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合肥大学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赵天琪:
安徽省农产品电商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1
2.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碧空翱翔向未来低空经济发展状况观察与思考……………………………9
3.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婷:
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现实问题与对策研究…………………16
4.建筑杂志社智库研究院执行院长肖正华:党政分包高位推动依法处置
闭环管理多方联动联合融资 合力破解资金难题 漯河市荣盛锦绣江南
项目落实“保交楼、保交房”情况调研报告…………………………………28
5.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时尚设计学院姚蔚:
高等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优势、问题与对策………………………35
6.李敏:
高县小微实体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42
7.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秦川:
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创业工作问题与对策刍论………………………………45
8.广东省农业科学院陈荣彬:
高质量发展形势下广东粮食生产现状、问题与对策………………………51
9.黄瑞雪:
关于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调研思考…………………………………………61
10.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顾亮:
关于山东省“双高”院校产教融合发展现状的调研报告…………………70
11.沧州市人民医院杜军:
关于推进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问题的对策研究……………………………74
12.石家庄学院孙军锋:
河北省农民工欠薪治理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信用监管视角…………79
13.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张祝平:
河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87
14.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赵瑞:
呼伦贝尔农垦改革发展情况调研报告………………………………………99
15.湖南农业大学张弛:
农村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105
16.莆田市仙游生态环境局环境监察大队邱炼志: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及对策以莆田市仙游县为例……………………110
17.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颜仙风:
农民返乡创业问题与对策…………………………………………………116
18.吉利学院邓殊:
浅析四川乡村旅游新业态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124
19.郭晓梅、黄晶晶:
社区防灾减灾建设问题与对策分析以深圳市为例………………………132
20.河南省遂平县能源工作站孟涛:
遂平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138
21.中共潍坊市委党校孙冰:
潍坊市个体私营企业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145
22.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员会党校赵欣:
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147
23.苏磊:
县级区域事业单位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52
24.陕西省商洛市教育局王琦: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调研报告以商洛市商南县情况为例……157
25.天津工业大学翟师妹: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162
26.牡丹江医学院付万兴:
新时代高校党支部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68
27.浙江树人大学丁赞华:
新时代高校学生干部培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174
28.刘佳婧:
新时期高职思政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问题与对策…………………………180
29.河北日报调研组:因地制宜、因势而动、顺势而为看河北如何立足
实际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86
30.长春大学刘佳:
长春市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191
31.卢师林:
智慧社区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以福建省为例…………………………202
安徽省农产品电商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合肥大学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赵天琪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安徽省位于我国中部,地理位置及气候对农业发展具有明显优势,本土特色产品丰富多样、品质优越,农业生产和销售都位居全国前列,是我国农业强省。安徽省本土特色产品主要有黄山太平猴魁、砀山酥梨、祁门红茶、亳菊等,这些产品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2022年,安徽农业电商的发展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展,安徽省农产品网上交易总额约为5313.8亿元,较上年增长超过9.2%,农业电商服务网点覆盖面达100%。全省所有市、县、区均已完成建立并运营其农业电商公共服务站、物流网点及配套服务站。据国家统计局电子商务交易平台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1-7月,安徽省电子商务交易额8187.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2%,增速比全国快2.4个百分点,交易额连续5个月居全国第9位。
安徽省农业电子商务发展势头积极向好,但存在农业电子商务平台不健全、农业农村生产标准化、品牌化水平较低、农产品质量不能完全保证等问题。安徽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现阶段,安徽省农村网络基础建设仍不完备。截至2021年,全省仅有约三分之一的村庄拥有电子商务配送站。上述问题不仅给安徽省农业农村产业以及农产品经营销售带来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安徽省经济发展。
二、安徽省农产品生产及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一)安徽省农产品生产及贸易现状
借助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及气候,安徽省农业生产优势明显。近年来,安徽省农业生产及贸易量逐年递增,位居全国前列。2018-2022年,安徽省粮食生产总值逐步攀升,并突破了2亿吨的总产值目标。2015年,安徽省粮食生产总量居全国第6位,在不懈努力下,2019年上升至全国第4位。2022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达4100.1万吨,全国总产量为68653万吨,约占我国粮食总产量的5.98%。数据表明,2022年安徽省粮食产量居全国第4位,每公顷单位面积生产量为5605.7公斤,总种植面积约为731.42万公顷(见图1)。
图2展示了2018-2022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以及农林牧渔总产值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近5年内农林牧渔总产值呈平稳上涨趋势,其中,2021-2022年涨幅较大,较上年增长20.3%。粮食总产量在2019-2020年出现了小幅下跌,但
整体上呈平缓上涨趋势。
安徽省不仅是农业生产大省,还是我国农产品交易和销售大省。“十三五”时期,全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总量已超过1.6万家,其中,年销售额100亿元以上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4家。据海关统计,2022年安徽对外进出口的国际货物贸易总额为7530.6亿元,较上年提高了8.1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进出口总值中排名第2位,在全国对外商品交易进出口总额中排名第13位。安徽国际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为4763.7亿元,较上年同期提高约16个百分点;全省国际货物贸易进口总额为2766.9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个百分点。2023年1-8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5211.8亿元,进出口总增速高于全国3.9个百分点,且进出口总值及月度值均在中部地区保持第1位。
2022年全年,安徽省农业进出口超473亿元,较2021年增长15.3%。其中,
出口117.3亿元,同比增长15.3%;进口355.8亿元,同比下降5%。
(二)安徽省农业信息化建设现状
1.产业发展迅速,带动农民就业。以安徽省果树产业为代表,“十三五”以来,安徽省果树产业发展迅速,果树产业在体系平台作用、科技赋能、栽培基建建设的帮助下,成功推动各类特色果业发展。截至2023年,全省果树面积超600万亩,水果产量面积达340万余亩,水果产量超580000万公斤,第一产业产值逾350亿元。果树产业的开发也成功带动了全省超100万名农民就业、增加农业收入超10亿元,为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
2.基建设施逐步完善,加速县域发展。截至2023年5月,已有超100家数字农业工厂、超1000个数字农业应用场景在安徽省落地。此外,安徽省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也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农业生产综合增效5%-10%,农产品上行网络销售额较2022年增长17.6%,达到1000亿元大关。2022年,在全国省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排行中,安徽省居于全国第4位,发展水平为
54.95%。其中,农业生产信息化率为52.15%,较2021年增长10.55%,排名全国第1位。据2022年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显示,2021年安徽省数字乡村发展水平为55%,居全国第4位(见图3)。其中,安徽省农业生产信息化率为52.1%,排名全国第1位(见图4)。
3.政策支持,构建数字化经营服务体系。以安徽省潜山市为代表,潜山市农业产业基础薄弱,自党的十九大以来,潜山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潜山市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若干政策(试行)》《潜山市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等政策文件,完成了农业基础服务网络的全面覆盖和农村产品数字化转型提升,逐步建立起县、乡、镇三级数字化营销服务体系,并全面建立电商服务系统。2021年,安徽农产品电子商务成交额达140700万元,较上年同期提高了16.52%,占全年农林牧渔及其现代化服务行业总产值的比例达26.45%。
(三)安徽省农产品电商交易现状
在国家顶层设计和农村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大力支持下,安徽省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量呈现持续上升态势。
1.电商交易火爆,入驻企业递增。从阿里巴巴平台的情况来看,截至2020年,安徽省入驻阿里巴巴的农产品卖家数量已超过2017年卖家数量的2倍,阿里巴巴在安徽省已开启使用超6000个村淘点。同年,9610跨境电子商务B2C出口、9710跨境电子商务B2B出口、9810跨境电子商务B2B2C海外仓三种跨境出口模式,有效助力安徽省跨境电商交易,上行网络交易额突破7亿元,跨境出口商品清关约300万单。
2.实施服务体系,带动电商交易。安徽自贸试点区的合肥片区,在政府支持下开展了“跨境电商+”一系列创新试点,并形成了电子商务全链条服务体系。在该试点成果和体系的助力下,安徽省跨境电子商务月清关量增长超过25倍,月交易额增长超过35倍。安徽省形成的“一园一区一口岸”战略发展布局,共有400余家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入驻。在该项目获批之前,全省跨境电商月清关量仅有2万余单,月交易额也仅有351.5万元;项目获批后,省跨境电商月清关量显著增长,清关量超100万单,月交易额也上涨至2.51亿元。2021年,“一园一区一口岸”发展格局推动安徽省会合肥市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134亿元的目标,较上年同期增长53.6个百分点。
3.电商业务增长,网销额破关。2019年,全省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达536亿元,较上年平均增长31.7%;2020年,全年全省农产品电子商务成交额达73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超40%;2021年,安徽省跨境电商出口业务模式开通率达100%,农产品网销额突破1000亿元大关。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7月,安徽省新增数字应用场景227个,并达成100个省内数字农业工厂建设任务。全省农业农村产品网络销售额同比增长17.6%,总额超1600亿元人民币(见图5)。
三、安徽省农产品电商发展的问题分析
(一)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程度低
农业国家标准是以获得最佳秩序、经济性和效益为目标,由国家标准、农业行业标准、地方政府技术标准和企业技术标准共同制定、颁布并执行的农业统一准则。2016-2020年,安徽省农业生产地方标准达1200项,并强化了“三品一标”认证。但由于小农经济以及区域生产力的差异,农村产品品质有好有坏、优劣参半,农产品标准化程度有限。且农产品标准化较分散,“三品一标”多质量标准复杂交叉,导致消费者难以获得准确产品信息或辨别、评价农产品质量。
(二)农产品电商人才匮乏
当前,人才匮乏成为制约安徽省农产品电商发展的主要问题。从事农产品电商的劳动主体大多是农民个人或农业企业、合作社,大部分主体对电商的应用意识不充分、电商运营能力不足、综合素质较低,致使农产品电商发展遇到一定阻碍。电商人才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外贸经验以网络营销、计算机网络技术等知识技能,还需要具备对市场需求的分析能力、对消费人群及文化的理解能力,且农产品电商领域的人才更需要掌握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知识。此外,物流从业人员的配置对农产品电子商务投入产出效率影响显著,但当前物流从业人员资源配置也稍显滞后。目前,国内开设相关专业的院校和提供专业培训的第三方机构不足,人才的培养和输出落后于行业实际发展需求。
(三)农产品主体电商意识匮乏
安徽省农产品电商主体是农村农业企业、农村合作社、农民等,由于农户受教育水平通常较低,文化水平、种植技术、素质水平也会受到一定限制。现阶段,受常规种植农作物的方式和习惯影响,大多数农产品生产主体都遵循春种秋收的传统形式,且这种农产品生产以及贸易方式与是否通过“电商+农业”的方式关系不大。即使部分农产品生产主体已经享受到农产品电商带来的红利,但也由于其互联网思维和意识的缺乏,对于以电子商务形式销售和购买农产品会存在一定的不信任,如担心自己销售出去的农产品会遭到买家逃单,或忧虑自己购买时会遇到卖家不发货、买到的农产品质量差等问题。所以,相较于新兴的农产品电商模式,他们更加愿意采用常规的面对面销售路径。
(四)农产品电商平台建设不完善
随着国内电子商务的发展,电商产业不断进步,但农产品电商专业化却稍显滞后。淘宝、阿里巴巴、京东等国内龙头电商平台的发展十分迅速,但主营农村产品的电商平台少之又少,且综合性电商平台针对农产品的营销推广也比
较少。安徽省农产品网站,如安徽农业信息网、安徽农金、三农资讯等,都没有让消费者能够进行网上磋商和购买的渠道,而是更加偏向于向浏览者提供农产品资讯,没有使用户体验到农产品电商。
导致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安徽省涉农企业对于农产品电商投入的资金较少、省农村网络基建设备建设不完备、农产品电商网站和平台构建力度不够。大部分涉农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农产品生产与交易企业,对于“农业+电商”的新型销售路径接受比较缓慢,没有及时对自身农产品生产和交易模式进行创新和转型。故在国家大力倡导信息化、现代化的当下,企业发展稍显滞后,不仅使农产品营销策略和渠道较为扁平,而且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类别也比较少,局限于粮食、水产、干货等。企业在人才管理、团队薄弱、技术升级、经营策略等方面也缺乏优化和创新,导致安徽省真正主营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农产品电商平台和网站比较少。
除平台建设之外,优质和值得信赖的农产品电商环境也亟待构建。健全和规范的农产品营销环境是发展农产品电商的重要催化剂之一,网络交易是否有保障、农产品信息和质量是否真实可靠、信用体系是否健全,都是发展安徽省农产品电商需要考虑的问题。
(五)农产品物流体系及技术薄弱
与其他产品不同,农产品具有保鲜时间短、对地域和气候环境要求高、质量易变等特点,如果物流运输体系不完善会给农产品带来不利影响。要想发展农产品电商,必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运输农产品的物流体系是否健全。
现阶段,安徽省内针对农产品的物流和运输体系尚不完备,专业化储存农产品的冷库较少,储存、加工、保鲜农产品的设备和技术都不够先进,专门的冷链运输成本也比较高,大部分农产品电商主体难以负担,物流运输技术比较落后。此外,配送农产品的服务体系也不完善,物流配送公司所辐射的地理范围比较窄,没有覆盖到较为偏远的地区,新型运输技术普及程度不够,地理位置和交通上的不便利使物流配送服务难以达成,这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物流成本。
四、安徽省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营销创新,推进农产品标准化建设
安徽省本土优质农产品较多,但很多产品仅在省内知名度较高,在省外却鲜为人知。要想使产品在全国具有知名度,对于农产品的质量、品牌化建设以
及营销策略有更高的要求。农产品质量问题是加强农产品标准化建设的重中之重,这不仅需要国家和省内建立严格的卫生和食品安全质量标准和政策,还需要省内涉农企业按照国家标准生产产品,并完善和加强农产品物流和售后等服务。要适应国内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日益增长的要求以及市场对农产品品牌日益扩大的需求,就必须要加强推进农业产品的品牌化与标准化建设力度。也要根据对消费者特征偏好的分析,精准定位并准确选择农产品市场,建立安徽农产品新型营销模式。
标准化的建设不能仅依靠政府,更要鼓励电商平台、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多主体参与,制定与农产品电商发展相适应的质量标准规范,加快标准推广普及应用,以标准化引领农产品高质量供给体系。与此同时,还要借助地方主导产业和特色产品的资源优势,注重培育更多优势品牌,加大品牌的宣传推广力度、增强地方品牌市场竞争力、提高品牌知名度和认可度,形成品牌效应。
(二)人才培养,打造高质量电商队伍
安徽省农产品电商的发展需要优秀电商人才的助力,政府、企业和高校等应重视电商人才的培育和引进。优秀农产品电商人才不仅需要深度了解和涉足农业领域,也需要对电子商务领域有深刻认识,特别是要对安徽省内本土农产品的特点有一定了解。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可以加强人才管理,加大对农产品电商人才的培育力度,引进全国优秀农业信息化人才,加大农产品电商专项培训力度,面向农业企业家、名优产品品牌经营者、农村电商创业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组织开展农产品电商专项培训。支持政府、高校与企业等加强合作,建设农产品电商人才培训基地,培育一批行业紧缺、实操性强、专业化的电商人才。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工程大学等应加强对电商专业学生的培养,注重电商实训教育。此外,政府和市场也应避免农产品电商人才的流失,制定完善的薪资福利待遇,激发电商人才对电商行业的兴趣和积极性。
(三)加强培训,促进电商常态化
要提升和改变安徽省农产品电商发展现状,就必须帮助农户转变传统、落后的思维模式,接受现代化、数字化时代下的农产品市场交易知识,帮助他们学习和掌握新型农产品生产技术,应用互联网进行农产品交易。安徽省固镇县为推动全县电商发展,加快电商致富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融合,在11个乡镇和重点村庄开展电子商务普及培训班,向当地电商企业、物流企业、合作社、
种养大户、乡村站点负责人、农村创业青年、返乡大学生、退伍军人、大学生村官等目标对象开展电子商务应用普及培训,鼓励和增强农村青年以及农产品主体创业信心,培育壮大农村电商队伍,促进电子商务走进农村百姓家。
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农产品电商优点的宣传,对农户加强电商和互联网知识的培训,引导农户进行线上农产品交易,使传统思维向互联网思维转变,调整农户传统的生产结构和销售方式,潜移默化地帮助其认识到互联网技术带来的高效和便利,并尝试把技术应用到农产品生产与营销中。此外,也要帮助农户提高网络反诈意识和安全意识。
(四)渠道升级,加大电商平台建设力度
安徽省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新发展趋势要求电商平台与实体服务协同发展,政府应充分利用淘宝、阿里巴巴、拼多多等专业的电子商务网络平台,加强对农产品电商平台的建设,创建更加高效、现代化的农产品电商信息系统、大数据监测系统等,让农户和涉农企业可以在线上实现农产品交易信息的互换、交易,在线下体验农产品销售主体提供的实体服务,有助于解决现存农产品电商信息不对称、销售渠道相对较窄的问题,实现农产品营销和服务的一体化,提升农产品的品牌化和市场竞争力。
此外,更要注重建设专业性第三方电商平台,如“聚农e购”“邮乐农品”等,让电商平台实现信息检索、产品推广、购买、交易结算、物流配送等多功能一体化应用,优化平台功能,突出平台特色,提升用户浏览、消费体验。
(五)完善物流,构建全方位配送体系
安徽省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和全过程的科学管理技术。为确保消费者可以按时收到新鲜的农产品,必须要加强物流体系的标准化建设,降低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损坏的风险。高昂的物流、冷链成本费用也是阻碍农产品电商物流体系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地方政府应提倡和加强农产品电商主体和第三方物流的合作,最大限度地利用双方的资源和技术条件,降低物流成本,减少产品浪费。
安徽省政府要发挥龙头作用,大力鼓励高校与农业企业、物流企业合作,共同研发冷链、仓库、集装箱等专业保险冷冻技术,并承担一定建设成本,为农产品主体和物流企业减轻负担。另外,当地政府还要增加对农业物流配送系统工程建设的资金投入,实施信息化、现代化的农业物流配送体系,形成综合型物流园区,着力打造从农作物产地到顾客手中的一体化、专业化物流配送系
统。对于偏远地区,当地政府要加大物流配送基建工程建设力度,以确保乡镇均在物流配送覆盖范围内,畅通农村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
碧空翱翔向未来 低空经济发展状况观察与思考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2024年9月5日)
低空经济,是近来备受关注的热词。作为一种新兴的综合性经济形态,其主要以3000米以下低空空域的飞行活动为核心,依托先进的航空、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以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等为载体,引领交通、物流、巡检、农林植保、应急救援等多领域、多产业的变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指出,到2030年,通用航空装备全面融入人民生产生活各领域,成为低空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形成万亿级市场规模。当前我国低空经济创新开拓出了哪些新场景、新业态?在这条“百舸争流”的新赛道上,还存在哪些短板?又该如何培育壮大这片“蓝海”?光明日报记者会同相关领域专家,深入产业一线,就我国低空经济发展状况开展专题调研。
在交通拥堵的高峰时段,无人机将医疗物资精准投放至急救现场,挽救生命;在广阔的天地间,无人驾驶的垂直起降飞行器有序、安全地搭载乘客们纵览山海美景;在森林公园徒步中,载着美味外卖的无人机从天而降抚慰饥肠辘辘的游客……科幻小说中描绘的未来智慧生活场景,伴随着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逐步变为现实。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有29个省(区、市)将低空经济纳入了2024年政府工作规划。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低空经济规模达5059.5亿元,增速33.8%;2023年中国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产业规模达9.8亿元,同比增长77.3%;今年上半年新注册无人机近60.8万架,持有现行有效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的无人机企业总数超1.4万家。
一、应用场景“百花齐放”,为多领域注入新动能
作为联结地—空“最后一公里”的新经济业态,低空经济打破了传统生产活动在地面或高空的局限性,将人类经济活动扩展到低空领域。伴随政策和产业的驱动,“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正加速落地。
低空+植保:智慧翱翔谱写农业新篇
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建三江红卫农场广袤无垠的稻田里,一架无人
机装载着30公斤农药,正有条不紊地喷洒着。“45亩地,4到5分钟就撒完,老快了!”村民录东红兴奋地告诉调研组,“换以前,要10个人忙活一整天,真是科技解放双手哩!”
“低空经济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广、限制条件少,让农民降本、增效、增收,
一举三得!”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会长杨金才告诉记者。
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天桥镇龙凤村的一处山脚下,巨大的农业运输型无人机缓缓飞向半山腰,仅15分钟后就带着100公斤橙子满载而归。“山上的果子熟了,靠人背100公斤要200块钱,用无人机运下来,一趟才20块钱。”村民潘俊算起了经济账。
“农业无人机能对种植地块进行航测、出苗识别、病虫害监测,还已拓展到授粉、果树防冻防晒等应用,让农业越来越智慧。”深圳市鼎峰无限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兴扬说,在新疆库尔勒地区,无人机香梨授粉已经非常普遍,一台无人机一天的作业面积可以达到300~400亩,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授粉成本高、天气差、招工难等问题。
中国农用无人机技术领先,也在全球市场受到青睐,大量出口到美国、日
本等国家。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3年前11个月中国无人机出口金额达到
16.64亿美元。
低空+文旅:美景跃升打造新增长点
今年5月初,法国巴黎塞纳河上,800架无人机挥舞着旋翼,挂载着冷烟花从地面升腾而起。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在赞叹不已中纷纷举起手机记录,想要定格这无比浪漫的美好画面这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中法团队联合打造的奥运“预热”艺术秀。
如今,盛大活动、节庆,以及众多知名景区,都少不了无人机编队这一新兴的艺术表现形式。此外,伴随着技术创新,无人机编队与文化艺术、影视制作、游戏动漫等领域的跨界合作,正在创作更具故事性、互动性的表演。
“我国低空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这对从事无人机生产和服务的人员来说是巨大的鼓励。”深圳市高巨创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建民说,近年来公司已在全球300多个城市呈现过数千场无人机编队表演,“展望这片万亿级蓝海市场,潜力无限”。
另一方面,低空经济正在通过空中观光游览、特色文旅场景和景区管理与服务等多种方式,推动文旅产业创新和升级。今年2月,深圳市成功实施了全国
首条eVTOL跨城跨湾航线,从深圳蛇口港到珠海九洲港的跨海飞越仅需20分钟;坐拥山海美景的深圳市盐田区,正计划建立以景区观光为核心的低空特色应用场景。未来打空中“飞的”遨游山河的愿景,正逐步成为现实。
低空+应急:急难险重中及时施以援手
今年4月,受极端天气影响,华南地区暴雨水患频发,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驰援清远市。“接近现场后,无人机发挥高空航拍、三维建模优势,通信人员起飞航拍了100多次,快速制作出现场全景图、灾情前后对比图等关键资料,为迅速、科学、精准、安全实施救援提供了依据。最快的一次仅半小时就找到了受困人员并安排撤离。”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副队长吴才贵向调研组回忆起当时争分夺秒的情形。此外,无人机在救援行动中还发挥了物资运输、通信中继、次生灾害预警等作用。
百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消防灭火一直是世界性难题,如今无人机的技术发展和应用正在协助破题。
“无人机挂载灭火水带的高度能达到200米,还可以直接挂载30千克的泡沫灭火剂直接从空中进行灭火。”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王帅表示,利用消防救援队与救援站的楼顶空间部署无人机智能机场,深圳消防打造“三分钟灾情侦察圈”和“空地一体”消防监管新模式,无人机体系成为救援力量的“千里眼”“顺风耳”,全面提升城市消防监管治理能力。
低空+物流:速递“上天”助力产业腾飞
“来逛景区,没想到外卖竟能‘从天而降’。”今年端午节,市民陈女士带着两个孩子在深圳湾公园游玩,想起了无人机外卖的新闻,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下了单,没想到仅用12分钟,餐食就送到了临近的外卖柜中。“不用再到公园大门口等外卖,真的太方便了!”陈女士由衷赞叹。
“从2021年运行至今,我们的配送量已接近30万单,无人机外卖可作为运力不足区域,或者人力难以送达地点的运力补充。”美团无人机公共事务高级经理周海峰告诉调研组,如今,在深圳市多个商圈、景区、市政公园、大学城都开设了无人机配送航线。
凭借其方便高效、节约人力成本及减少安全隐患的优势,越来越多的低空物流场景正落地开花。今年1月,在深圳市罗湖区,一条定制化的新航线专门在空中运送“黄金珠宝”。12.6公里的航线距离,仅需12分钟即可抵达,有效提升了通行效率、安全系数,并降低了运输成本。
据统计,截至2024年上半年,深圳已累计开通无人机航线超过205条,建设无人机起降点126个,2023年至今,完成载货无人机飞行超86.5万架次。如今在深圳,无人机正载着外卖、药品、珠宝、零配件,繁忙地穿梭在城市上空,源源不断地创造价值和效益。
低空+巡检:空中之眼精准守护一砖一瓦
7月6日,高达600米的深圳第一高楼平安金融中心玻璃幕墙15米外的空中,一架搭载了智能飞控系统的无人机正在自动横移飞行捕获数据,为这座超级摩天大楼进行全方位的“健康体检”,累计8小时即可完成,并由AI自动生成“体检报告”。
“传统巡检摩天大楼是由‘蜘蛛人’使用吊船或吊绳在高空作业,难度大、风险高,现在无人机结合智能网联、航线规划和自主感知避障等多项技术,自动化巡检城市建筑,可以为赋能智慧城市发展发挥更大价值。”本次“体检”服务的提供方——狮尾智能创始人兼CEO施维说,“深圳超过300米的高楼有二十余座,超过200米的有二百余座,运用无人机进行高楼巡检的市场空间巨大。”
如今,在城市管理领域,低空经济的应用商业模式已基本跑通。无人机在城市安防、基础设施巡检等多个场景中的应用,大幅提升了城市管理的效率和安全性。在河网密织的浙江省绍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部署无人机自动机场,高效监管覆盖36条河流,实现城市河湖动态监管、污染物精准识别;在四川省西昌市,固定翼无人机被运用于无人区段超高压输电线路通道的巡检中,每小时可巡视30公里,极大提升了巡检效率和智能化水平。
二、政策、产业“双驱动”,壮大发展全链条
《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深圳低空经济企业数量居全国首位,其次为广州和北京。深圳的低空经济发明专利申请公开量从2014年的852件增长至2023年的14134件,增长近16倍,显示出强劲的创新能力。
“发展低空经济,要牢记市场是根本、空域是关键、政策是保障、技术是支撑、安全是底线。”国家低空经济融合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敖万忠说。观察“深圳探索”,政策引领和产业资源的“双驱动”正是打开低空经济发展之路的密码。
2023年12月,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工信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深圳市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4年2月1日,全国首部低空经济立法— —《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在深圳实施,从基础设施、飞行服
务、产业应用、技术创新、安全管理等方面提供法治保障。目前,在宝安、龙岗、坪山等区,已经建成无人机测试场等一大批配套基础设施,为微、轻、小、中、大各类无人机提供全方位的融合飞行测试条件,全方位助力无人机产品快速通过专业化检测、检验与认证流程。
同时,深圳市正在积极建立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协调机制,并积极争取国家各部委支持深圳加快建设低空经济产业综合示范区,在低空空域管理、飞行规则标准和适航审定等方面先行先试,为全国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探索更多经验。近日,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在全国率先发布了低空智能融合系统,搭建了物理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操作系统和管理平台这关键的“四张网”,弥补了国内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这一空白。
而在产业层面,深圳市从吸引培育链上企业、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关键技术研发、扩大低空飞行应用场景、完善产业配套等方面给予“真金白银”的支持,综合施策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促进深圳低空经济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例如,深圳市龙岗区开放大运中心体育场上空,推动无人机编队在各个重要时间节点常态化展演,打造低空+文旅新地标。
在技术创新层面,深圳市积极吸引高校、科研机构落地协同创新,把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成低空产业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高新技术企业孵化中心、高端人才集聚发展高地。7月12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政府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建“深圳-南航低空智联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并吸引浙江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相关单位参与共建。
目前,深圳市已具备较好的低空经济产业基础,已形成集研发、设计、制造、试飞、运维为一体的完整的产业链。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深圳无人机企业已达到1730余家,年产值960亿元,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工业级无人机占全球50%的市场份额。此外,芯片、电子、新材料等产业勃发,也为低空制造产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三、技术规则待完善,协同支持需加强
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低空经济产业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天然的数字化特征,目前各地政府在低空数字化管理方面仍存在一定短板,特别是在无人机低空飞行的精准管理上,尚缺乏高效智能的运营平台和前沿的管控技术。调研发现,无人机物流运输、编队表演、建筑运维等方面的应用,都以企业向相关部门报备后以自我管理为主,虽然有相关法律约束,但缺乏第三方数字化平台动态化、
全过程的管理手段。此外,公安、消防、应急、数政等各板块所布局的低空基础设施仍未打通,存在“数据壁垒”,不利于低空经济和智慧城市建设的整体谋划协调发展,也容易造成重复建设、资源错配等问题。
新型体制机制有待突破。当前,低空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尚未完善,监管存在“真空地带”。技术标准与机制规范未统一,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低空经济产业发展。例如一些地方现行的空域管理机制协同不到位,限制了应用场景的拓展和商用落地,或是审批报备涉及的部门多,程序复杂,流程漫长,无法适应无人机、飞行汽车、低空飞行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
资源整合能力有待加强。调研发现,尽管我国在无人机制造方面具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成本优势,但缺乏具备生态整合能力的龙头企业和产业组织,导致产业链中的企业更多地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低空核心零部件及关键材料的研发能力存在短板,整体发展势能不足。深圳市某科技企业负责人反馈,无人机龙头企业产线几乎需要覆盖从材料、零部件到开模的各个研发、生产环节,从供应链角度来讲,不仅导致成本较高,也无法带动产业链条上企业的发展,不利于未来良好产业生态的形成。同时,由于低空经济这一新兴产业仍处于“创业”阶段,技术研发周期长,现行的金融手段和风投市场难以满足长期的资金缺口和发展需要。
相关人才培养有待强化。低空经济涉及教育、培训、仓储、物流、维修、零部件配套、金融、保税等多领域,特别是对专业的低空飞行人员和服务人员需求较大。在教育培训方面,仅无人机驾驶员和操作手就缺口几百万人。例如深圳市另一科技企业负责人表示,其植保无人机在贵州、湖南、黑龙江等地应用的实际过程中,同时掌握农林技术和无人机操作技术的人才较为缺乏,农忙时节“飞手”供不应求,用户往往需要排期等待,而市场的人才需求没有与职业院校的专业改革密切联动。在粤港澳大湾区,目前仅在广州和肇庆有两所航空专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职业院校中相关专业和市场中的培训机构并不多,人才培养能力明显不足。
四、智链云端齐发力,启航天空新未来
强化低空经济数字化转型支撑。在空域规划方面,可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为多元化的无人机应用场景提供空间保障;在智慧基建方面,需要政府、企业和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机场、通信基站、检测中心、实验基地等,建设好数字化基础设施底座;在应用场景方面,可建立“低空智联网”,融合
发展5G、人工智能、大数据、天基互联网、云计算等前沿技术,以陆、海、天、网“一张图”管理基础设施、载具载荷等低空经济组成要素,以典型场景应用带动“路空一体”产业规模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从而全面释放低空经济发展潜能。
完善低空经济建设的制度规划。瞄准具有先行示范场景和具备率先突破条件的低空经济关键领域,联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等条件合适的区域建立低空智慧交通试点,加快产业、研究平台落地,完善低空交通标准体系和技术规范、法律体系等,为低空经济的发展探明方向。同时参与国际低空经济标准的制定,提升国际话语权。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应促进低空经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紧密合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闭环。加大对无人机、eVTOL、卫星导航等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建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融资支持等政策,如产业引导基金,联合头部企业与社会投资机构撬动社会资金与资源参与建设。持续拓展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通过试点项目、示范应用等方式,提高公众对低空经济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招才培智加大人才储备。人才是创新的第一动力,建议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的力度,为低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智力和技术支持。同时,加强普通高校和职业技术院校相关专业(含培训机构)的发展,逐步解决制约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的机师、物流、仓储、维修、维护等技术人才不足的问题。
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现实问题与对策研究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婷
就业是民生之本。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保就业稳就业的重点群体。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有研究指出,就业不仅是一个变量的变化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民生问题、伦理问题和文明问题,需要将人的发展放置在经济学研究、就业研究和就业政策创新发展的核心地位[1]。从现在到2035年,是妥善应对青年劳动人口供给冲击、着力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配置结构的重要时间段。进入新发展阶段,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对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随着国际形势日趋严峻,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的替代效应日益凸显,多方待就业群体形成迭代竞争等是当前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由此值得思考的是:近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特征和趋势是什么?如何理解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涵和目标?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面临的问题和难点、主要思路和关键任务分别是什么?
围绕上述问题对已有文献梳理如下。自高校毕业生“国家调配,统招统分”的政府主导式就业模式改革以来,我国逐步深化“面向市场,自主择业”的就业政策改革,形成了高校毕业生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整体格局。新时代就业政策的过渡图景落实到高校毕业生这一重点就业群体上,表明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内生逻辑正在逐步转轨。但是在转轨阶段,新旧问题交错并生的复杂情境下,前期的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政策方向仍在延续,更加充分就业作为充分就业政策话语的进一步发展,呈现出“未就业”“已就业但未理想就业”的就业状态,在实践领域呈现更为复杂的内涵。在就业视野方面,随着对“如何更合理地配置高校毕业生资源”这一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在着重促使高校毕业生找到工作的基础上,将视野延展到就业前与就业后不同就业状态。
毕业生就业质量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当前我国就业制
度不完善和大学生就业公共政策缺位、高等教育结构失衡和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缺陷,而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还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劳动力市场上高校毕业生的工资优势逐渐消失,高校毕业生的相对收入下降,就业质量不容乐观。同时,高校毕业生“慢就业”问题逐步凸显,就业期望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落差让部分毕业生通过主动升研和被动待业的方式暂缓就业,而升学率提升可能带来的过度教育等问题也是高校就业工作关注的重点。同时,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和摩擦性矛盾更加突出。关于就业能力的认识,若片面将就业能力仅仅视为毕业生个体获得和保持工作的能力,无异于采用“受害者有罪论”的观点,将低就业质量归咎于大学生就业能力欠缺,忽视就业市场、就业政策以及高校教育等外部因素影响。史秋衡团队通过USEM就业能力模型研究发现,“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一方面受内部人才培养要素的组合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外部就业环境的劳动力市场影响”。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需要提升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将就业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内容,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为保障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应该建立招生就业联动机制,针对区域经济需求培养相应人才;突出实践应用,加强技能性实训;加强职业规划教育,瞄准市场改善高校就业服务。构建贯通式就业促进系统要抓住重点、层层突破,一方面沿着扩容联通的道路,实现人岗充分联结,达到“人尽有工”;另一方面,坚持增值理念,赋能就业市场充分流动,实现人岗充分适配,做到“人尽其才”。在智能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困境的消解应保障人才有效供给,缓解智能化技术对就业的替代效应;激发社会用人需求,放大智能化技术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加强人才供需对接,弥合智能化技术对就业的重塑效应。有效提升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需重点从如下方面着手: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政策体系,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支持计划,强化指导帮扶,守住安全底线,努力帮助高校毕业生快就业、就好业、乐就业。健全有利于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促进机制,努力完善就业政策体系,适度扩大定向就业规模,建立精准就业服务和监测机制,依据市场需要调整专业规模,有效引导高校学生的就业理念。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扎实基础,但仍有以下研究不足:其一,对于现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特征和趋势分析还不够深入。其二,对于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涵、目标把握还不够准确。其三,对于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问题剖析和解决思路还不甚清晰。对此,本文主要
将进行以下探讨:其一,根据多主体发布的数据分析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特征和趋势变化。其二,明确提出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涵和目标。其三,明晰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重难点问题的解决思路,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政策启示。为了满足研究需求,根据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分类标准,本文将2018—2022届普通本科学校本科毕业生作为分析对象,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9—202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麦克思研究所主编发布的就业蓝皮书《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后简称麦可思数据),教育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公布的就业数据,数据分析方法以描述性和趋势性分析为主。
二、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特征和趋势
把握现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特征和趋势,是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前提条件。对此,本部分将主要围绕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总量和增速、就业地点和就业形式等方面,分析近五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特征和趋势。
(一)高校毕业生就业总量持续增长
近年来,全国高校毕业生总量增速呈现出放缓趋势,但是毕业生的总量每年还在持续增长。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图1显示2018—202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总量的变化情况。2018—2024年高校毕业生总量整体逐年递增,2022年突破1000万。根据高考报名人数推测,2025年毕业生人数约1200万;2026年毕业生人数约1300万;2027年高校毕业生预期规模接近1400万。由此可见,大量毕业生持续涌入劳动市场,“就业难”问题将会在一定时间段内存在。
(二)高校毕业生就业重心逐步下沉
依据就业区域分布情况,政策引导初见成效,高校毕业生就业重心开始逐步下沉。根据麦可思数据,图2显示本科毕业生选择在地级城市及以下地区就业的比例上升明显,从2018届的53%上升到2022届的59%;与之相对应,毕业生在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就业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分别从2018届的17%、30%下降到2022届的13%、28%。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以及基层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招录政策进一步释放出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建功立业的鲜明信号,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改变了传统“走出去”的发展思路,选择返乡加入基层治理队伍,更好地支持当地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治理等工作,推动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
(三)高校毕业生就业类型趋于多元
从高校毕业生年终就业率落实情况来看,就业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根据麦可思数据,图3显示2022届比2018届签订合同受雇工作的方式下降了11.4%,灵活就业已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形式之一,这既有经济形势的客观影响也是毕业生个人意识的主动选择。准备考研、待就业的比例分别上升3.8%、2.7%。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438万,比2023年下降36万人,降幅约为7.6%,呈现出研究生报考有回归理性的趋势。同时,调研显示待就业并不是“无业可就”,2022届本科待就业的毕业生中55%收到过用人单位录用通知,但由于薪资福利、个人发展空间等方面与个人预期不符而放弃入职。灵活就业、延迟毕业是我国高校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信号,但需要持续关注滞后就业压力。
(四)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偏重个人价值
整体来看,高校毕业生求职更看重经济价值的满足。根据麦克思数据,图4显示了2018—2022届毕业生认为影响就业满意度主要因素排序前三的均为收入低、发展空间不够和加班太多。其中因为收入低、加班多的比例分别上升4%和7%,发展空间不够下降7%,麦可思数据与北京大学岳君昌团队调研数据具有一致性,毕业生就业偏好“向钱/前”看。以经济价值、个人价值、社会价值排序,经济价值>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的重视程度超过个人价值成为毕业生最看重的就业因素。这一方面是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在工资和工时等就业质量指标上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凸显出学生就业观念与现实脱节导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三、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涵和目标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高校毕业生能否找到工作并不是一个“真问题”,只要降低求职预期均可能找到工作岗位。因此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高质量”和“充分”就业。立足于近五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特征和趋势,本部分从内涵和目标上回答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什么”的问题。
(一)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涵
党的十九大以来,“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涵一直在拓展。从提出“我们
的人民期盼有‘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到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高质量”和“充分”并列表达,表明既要注重扩大就业容量,更要注重提升就业质量,努力实
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深刻体现了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目标新要求。在社会发展转型与就业政策转轨阶段,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就业作为充分就业政策话语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应突破高校毕业生“未就业”就业难问题,更要与“已就业但未理想就业”这一就业状态区别开来[11]。就业质量与就业率之间既有相互独立性,又有相互关联性和补充评价性。应避免将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简单地理解为找到工作,而是在扩大高校毕业生已就业规模的基础上,解决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场域后可能存在的种种就业不充分问题。基于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文将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从“高质量”和“充分”两个方面释义。
其一,从“高质量”就业的角度来看,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需要关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需求[12]。一方面,高质量就业是就业者对自身就业状况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意味着较高的个人工作满意度。大学生衡量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内容,包括薪酬待遇、工作适应性、发展环境和发展空间等要素,大学生实际获得的就业岗位满足这些要素越多满意度越高。另一方面,高质量就业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13]高校毕业生能够胜任工作岗位的要求,具有较高的个人工作满意度,还应服务于国家和地方需要,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贡献与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相匹配[14]。其二,从“充分”就业的角度来看,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必须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底线,让有就业意愿、具备就业能力的高校毕业生都能获得就业机会。一方面,充分就业应当尊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意愿。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与核查工作的通知》明确毕业去向统计“未就业”包括“暂不就业”(无就业意愿)和“待就业”(有就业意愿未就业),因此,应区分积极和消极的“暂不就业”,积极的“暂不就业”属于自我意愿的主张应予以尊重,但消极的“暂不就业”则需要就业意愿调动和引领。另一方面,充分就业应当保障高校毕业生拥有获得就业的机会。不仅要统筹各方资源渠道促使高校毕业生找到工作,还要注重实现高校毕业生与就业岗位的充分适配,打破各种就业不充分状态,实现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就业。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指具备就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均有获得就业的机会,且就业岗位具有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一致性。从个体价值角度来看,个体特质与工作岗位相匹配,具有较高的个人满意度;
从社会价值角度看,个体发展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具有较高的社会
满意度。
(二)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目标
第一,聚焦实际需求,持续扩容提质。“有业可就”是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基本要求,也是就业供给侧改革的首要目标。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岗位数量基本能够满足毕业生的就业需要,那么就业难的症结在于毕业生对于岗位质量的高预期;由此,扩容提质一定要注重高校毕业生实际需求,关注岗位设置与专业、性别等要素的匹配度,人为降低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推动形成更多就业增长点。
第二,缩小收入差距,营造良好市场环境。高校毕业生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就要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多地进入主要市场。根据“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主要劳动力市场稳定性有余灵活性不足,次要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有余稳定性不足,一方面要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多地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也要适当提高次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增加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实现就业市场平稳有序。
第三,完善社会保障,促进合理就业流动。“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应适应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需要,帮助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收入有保证、权益有保障。合理流动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创设更加宽容和开放的人才流动机制,从机制体制上破除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形成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流动格局。
第四,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平等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应保障就业竞争的公平,消除学历歧视、性别歧视等影响平等就业的就业歧视。加强政策导向和监督,推动消除性别、户籍、身份等各类就业不合理限制,加强户籍地、求职地、学籍地政策协同,提高供需匹配效率,增强劳动力市场包容性。
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面临的现实问题
立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特征和趋势,对标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涵和目标,本部分旨在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需求侧、供给侧、制度保障等方面,分析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面临的问题。
(一)高校毕业生就业受经济转型影响
从需求测角度来看,“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人口、科技和国际环境
都面临新的调整,给企业用工、劳动力市场带来一定影响,面临就业结构性矛盾、新就业形态出现、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力技能素质与岗位要求存在矛盾等新挑战。
1.产业调整结构矛盾突出。我国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产业结构调整和
升级过程。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2)》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分别为17663万人、21105万人和34583万人,占比分别为24.08%、28.8%和47.12%,较2012年分别有-9.4%、-1.6%、+11%
的明显变化,但较2018年只有-1.6%、+0.6%、+1.0%的微小变化。由此可见,产业结构调整进入攻坚期,一些传统的行业和岗位需求缩减,而新兴的行业和岗位需求增长尚未形成规模。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荒和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无法互补,形成工作岗位供应数量和毕业生就业质量需求之间的错配。而这样的错配,不仅影响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也关乎经济增速。
2.城镇就业岗位容纳力有限。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使人力资源市
场供需矛盾凸显。近5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2018年1361万人,2019年1352万人,2020年1186万人,2021年1206万人,2022年1269万人,2023年目标1244万人,与历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相比,难以容纳高校毕业生城镇就业需求。从人口流动的视角看,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偏好高度重叠,其求职地偏好集中在一线、准一线和二线城市,三线四线城市的求职人数相对较少,小城镇及乡村的就业市场更是“僧多粥少”,多方待就业群体形成迭代竞争,仍是当前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3.新业态新模式稳定性较弱。我国已进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阶段,《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的15种新业态新模式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从收入角度短期来看,新经济发展红利会带来阶段性较快的收入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收入溢价挤压趋势明显,存在不稳定风险。从劳动关系角度来看,非典型劳动关系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就业脆弱性,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产生了严重影响。例如,并非所有的灵活就业岗位都有利于技能和经验方面的人力资本积累,分析2022届毕业生自由职业分布发现,高校毕业生从事的相关岗位与其专业知识与技能关联度不高,文体娱乐产业的占比已反超教育领域位列第一,缺乏专业技能支撑的就业从长期来看将不利于其职业发展。
(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不足
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高校毕业生低质量就业既有就业市场、就业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又有大学生就业能力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因素。高校毕业生在人力资本、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层面的不足造成的摩擦性失业是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面临的难点之一。
1.高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有短板。高校毕业生能力在实际工作不能很
好地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是导致其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15]。当前我国面临“就业难”和“用工荒”的双重困境,实际上反映的是个体的就业能力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与冲突,也就是“技能鸿沟”(skills-gap)。用人单位关心的是如何聘用到经过专业训练容易上手,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富有创新性、善于与他人合作的员工[16]。而调研结果表明,中国高校毕业生普遍在学科知识或专业技能等硬实力方面受到较多肯定,但在社交能力、个人素养等软实力方面距企业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2.高校毕业生的心理资本显薄弱。高校毕业生自我效能感低是影响高
质量就业的主要因素。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就业能力显著相关,且大学生心理资本各因子对就业能力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心理资本的薄弱会导致毕业生面临就业压力时出现焦虑、恐慌等不良情绪,影响其就业抉择。“裸辞”“闪辞”等固然与部分企业的工资待遇、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险待遇有关,但也与毕业生缺乏积极就业态度、承压能力弱有直接联系。实际上,频繁“跳槽”“职场整顿”降低了毕业生的忠诚信用度,不仅影响用人单位招录毕业生的意愿,事实上也降低了毕业生就业质量。
3.高校毕业生的社会资本不均衡。社会资本对毕业生的求职成本、求
职成功率和就业满意度均具有重要影响。调查显示,贫困大学生社会资本数量与质量均较低,社会资本的使用机会较少,且通常运用“弱关系”与“低质量”的社会资本来获取就业资源,造成求职成本增加、就业机会减少以及就业质量不高等新问题。农村籍大学生也面临同样的困境,研究发现农村和城镇大学生在就业准备、择业经过和就业结果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大学生的初次就业处于劣势。同时,麦克思数据显示大学生自主创业率从2018年的2.7%下降到2023年的1.2%,整体呈现出创业率和成功率双低的趋势,也和创业者社会资本不足具有直接联系。
(三)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公共服务保障仍需健全
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公共服务保障主要包含就业政策保障和社会保障。
在政策保障方面,户籍分割、体制分割、教育分割等障碍仍然存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用人制度差异明显,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不同的职业体系,从而使“考公考编”持续升温;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就业机遇、环境、待遇以及子女教育方面的差异,形成了“机遇多”和“机遇少”两种不同的就业刻板印象,从而使人才流动地区失衡现象持续。在社会保障方面,高校毕业生工资待遇水平虽逐年增长,但相对工资却有所下降,社保待遇也相对偏低。自由职业、受雇半职工作人群的收入水平、就业满意度和幸福感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五、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对策建议
对标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涵和目标,针对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面临的问题,重点从主要思路、重点任务等提出新发展阶段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对策建议,回答好“怎么做”的问题。
(一)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主要思路
依据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涵和目标,基于面临的现实问题分析,主要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需求侧、供给侧和制度保障三个方面,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主要思路。
1.在需求侧,主要思路是通过“拓增量”扩大市场需求,实现充分就
业。统筹各方资源渠道,创造更多有利于发挥高校毕业生专长和智力优势的知识技术型就业岗位。促使显性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得到基本解决,避免大批待就业群体叠加出现。其一是继续发挥好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对于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基本盘作用。传统建筑、装修业向研发型企业转型,工业自动化等行业信息化改造等亟须知识型和技术型人才,这类岗位吸纳工科和理科毕业生可以提高劳动附加值,完成企业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人才密集型转变。其二是发挥好民营经济对于稳定和扩大就业的生力军作用。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作为用人单位是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主体,2018—2022届均吸纳超半数的毕业生。这类岗位包容性较强,可以提高毕业生就业的可选择性。其三是推动社会组织搭建就业对接平台,岗位设置向文科毕业生倾斜。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全国登记了89.2万家社会组织[22],按每个组织平均12个岗位计算,仍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其四是关注共享经济,促进服务业转型。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升级需要,支持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传统服务业的恢复以及促进生活服务和共享医疗等新型服务业的发展。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
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3)》显示我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23年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约38320亿元,在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和稳岗稳就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互联网营销师、乡村规划师、外卖运营师、民宿管家、研学旅行指导师、无人机驾驶员、汉服妆造师、宠物摄影师等新兴职业都有可能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新赛道。
2.在供给侧,主要思路是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促进高质量就业。
一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毕业生的人力资本。其一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强化人才培养就业导向。高校每年都应适度调整专业招生计划,将学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匹配起来,健全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联动预警机制,增强人才培养前瞻性。其二要前移就业服务,深化校企合作。通过行业协会的资源整合,高校与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关系,采用订单模式提前部署人才培养。鼓励企业建立就业实习平台,提供更多见习实习岗位,尤其是注重提升实习到就业转换的留岗率。其三要提升职业技能,缩短“学”转“工”的适应周期。一方面要开设与企业要求相匹配的社交能力、个人素养等软实力等相关课程,另一方面鼓励高校毕业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二是树立就业风险意识,提升心理资本。高校毕业生作为经济主体,必然要面临择业和失业的就业风险。着重解决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课程设置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问题,将生涯规划“做实”,就业指导“做强”,就业服务“做细”,助推其形成就业风险防范意识,破解在薪资待遇、行业选择和职场状况上的认知偏差,树立合理的择业观就业观;同时,要注重对“暂不就业”人群的就业意愿调动和引领。三是加大见习力度,积淀社会资本。就业机会以及校友资源属于高校的内嵌资源,这些社会资本只有通过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实践活动才能为个体可调配资源。2016年开始的“见习计划”由政府出钱,对接企业,由企业直接提升青年的就业能力收效良好。应进一步优化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让更多地企业参与,同时注重向就业困难群体倾斜,引导其参与各类就业创业实践与培训,提升就业能力。
3.在制度保障上,主要思路是加强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扶持。国家的
政策是引导大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同时也保护大学生就业过程中享受的权益。其一是持续深挖政策性岗位潜力。坚持促进市场化就业和拓宽政策性岗位多管齐下,稳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岗位规模,合理确定招录、招聘时间,扩大“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基层服务领域引导
毕业生基层就业,在相关部门着力拓宽基层就业空间的同时,高校积极宣传、有效落实政策性岗位,积极开发利用科研助理岗位,在所承担的各类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校企合作和各层次科研平台建设中,积极吸纳应届毕业生从事科研辅助研究。其二是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就业优先导向的宏观调控,实施有利于扩大就业的财政、货币政策,推动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衔接配套,尤其注重促进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落实社保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税费减免等支持政策,通过就业见习补贴激励企业提供见习机会,激励市场主体吸纳就业;续用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鼓励基层就业、应征入伍等;完善创业服务体系,给予自主创业毕业生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资源对接、免费创业场地、简化担保手续,对符合条件的落实免除反担保要求等支持;完善毕业生暂缓就业政策,延长择业期限,如允许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享受应届生的待遇,免除毕业生初次就业的后顾之忧,释放毕业季短期就业压力。
(二)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点任务
1.推进大数据赋能就业体系。建设精准就业服务大数据中心,努力减
少劳动力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现象,提高企业需求和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匹配度。建设用人单位资源库,尤其注重灵活用工平台,畅通供职学生评价企业渠道,为毕业生就业提供信息参考;建立供求畅通的信息平台,运用5G、AI、大数据等技术构建数据标签体系,实现简历、岗位智能筛选,向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双向精准推送;实施就业质量监测更灵敏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工资收入等指标应适应灵活用工监测工作时长和小时工资,建立“未充分就业率”指标,规避规模性失业的风险,为政府、企业、高校和个人进行就业质量的价值判断和科学决策提供客观依据。
2.完善就业促进机制。一要推动反就业歧视工作,限制用人单位在招
聘环节的“学历歧视”,避免向市场释放错误用工信号导致的“过度教育”问题,构建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从业者的收入,引导考研考公的理性抉择,避免滞后就业的周期性失业。二要构建与新就业形态相适应的新职业标准和社会保障体系,在新职业开发、针对性培训、人力资源服务、权益保障等方面强化扶持,包括劳动报酬、合理休假、社会保险、劳动安全、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等,消除社会偏见和毕业生后顾之忧。三要完善终身学习体系,重点培育从业者的可持续职业成长型提升职业稳定性,将短期过渡岗位向长期稳定
岗位发展,尤其注重自由职业向自主创业的转化,更好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
增效应。
3.引导毕业生返乡就业。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县域经济GDP
约占全国38%,县域消费市场占全国38%,网络零售量占全国的33.5%,具有有效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巨大潜力。一要将城镇就业与农村就业有机结合,营造良好的就业政策环境,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就业布局。二要加强返乡就业的舆论导向,多渠道宣传返乡就业政策以及当地经济发展现状,帮助毕业生树立返乡就业信心。三要强化政府服务能力,通过政策引导、外部支持和平台搭建等,为返乡就业提供外部保障,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确保毕业生“回得来,留得住”。
4.保障就业困难群体充分就业。事实上,我们说的就业难是难在部分
人群,尤其是农村建卡贫困户家庭子女、城镇零就业家庭子女、城乡低保家庭子女、本人残疾等学生在就业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以
2022年为例,应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达29549人。针对此类学生,一要实施“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帮扶举措,优先推荐岗位,优先组织培训见习,帮助他们充分就业;二要加强就业援助机制,如通过发放交通、求职体检等就业补贴切实减轻其求职负担;三要对贫困地区的招募需求实行计划单列,对“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提高本地户籍高校毕业生招募比例,优先招募贫困家庭的高校毕业生。
乏人问津。
党政分包高位推动 依法处置闭环管理多方联动联合融资合力破解资金难题
漯河市荣盛锦绣江南项目落实“保交楼、保交房”情况调研报告
建筑杂志社智库研究院执行院长肖正华
作为河南省漯河市“保交楼、保交房”任务中体量相对较大、处置难度较高的房地产项目,“荣盛锦绣江南”自2021年10月资金链断裂进而停工后,面临剩余工程量大、“双拖欠”(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多、涉法涉诉多、按期交房难、房产销售难、资产处置难、配套融资难、跨市维稳难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对此,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漯河市委市政府态度坚决、锲而不舍,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交楼、保交房”、保稳定、保民生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的决策部署,采取党委、政府、企业、银行、业主五方联动模式,在省、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多次督导、现场办公、专题研判、协调推动下,让该“问题楼盘”重回正轨,实现多方共赢。为此,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杂志社经实地走访调研,现将该项目实现“保交楼”和“保交房”的经验做法予以总结,供各地借鉴参考。
一、基本情况
荣盛锦绣江南项目位于漯河市郾城区,由漯河市盛旭房地产公司(系荣盛集团全资子公司)开发建设,该项目于2018年9月开工建设,计划总投资30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58万m2。受房地产市场下行、新冠疫情以及企业运营管理等多因素影响,2021年初该项目资金链断裂,同年10月停工,当时有15栋、2308套住宅尚未建成,且整个小区7.3万m2地下车库进度滞后、配套设施不完善。虽然该项目有一定的剩余住宅、公寓、商业、停车位等资产,但由于房产销售不畅,几乎停滞,无法回笼资金,也无法通过资产抵押获得贷款融资。停工时概算工程全部完工交房后续资金达4亿元以上,其中单月工程材料款就达1500万元以上,项目公司多数资产被冻结、查封或无法抵押贷款,靠自身能力已无法保障后续工程建设。
2022年9月,荣盛锦绣江南项目被列为河南省第一批保交楼项目,申请保交楼专项借款7000万元,计划交付住宅15栋、1845套,但由于前期问题太多、负担过重,2023年8月专项借款全部用完,才仅交付538套、交付率30%。同时该项目的购房户多为进城、入学等刚性需求,涉及驻马店、周口等多地群众,信访问题多发,影响社会稳定。从2023年9月起,在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及漯河
市委市政府等部门共同推动、多次协调下,最终促成中国银行漯河支行为牵头行的多个银团对该项目发放贷款1.63亿元,融资成功后,整个项目各住宅楼栋在2024年6月30日基本具备交付条件,按期完成了“保交楼”攻坚战任务。
二、主要经验做法
在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漯河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市委政法委的精心指导、督办下,郾城区与荣盛集团以及信访、住建、公安、人社等部门、金融机构共同努力、深入研判、抽丝剥茧、探讨路径,严格遵循国务院明确的“法治化引领、市场化运作”原则,按照“党政联动抓统筹、政企联责聚合力、专融结合破难题、疏堵双控保稳定”的基本思路,精准施策,强力攻坚,成功破解了荣盛锦绣江南项目“保交楼”难题,最终实现了多方共赢。
(一)党政分包高位推动,压实责任凝聚合力
因规模较大,荣盛锦绣江南项目资金链断裂后,出现的问题相对复杂,在房地产市场整体下行的大背景下,单独靠企业、靠政策、靠属地均难以突破,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大力度推进。
一是扛稳党政领导责任。坚持从“保交楼、保交房”的政治性、人民性出发,在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指导下,漯河市专门成立了市、区两级房地产领域党政联动指挥部,实行“指挥部+专班”“分管+分包”纵向联动机制,形成市区两级纵向联动的攻坚合力。
二是压实部门监管责任。为确保该项目完成保交楼任务,漯河市建立了“五个一”(一楼一策一专班一银行一公安)工作机制,推动政务、法务、金融等方面横向协同,形成化解攻坚责任闭环。
三是压实企业自救责任。坚持“谁拿地、谁建楼、谁交付、谁担责”的原则,政府包办不包揽,漯河市、区党政领导多次赴河北与荣盛集团管理高层谈判,荣盛集团积极配合,高层先后三次到漯河表明积极自救的态度和决心,三次调整漯河项目经理配合工程推进,指派全国项目资产总经理任河南大区总经理,统筹保证全国优良资产优先用于保障锦绣江南项目融资抵押工作。先后筹集资金8300万元,为项目复工建设和后续银团抵押融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摸清底数核实资产,依法处置闭环管理
一是审计介入清查资产。审计部门介入聘请第三方机构对该项目公司46箱账簿进行审计清查,查明项目剩余住宅180套、公寓283套、商业21套、车位1896个、地下室储藏间1408套。
二是司法介入追缴资金。经审计发现项目涉嫌挪用2.9亿元预售资金。2023
年9月公安机关立案,对项目原负责人实施抓捕,已追回挪用资金6200万元。
三是加大力度清偿欠薪。一方面人社部门下达限期整改指令书,另一方面公安机关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依法对施工方有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推动前期涉案欠薪快速兑付、全部清偿。
四是多方联动闭环监管。政府介入设立监管账户,由市区两级专班、中行、农行、中原银行、监理方(清鸿监理)、项目方7方共管,将项目公司账户资金、保交楼专项借款、金融机构融资资金等全部归集至指定监管账户,从严把控销售意向金、首付款、按揭款、车位款等后续回笼所有资金,全部优先用于“保交楼、保交房”。
(三)用足政策稳定预期,多措并举快速复工
一是依托“保交楼”政策稳控大局。帮助项目争取上级保交楼专项借款7000万元,亮明政府态度,促进项目复工,稳定各方预期。
二是依托去库存政策加速回款。出台契税减免、购房补贴等促进房地产消
费系列政策,引导项目方加大剩余住宅销售力度。
三是依托“万人助万企”政策消化存量。紧跟市场需求,提请漯河市服务企业周例会研究,经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批,将该项目从2018年开盘以来没有预售的6套上下层相连复式户型,调整为12套上下独立的平层户型,已实现销售额500万元。
四是依托新老划断政策确保复工。实施债权债务“新老划断”,按照“先交付、后清算”的原则,项目资金优先支付新增工程量,促成项目方、施工方、供应商就拖欠工程款问题搁置争议,前期被法院查封的房产、现金得以解押进入指定监管账户,后续的原料款、工程款统一垫资、统一结算,保证了项目迅速复工。
五是依托金融激励政策加快融资。依托《漯河市激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保交楼配套融资考核办法》,把金融机构支持保交楼情况和财政资金存放相挂钩,调配住房公积金、房屋维修资金等10亿元作为竞争性存款资金,调动了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四)多地联动银团融资,合力破解资金难题
一是开展异地资产清查。基于荣盛锦绣江南项目自身融资能力不足、无力自救,通过跨地区清查,查明荣盛集团在信阳、开封2个已建成项目的政府拖欠
款项,郑州项目已摘牌土地、焦作云台古镇项目等资产具备融资渠道。经与荣盛集团沟通,促使其同意将占地约26万m2、市值约10亿元的云台古镇项目,按3.9亿元评估值用于抵押融资,以盘活荣盛锦绣江南项目。
二是协调异地资产解押。针对云台古镇项目涉及中原银行逾期抵押贷款1980万元、土地证已被抵押的情况,为解决问题,市区两级多次组织荣盛集团赴省金融局、中原银行、焦作修武进行协调,明确解押资产将继续从中原银行再贷款,并确定了荣盛锦绣江南项目可用收益优先偿还前期贷款的路径,全力推动资产解押。
三是组织多方联合融资。漯河市委市政府多次召集各金融机构集中研判,明确提出按项目实际资金缺口配套融资,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促成该市首个“保交楼”银团融资项目落地,即:将荣盛公司修武县云台酒店房产(评估价值1.5亿元)和锦绣江南项目未售住宅(评估价值1.2亿元)作为抵押物,网签至郾城建投名下,郾城建投作为借款主体,由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原银行组成银团联合放款1.7亿元。在实际执行中,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批复资金为3800万元,融资总额调整为1.63亿元。
四是多级沟通迅速放款。河南省保交楼专班先后10余次召开协调会、专题调度会对项目融资放款工作进行综合研判、统筹调度,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中原银行、中原银行焦作分行等机构全力配合,促成了超常规快速放款。5月29日至6月5日,银团1.62亿元(扣除后续核算缺口资金44万元)借款全部转入郾城建投账户,确定了融资贷款放款审批流程、项目新增销售房源解抵押和解网签方案。截至6月17日,已拨付施工单位、供货商资金3521万元。
(五)倒排工期量化任务,日巡日结加紧建设
漯河市严格按照5月15日以来专题研判会、现场办公会的安排部署,以6月30日全部交付为目标,全方位压实责任、多层级传导压力、加快施工。一是驻点调度。将领导小组指挥部设在项目方一线,县级干部进驻一线,协同市专班召开专题会、协调会、现场会7次。二是分解责任。从“保交楼”转向“保交房”,约谈项目方、施工方、供料方,督促各方明确高管认领任务,工作重心从纳入“保交楼”未交付6栋、659套住宅调整为整个项目剩余工程,扩大到8栋住宅楼、5栋楼地库、地下车库的建设装修,以及水、电、气、暖等配套设施。三是倒排工期。将整个剩余工程分解为13个作业面,明确每天必须完成的工程量。四是
增加用工。督促施工方投入现场作业不低于500人,目前已比5月中旬增加300人。五是协调供料。在银团融资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先期协调各供应商垫资供应、统一结算、保障施工。5月中旬以来,钢筋、混凝土、保温岩棉、地暖管材、门窗等材料结合施工工序陆续进场,供应充足。六是日巡日报。日巡查、日调度、日报告,漯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每天核算工程完成量。如施工方未完成即将该部分工程切出,由国有公司介入建设(目前施工方均能按节点完成每日作业量)。通过底层突破传导压力,施工单位昼夜不停交叉作业。
(六)加强沟通确保稳定,压实责任守牢底线
一是四方会商增进理解。建立政府、开发商、施工方、业主代表四方会商机制,沟通难点堵点,协商施工节点,把矛盾隐患消除在萌芽、化解在初始。二是双重公开促进互信。线上,在业主微信群公布每天施工视频;线下,定期邀请业主代表实地察看。三是“四定四包”筑牢底线。对重点人、重点事,实行“四包四定”,即定包案领导、定责任单位、定办案责任人、定办结时限,包协调、包督办、包结案、包息访,力避个性问题发酵升级。
目前,荣盛锦绣江南项目剩余总货值3.9亿元,可完全覆盖纾困资金0.7亿元和保交楼银团融资1.62亿元借款的本息。在融资到位以及“6·30实现交付”的利好消息下,项目销售快速升温,去化即将打开局面。按照目前态势和项目销售计划,到2025年9月纾困资金0.7亿元、保交楼银团融资1.62亿元到期时,荣盛锦绣江南项目可以全部偿还贷款本息共计2.48亿元。
经测算,银团融资1.62亿元已能完全满足荣盛锦绣江南项目保交楼资金需求,后续针对各施工单位的工程结算款约0.9亿元,荣盛公司将在保证全额偿还2.48亿元贷款本息的前提下,将项目剩余存货约1.42亿元资产以工抵和销售回款支付等形式化解工程款债务,同时可覆盖项目管理费、营销费和财务费用等支出,在交付并清算后,可以实现资债平衡。
三、几点启示
荣盛锦绣江南项目可谓河南省近年来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保交楼”“保交房”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河南省两批967个“保交楼”专项借款项目已交付44.4万套、交付率97.3%,落地配套融资194亿元,工作进度和配套融资落地金额均居全国前列;截至8月9日,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白名单”系统显示,河南省进入“白名单”项目610个,其中有499个项目获得银行授信1027亿元、363个项目落地356亿元。通过一系列措施的精准实
施,以荣盛锦绣江南为代表的一大批房地产项目成功脱困,消除了重大社会稳定风险,带动了保就业、扩投资、稳增长、促消费;为业主群众解决了揪心多年的房产交付问题;助力地产企业实现资产盘活、资金回笼和品牌重塑目标;为施工企业解决了多年来工程款、农民工工资的涉法涉诉问题,能够集中更多精力专注主业;为金融机构的银行融资贷款提供了保障,既发挥了“保交楼、保交房”的应有作用,又增加了自身的融资收益,达到了多方共赢的目的和效果。总体来看,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落实“保交楼”工作
从河南省委省政府到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漯河市等各级政府,均将“保交楼”工作作为头号民生工程,坚持项目抓重点、解难题、求突破,有效带动了一大批问题楼盘建成交付。无论是省还是市、县(区),都成立了由主要领导带头的领导小组,每周、每月听取“保交楼”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严格推行各级专班实体化运作机制,坚持难点项目驻点调度。同时还成立了督导组,开展全方位督查,明确了各专班工作职责,并建立了日调度、周会商、旬通报、月讲评工作推进机制,构建了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分工明确、协调配合、高效运转的工作格局。
(二)多方筹资,夯实保障,解决“保交楼”资金问题
一方面积极推进配套融资,强化统筹协调服务,找准融资路径,加快配套融资投放。另一方面追缴原预售资金。以原预售资金审计线索的移交、立案、侦查倒逼企业履行主体责任。同时,释放个贷保障金,对“保交楼”项目全面排查,全部释放到共管账户,保证专项用于“保交楼”项目建设。
(三)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狠抓“白名单”项目推送和修复
漯河市加快对未开发土地处置、股权转让、资产处置、国企收购、资金追讨等各种问题的处理力度,千方百计帮助企业筹集后续建设资金,多方联动协调解决施工建设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加强项目统筹和调度,强抓落实,会同组织部研究推动融资协调机制和“保交房”工作成效纳入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内容,作为在重大工作一线考察识别、培养选拔干部的重要参考,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工作积极性。
(四)建立健全政银企协同、多方联动机制,形成攻坚破题合力
漯河市加强公检法联动、住建金融双向联动、省市县三级联动、信访舆情
稳控多方联动;建立政银企协同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强力破解堵点,推
动配资落地;建立公检法、住建、审计联动工作机制,强化审计结果运用,深入开展预售资金追讨、保稳定等专项行动,强化打击震慑,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建立督导组、专班嵌合的立体督导工作机制,在督帮结合中有效开展实地督导服务。
高等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优势、问题与对策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时尚设计学院姚蔚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摇篮,高职院校与产业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高等职业教育是服务新质生产力最直接、最紧密的教育类型。
一、新质生产力的界定
(一)内涵
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质变”与“创新”,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点,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产物……。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将科技创新成果与生产实践深度融合,推动生产方式变革、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动力转换,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是具有创新能力且能够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和设备的新型劳动人才。劳动资料的“新质”体现在劳动工具的高智能化。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应用对生产劳动的整体性和协同性的要求更高,高智能化的劳动工具极大地改变了劳动的组织模式和生产方式。数字化空间的生长使得劳动产品从标准化向个体化延展,生产方式呈现出共享化、平台化的新特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不但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空前扩大,还出现了以数字空间为代表的非物质化的劳动对象。
新质劳动对象加速了社会生产技术的迭代更新,这种高智能化和高协同性的特点能够为劳动者高效地利用,加快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成。
(二)外延
一是高质量发展。传统生产力的增长更多依靠生产要素的量的重复性投入和生产规模的再扩大。而提质增效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要打破传统生产要素的质态,创造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改进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品质,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产业竞争力。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共同推动的,是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具体表
现。
二是高品质生活。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加社会生产力总量,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企业从同质化、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向柔性制造、定制生产的方式转变,通过研发设计、应用新材料等方式不断推陈出新,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者需求。”新质生产力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等先进技术,降低了生产成本,缩短了生产周期,提高了生产过程的效率,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
三是高水平国际竞争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及各类微观主体的协同作用,更好地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打破西方少数国家在一些高精尖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新质生产力以其独特的优势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极大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从而增强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优势。历次产业革命的变革表明,拥有先进生产力的民族的企业和产品往往占据世界市场的主导地位。高水平国际竞争力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显著优势。
二、高等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优势
(一)高等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关系紧密,双向赋能
高等职业教育和新质生产力之间是相辅相成、伴生耦合的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离不开高素质技能人才的支持,而此类人才又依赖于职业教育,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赋予职业教育的历史使命。高职院校是职业教育的主力军,在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具有比较性优势,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高等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应该同频共振、和谐共生。
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具有伴生与耦合的现实逻辑,这既源自社会生产力的一般特征,也是由新质生产力的独特属性决定的。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高职院校提出新要求,推动高职院校不断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高职院校通过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
撑。可见,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必要因子,两者是
具有双向互动、双向赋能的紧密关系。
(二)高等职业教育通过提供高素质技能人才,赋能新质生产力
培育新质生产力,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不可或缺。高等职业教育积极参与技术研发、推动科技进步,是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力量,并通过推动学习者全面发展需要的知识再生产,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产生赋能作用。
相对于传统的学术教育而言,职业教育更重视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及职业技能的培养。高职院校在与企业的合作过程中,可以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设置专业课程及实训项目,精准定制培养,并让学生快速掌握必要的职业技能及知识。这一实践和技能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使高职毕业生能较好地满足企业需求,并迅速融入工作环境,真正成为企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高等职业教育在强调职业技能与知识的同时,更强调对学生职业素养与综合素质的培养,比如团队协作、沟通能力与创新能力等,这些品质的养成对其就业竞争力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三)高等职业教育通过科教融汇,赋能新质生产力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战略对其支撑作用。创新离不开人才,人才离不开教育。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要求将科技创新、人才、教育作为整体谋篇布局。科技创新在产业融合、资源聚集方面发挥的引领效应越来越凸显,这种引领就是要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和经营方式等诸要素的优化组合。
高等职业教育要把最新科研成果与教学需要整合起来,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这一合作模式使职业教育在企业与大学、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起到了纽带作用,推动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信息共享。这种融汇既能促进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又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人才支持与技术支持。助力科教融汇是高等职业教育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的重要方式。高等职业教育通过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与企业科技创新融合起来,聚焦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建立实践教学质量监控及评估机制,能够有效地为整个行业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四)高等职业教育通过产教融合,赋能新质生产力
产教融合,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大有作为。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也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之一。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的关系,通过区域协同育人机制的建设,能够较好地发挥职业教育对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从而为产业发展奠定有力的人才保障与智力支持。与此同时,产业发展给职业教育带来更多就业机会与创业空间,并推动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通过联合企业进行技术研发、
人才培养等活动,把最新科技成果、产业发展成果等引入教学环节,让学生及时了解最新技术动态、市场需求等。这样既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又能促进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赋能新质生产力。
三、高等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
(一)高等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需求匹配度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市场智能化水平的提高,“人工智能+”与“云物大智移链”技术的渗透,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对高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结构与就业市场需求不匹配、劳动者技术技能水平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缺少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高效信息沟通,人才供需渠道不畅,造成职业教育人才供给和行业企业需求间存在脱节现象。同时,人才培养标准和规格也跟不上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造成职业教育的人才质量与产业需求脱节。另一方面,在专业设置上,面对当前快速发展的产业形势,一些高职院校前瞻性不足,专业建设的滞后性较为明显,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不够,在短时间内还不能完全吻合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与当前产业转型需求不匹配。
(二)人才培养方式与质量与新质生产力要求存在差距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需要一支具备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人才支撑。
单纯技能培训的人才培养观已愈来愈不适应创新型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
一些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仍然较滞后,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单一讲授,其他模式主要以“配角”的身份出现,从而流水线化地培养出一批满足企业用工需要的“单向度的人”。高职院校教学内容与产业实际需求仍然不太匹配,人才培养标准与产业需求契合不够紧密,课程内容未能紧密对接产业最新资源、教学环境未能有效利用前沿数字技术,课程内容陈旧、数字化技能实践不足、跨专业交叉融合课程欠缺[7],高职人才培养方式及质量与新质生产力要求存在差距。
(三)高等职业教育师资力量与教学资源还比较匮乏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要求有一支实践经验丰富、专业技能过硬、教学设备先进、实训场地齐全的师资队伍。但当前一些职业院校的师资力量与教学资源相对缺乏,较难适应高质量教学需要。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前提和关键。作为类型教育,高等职业教育需要一大批能够真正应对新兴行业企业疑难杂症的高水平“双师”型优秀教师。而当前高职院校教师角色尚未完全
实现从知识的传授者向技术技能和组织创新的引领者的转变,缺乏培育大国工匠的良师,由此也造成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良莠不齐。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需要配套的教学资源。高职院校对教学资源的配置还不完全到位,在课程安排、教学方式、实习实训等方面尚未形成教学与科研有效协同联动的长效机制,以数字技能为导向的办学模式变革尚未完全实现,围绕高技能人才培养开发的产教融合优质课程、新形态教材及配套资源等培育要素尚需重组,课程、教材、实训基地等教学资源尚未对接好支撑新质生产力中人的要素的优化提升需求。
(四)校企合作机制不密切,产教融合有待加深高等职业教育有必要与企业密切合作,联合制订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等,保证教育内容高度契合产业发展需要。当前,很多职业院校同企业的合作局限于单纯的实习实训配合,缺少深层次的合作机制及模式。这一简单合作模式难以发挥现代职业教育应有的功能。
校企合作亟需提质升级。如何通过技术创新、研发革新及转变生产方式赋能新兴产业发展是亟需破解的难题。高职院校面临由认知实习、顶岗实习、参观实践的传统合作模式升级到校政企行共商、共建、共享协同育人模式的现实挑战。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体作用发挥不够。如何将校企共建技术中心建设成为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转移、创新的中试基地和引领行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的研发、推广基地是又一现实挑战。
四、高等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对策
(一)突出特色发展,增强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匹配度
一方面高职院校应进一步强化与地方产业和企业的紧密合作,加强与企业的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与企业联合开发课程资源、教学材料、分享实践经验、成功案例等,从而使之与市场需求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设计定制化课程等形式,使学生能直接接触行业前沿,实现教育内容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同频共振。通过校企合作,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展技能培训。紧密对接新质生产力培育,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内容与方法;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特点,增加职业教育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紧跟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动态调整和优化专业结构,主动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地方新质经济发展需要,增设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金字专业”,主动淘汰招生、就业率低的老旧专业,加强打造信息与人工智能类、文化艺术类等高水平专业群,增强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特色
能力。着力加强智能制造、新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专业布局,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数字经济等国家重点战略部署储备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专业调整信息畅通是关键,要及时准确地了解产业和企业的需求,并在第一时间体现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及教育教学中……。
(二)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
需要,高职院校必须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深入推进系统化教学改革。
第一,要系统升级人才培养目标,将传统的专业技能型人才拓展为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团队合作及可持续发展等能力的复合型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对人才综合素质的核心要求。第二,应积极探索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包括开展订单式教育和现代学徒制培养,实施项目驱动教学,基于现代产业学院、企业学院的“产、学、研、创、用”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第三,培育彰显职教类型特色的“金检教材”。教材内容应紧密贴合行业的实际发展需求,反映最新的技术、工艺和行业规范,并邀请行业专家参与教材编审。第四,要构建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机制。实践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学生动手能力。要建立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机制,实现对实践教学全过程的跟踪与评价。通过评估结果反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与方法,从而保证实践教学质量。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职教资源配备教学质量取决于师资队伍的能力和水平。新质生产力对职教师资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培养一支站在新质生产力前端的“金牌师资”,特别重视“双师型”与“双导师”师资队伍建设。高职院校应鼓励教师参与企业实践和科研攻关活动,同时,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中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或产业教授。鼓励企业教师、行业专家走进校园,根据职业院校和企业技术人员实际情况以专职教师或兼职教师的身份,构建校企互联、互聘、互训的教师队伍建设机制,充实“双师型”教师队伍。
实践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为保障实践教学的质量,还必须优化职教资源配备,统筹学校人力、设备等资源,形成真实职业环境支持下的“金铸实践”。一是营造逼真的职业环境,提供全流程操作和沉浸式体验;二是配备与行业发展同频的先进设备和工具,保障实践教学实效性。对学习资源、设施设备、教学手段、管理系统进行全方位优化与革新,以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适应性。
(四)加强产教融合,深化科教融汇
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是高等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必由之路。高职院校要加强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产业需求对接,深化校地企的协同融合发展,强化体制机制创新,打造驻区、驻企、驻园创新平台。构建协同攻关、深度融合的运行管理模式,推动优秀团队和研究所下沉产业一线,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交流、紧密合作,把协同育人落到实处。通过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可使职业教育资源得到共享与补充,避免无效投入与资源浪费。同时,可充分利用各地优势资源,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职业教育新格局。要鼓励教授、博士和技能大师等高层次人才提升创新能力,以强化科教融汇的方式提高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水平,落实落细产教融合、协同培养,真正把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落到实处,为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高县小微实体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
李敏
小微实体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基本盘,是稳增长、吸纳就业的生力军,促进小微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对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近年来,四川高县积极贯彻落实促进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及服务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推动全县小微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依旧存在调动企业投资意愿不够、帮助企业融资效果不佳、助推企业转型方法不多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
提高企业投资意愿调动不够。一是小微企业动能不足。数据显示,2022年宜宾市新设立民营市场主体比上年减少2.21万户。企业新设立数比上年增加5412户,但个体工商户新设立数比上年减少27542户,下降38.29%;农民专业合作社新设立数比上年减少50户,下降22.23%。二是本土企业家投资意愿不强。2022年1月30日,宜宾市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发布机会清单共计593项,计划投资金额超1518亿元。截至当年8月,除三江新区、翠屏区、叙州区签约项目数量达两位数外,其余县(区)签约项目数量均为个位数,兴文县暂无签约项目。三是本土企业发展积极性不高。走访调查发现,超75%受访企业表示,受三年疫情影响,收入难以达到预期,盈利困难、越做越亏,对未来发展信心不足,有“躺平”甚至退出的想法。部分企业表示,本地企业和招商引资企业待遇不平等,为招商引资制定的各项优惠政策措施,本地企业基本享受不到,制约了本地企业做大、做强,挫伤了发展积极性。
帮助企业融资效果不佳。一是融资途径少。由于银行与民营企业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银行更倾向于授信给优质、重点的骨干企业,导致许多中小企业无法达到银行的放贷标准,从而一直难以解决融资途径不畅的问题。同时,政府性融资担保的功能和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二是融资门槛高。绝大多数民营企业依然有着强烈的融资需求。受访企业表示,在扩大规模、技术改造时面临融资难的问题,信用贷款基本无法获得,抵质押贷款要求很高,甚至还需个人、配偶及成年子女进行增信,享受政策性民营担保公司担保要求也很高。三是资金筹措成本高。民营企业多数情况下只能依赖银行贷款或自筹资金来支持日常运营。尽管企业贷款的基准利率处于较低水平,但利率上浮的幅度却相当显著。同时,企业贷款的期限普遍偏
短,要想获得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契合的中长期贷款难度较大。为了按时偿还短期贷款,企业不得不频繁借助小额贷款公司、民间高利贷等过桥资金,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助企业维权力度不足,企业转型难。“一窗受理”制度对窗口服务人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部分基层业务人员表现出应付了事的态度。2022年民营企业维权案件办理情况表明,高县办结率为72.97%,在宜宾市11个区县中排名第10名。
同时,高县小微实体企业普遍还面临发展方式落后、科技人才稀缺、创新
能力弱等问题,导致其难以转型升级。
优化营商环境“暖企”。一是表彰鼓励。进一步加强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社会环境建设;大力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评选表扬本土优秀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强化社会宣传引导、树立企业家典型、传递民营企业正能量。二是增加失信成本。强化信用制度建设,加大失信惩罚力度;通过媒体宣传引导,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三是培育、壮大一批本地民营主体。通过建立孵化平台,建立专业运营团队,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方向,公开招引和培育一批经济主体。对初创型、小规模企业给予政府采购、市场机会和相关场景应用支持,帮助其快速发展。同时,进一步完善、优化人力资源招聘、房租减免等相关政策措施,为民营实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保障。
政府助力融资“惠企”。一是提升企业融资能力。遴选出一批具备卓越管理水平、良好市场信誉及先进技术设备的民营企业进行培训,协助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风险预警机制、内部控制体系及财务管理制度,以提升其整体运营效能、企业竞争实力及融资能力。二是加大企业融资力度。继续发挥普惠小微支持工具等货币政策引导作用,进一步调动银行积极性,为民营小微企业提供延期还本、利息减免等金融服务,主动让利企业,撬动更多资金增加民营企业、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投放。继续落实落细《宜宾市民营企业贷款贴息办法》,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激励导向作用,为重点民营企业提供贷款贴息。三是探索多方融资方法。推动股权出质登记、股权出资登记、债券转股权登记、商标专用权抵押贷款等融资方式,协调好企业、担保公司、金融机构的三方合作关系。引导规范民间资金信贷合作,成立“民营企业发展基金”,为具备市场发展潜力的“专精特新”企业提供资金帮扶,积极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政府撑腰打气“维企”。一是加强统筹协调。成立工作机构,细化分工,确保企业事事有人找、事事能落实,真正推进民营经济政策落地落实,见到实效。加强政务工作信息化建设,切实提升行政效率。进一步精简并规范与民营经济相关的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二是强化制度保障。健全包括行政程序法在内的法律法规,从而规范公共权力的行使。持续加强企业投诉平台及投诉制度的建设,实施联合审批、一站式服务、限时办结、承诺服务、企业联络员制度以及企业走访等措施,不断完善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三是加大维权力度。鼓励行业协会为民营企业提供生产经营指导、反映发展诉求、维护合法权益、着力规范行业行为,杜绝会员间不正当竞争。
政府牵线搭桥“强企”。一要助力企业科技强起来。建议政府在核心技术研发、科技成果应用、创新型企业建立、科技创新平台构建、科技人才培育等关键环节上制定详尽策略,引导并激励民营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实力与水准。借助政府部门牵头协调、高校院所研发创新、企业主体搭台落地的“政产学研用”合作模式,不断提升企业科技创新力和竞争力。二要助力企业人才活起来。建议及时出台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实施意见,研究完善人才激励政策。由政府部门对接,为企业牵线搭桥,在高校建立对口专业人才培训基地,鼓励职业院校为企业培养产业工人,由政府给予适当就业补助。三要助力企业管理优起来。大力促进民营企业开展股份化变革,通过参与股权投资、吸引外来资本、企业间股权共享等多种策略,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发展,逐步构建起更加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将现代信息技术全面融入企业管理中,推动企业优化运营流程、实行细致化管理、提升经营效果。
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创业工作问题与对策刍论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秦川
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然而,随着高职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高职院校学生在就业创业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深入研究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创业问题,对优化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高职院校就业创业工作的重要意义、问题与成因,对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创业工作改进策略进行探讨,以期为提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一、高职院校就业创业工作的重要意义
高职院校作为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基地,其就业创业工作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不仅仅关乎学生的个人前途和职业发展,更涉及社会经济的繁荣、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以及高职院校自身教育质量的提升。
1.助力学生个人职业规划与发展
通过深入研究就业市场趋势、行业需求以及人才供需状况,高职院校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精准的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这有助于学生明确自己的职业目标和发展方向,提前了解行业需求和就业市场状况,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同时,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加强创业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为有志于创业的学生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2.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
高职院校通过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能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这些人才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此外,高职院校通过加强与企业、行业和社会的联系和合作,能促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这有助于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力。高职院校还可以通过搭建就业创业平台,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人才支持和资源对接,推动校企互利共赢。
3.推动国家发展战略与人才培养
高职院校通过培养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能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这些人才在国家的各个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推动国家的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此外,高职院校还可以通过加强就
业创业工作研究和实践,探索符合国家发展战略要求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教学方法。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4.提升高职院校教育质量与品牌影响力
高职院校通过对就业市场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和用人需求,从而调整和优化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3]。这有助于提高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此外,高职院校还可以通过加强就业创业服务和实践教学,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资源支持。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同时,通过加强就业创业工作的宣传和推广,高职院校还可以提高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吸引更多的优秀学生报考和就读。
5.增强社会责任感与贡献度
高职院校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就业创业工作研究还有助于增强学校的社会责任感和贡献度。通过加强就业创业工作研究和实践,高职院校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需求和发展趋势,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持。同时,高职院校还可以通过开展社会服务、志愿服务等活动,为社会发展作贡献。这有助于增强高职院校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高职院校的社会形象和声誉。
二、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问题与成因
1.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
当前,部分高职院校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存在与行业需求步调不一致的现象,这是因为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知识更新远远超出了教育体系自我革新的速度。在企业寻求具备最新行业知识、适应性强、能即刻投入工作的人才时,高职院校却还在使用过时的教材和方法教授学生,导致毕业生的实际能力与企业的要求之间产生差异。高职院校作为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的孵化器,其内部培养机制应对行业要求的滞后无疑会在毕业生的就业创业之路上设下隐形绊脚石。由于缺乏对经济形势波动及新兴领域发展趋势的敏感洞察,高职院校所提供的教育内容未能紧密跟随市场真实脉动,在实际工作场景下便显得格格不入。未被及时纳入教学大纲的新型技能,如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等,成为学生步入就职门槛时的隐形障碍。
2.对就业创业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
高职院校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育人过程中对学生未来就业与创业的指引至关重要。但是,一些院校未能完全认识到将学生引向职场的教育的重要性,对连接教学内容与实际职业要求的桥梁建设尚显薄弱,对如何在教育实践中使学生的知识与技能更好地服务于职业发展的具体需求仍未深入探究。部分高职院校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利用中,未能足够突出面向职业生涯导向的课程体系构建和职业技能的实战演练。其原因,多是教育实施者在推进就业与创业工作时,与产业界沟通不深入,对市场需求的把握不够精准。这使得教育内容与企业需求之间出现落差,进而影响了学生知识与技能的实用性和前瞻性。
3.学生综合素质、职业技能与企业用人需求不匹配
在高职教育领域,学生综合素质的欠缺已成为制约他们就业与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然而,这种欠缺并非生发于个体自身,而是教育过程中应对复杂工作情境的能力培养不足的结果,具体体现在学生在团队协作、问题解决、沟通能力以及自我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尚未达到职场的实际要求。职业技能上的不足通常与实际工作场景脱节有直接关联。许多行业领域的实践技能和新兴技术要求高职生具备创新和快速学习的能力,然而部分高职院校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还停留在理论知识和基本操作层面,课堂与实际工作场景之间缺乏深度融合,导致学生的技能无法与行业发展的步伐同频共振。随着经济全球化及科技进步,企业在招募新成员时呈现出对多元能力与创新思维的追求。用人需求的改变不仅体现在技术技能上,也反映在求职者的综合素质上,跨文化沟通、项目管理及领导力等能力逐渐成为企业在选拔人才时必须权衡的关键要素,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自主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考量。
4.政策支持、社会服务不足
一方面,政策层面缺乏对高职学生创业导向的明确引领及细致打磨,仅仅在政策宣传和大方向指引上下功夫,却较少触及实际操作层面如创业指导、资金扶持等维度,使得学生在将创意转化为可持续商业模式的过程中频频掣肘。另一方面,资源配置不足以及相关信息的不畅通,进一步放大了政策效力的滞后性。同时,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的社会服务体系构建也未能完善,如区域内企事业单位与院校之间互动合作、信息共享不够充分,导致学生对行业需求演变与最新职场趋势的了解不足。此外,社会服务在指导学生就业方向选择、提供职业生涯规划咨询等方面也显缺位,更不用说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营造积极的就业氛围上发挥作用。这既削弱了学生应对市场竞争的信心,又限
制了学生拓展职业道路的可能性。
三、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创业工作改进策略
1.课程与市场需求对接
首先,高职院校应构建与市场需求对接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以课程改革与创新为核心,追踪前沿趋势,融合行业实际,逐步剔除过时内容,打造具备时代感的课程体系,引入新兴领域知识与技能训练。其次,高职院校应深化产教融合,建立行业专家指导小组,定期开展课程评估与需求分析,校正偏离市场轨迹的课程设计,确保教学内容同步行业创新的节奏。最后,高职院校应进一步扩展实训基地,构建学院与企业双向洞察借鉴的平台,使学生在实践中锻炼技艺,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例如,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在激发学生自我成长的内生动力的过程中,最为高效的途径是设立针对性的课程以及相应的评价机制,鼓励学生追求卓越。课程设计突破传统框架,融合跨学科的知识体系,如在教学税法的同时加入法律演绎与哲学思辨的元素,拓宽学生的视野,并激发学生探究未知领域的好奇心。在专业技能提升上,除了传统的账务处理、税务申报之类的专业训练外,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着重培养学生的数据分析能力、数字化管理技巧等现代财经行业所迫切需求的技能,引导学生运用科技手段提炼信息,生成结论,以促进学生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帮助他们做好进入快速发展、竞争激烈的现代职场的准备。
2.提高就业创业工作重视程度
高职院校就业创业工作不仅关系到学生个人的未来发展,也是衡量教育成效的重要指标之一。为此,高职院校应加强就业创业工作的系统性和前瞻性,构建覆盖学生整个教育周期的职业发展支持体系。首先,高职院校要设立专门的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不仅传授求职技巧或发布职位信息,还搭建校企合作平台,邀请行业专家、企业家进校园,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讲座、创业案例分析等活动。学生通过这些活动,既可以接触到最新行业动态,也能获得创业所需的实战建议,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基础。另外,高职院校应将就业创业教育纳入学生的日常课程中,并且打破固有的课堂模式,采取项目制学习、实训实习与学术研讨相结合的方式,保证教学内容和就业市场的紧密对接,培养学生的市场敏感度和适应能力,使学生在理解行业需求的同时,能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技能。同时,高职院校还应定期收集反馈,根据市场变化和用人
单位的反馈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确保教学内容的时效性和实用性,以此形成密切结合的教学与就业双向循环机制,不断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实现高质量就业与创新创业的双重目标。
3.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
当前,各行各业都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综合素质要求,除基础专业知识外,更重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以及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的能力[6]。针对这种需求,高职院校应构建一套综合性训练计划,系统地培育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同时强化人际交往和团队合作技能。例如,高职院校可开展模拟企业运营活动,让学生在模拟的商业环境中身临其境地学习如何分析财务报告、策划税务筹划、管理项目风险等。这些活动能够让学生在模拟的真实环境中学以致用,并学习如何在团队中发挥作用,提升综合职业素养。此外,为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高职院校应精准对接企业人才需求,聚焦企业真实用人标准,在现有的课堂理论教学中融入案例分析和实务操作,从而培养能迅速融入职场环境的学生。高职院校可针对企业具体部门开发专门的技能训练课程,如针对财务分析、税务规划等具体岗位需求,专设模块化学习节点,确保学生所学技能与职场需求高度契合。同时,推行“岗位实习+课堂学习”的双轨制教学模式,为学生打造“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循环迭代学习体系,使学生在触摸市场脉搏的同时,形成对专业理论的深刻理解。另外,高职院校应树立“市场即课堂”的教育观念,通过建立全面的校企合作机制,提供多样化的实习与就业机会,使学生直面来自企业的现实案例挑战,结合实际问题培养决策能力。高职院校应强化课题研讨、商业模拟和实习实训,依托企业导师计划,营造互通有无的师生社群,使学生能够倾听行业精英的意见,培养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通过如此细致入微的个性化指导,高职院校所培养的学生,不仅学业成绩突出,更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和崭新的创业观念,能满足未来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
4.促进政策支持和社会服务
为强化政策层面的支持力度与社会化服务功能,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创业工作要从完善政策激励与优化服务生态两方面入手。在政策激励方面,高职院校应更全面地对接国家与地方的职业教育支援政策,搭建校企合作的平台,以此作为学生创业实习的跳板。高职院校应通过政府的财政扶助与税收减免,降低学生创业的门槛,同时设立创业基金,给予学生的创新创业项目基金支持,激
发学生的创业活力。高职院校可联合区域企业设立行业指导基金,给予那些创业初期表现突出的团队专项奖励,架设起高校创业生态与政府、市场的纽带,形成递进式扶持。在优化服务生态方面,高职院校应倾注更多的精力,提升校外实习就业服务机构的质量,构筑学生就业信息的通道,优化就业服务资讯的组织呈现与迭代更新,确保所提供信息的及时性与相关性。高职院校应在现有学生事务服务体系基础上,打造立体的职业发展指导体系,包括对就业市场的动态分析、个性化职业规划咨询服务以及面授综合能力提升等。此外,高职院校应设立心理辅导站点,为缓解学生的就业心理压力提供渠道,确保学生在面临就业竞争与压力时不失坚实的心理支柱。高职院校还应密切监测合作企业的发展动态与人才需求,使学生的专业技能与市场需求同步,减少学生离校与走向职场的落差,为学生的顺利就业搭建坚实的桥梁。
四、结语
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创业工作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高职院校要聚焦就业创业工作重点,通过课程设置、内容与市场需求对接,提高就业创业工作重视程度,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满足企业用人需求,促进政策支持和社会服务等措施,高效推进、精准落实大学生人才就业创业工作,有效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和就业质量,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
高质量发展形势下广东粮食生产现状、问题与对策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陈荣彬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出现了世界性粮食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粮食安全概念。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因食物匮乏遭受饥饿和营养不良威胁,粮食安全保障问题研究集中于粮食自给、产量提升,主要解决“吃不饱”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粮食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现在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水平较高,整体粮食供给总量充足。目前全国耕地面积为12786.7万hm2,划定了7053.3万hm2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成了600.0万hm2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1.0%,粮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83.5kg,已超过国际上公认400.0kg的粮食安全线。中国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均保持在稳定水平,做到了口粮供给绝对安全,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我国自主选育的品种种植面积占到95.0%以上,粮食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6.5亿t以上。近年来,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国内国际因素相互交织,加剧了粮食安全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我国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党政同责,牢牢守住12000.0万hm2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广东是我国经济大省,常住人口1.2亿,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粮食第一消费大省。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广东省许多农田转为工业用地,或改种经济作物,粮食种植面积下降,粮食总产量减少。广东省目前面临着粮食消费量增加,粮食产量下降,粮食种植面积增加困难的矛盾。高质量发展形势下,研讨广东粮食生产现状,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有效对策建议,对促进广东粮食生产和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尤为必要。
1.广东省粮食生产现状
1.1广东省粮食自给率
广东是人口大省,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重要战略机遇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粮食整体需求总量逐步提高。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3》数据,2022年广东省人均粮食产量101.9kg,仅比浙江、上海和北
京高,后者分别为94.7、38.5和20.7kg,在全国排第28位,仅为全国人均粮食产量(486.1kg)的21.0%,是国际上公认400.0kg粮食安全线的25.5%。经济发展与广东接近的江苏省人均粮食产量达442.9kg。另外,面对市场对高品质粮食需求的日益增长,广东省优质化、高端化、个性化优质粮食供给不足现象更加突出,进口比重高。
1.2广东省粮食作物结构
1.2.1粮食作物结构
在广东省粮食作物中,水稻占主导地位。据《广东农村统计年鉴2023》数据,2022年广东粮食作物播种面积223.0万hm2,其中水稻播种面积183.6万hm2(占比82.3%),薯类(五折一)播种面积21.6万hm2(占比9.7%),玉米播种面积13.2万hm(2占比5.9%),大豆播种面积3.5万hm(2占比1.6%)。2022年广东粮食总产量1291.5万t,其中水稻总产量1108.6万t(占比85.8%),薯类(五折一)总产量107.0万(t占比8.3%),玉米总产量63.4万(t占比4.9%),大豆总产量9.3万(t占比0.7%)。小麦及其他粮食作物极少。
1.2.2水稻种植结构
2022年广东省水稻播种面积183.6万hm2,其中常规稻播种面积73.1万hm(2占比39.8%),杂交稻播种面积110.5万hm(2占比60.2%)。优质稻播种面积130.0万hm2,占比70.8%。常规稻主要种植美香占2号、粤禾丝苗、粤农丝苗、金农丝苗、象牙香占、五山丝苗、南晶香占、象竹香丝苗、19香等品种,杂交稻主要种植吉丰优1002、广8优金占、广8优165、广8优169、泰丰优208、深优9516、野香优9号、广泰优1002、Y两优3088、野香优莉丝等品种。
1.3广东省粮食总产量
1.3.1与全国其他省份横向对比
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3》数据,2022年广东省粮食总产量1291.5万t,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9%,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第18位。广东省稻谷总产量1108.6万t,占全国稻谷总产量的5.3%,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第8位。经济发展与广东接近的江苏省粮食总产量3769.1万t,在全国排第8位,稻谷总产量1991.6万t,在全国排第4位。
1.3.2历年情况纵向对比
据《广东农村统计年鉴》数据,1990—2018年,广东省粮食总产量从1896.3下降至1193.5万t,下降了37.1%。2019年起逐步回升,至2022年达1291.5万t。
广东省稻谷总产量从1990年的1687.0万t下降至2018年的1032.1万t,下降
了38.8%。2019年起逐步回升,2022年为1108.6万t,但与1990年相比仍减少了
34.3%(表1)。
1.4广东省粮食播种面积
1.4.1与全国其他省份横向对比
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3》数据,2022年广东省粮食播种面积223.0万hm2,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1.9%,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第21位;广东省水稻播种面积183.6万hm2,占全国稻谷播种面积2945.0万hm2的6.2%,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第8位。2022年江苏省粮食播种面积544.4万hm2,全国排第9位,水稻播种面积222.1万hm2,全国排第6位。
1.4.2历年情况纵向对比
据《广东农村统计年鉴2023》数据,广东省粮食和水稻播种面积呈先减少再缓慢回升的趋势。粮食播种面积从1990年的388.1万hm2下降至2018年的215.1万hm2,减少44.6%。2019年粮食播种面积开始缓慢回升,2022年达到223.0万hm2,但与1990年相比仍减少42.5%。水稻播种面积从1990年的317.6万hm2下降至2018年的178.7万hm2,减少138.9万hm(2-43.7%)。
2019年开始水稻播种面积逐步回升,至2022年为183.6万hm(2表2)。城镇化带来的耕地减少、种粮效益低下带来的土地抛荒和经济作物面积扩大是广东粮食播种面积下降的主要因素。
1.4.3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占比变化情况
据《广东农村统计年鉴》,1990—2022年,广东省粮食作物和水稻播种面积逐年下降,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从68.5%减到49.0%,下降19.5个百分点;水稻播种面积占比从56.0%减到40.3%,下降15.7个百分点。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逐年增加,从1990年的167.5万hm2上升到2022年的232.3万hm2,增加38.7%;面积占比从29.5%增加至51.0%,上升21.5个百分点。
1.5广东省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1.5.1与全国其他省份横向对比
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3》数据,2022年广东省粮食平均单产386.0kg/667m2,与全国平均单产(387.0kg/667m2)持平,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第15位。
2022年广东省水稻单产403.0kg/667m2,是全国平均水平(472.0kg/667m2)
的85.4%,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第25位。2022年江苏省粮食单产
462.0kg/667m2,在全国排第5位,水稻单产598.0kg/667m2,在全国排第3位。
1.5.2历年情况纵向对比
据《广东农村统计年鉴》数据,1990—2022年广东省粮食和水稻单产均呈
先升高再降低再升高的趋势。
2022年粮食和水稻单产分别为386.0和403.0kg/667m2,仍分别比最高的
2000年(分别为392.0和422.0kg/667m)2低1.5%和4.5%(表3)。
1.6广东省各市粮食生产发展现状
1.6.1粮食作物生产情况
据《广东农村统计年鉴2023》,2022年汕头市、潮州市、云浮市、韶关市、梅州市、肇庆市、揭阳市、茂名市和河源市等9个市的粮食单产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其他12个市则没有达到全省平均水平(表4)。粮食单产最低的清远市比最高的汕头市低27.5%。
1.6.2水稻生产情况
据《广东农村统计年鉴2023》数据,2022年广东省水稻单产403.0kg/667m2,其中汕头、潮州、云浮、韶关、梅州、肇庆、揭阳、茂名和河源等9个市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其他12个市没有达到全省平均水平(表5)。
单产次低的清远市(最低的深圳市由于面积过少,没有代表性)比最高的潮州市低26.0%。
1.7广东省种粮经营主体
陈风波等[4]调查数据显示,参与调查的村庄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从事水稻生产的多为老年人,农业生产者平均年龄高达54.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7年。水稻种植户户均家庭年收入74668.3元,其中务工收入占
85.6%,水稻生产收入6083.1元,仅占总收入的8.1%,非农务工是家庭收入主要来源,水稻生产副业化明显。
2.广东省粮食生产发展优势及存在问题
2.1广东省粮食生产发展优势
2.1.1政治和经济优势
目前全国各省各地实行粮食生产党政同责,从省到市、县、镇各级党政领导均担负发展粮食生产的责任,已形成发展粮食生产的良好政治态势。广东是我国经济大省和经济强省,经济总量连续33年居全国第一,具有支持粮食发展
的良好经济基础。
2.1.2科技优势
广东水稻科研实力雄厚,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有较大影响力。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在水稻矮化育种、优质稻育种、杂交稻育种和超级稻育种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育成一大批优质稻品种在我国南方籼稻区大面积推广、一批重要亲本材料被种业同行广泛应用,为南方稻区乃至全国的水稻产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重大贡献,奠定了“中国籼稻,广东种芯”的地位[5-6]。广东水稻科研系统还研发出一批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水稻生产技术,如机械直播、“三控”施肥技术和香稻增香栽培技术[7]等。
2.1.3产业优势
为更好地推动水稻产业向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广东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实施丝苗米振兴工程,2018年在全省率先成立丝苗米产业联盟,推动广东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围绕“以品种为核心,以品牌为引领”的方针,以质量为保障,进行了丝苗米品种展示和筛选,制定了广东丝苗米产业联盟整体标识,不断推进联盟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致力于把广东丝苗米品牌打造成“北有五常、南有丝苗”的国家级品牌。广东已开始整合全省科研、生产、经营等各方面力量,积极探索丝苗米产业创新驱动,推动丝苗米产业高质量发展,擦亮广东丝苗米区域公用品牌,全面提升广东稻米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8-9]。2018年以来,广东省政府在全省建立38个省级现代农业丝苗米产业园,围绕水稻基地打造基于当地粮源的大米加工企业和品牌,带动当地丝苗米产业发展。丝苗米产业园实施主体在粮食生产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推动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支持粮食生产龙头企业构建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打造企业品牌和区域公用品牌,带动小农户参与并分享全产业链效益,调动了当地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产业发展。
2.1.4基础设施优势
近年来,广东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2021年底,已建成高标准农田167.9万hm2。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粮食产能在原来基础上可增加10%~20%,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也提升了全省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从全省来看,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耕地流转率和耕作机械化水平均提高15.0%~20.0%。2021年广东在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综合评价中排名第八,继续保持非粮食主产省第一名,已经连续4年获得农业农村部通报表扬。为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广东省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高质量完成国家下达的建设任务,2022年6月2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复,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了《广东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规划》明确了广东省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和目标:到2025年广东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不少于178.0万hm2、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面积不少于
14.2万hm2;到2030年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不少于181.3万hm2、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面积不少于38.3万hm2。
2.2广东省粮食生产主要问题
从广东省粮食生产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6个问题。第一,人均粮食产量低。2022年广东省人均粮食产量101.9kg,为全国人均粮食产量(486.1kg)的
21.0%,仅达到国际上公认400.0kg粮食安全线的25.5%。第二,粮食播种面积下
降。与1990年相比,2022年广东省粮食播种面积减少42.5%,水稻播种面积下降
42.2%。第三,单位面积产量下降。2022年广东省粮食单位面积产量386.0kg/667m2,比2000年的392.0kg/667m2减少1.5%。2022年广东省水稻单位面积产量403.0kg/667m2,比2000年的422.0kg/667m2减少4.5%。第四,各地市发展不平衡。2022年,9个市的粮食和水稻单位面积产量超过全省平均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其他12个市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没有达到全省平均水平,粮食单产最低与最高相差27.5%,水稻单产最低与最高相差超过26.0%。第五,种粮普遍亏损,严重打击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第六,种粮主体老龄化。因为种粮效益低的原因,目前大多是老人在家种田,年青人出外打工,种粮主体老龄化严重,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低,广东粮食产业将面临“谁来种田”的问题。
3.保障广东省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3.1制定战略,成立机构
3.1.1制定粤粮提升战略
粮食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需要政府的引导、支持和保护,同时需要遵循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树立粮食大产业观念[10],意味着粮食行业不仅是生产,还包括收购、储备、加工、销售,要遵循经济规律全面谋划产业,发挥好市场手段,延长产业链,拉升价值链,创新完善粮食“产购储加销”体系,提高供给质量和流通效率,大力推动粮食加工和流通,确保产得出、收得进、储得足、调得动、用得上,更好满足群众对优质粮食产品的需求,把粮食安全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上[11]。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以5年和10年为期,
制定广东省粮食产业发展规划,明确粮食产业各个方面的发展目标和进度计划,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确保粮食产业目标的实现[12]。以现代技术促进传统粮食生产转型升级,着力打造粮食强省。根据全省21个地级市的粮食生产实际,将发展规划进行合理有效分解。同时充分发挥“百县千镇万村”工程的强大组织力,将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3.1.2建立粮食产业综合管理部门,加强粮食产业宏观管理
协调粮食产业的产、购、储、加、销,涉及多个环节领域,目前分属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缺乏对粮食产业的总体长远管理。建议建立广东省粮食产业综合管理部门,制定广东省粮食产业发展战略和实施计划,综合协调粮食产业各环节管理,围绕总体战略目标抓好各个方面,确保粮食产业可持续发展。
3.2突出重点,逐项解决
3.2.1口粮为先,水稻为主
据广东省粮食和储备局测算,2019年广东省粮食消费量约5125.0万t,其中口粮1945.0万t(占38.0%),饲料用粮2550.0万t(占50.0%),工业及种子用粮630.0万t(占12.0%)。2019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241.0万t,基本为口粮,其中稻谷1075.1万t。从需求结构看,广东省粮食缺口主要是饲料和工业用粮,基本靠外省调入和进口解决。全省粮食自给率24.2%,口粮自给率63.8%。根据广东具体情况,应把最关键的口粮作为发展重点,提高口粮自给率[13]。
2022年广东省粮食总产量1291.5万t,其中水稻总产量1108.6万t,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85.8%。2022年全省粮食种植面积223.0万hm2,其中水稻种植面积183.6万hm2,占全省粮食种植面积的82.3%。水稻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占广东粮食生产的比重大,发展水稻产业是发展广东粮食产业的重点,同时发展薯类(面积占比9.7%)和玉米(面积占比5.9%)产业。
3.2.2稳面积、提单产和增复种
广东是经济大省强省,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持续增强。1990年以来,广东省水稻种植面积逐年下降。要增加水稻总产量,在稳定水稻播种面积的基础上,大面积提升单产是关键。同时,在稻田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增加复种指数,也是快速提高周年粮油产量的重要措施。
3.2.3以单产水平低的地级市为重点
据《广东农村统计年鉴2023》,2022年广东省水稻平均单产403.0kg/667m2。其中,广州、清远、湛江、阳江、江门、中山、汕尾、东莞、惠州、佛山、珠
海、深圳等12个地级市单产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应以这些地级市为发展重点,特别是种植面积大的湛江、江门、清远、阳江、惠州和汕尾等6个地级市,争取其单产达到全省平均水平。
3.2.4以提高优质稻单产水平为重点
2022年广东优质稻播种面积123.0万hm2,占全省水稻播种面积的70.8%,目前种植面积较大的品种包括美香占2号、粤禾丝苗、粤农丝苗、五山丝苗、金农丝苗、象竹香丝苗等。选育推广高产优质稻新品种,广泛应用优质稻高产栽培技术,大面积提高优质稻单产是关键。
3.3聚焦增粮,精准施策
3.3.1稳定面积
3.3.1.1确定广东省粮食生产最低保证面积,保一定面积粮田保有稳定
的面积是确保粮食产量的关键。
1990年以来,广东省的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了42.5%,水稻播种面积下降了
42.2%。为此,稳定粮食生产面积十分必要。按照广东粮食发展规划目标,确定广东省粮食生产最低保证面积作为广东粮食安全战略红线,并分解到各市,确保完成目标。这个面积指标向全社会公布,至少10年内不变。参考2022年广东粮食播种面积223.0万hm2,水稻播种面积183.6万hm2,建议广东粮食年播种面积不低于220.0万hm2,水稻年播种面积不低于180.0万hm2。
3.3.1.2藏粮于地,提高土地利用率要把有限的耕地充分利用起来,提
高利用率,发挥最大效益[14]。一是加大力度推动广东各地撂荒地复垦工作,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和宜机化改造项目,鼓励村级集体在与土地承包人协商基础上对连片抛荒的土地进行统一复垦,改善基础设施,统一发包给愿意种粮的大户或相关主体。二是保证耕地及时种植利用。目前,土地分到各个农户,由农户自主管理,农户从自身情况出发,有的种植,有的不种植,有时种植,有时不种植,土地没有充分利用,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引导推动农户及时种植。三是积极鼓励引导土地的流转[15]。现在农村很多人外出打工,责任田闲置丢荒,应积极鼓励引导土地流转到一些有技术的种粮大户或农事服务组织,把闲置耕地充分利用起来。四是结合国家丘陵地区农田宜机化改造项目推动丘陵地区的耕地改造,对符合条件的丘陵山区耕地进行连片整理,增加地块面积,改善机耕路和灌溉条件,为丘陵山区机械化创造条件。五是发展冬种,推广“稻
-稻-冬种”水旱轮作模式,将冬闲田利用起来发展粮油生产,增加粮油种植面
积和产量。
3.3.2多措并举实现大面积均衡增产
3.3.2.1确定大面积单产目标2022广东粮食和水稻单产分别为
386.0和403.0kg/667m2,2000年分别为392.0和422.0kg/667m2。建议参照2000年广东粮食和水稻单产水平,用5年时间,使全省粮食和水稻平均单产分别达到400.0和420.0kg/667m2。
3.3.2.2藏粮于技,科技驱动目前广东的粮食生产面积有限,提高
总产量的关键是大面积提高单产,提高单产的关键是科技创新,促进水稻高产品种的选育与配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一是高产优质宜机相协同的品种创新,提升单产水平。重点针对目前优质稻品种产量偏低、生育期约束的问题,以宜机化和早生快发为基础,以多穗或大穗型优质稻品种为主攻方向,在现有基础上更新迭代选育高产优质宜机高层次协同的骨干亲本和品种[16]。二是节水、节肥、耐盐碱、高蛋白专用型品种培育,促进撂荒地和盐碱地可持续耕种。撂荒地、盐碱地是广东省重要的耕地资源,种植潜力仍未充分挖掘。土、水、肥等条件先天不足是以上耕地合理开发利用的最大障碍。基于此,在保障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以改土培肥为主要方向,以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为育种目标,选育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绿色水稻品种,充分挖撂荒地、盐碱地种植潜力。三是轻简化智能化配套栽培技术创新,促进水稻大面积绿色均衡增产。从区域、田块、植株和稻穗等四个尺度着眼,在选配品种、合理密植、肥水高效耦合与全生育期精准诊断调控等栽培措施上开展攻关,实现品种、农艺、农机、信息技术的整合,创立适应不同区域的智能栽培模式与技术体系,并大面积应用,促进在更大面积上水稻绿色高产优质协同[17]。四是创新稻-稻(再)+耕作模式,提升多样化粮油供给水平。针对广东偏重双季稻生产,重视冬季不够,大量光温资源未充分利用,稻田生态系统生产力不高的问题,研究广东省冬种小麦、马铃薯、油菜、甜玉米的气候区划,明确三熟制适宜种植区和不适宜种植区;研究不同耕作模式在不同区域下的产量与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技术和模式。五是深加工专用型水稻品种创新,推动“粤”字号土特产发扬光大。河源米粉、罗定肠粉、顺德陈村粉、韶关宰相粉、汕头(潮汕)粿条等多采用20多年前选育的珍桂矮1号、桂朝2号等为原料,这些品种经多年种植,种性退化、混杂等问题较为突出,开展专用米粉稻品种提纯复壮,同时培育品质和营养价值更高的替代新品种,是推动土特产发扬光大重要创新方向。目前
广东大面积推广应用的丝苗米品种是美香占2号和象牙香占等,均已种植近20年,急需选育新一代高品质高产广东丝苗米新品种更新换代。针对特殊需求人群创制营养功能稻米品种和品系,研发“稳糖米”“低谷蛋白米”“非强化富硒米”等,满足消费者对稻米产品多样化需求。
3.3.2.3改善基础条件,减少损失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
水稻生产基础设施条件,做到旱能灌、涝能排。培肥地力,实行稻秆还田、种植绿肥等措施,提高粮田土壤肥力。进行病虫害综合防治,减少病虫危害。集成推广机收减损技术,减少机械收割时的粮食损失[18]。
3.3.3合理补贴,增加种粮农民效益
社会要平价粮食,农民要种粮盈利,这一矛盾将长期存在。农民是种粮主体,种粮有盈利,农民才有积极性,才能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种粮有盈利,粮食才安全。要制定一套完善的持续的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保证农民在为社会生产粮食的同时获得一定的盈利,通过种粮补贴来实现小户不亏、大户获得一定盈利,进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3.3.4扶持各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农户一起发展
当前,在农村种田的大多是妇女和老人,文化程度低,接受新技术程度差,科学种田水平不高,影响了土地的产出率[19]。鼓励探索各种粮食生产经营现代组织形式,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降低种粮成本,增加种粮效益[20]。加快完善全过程托管社会化农事服务+农户联动机制,在政策扶持、科技推广、农业机械方面予以倾斜,发挥“以点带面”作用,引导和推动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鼓励产加销结合,发展订单农业。
关于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调研思考
黄瑞雪
郡县治则天下安,基层强则社会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抓基层打基础,深刻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公安机关夯实打牢以派出所为重点的基层基础工作,既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培育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还将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注入强大动能。
一、基层基础工作正处于新的发展方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加强基层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公安基层基础工作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纵观派出所发展史,其职能定位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不断适
应
总体来看,派出所职能演变经历了五个阶段:镇反防特的“前沿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百废待兴,社会环境极为复杂,派出所负责维护新接管的城市和新解放的农村地区秩序,全面参与镇反运动,民警24小时背着枪在大街上巡逻。人口管理的“主阵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派出所中心工作逐步由巡逻打击过渡到户口管理,为国家计划经济建设提供人口资料。严打整治的“生力军”。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社会不安定因素较多,在两轮“严打”的背景下,派出所主要精力投入侦查破案,事实上成为“第二刑警队”。支撑全警的“千斤顶”。进入新世纪,派出所逐步转变为集防范、管理、打击、服务于一体的基层综合性战斗实体。基层治理的“排头兵”。进入新时代,派出所职能逐步与社区治理融合,工作目标调整为“基础牢、出事少、治安好、党和人民满意”。派出所工作发展史,就是一部社会治理变迁史,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治安形势需要,从简单到复杂、从浅表到深入、从解决具体治安问题到推进源头治理的过程,体现了治理理念和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
(二)对标党中央和部省决策部署,打造预防警务、推进前瞻治理的信心
更加坚定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树立大抓基层、大抓基础的导向,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倾,增强基层实力、激发基层活力、提升基层战斗力。2022年8月,公安部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推进会提出“派出所主防”理念,强调要将派出所工作重心转移到辖区管理防范上来,提高全天候服务群众和保障安全的能力。2024年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对深化基层基础建设,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作了细化部署。王小洪部长在地方调研时,强调要把派出所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夯实公安基层基础。2023年,甘肃省委在全省组织开展为期3年的主动创稳行动,公安机关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推动被动维稳向主动创稳转变。这些都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塑造高水平安全”和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的要求高度统一。从工作实践来看,维护稳定更多倾向于“治已病”,主要通过强力手段来处置风险;塑造安全更加注重“治未病”,主要通过前瞻治理化风险于无形,这方面,派出所的作用至关重要。“派出所主防”是防患未然的防、止于未萌的防、见微知著的防,是打造先发警务、前瞻警务、预防警务的必然选择,从根本上廓清了派出所的职能定位,有利于统一各级公安机关思想,走出以破案打击“论英雄”的惯性思维和认识误区,进一步明确了基层警务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三)聚焦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甘肃公安把做强基层、做实基础置于突
出位置来抓,破解了一些瓶颈难题
近年来,按照部党委决策部署和新一轮加强派出所工作三年行动计划,甘肃公安将基础警务确定为创新发展的“四大警务”之一,点面结合、强力推进。面上注重统筹联动。深化落实“情指行”一体化、“两队一室”等机制改革,在城区派出所设置综合指挥室,构建省市县所纵向贯通的合成作战警务模式。制定出台派出所工作标准化建设实施意见、办理刑事案件负面清单规定,明确部门警种40余项重点基础工作任务,统一纳入考评,推动形成全警抓建的“大基础”格局。点上聚焦难题破解。大力推进“一村一辅警”建设。甘肃辅警紧缺的问题十分突出,去年警辅比仅为1:0.45,远低于全国水平。我们积极推动“一村一辅警”纳入平安建设考核范畴,厅班子成员包抓市州,专门成立辅警管理科规范管理使用,“一村一辅警”覆盖率由26.4%提升至83%。打通事业编民警晋升通道。2014年,省上为派出所统一招录了9490名事业编警察,由于身份原因无法套改职级、晋升警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县级公安机关设立直属事业单位,打通了万名事业编民警职业发展通道。省强制医疗所全面建
成投用。通过积极汇报争取,建成投用省强制医疗所,实现省内重性精神障碍
患者应收尽收。
通过点面结合的举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警力资源不足的压力,调动了基层队伍的主观能动性,推动基层警务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基层基础工作是一项永不竣工的工程,只有开始没有结束、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新征程上,公安机关肩负着塑造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重任,基层基础工作愈显重要,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二、当前基层派出所面临的工作困境
通过走访调研发现,基层工作面貌较过去明显改观,很多同志有想法、想干事,但也面临不少实际困难,特别是人员、机制、保障等方面的一些老问题长期存在,严重制约基层提振。
(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警力相对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难以支撑警务规范化运行
甘肃共有1631个派出所,警力占县分局的44.3%,社区民警占派出所的
56.8%,但警力紧缺仍是基层反映最集中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事增警不增。随着城市扩容、人口增长、社会流动加速,城区派出所的工作任务越来越繁杂,但在严控编制的政策背景下,警力增长跟不上实际需要。比如,兰州市一县级公安机关近20年未增加编制警
力,社区民警人均管辖8000人以上,客观上存在管不过来的情况。城区所事多人少,农村所事少人更少,调研发现,个别农村所仅有2名正式民警。二是下沉有水分。一些地方在推动警力下沉过程中,把年龄偏大、患病不能参与值班备勤的民警安排到派出所,导致越到基层队伍老化越严重。有的县级公安机关为达到“两个40%”要求,让机关民警在派出所“兼职”“挂名”,还有一些部门警种长期借调派出所民警参与专项工作,包括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设置了不少“中心”“专班”等非常设机构,人员主要从基层遴选抽调,造成一线精干力量上行,派出所实际警力少于账面警力。三是辅警缺口大。甘肃属于西部欠发达省份,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一村一辅警”招录难、保障难。一些地方辅警薪资待遇低、层级化管理未落实,每年约有10%辞职离岗,人员频繁变动,不利于工作开展。受警力制约,派出所警务机制改革举步维艰,甘肃按照“两队一室”运行的派出所351个,仅占户籍派出所总数的25.5%。
(二)“处不完的警、执不完的勤”——执勤处警牵制了派出所大部分精
力,基础工作被后置弱化
上世纪末公安机关提出的“四有四必”承诺式服务和“有困难找警察”的观念深入人心,由此产生地方政府对公安机关过于依赖,以及群众对警察期望值过高的问题,导致警情居高不下,近5年甘肃110警情年均增幅30万起。派出所往往被警情和临时性工作牵着鼻子走,“警务围着警情转”的传统模式没有改变。
大量增多的矛盾纠纷类警情成为基层最棘手的问题。受三年疫情和经济下行影响,社会戾气上升,家庭、婚恋、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类警情明显增多,2023年全省接报家庭、婚恋、邻里、债务等纠纷类警情20.8万起,同比上升53.8%,且此类警情具有反复性,处置起来耗时费力,还容易引发投诉炒作。
分流非警务警情的高呼声与“有进口无出口”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国务院推进110与12345联动分流改革后,甘肃出台了实施方案,但尚未实现平台对接互通,主要通过话务转接的方式分流,效率相对较低。与公安机关强调“警情快处”不同,12345的勤务模式呈现“细报慢处”特征,处置工单需要3至5个工作日,且分流机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部门推诿问题,派出所考虑首接责任,很多还得自己处理。
“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下临时性任务层出不穷。基层反映,近几年信访处置、征地拆迁和地方政府交办的安保任务增多,有的派出所每年参与执勤50次以上,部分地方还让派出所参与流浪犬清理、噪音污染治理等工作。这些本不属于公安职责范围的事,派出所不能拒绝、只能执行,时常打乱正常工作节奏。面对接处警、执勤安保等大量必须优先完成的“硬任务”,派出所忙于眼下、难顾长远,致使基础工作一定程度上沦为“副业”。
(三)“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派出所既为公安工作兜底,也为
基层社会治理兜底
派出所是基层综合性战斗实体,但一些同志反映,现在坏就坏在“综合性”的定位上,各方面工作层层下压到派出所,使其陷入任务应接不暇、工作孤立无援的两难境地。
令出多门让派出所无所适从。县级公安机关部门警种与派出所是业务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一些警种为了提高在同级特别是派出所的话语权,通过考核指标和考核分值设定将指导权转化为指挥权,多头指挥、交叉指挥与指令打架、指令不通等问题依然存在,也间接导致派出所参会多、报表多、迎检多,
减负感受不明显。
部门警种支援机制有名无实。虽然各地建立了支援派出所机制,但支援场景不够具体、流程不够清晰、责任不够明确,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和考评机制来保障落实,导致支援不到位、受援效果不够好。有派出所长反映,“不让我们支援就不错了,哪还指望支援我们”。
基层治理中相关部门联而不动。由于相关职能部门的基层力量不足、非全天候上勤等客观因素,风险防范、矛盾化解等联动机制运行不畅,派出所往往被推在最前面,既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面临“既靠前又兜底”的窘境。比如群体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等,根子不在公安,但追责少不了派出所,基层反映“上面千把刀、下面一个头”。在权力有限、责任无限的背景下,派出所民警普遍感到压力山大,不愿扎根基层甚至想着逃离派出所。
三、基层基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症结
基层不强,基础工作就很难做实。客观审视甘肃公安基层基础工作,最普遍的情况是社区民警下沉少,最现实的问题是治安要素管控不到位,最突出的短板是群众工作有所弱化,最明显的差距是智慧应用水平低,与基层警务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结合实际剖析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四个根子”:
(一)“表象在工作,根子在思想”,对“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的改
革要求领会把握不准
一些市县公安局内设机构多、职责分工细,但掣肘于资源获取、考核评价、工作对接等,仍倾向于同省厅在组织机构上保持一致,机关运转耗费了过多警力。有的领导干部政绩观有偏差,“重打轻防”思想根深蒂固,对基础工作说起来重要、抓起来次要,落实派出所办理刑事案件负面清单搞变通、打折扣,派出所本就有限的警力围着案件转、追着逃犯跑,对社区警务投入不足,一警多岗、一警管多村格的现象较为普遍。
(二)“瓶颈在警力,根子在能力”,基层能力建设不适应形势任务发展
变化
警力不足是客观的、相对的,但素质能力不提高,补充多少人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前,基层能力建设正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很多年轻民警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下社区进不了门、说不上话,加之社区警务与网格化服务管理融合不够,传统的治保会组织名存实亡,群防群治流于形式。公安信息化工作“长板在建设、短板在应用”,越到基层人才越紧缺,很多民警还停留在查
询、比对等较低层次,懂专业、会研判的凤毛麟角。省厅为派出所综合指挥室授予了系统平台高级权限,但大多数用不起来,主要开展综合管理、视频巡查、接收反馈上级指令等工作,大数据赋能实战的“最后一公里”没有打通。
(三)“问题在民警,根子在领导”,未能充分调动基层民警工作积极性
基层民警长期超负荷工作,身心压力较大,一些同志抱有“多干多错、不干不错”的消极思想,有的甚至处于“躺平”“半躺平”状态,这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领导方法有很大关系。“严”的一手不敢用,抓班子、带队伍不敢动真格,队伍作风疲沓。“优”的一手没跟上,缺乏行之有效的激励措施,派出所民警特别是社区民警在提拔晋升、立功受奖方面较专业警种少,职业认同感和工作积极性不高。另外,在各地严控一般性支出的背景下,公安机关公用经费普遍减少,个别市州降至最高时期的一半,大多农村派出所仅有1辆警车,民警下沉无车辆、驻村无阵地。
(四)“差距在落实,根子在作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树倒根存、
积习难改
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很多工作出现问题,背后都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祟。比如在“一标三实”工作中,社区民警多靠打电话核对信息,个别民警不经核实直接编造数据;有的民警不经走访见面,就在系统平台中更新人员访查记录、风险评估等信息。这些情况,县分局领导和基层派出所长都掌握,有的甚至持默许态度。基层的形式主义往往是机关的官僚主义造成的,一些地方下达任务脱离实际、层层加码,基层落实起来有难度,只能被动应付、被迫造假。
通过调研,总体感到派出所长有“四难四怕”:工作统筹难、联动协作难、争取经费难、队伍管理难,怕多头下单、怕随意抽调、怕追责问责、怕投诉炒作;派出所民警有“四苦四怨”:值班接警苦、走村入户苦、工作条件苦、聚少离多苦,怨劳而无功、怨层层加码、怨官僚主义、怨脱离实际。这些现实问题严重困扰基层民警,如果解决不好,也会影响公安事业长远发展。
四、加强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对策思考
基层强与不强、基础实与不实,既是关系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所在,更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大抓基层、大抓基础”重要指示要求,深入实施加强派出所工作三年行动计划,通过“三破三提升”,全力打好基层基础工作突围战。
(一)基层基础工作中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认识问题、重视问题,需要以思想“破冰”、机制“破题”、督导“破局”为牵引,进一步树牢强基导向,全面强化派出所主防定位思想“破冰”,解决抓不好的问题。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的意见》有关要求,每半年听取一次整体公安工作汇报,定期专题研究公安基层基础工作,推动“一村一辅警”、公用经费等制约发展的保障性难题在更高层面重视解决。各级公安机关把基层基础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主要领导定期听取汇报,围绕重点问题牵头开展调查研究,持续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倾。
机制“破题”,解决防不住的问题。坚持以防控风险为核心,统筹考虑城区、农村派出所警力配置、工作体量的不同,以及中心城市、民族地区等形势任务、工作重心的差异,强化分类指导,实施分类考评。考评设计上突出预防警务的理念,注重结果、淡化过程,将控发案、压警情、除隐患、保安全作为衡量派出所实干实绩的首要标准,重点考核发案率、出事率、群众满意度、“双向熟悉率”等能够客观反映防范效果的项目,对出现问题的倒查防范漏洞、查纠防控责任,推动工作重心转移到管控治安要素、防辖区发案、防涉稳事端、防治安事故上来。
督导“破局”,解决落不实的问题。坚持抓两头带中间、抓先进促后进,领导包所抓建,常态化开展基层基础工作督导检查。深化落实派出所权责清单、办理刑事案件负面清单、基础信息采集清单“三张清单”制度,督促专业警种承担起专业打击、专业基础工作任务,对向派出所超范围下达、变相转嫁任务的,追究领导责任。落实“一案双奖”制度,对实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信息采集人员及时表彰奖励,对数据造假、误导实战的,追究录入单位和社区民警责任,确保基础工作实字托底,干好干坏不一样。
(二)基础不实源于基层不强,需要从做强基层入手,以改革创新提升“硬实力”,以减负增效提升“软实力”,以借力共治提升“巧实力”,推动实现基层警务现代化
提升“硬实力”,实现警力无增长改善。一是向改革要警力。坚持将加强派出所工作置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全局中统筹谋划,把精简的编制、职数、警力更多地投入到基层一线,新招录民警和“团圆计划”等跨区域调动人员优先安排到派出所,严格限制从派出所借调民警,确保“两个40%”落到实处。坚持辅警配备向派出所倾斜,严格落实薪酬待遇、层级化管理等配套政策,确保招
得进、留得住、用得好。二是向科技要警力。健全完善“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向派出所开放数据资源和专业手段,做精做强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加快完善新一代警综平台功能,整合执法办案、社区警务等常用应用,让基层民警只进一个平台、办完所有业务。加大智能安防小区和前端感知源建设力度,建立完善基础信息智能维护机制,提高“基础工作信息化、信息工作基础化”水平。三是向素质要警力。树立崇尚实干、倾斜一线的用人导向,优先从精通基层业务、善于抓班子带队伍的民警中选拔派出所长和班子成员,健全完善所队、所间、所内交流轮岗机制,继承发扬公安机关“传帮带”的优良传统,提升民警综合业务能力。坚持分级施训,强化岗位练兵,把信息化应用作为必备技能,做到“多数民警能常规应用、业务骨干会研判攻坚、少数尖子能研发创新”。
提升“软实力”,让派出所有所不为、更有作为。一是减负。坚持把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和为基层松绑减负一体推进,制定减负清单,严控下发到派出所的文件报表和开到基层的会议,对派出所的指令任务下达由指挥中心归口管理。推动110报警平台与12345等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和相关职能部门、社会组织的对接,进一步明晰职责分工和工作流程,有效分流非警务警情。探索完善专职保安参与安保勤务机制,减少大型活动安保对派出所警力的占用。二是支援。健全完善部门警种支援派出所工作机制,在警力、技术、装备、智力等方面提供“无条件、有时限”的支援。建立实施派出所评议部门警种制度,纳入市县公安机关绩效考评,推动形成“机关围着基层转”的支援体系。通过合成作战综合研判,助力派出所早发现、早打击、早控制预谋中的违法犯罪活动。三是创新。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因情施策,分层分类推动“两队一室”改革,警力充足的严格按照“两队一室”标准运行;警力较少特别是广大农村派出所探索推行“大所带小所”“交所合一”等差异化运行机制和勤务模式。探索建立“巡防+接处警”机制,减轻派出所接处警压力。四是激励。树立“管警要严、爱警要深”的理念,在全面加强派出所队伍监督管理的基础上,创新推出更多爱警暖警措施,坚持基层津补贴高于机关,职级晋升和立功受奖向一线倾斜,推动落实执行重大安保等专项任务特殊保障政策,健全完善容错免责、澄清保护机制,不断提高基层吸引力,让更多民警愿到基层工作。
提升“巧实力”,构建社会治理责任共同体。一是警网融合。积极推动派出所长进乡镇(街道)党委班子、社区民警进村社“两委”班子,把党的政治
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优势。以“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为抓手,推动社区警务深度融入网格化管理,捆绑作业、一体考核,构建社情民意联报、群防群治联建、矛盾纠纷联调、服务宣教联动、基础信息联采的工作格局。二是部门协作。明晰派出所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职责定位,靠实行业部门主体责任,对发生的重大案事件及时复盘回溯,反思查找治理短板,向相关部门通报,为党委政府“吹哨”预警,形成“公安排查风险、属事治理风险、属地管控风险”的闭环处置机制,共同扎好基层社会治理的安全篱笆。三是群防群治。充分发挥社区民警牵动作用,打造包括辅警、义警、治保会等群防群治队伍以及各方社会力量在内的社区警务团队,延伸社会治理触角,提高社会治安驾驭能力。组织开展平安社区、平安乡村等示范创建活动,深化多样化的群众参与机制,推动落实见义勇为、以奖代补等激励措施,充分凝聚基层社会治理合力。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对公安机关来讲,打造预防警务是防控社会风险、塑造平安态势的必由之路,也是以基层警务现代化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只有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持之以恒提升基层实力,坚定不移深化派出所主防,推动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控制、前期处置,解决“打不胜打”“防不胜防”的问题,才能实现“主动防范—发案下降—解放警力—更好防范”的社会治安良性循环。
关于山东省“双高”院校产教融合发展现状的调研报告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顾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1]为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产教融合又是高等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面对复杂形势和全新挑战,为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应对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变革,高职院校要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全面提升人力资源质量,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方面取得新进展。
一、山东省产教融合情况概述
山东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综合改革的决策部署。作为国家产教融合的试点省份,山东省一直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统筹谋划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政府、行业、院校等各方致力推进,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培养了一批适应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所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踏上新征程,再创新伟业。山东省聚焦“走在前列,全面开创”总体性、纲领性的目标要求,高职教育改革要继续服务现代化强省建设,为打造“十强产业”提质增效,服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以及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持续助力。
2019年1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实施意见》。自此,高职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政府推进政策引导职教集团迅速发展,产教融合型企业申报工作稳步推进,多所高职院校达成校企人才共育共享协议,在教师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教学资源开发、科研项目合作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双元主体育人工作初见实效。然而,当前高职教育改革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尤其作为重要抓手的产教融合,在对接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支撑新旧动能转换方面,成效还不明显。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从梳理国内近年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改革相关的政策和实施方案出发,在全面了解高职教育改革和产教融合发展轨迹的基础上,选取山东省15所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研究山东省优质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发展情况。依托山东省职业教育服务、产教融合综合服务等平台资源,参照《高等职业教育
质量年度报告》等统计数据,对山东省15所优质校产教融合现状进行统计,简
要分析当前山东省高职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三、研究结果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产教融合重要指示,山东省高职院校应对问题,突破难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对接产业发展动态,精准调整优化专业群。通过共建二级产业学院,努力解决动力不足、深度不够、实效不强等问题,推进产教融合深度发展。现以山东省15所“双高”院校为对象,统计当前产教融合开展情况。
(一)学校专业群设置对接产业情况
2019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产教融合由理论摸索转向实践发展阶段。在该方案指导下,山东省各高职院校在专业群设置上转换思路,在建设高水平专业群基础上将重点着眼于对接省新旧动能转换工程。根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15所“双高”院校专业群设置支持省市产业发展较为明显(见表1)。各院校瞄准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契机,通过新增省“十强”相关如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专业,撤销社会需求较少的专业,持续推进专业动态优化调整。
(二)校企共育模式创新发展情况
各高职院校主动扩大合作,2021年底校企合作专业数量较往年有大幅提升。根据15所“双高”院校公布最新数据,6所院校校企合作专业数量小于10个,6所校企合作专业数量大于10(含)(见图1)。学校积极与各企业洽谈专业共建,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同频共振,实现双赢。
为实现深度合作,各高职院校在增加合作专业的同时,积极开辟合作新途径新模式,在产业学院、现代学徒制和“1+X”证书方面有较大突破。在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经验基础上,整合优势,克服弊端,建成多所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为真正实现岗位交换、资源共享、协同育人、校企双赢打通渠道(见图2)。各院校以教育部和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为载体,完善校企共育和工作室育人模式,试点专业学生就业率、对口率、薪资水平、社会认可度均显著提高。此外,积极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全力推进“1+X”证书试点工作,各院校认证项目数、试点数、覆盖专业实现大幅提升。
(三)学校牵头职教集团情况
职教集团由院校牵头,行企为辅,通过集团化办学综合利用“政校行企”
各方优势资源,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省政府大力支持下,职教集
团处于快速发展的机遇期,从萌芽、初始增长向加速增长转变。截至2021年,
15所中仅有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和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未牵头成立职教集团。剩余的13所院校中7所院校牵头的职教集团,被同时评为教育部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培育单位和山东省骨干职业教育集团,有2所被评为教育部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培育单位。未来,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合共享,职教集团在推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
四、深化产教融合现实困境
当前,在校企等多方共同努力下,山东省产教融合已步入深度合作阶段,逐步实现双元育人。通过共同制定行业人才标准、人才培养方案,联合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联合进行教学资源开发等多项具体举措,努力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支撑山东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但是,当前山东省产教深度融合还面临一些挑战,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对接省“十强”产业不明显。院校在自身专业建设上重视服务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工程,但在校企合作上对“十强”产业的支撑力度还不够。尤其职教集团仍是以服务区域传统优势产业为主,15所中对接产业转换占比在53%,集中在精品旅游、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高效农业、高端装备等少数产业。第二,创新合作举措存在困难。如各校高起点建设产业学院,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又面临着混合所有制办学和治理方面的盲区,还要解决投资回报和收益分享等现实问题[2]。比如,职业教育集团的持续推进和后续发展也没有可以参考的范式。又如,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需要企业建设完善的制度,也需要组合式激励政策的出台。打造产教融合共同体,也存在着政府、行业、院校三者利益共同点没有打通的问题,使得三者很难在目标和行动上达到高度联结的状态。第三,未建立长效协同机制。在产教融合从理论阶段转入实践阶段初期,山东省大多数高职院校积极响应政策号召,采用了校企共建专业、共建基地、共享师资、学徒、订单等方式,实现产教初步融合。但是,这些方式更多是地方政府牵头打造产教融合高地基础上,院校主动对接,企业被动融入。当进入产教深度融合阶段,如何让企业发挥更加积极主导的作用则更为关键。未来,通过探索长效协同机制,使企业与院校共享优质资源,实现双向赋能。校企合作才能从企业被动融入转变为两方积极,从“一头热”变为“两头乐”,进而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
五、存在问题的原因
第一,政策缺乏针对性及完善性。通过统计梳理发现各层面政策主要偏引导性和号召性,缺乏具体的推进策略。如在校企洽谈合作细节时,往往因政策不清导致各种争议,加之利益分配等问题导致双方参与积极性不高。第二,有待激发企业的参与热情和意愿。因校企合作培养学生的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使得一些企业在参与产教融合时态度犹豫,产教融合质量不高。同时,政府对企业的政策倾斜和实际补贴较少,直接导致了企业积极性不高。第三,高职院校重要作用未充分发挥。有些学校对产教融合政策和要求把握不到位,认为简单设置几个校企合作专业、培养几个订单班就等同于产教融合。也不了解产教融合对服务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支撑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作用,产教融合往往盲目跟风,浮于表面。有些学校教师和企业员工未能在实际上进行岗位交换,教师企业实践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真正共建和共享课程资源较少,生产和教学未实现真正融合[3]。
六、结语
山东省积极开展产教融合深度发展,不仅因为其是教育部首批产教融合试点省份,更是山东省自身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等加快进行,迫切需要与新型产业相适应的人才队伍,尤其是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必不可少。产业有需求,教育有行动。职业教育具有较为鲜明的区域属性。山东省各地区职业教育要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就要主动对接区域发展需求,聚力“政行企校”开展深度合作[4]。各高职高专院校要找准问题,精准改革,持续加大产教融合改革的力度、深度、广度。
未来,通过积极打造山东省“十强”优势产业集群产教融合共同体,依托市域产教联合体,推动行业、企业、院校等各主体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真正实现专业布局助力区域产业发展,实现产业、技术、教育同频共振,共助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关于推进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问题的对策研究
沧州市人民医院杜军
0.引言
近几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在我国总人口中的占比提高,因此对社区老年人养老与护理提出新的标准。老年人受年龄增长因素影响,身体机能不断下降,无法实现自我照顾,并且老年人普遍伴有各种慢性基础病,因此养老与护理问题成为社会重点关注的焦点,加强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中国老龄化基本概述
老龄化指的是人口生育率下降及人均寿命延长使得总人口受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长而造成老年人口比例持续增长的现象。老龄化的含义,一方面是指老年人口数量增长,在总人口中占比增加;另一方面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因为我国和其他国家在老年人年龄划分标准上有所不同,对老龄化率以及老龄化社会发展使用的界定标准也会存在差别。我国老龄化的定义标准在年龄超过60周岁的老人,而发达国家关于老龄化定义标准则是年龄超过65周岁的老人。
结合老人身体情况,一般将其划分为可以自理的老年与需要护理的老人。可以自理的老人群体,其身体健康,具备良好的行动能力,心智健全,可以自我照顾,对独立生活有着强烈的意愿。需要护理的老人群体则以失能、失智的老人为主,不具备照顾自己的能力。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点如下:第一,老年人中低龄老人数量比较多,正处于老龄化发展速度加快的阶段,预计在2025年将会达到峰值。第二,低龄、空巢老年人数量增多,我国年龄超过80周岁的老人将近有50%的为失能或者半失能。
2.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
2.1居家养老模式
中国养老强调的是“养儿防老”,通常会把家庭作为重点,在子女、亲属的陪同下养老,家庭养老能够满足老人基本生活需求,与家庭成员实时交流,让老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得到满足。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子女因为工作、生活等因素影响,承受的压力比较大,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将会受到一定
冲击。
2.2
社区养老模式
社区养老是指在社区的帮助下建立和优化对应的养老设施,通过安排养老机构提供专业化养老服务,形成一套完善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给社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上的帮助和护理,服务模式以上门服务、日常护理为主。社区养老能够给社区内老人提供临时且专业的养老服务,为现代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提供帮助,让部分家庭养老服务逐渐社会化,促进社区养老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但是社区养老模式偏重于生活方面的照顾,服务内容比较单一,无法为失能或者半失能老人提供专业化服务。
2.3机构养老模式
机构养老模式能够给老年人提供日常起居方面的照顾,如打扫卫生、日常护理、健康服务等,当前重点推广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将医疗、保健、康复、养老进行结合,形成一个整体。和传统社区养老模式有所不同,机构养老模式比较注重非健康老人护理和照顾,把老人健康护理和医疗服务作为重点,在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下,建立比较全面的服务机制。但是这种养老模式服务对象以部分老年人为主,与社区脱离,服务范畴和服务对象比较局限。
3.推进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3.1各个主管部门各自为政,难以融合
在现有相关政策与制度中,养老部门是民政部门负责管理,基层医疗部门则是在卫生部门协助下进行管理,社保由人社部门统一管理,不同部门在工作职责、管理体系、政策标准上存在差别,这给养老事业改革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在日常推广发展中,部分养老机构不享有医疗服务的权限,无法为老年人提供和医疗相关的服务。与此同时,养老机构在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时,无法从社保部门中进行费用报销,使得老年人不能从中获取和疾病预防相关的保健服务[3]。
3.2社区卫生中心服务能力有限,对老年人及亲属吸引力不大
结合当前情况,社区卫生中心对老年人来说,吸引力不足,导致该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社区卫生中心和中心医院之间双向就诊通道未做到高效使用,使用率下降。与此同时,社区医疗资源不充足,不能满足老年人基本需求。
3.3智能养老产品技术研发能力不足,普遍推广存在困难
在新形势下,各种先进技术被广泛应用在各个行业中,但是通过对我国养
老行业发展情况的调查发现,和养老相关的智能化产品比较少,种类单一,研发水平相对薄弱,有待提高。同时,和人体体征相关的技术研究比较少,深度和广度不足,移动医疗在我国没有实现全面推广和普及,智能医疗改革不到位,任重而道远。此外,因为老年人自身特殊生理需求,在给老年人设计智能产品时,应注重携带便利,智能产品在推广和发展上难度大。
4.关于推进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的相关对策
4.1优化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框架
对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而言,通过全面推广该模式,能满足大部分老年人养老需求。通过把智能化技术和设备应用其中,建立智能化养老服务模式,将和社区养老相关的产业相结合,如社区医疗卫生部门、养老服务部门、餐饮、超市等,把各领域资源融入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平台中,将老年人日常生活和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相结合,在医疗机构配合下,不仅能够对老年人身体健康进行监测,也能为其提供日常生活服务[4]。
从以下方面对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结构进行调查:第一,养老服务对象,即社区内生活的所有老年群体,也覆盖老年人家属,可以把智能技术应用其中,利用智能设备与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服务平台充分连接,进一步了解老年人日常生活情况,监测其身体健康情况,对其所在位置精准定位,为其提供专业的服务。第二,养老服务中心,可以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建立智能化信息平台,在与社区老年人充分连接的同时,也与社区各服务中心相互连接,让社区服务部门可以结合老年人反馈的基本诉求,提供专业化服务,保证服务的针对性和全面性。第三,养老服务提供中心,也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养老中心、家政服务中心等,不同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服务,因此服务提供者种类繁多,让养老服务内容变得更加多样。
在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功能层面上,应符合老年人多方面基本要求,其中包括情感、生理、心理等方面,保证养老服务的多样化和全面化。首先,物质保障。物质保障指的是结合老年人日常生活情况和习惯,提供充足的物质,并把智能化设备应用其中,及时获取老年人日常生活信息,将整理的信息反馈给社区养老平台,之后平台与各个地区的社区服务中心积极沟通,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服务,如基本医疗指导、日常就餐服务等。其次,居家安防。对老年人来说,年龄相对较高,身体机能下降,可能会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各种突发状况,如滑倒、基础病发作等。为了给老年人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在得到老年
人和家属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家中安装监控系统,通过全方位监控,帮助社区和家属充分了解老年人在家日常状况,如果发生突发状况,能够及时与社区联系,避免老人受到更大的伤害。与此同时,在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设计中,可以把智能技术应用其中,与家中电器连接,如果发生危险,能够及时报警,保证老年人自身安全。老年人受年龄因素影响,可能会忘记关门、关煤气等,可以通过监控系统提醒老年人检查各种电器,防止发生不必要的风险。在老年人外出时,要求其佩戴智能电话,电话中安装定位系统,防止老人走失。再次,健康医疗。对健康医疗来说,其作为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主要是为老年人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在智能监测系统作用下,进一步了解老年人身体情况,监测其血压、血糖等变化,把监测信息反馈给医疗服务平台中,经过数据分析,判断老年人身体状况,给其准备对应的家庭医生,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5]。最后,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和爱戴,将自我价值充分展现。在创建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过程中,可以在网络社交平台作用下,给老年人提供更多对外交流的空间和机会,社区可以结合老年群体基本需求,组织安排一系列和社交相关的活动,让老年人业余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如果老年人对学习有着一定需求,可以安排其参与老年大学,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适合的课程,在专业教师的教授下提高老年人综合素养。如果是年龄比较低的老年群体,其还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这时社区可以根据其身体状况和需求提供适合的工作岗位,发挥余热,挖掘个人价值。
对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框架优化的重点内容在于技术性、多样性、协调性。在智能化平台作用下,利用智能化设备,改善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同时也能节省成本,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属于一个综合性系统,应整合社区各项资源,让养老模式变得更加现代化和先进化,应争取社会各界的配合与支持,将市场价值充分发挥,推动养老服务市场良好发展,完善多元化参与体系,给老年人提供高效、便利的养老服务。
4.2制定详细的推进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的相关措施
首先,在政府部门引导下,创建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政府管理分工体系阻碍了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可以组建专业的养老服务团队,同时与当地养老机构积极沟通,建立良好的合
作关系,共同发展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其次,摆脱社区过于行政化的发展现状,实现社区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在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下,为了给老年人提供更丰富的生活条件,社区可以结合当地老年群体基本要求和生活习惯,经过深入考察,采用公开招投标方式,与当地一些养老服务机构合作,并吸引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参与其中,与其签署相关协议,做好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再次,优化基础设施,加强服务保障机制建设。通过配备充足基础设施,在设有老年活动中心的同时,也要建设充足的医疗服务设施,给社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服务。相关部门应加强服务质量评估制度建设,为社区老年人提供精准服务,保证服务质量和效率。通过完善服务质量评估制度,为后续服务规范化管理工作有序进行提供保障。相关部门还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管理机制,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服务平台,单位和个人无须另外缴纳护理保险,通过扩大保险支付范畴,减轻老年人在就医方面的经济压力。最后,丰富服务内容。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社区养老部门还要提供多方面、多元化养老服务,以满足老年人在精神、物质、生理等方面的需求。在提供多样化养老服务的同时,还要对各种类型的养老服务模式深入挖掘,其中医疗健康服务需要与家庭医生签署协议,为社区老年人建立个人健康档案,采用双向转诊服务机制,把互联网技术应用其中,创建“互联网+”养老模式,医疗人员可以借助该平台给居家老人提供在线咨询和看病服务,建立电子健康档案,进一步观测和了解老年人身体状况。
5.结束语
总而言之,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能够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在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下,应对传统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优化改革,实现老年人及其家属、社区工作人员、医疗服务人员多方合作。通过把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当作基础平台,在专业医疗人员配合下,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医疗及养老服务,并利用现代化技术,对社区老年人身体情况进行监测,给其提供专业化社区服务,改善传统社区养老服务的不足和缺陷,让老年人在社区养老服务中获得良好体验,给老年人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更好地安度晚年。
河北省农民工欠薪治理现状、问题与对策 基于信用监管视角
石家庄学院孙军锋
作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他们对城市的繁荣、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做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维护工作,保障其工资报酬得以顺利偿付,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工欠薪治理已成为党和国家、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和十分关心的问题。为了做好农民工欠薪治理工作,切实保护农民工工资报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党和国家先后出台和发布多项文件与实施办法,对全国各地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工作予以政策支持和督导。河北省作为省内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外来农民工较为聚集的省份,面对如此庞大的劳动力群体,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任务艰巨而繁重。
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本质是失信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号)文件中,从推进企业工资支付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企业守法诚信管理制度和建立健全企业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的视角,给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2]因此,信用监管手段已成为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的重要手段。[3]在数字经济时代,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信用治理呈现出了信息化、智能化、平台化等发展态势。[4]因此,本文结合数字经济时代的信用治理新趋势,基于信用监管的视角,分析河北省农民工欠薪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一、河北省农民工欠薪治理现状
(一)出台了系列政策与管理办法
解决农民工问题事关农民工群体利益。河北省始终将做好农民工欠薪治理、保障农民工合法权工作视为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民生工程,在国家层面政策的基础上,省委省政府、各地市和相关部门分别围绕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劳动用工管理和严惩拖欠工资违法行为等方面相继出台了相关的管理办法等政策性文件(详见表1)。这些办法和举措的出台有助于促使企业依法用工,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保障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法权益,为做好常态化监管工作,构建长效工作机制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有力保障。
(二)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农民工欠薪治理体系
1.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加大欠薪治理力度
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总体部署,自2021年12月始,每年春节前夕,河北省在全省范围内纵深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该项行动是贯彻落实《保证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重要举措,河北省围绕高位开局、多元监督、高频通报和兜底保障的工作思路,要求各市县要有较高的政治站位,积极发挥人社、信访、发改、住建、交通、水利、法院等部门的监管作用,扎实打好根治欠薪工作的攻坚战,确保查实的欠薪案件在每年春节前全部清零。通过成立专班工作组,深入工程项目现场和企业一线,实时精准掌握动态,排查并通报各项目在实名制用工、工资保证金缴纳、工资专用账户设立、工资支付、支付担保、履约担保、施工过程结算等各项制度的落实情况;梳理和通报欠薪线索及其处理质量等情况,压实责任,确保欠薪案件随出随清。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违法行为,综合采用行政、司法、信用惩戒、争议仲裁等手段进行兜底治理。
2.构建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探索出根治欠薪工作新路径
为提升欠薪治理信息化水平,自2021年6月,石家庄、邯郸、邢台、保定、沧州、唐山、秦皇岛等多地开始整合构建市级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与此同时省级层面构建了集中的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省级平台于2022年6月上线运行,各市级平台相继投入使用。河北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将行政审批、住建、公安、税务、社保等政府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承包企业、农民工、金融机构等各方信息互联互通,形成了能够实现资源共享、预警监控、动态管理、应急处置和指挥联动等功能的大数据可视化决策平台。截至2023年1月,通过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石家庄市陆续化解了4.5多万起潜在的欠薪隐患,处理4308件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并成功为3.49万余名农民工追讨3.15亿多元的拖欠工资款。[5]
3.畅通农民工维权渠道
一是打造农民工工资维权中心,将根治欠薪工作端口前移。河北省人社部门大力推广以项目为单位、设立在建设工地的“农民工维权中心”。由对工程项目参与人员情况较为熟悉的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相关负责人构成中心人员,制定详细的职能分工和工作制度,按照受理、分流、办理、督办、回复、回访6个阶段工作流程,打通欠薪维权“最后一公里”。截至2024年3月,河北省已在5799个在建工程中设立此类维权中心,有效提升了对农民工
权益诉求的处理便捷性和回应速度。[6]如农民工遇到未支付工资的情况,可以直接求助于这些维权中心,或向劳动监察机构报告,以便快速收回欠款。二是通过加强司法援助,为农民工提供更强有力的法律支持,确保农民工在遭遇工资拖欠时能够获得及时的法律援助。三是有效发挥“问政河北”平台的作用,为农民工权利主张开辟了在线新渠道。作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线上直接通道,任何遭受欠薪的个人或是有建设性建议的农民工,都可以在此平台上提交投诉。面对每一起欠薪案件,无论大小,平台均保证迅速接受并处理投诉,严格监督执行,确保劳动者及时获得应得工资,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4.公示失信企业信息,列入“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使其“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为了更好地落实《河北省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加强农民工欠薪的源头治理,河北省各市、各县会定期分批次公示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黑名单”。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黑名单”的用工单位及其负责人,将会在项目资质审批审核、资金支持、土地供应、政府采购、招投标、市场准入、生产许可等方面受到限制。同时也将在评级授信、融资贷款、税收优惠、评先评优以及交通出行、高档装修房屋、购买车辆等高消费方面受到制约。这种联合惩戒机制的建立,大大提高了企业违法成本,不仅是对违法企业的有力打击,也是对其他潜在违法者的警示,有助于遏制拖欠工资现象的发生。
(三)欠薪治理成效显著
河北省着力于实现“存量清零、严禁增量”目标,通过持续完善制度机制、创新治理手段、突出源头监控预警、不断加大监察和执法力度、严格落实“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等举措,切实保障了农民工合法权益。河北省人民政府网站显示,2020年全省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数、涉及农民工人数和金额同比分别下降59.97%、25.22%、28.06%。[7]长城网报道,
2021年全省依法查处欠薪案件1.94万件,为8.83万名农民工追偿工资10.15亿元。[8]河北省人社厅劳动监察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河北省共办结欠薪案件1.86万件,为6.25万名农民工追偿工资8.03亿元。[9]中国劳动保障新闻网报道,2023年,全省办结欠薪案件1.36万件,为近3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2.94亿元,较上年度分别下降27%、52%、63%。[10]2024年春节前,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为4.4万名劳动者追发工资4.8亿元。[11]河北省已经连续数年未曾
出现因欠薪而导致的重大群体性事件以及恶性极端事件,农民工欠薪治理呈现
出良好发展的局面。
二、河北省农民工欠薪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治理手段局限性日益凸显
传统的欠薪治理方式可以归纳为行政、法律和舆论3种手段。然而3种手段分别具有相应的局限性:行政手段短期见效快,但效果难以持久。一是因为行政手段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例如加强监管、开展专项行动等;二是行政手段的效果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等,一旦行政手段的执行力度减弱,欠薪问题可能会再次出现。
法律手段长期有保障,但维权成本较高。法律手段虽然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但法律程序通常较为复杂,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13]农民工可能缺乏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难以通过法律手段有效维护自己的权益;法律判决的执行也可能面临困难,导致农民工无法及时获得应得的工资。
舆论手段影响范围虽然大,但基于他律性质的道德约束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导致农民工欠薪也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二)信用监管体系不够健全和完善
1.信用评价功能缺失
信用监管手段的重要内容是实施信用评价和分类监管。信用不仅仅只有“守信”和“失信”两个维度,还涉及信用水平的高低和等级。信用等级确定的前提是信用评价,即通过收集、分析和整合相关的信用信息,如财务状况、履约状况、社会行为等,运用评估模型和方法给出相应的信用得分或等级。目前,河北省集中的和各地市的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具备了资源共享、预警监控、动态管理、应急处置和指挥联动等诸多功能,但没有专门的信用评价模块。缺少信用评价功能,可能会无法及时发现和预警存在欠薪风险的企业,增加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风险。同时,也可能会导致一些信用良好的企业无法获得应有的认可和支持,而信用较差的企业可能会继续存在违规行为。因此,信用评价功能的缺失,往往会导致平台很难将在册企业的信用水平客观反映出来,进而无法为相关部门开展分类监管工作提供可靠依据,不利于根据企业的信用水平采取相应的措施,从而影响整个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工作的效果。
2.信用信息采集仍存在不全面不准确问题
主要表现为部分地区可能存在信息采集渠道有限、数据更新不及时、存在
错误与遗漏等情况,导致信用信息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状况;部分小型企业、临时组建的施工队伍等可能未被全面纳入采集范围,导致信用记录空白;农民工个人因流动频繁或新进入务工领域致使其信息可能未及时采集或采集不完整;部分工地因实名制考核流于形式、考核不够严格等导致的工资支付数据记录混乱,比如支付时间、金额等关键数据可能存在模糊、错误记载的情况。[14]工程的具体进展、资金来源等信息未能准确采集,影响对工资支付风险的判断;关于欠薪的具体原因、涉及人员等详细情况采集不到位,不利于精准监管和分析;企业变更信息未及时更新。企业更名、合并、转让等信息更新滞后,导致信用记录与实际情况不符;对于在河北省内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其在不同地区的工作信息采集不连贯;对劳务分包过程中的相关信息采集有误,难以明确责任主体。
3.监控预警平台的运营缺乏第三方机构参与
有效的监督机制需要独立、公正的第三方来执行,以确保所有参与方都严格遵守规定和标准。然而,目前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的运营主要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缺乏第三方机构的参与,这可能导致监督力度不够,难以全面发现和解决问题。技术支持薄弱是平台运行中的另一个主要问题。现代技术手段在保障工资支付的透明度和及时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建立不可篡改的工资支付记录,而高级数据分析可以提前预警潜在的拖欠风险。然而,目前平台在技术能力上,缺乏专业的第三方技术公司提供支持。这导致平台在处理大量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和预警时显得力不从心。同时,还存在着资金监控不力的问题。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和工资保证金制度的实施需要严格的资金监管,以防止资金被挪用或滥用。然而,由于缺乏第三方财务监管机构的参与,仅靠政府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往往无法完全杜绝资金管理上的漏洞。这些漏洞可能导致农民工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用工单位不够重视和参与度较低
目前,由于农民工支付监控预警平台缺少信用评价功能,不能将企业信用水平客观反映出来,导致在落实“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措施时,往往会呈现出“重失信惩戒,轻守信激励”的特点。再加之在惩戒时,存在着如罚款金额不高、限制措施不严厉等处罚较轻,惩戒措施落实不到位的现象,惩戒机制未能真正起到警示作用。[15]在激励机制方面,由于激励措施不够明确,
且激励覆盖面窄,只有少数表现突出的企业能获得激励,大部分企业感觉与己无关。同时,提供的激励政策力度不足,如荣誉称号的影响力有限、优惠政策不明显、资金短缺问题难以解决等,企业积极性不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企业对信用监管不够重视,具体表现为敷衍对待信用数据报送,不认真、不准确提供相关信息,不积极改善自身信用状况,缺乏主动提升信用等级的动力,忽视信用风险,在经营过程中很少将信用风险纳入重要考量因素。
三、基于信用监管视角的农民工欠薪治理对策
(一)科学构建信用评价体系
信用评价管理已成为把好市场准入源头的抓手,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也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晴雨表”。应通过构建信用评价模型,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对归集的信用信息进行分析,将每个用工企业的信用水平作出实时、客观的评价,并采用动态评价方式对用工企业的信用水平进行跟踪监测,以能够及时识别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风险因素,进而对其进行预警。同时,针对评价结果,可对不同信用等级的用工企业实施不同的监管频率和监管强度,从而决定给予具体的激励或惩戒措施。
信用评价体系的构建需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指标体系多维化和全面化。围绕工资支付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等要求,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应涉及企业遵守劳动法律法规情况、劳动纠纷处理情况等多个方面,具体包括企业按时足额支付工资的历史记录、劳动合同签订与履行情况、欠薪投诉次数及处理情况、劳动法律法规遵守程度、企业财务状况、农民工对企业用工及工资支付的满意度评价等。二是要做到指标调整动态化,根据实际情况和政策变化,及时调整和优化指标内容和权重,以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三是既要增添社会责任指标,又要突出重点事项。如关注企业对农民工培训、职业健康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表现,同时给予按时足额支付工资等核心指标较高权重,以体现其重要性,并对恶意欠薪、长期拖欠等行为设置专门的严重失信指标。另外,在确定权重前,不仅要充分征求各方专家、企业代表、农民工代表等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权重分配的合理性和公正性,还要进行模拟测试和验证,通过实际数据对设计的指标体系和权重进行模拟运行和验证,并不断完善和优化。
(二)优化信用信息采集与管理
1.拓宽信息渠道
应进一步加强部门联动,建立人社、住建、交通、水利等多部门的信息共
享机制,及时交流农民工工资支付相关信息,并利用互联网平台,搭建专门的农民工工资支付信用信息平台,借助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潜在的信息源,鼓励企业和农民工自主填报、更新信息。同时,还应深入建筑工地等场所,通过实地走访、设置信息采集点等方式,直接收集一线农民工和企业的相关信息。另外,还要加强与金融机构和劳务中介机构的合作,以获取农民工工资发放的银行流水等金融数据、农民工就业动态及相关信息,丰富信用信息来源;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与农民工协会、商会等合作,借助其力量收集和反馈信息。另外,加强与其他省份的信息互通,实现跨省份务工情况的信息交流与共享。
2.建立动态更新机制
积极搭建高效的信息采集平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大数据、物联网等,实时获取农民工工资支付相关的各类信息,包括企业经营状况、项目进展、工资发放记录等。[16]制定严格的信息更新流程和规范,明确规定各类信息的更新时间节点和责任主体,确保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建立信息反馈渠道,鼓励农民工、企业等主体及时反馈信息的变化情况。根据信息的动态变化及时调整监管策略和重点。加强与其他部门和机构的信息共享与协同,确保信息的全面性和一致性,共同推动动态更新机制的有效运行。不断完善信息系统和管理体系,根据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新的需求,及时进行优化升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要求。通过以上措施的综合实施,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信息与管理的动态更新机制,为农民工工资支付信用监管模式提供有力支撑。
(三)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监控预警平台的运营
为了确保农民工工资的及时和全面支付,引入多元化的评价主体到农民工工资支付信用监管模式中,可以增强监管的全面性和有效性。[17]作为传统的监管主体,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对工资支付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来纠正违法行为。引入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如引入审计公司或评级机构,通过审核企业的工资支付记录、财务状况等,给出更加专业和客观的信用评级或审计报告,为企业的信用状况提供参考;引入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监管体系中扮演监督和宣传的角色;引入农民工代表和工会,作为农民工集体声音,参与评价和监督过程;引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合作企业的工资支付行为进行监控,及时发现并通知有关部门关于可能存在的工资支付问题;引入技术和数据服务公司,利用区块链和大数据分析等现代信息技术,帮助企业和监管部门建立透明、高效的工资支付跟踪系统。[18]通过引入这些多
元化的评价主体,可以构建一个立体化、全方位的监管体系,不仅增强监管的
力度和效果,也可提高监管的专业性和公正性。
(四)充分发挥守信激励机制的积极引导作用
注重信用评价结果的运用,尤其是对于守信及时足额完成农民工工资支付的企业,要充分发挥守信激励机制的积极引导作用。比如,可以将信用评价结果引入行业竞争,在市场准入、招标投标领域设置“信用等级门槛”;对于信用等级较高用工单位,可给予其减(免)缴纳工资保证金的优惠政策,如果信用等级有所提升,则可考虑继续保留或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19]另外,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主要原因之一是资金的短缺。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资金是维持其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一旦出现短缺,企业的支付能力将受到严重影响。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企业参与信用监管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之一就是所提供的激励政策吸引力不足,尤其是资金短缺问题,依然不能得以有效解决。而信用是市场活动和市场伦理对市场行为主体的综合诉求。企业的信用等级反映出了其相应的可信任程度,当企业具有较高的可信任度时,此时的信任就具备了资源化价值,并能转化成为信用资产。因此,在监管和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时,如若能够将企业的信用进行整合,形成信用支付和结算工具,将有助于实现基于信用的消费、融资等商业模式的创新,[20]进而解决企业资金短缺难题,提升企业参与信用监管的积极性和支付农民工工资的能力及意愿,真正实现从源头上根治农民工欠薪难题。
河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张祝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五次赴河南考察调研,为河南把脉定向、擘画蓝图,寄予河南“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殷殷嘱托,为河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总纲领、总遵循、总指引。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河南应当勇于领先,展现更加卓越的成就,努力书写属于自己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一、河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优势
一是农业供给保障能力强,竞争力强,可持续发展水平高。河南在粮食生产方面表现卓越,其粮食种植面积稳定保持在1.6亿亩以上,总产量连续六年超过1300亿斤,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一,位居全国第二。此外,河南被定位为国家规划的生猪家禽主要生产省份,并且是全国肉牛、肉羊和奶业产业的优势区域,拥有60个国家级传统生猪调出大县和40个肉牛养殖大县。在农产品加工领域,河南同样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生产了全国一半的火腿肠、三分之一的方便面、四分之一的馒头、五分之三的汤圆和十分之七的水饺。二是作为区域性物流中心,发展潜力大,辐射能力强。河南经济总量连续多年居全国第5位,社会消费品规模稳居全国第5、中部地区首位,基本形成以郑州为中心、区域物流节点城市为支撑、城乡分拨配送网络为基础的现代物流空间网络体系。同时,河南地处中原腹地,居于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战略枢纽,依托空中、陆上、网上、海上4条“丝绸之路”建设国际物流中心,全省综合交通线网总里程达到
28万公里,基本建成了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物流通道枢纽。三是工业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主导产业优势地位日益凸显。2022年,河南省完成全部工业增加值1.96万亿元,位居全国第6;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5.1%,高于全国1.5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增速为25.4%,技改投资增速为34.4%,分别高于全国15.1个和25.3个百分点。近年来,河南以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大省建设为重点,积极推行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食品、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的转型与发展。这些主导产业已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以2022年为例,河南省的主导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45.3%,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8.9%。四是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河南从“文化强省”到“旅
游立省”,再到“文旅强省”和“文旅文创融合”,河南的文化资源得以激活和转化。文化与旅游、科技、教育、制造、体育等领域的“文化+”创意融合模式正在迸发出强大活力,数智化、创意化加速驱动文化产业转型,催生出更多新场景和新模式,新兴业态异军突起。2022年,河南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4865.1亿元。其中,规模以上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249.1亿元,比上年增长39.4%,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产业41.6个百分点。五是城镇化布局持续优化,城乡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省的常住人口从9532万人增加到2022年末的9872万人,同时,城镇化率从41.99%增加到57.07%。国家中心城市郑州市有力地带动了全省城镇化进程,广大中小城市、城镇逐渐成为河南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承载单元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阵地。河南城镇结构体系以中小城市为主,县域国土面积占全省的84.37%,人口占68.3%,生产总值约占60%。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生态环境改善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断增强,城市品质持续提升。在加快城镇建设的同时,河南持续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综合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农村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高。六是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黄河安澜保障日益增强。河南积极实施绿色低碳转型战略,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为核心。该战略围绕绿色生产、技术、生活和制度的一体化推进,促使各行各业向环保和低碳发展转型。在转型过程中,能源消耗明显下降,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单位生产总值的能耗累计降低约37.3%,同时,年均1.3%的能源消费增长率支撑了年均7.1%的经济增长率。另外,自2002年以来,黄河累计输沙入海32.5亿吨,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下切3.1米,“悬河”态势得到初步遏制,建成501公里的标准化堤防和98处控导工程,防浪林、行道林、生态林相互交织,加快数字水利发展,用现代科技为黄河防汛保驾护航。
二、河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农村现代化滞后,“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特征明显
一是粮食生产资源约束趋紧,高标准农田建设压力大。粮食生产需要大量用水,河南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400立方米,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河南永久基本农田1.02亿亩,仅超国家下达指标17万亩,保护耕地红线具有较大压力。此外,河南尚未完成高标准的农田建设,仍然存在基础农业设施不足、较弱的灾害抵御能力、耕地质量较低、田块过于分散以及生态保护水平不够高
等问题。这些因素限制了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和产量提升。二是农业产业链短,价值链低,供应链弱。河南农业加工业初级加工产品多,精深加工产品少,缺乏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如农旅融合、农工融合等,使得农业产值的增长潜力受限。目前,河南农产品精深加工比重仅为21%左右,与发达省份相比尚有明显差距。同质化产品多,特色产品少,缺乏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部分优质农产品未能获得与其品质相匹配的价格,导致其价值提升受到限制。农产品从生产到市场的物流体系不够完善,中间环节过多,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和质量下降,同时部分农产品的购销还依赖传统的模式,缺乏现代化的合同农业、订单农业等市场机制,导致供应链的稳定性较差。三是农业科技创新与转化应用水平不高。首先,河南种业基础研究和先进育种技术能力不强,不能实现模块化、流程化、工厂化和信息化生产。除了小麦、玉米、花生、芝麻、大白菜等优良品种之外,河南在奶牛、白羽鸡等畜禽品种以及菠菜、西兰花等高质量蔬菜种子和甜椒、番茄等高端设施农业种子方面,存在较高的对外依赖性。其次,重大农机和食品装备的核心部件90%以上来自国外,部分产品供应链不能完全自主可控,存在“断供”“卡脖子”风险。最后,企业研发能力普遍不足,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其他创新主体协同不力,农业科研与教学单位之间缺乏清晰合理的定位与分工,研究内容高度同质化,人才下乡激励力度不够,农业从业人员普遍受教育程度和科技素养较低。四是乡村建设发展滞后,城乡统筹发展不均衡。乡村在建设和发展上滞后表现为基础设施不足、教育和医疗资源缺乏,经济结构单一。城乡统筹发展的不均衡则使得城市地区的经济、教育和医疗资源快速增长,农村与城市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土地流转和社会保障体系存在问题。全省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呈现扩大态势,从2012年的12918元扩大到2022年的19786元。
(二)经济基础较弱,发展潜力不足
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发达地区相比,河南产业结构差距明显,第一产业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服务业发展缓慢,所占比重不高,对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服务的保障能力较弱,拉动就业和扩大内需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工业内部结构中能源资源型和初加工型产业比重大,主导产业主要集中在煤炭、石油开采、钢铁、电力等领域,产业链条短,高附加值和深加工产品少。二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偏低,“枢纽经济”现代化程度不高。虽然河南进出口总额增长较快,但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相对较低,河南在
融入经济全球化方面尚有较大空间,还未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来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枢纽经济”体系现代化程度不足表现在顶层设计战略思路不清晰、市场格局不健全不完善。在经济开放性、资源集聚性、产业辐射性、枢纽驱动性、数字赋能性等领域,存在生产要素流动不畅通、不活跃,生产力赋能不对称、不充分、不协调等问题。三是制度型开放的氛围不浓。一些地区对制度型开放的内涵、重要意义认识不到位,在探索制度型开放新模式、构建制度型开放新体制和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等方面主动性不够。多部门的协作较为薄弱,不能在改革创新、制度设计、复制推广等环节形成合力。相较于浙江、江苏、四川等地,河南自贸区开放创新联动区建设相对缓慢,制度创新成果在各市县的知晓度、推广示范作用发挥不充分。四是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河南营商环境在全国的排名相对靠后,与经济大省、工业大省的地位不相符,与一流的市场环境相比,河南的市场和政务环境不优,政务服务数字化的转型较慢,隐性的壁垒多,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的问题依然存在。
(三)文化发展现代化理念不足,新型文旅项目有待提升
一是文化发展理念尚不能完全适应文化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决策者过于依赖传统模式,忽视了数字化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方式,在内容创作、传播与互动上,仍然停留在较为传统的模式,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技术投入相对滞后,使得文化内容的数字化传播与互动受限。与先进地区相比,河南的文化产业市场化进程滞后,缺乏有效的市场驱动机制来推动文化内容的数字化生产与传播,同时,也缺乏与数字化转型配套的政策和制度支持。二是经营主体建设落后。受限于本地文化市场的规模和潜力,许多有才华的文化创作者和经营者选择外流,进一步导致经营主体的匮乏。虽然近年来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重视文化产业,但在市场开发和政策引导上还存在一些不足,导致文化经营主体难以获得有效的支持和指导。面对外部更为成熟的文化产业市场和经营主体,河南本地的文化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2022年,中国旅游集团20强河南未有一家入选,中国文化企业30强中仅有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家入选。至今,河南没有一家主板上市的文旅文创企业。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等文旅项目成功圈粉,建业电影小镇、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相继引爆市场,但总体来看,康养旅游、考古旅游、体育旅游、数字文旅等新型项目仍然较少,产品同质化现象比较突出。三是文艺创作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在追求文艺作品的“高
产”中,很多作品往往流于形式,缺少深度和创新,只满足于表层的创作,而缺乏真正触及人心的艺术品质。这种大量而非高质的创作模式,使得很多作品在短时间内迅速被淘汰,无法经受时间的考验。河南在很多文艺领域都有稳定的创作基础,保持着一定的艺术水平,但缺乏真正达到顶尖、具有代表性的“高峰”作品。这种广泛的“高原”状态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过于依赖传统文化资源,而在当代艺术创新与探索中稍显不足。以《唐宫夜宴》《龙门金刚》等为代表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揭开了河南海量传统优秀文化的一角,但还有大量的资源无法实现有效的开放共享,潜在效益也得不到充分释放。四是公共文化设施不健全、不均衡、不充分,文化效能低下。不健全是指文化设施的配置还很有限,如图书馆、文化中心或展览馆等数量不足或者设施老化。不均衡反映在省内的不同区域,特别是城市与乡村、中心城区与郊区之间,文化设施的分布和资源存在较大差距。不充分的体现是现有的文化设施未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尤其是在数字化、多元化方面的需求。文化设施存在的意义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不能有效提升人们的文化生活水平和满足其精神需求。
(四)重工业污染比较严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合力不足
一是能源资源禀赋结构单一。全省煤炭资源在资源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煤炭资源是河南省的主要矿产资源,原煤占全省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一直比较高。火力发电是二氧化碳排放最为集中的行业,这种能源结构给全省绿色发展带来的压力颇大。二是重工业导致的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全省传统工业企业中,重工业一直占比较高,像洛阳、三门峡、平顶山、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等,都是重工业占比较高的城市,特别是洛阳重工业占比长期高达80%左右。虽然这种工业结构对大国重器研发与生产、大型工业装备供给等贡献非常大,但是重工业大多是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在绿色发展上升到非常重要位置的今天,这类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任务就显得非常繁重。正是因为全省重工业占比较高,空气污染现象突出,影响较大。三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洪灾防控任务艰巨。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洪灾仍然是流域面临的主要威胁。小浪底水库在水沙调节方面存在一定的后续动力不足,这导致了水沙调控系统未能完全发挥其预期的整体功效。同时,下游地区在洪灾防控上也显露出一些不足,特别是在洪灾预警方面的时间紧迫性和所带来的潜在风险较高。此外,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特别脆弱,面临的水资源保障问题尤为严峻,这进一步指出了该区域发展质量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必要性。为了应对这
些挑战,迫切需要加速推进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
(五)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前沿领域活跃度不高
一是高水平技术攻关与应用转化力较低。河南未来产业技术尚在初期探索阶段,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缺乏深度和广度,导致关键技术、材料、零件、设备等“进口依赖”问题短期难以解决。科研成果“半成品”率较高,“图纸”到“现实”的“最后一公里”实用化水平低,转化环节断层,新产品的种类和迭代速度滞后于市场。二是高能级创新载体与平台支撑不足。高水平的研究所、创新中心、技术转移机构和创业孵化器等关键机构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满足现有的创新需求。例如高性能计算、大数据中心、先进的实验和测试设备等关键基础设施不够完备。相较武汉获批成为第五个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数量位列全国第4,合肥、西安获批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河南尚未有城市入围国家科技中心。三是高层次创新团队与人才短缺。河南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人才比例较低,缺少高精尖技术人才和跨界复合型人才。教育链与产业链之间未有效衔接,与企业人才需求脱节。未来产业细分领域专业课程开设少,院校培养周期滞后。四是高品质产业集群尚未成型。河南高品质产业链初步搭建,形式较为单一,整体分布离散,尚未形成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良好局面。产业多数陷入“高端市场突破难,低端市场差异少,恶性竞争价格低,产品质量提升慢”的困境,因此出现技术壁垒与研究滞后,产品和服务的同质化严重,企业之间很难通过差异化策略来获取竞争优势。在这种困境中,企业很难通过品质和服务来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导致市场认知度和忠诚度不高,很难形成高品质的产业集群,如新材料产业仍以基础原材料或中间体为主。五是高效能产业创新生态远未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壁垒”仍在,技术成果交易市场发育迟缓,信息交流不畅,配套服务欠缺,风险评估能力弱,导致省内多数创新技术成为“沉没成本”。近年来,安徽连续举办中国(合肥)类脑智能高峰论坛,签约落地一批类脑智能项目,与之相比,河南则缺乏此类氛围。
三、河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一)坚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一是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不仅要坚持良田粮用大原则,坚决遏制“非农化”,有效治理“非粮化”,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61亿亩以上,还要加强连接灌区骨干工程与田间地头渠系的农田水
利设施建设,推进重要支流和中小河流治理。同时,引入农业科技成果和智能技术,如智慧农业、精准农业技术,减少田块碎片化,合理规划田块布局,提高农田管理水平和产出效率,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二是做足做活“土特产”这篇大文章,不断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优化资源配置,鼓励农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种经营主体之间的合作与联合,形成产业集群。通过科技创新和生物技术的应用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产量,同时发展深加工和二次加工产业,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推广河南特色农产品,建立区域品牌,通过质量认证和地理标志来增强市场竞争力。开发国内外市场,通过电子商务等现代营销方式,扩大河南农产品的销售范围和市场份额。建立高效的物流配送系统,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流通成本,同时确保农产品的新鲜度和安全性。提高农民的科技知识水平,增强市场意识,培养农业专业人才,为农业产业链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提升农业产业链的信息化水平,实现数据共享和智能决策。三是加快推进种业振兴和农机装备创新,形成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的农机制造业集群。加速种业振兴,通过保护和利用良种资源、建设创新平台、扶持种业企业,提升繁育能力。推动绿色食品产业创新,强化产学研结合,提升农产品加工技术。加快农机装备创新,研发高效低损的现代农机装备,打造国内领先的研发制造基地。重塑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合科研资源,聚焦产业痛点和核心技术,优化成果转化机制。四是推动城乡成为有机生命体,破除城乡要素壁垒。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让更多人、财、物向农村集聚,向基层倾斜。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完善制度、保障、服务,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统筹抓好农村金融改革、农垦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等,推动各项农村改革扩面提效、系统集成。
(二)加快形成现代产业结构,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链接点
一是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实施多元化产业发展策略,通过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和支持力度,促进产业结构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转型。鼓励和扶持战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如信息技术、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以及金融服务、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等领域的发展。通过对现有的能源资源型和初加工型产业进行产业链升级和延伸,加大对深加工和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力度。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提升产业链的整体价值。加强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服务业的发展环境,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吸引更多服务业企业入驻。同时,提升服务业的质量和效率,增强其对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支撑作用。二是加快建设现代化“开放高地”,构建“枢纽经济”大市场格局。在“枢纽经济”顶层设计战略引领下,瞄准电子信息产业与高端智能制造业等新兴产业,通盘考虑、统筹谋划全省“枢纽经济”新格局,构建新形态的现代化“枢纽产业”体系,将全局性、系统性发展理念贯穿“枢纽产业”体系全过程。突出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及区域中心城市临铁、临空、临港、临网及“无水港”产业高地建设,开展区域、次区域外向型经济联动与产业合作,大力引进国内外“头部”企业。“例如,吸纳航空制造关联产业,拓展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和一般零部件制造能力及配套产业,打造先进制造产业区,形成航空特色产业优势集群。”[1]同时,加强“枢纽产业”主导产业集群的培育,发挥中心城市圈、都市圈“枢纽产业”虹吸效应,变“流量”为“增量”资源,逐步夯实河南“枢纽经济”基础,扩大“开放高地”市场容量,从而实现河南现代化“枢纽经济”和“开放高地”建设高质量发展。三是推动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迈出更大步伐,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型开放“试验田”作用,用好区域累积规则、经核准出口商制度等原产地规则和关税优惠政策,助力企业扩大与协定国的贸易规模。促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放宽外商投资准入限制,按照“竞争中立性原则”,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享有准入后国民待遇的保障力度,建立健全与负面清单管理方式相适应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加强对制度型开放的宣传和教育,提升公众和相关部门对于制度型开放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建立有效的跨部门协作机制,确保在制度创新、政策制定和执行等方面形成协同效应[2]。四是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在市场化改革方面,构建高效率的生产要素配置体系,优化资源配置,以提升生产效率;建立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用于增强创新激励并保障创意产出;营造便利的市场准入环境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有效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在法治化改革方面,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数字法治、智慧司法建设,创新打造智慧法律服务体系,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在国际化改革方面,通过实施透明高效政务保障、外商投资自由化、贸易通关便利化、平台通道引领力、自贸区改革创新、宜居生活国际化等“六大任务”,建设高水平内陆开放高地。
(三)实现河南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立健全现代文化产
业体系
一是贯彻文化建设的新发展理念,强化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河南要紧紧抓住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机遇,综合运用数字化建模、虚拟修复、数字化展示、数字化复制存储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立河南文化资源数据库,全面展现人文景观、文化遗产、文献古籍、博物馆文物、曲艺民俗、古都文化、沿黄红色文化等各种文化资源。同时,要强化河南文化的数字技术创新应用,超前布局前沿数字科技,促进科技与河南文化深度融合,打通数字化河南文化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全链条,推动河南文化资源和河南文化内容与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超高清等科技创新成果融合发展[3]。二是全力推进“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体系工程,做强市场主体。在“行走河南·读懂中国”系列项目的建设框架下,高质量发展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包括全面启动隋唐洛阳城天街遗址、北宋东京城州桥遗址等五十个展示园区的建设。此外,博物馆群的高水平规划与建设也是重点,其中包括黄河国家博物馆、汉魏洛阳城遗址博物馆、殷墟遗址博物馆及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博物馆。“为进一步做强市场主体,推出旨在鼓励产学研结合的政策,丰富文化场景服务,培育并壮大龙头企业,打造文化旅游与文化创意融合业态的新谱系。在推动文化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扩大文化消费领域,引导提升文化消费品质,使文化消费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动力。”[4]三是打破重大题材与受众屏障,做好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精准传播。在河南的文化产业中,着力打造传统文化新IP是一项重要的策略。这涉及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技术、创新元素、新兴的文化场景相融合,以此创造具有时代特征和国际吸引力的文化产品。通过结合游戏、动漫和网络产品等多样化的
媒介,可以持续性地开发一系列传统文化新IP,如“老家河南”“天下黄河” “华夏古都”和“中国功夫”。这些IP的开发,不仅可以促进传统文化与现
代技术的创新融合,也为国际观众提供独特的视角来体验和理解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同时,外宣工作中,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受众人群不同的特点,实现各类传播产品供给有的放矢,加强量体裁衣和深层次的交流互动,创新传播载体和形式。四是实施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行动,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整合城乡公共文化资源,确保文化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平衡分配免重复建设和浪费。在乡村地区建设一批外在形式“美”、功能服务“好”、
理念模式“新”的新型公共文化设施,如图书馆、文化馆、电影院等,确保农民同样享有高品质的文化生活。挖掘和保护乡村的传统文化,如传统艺术、手工艺、民间传说等,并将其融入现代文化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利用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如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文化展览等,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提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水平,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一是构建多元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积极开发和利用各种能源类型,如太阳能、风能、水能和生物质能,以减少对单一能源类型的依赖。重点投资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及项目,特别是太阳能发电和风能发电,以增加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此外,通过技术创新和改进,提升能源使用的效率,其中涵盖建筑节能、工业能效提升以及运输系统的能效改进。政策和法规支持方面,制定旨在鼓励能源多元化和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和法规,包括税收优惠、补贴和配额制度等。通过国际合作和能源进口多样化,减少对单一能源来源的依赖。优化市场机制,包括能源定价和交易市场的建立,用以调节能源供应和需求。公众教育和意识提升方面,增强公众对能源多样性和可持续性的认识,并鼓励节能减排及绿色消费。增加对新能源技术研发的投入,推动能源技术的创新和突破,以实现能源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实施精准、科学、法治化的污染治理策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实施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确保重工业企业遵守环境法规。鼓励和支持重工业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和流程,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提高重工业的能源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和相应的污染物排放。促进工业废物的回收和再利用,减少废物的排放和对环境的影响。另外,加强对重工业污染的监测和监管,确保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实施。鼓励重工业企业实行绿色供应链管理,减少整个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影响。提高环境信息的公开透明度,让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监督。三要统筹推进黄河保护治理。首先,按照中游“治山”、下游“治滩”、受水区“织网”的思路,持续开展国土绿化和森林河南建设,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全面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其次,建设沿黄城市集生态涵养、田园风光、文化展示、旅游休闲、高效农业等功能于一体的黄河生态廊道示范工程,打造具有景观廊道、文化廊道、机动车道、慢行步道等复合功能的生态廊道示范带,并以此为基础贯通各个黄河生态廊道的生态廊道片区。最后,统筹推进河南省黄河滩区国土空间综合治理,明确“三滩四区多
试点”综合治理路径,高起点、高标准、高品位谋划防洪安全、居住安全、生
态环境修护和高质量发展四大行动。
(五)高质量打造全国创新高地,构建一流创新生态
一是吸引高端要素集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强化与国家战略对接,争取将省内实验室和研发中心纳入国家级科研平台,提升其研究与创新能力。优化现有的创新资源配置,聚焦关键研发领域如小麦、隧道掘进装备等,推动行业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增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协同效应,创建交叉学科研究机构,提高原始创新的能力。打造产业技术研发平台,针对具体产业链的需求开展技术攻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二是聚焦本土优势领域,加强科技创新攻关。“加强基础研究,并在集成电路、操作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重要突破。推进自主创新产品的迭代推广应用工程,以及超前布局前沿未来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移动通信等关键领域,规划并建设一系列新型基础设施,以增强创新发展的支撑动力。”[6]三是引培优质创新企业,打造未来产业集群。着重培育创新驱动型企业,以此全面激发企业创新的内在潜力。政府层面应强化对行业内领先企业的政策扶持,并积极促进那些专注于专业化、具有特色和属于新兴领域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协调中小企业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之间建立相互利益和共生关系,以推动更高效的分工合作和协同发展,形成一个由龙头企业引导、中小企业参与配合的产业生态体系。四是加强对外合作交流,巩固创新人才支撑。采用柔性的人才引进策略,涵盖产业吸引、宜居环境营造及优质人才招募。为了更好地培养和激励河南的“高精尖缺”人才,需要整合全省的科研院所和高等教育机构,确保他们的研究与发展成果能够有效反映在绩效评估、职称评定和岗位考核中。赋予科研单位更大的自主权,以便科技人才能更灵活、更有效地管理科技创新项目。此外,对于非清单内的科技创新活动,应采用“最大限度放权”的策略,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的决策自由度。这样做不仅能激发他们的创新潜力,也有助于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过程。同时,还需注重人才的多元化培养和跨学科合作,促进科技与其他领域的融合,以培育出更具创新力和适应性强的科技人才。更为重要的是,“建立风险控制体系,切实保障人才安全。对于高水平人才高地内的高端人才队伍,尤其是涉及高精尖产业及对外保密工作的人才队伍,需通过采取优厚待遇吸引与牢固法律防范相结合的手段防范风险,增强用人单位的主体预防意识,切实防范和化解人才流失风险”[7]。五是推进产学研深度融
合,打造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在促进高效能产业创新生态体系的提升过程中,政府需扮演决定性角色,通过实施创新友好型政策、财政刺激措施及跨部门协作框架以强化产学研之间的协同合作。同时,构建一个透明且效率优化的技术交易市场,优化信息交流机制,通过在线论坛和行业会议来促成知识的广泛共享。政府与行业协会还应提供全方位支持服务,如专业咨询、法律援助及市场分析,以助力技术研发与商业化进程。另外,培育专业风险评估人才及采纳成熟的评估方法和工具,对于准确地评估技术创新项目的风险与潜在价值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河南不仅在地理和历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而且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展现出了其深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只要坚定不移地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准确地定位自身的角色与功能,充分发挥河南在各个领域的独特优势,同时努力弥补现有的短板和不足,河南完全有能力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路子。
呼伦贝尔农垦改革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赵瑞
为深入探究呼伦贝尔农垦在打造大型现代农牧业企业集团背景下,完善管理体制与经营机制的具体做法与经验,2024年6月,在农业农村部农垦局指导下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中国农业大学组成调研组赴呼伦贝尔农垦开展实地调研。调研组走访了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旗下的大兴安岭农垦集团及其所属的兴禾农牧业服务公司、巴彦农牧场分公司、甘河农牧场分公司。同时,还考察了哈达图、拉布大林、上库力、特泥河、莫拐等5个直属农牧场有限公司,深入农场生产基地、科技园区、粮食仓储库、现代农业信息中心、科技智能实验站等多个关键领域,与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及所属部分农场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农牧场改革发展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一、基本情况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呼垦集团”)成立于2012年,旗下全资控股3个专业集团公司和24个农牧场公司,并挂有2个农牧场管理局的牌子。集团拥有耕地600多万亩,草场近1000万亩,耕地面积位居全国农垦第三位,曾是中央直供垦区。经过多轮改革,呼垦集团已基本建成集团化管理体制和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竞争力与经营效益显著提升。2023年,呼垦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46.6亿元,利润总额达5.9亿元,资产总额115亿元,净资产收益率14.3%。
呼垦集团地处内蒙古东北部,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地理位置,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输出基地和优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近年来,呼垦集团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的指示精神指引下,聚焦“稳粮、扩豆、增油”的核心目标,持续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强化粮食综合生产及供应保障能力,推动农牧业现代化进程加速向前。
二、做法与成效
(一)强化土地规范化管理,筑牢“三大建设”战略基石
一是耕地精细化分类管理。大兴安岭农垦集团(以下简称“大农集团”)实施耕地分类管理策略,员工田是给予每名农场职工一定面积(12—15亩)的零收费耕地;规模田则通过市场化运作,允许职工自愿租赁,租金和合同是一年一定一签;开荒地是历史遗留的自行开垦的零散耕地,职工和非职工均可种植;统种田由农场统管经营,并实行“三定”管理(定产量、定成本、定收益),
执行奖惩机制并考核;竞价田则通过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平台挂网公开面向社
会竞价发包。
二是依法有序收回土地。依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规定,职工承包租赁期限不得超过其退休年限,大农集团为防止固化承包租赁关系,分阶段(首年收50%,次年全收)收回耕地,年均回收耕地3万亩左右。另42.8万亩非职工耕地“应收尽收”。预计到2034年,全局90%的耕地都将收回统管。
三是逐步扩大土地统管规模。收回土地后,集中大块适宜机械化作业的耕地不再对外发包,由农场统一种植,实现规模化经营。2024年大农集团统种面积已达43.08万亩,占总播种面积33.5%,为承接国家政策任务奠定基础。2023年,大农集团顺利完成99.15万亩指令性作物大豆种植。
四是维护垦区社会稳定。大农集团通过每年挂网竞拍一定面积耕地,保障垦区非职工群体生活。通过自媒体平台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土地法规文件。对于个别通过信访、上访等途径拒绝交回应收土地的人员,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严格执行信访“三到位一处理”规定,对恶意缠访闹访的依法处理,对生活确有困难的给予困难补助。
五是优化利益分配机制。为处理好企业增效和职工增收的关系,大农集团实施“三化措施”——规模田租金级差化、竞拍田市场化、统管田科技化,其中租金级差化促进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市场化竞拍保障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科技化统管提升了粮食产量与企业效益。
(二)深化现代农服产业引领作用,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高效发展
一是成立专业服务公司。大农集团旗下的兴禾农业服务公司,构建了集农艺、农技、农资、农机于一体的全方位服务链,涵盖农机作业、种子销售、生产资料供应、土地托管及通信服务。
二是提供全面托管服务。2023年,兴禾公司提供了708.84万亩次的农机社会化服务,覆盖整地、播种、施肥、喷药、收获等农业生产全过程和各环节的专项托管服务。
三是打造示范样板。大农集团旗下各个农场每年都划出约1.5万亩土地交由兴禾公司示范服务,兴禾公司展示推广其标准化、高效化的服务模式,推动其他农场效仿“兴禾标准”,促进整个区域农业标准化管理。
四是整合区域农机资源。有效整合区域内农机资源,通过培训农机个体户、
优化农机调度,提高农机利用率,弥补农机投入不足,同时增加农场职工及其
家属收入,促进再就业。
五是跨区域社会化服务。兴禾公司服务范围扩展至呼伦贝尔垦区及大兴安岭北部更广泛区域,带动垦区及周边粮食产量提升约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