提升工程,推进革命旧址、红军标语数字化建设,推出数字化体验馆、数字化文创IP、“网上红色之旅”等创新创意项目,激活了红色基因数字化传承,走出了一条红色基因当代传承的“新路子”。
融合发展,让红色文化薪火相传赓续弘扬。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加快红色旅游、红色培训等健康有序发展,是推进红色基因传承的有效途径。以打造全国红色旅游首选地为目标,在强化保护基础上,积极推进红色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大力推动红色文化与旅游、培训、演艺、文创融合发展,建设一批红色旅游体验项目,寓教于游。建好用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扎实推进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工程,建设一批长征步道、场馆、公园等,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打造为弘扬民族精神、树立时代丰碑的文化标志。创新载体、形式、业态以及营销方式,推进红色旅游与多业态融
合联动发展,打造复合型旅游产品,努力实现红色旅游经济转型升级。
基于财政视角的陕西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研究
陕西省财政厅课题组
一、陕西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运行概况及研究背景
医疗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陕西省基本医疗保险从1996年起步,经过二十多年的制度体系建设,形成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为补充、医疗救助为托底的陕西特色三重医疗保障体系。但受人口老龄化加速等因素影响,陕西省基本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面临压力和挑战,基金运行显现风险隐患,亟需通过完善机制、加强管理予以解决。
为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健康发展,陕西省财政厅坚持问题导向,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深入市(区)实地了解医保基金运行现状,会同省级相关部门分析研究陕西省基本医保现行制度存在问题,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陕西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从1996年起步,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完善,较好满足了全省人民群众医疗服务需求。但是,在老龄化、少子化的人口发展形势下,陕西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和基金管理面临新的形势、新的挑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现有制度。
二、陕西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
(一)制度初创与体系建构阶段(1996-2009)
1.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1996年,国务院启动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陕西省作为首批试点省份,遵循“分步实施、梯度推进”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在咸阳、铜川两市完成区域性试点。依据国务院1998年颁布的《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陕西省认真总结试点经验,于1999年正式出台《陕西省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总体规划》,采取“强制参保政策引导”的双重机制,要求城镇各类企业及其职工全员参保,并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创新性实施三批次推进策略,完成全省统筹覆盖。
2.建立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于2003年国务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NCMS)试点政策框架,陕西省率先在彬县、镇安县、洛川县开展大病统筹试点,2007年实现104个农业县区全覆盖,较国家规划提前完成制度布局。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URBMI)领域,遵循“试点先行、稳步扩面”原则,2007年
8月在宝鸡、西安、咸阳、延安、榆林等五市启动试点,2008年全面实施并提前
两年达成国家扩面目标,2009年通过纳入大学生群体实现城镇居民医保全覆盖。
(二)制度整合与支付改革阶段(2010-2018)
1.建立和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根据201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委《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陕西省于2013年建立大病保险风险共担机制,通过城镇居民医保基金和NCMS基金按比例划拨形成风险池,创新性引入商业保险机构运营模式,构建起“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的双层保障体系。
2.积极推进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为积极落实2016年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陕西省实施“四统一”整合策略:统一筹资机制(个人缴费与财政补助标准)、统一待遇清单(住院报销比例与封顶线)、统一目录管理(药品与服务项目准入)、统一基金监管(省级统筹调剂),完成城乡医保制度并轨。
3·积极推进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按照201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意见》,陕西省构建多元复合支付体系,门诊实施总额预付制,住院推行按病种付费(DRG)与床日付费相结合,并在部分三级医院试点DRG-PPS预付制改革。
4·积极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基于国家异地就医结算平台建设规划,陕西省于2017年出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方案》,率先实现省内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并探索门诊费用跨区结算机制,形成“分级转诊、费用直结”的陕西模式。
(三)体系优化与治理现代化阶段(2018-至今)
1.医疗保障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根据党的十九大关于深化机构改革的战略部署,陕西省于2018年组建医疗保障管理局,整合原属人社、卫生、发改、民政等部门的12项医保管理职能,构建起“垂直管理+横向协同”的新型治理架构,有效推进三医联动改革。
2.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日益清晰。
2021年,陕西省委、省政府颁布《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若干措施》,确立"1+4+N"改革框架:以医保信用体系为核心,推进带量采购、支付改革、基金监管、待遇保障四大领域创新,配套实施23项具体改革举措。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系统部署了DRG/DIP支付改革全
覆盖、省级药品耗材集采平台建设等关键任务。
3.医疗保障待遇补偿机制不断完善。2019年,陕西省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通知》,建立以病种付费为主,DRG付费、床日付费结合的复合支付体系。2022年,印发《陕西省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出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和门诊直接结算工作政策,跨省异地就医和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办法得到进一步完善;同时,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4.医保基金监管持续加强。2020年至2023年,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医保基金管理的意见、条例等,比如《关于推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的指导意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关于加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常态化监管的实施意见》等。陕西省认真贯彻落实,构建“四位一体”监管体系,出台《举报奖励实施细则》强化社会监督,实施飞行检查形成执法威慑,建立智能监控系统实现实时预警,推行信用管理制度实施联合惩戒,不断加强基金社会化、常态化监管,维护基金安全。
三、陕西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一)存在的问题
1·政策标准不统一。从基金收入看,缴费政策不统一。西安市职工医保单位缴费比例为7%,高于其他市区1个百分点。从基金支出看,市区间待遇不统一。在职工医保住院年度支付限额上,最高的西安市与最低的汉中市相差30余万元;在退休人员住院平均支付比例上,最高的榆林市与最低的商洛市相差约14个百分点;此外,门诊报销的慢特病病种范围和数量也存在差异。
2.医保支出增长较快。2023年,陕西省省内跨市异地就医取消备案,西安市提高了生育住院报销比例,汉中、铜川等市区增加了门诊报销的慢特病种,咸阳市降低了居民医保住院起付线并提高了报销比例。市区政策的调整,促使就医人次和费用激增,医保基金支出增长较快。
3.收支管理存在漏洞。在收入方面,陕西省部分市区未按国家规定的全口径工资收入征缴职工医保,存在欠缴医保缴费的情况。在支出方面,部分市区基金预算编制不细、执行不实。
4.基金运行地区间不均衡。从职工医保看,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结构等因素影响,市区间在职与退休人数比例(供养比)呈现两极分化趋势;从居民医保看,虽然连年提高筹资标准,但大部分市区基金处于“紧平衡”状态。
(二)面临的严峻形势
1.人口老龄化加剧给医保基金收支平衡带来巨大压力。我国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21年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医保基金将面临日益沉重的收支平衡压力。收入端,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形势下,老年人口增加和人口出生率下降将使在职缴费人数下降,基金收入相应减少。支出端,随着老年人口增加将大幅增加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2.居民医保缴费标准连年提高。年轻健康群体出现断保、选择性参保现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连续下降,基金收入增长承压,医保待遇只提不降,基金支出增长较快。
3.医疗总费用快速增加带动医保基金支出持续较快增长,基金平衡压力日益增大。一方面,陕西省优质医疗资源不足、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均衡、基层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比较突出。一般病、常见病患者往往选择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就诊,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现象,跨省、跨市异地就医人次和基金支出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一些公立医院超规划扩张、医疗资源浪费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导致卫生总费用快速增加。卫生总费用快速增加带动医保基金支出持续较快增长,基金平衡压力日益增大。
4.基金运行风险隐患存在向财政转移的趋势。根据现行政策,财政对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给予补助。虽然财政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暂不予经常性补助,但根据社会保险法,在社会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财政需给予补贴。这就意味着,财政事实上对基本医保基金承担无限兜底责任,基金风险很容易向财政转移。
四、完善基本医保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一)持续完善制度,推动基本医保基金实行省级统筹管理
针对陕西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省级调剂金制度,这是省级统筹管理的关键一步。陕西省在全国率先提出“前补”的调剂金管理模式,通过预算的法定约束性,引导市(区)提高基金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强化基金预算执行,从而达到均衡基金收支、防范基金运行风险的目的。建立调剂金制度是实行省级统筹的过渡性措施,要按照“强化管理、夯实责任、精准施策、分类推进”的思路,分步推进实施。
(二)优化筹资机制,提升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水平
我国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建立以来,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医疗费用增长、医保待遇水平和参保居民个人承受能力,确定了定额筹资、按年动态调整的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
2011年至2024年,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从200元/(人·年)提高到670元/(人·年),个人缴费标准从50元/(人·年)提高到400元/(人·年),财政补助一直是居民医保的主要筹资来源。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合理调整机制”改革要求,尽快调整完善居民医保筹资政策,建立个人缴费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挂钩机制,优化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结构,均衡不同地区缴费负担,促进筹资随居民收入增长而自然增长,从而提升制度保障能力和基金支撑能力。
(三)规范待遇政策,严控医保基金支出不合理增长
坚持基本医保保基本的理念,确保待遇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金筹资能力相适应,防止出现超越基金承受能力的过高承诺和过度保障。一是加强省级政策管理力度,规范待遇调整程序,医疗保障部门出台待遇调整政策应商财政部门,开展增支需求测算和可持续性评估,重大事项要按规定及时向上级政府和业务主管部门请示备案。二是加快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多措并举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四)持续深化医改,严防基金违规使用和资源浪费
一是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有序扩容和均衡布局,增加基层医疗服务供给,大力推进“大病重病在本省解决、一般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镇村里解决”的分级诊疗模式,积极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二是加大基金监管力度,扩大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专项检查、日常检查的覆盖面,加大检查的深度和力度,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套取和挪用医保基金的违法行为。三是加大政策宣传,营造全社会节约使用医保基金、杜绝医疗资源浪费的良好环境。(五)硬化预算约束,严格实施医保基金财政监管
一是强化医保基金预算刚性约束。严格落实预算法“无预算不支出”的规定,切实解决部分市(区)医保基金严重超预算支出的问题。二是加强医保基金预算执行管理。坚持按月、按季、按年分析基金运行情况,督促市(区)财政补助资金落实到位、保费征缴到位,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及时做出预警。三是
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对医保基金绩效目标、预算执行、资金管理等情况进行运行监控、分析研判,优化基金管理,防范基金运行风险。
建平县中小河流治理存在问题及对策
建平县水务事务服务中心曹锦萍
1.建平县中小河流概况
建平县10km2以上河流126条,总河长1854.96km,区域流域面积4865km2。其中,10~50km2河流94条,总河长899.61km。50km2以上河流32条,总河长955.35km。
建平县境内主要河流有老哈河和大凌河。老哈河是西辽河上游的一个重要支流,发源于河北省平泉县北部的七老图山脉光头山。由发源地向东北流经建平县的8个乡镇。在建平境内河道总长118.0km,流域面积3494.0km2。大凌河流域在建平县境内的主要支流有第二牤牛河和老虎山河。第二牤牛河是大凌河流域一级支流,发源于建平县富山办事处张福店村牛河梁,全长48.5km,流域面积1042.0km2。老虎山河是大凌河流域一级支流,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金厂沟梁镇横道子,流域坡地占总体面积的84.3%,河谷平原只占15.7%。
2.中小河流治理存在的问题
2.1前期设计准备工作不足。以往建平县中小河流治理中存在个别项目
设计水平不高、施工质量管理能力参差不齐、建后运行管护体制不完善等问题,如地质勘察不细致不全面,公路部门桥梁设置不合理造成行洪不畅,沉降等地质问题考虑不深人,穿堤管线位置不详、无标志、施工工艺水平较低造成安全隐患和部分地区防洪标准不能适应城市发展进程等诸多情况,导致已治理段部分区域防洪不达标,存在防洪安全薄弱环节。
2.2河道治理思路及理念落后。生态治理效果不好,建平县中小河流治
理项目平均设计水平偏低,中小河流治理思路主要是通过新建、加固堤防、护岸和清淤疏浚等治理措施。然而生态修复措施治理效果不明显、河湖管理范围不清晰、河湖生态环境及建后管护问题依旧突出。
2.3河道治理平均综合单价低,地方配套难到位。2021~2022年,根据水
利部财政部确定的年度资金规模和建设任务测算,建平县每公里平均综合单价低于全国平均单价,因资金规模限制,部分项目只对险工险段或不达标段进行治理,整河流系统推进不够。且各市县区各级财政力量普遍困难,针对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地方配套资金单靠地方财政基本难以足额落实,尤其是之前省以上补助资金仅为60%的项目,河道系统治理难度大。
2.4河湖岸线侵占严重,河湖健康发展任务艰巨。建平县江河湖库管理
范围划定成果未统一整合,河湖水域岸线分区管控尚不完善,部分河流河道两岸分布大量农田、林地、开荒地等,缩窄河道行洪断面影响行洪,且无阻控面源污染措施,导致农业生产活动中有机或无机污染物进人水体形成面源污染,阻碍了河道水生态文明建设,限制了区域生态旅游业的开展,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2.5河道监管基层力量薄弱,现有建管模式传统单一。从事河道建设管
理人才配置不合理,基层人才极其短缺,特别是县区配备工作人员老龄化严重,在项目谋划、前期工作把关、建设实施、资金筹措和建后管护等关键环节短板突出。目前建平县各中小河流治理水平参差不齐,建管模式较传统单一,无法满足高质量发展需求。且尚无智慧化手段管理河道工程。
3.治理对策
3.1合理确定防护工程布局。建平县河流水系常年冲刷河道岸线,河道
淤积严重。针对建平县河流自然条件,充分结合城乡有关规划、发展进程和防洪排涝要求,完成实地地质勘测和水文有效数据的搜集,统筹考虑已治理段提标、堤岸建设、水工建筑物拆除重建等有效措施,避免因沉降等地质、涉河建筑违规拆建问题影响治理成效。
3.2合理安排工程措施。根据河流水系特征,因地制宜,突出地区差异,
充分利用当地河道内河卵石、砂石等有效资源合理确定断面形式和工程措施。山区性河流已建硬性防护,可采取绿化、补建等生态措施改造提升,部分山地、高地等无防护要求的河段,尽量维持河道自然形态。平原性河流尽量采取满足防洪标准的生态防护,对于人口集中、防护要求较高的乡村段和城区段,中小河流要结合河道特色资源选取工程措施,结合当地规划和发展,完善和提高防洪达标体系。
3.3转变治理理念。整体设计上要充分融入“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理念,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实现河道系统治理高质量发展。依据河流功能区的划分和特色,以提升河道防洪能力为主线,改善河流圈生态环境为亮点,沿线按需布置有效工程措施,在条件良好的地方,加强考虑工程的亲水性和便民性,因地制宜布置多功能生态措施。解决部分河段防洪能力不足、河道淤塞、水域岸线侵占、河流面源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打通河流圈社会经济效益循环,充分盘活水安全、水治理、水经济、水文化的综合效益。
3.4创新建管模式。对于规划内且初步设计已批复等待实施的中小河流
治理项目,建议多开展“先建后补”建管模式,加快建设进度。选取试点采用EPC、全过程咨询等新型建管模式,总结典型经验进行推广应用。中小河流治理中普遍存在着“有人建、无人管”的问题,一方面可通过在设计中充分考察当地经济产业、百姓利益,通过“双方共赢”方式使百姓参与建后管护中,另一方面可从河湖长制人手,强化县、乡、村三级河长职责分工。
3.5拓宽资金筹措渠道。一是资源变资金,地方政府将辖区内河道砂石
等资源开采权、特许权通过合法方式赋予企业,同时要求其将所得用于承建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实现河道资源反哺河道治理。二是两手发力,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将公益项目与有稳定经营效益的项目相结合,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搭建投资主体,将有收益项目同河道治理公益项目相结合,组合开发后可向银行贷款融资,筹措资本金进行工程建设。
3.6提升河道管理水平。通过智慧水利提升工程建设和河道管理水平。
在项目建设设计中充分考虑前端感知设施,加强构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工程建管信息平台,建设中进一步利用BIM管理平台并遥感监测、三维模型等智慧化监管手段,建成后通过感知设备强化河道雨水情信息采集和预警。
4.结语
中小河道治理以统筹安全和发展,完善河流防洪体系为底线,保护河湖生态环境为宗旨,创新建设管理方式为手段,打造人民幸福河湖为目的,推动区城协调发展,将各种技术手段与治理理念相结合,让全县的中小河流治理工作迈向一个新的台阶,为建平县中小河流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和谐、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系统存在问题及对策
凉州区西营河水利管理处薛涛
0.引言
凉州区作为典型的农村地区,其饮水供水管网系统承载着广大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需求,是保障农村饮水安全的重要基础设施[1]。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如设施老化、管理不善、水质污染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供水管网的正常运行和水质安全,亟须有效解决[2]。
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对策,以期提高供水管网的运行效率和水质安全,保障农村居民的饮水健康[3]。为此,首先概述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的现状,进而详细剖析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最后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对策并进行评估[4]。期望能为凉州区乃至类似地区的农村饮水供水管网建设与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系统现状
1.1管网覆盖范围与基本情况
凉州区作为典型的农村地区,其饮水供水管网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对于保障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至关重要。目前,该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网络体系,覆盖了大部分农村地区。管网主要由主管道、支管道和入户管道组成,确保了水资源从源头到用户端的顺畅输送。
在管网建设方面,凉州区注重选用耐腐蚀、寿命长的材料,如PE、PVC等塑料管材,以减少水质在输送过程中的二次污染。根据地形地貌和水源分布情况,合理规划管网的布局和走向,确保供水的稳定性和经济性。
1.2管网设施与运行状况
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系统配备了相应的设施,包括水泵站、水处理设施、储水设施等。这些设施在保障供水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水厂负责将水源地的水净化加压输送至主管道,确保水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水处理设施则对抽取的水进行净化处理,去除水中的杂质和有害物质,提高水质的安全性。储水设施则用于调节供水峰谷时段的水量,保障用户在不同时间段的用水需求。
在运行状况方面,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系统总体保持稳定。通过定期
的巡查和维修,及时发现并处理管网中出现的漏水、堵塞等问题,确保供水的连续性和可靠性。相关部门还加强了对管网水质的监测和检测工作,定期对管网中的水进行抽样检测,确保水质符合国家标准和居民用水需求。
1.3管网发展趋势与变化
近年来,随着凉州区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饮水供水管网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变化。一方面,管网建设逐渐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通过引入先进的传感器、控制系统等技术手段,实现对管网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和远程控制,提高供水的效率和安全性。另一方面,管网改造升级工程也在不断推进。针对部分老旧管网设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性能瓶颈问题,相关部门加大了改造升级的力度,采用新材料、新工艺对管网进行更新换代,提升管网的整体性能和使用寿命。
凉州区还积极探索农村饮水供水管网与城市供水管网的互联互通模式。通过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提高农村地区的供水保障能力和水平。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缩小城乡供水差距,还能为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设施支撑。
2.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系统存在问题分析
2.1设施老化问题
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系统建设时间较早,部分设施已经运行数十年,存在严重的老化问题[5]。这些老化的设施不仅影响了供水的稳定性,还可能导致水质污染。具体来说,老化的管道容易出现破损、渗漏等现象,造成水资源的浪费;老化的处理设施难以有效去除水中的有害物质,威胁着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
针对设施老化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现场调查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中,有超过80%的管道和处理设施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化现象。这些老化的设施已经成为制约供水管网高效运行的瓶颈。
根据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设施的老化程度,对管道和处理设施进行了分类统计。统计结果显示,不同使用年限的设施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化问题,其中使用年限超过20年的设施老化最为严重,需要重点关注和优先改造。
2.2管理不善问题
除了设施老化,管理不善也是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系统面临的重要问题。目前,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存在监管不到位等
现象。这导致供水管网在日常运行和维护过程中,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如供水
不足、水质超标等[6]。
具体来说,管理不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专业的管理团队和技术人员,难以对供水管网进行有效监控和维护;
2)管理制度不健全,存在诸多漏洞和盲区,使得违规行为时有发生;
3)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导致供水管网的维护和更新难以得到保障[7]。对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的管理情况进行深入剖析,并与其他地区进行
对比。结果发现,凉州区在供水管网管理方面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
2.3水质污染问题
水质污染是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系统面临的另一个严峻挑战[8]。由于设施老化和管理不善等因素的影响,供水管网中的水质容易受到污染。这些污染物可能来自管道内部的锈蚀、沉积物等,也可能来自外部环境的污染,特别是近几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管网挖断,泥沙进入导致管道中,造成二次污染,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供水的口感和气味,还可能对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威胁。
针对水质污染问题,需要从源头抓起,加强水源地的保护和水质监测工作;对供水管网进行定期清洗和消毒,确保供水水质符合国家标准。还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居民对饮水安全的重视程度。
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系统存在设施老化、管理不善和水质污染等问题[9]。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供水管网的运行效率和水质安全,亟须有效措施进行改进和解决。
3.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系统改进对策
3.1加强设施维护和更新
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设施的老化问题严重影响了供水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因此,加强设施的维护和更新工作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应采取以下措施。
3.1.1定期检查:建立定期检查制度,制定详细的维护计划,明确维护周期和内容。对供水管网进行全面细致地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安全隐患。检查内容包括管道破损、渗漏、锈蚀等问题,以及泵站、阀门等设施的运行状况。
3.1.2维修与更换: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设施,应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
特别是对于严重老化、影响供水安全的管道和设施,应优先安排资金进行更换。
建立维修档案,记录维修过程和结果,为后续工作提供参考。
3.1.3引入现代化的检测手段,推动信息化进程。如使用无人机进行管道巡查,提高检测效率和准确性。通过引入现代信息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等,可以实现对管网运行的实时监测和数据分析,提高维护效率和准确性。同时,建立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供水管理的智能化和自动化,降低人力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3.1.4供水设施安全评估:对供水设施进行定期安全评估,确保设施运行安全可靠;供水设施安全防护措施:加强供水设施的安全防护,设置警示标志,防止人为破坏。
3.2完善管理制度
完善的管理制度是保障供水管网正常运行的关键。针对凉州区农村饮水供
水管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3.2.1明确管理责任。建立多级责任体系,明确各级政府、水利部门、村集体及用户各自的管理职责,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明确各级政府、水利部门及供水单位的职责和权限,建立责任追究机制。通过签订责任书、考核评价等方式,确保各项管理任务得到有效落实。进一步强化网格化管理,责任到人,增强管网和设施的巡查频次和手段。
3.2.2加强培训与教育。加强对供水管理人员的培训和教育,特别是村级水管员,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技能水平。培训内容应包括供水管网运行管理、水质监测、应急处理等方面。
3.2.3制定完善的饮水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明确应急响应流程、处置措施及责任分工;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效率;加强应急物资储备,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调配使用。
3.2.4建立用户服务机制,提供便捷、高效的供水服务,及时解决用户反
映的问题。
3.2.5建立健全监督机制,通过政府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方式,确保各项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对违反管理制度的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形成有力震慑,维护管理秩序。
3.3提高水质监测能力
保障农村饮水安全的核心在于提高水质。因此,加强水质监测能力是凉州
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改进的重要方面。
3.3.1建设水质监测站:在关键供水节点和易污染区域建设水质监测站,实时监测水质变化。配备先进的水质监测设备和技术人员,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3.3.2定期检测与评估:定期对供水管网中的水质进行检测和评估,及时发现并处理水质问题。对于检测中发现的不合格水质,应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并追溯原因,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表1列出了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水质监测的主要指标及其标准限值,以
供参考。
3.4引入先进技术手段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手段被应用于供水管网的管理和维护中。凉州区可以积极引入这些技术手段,提高供水管网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利用物联网技术对供水管网进行实时监控和数据采集;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供水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为管理决策提供支持;利用远程控制技术对泵站、阀门等设施进行远程操控和调试等。这些技术手段的引入将有助于提高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的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
4.结语
通过实地调查与数据分析,发现设施老化、管理不善及水质污染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供水管网的正常运行与水质安全。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进对策,包括加强设施维护与更新、完善管理制度及提高水质监测能力等。这些对策的实施,有望显著提升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的运行效率和水质安全水平。
随着科技进步与管理理念的更新,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建议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模式,以实现供水管网的智能化、高效化运营。应持续关注水质安全问题,确保广大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到安全、可靠的饮用水。通过不断努力,相信凉州区农村饮水供水管网将会取得更加显著的改进成果。
论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现状及优化路径基于安徽省X镇的调研分析
中共蚌埠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黎冯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1]。应急管理是实现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方式之一,基层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状况直接影响国家层面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2024年9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要求“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关口前移”[2],指明了当前和今后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点在基层。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建设”[3]。“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是应急管理工作的落脚点,基层应急管理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压舱石”。
2021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提出“积极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4]。在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下,各地纷纷出台市级层面的“十四五”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规划。在实际的推进过程中,基层应急管理工作面临着诸多问题,如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专业人才配备不足、组织机构设置不合理等,这些问题与存在的短板成为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必须完善和优化的重要方面。现以安徽省X镇为例,通过对X镇应急管理体系进行深度剖析,分析当前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存在的共性问题,以期寻求更符合实际的优化路径。
一、案例调查:X镇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SWOT分析
X镇位于安徽省东北部,2023年常住人口大约6万人。根据以往的统计数据,X镇面临的突发事件类型主要表现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安全生产事故、交通事故)、社会安全事件(暴力事件、刑事案件)等。
(一)优势分析
一是建立起基层应急管理的组织结构。X镇按照县乡镇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方案的要求,在镇政府下设置4个综合性办公室,分别是党政办公室、平安建设办公室、规划建设办公室、公共事业办公室。与应急管理职责相关的是平安建设办公室,下设综治中心和应急管理办公室。整体来看,X镇的应急管理组织结构分为三个层级(如图1所示)。
首先是县级层面,X镇是A县所辖乡镇之一,接受A县党委、政府的领导。A县人民政府下设县应急管理局,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全县的应急管理工作,其职责范围为自然灾害和安全生产事故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其次是乡镇层级,平安建设办公室下的应急管理办公室与A县应急局对接,主要是协助县应急管理局做好相关的检查工作,进行日常的信息沟通协调等。最后是X镇下辖的村级组织,依靠村“两委”班子(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开展日常的应急管理工作,如组织开展日常巡逻、应急演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等。
二是建立健全应急预案工作机制。应急预案是落实应急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方案。2007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将突发事件分为四类,分别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基本上涵盖了社会上所有影响公共安全的事件。在此分类基础上,X镇根据要求编制了群体性事件、安全生产、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等领域不同类型的应急预案,基本上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应急预案工作机制,为基层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提供了基本依据。
三是建立全覆盖的网格化体系和联合巡逻工作机制。从市级层面来看,在2012年举行了城市管理网格化启动仪式,标志着从2012年开始在城市管理领域实施网格化管理。依托城市网格化管理,X镇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取得了较为理想的防控效果,没有出现本地疫情扩散蔓延的情况。在常态化的应急管理工作中,X镇依托市级网格化管理平台,2023年配齐了覆盖全辖区的综治信息系统专业网格员。专业网格员通过“铁脚板”的排查方式,录入上报各类矛盾纠纷案件163件,案件化解率达到100%,矛盾纠纷发生率同比下降9.4%。同时,X镇建立了公安机关与村群防群治队伍联合巡逻的工作机制,扩大了日常巡逻队伍,弥补了公安机关巡逻队伍人员不足的缺陷,建立起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的良性治理格局。
(二)劣势分析
一是乡镇应急管理的组织结构设置、人员配备需进一步完善。根据《A县乡镇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方案》,平安建设办公室下的应急管理办公室主要承担应急管理职能,像防汛抗旱、减灾救灾还是由原来的部门负责,没有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职责整合到应急办中。原来所属部门工作人员专业性比应急办的工作人员要强,因此在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存在现实问题:基层应急管理职能是否需要进一步整合?这导致了一
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国家—省—市”三级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比较完善,但是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相对薄弱。多部门的统筹管理增加了协调成本,容易出现治理碎片化的问题。由于乡镇基层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强,X镇应急办工作人员仅有2名,且不属于相关专业方向人员。基层行政事务较多,应急办工作人员经常性被协调去参与、开展其他工作,容易造成常态化的应急管理工作人员不够、不专业的情况。
二是乡镇应急预案同质化程度较高,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应急管理的主要作用突出表现在非常态事务的处置应对上,基层政府容易忽视常态化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主要表现在应急预案的制定上。依据有关规定和要求,相关行业和领域要制定应急预案,X镇按照要求制定了不同类型的应急预案,但是部分应急预案依据统一的模板制定,一些工作人员抱有“为了应付上级检查”的心态,应急预案编制存在“左右一样平、上下一般粗”的问题,缺乏对本地实际的风险性评估,工作职责和应急处置措施的编制不够具体。有的工作人员在组织开展应急演练的过程中,存在着“走过场”、应付检查的问题,应急演练检验应急预案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三是相邻乡镇间应急联动机制不完善。构建相邻乡镇间应急联动机制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就近处置”,提高突发事件应对的效率。在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中,遵循的是“属地为主,分级负责”的原则,各乡镇间更注重自身管理及上下级之间的纵向资源的整合,非隶属关系的相邻乡镇和有关部门缺乏沟通、协调、联动,相邻乡镇间的应急联动机制存在空白。
四是乡镇应急资金难以保障,相关设施设备需要完善。乡镇应急设施设备配备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县级财政拨付,由于乡镇财政紧张以及应急管理的非常态化属性,只能保障部分基础应急物资的储备。X镇虽然设置了应急指挥中心(在综治办公室),但是各部门间存在信息壁垒,该中心没有接入公安系统的监控设备,也没有与基层信息员实现互联,因此不能依靠现有的装备、人员对风险隐患进行实时的监测和预警,没有搭建起依靠应急指挥中心形成风险管控“一张图”,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还是依靠移动电话传递应急信息。然而在重大自然灾害中,网络通信基本上是处于中断状态的,如何保障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及时获取应急信息,是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需要完善和优化的重要方面。
(三)机会分析
一是完善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高度重视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可见基层应急管理的重要性。“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X镇所在的市属于经济发展后发城市,既要抓发展机遇,也不能忽视安全风险,基层是应对突发事件的第一道防线,在当下突发事件易发频发的现实背景下,持续推进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是有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题中之义。
二是关于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国家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指出,应从机构设置、应急队伍建设、网格化管理等方面完善基层应急管理体系。经过调研发现,这几个方面是当下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短板,因此要破解难题加强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构建“上下联动,反应灵敏”的基层应急管理体系。
(四)风险分析
一是社会安全事件多发,尤其是暴力事件和刑事案件。社会安全事件是由于社会生活中复杂的利益关系、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激烈愤慨的情绪宣泄等原因所导致,这些生成因素决定了此类事件的防控难度较大。在调研中发现,X镇社会安全事件的形式主要表现在邻里纠纷上,根据近年来的数据可以总结出基层暴力事件和刑事案件呈现出易发突发的态势。
二是自然灾害带来较大安全风险隐患。自然灾害属于传统领域安全风险,具有客观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征。X镇处于安徽省东北部,近年来遭遇过几次极端天气,如强降雪、台风、强降雨等。X镇的防洪排涝标准较低,大部分农村的排涝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通过对一些地市公布的自然灾害受灾情况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房屋倒塌大部分在农村、农村人员伤亡也更多,这不仅暴露出农村排水系统的缺陷,也暴露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尤其是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不够完善的问题。
三是有限资源与无限责任的冲突[5]。基层政府负责贯彻执行上级的路线
方针政策,加强综合治理,履行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需要承担的是无限责任。
与无限责任对应的是基层政府有限的资源,基层政府的资源来源主要依靠上级政府,在“条块体制”下,基层政府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无论是财权还是事权分配,资源本就不足。X镇所在地作为经济发展后发型城市,在资源的获取及分配上更为有限。基层政府有限的资源和无限责任之间的冲突成为当前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基层应急管理体系的优化路径
(一)完善组织机构设置,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应急管理组织体系
在组织结构设置上,可以参照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的设置方式,将原来设置在镇政府下的股级部门平安建设办公室(应急办、综治中心)设置为副科级的应急管理办公室[6],将原来分散的职责统筹纳入应急管理办公室,如自然灾害类和事故灾难类防灾减灾职责。在人员编制上明确为行政编制,并按乡镇事业单位编制要求配备人员,在乡镇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这就能保证基层应急管理有专门的部门、专业的人员负责。一是通过“三定方案”明确乡镇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具体职能、人员编制数等;二是乡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不仅要做好非常态状态下的协调工作,同时也要做好常态状态下的科学研判、评估、宣传教育等工作,构建专业部门与常备部门协调联动的治理格局,优化完善基层应急管理组织结构,发挥好自身的职责。
(二)建立健全基于本地实际的应急预案工作机制
应急预案不是单一作用于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应急处置,而是作用于突发事件“事前—事发—事中—事后”全过程的预先考量。一是组织开展风险评估,搭建起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社会安全事件等的风险感知网络,以“大安全”的视角统筹谋划、综合治理。二是进行应急管理情境构建,坚持底线思维,基于当地的实际情况,对可能发生的基层危机及突发事件进行情景构建,并对构建出来的危机进行全景式的描述,包括产生的原因、涉及的范围、影响到的人群等,以此来明确应急响应的目标、任务和需求。同时,对构建出来的情境进行压力测试,检验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三是与相邻乡镇党委、政府合作编制应急预案,突出应急信息报送、资源共享、应急救援等内容,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相邻基层政府、有关单位部门能够协调联动就近处置,形成相邻乡镇应急管理联动机制,构建大应急格局。四是加强宣传和培训[7]。通过常态化的宣传和培训,让相关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广大群众知晓突发事件发生后应该做什么、如何自救、互救。重点对应急指挥长进行培训,着重提升他们的应急响应、处置能力。
(三)优化基层应急管理物资储备与资金保障机制
一是构建政府储备为主、社会储备为辅的多元化应急物资储备模式。一方面,基层政府在保障基础应急物资配备到位的基础上做到“应储尽储”,立足自身实际情况做好应急物资储备的规划设计,统筹谋划物资库选址及建设,确
保交通不便以及高风险地区有储备点。做好所需基本应急救援物资、生活类救灾物资数量的统计核算工作,将储备信息纳入基层治理信息化平台并加强管理。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引入社会力量,与省、市有关社会组织保持联系,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获得社会组织的援助。发挥本地企业的社会功能,联合多主体建立基层应急物资实物储备库。与此同时,还可以联合相邻乡镇共同建设应急物资实物储备库。储备物资要定期进行检查,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二是完善应急资金保障机制。基层政府应借助社会力量筹措并建立应急管理专项基金,用于事前预防和事发后的人员安置、物资供应、应急救援等工作。应建立严格的专项基金使用和公示制度,加强预算管理,提高应急管理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实时跟踪预算执行,杜绝挤占挪用的问题。
(四)完善应急联动机制
一是在实施属地管理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邻乡镇应急处置指挥长负责制,完善统一指挥、职能部门对接、资源共享、应急救援等具体事宜。二是打破数字壁垒,建立应急管理信息服务平台,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基础上,以政府公共网络系统为基础,打破应急、卫健、消防、公安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建立“村—乡镇—县—市—省”五级应急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减少信息沟通协调成本,做到信息的互联互通,确保应急指挥长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的动态信息。加强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实现风险隐患信息上传、人员动态监测的结合。依托现有的应急统一指挥中心,对基层常见的风险隐患进行实时监测。因此,需要从市级层面进行部署,有针对性地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靠科技精准识别发生的突发事件,如广东、浙江等地建设运行的城市安全监测中心,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能够精准识别并自动发送预警信息到相关部门,及时有效地提醒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进行处置,构建起整个地区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依靠科技为基层应急管理提供智力支撑。三是建立相邻乡镇应急救援队伍共训机制,采用“理论知识+实战演练”的方式对相邻乡镇应急救援队伍进行训练,提高应急救援队伍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实战能力,确保突发事件发生后就近处置,救援人员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采用正确的救援方式,为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提供坚实的保障。
三、结语
通过对X镇的调查分析,发现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已经具备良好的治理基
础,但仍有很大的提升和优化空间,需要进一步推进体系建设,提高基层应急
能力。针对当前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存在的短板与不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框架”,这意味着基层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绝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需要总体统筹谋划,从风险类型多样化、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角度着手,构建“集中统一、上下联动、反应灵敏”的应急管理体系,从而实现从风险治理“碎片化”到“全灾种、大应急、全过程”的风险治理模式转型。
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以山东省日照市茶产业为
例
中共日照市委党校日照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王晓丽
0.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部署,强调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1]。农业特色产业是农村发展的基础和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升级的重要路径[2],也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3]。农业特色产业立足于独特的资源禀赋[4],以特定的消费需求为导向,有助于激活和丰富乡村产业新业态[5],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补短板”“创优势”的关键一环,也是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的重要途径。当前各地正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将地方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产品优势,持续培育壮大特色高效农业,因地制宜促进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而赋能乡村振兴。
从现实发展情况和已有理论研究来看,农业特色产业由产业、生产和经营3个现代化体系有机组成[6],其高质量发展既要立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也要建立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框架之下[7],通过要素之间的联动推动农业特色产业全产业链的优化,最终实现富民增收。对此,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进行了研究。杨倩认为打造特色产业,带动乡村产业兴旺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实现振兴发展的普遍选择[8];何龙斌认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够助推乡村产业振兴[9];刘宽斌等认为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将成为破解传统农业发展困境、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10]。基于相关研究认识,本研究以日照茶产业的发展实践为研究样本,系统梳理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做法,结合时代发展要求查找不足,从创建高端品牌、加快科技研发、打造全产业链条等方面深入探讨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1.日照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实践
“日照绿茶”作为日照市规模最大、基础最好、潜力最强的农业特色产业,是最有条件做大做强的一项富民产业。经过“南茶北引”的实践探索,日照茶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优、从优到特的发展蜕变,日照也成为山东省茶叶主产区和我国纬度最高、面积最大的优质绿茶生产基地,与韩国宝城、日本静冈并称为“世界三大海岸绿茶城市”。一片小叶子成就了一个产
业,茶产业已经成为日照市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
的重要载体[11]。
1.1坚持科技驱动,创新发展,把技术支持作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动力
1.1.1大力推进茶树育种技术革新
茶树性喜温暖、湿润,“南茶北引”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冻害和旱灾,尤其是冻害。培育北方抗寒茶树良种,是解决茶树冻害这一北方茶叶生产难题的根本办法。茶科研人员为补齐产业短板,发扬坐“冷板凳”精神,筛选出30多个茶树抗寒种质资源,终于育成鲁茶1号、鲁茶2号等4个抗寒茶树新品种,可抵抗连续6天-10℃严寒,能有效降低因越冬保护导致的高生产成本问题;引进一批较为抗寒的无性系茶树良种,研究熟化无性系茶树种苗繁育技术,茶树嫩枝扦插快繁技术纳入山东省主推技术,建立5处茶树种苗繁育基地,提高了本地种苗繁育供给能力和无性系茶树种苗种植成活率。
1.1.2实施质量安全智慧溯源
早在2014年,依托物联网技术,日照就建立了山东省首个茶叶质量监测追溯平台——日照绿茶监测追溯信息查询平台。2021年,日照绿茶“一码”溯源管理系统上线,对日照绿茶实施二维码数字化全程跟踪与溯源管理。之后为解决部分鲜叶农残超标、外地鲜叶流入日照市场冒充日照绿茶等问题,创造性提出“溯源电子秤+惠农卡”模式。茶农凭惠农码出售鲜叶,收购商凭码收购,实名制交易、即时结算、闭环管理,实现了“谁卖、谁收、谁加工、谁销售”的电子化溯源,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追踪、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究,建立起了从“茶园”到“茶杯”的质量安全溯源体系。
1.1.3不断推动茶园智慧管理
为解决传统农业合作社难以对农户生产行为进行全程监督管理的难题,充分利用5G、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依托岚山区农高区建设了茶产业大数据平台。通过在线远程监控功能,实现从茶园管理、鲜叶收购、生产加工、线上销售全链条信息化、智能化监控管理。融合大数据分析、云处理等技术,搭建茶园可视化管理平台,实现智能除虫、智能洒水、智能除霜、检测残留物等自动化种植,实时调度茶叶生产和采摘,完成定期反馈,实现管理智能化升级。2023年,日照精制茶加工“产业大脑”入选山东省首批“产业大脑”建设试点,通过数据汇聚和数据治理,为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贡献“数智力量”。
1.2实现互利共赢,协调发展,把联农带农作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举措
1.2.1充分发挥党支部引领作用
只有基层党组织真正发挥作用,才能有效利用各项资源、有效保障各种利益,加快主导产业的发展[12]。日照市以“惠农”为出发点,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强化对茶产业发展的有效引导,把分散的群众组织起来,把零散的资源整合起来。最早开展托管服务的巨峰镇后山北头村,按照托管面积,村集体每年能获得企业所支付的78万元“生产经营大礼包”,彻底扭
转了村集体“空壳”“负债”的局面, “后进村”变成了优秀的“后劲
村”。
1.2.2充分发挥茶农的内在主动性
个体主动性意味着自我驱动、积极行动以及长期导向、愿意并且能够克服障碍[13]。因此,茶产业要长远健康发展,必须充分激发茶农的内在主动性。在协议茶园托管模式下,协议茶园不直接流转,仍由茶农管理,企业只收购质量达标的鲜叶,达不到企业标准的鲜叶只能由农户低价售卖。按照标准质量进行管理的茶农更有“赚头”和“甜头”,促使茶农主动提升茶园管理和鲜叶质量水平,提高了茶农的生产管理积极性。
1.2.3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
在地域性特色富民产业的培育过程中,找准市场方向是产业成功的第一步[14]。企业负责提供科学种植、采摘管理、生产加工、包装销售等标准化服务,代替传统的合作社、家庭作坊自炒自销,统一收购、统一检测、统一销售,形成“你生产保质量、我销售提品牌”的利益联结新方式,有效解决了小商户产茶卖不了、卖不好,大企业产茶量不足、质不高的问题,大大提升了茶叶生产经营集约化水平。目前,日照市已有7家茶叶龙头企业完成协议托管茶园面积200余公顷,真正实现了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龙头企业、茶农三方共赢。
1.3厚植生态底色,绿色发展,把茶文旅融合发展作为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有效路径
1.3.1持续打造生态茶园
日照市一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15],坚信好生态是产好茶的基础条件。茶园建设上开创了“防护+生产+园林+景观”的生态种植模式,打造了陈宗懋院士绿色防控核心技术试验示范园、绿色生态茶园示范园、茶树特色品种示
范园“三个千亩示范片区”,种茶与植树造林相结合,林茶共生,丰富了茶园植被,调节了茶园的温度和湿度,改变了生态小气候,增强了茶园生态系统恢复能力,促进了茶品质提升。这种模式得到了全国茶界权威专家陈宗懋院士的认可,认为日照茶园已步入“鲜明的生态模式”。
1.3.2推动茶文旅融合发展
文化创意方面,重点围绕绿茶产品植入文创设计,增加产品附加值,并赋予其旅游商品属性。如日照名片茶的“茶+名片+礼”融合设计理念,使该产品同时具备社交、宣传、礼品等多重属性,不仅多次获得省市级大奖,更广受消费者喜爱。精品旅游方面,以茶园、茶饮、茶叶加工以及茶文化为内容,重点培育打造茶主题体验性旅游新业态项目。近3年,日照市培育创建12星座野奢美宿等茶文化主题五星级民宿2家,茶颜馆色民宿、禅茶客栈等三星级民宿5家,培育茶文化主题的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2个。主题化产业集聚区初具雏形。打造出碧波茶庄、圣谷山茶博园、浮来青、富园春、瀚林春等一批集茶文化传播、旅游观光、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新业态,5家企业成为山东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众多茶企纷纷走上转型路,吃上“旅游饭”。
1.4强化协同共育,开放发展,把内外联动作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
本保证
1.4.1激活内力,全流程全要素做大茶产业
大力度推动标准化生产落地见效,日照茶产业已构建起包括茶园规划建设、茶树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越冬防护、绿茶加工、质量追溯、品牌建设等领域在内的,涵盖种植、加工、销售全流程的一整套质量安全标准体系。2022年,启动实施“谷雨工程”,建立日照绿茶标准化、优质化、品牌化管理长效机制。同年,引导具备一定规模、一定影响力的茶企强强联合,严选10家本土茶企组建“日照绿茶”臻选联盟,着力推动绿茶产业集约化、优质化、品牌化。为进一步增强内生动力,在已成立的臻选联盟的基础上,2023年4月又指导联盟注册登记为具备法人性质的日照绿茶臻选联合会。组织业内专家对申请加入联合会的茶企进行严格筛选,制订了日照绿茶臻选联合会标准体系,对生产加工全流程实行标准化管控,为日照茶叶集团化、高端化发展创造条件。
1.4.2广借外力,提升茶叶集约化生产经营水平
依托中茶所“北方茶叶研究中心”,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深入合
作,培育集研发、科普、推介于一体的产学研平台,助力茶业生产加工技术创
新和产品创新。山东农业大学依托日照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茶叶研究所,与山东省科协三方共建日照生态绿茶科技小院,目前已选派研究人员进驻日照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茶叶研究所,开展茶树育苗生理性病害研究。引进中国茶业集团、山东种业集团等国字号、省字号龙头企业,借助龙头企业的人才、科研、品牌等优势,以茶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为契合点,协同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研发、转型转化,加快发展农业“新六产”,推动日照茶产业从“一叶”到“多业”规模化发展。当前,日照正以系统化、工业化理念,加强茶叶产前、产中、产后全产业链各环节闭环管理,打造组织化程度好、标准化水平高、带动能力强,产、加、销一体化发展的产业基地。通过生产标准化、经营集约化、行业联盟化,推动茶产业实现全产业链价值增值。
1.5推进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把惠农富民作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
本目标
1.5.1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带农”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按照企业统一标准对茶园日常生产进行监管,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片区生产基地,实现标准化生产、专业化服务、规模化经营。龙头企业对接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按照15000元/hm2·年的价格向村集体(20%)和农户(80%)缴纳协议托管费,并以高于市场价5%~10%的价格收购鲜叶。目前日照市茶叶专业合作社发展到693家,其中国家级示范社5家、省级示范社15家。岚山区巨峰镇成立茶香巨峰合作社联合社,统一服务全镇88个涉茶村居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效显著。
1.5.2健全服务体系“为农”
农业特色产业前期投入大,利润率低,自然或市场风险较大[16],政府部门要做好支持和帮扶。日照创造性实施“惠农码+直营”模式,构建了以“惠农码”追溯为核心的信息服务平台和以“直营”惠农为目标的农资直营流通服务体系,通过惠农码实现全市茶叶种植户全覆盖,实名定点买卖农药,凭码享受农资补贴。目前,已构建起统一的“市级平台公司、区县配送企业、镇村直营店”三级农资直营流通服务网络体系,政府既有贴心服务又有财政专项支持,让广大茶农用上了优质、低价、放心的农资产品,及时堵住安全漏洞。
1.5.3强化品牌打造“助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品牌才能够增强产业市场竞争力和综合效益,带动更多乡亲共同致富。
日照市积极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国家级新闻媒体宣传日照绿茶,让日照绿茶母子品牌走进全国人民视野。组织茶企到北京、杭州、深圳、济南等大中城市参加茶叶博览会、科技年会等茶事活动。
2023年打造出日照绿茶高端品牌“海曲雨青”一级,彰显日照绿茶优异品质,与南方茶争“质”不争“量”,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本土高端品牌。2024年4月,召开“南茶北引”传承创新大会暨第二十届茶学青年科学家论坛。通过品牌形象展示、学术研讨交流和产销对接等方式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推介,打造日照绿茶质量安全、品质优越、品牌高端的良好形象,持续擦亮日照绿茶“金名片”。
2茶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短板及困境
茶产业已经成为日照市富民增收的特色农业产业,带动30余万人就业,年产值达38亿元,已然成为了茶农的钱袋子。然而,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依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实现日照绿茶高质量发展的障碍。
2.1无性系良种比例不高
与有性系品种相比,无性系茶树更加高产优质,在同等生长条件和管理水平下,无性系茶树良种要比一般品种增产10%以上,有利于标准化加工技术的推广和茶叶品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经济效益更加显著。但是目前日照市无性系茶园面积比例仅为13.7%,低于全省19%和全国60%的平均水平,较大程度上制约了茶园单产和茶叶质量的提升。
2.2缺乏高端品牌引领
“日照绿茶”品牌虽然在山东省内知名度较高,但日照市茶叶企业子品牌有1000余个,品牌“多而杂、小而散”的情况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与国内名茶相比,缺乏全国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特别是近年来个别茶企、个体户存在虚假宣传,有的南方茶以“日照明前茶上市”为噱头进行不法营销,误导了市场消费,抹黑了日照绿茶品牌。
2.3规模体量不够大,龙头企业不够多
无论是茶树种植,还是加工销售,目前以散户居多,日照市超过70%的茶园分布在茶农手中,缺乏规模大、带动力强的种植大户、头部企业、领军企业。全市省级茶叶龙头企业仅11家,通过SC认证的茶叶加工企业仅占16%;年销售额超1000万元的茶叶企业有9家。这些问题都限制了日照市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3.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3.1创建高端品牌,深化茶产业品牌化高端化建设
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3个字琢磨透,因地制宜地发展具有各地特色的产业品牌[17]。要大力培育高端知名品牌。围绕产品三品认证、SC认证、质量体系认证、产品生化指标、全程信息可追溯等方面设置准入和使用门槛,同时借鉴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龙冠公司的龙冠龙井系列品牌玉莲心、金碗钉、木碗钉模式,做好日照绿茶春茶新商标的注册,统筹抓好品质提升和商标注册,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日照绿茶高端经典品牌。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围绕茶园管护、茶叶上市、产业发展、品牌打造、历史文化等方面,通过“线上”与“线下”、“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在山东省内争取举办全民饮茶日活动和茶叶技能大赛、国家茶产业科技创新战略联盟年会等展会活动,在省外组织茶企参加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举办的茶业博览会,在省市乃至中央主流新闻媒体进行长期集中宣传,在机场、高铁站及主要交通路口设立大型广告牌,通过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推介,讲好讲透“日照绿茶”故事,持续提高日照绿茶品牌影响力。做好市场营销。加强市场调研,认真研究不同地域的消费习惯和潮流,瞄准国内一二线城市等高端市场,准确布局,与南方茶争“质”不争“量”,错位竞争,打造日照春茶高品质形象。聘请茶叶营销专家进行企业营销培训指导,组织重点茶企到省外先进产茶区进行茶叶营销推介及考察学习。
3.2加强科技研发,激发茶产业发展新动能
加强与茶叶科研院所及高校合作研发茶叶实用技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大力推进茶产业技术、业态和产品创新。以科技计划项目为支撑,进一步强化茶产业技术研发转化,比如围绕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需求,将开展良种培育、新型栽培技术示范、茶叶加工、病虫害防控、土壤地力提升、茶园生态环境养护等纳入山东省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优先支持领域进一步强化茶树种质资源发掘与高效栽培、茶叶加工、茶叶资源高值利用等领域科技成果的研发转化,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茶产业。以茶叶技术研究人员为骨干,打通茶产业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动员组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科技人员发挥自身专业素质和技术特长,对茶农在茶叶栽培、病虫害防控、施肥管理、采摘加工等方面进行实地指导、技术培训,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设备,促进茶叶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下沉。建立专业技术人员包联区县制度。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开展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三送”科技服
务活动。组织技术人员进茶园、上茶场,把有关茶叶生产加工的技术规范讲明
白、说清楚,真正让茶企、茶农听得懂、做得来。
3.3挖掘培育茶文化,推动全链条拓展融合
茶文旅是现代茶业与旅游业交互融合形成的一种新文化生活方式[18],有利于提高茶产品价值内涵,延长茶经济产业链条。2022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提出“鼓励挖掘特色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及农耕文化内涵,传承弘扬茶、中医药、美食等特色文化,发展创意农业、特色产业,推动各类文化业态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形成农文旅,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的特色文化业态”[19]。日照市作为中国唯一、世界三大海岸绿茶产地,应该充分挖掘茶文化,聚力打造“海岸绿茶之都”;加强茶业、文化、旅游业等相关产业之间的密切合作与协同,持续创新茶文旅产品;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化体验项目,如将茶文化与太阳文化、黑陶文化、渔业文化相结合,开发“阳光下品茶”“走船饮茶”等文化体验项目,增强本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外来游客对特色文化的认知度;围绕“衣食住行游购娱”全面盘活茶元素,让游客走进茶园,住在茶庄,品一杯好茶,享一顿美食,走一段茶马古道,带走茶产品;在古城、特色小镇、地标性建筑附近,通过艺术装置、文化展示、主题活动等形式打造茶文化街头体验区,将茶文化与艺术、设计相结合,打造独特的茶旅场景和体验,增加“一盏茶·慢生活”的路边烟火气;促进文化创意与设计,将茶文旅产业发展融入城市有机更新、产城融合、乡村振兴和生态价值转化之中,扩大优质载体供给,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乡村特色产业,形成规模化、标准化且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特色农业产业链[20]。
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滦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费美伶
当前,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涉及餐饮、食品加工等多个领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此,党的二十大提出“增强食品安全监管”的要求,即对食品供应链进行多环节监督,从而通过体系建设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同时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感,使其能够以正确的经营理念开展食品生产与运输,解决现有问题。由此可见,围绕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与对策开展相关研究具有关键意义。
1.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性与工作现状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食品类型日益增多,可以满足人们的多元化需求。但是,若忽略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响,则会导致人们身体健康受到威胁。为此,有关部门必须强化监督管控,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体系,保市场平稳运行,提供更为安全的食品。现阶段,我国主要通过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等手段展开管理。在日常管控中,发现部分企业在原材料使用方面偷工减料,或为牟取更多利益添加不达标的防腐剂,以此延长使用期限。在监管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加大对食品成分的关注,通过抽检等手段降低安全问题的发生频率,以此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突出以人为本思想,降低风险因素,并从根源上全面管控。在保障食品质量的基础上,提升公众食品安全水平。
当前,我国不仅在制度建设方面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还将食品安全监管纳入立法工作中,如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都为食品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整体趋势良好,不仅供需充足,而且水平较高。2023年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市场监管部门共进行产品抽检700万批次,其中不达标率为2.7%左右,表明当前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在后续工作中,应基于不同类型的食品安全问题,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强化监管力度[1]。
2.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
2.1重点领域监管难度高
现阶段,农村、学校以及网络食品交易平台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领域,存在诸多监管难题。对于农村而言,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费需求也不断提高,人们对食物的关注点已从满足基本温饱转向追求营养价值和安全
水平。尽管当前农村市场已经可以满足人们的饮食需求,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由于商户准入门槛低、经营规模小,以至于加工设备较为简陋,出现食品加工等多种危险隐患;部分经营主体安全意识不足,批发劣质产品,严重影响消费者身心健康。从校园角度来看,变质肉、异物成为学生以及家长关注的重点问题,学校作为责任人,在承包管控方面存在管理漏洞,疏于日常监督导致发生隐患。在网络餐饮层面,存在主体虚拟性、宣传等问题,因此图片与实物不符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影响消费者判断。在监管过程中,工作人员难以针对以上重点区域了解实际情况,甚至可能会捕捉到不精准的信息。此外,针对以上重点领域,消费者举证艰难,导致工作人员的监管难度加大。
2.2数字经济下食品安全监管环境不利
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互联网平台为食品交易提供了更多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多样化的食品安全问题。①在数字经济下,经营主体出现变化,消费者既是购买者也是监管者,可随时提供食品反馈信息,这就导致各主体间的叠加效应更为明显。②线上监管难以展开细致的举证以及维权,因此在管理方面难度更高。
2.3多监管主体协同能力较差
当前,传统监管体系已经难以满足实际需求,新兴食品占比较高,因此传统的线下监管方式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难以对隐蔽性较高的环节进行全面监督,导致在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各主体互相推诿。这主要是由于当前管理模式落后,多监管主体协同能力较差,线上与线下监管无法全面推进,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难以跨区域执法,在执法过程中产生时效性问题[2]。
2.4食品安全检测不到位
定期开展食品安全检测是安全监管的关键环节,但检测工作对操作人员的专业能力要求较高,因此时常会出现诸多问题。例如,检测水平较差、抽查方式选择不当、抽查数量较少,或者由于设备不同、检测结果相似性不足等,严重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3.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的解决对策
3.1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力度
食品安全是影响公众生命健康的基本底线,因此监管部门需加大日常抽检的频次和力度,同时提高对农村、学校及网络订餐平台的外部监管水平,以保
障食品安全。①制定相关法规,进一步细化监管单位的工作职责。例如,我国某市通过制定以学校为重点检查领域的食品安全管控规范,在既有条例基础上,加大对人员培训、生物防治等方面的要求,全面提升校园食品管控水平。此外,部分区域还制定了服务业的若干规定。这些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同配合,能够有效提升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为其他区域提供有力借鉴。②做好监管主体工作,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全面监管体系。例如,对于农村而言,应开展法律道德教育,增强企业经营者以及公众的自律性,而学校则要建立完善的责任制,借助互联网等平台,构建网络透明管理体系,使学生和家长能够同时配合学校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增强合力。在网络餐饮方面,可以联合“美团”“饿了么”等平台构建餐饮示范商户,通过对优秀餐厅给予奖励等方式,激励网络商户遵循网络监管要求,规范食品安全标准操作,进而加大重点领域的监管力度,为减少食品安全问题创造有利条件[3]。
3.2完善数字化智慧监管工作体系
当前,技术赋能是各行各业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在食品安全领域监管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加大技术引入,通过智慧监管,制订更为完善的监管策略,进一步提升治理水平。具体而言,应立足于数字化技术,进一步拓展监管范围,构建智能完善的监管体系。例如,引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强化数据收集以及分析处理能力,基于各种技术手段强化信息化质量,确保信息收集的全面性,帮助工作人员了解重点区域以及隐蔽区域的食品安全情况,为从生产到销售全程管控创造有利条件。此外,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引入下,还可以进行风险监测,为食品安全抽检以及相关决策制定奠定基础。在数字化赋能的环境下,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可进一步提升,有利于倒逼各企业主动削减不合格产品用量,从根本上保障食品安全。在后续发展中,需要加大对技术支撑的关注,通过创建智能化、数字化模式,确保供应链管理的可控性,为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水平提供帮助。
3.3增强多主体协同监管调配效果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受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摒弃传统理念,以科学规范为指导。在此基础上,既要注重风险评估以及预测,又要强调各主体的协同控制。从当前市场监管要求来看,各部门正在不断完善职能机构,为多方协调创造有利条件。在食品安全领域,应建立完善统一的执法规范,解决存在的执法职能混淆等问题。同时,可请求上级部门制定职能清单,确保后续执法
有章可循。此外,相关部门应借鉴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经验,通过设立专门机构统筹监管的手段,防止出现人员缺位的问题,以满足当前监管形势需要。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协调各方参与其中,如引导企业与相关部门展开合作,通过技术互补强化监管效果。此外,在对企业展开监督管控的过程中,除了要注重日常培训教育,展开思想指引,还要与公安等部门进行协商与交流,设计能够满足工作衔接的相关制度内容,全面加强对企业的管理,使企业可以自我约束,从而减少监管成本。在完善监管体系的过程中,各方参与尤为关键,政府应提供相应的投诉渠道,并通过给予奖励的方式鼓励消费者提供线索。此外,还要推进日常教育,增强公众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辨别能力,加大社会监督力度,确保在根源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4]。
3.4提高食品安全检测水平
食品生产、运输及后续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隐患。因此,食品检测工作必须有效落实,通过整合多方力量,全面推进检测工作。在此过程中,应完善工作体系,建立有效的检测系统,并提升检测水平。在具体工作中,检测工作人员应按照时代发展需求,完善制度内容,掌握先进设备的操作理念,并通过有效部署,制定健全的工作机制。此外,检测部门应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改革和创新技术,引进先进设备,从根本上保障食品质量。在技术引入过程中,还应注重技术研发与应用。当前正属于科技时代,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应强化检测质量和水平。建议成立专门的研发团队,通过市场考察与分析,找出检测工作中的不足,并借助技术研发创新理念,提高管控效率,为食品监管的有序推进提供保障。食品安全与人们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有关部门可借鉴“三鹿奶粉”等事件的处理经验,从根本上强化监管力度,通过与社会各方以及公众的交流合作,强化外在监管,倒逼企业主动遵守食品安全要求。在惩罚与奖励方面,应落实相关举措,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鼓励优秀企业以及打造示范餐饮,通过多方举措提升食品安全管控效能[5]。
4.结语
食品安全监管涉及内容较多,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要求相关人员正确认识到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性,科学采取措施。既要完善体系建设,加强全过程监督与管控,又要落实各方责任,借助多种渠道打击不良企业以及商家,以此构建科学有效的食品监管环境,为全方位保障食品安全奠定有利基础。
网络直播新业态税收管理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课题组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数字经济包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包括人工智能、数据要素市场,产业数字化则包括直播电商、社区团购[1]。可见,网络直播新业态的健康发展是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一环。2025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提出,深入实施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的税费征管“强基工程”。加强网络直播新业态税收管理有利于推进税务“强基工程”建设,有助于市场主体平等竞争、良性发展,有益于堵漏增收、公平税负。鉴于此,本文在概括网络直播新业态核心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经营新模式下税收风险的作用机制和现行税收管理面临的挑战,以期能够精准施策为强化税收征管提供参考、精细服务助力网络直播新业态平稳健康发展、精准发力有效防范税收风险挑战、精诚共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
一、网络直播新业态发展趋势
中国的网络直播最早出现于2005年。在随后的发展历程中,网络直播新业态大致经历了萌芽、探索、爆发三个阶段。2005—2015年为萌芽阶段,多为秀场直播,即唱歌跳舞聊天室。以“9158视频社区”网站为例,其前身“久久情缘”视频交友社区成立于2005年年末,用户注册以后进入网站大厅,大厅设有免费和付费两类房间,付费房间试看5分钟后需充值继续观看。这不仅涌现了一大批主播,也同时诞生了第一批直播打赏用户。2016—2019年为探索阶段,4G网络、智能手机完成普及,花椒、映客、熊猫TV等网络直播平台纷纷上线,国内网络直播平台总数超过200家①。网络直播新业态用户规模从2016年3.44亿扩大至2019年5.04亿,网络直播的使用率(用户占网民总数比重)从47.1%提升至55%以上。
2020年至今为爆发阶段,网络直播新业态迎来井喷式发展。网络直播用户规模从2020年的6.17亿人增长至2024年的8.33亿人,年均增幅约7.8%,比全国网民规模年均增速高4.9个百分点,拉动作用明显②。网络直播新业态市场规模占数字经济市场规模的比重从2020年的3.6%增长到2023年9.5%,2024年这一占比预计达到10.1%;网络直播新业态市场规模占GDP的比重从2020年的1%
增长到2023年的4%,2024年这一占比预计达到4.5%。
不同时期对网络直播新业态的内涵界定各有侧重。早期主要强调网络直播
内容规范。
2016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提出,互联网直播是以互联网为载体,通过图文、音频或视频等形式,持续向外界传递信息的活动,但未提及直播营销。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直播的经济作用更加凸显。2021年国家七部门联合发布《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将网络直播营销定义为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小程序等,以视频直播、音频直播、图文直播或多种直播相结合等形式开展营销的商业活动;有学者认为网络直播营销是以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等网络直播或多种网络直播形式相结合而进行市场推广的一种商业活动[2],但“营销”“市场推广”等用语并未包括不进行营销和市场推广而靠网络直播观众“打赏”获取收益的才艺主播。
综上所述,目前网络直播新业态还没有明确定义,与之相关的网络直播营销、网络直播带货、直播电商、网络直播行业等定义内涵,存在概念界定碎片化、外延覆盖不完整等问题。因此,为便于税收征管研究,本文提出一切以网络直播的形式获取利益并产生经济收益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理解为网络直播新业态。该定义并未沿用“互联网直播”这一说法,是因为互联网直播包括会议直播、央视新闻直播等不以获取利益为目的,也不直接产生经济收益的直播类型,这类直播是为公益非营利而诞生,不属于业态范畴,理应剔除。该定义摒弃了“网络直播行业”这一说法,是因为行业是由相关企业和组织所组成的经济组织形式,而网络直播新业态中涵盖大量的个人主播,显然并不适用。
网络直播新业态主要涉及四类主体,分别是主播、商家、MCN机构④、平台[3]。按照销售目标对象不同,网络直播新业态可分为两类,即直播电商和才艺直播。简单地说,直播电商主要销售的是“物品”,主播在网络直播平台通过讲解宣传销售各类商品。才艺直播主要销售的是“个人魅力”,主播分为个体主播和公会主播⑤,均通过网络直播与观看者互动或展示跳舞、写作等才艺,获得网络直播观看者的打赏礼物。
二、网络直播经营新模式影响税收管理的作用机制
了解并掌握纳税人财务核算和相关生产经营情况是税源监管的重要方法。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作用下,网络直播经营模式特点从传统的“实体、固定、单一”转变为“虚拟、共享、多元”(如图1所示),主播、商家、平台、MCN机构等多主体、多类型的资金流转更加隐蔽和复杂,目前的税收管理体系往往难以监查。为了突破这一税收管理困境,本文从总结网络直播经营模式和资金流
转规律(如图2所示)出发,分析网络直播新业态税收管理风险的作用机制。
(一)商家/MCN机构直播
商家在网络直播平台开设账号,自行选取商品品类,由员工对商品进行在线展示和销售,销售收入及取得的打赏收入为商家收入[4]。该模式下商家或者MCN机构为直播经营主体,主播数量众多且为商家或MCN机构旗下员工。直播资金流有两条,分别是上游直播主体需支付的货物生产运输成本、讲解主播的工资、网络直播平台服务费和宣传推广费等成本费用,下游直播主体从直播观看者处获得的销售收入或打赏收入。该模式下主播主要获取工资薪金,并不直接参与直播资金流。税收风险主要包括上游成本费用不实,下游未及时向消费者开具发票和通过刷单、虚假退货等操作改变销售收入。
(二)商家与主播合作直播
商家与网络直播平台上已有一定粉丝基础的主播合作,商家提供产品,主播在网络直播平台进行展示、销售,商家与主播之间就销售收入进行分成或取酬。该模式下商家、主播均为直播经营主体,呈现一对一的关系。资金流也有两条,分别是商家的成本、收入;主播一般不涉及成本、享有收入分成。主播对应的主体属性不同,收入和税务也就不同。一是自然人,主播以个人身份从事网络直播并承接带货业务,收取商家“坑位费”①。在税务上,商家与主播之间成立劳务关系,主播取得的收入与付出劳动的时间精力正相关,取得的收入应归类为综合所得(劳务报酬)。二是个体工商户,主播成立个体工商户,以个体工商户名义承接带货业务,收取商家支付的销售佣金①等合作费用。在税收上,主播承担了主要的营业成本,提供了商业网络直播服务,取得的收入应归类为个人经营所得。三是公司,如MCN公司与商家签订网络直播服务合同后,安排公司内任职受雇的主播完成网络直播服务,以公司名义与商家结算服务费用。在税务上,主播与公司之间成立劳动关系,取得的收入应归类为综合所得(工资薪金所得)。而商家除了处理自身税务以外,通常还承担为主播代扣代缴税费的责任。税收风险一般发生在纳税能力较弱的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主播身上以及代扣代缴环节。
(三)主播直播
头部主播在积累了巨量的粉丝后,其影响力和话语权越来越大,通常开展选品直播或个体才艺直播,该模式下主播为直播经营主体。直播电商中头部主播和参与商家为一对多的关系,主播在经济链条上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已从
单纯的主播,演变为集网络直播、品牌运营、货物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商业主体。因为头部主播对资金的控制力较强,极有可能存在转换收入性质、拆分企业适用低税率等税收风险。个体才艺直播资金流为粉丝充值购买打赏礼物,主播和平台获得礼物收入。打赏礼物收入并非100%为主播收入,而是主播和平台各占据一定分成,如抖音平台对个人主播礼物提成比例为30%。个体才艺主播收入差距悬殊,部分“网红”因粉丝众多直播收入极高,可能存在通过隐瞒或转移个人收入偷税逃税的风险。
三、网络直播新业态税收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一)现有税收征管法律无法满足税收风险监管需求
1.跨部门信息共享不畅。虽然国家税务总局会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研究起草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征求意见稿)》,但如何保证报送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时效性仍然是一个难题。对网络直播新业态税收管理而言,基层税务机关数据和自主申报数据难以发挥监管作用,平台信息、主播身份信息、直播销售数据才是关键数据,这些数据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或机构中,现行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其向税务机关提供涉税数据的义务,数据共享主动性不强,税收风险难以及时监控。一是直播平台情况。根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和2011年修订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涉及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直播平台必须向工信部进行ICP备案①。通过与工信部共享ICP备案企业数据,可以实现未报送信息和未办税直播平台的全面排查。二是主播身份信息。现行法律规定网监部门有权查询并获取主播个人信息,因此税务部门与网监部门共享直播经营者身份、IP地址数据,有利于提高税收监管和稽查效率。三是直播销售数据。网络直播新业态消费者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看似直播主体收入隐蔽,但其实所有第三方支付平台最终关联各大银行,因此税务部门与银行共享流水等数据就能高效监测直播销售数据。
2.法律部分内容滞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于2015年修订,距今已过去近十年,十年间经济发展模式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部分内容不再适用网络直播新业态纳税主体。一是税务登记存在“真空地带”。现行税费征管制度对自然人的监督管理力度有所欠缺,自然人无需办理税务登记,基层税务机关在对主播进行管理时缺乏有效的信息基础,这导致自然人纳税仍然严重依赖于支付方代扣代缴制度,一旦代扣代缴制度落实不到位,主播群体对应的大量自然人个人所得税容易漏征漏管。二是收入类
型划分标准不明确。网络直播电商主播涉及多种性质的收入,如销售佣金兼具劳务收入与经营所得属性,适用哪种方式纳税存在争议。才艺主播打赏收入、平台奖励等收入类型缺乏明确、统一、可操作的判别标准。三是核定征收政策适用门槛较低。头部主播取得单笔大额收入对应的税率较高,多通过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或工作室,适用经营所得核定征收政策,从而降低自身税负。
(二)税收风险管理模式和分析体系受到冲击
1.现有税收征收方式尚不能满足新业态要求。网络直播新业态具有多主体、虚拟化、流动性强的特征,自主申报和平台代扣代缴这两种税收征缴方式都存在显著弊端。自主申报对纳税能力要求高,网络直播新业态涵盖大量的自然人主体,既有因缺乏专业人员和专业知识未规范建账的问题,也存在虽建账但成本核算混乱、混淆公私支出、不正当获取成本发票等违法违规现象。平台代扣代缴面临业务量庞大和转嫁税负双重挑战。平台或商家与主播合作直播中,主播是直接带来货物销量的关键要素,一般而言粉丝越多的主播,平台或商家需要支付的佣金也就越高,其中就包含了主播需缴纳的税款。实际上主播这部分税负转嫁给了平台和商家,变相提高了其纳税成本,存在履责不力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迫切地需要一套能够有效实现新业态税收管理的方式和办法。目前学界有人提出采用委托代征的方式,但对委托代征机构资质和税务操作合规性要求高,贸然采用这种方式反而会增加征管风险。网络直播新业态市场规模日益扩大,未来还有大量的主播、平台、商家等纳税主体加入,平台代扣代缴和委托代征都不是长久之计,网络直播新业态的纳税缴费最终还是要靠每一个参与主体自身来完成。实现这一目标,高度的税收遵从和智能申报缴纳系统缺一不可。
2.现有税收风险分析体系尚不能完全支撑税收风险应对。以票表比对、税负分析等方法为代表的管理方式在传统业态中效率较高,但在网络直播新业态的冲击下,现有的税收管理方式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是比对分析的监管不适应现状。网络直播新业态发展迅猛但乱象较多,相应的税务行业规范和标准尚未完全建立,产业链条中各主体的行业划分不标准,税务机关对同类主体的归集、比对分析难度较大。二是以票控税实施缺乏基础。大部分网络直播带货面向C端自然人消费者,自然人消费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群缺乏取票意识,商家不开或较少开具发票,难以实现以票控税。除此之外,网络直播带货产业链各主体分
布在不同地域,前端依靠网络紧密联系,后端面向自然人消费者,具有零散、
小额、高频的特点,传统的票流分析、以票管税思路受到局限,管理难度增大。
(三)纳税激励与约束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网络直播新业态部分主体纳税遵从度不高,根源在于未建立起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威慑理论是建立税收遵从机制的常用理论,与税务执法带来的威慑相比,纳税信用奖惩机制作用更加长效、更能获得纳税主体的认同[5]。网络直播新业态中,主播个人及其控制的个体工商户的纳税信用评价未有效与个人社会信用评价挂钩,平台企业、电商企业的纳税信用评价奖惩机制未切实发挥效用,守信纳税的正向激励措施也不够多。当前,除极个别头部主播因涉税违法行为受到税务稽查处理而停止网络直播带货活动外,其他大部分被查处或自行补税的主播仍活跃于网络直播带货业态中。纳税信用评价在社会信用评价中的影响不大,对该行业中涉税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不够强。
四、应对网络直播新业态税收管理挑战的对策
(一)以法律赋权为前提,打通网络直播新业态税收管理堵点
1.主动融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税务系统应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涉税数据信息高质量共享。一是适时修订完善《税收征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税务机关获取涉税信息的权利,强化工信部门、公安网监部门、网信部门及银行向税务部门提供网络直播主体身份ICP备案、域名、IP地址信息和交易数据的义务,简化外部门关键涉税数据提取流程。二是进一步细化网络直播新业态主体税收协助义务。明确平台和商家转嫁或逃避平台代扣代缴义务、提交虚假涉税数据等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完善互联网平台企业精准信息报送机制,扩充报送内容。如增加网络直播礼物记录、流量排名、网络直播销量等重要数据,用于风险排查。
2.推行网络直播主体实名制税务登记。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网络直播主体纳税登记制度,加强对新业态新模式自然人从业者实名制税务登记管理。一是明确规定网络直播人员不管是个人、个体户、公司还是其他各类网络直播主体,只要存在网络直播营利行为须实名认证并进行税务登记。二是实现网络直播注册账号与税务登记的强关联。引导平台将输入纳税人识别号作为开启网络直播的前置条件,加快实现税务登记全覆盖。三是对各类经营主体数据实行标准化
归集,对网络直播人员进行专项归类、实施动态管控,逐步建立网络直播主体
税收档案管理新模式。
3.完善核定征收法律条款。核定征收已成为一些主播避税的主要手段。为加强税务筹划风险管控,应从源头上完善核定征收相关法律条文,科学实施核定征收工作。一是适当提高税率。对应当设置而未设置账簿、擅自销毁或拒不提供账簿、虽设置账簿但难以查账的纳税人,可适当提高并分级设置核定征收税率,倒逼网络直播电商各主体规范建账的同时减少避税机会。二是科学计算应税收入。在电商平台各商店的累计监测销售额(GMV)和纳税人申报收入之间,采用从高计税的方式,确定应纳税额,不仅可以减少税款流失,也可以对通过刷单虚增GMV等行为起到一定遏制作用。
4.采用实质课税原则界定收入课税类型。针对主播收入类型界定不明的问题,统一全国标准,进一步消除政策模糊地带、压缩税收筹划套利空间,为网络直播新业态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税收制度支撑。对收入类型单一,确实受雇于MCN公司或平台企业的主播的收入,判定为工资薪金收入,并由用工单位代扣代缴。对收入类型复杂,工资薪金收入、劳动报酬和经营所得不明的,参照实质课税原则进行区分[6]。实质课税原则强调经济活动的本质,主播带货主要投入讲解体力和智力,网络直播收入实质上是劳务所得,即使通过成立工作室等方式进行包装,本质上还是劳务所得而不是经营所得,也不是工资收入,理应判定为劳动报酬。
(二)以技术变革为突破,构建智能纳税与智慧管税新模式
1.运用“人工智能”实现智能申报。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税费征管“强基工程”的实质是技术变革。随着国内人工智能日趋成熟,新电子税务局应加快构建纳税人自动记账、账簿自动传输电子税务局、自动申报纳税的“三合一”智能系统。一是运用数电发票采集涉税数据。数电发票具有开具便捷、信息集成等优点。为保证涉税数据准确性,纳税人通过新电子税务局的税务数字账户,实现发票数据的自动归集。二是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自主纳税。税务机关应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在纳税申报系统植入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导入现行税收法律法规、财税政策文件及征管实务案例等专业知识,构建专业化税收语言模型,帮助网络直播新业态市场主体低成本、高效率完成账簿管理和纳税申报。三是扩大智能纳税的税种范围。通过部分税种人工智能纳税试点,逐步在新电子税务局扩大智能纳税的税种范围。
2.基于“数电发票”完善以数控税体系。数电发票的推广上线,为数字经济时代税务部门实现智慧税务、智能监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利用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推广上线的契机,加快打造以电子发票关联经济信息为核心的智慧税务应用新生态。一是建立税务行业规范和标准。细化《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6429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分类,单独列明并在申报表中添加网上表演(网络直播)类型,便利税务机构同类归集和比对分析。二是开展自动开票试点提升开票率。对网络直播电商要“下单即开票”,网络直播平台应在“确认订单”界面设置开票的自动勾选,变纳税人“主动索要”为“被动关联”。对才艺网络直播要“充值即开票”,虽没有订单记录,但用户充值购买打赏礼物需要向平台转账,网络直播平台应在“充值付款”界面设置开票自动勾选,压实平台开票责任。三是探索“以数治税”新模式。基于“数电发票”反映的合同交易、授信额度、购销链条、商品类别等有效信息,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先进技术,构建高度集成的网络直播新业态自动化风险分析模型,从根本上提高税务系统的数据追踪和分析能力。
3.拓展“税银协作”明晰营业收入管理。传统征收方式下,在进行税款征收时,需要确定纳税人的收入来源和性质,网络直播新业态的收入来源多样、渠道复杂、定性困难造成当前税收征管存在不少“灰色地带”。建议拓展现有的“银税互动”机制,进一步加强网络直播新业态收入账户管理,要求网络直播平台按照网络直播业务模式建立标准分类账户,如佣金模式只能入佣金专户、坑位费模式只能入坑位费专户、与MCN机构合作收取报酬只能入MCN专户,未来出现新的业务模式也依次归类开设分类账户。网络直播平台所有分类账户由人民银行、商业银行等多主体共同监管,网络直播收益由网络直播平台按结算账期代扣完税后方能规范划款至网络直播主体账户。网络直播主体只能从分类账户获取合法合规收益,从而解构网络直播新业态复杂业务模式,明晰资金流转方向,大幅提升税务部门征管效率。
4.打造“智慧平台”构筑跨区治税新格局。网络直播行业的迅速发展对我国传统的税务机关属地管辖制度造成了冲击,纳税人注册登记地、应税行为发生地、网络直播平台所在地相距甚远,依托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高效业务系统是解决跨区域税收业务准确处理的重要保障。一是加大税务业务系统信息化建设力度,通过引入大数据技术来监测和追踪纳税人的交易和资金流动情况,完
善异地跨省业务流程推送处理机制,提升跨区域特别是跨省管理事务的反应时效和办理效率,建设全流程数字化监控体系,逐步形成覆盖全国高效快捷的跨区域税收治理能力。二是参照房地产等复杂业务一体化管理经验,基于税收大数据探索搭建全国统一的网络直播新业态集成征管平台,解决网络直播新业态天然存在的区域分割、业务分离、税源属地管理困难等现实问题,整合形成网络直播人员数据集、网络直播平台数据集、中介机构数据集、第三方涉税信息数据集等全方位数据池。对网络直播新业态全景式画像,税务人员能在同一界面查看纳税人申报、缴税、补税、涉税案件等所有涉税信息,逐步实现不同地区不同业务模式的综合税负评估、不同网络直播平台代扣代缴达成率比较分析等智慧功能,系统自动对异常偏离度较高的推送风险提示,减轻税务部门征管压力,提升执法针对性,减少“税收洼地”产生,避免税源大幅流失。
(三)以管服并重为保障,引导网络直播新业态健康发展
1.创新信用管税机制。互联网的普及让网络直播新业态中平台提供者与平台经济参与者早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行业部门管理依仗的“地缘关系”限制,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实现新业态新模式下网络直播新业态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是系统性加强网络直播新业态管理部门间业务联动、信用挂钩,努力摆脱当前部门间各自为战的困局,破除制度壁垒和信息屏障,税务部门应与金融、工信、网信、公安、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更加紧密的联合行动机制,共建共享网络直播新业态“健康分”“红黑榜”,部门联动大力提高信用监管质效,建立主播、MCN机构信用评分体系,与市场监管部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联动,实现对网络直播平台、网络直播从业者经济活动的全方位协同监控、高精度联合惩戒和高水平保驾护航。二是税务机关比照纳税、欠税公示制度,合法合规地定期发布网络直播主体纳税透明度报告,按规定渠道有限度有针对性地公示网络直播主体的纳税情况。三是积极开展守法诚信教育,全面落实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对高信用主体提升搜索排名权重,对低信用主体实施搜索降权处理,对失信主体限制商业合作。
2.推行税收征纳良性互动。税务部门提供便捷、高效的纳税服务,有助于纳税人更好地履行纳税义务,有利于增强纳税遵从意识[7]。一是持续加强税法宣传和纳税辅导。通过线上网络直播平台、公众号、短视频等多种形式传达税收知识,以及通过线下派遣专家前往直播基地开展政策宣讲等方式,增强各类网络直播主体的纳税意识和主动申报意愿,培养依法纳税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二是充分认识网络直播经济在释放消费潜力、畅通国内循环、拓展就业创业空间、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采取审慎包容的态度进行税收管理与服务。探索创新、科学的治理方式,稳妥有序地推进税收制度改革,适当树立积极的政策导向,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对诚信守法经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合规纳税的网络直播主体依法依规评先树优给予正向激励,促进网络直播新业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3.加强惩戒和警示。稽查作为税收征管的最后一道防线,对维护税收秩序、防止税款流失、保护税收公平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管服并重、以管为先”的原则下,需重点加强对网络直播主体,特别是网络直播平台、第三方机构及头部主播的涉税风险分析,依法查处虚构交易、隐匿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设立独资企业偷税、逃避代扣代缴义务等偷逃税案件,对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社会反映强烈的典型案件进行公开曝光,充分发挥稽查和曝光的威慑作用,有效震慑违法冲动。实时更新风险评估应用场景,基于现有纳税评估方案和网络直播行业特点,探索建立针对不同主体、规模、业务模式的评估模型,动态监控新业态中的涉税风险,引导网络直播行业合规经营、健康发展。
以新质生产力提升协同机制河长履职提质增效实践探索
广州市河涌监测中心林远勤
1.概述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时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指示为各地各行业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加快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对于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有着重要的价值[1],对于水利行业来说,水利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水利科技创新的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向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方向顺畅流动。广州市运用水利新质生产力提升河长管理信息系统的数字化协同能力,以技术和制度的双轮驱动实现了从普适性巡河履职模式向差异化巡河履职模式的转变,取得了突破性成效,进一步推动了河长制的效能提升。
2.普适性河长履职要求与治水新阶段不相适应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保障国家水安全的重大制度创新[2]。所谓“河长制”,即由地方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某一条河流的“河长”,负责辖区内河流水污染治理[3]。2017年广州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全市各级河长实行普适性履职要求,即:不考虑河湖本底差异,各级河长巡河频率有所不同,同级河长实行相同巡河频率。普适性巡河履职模式降低了管理成本,明确了河长职责,对加速河长制落地,完成治水攻坚任务具有显著效用。至2020年,广州市治水取得历史性成效,普适性河长履职要求发挥了重要作用,强压力传导有利于整体目标完成;2020年末,全市147条黑臭水体全部消除黑臭,13个国省考断面水质全面达标。河长管理信息系统覆盖范围也逐渐扩大,开始覆盖全市1712条河涌、298个水库、47个湖泊,各级河长累计巡河超354万次。
2021年,广州治水进入新阶段,普适性巡河规则的落实是以基层河长的大量精力投入为代价的,与新形势已“不相适应”。根据普适性巡河履职要求,广州市镇街级河长每周巡查不少于1次、村居级河长每个工作日1巡,很多时候要利用休息时间来巡河打卡,普适性、高频次的巡河节奏对基层河长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身心考验,长此以往,容易产生懈怠心理。与此同时,机械的打卡模式也给基层河长形式化履职留下空间,有些河长履职数据看似“正常”,但
是很多时候上报的数据并不精准,甚至有时会选择性上报问题。为了维持巡河频次达标和不被通报,有些河长不得不对已经消除黑臭的河湖保持高频率巡查,或者上报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很难有精力去考虑污染原因并精准溯源。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基层河长在巡河形式履职与内容履职之间存在明显脱节,即形式履职和内容履职“两张皮”问题。从河长制发展水平出发,随着河长制“有能有效”深入推进,广州治水进入巩固治水成效长效阶段,普适性巡河同基层河长主体需求不相适应,普适性巡河以来暴露出的大量形式主义履职现象,表明巡河制度转型刻不容缓。
3.数据赋能差异化巡河履职模式
河湖治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是保障河湖治理效果发挥的重要因素[4]。在普适性巡河履职模式下,基层河长巡河履职主要依赖自上而下的机械推动,履职的能力及意愿不足。若要激发基层河长敢担当、善作为的热情,就要从根本上改善河长履职体验,提升基层河长协同参与水平,充分发挥河长履职积极性,为基层河长敢干事、能干事创造有利条件。
3.1以水利新质生产力驱动河长制协同工作机制
新一轮科技革命,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面向新质生产力的水科技创新提供了新的技术引擎[5]。广州市以水利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为牵引,紧紧把握科技创新在水利新质生产力中的关键地位,将新一代数字技术融入治水业务中,促进数据要素和水要素的紧密结合,致力于构建与水利行业发展趋势相契合的水利新质生产力。水利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具体展现,通过科技创新与河长制业务的深度融合,为巩固和提升河长制治水成效、推动行业长效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
依托河长管理信息系统的数字化能力,广州市从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治水业务优化以及服务制度完善4个方面全面发力,建立河长制数字化平台协同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水利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力;结合大数据技术、遥感技术、云计算、物联网、边缘计算以及5G/5.5G等多元新兴数字技术,推动平台在技术与数据处理层面持续升级,加速数据要素的价值转化与效能提升。河长管理信息系统作为承载技术和制度赋能的实践载体,将河长业务各方面资源与力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确保平台的功能和服务能始终与河长业务需求保持同步,实现河长制态势感知能力提升以及刚柔并济服务的全面覆盖和精准落地,推动广州河长制普适性巡河履职机制升级和发展为差异化巡河机制。在河湖风险预警
和人工调控的协同作用下,不仅使治水工作变得更加高效、精确和可靠,还在河长巡河履职减负提效方面取得显著突破,充分彰显了水利新质生产力在广州河长制新模式转型方面的核心引领作用。
3.2数据赋能:调整巡河频次,河长巡河效率提升
数据要素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生产要素,通过运用大数据、算法、区块链等先进工具和技术,在数智化场景中展现出强大的牵引力[6]。“数据赋能河长制”是广州市推行“互联网+河长制”过程中实践总结出的新概念,是广州依托信息技术落实河长制的个性表达[7]。广州市在河长管理信息系统的支撑下,以服务基层河长为原则,以科技创新赋能水利新质生产力,改造数据生产、数据分析、数据驱动全流程,推动河湖态势感知能力提高。
河湖态势感知的关键是数据采集。河湖管理保护工作较为复杂,涉及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涉及不同行政区域和不同部门[8],为解决人工采集信息带来的数据错漏、质量低等问题,广州市扩展数据来源,通过河长管理信息系统、水务一体化平台等源端系统对河湖相关数据进行全量采集,优化数据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将河湖水质风险预警模型的数据来源分为3大类29项,包括问题河湖舆情通报数据、涉水职能部门生产数据和河湖水质风险预警模型数据等。从河湖水质预警方法创新着手,以“预防为主、风险防控”为原则,以内外业融合方法为技术路线,利用河湖相关的数据搭建河湖水质风险预警模型,将河湖基础数据、河长履职数据、流域关联的污染源、排水单元、排水户、污水处理厂、降雨、地类分布等数据与河湖水质建立关联关系,以月度为周期,通过大数据算法推演出每月的河湖水质情况。在此之上,开展对河湖水体污染风险的预警分析,以水质风险预警为导向,及时调整履职指标,依据不同预警级别自动生成下一月度的巡河次数要求,提醒各级河长优先关注预警等级较高的河湖,按照河湖情况调整巡河频次,基层河长每月巡河频次大大减少。巡河频次的调整从根本上实现了从普适性河长巡河履职模式到差异化巡河履职模式的转变,使河长巡河履职工作能在最大限度上顺“势”(河湖态势)而变,河湖治理工作更具针对性;同时,这也意味着基层河长从此不必为满足任务指标而整日奔波。
数字赋能河长制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水域生态治理理念,而是理念、技术、制度的有机统一[9]。广州治水以理念和制度创新固化技术创新。2021年6月,依据上述技术创新,《广州市河长湖长巡查河湖指导意见》出台,在全市推行
差异化巡河:一是以问题为导向,聚焦问题河段;二是减负增效,问题多就多巡,问题少就少巡;三是考虑河湖本底不同及动态变化,同级河长巡河频率不尽相同,单个河长按周期动态调整。技术和制度的双轮驱动推动了河湖水质风险预警模型的落地运用,从水质预警到河湖巡查再到问题处理的全过程业务链条在数据驱动下不断完善,硬性、普适性巡河要求逐渐软化,更富灵活性,切实为基层河长减负。值得注意的是,差异化巡河不等于少巡河,而是以提升巡河效率为目的,将巡河职责实实在在地履行到位,否则基层河长仍然面临着潜在的问责风险。
3.3柔性服务:提升能力与意愿,河长高效履职
在当前压力型考核监督的环境下,刚性约束不断强化,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存在矛盾,难以形成有效的共识,工作开展困难大、成效差[10-12]。在此情形下,以服务为导向的柔性治理显得尤为重要。柔性治理是基于刚性制度框架下的一种策略调适,根本目标是在尊重民众利益诉求的基础上,达成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13]。具体而言,广州市坚持服务导向,以方便河长履职为原则,推出了一系列围绕河长履职能力与意愿提升的创新举措,力求基层河长“有所为”,实现“管理无感、服务有感”,在刚性的制度要求下尽可能地让河长巡河履职便利,在巡河要求“软着陆”的同时,推动职责履行“真落实”。
1)提醒先行,履职短板及时发现
在传统的普适性巡河模式之下,河长根据制度要求中固定的频率定期巡查河湖,但在这一过程中,河长未收到履职相关的提醒,既不知道自己的巡河履职究竟成效如何,河湖状况有怎样的变化,也面临着因工作繁忙而忘记巡河的问责风险。这种收不到反馈、得不到提醒的管理模式极大地挫伤了河长巡河履职的积极性,导致协同意愿不足。在差异化巡河模式之下,基层河长每个月的巡河频次非一成不变,如何高效、及时反馈河湖预警信息,助力河长更好掌握河湖动态,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广州市转变服务理念,与基层河长换位思考,依托河长APP打造了“明白卡”“履职清单”“履职榜”“总结报告”等功能模块,帮助基层河长及时发现履职短板。“履职清单”由河长管理信息系统将河湖预警信息同步至河长APP,再由河长APP为河长推送当前周期预警的责任河段及巡河任务清单,实行“清单化”履职、“傻瓜式”履职(见图1),解决了河长“要干什么、应该怎么干、干得怎么样、怎样干更好”等问题。
2)功能集成,提升履职便利程度
秉持服务理念,广州市借助数字技术打造了系列便利功能,推动基层河长在“想干愿干”的基础上“能干会干”。为确保新上任河长及时履行河长职责,跨越专业隔阂快速上手,维持履职延续性,广州市为各级河长量身制定履职巡河任务及河湖管控风险点清单(见图2)。通过“河长明白卡”,河长可以了解个人履职要点、管辖河湖的问题及预警情况,明确近期河湖治理的工作重点及河湖管控风险点,以“先知”对症“未病”,防患于未然。为了应对河湖巡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河长APP中开发了“草稿箱”和“巡河多样化”功能模块,以促进河长巡河履职便利化。
河长的履职能力和意愿提升,坚定了河长的履职信心,推动河长科学履职,以“了然”施药“已病”,实现精准防控、靶向施策,全面提升河长履职效率。河长管服工作实现程序化、系统化、智能化,广州市“服务河长”的理念得到了践行,基层河长巡河资源供给能够同河湖治理需求更好地匹配,信息精准、报到迅速、整改及时构成了差异化巡河机制下长效协同的鲜明特征。
3.4达成效能:减负提效两手抓,释放数据效能
基于逐月滚动水环境预警结果,构建了面向河湖水质风险的三级预警机制,建立了全国首套以水质风险为导向的差异化河湖巡查制度,精准定位河湖风险、优化巡查资源调度,实现了差异化的靶向巡河(见图3)。
差异化巡河给基层河长带来的改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两年半以来,1235名河长接受了电话访谈,其中镇(街)级河长355名(占同级的28.74%),村(居)级880名(占同级的71.26%)。上述河长中有96%的河长知晓这项制度、而且知道自己管辖河涌的当月预警情况。根据河长信息系统的数据分析,该项制度确实在减负提效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在全市各级河长巡河总里程下降20%、总时长下降30%的情况下,发现问题率上升17%,重点问题上报率提高7%(见图4)。
差异化巡河机制不断迭代进步,改变了过往“运动式”“任务式”治水思路,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遥感技术、图像识别技术等指导河长关注重点河湖,同时通过管服理念转变和管服举措的配套组合,增强对河长的正向激励并建立长效机制,释放数据赋能河长制的深层能效。
4.结语
本文通过深入剖析普适性河长履职模式在进入治水新阶段后暴露的形式主义履职现象,揭示了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即现有治理模式与河长主体需求不相适应。具体来说,在政府负责或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如何使政府
主动创新、优化制度安排、启用其独特机制实现有效治理,是一个关键性条件[14]。从街头官僚理论看,基层河长在基层治水场域因拥有自由裁量权而享有相当大的政策执行空间、因多重角色冲突而表现出特有的政策执行逻辑,导致了“一刀切”下的政策歪曲执行、基层“权虚责实”“权责倒挂”下的政策敷衍执行[15]。
针对这一问题,广州河长制以水利新质生产力为内驱力的创新技术和“服务河长”的服务理念双向赋能,创新打造了切实减负提效的差异化巡河模式。一方面,通过数据生产-数据分析-数据驱动的数据要素流转机制,实现了对河湖水质态势的精准感知,降低巡河频次,确保巡河工作精准高效;另一方面,以服务河长为出发点,量身定制个性化巡河履职清单,配套一系列跟踪提醒服务,实现精准防控、靶向施策。
经实践验证,差异化巡河模式能有效破解河长形式履职现象,在基层获得了普遍好评,受到多方关注,展现出显著的实用性和前瞻性。然而,面对时代的快速进步与社会环境的不断变迁,广州河长制的治理模式亦需与时俱进,持续探索与创新,以更好地适应并引领新的发展需求。在此过程中,广州所积累的“智治”经验,不仅为自身河长制的持续优化提供了坚实支撑,更为全国范围内的河长制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推动了我国河湖管理向更加智能化、高效化的方向迈进。
执金融之笔 共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课题组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的殷殷嘱托。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系统工作会议精神,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持续引导加大金融供给、优化信贷结构、提升服务质效,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贡献了积极的金融力量。
一、以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支撑,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
护,积蓄先行区建设后发优势
产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宁夏作为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区,协同推进高质量经济发展与高水平生态保护至关重要。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聚焦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特色农牧业、文化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强化资金支持和风险保障,积极打造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产业金融服务体系,以金融“活水”浇灌产业之花,服务实体经济成效显著提升,全区人民币贷款余额突破万亿元大关,2024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0100.76亿元,同比增长4.2%,全年新增贷款404.88亿元。
聚焦绿色发展,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打好“财政+金融”组合拳,制定《金融赋能“六权”改革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鼓励金融机构新增绿色信贷,加大对绿色能源体系、绿电园区建设等金融支持力度。将绿色金融发展情况纳入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监管评价,引导金融机构通过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多元化融资方式,支持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截至2024年末,宁夏碳减排支持工具余额212亿元,支持发放碳减排贷款335亿元;绿色贷款余额1627.32亿元、同比增长11%,全年新增161.31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的39.8%,重点支持了太阳能利用设施建设运营、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等清洁能源产业重大项目。保险机构累计提供政策性森林保险风险保障135.22亿元。
聚焦科技创新,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出台金融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措施,开展科技金融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和科技金融赋能企业创新发展融资对接活动,定期推送科技型企业名单,鼓励银行机构成立专门团队,精准对接支持各
类科技型企业。制定科技保险保费补贴办法,地方财政对投保科技保险产品清单内的科技型企业给予50%保费补贴。探索开展科技金融服务效果评估,引导金融机构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或科技支行,积极开发“科创积分贷”“宁科贷”等贷款产品和业务模式,满足科技企业融资需求。截至2024年末,宁夏金融机构签订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合同金额34.41亿元,发放贷款6.53亿元。高技术产业贷款余额、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23.68%和14.67%。私募基金投资宁夏高新技术企业、初创科技型企业121家次,在投本金58.29亿元。
聚焦生态保护,助力黄河长治久安。抢抓“一河三山”(黄河,贺兰山、罗山、六盘山)生态保护修复契机,引导金融机构积极与贺兰山东麓防洪治理、黄河宁夏段河道治理等工程对接,加强与金融机构总行(总部)联动,为“互联网+城乡供水”、现代化生态灌区、新能源、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项目申请优惠政策、创新专属产品。积极支持“三山”生态保护修复、黄河流域污染防治,加大对老旧设备更新改造、美丽河湖治理、国土绿化、荒漠化综合防治等重点项目金融服务力度,开通绿色办贷通道,全力保障金融需求,用足用好央行再贷款等政策工具,“点对点”上门、“一对一”服务,助力宁夏打赢黄河“几字弯”攻坚战。2024年末,全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超680亿元,较上年末增加55亿元,创历史新高;中长期贷款全年新增205.52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的50.8%,有力支持了重大项目建设。
二、以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为抓手,统筹推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激发
先行区建设内生动力
宁夏先行区建设的难点在资源要素、障碍在体制机制、出路在改革创新。我们着力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探索具有本地特色的改革,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政银企合作,以“六权”改革破局、用“杠杆”利器破冰,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靶向发力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产业,发挥金融杠杆的强大配置导向作用。
紧盯能源领域,赋能“六权”改革。大力推进用水权、土地权、排污权、山林权、用能权、碳排放权“六权”改革,建立丰富“六权”融资重点项目库,深挖“四水四定”试点建设项目金融需求,用好“投、贷、债、服”等一揽子服务,不断提升金融参与度,扩大覆盖面。探索“林权证+保证担保”“水权证+供水收入”“排污权证+信用”等全新融资模式,2024年末全区“六权”改革
领域贷款余额47.3亿元,同比增长28.9%,六权质押贷款余额21.2亿元,同比增
长17.7%,推动资源向“资产”转换。
紧盯特色产业,强化金融支持。建立地方特色优势产业信贷数据统计报送制度,研究完善产业支持政策,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自治区特色产业信贷投放力度,2024年末,宁夏“六新六特六优”产业贷款余额3598亿元,较年初增长8.57%。先后推出肉牛、葡萄等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产品30余种。支持顺宝农业被大连商品交易所确定为鸡蛋期货交割厂库,推动在玉米等期货品种上开展“保险+期货”项目,累计承保货值1.74亿元。
紧盯黄河文化,创新金融产品。引导金融机构深挖建设黄河文化旅游带的市场机遇和金融需求,创新、推广文化旅游金融产品,丰富旅责险、景点人身意外伤害险、民宿综合保险。开展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支持文化旅游产业智慧升级,借助“我的宁夏”App打造全域旅游服务专区,推出门票购买、旅游一卡通售卖、旅游产品订购等金融服务。结合宁夏星星故乡、酒庄休闲等特色产业优势,为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配置更多信贷资金。2024年末,宁夏文化旅游产业贷款余额41.02亿元,较年初增长20.74%。
紧盯对外经济,优化跨境服务。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定期更新重点项目库,引导金融机构密切跟进项目进展,积极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2024年,全年累计办理跨境贸易、投融资便利化业务笔数6347笔,涉及7.18亿美元,分别是2023年的1.3倍和1.2倍。资本项目便利化支付金额占全区资本项目外汇收入的97%,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以优化涉农融资环境为保障,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夯实先行区建设发展基础
宁夏地处西北内陆,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杜绝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党中央始终关切的大事。我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支持宁夏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建设,“玉丰模式”成为巩固脱贫成果的新路子,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覆盖率连续5年稳居全国第一,“富民贷”余额排名全国第10。
科学谋划布局,组织体系更加完善。着眼于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优化农村金融网点布局,积极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建立健全服务乡村振兴内设机构、特色支行或单列金融服务条线,优化网点布局,下沉服务重心。辖区银行构建了“物理网点+自助银行+便民服务点+网络金融+流动服务”的“五位一体”
的渠道服务体系,20家农商行(385家营业网点)在全区2240个行政村设立便民
金融服务中心2930个。建成助农取款服务点4386个,行政村覆盖率达100%。
丰富金融供给,保障力度不断加大。通过监管引领、调研督导、考核评价、资金奖补等多种方式,引导增加涉农金融供给,持续加大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力度。截至2024年末,宁夏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9.7个百分点,当年新发放普惠型涉农贷款利率较年初下降0.72个百分点;枸杞、葡萄、肉牛等“六特”产业贷款余额668.6亿元,较年初增长7.26%。农业保险为
31.31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421.93亿元,赔付支出12.43亿元;中央及宁夏财政补贴保险达到30类、50多个品种,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增加到6家,县(区)机构覆盖率100%,乡镇服务站点覆盖率超过93%。
加大科技赋能,服务质效明显提升。鼓励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5G等信息技术,积极发展农户信用贷款,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及时向银行机构发布涉农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名单,组织银担企农融资对接活动。探索开办“动物活体抵押+保险+第三方监管+其他担保”贷款,创新“滩羊贷”“枸杞贷”“土豆贷”“原奶供应贷”等信贷模式,有效解决农户担保、融资以及收购旺季大额资金需求难题。2024年末,宁夏农户信用贷款余额496.72亿元,同比增长34.1%;截至2024年末宁夏农商行系统对辖内47.41万户农户完成整村授信信息采集和评级授信,授信金额743.3亿元,用信余额645.82亿元,有效缓解了农户抵押难、担保难、融资难问题。
发挥担保作用,增信效能持续放大。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深耕支农支小,稳步扩大融资担保规模。截至2024年末,宁夏34家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支持“三农”在保余额105.31亿元,对1.97万户25.46亿元担保业务免收担保费,对3.89万户71亿元担保业务取消反担保措施。宁夏农业信贷融资担保公司全区县域业务覆盖率达100%,2020—2024年担保净增额年均增长近70%,累计代偿率由2020年的3.02%下降到2024年的0.79%,低于全国33家省级农担公司平均代偿率,连续五年在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风险防控考核中被评为“A”级。
推进信用建设,生态环境有效改善。推动试验区平罗县搭建城乡居民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推动涉农信息归集,依托服务平台,开展信用等级综合评价试点。发挥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政策资源优势,采取多种方式推进“三信”评定,截至2024年末,评定信用乡(镇)72个、信用村1130,信用户61.24万户。创新推出“驻村金融官”“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金融夜校”“农民知识讲习所”
等服务机制,加强农业知识培训和金融政策宣讲,让利民惠民政策及时传导到
农民,帮助农民掌握农业技术,增强致富能力。
四、以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重点,统筹推进民族团结和共同富裕,厚植先行区建设普惠沃土
宁夏是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发展不足是最大实际、质量效益偏低是最大难题。我们认真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启动“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获得感”系列活动,推动落实金融支持民营经济25条举措、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主动深入中小企业帮扶,助企纾困更加精准加强调研督导,推动解决问题。常态化赴各地市、金融机构、产业园区、相关企业开展摸底调研、政策宣讲和融资协调,督促金融机构落实金融助企纾困政策。针对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为企业纾困解难集中办公会,以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调研组调研企业时反映的融资问题,组织专人对接、持续跟踪、一企一策推动解决。2024年末,全区小微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分别为3444.4、361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6%、7.09%,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积极化解纠纷,稳定企业经营。有效发挥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推动建立完善融资协调、债权人委员会、金融服务联络员等工作机制,大力推动化解重点民营企业风险,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积极协调金融机构稳定信贷投放,保障市场主体生产经营稳定、职工队伍稳定,目前,宁夏共有债权人委员会43家,累计化解债务问题99.42亿元。组织开展“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2024年成功调解矛盾纠纷1808件、涉及金额4.41亿元。
开展融资对接,搭建合作桥梁。组织召开金融支持“百日攻坚战”暨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公司重大项目建设签约仪式和系列政金企对接活动专题培训班,会同相关产业部门举办“全区政银企融资对接活动”、全区金融气象服务工作研讨会。印发持续完善银企对接联动机制的通知,明确融资对接工作要求,推动开展分领域、分行业常态化融资对接活动,2024年末,全区银行机构开展融资对接活动317场(次),共有4128家企业及相关金融机构参与,促成融资127.1亿元。
发挥平台作用,促进线上融资。强化金融科技应用,加快信用信息共享,搭建了宁夏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整合了政府部门、公共事业、企业经营和第三方机构等多方数据资源,深化数据开发应用,绘制企业信用画像,有效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截至目前,平台注册企业21万户、入驻金融机
构67家、上线金融产品500款、解决融资需求450.44亿元,惠及2万余家中小微企业。此外,宁夏第一时间在平台建立全区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服务专区,开发上线“走访码”,加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解决了工作专班和金融机构重复走访问题,进一步提升了小微企业融资效率和便利度。
“数字经济时代”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周建伦、王先俊
随着网络技术的更新与发展,智能产品的更新换代以及5G技术的研发运用,我们已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最新讲话系列,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当前乡村振兴进程中,我国正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不断转变。因此,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利用新兴媒体平台及网络技术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数字产业的新发展,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经济时代”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不仅可以助力乡村振兴,还可以推动全民共享数字红利,促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稳步前行。
一、“数字经济时代”乡村产业振兴的方式呈现
(一)乡村产业动能:人力驱动转向数字赋能。人力驱动转向数字赋能是当前乡村产业动能转变的主要方式。人力驱动在我国以往数千年的农业发展历程中,一直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动能,劳动力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但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今天,为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数字赋能则更为有效地提高了乡村产业的发展效率。相较于人力驱动,数字赋能乡村产业更能够带来许多派生价值,且可以衍生出新的农业发展模式。“产融五阶”的农业发展模式便“提倡以各种科技手段获得并利用农业的大数据,基于数据进行农产品的标准化和农业的产业化,让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AI等科技成为农业的助力”[2]这种将新兴网络技术、媒体平台与农业生产的结合,不仅可以提高农业发展的产业化率,还能带动相关技术产业的研发与发展,这也正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的重要一环。从人力驱动转向数字赋能,乡村产业的发展也伴随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变而得以优化,这也是当前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样态的呈现。
(二)乡村产业规模:小农经营转向大农场主。由小农经营到大农场主这一乡村产业规模的转变,是当前“数字经济时代”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呈现。由于农村人口流失以及农村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影响,农村土地经营权的转让也加速了“大农场主”式的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形成,截至2022年底,辽宁省农民合作社有近5.6万个。[3]同小农经营的费时、费力、零散性相比,大农场主式的高效率、规模化、机械化等优势则凸显无疑。物联网技术作为“数字
经济时代”所呈现出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所包含的农业物联网(智慧农业)在大农场主式的农业规模化经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在规模较大的农场主式土地经营中,为解决因规模较大而带来的管理不变等问题,可通过监控卫星等收集农业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来进行远程操作与管理。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大农场主式的土地经营的规模效益,实现物联网与实体产业的双向收益。
(三)乡村产业销售:传统销售转为数字销售。传统销售向数字销售的转变是农产品及其附加品在农业产业化方面的深入发展。以往农产品的销售主要以实物为基准且集中于农副产品交易市场进行,而在“数字化经济时代”,由于网络技术的研发投入以及“屏媒”产业的不断发展,电子商务技术不断成熟,农副产品及生产资料不断由实体经营转变为网络化经营。每一种电商模式都有其自身的优势,这也是当前数字销售模式逐步取代传统销售模式的主要因素。例如,服务驱动型的网络经营,它主要通过对农户开设网店的具体流程等培训,进行标准化服务建设,其主要优势就是凭借自身的优质服务创收延伸价值。再如,渠道驱动型的网络经营,它主要聚焦于某单一农产品的创收,通过不同的网络销售平台(某宝、某音商城)进行产品的优势营销,其主要优势就是凭借自身对某一农产品的专注,打造品牌效应。乡村产业的数字销售凭借其自身优势,已然跃居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主流商业模式。
(四)乡村产业理念:经济发展转为新发展理念。乡村产业理念的向好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工程的关键所在,也是必然要求。较之以往单一追求经济的乡村产业理念所导致的农村去“底蕴化”,“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则具备全面、协调、可持续等优势,更利于乡村产业乃至农业农村整体、长远的发展。例如,创新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关键信息,无论是网络技术、屏媒创新、电商平台还是“大数据”的网罗,都离不开创新,故而创新也已成为当前乡村产业发展的首要动力源。再如,农业农村的发展不仅要动力充足,更需注重各方面协调发展,在乡村产业发展中为防止出现“数字鸿沟”[4]等问题,必须坚持协调发展的理念,以实现乡村产业发展的可持续。还有,进行乡村产业建设不可故步自封,需坚持开放的发展理念,及时与外部对接最新信息,交流吸纳有利资源,以防出现“数据孤岛”的现象。“数字经济时代”“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愈加成为乡村产业建设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二、“数字经济时代”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的问题
(一)主体层面:青年群体“离乡”现状难以打破。当前乡村产业振兴建
设急需青年群体助力,而青年群体“离乡”谋发展则成为乡村振兴推进的一大窘境。由于种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青年群体出现“返乡”难的情况,造成农村人口老龄化、空心化,进而使得乡村产业建设易出现后劲不足的现象。造成青年群体“离乡”发展,使得乡村建设主体出现“断层”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部分青年群体自身思维观念的束缚,主观臆断性较强,片面认为农村生活仍旧“穷苦”,没有未来。其二,城市发展的资源优势,对青年群体更具吸引力。其三,农村各项基础设施的待完善,以及就业机会不足、高质量生活难以保障等问题,导致青年群体“返乡难”。青年群体“离乡”现状的难以打破,是青年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首要问题,唯有对症下药,才能充分发挥青年群体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生力军作用。总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青年群体,当下呈现出“离乡”易,“返乡”难的现象,这也是当前青年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问题之一。
(二)设施层面:农村数字设施建设情况有待提高。农村数字设施建设的不完善是当前乡村产业振兴推进的又一重要问题。乡村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及推进的重要方面,其主要目的就是带动乡村经济建设以及整个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就以“数字经济”为主要支撑的乡村产业振兴而言,农村相关的数字设施建设是远远不够的。首先,乡村道路建设有待提高、优化。当前农村道路建设出现路面较窄、交错纵横等现象,为产品输出带来了一定影响。其次,无线宽带、5G等基础设施建设覆盖不够,建设不完善。当前农村网络基础设施所呈现的特征是分散的、割裂的且富有一定“机械性”。最后,数据中心平台建设不足,数据整合分析力度不够。当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数据中心平台的建设明显是稀缺的,多以个体、零散的方式呈现。综合而言,道路建设、网络覆盖、数据中心平台、电网发展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完善,是当下发展乡村产业的桎梏之一。
(三)路径层面:“屏媒”投入产业具有不稳定性。现阶段“屏媒”投入乡村产业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仍具有不稳定性。“屏媒”在产业发展中的快速崛起主要体现为各大电商平台以及直播带货等,这种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却又跨越传统销售的方式,受其内在和外来因素的影响,在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中具有不稳定性。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传统产品实体销售的阻碍。“屏媒”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传统销售的差价,逐渐替代了中间商,这就导致了原有中间商对“屏媒”投入的抵制。其二,“屏媒”自身发展得不成熟。无论是电
商平台还是直播带货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某音的直播带货,主播粉丝体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着产品的销量,这种不确定性也不能满足乡村产业的需求。其三,农民群体的不信任。受传统农业生产的影响,农民群体在认可自身产品的同时难以对新兴销售模式产生信任。在乡村产业振兴的推进中,“屏媒”的投入虽然已逐步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趋势,但仍需注意其自身的不稳定性。
(四)治理层面:数字农业的发展缺乏系统性治理。数字农业的发展缺乏系统性治理是当前乡村产业振兴的又一局囿。首先,治理主体的单一。个体农民作为数字农业的直接负责人及受益人,易出现满于现状、发展规划不够长远以及缺乏数字核心技术等问题,表明依赖个体农民这一单一主体的治理,是不利于数字农业的长远发展的。其次,治理内容的片面化。受到个体农民自身思维的局限性,其对数字农业的治理易囿于短暂的经济收益影响,而固化于眼前单方面的农业生产,忽视数字农业生产的其他方面。最后,治理不够深入持久。在数字农业治理的环节中,出现网络技术、数据整合、产品销量等方面的问题时,他们仅是浮于表面的对标管理,仅解决当下问题便得以满足。数字农业的发展,需要警惕治理主体单一、治理内容片面化以及治理不够深入持久的问题,找寻适配的方式实现系统治理,才能有效推动数字农业以及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
三、“数字经济时代”乡村产业振兴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主体动员:促动青年群体返乡参与乡村建设。对青年群体进行动员,促动其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建设,是解决青年“返乡”难、打破青年“离乡”现状的关键一招。青年动员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当下与打破青年“离乡”困境最适配的动员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注重自身利益需求以吸引青年。乡镇企业在可承担范围能力内,适度提高青年群体的薪资待遇及福利保障,提高乡村企业的吸引力。其二,增强党群关系建设以联系青年。加强基层党组织与“离乡”青年的联系,一方面可以使其对农村发展有着持续的认知与了解,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强“离乡”青年的党性意识,激发其能吃苦、肯奉献的精神。其三,提升思想教育程度以凝聚青年。唯有提高青年的思想教育力度,加强青年终身学习意识,打破思想的牢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打破青年“离乡”现状,需要适时采取既符合乡村产业建设、又能满足青年心理预设的方式进行动员,不仅要让其愿意“返乡”,更要让其愿意“留乡”。
(二)政策扶持:加强农村相关设施的创建与完善。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力
度,加强农村相关设施的创建与完善,是解决农村数字设施不完善问题的镇定剂。政府可放宽政策支持,加强“双线并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即“线上+线下”同步构建的模式。一方面,政府需加大支持力度,创建完善数据中心平台,扩大“线上”产品生产优势。数据中心平台的创建,可以集中收集乡村产业发展的相关数据,精准监测产业发展的优缺所在,合理剖析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形成一整套“线上”发展模式,极大程度地提高产业发展效率、获取产业发展利润。另一方面,需加强乡村道路、高速网络和优质电网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形成乡村产业振兴的“线下”保障。例如,当前乡村“路路通”建设还未完全形成,现有的宽窄交错的道路难以满足产品输出及产业发展的需求,为了满足产品流通及物流运输的需要,唯有加强农村道路的拓宽、保质建设。当然,无论是“线上”平台的创建,还是“线下”基础设施的完善,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这也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产教融合:实施产教共建推动新技术的运用。推动产教融合,实施产教共建,是扩充产业方式,维稳“屏媒”发展的重要手段。面对“屏媒”等新方式在乡村产业的不稳定问题,我们应当采取“学中促产,产中兴教”等方式,实行产教共建,产教融合[5]。首先是推行“学中促产”,即通过学习理念的树立及相关技术的学习,来推动数字技术在乡村产业中的投入。一方面,要帮助基层群众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来不断更新其数字知识技能,使其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是相关技术的学习,即要通过数字核心技术的教学培训,来培养数字核心技术人才,进而推动“屏媒”等数字技术的熟练掌握。其次是实施“产中兴教”,即将所学数字知识技能熟练运用于产业生产之中,并在产业生产中更新技术,形成从学到产,再到学的良性循环。这种“学中促产,产中兴教”的模式,旨在推动产教融合,切实实现“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专业技术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稳定运用。
(四)多元共治:推动协同共治加速农业系统治理。实行多元共治,推动数字农业治理的协同共治,最大限度地提高数字农业的生产效率。数字农业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方面之一,缺乏系统性的治理是其诟病所在。我们可以采取多元主体共治的方式,来化解传统农业个体农民治理所带来的弊端。首先,农民在数字农业发展治理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在数字农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发挥基础性的管理作用。其次,乡村企业在数字农业的发展治理中具备协同性作用。它在数字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具有普及培训先进生产技术及生产要素投入的功
能。最后,基层党组织在数字农业发展治理中具有政策指引和方向领导性作用。较之于农民群体的信息接收能力,基层党组织具有更强的信息敏感度及信息整合力,并给予相关的方向性指引。当然,农民、乡村企业、基层党组织对数字农业的多元共治,并不是职能混乱的交叉治理,而是一种自下而上,有序并行的协同治理。
城镇老年人再就业问题及对策研究
贵州财经大学陈艳容
0.引言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随之而来的老龄化问题愈发明显。截至2023年年末,我国16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86481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1.3%;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2969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216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15.4%。由此可知,我国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给社会养老服务工作带来了更多挑战,如何更好地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态,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成为当前社会治理工作的重点内容[1]。对此,我国政府以推动老年人就业为基础,为老年人就业提供多方面的支持,从而转变老年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2]。然而,由于老年人身体素质等方面的变化,老年人就业面临着诸多问题[3]。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解决老年人就业问题尤为重要。研究城镇老年人再就业问题及其对策,不仅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实现老有所为,还能缓解劳动力市场紧张状况,促进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此外,探讨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对策,有助于完善相关政策体系。
1.相关概念及理论概述
1.1老年人再就业
老年人再就业是指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个体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以获取经济收入或追求个人发展的一种行为[4]。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许多老年人在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仍然良好的情况下,选择继续从事原有工作或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老年人再就业不仅可以获得额外的经济支持,缓解养老金压力,还能保持个体的社会联系和自我认同,提高生活质量[5]。政府和社会应当提供相应的支持和鼓励措施,包括提供再就业机会、提供职业培训和适应环境、制定灵活的用工政策等,以促进老年人再就业,充分发挥他们的经验和技能价值,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1.2老年社会学理论
老年社会学理论主要是强调老年人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变迁中的地位、角色、行为及其与社会互动的学科理论。其中,活动理论强调老年人持续参与各种活动对其身心健康的重要性[6]。社会角色理论认为,老年人的社
会地位和角色对其生活质量和满足感至关重要。资源交换理论强调社会支持和资源交换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7]。生命周期理论探讨了老年人的生活过程和发展阶段。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了社会文化对老年人认知、身份和行为的塑造作用[8]。这些理论为研究老年人的社会行为、心理特征和社会参与程度提供了分析框架,有助于理解老年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并为制定相关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2. 我国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现状
2.1年龄和性别特征
通过对现有资料的整理,本文梳理出2018年至2022年我国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年龄和性别特征信息。艾瑞咨询报告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再就业比重逐渐提高。2018—2022年,60~64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再就业比重均有所提高,其中65岁及以上的提高幅度更为显著。男性老年人再就业比重略高于女性,但二者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根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关于老年人生活状况的专项调查,没受过教育的再就业老年人占8.6%;小学的占27%;初中的占28.7%;高中或中专的占22.8%;大专的占7.4%;大学本科的占4.9%;研究生以上的占0.6%。结合上述信息可知,城镇再就业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学、初中两个阶段,这说明能够实现再就业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与传统观念中“学历越高越容易再就业”并不相符。
2.2再就业的行业构成
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行业分布较为全面和丰富,各行业都能够找到老年人再就业的身影[9]。艾瑞咨询报告显示,农、林、牧、渔业是老年人再就业的主要行业,尤其是女性。其次是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以及建筑业。男性在建筑业和制造业中占比较高,而女性则更多地从事批发和零售业,以及农、林、牧、渔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也有一定比例的老年人,但相对较少。此外,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领域也吸引了一定数量的再就业老年人。结合上述信息可知,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行业集中在第一产业,说明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产业集中度较高。在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工作性质方面,全职工作的老年人数量占80.8%;非全职工作的老年人数量占19.2%。结合上述信息可知,多数老年人的再就业工作性质为全职。
2.3再就业的途径
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途径与传统就业途径差距较小,如亲戚朋友介绍、招
聘网站或广告、就业服务机构等。据艾瑞咨询报告,2022年城镇老年人主要通过朋友、熟人、亲戚家人的介绍实现再次就业,尤其是65岁及以上的女性。直接联系雇主或单位,以及查询招聘网站或广告也是常见的再就业途径,尤其对于60~64岁的老年人来说较为普遍。参与招聘会和联系就业服务机构的比例相对较低。此外,部分老年人选择自主创业,或通过其他途径寻找就业机会。从上述内容来看,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途径侧重于委托亲戚朋友介绍。
3.城镇老年人再就业存在的问题
3.1老年人再就业政策具有限制性
老年人再就业政策具有限制性,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等虽然鼓励老年人再就业,但具有较强的宏观性,部分行业或企业仍存在年龄偏见,造成老年人在求职过程中面临诸多限制。另外,老年人再就业政策缺乏针对性,未能提供足够的支持和保障。老年人再就业需要特殊的培训、良好的适应环境和可靠的职业安全保障,但相关政策未能充分考虑到这些需求,老年人在职场上面临诸多困难。此外,老年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就业时,难以被认定为劳动关系当事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就业老年人享受劳动者地位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二是没有领取退休金。这导致很多老年人与用人单位之间只能建立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失去了与劳动者地位相对应的制度保护,如无法享受五险一金、合同解除等方面的权益,极大限制了城镇老年人的再就业。
3.2老年人再就业体系不完善
老年人再就业的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有限。现有的培训项目更多地针对年轻人或特定职业群体,对于老年人的职业技能提升和适应新工作环境的培训相对不足。老年人再就业的职业选择受到限制。由于一些行业或企业对年龄有偏见,老年人难以进入某些领域,导致其再就业范围受到了限制。此外,老年人再就业的职业安全和福利保障体系不完善。老年人在工作中面临身体健康水平或适应能力下降等问题,但相关工作保障机制和福利政策不够健全,无法提供充足的保障。目前,我国的就业服务体系主要针对中青年群体,对于老年人的再就业服务不够细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虽然提到了就业服务,但并未明确包含老年人再就业服务。
3.3知识与技能更新困难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职场对专业技能的要求不断提高,而老年人在信息获取、学习能力和技术掌握方面普遍存在不足。尽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鼓励各地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库,为有劳动意愿的老年人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和创新创业指导服务,但在实际操作中,培训内容往往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老年人难以通过培训有效提升知识水平和就业技能。同时,老年人在职场上缺乏持续学习和技能提升的机会,其在知识更新和技能提升上面临诸多障碍。这对城镇老年人再就业产生了限制。
4.促进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建议
4.1拓展政策内容,促进老年人再就业
政府可以加大对老年人再就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包括提供更多的再就业培训机会和技能提升项目,以满足老年人在不同行业的就业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措施,激励企业招聘老年人,降低用人成本,促进老年人再就业。政府还可以建立更加灵活的退休政策,允许老年人自愿选择延迟退休或灵活就业,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就业的多样化需求。除了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社会各界也应加强对老年人再就业的支持与鼓励。企业可以积极开展老年人再就业的招聘活动,提供适应老年人特点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增加老年人的再就业机会。同时,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体可以开展相关宣传教育活动,倡导尊重老年人的劳动价值,消除对老年人再就业的负面观念和歧视。
4.2构建完善的就业体系,保障老年人再就业
政府应建立健全老年人再就业培训和职业发展体系,加大对老年人再就业培训项目的投入,提供针对不同年龄段和就业需求的培训课程,以提升老年人的职业技能和适应能力。政府还可以建立老年人再就业信息服务系统,提供就业市场信息、招聘信息和职业指导,帮助老年人更好地了解就业机会和发展方向。还可以鼓励企业和招聘机构主动开展针对老年人的招聘活动,增加老年人再就业的机会和渠道。此外,还应建立完善的职业安全和福利保障体系,保障老年人再就业的权益和福利。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老年人在职场中的权利和义务,加强对老年人就业的监督和管理。同时,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险政策,确保老年人再就业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4.3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提升老年人再就业能力
政府可以增设老年教育机构和课程,覆盖更广泛的老年人群体,并提供丰
富的学习内容,涵盖职业技能培训、文化艺术素养提升等方面,满足老年人不同的学习需求。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老年人教育,提供更多的志愿者服务和学习资源。由于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有限,教学应更加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包括线上线下相结合、个性化定制等,提高老年人的学习效果和参与度。同时,还应加强对老年人学习效果的评估和反馈,及时调整和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提升老年人再就业的能力和竞争力。
5.结束语
老年人再就业是当前非常热门的话题,虽然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了相应政策,但是城镇老年人再就业还存在较多问题。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城镇老年人再就业存在老年人再就业政策具有限制性、老年人再就业体系不完善、知识与技能更新困难等问题。对此,本文从拓展政策内容、构建完善的就业体系、增加教育资源供给等方面提出促进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建议,以期帮助城镇老年人实现再就业。
从爱国之问到强国有我 南开大学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探索实践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25年4月25日)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2024年9月21日晚,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体育中心,校长陈雨露带着师生重温老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三问”。“是!爱!愿祖国繁荣富强!”同学们铿锵的回答久久回荡在体育馆内。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南开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学校是立德树人的地方。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高校党组织要把抓好学校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功。
南开大学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发扬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打造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三位一体”育人模式,做优“师生四同”育人品牌,抓好思政教育“三支队伍”,在全体师生中大力弘扬爱国奋斗、科研报国、服务社会的精神,为新时代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示范。
日前,光明日报调研组深入南开大学,循着学校在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感受南开大学师生把小我融入大我的爱国精神和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的激昂斗志。
一、教学主渠道打造思政“金课”厚植家国情怀
“同学们,你们了解自己的专业吗?怎样利用专业所学为国家和人民服务?”2024年秋季学期,在南开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堂,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王新生这样问道。
“老师,我的专业是守护‘光明’。”来自南开大学医学院的本科生吴卓桐起身回答。高中时期,吴卓桐就立志要做一名医生。入学后,他连续四年成绩位列年级第一,并且受聘为教育部“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大学生宣讲团联盟”学生负责人,代表南开大学参与近视防控工作。他与其他联盟高校的同学默契协作,奔赴全国各地进行宣讲和义诊。
“那是什么支撑着你在这条路上努力前行?”王新生问道。“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谆谆教导,是‘爱国三问’的激励,是‘允公允能,日新月
异’的校训,鼓舞着我在学术上追求卓越,在社会实践中收获成长,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努力为国家的眼科医学事业作贡献。”吴卓桐坚定地说。
与专业相结合,在实践中感悟。为营造浓厚的爱国主义氛围,南开大学高质量推进“大思政课”改革创新,将爱国主义传统贯穿到实践育人大课堂,形成具有南开特色的教育教学体系。
“我们不仅将思政课搬进校史展,用百年校史作为思政教科书,还立足自身办学定位,深入挖掘南开丰厚的校史资源和爱国元素,以南开学子熟悉的人和事教育学生,引导学生铭记奋斗历史、继承爱国传统,用身边人在实践中的收获和体会来回答学生的问题。以激发爱国热情、厚植爱国情怀为切入点,建设从‘三问’到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全链条。”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余一凡说道。
除了以校史育人,思政课要走进青年心里,就必须紧跟时代步伐。2019年2月起,南开大学以“金课”标准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与时俱进地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思政课程,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生动进课堂、深入有效进头脑。
办好新时代“大思政课”,关键在教师。在创新思政队伍建设体制机制方面,南开大学融合其他学院师资充实思政课教师队伍,以专业教师充实辅导员队伍。2023年12月,南开大学在全校在岗专任教师中选聘15名专职辅导员;2024年12月,从人文社科领域的有关学院遴选10名教师加入思政课教师队伍。
已担任专职辅导员一年多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任教师辅导员孙炳炎向记者介绍:“博士研究生科研任务繁重,作为他们的专职辅导员,我们可以借助自己在科研工作中的一些经验和经历给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回答,鼓励和引导他们在科研道路上健康成长。”
在与学生们的接触中,孙炳炎了解到很多同学认为自己明明看了很多文献,却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成果,感到十分懊恼。孙炳炎用自身的经历与他们推心置腹地交谈,告诉同学们学术研究需要量的积累,只有不断夯实各方面理论知识,才会融会贯通,有所产出。这样的交谈有助于同学们增强科研信心。
与此同时,南开大学积极探索校院两级领导带头上好“形势与政策课”,
形成一院一团队的南开特色模式。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来学校考察时的殷殷嘱托,持续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以‘金课’标准建设‘概论’课程,领衔编写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三进’教学指导方案,为生动讲好新时代‘大思政课’,培养堪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南开力量。”王新生说。
二、社会实践场开展“双百”行动感知时代脉搏
在建好学校思政小课堂的同时,南开大学用好社会大课堂,将两者结合起
来,让学生走出校门,在实践中感知世情国情,深刻体悟新时代的伟大成就。
“今天的直播间,我们带来了展现苗族特色文化的文创产品,赶紧来一睹为快吧!”贵州黔东南州南猛村,一场以“锦绣黔程焕村寨新生”为主题的直播活动上,南开大学的学生化身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包含南猛苗绣、蜡染等元素的充电宝、杯垫等产品。
这场直播是南开大学哲学院师生组成的实践队,在南猛村开展的“我眼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思政课建设“双百”行动实践活动之一。
“双百”行动,旨在依托南开大学在全国建立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通过师生调研,去解答“学生关心的一百个问题”,将调研过程及成果制作为短视频,即“学生参与的一百个视频”。通过“学生关心的一百个问题”与“学生参与的一百个视频”的双向互动,引导学生在观察国情、服务社会中,将爱国之心融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实践队孔帅老师向调研组介绍,实践队带着“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如何突破瓶颈”等问题,查阅地方志,走访村中长者,梳理苗族非遗文化脉络,分析苗绣、蜡染的市场前景,用人工智能设计苗绣文创“尊重传统、全面发展,充分挖掘利用当地资源和特色优势,在保护传承基础上积极创新,努力打造出当地自己的品牌和竞争力。”实践队成员、哲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艺璇对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深有感触。
师生深入一线,在科技报国、服务民生、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把学问“做”在中国大地上,把“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学术宗旨,转化为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的同频共振。
带着“乡村振兴中‘小’产业如何实现大发展”的问题,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师生组成的“农业芯片”实践队来到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他们实地了解丹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情况,开展丹参种质创新研究,运用人工智能电子监测系统开展产业化丹参的质量检测不断探寻如何更好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在参与丹参种质的相关创新研究过程中,我们切实体会到科技创新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因素,还感受到老师同学所秉持的赤诚报国的精神。”实践
队成员、生命科学学院的硕士生周正说。
在三尺讲台、农家炕头、田间地头……南开大学正在用“双百”行动书写
“教育强国,南开何为”的时代答卷,让爱国奋斗成为青年最亮丽的青春底色。
南开大学团委书记贺文霞介绍:“2019年以来,南开大学累计支持2万余支师生‘四同’实践团队分赴全国各地开展实践活动。2023年至今,南开大学在全国27个省区市建立95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依托工作站,组织师生‘四同’实践团队赴乡村一线,组建110余个师生课题组,围绕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困难问题、农民群众的期待期盼提供南开力量。”
三、文化大课堂擦亮精神底色融通“知、情、意、行”
如何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让爱国主义成为学子思想、情感和行动上的自觉?文化浸润,成为南开大学潜移默化引导学生传承爱国精神的路径。
话剧在南开大学有着悠久历史。围绕话剧这一青年喜闻乐见的载体,南开大学先后开设《话剧表演与剧本写作入门》等通识选修课,使得台上台下、课内课外良性互动。
“让中华腾飞于世界,这句话不能变,也不应该变全体南开人,都要心里装着社会主义祖国,装着6亿人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大通学生中心舞台上,话剧《周恩来回南开》表演者的话语掷地有声,台下学子潸然泪下。
“我们以1959年周恩来总理来南开大学视察调研的历史事实为背景,运用闪回的艺术手法,缀联起他在南开求学时的故事,将‘允公允能’的爱国主义情怀厚植在每一个学子心田。”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干部郭威说。
话剧演员李佳琦告诉调研组:“这部话剧如一颗种子,排演的过程则是种
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历程,爱国情怀在我们内心不断激荡澎湃。”
百年南开校史,是一部南开师生爱国、报国的奋斗史。调研组了解到,南开大学坚持“五育”并举,尤其重视话剧、微电影、合唱、传统诗词等美育形式,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的思政教育,将校史校训中的爱国基因转化为青年行动自觉,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让爱国情怀成为学生的精神底色。
2024年,南开大学在建校105周年之际推出微电影《念念不忘》。微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88年,南开大学师生齐施援手,挽救了身患重病的大二
学子李中泽。1998年,李中泽与友人一起创办企业,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多年来,仅奖助学金一项就已惠及400余名南开学子。他的念念不忘,擦亮无数梦想。微电影上线后,全网播放量超2000万次。
“《念念不忘》从策划到成片历时一年半,取景地间隔两千公里,还原了不同时代南开人在各行各业勇挑重担的感人场景。我们联系南开大学数十个部门学院、数百名师生校友参演此剧,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南开人‘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学术宗旨以及传承百年的爱国报国传统,达到了春风化雨的文化浸润效果。”《念念不忘》电影监制、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军辉说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词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精神意境和家国情怀。围绕着“中华诗教”,南开大学文学院开展“诗教润乡土”等系列活动,鼓励引导学生将诗教事业与服务乡村、赋能文旅相结合。“我们要积极投身‘中华诗教’事业,将这项文化传承和传播事业不断发展创新。”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说。
除了在美育层面以文化人,南开大学还在实践层面不断深化拓展,通过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三位一体”育人模式,将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有机结合,拧紧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育人链条,把思政教育融入学生成长全过程。
“我们始终紧扣国家战略需求,聚焦民生关切,在教育革新与科技创新的赛道上奋力奔跑,收获了一系列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深耕电池领域30多年,如今正在带领团队研发大容量电池。“未来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特别是关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指示精神,把电池的创新链、产业链和人才链有机衔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学校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的鲜亮底色,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思政教育全过程,推动课程、教材、基地等一体建设,形成了独具南开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说,文化育人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的潜移默化,感召着新一代的南开人立公增能、秉公尽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书写强国有我的青春篇章。
经验与启示
学校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南开大学通过打造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三位一体”育人模式,做优“师生四同”育人品牌,让学子在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中,厚植爱国情怀。调研组认为,有以下几点经验可供
借鉴。
坚持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立德树人的鲜明底色。爱国主义教育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高校要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的鲜亮底色,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思政教育全过程,推动课程、教材、基地等一体建设,形成爱国主义教育体系。教育引导学生把自身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引导学生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感,用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引导学生坚持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确保心有所向,行有所指。
坚持把思政课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渠道。思政课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阵地,应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政课建设的重中之重,以“金课”标准持续建好思政课程,以爱国主义故事、先进典型事迹等鲜活素材充实思政课案例库。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多渠道配齐配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实施思政课教师后备人才培养专项计划,在职称评聘、进修深造、待遇条件等方面对思政课教师给予倾斜保障,让思政课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坚持把“知、情、意、行”统一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现方式。健全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融通思政工作各环节的桥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理论教育与实践养成、思政教育与现实生活、思想引领与文化浸润相融通。注重实践育人,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开展国情调研、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实际,用行动感应时代脉搏,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知、情、意、行”的统一。注重以文化人,结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功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化师生对祖国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的理解和接受,不断增强文化自信,为培育爱国主义情感提供丰富滋养和坚实基础。注重以情感人,挖掘校史校训校歌蕴含的爱国主义元素,利用校庆、纪念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通过组织主题活动、编演话剧等,讲好革命先辈、先进典型等故事,引导师生传承爱国基因、赓续爱国传统。
坚持把爱国主义教育写在报国强国的担当实践中。当前形势下,办好爱国
主义教育,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合作交流的各环节与国家需求紧密联系,引导师生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把爱国之情化为报国之行,挺膺担当、爱国奋斗、砥砺笃行,把爱国报国的情怀书写在报国强国的担当实践中。
非多多益善:家长参与家庭作业对低年级小学生学习品质的影响基于1288名家
长的调查报告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陈明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指出,家长应当在家庭教育中引导子女养成良好学习习惯。《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教基〔2022〕7号)指出,家长要引导子女完成每日学业,进行必要的课业学习。对小学生而言,家长参与家庭作业是最主要的家庭教育实践活动之一。
“家长参与家庭作业”是指家长对子女课后独立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给予的行为、情感和智力等方面的支持活动。[1]小学低年级学生正处于涵养学习品质的关键时期,家长适度参与家庭作业,对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调节以及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有帮助,[2-5]而这些都是学习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品质关注的是儿童如何学习,特别是儿童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倾向、态度和习惯。[6]良好的学习品质是儿童终身发展的基础。[7]因此,家长参与家庭作业的关注点和效果不应局限于学习成绩,重点应该关注学习品质的养成。本研究预测家长适度参与家庭作业可以帮助低年级学生涵养良好学习品质,并从实证调研层面展开探索,分析相关性,并提出改进家长参与家庭作业的方式。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2024年5月,选取北海市城区小学一至三年级学生家长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取样、自愿配合的方式,在家长群发放线上问卷进行调查。收到填写问卷1303份,有效问卷1288份,详见表1。
1.2研究工具
(1)一般资料问卷,具体项目详见表1。
(2)家长参与家庭作业情况问卷。参考宁波大学顾应凤(2015)编制的《中小学家长参与家庭作业情况问卷》,[7]略做调整以增强可读性、普适性。共26个题目,包括提供支持、教师沟通、常规监督、直接指导、作业归类、参与互动、作业反馈、培养自主性等8个指标。选项均为5级量表,得分越高表示参与水平越高。
(3)小学生学习品质问卷(家长版)。借鉴华东师范大学陈秋怡(2018)编制的《学习品质调查量表》[8],在其基础上改为家长视角。共18个题目,包括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学习风格等3个维度。
选项均为5级量表,得分越高表示学习品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