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杜康、胡福超、于超：
“00后”大学生学风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1
2．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检察+”助力乡村振兴的探索………………………………………………6
3．中共益阳市委党校周铁涛：“三治结合”视域下乡村德治效能提升路径
探索基于H省S市农村的调查与思考…………………………………………12
4．内蒙古工业大学邵东伟：
城市地摊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21
5．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于晓芹：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30
6．张勰、张爱玲：
甘肃省中医药产业发展调查研究报告………………………………………32
7．杨红：
高校党风廉政建设质量提升的问题、成因与对策研究……………………41
8．姜涛、孙玉娟：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45
9．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党校课题组：
构建完善长效机制提高国有企业腐败治理效能…………………………50
10．宁波市文史研究馆渠慎涛：
关于加快宁波市红色旅游发展的调研思考…………………………………57
11．中国光大集团课题组：
国内外养老金融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趋势…………………………………61
12．陕西省汉中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冯桥：
汉中市企业职工薪酬水平调研报告…………………………………………70
13．苏颖：加快文旅融合发展奋力打造文旅强县 清水县文旅融合发展情况
调研报告………………………………………………………………………73
14．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孙汉侣：
论河长制实施中公众参与的问题与完善对策………………………………78
15．湖南工程学院经济学院曾玉芬：
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关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湘潭市为例…87
16．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李超：
企业职工安全培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92
17．四川省统计局雷蕾：
四川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调研报告……………………………………………97
18．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途径研究……………………………………………101
19．陈莹莹：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116
20．河北工程技术学院王蒙：
新时代高校中层领导干部绩效考核问题及对策…………………………122
2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泰市支行刘同：
新时期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127
22．湖北省财政厅课题组：
新形势下财政部门履行财会监督职责的路径研究………………………132
23．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课题组：有效应对外部变化 继续促
进经济恢复2022年秋季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148
24．黄志海、刘琼豪：
制约农村共同富裕的短板问题及对策研究………………………………160
25．乐天芝 李建荣薛亚平：
新时代背景下提升高职教师立德树人能力的思考………………………166
“00后”大学生学风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杜康、胡福超、于超
为落实好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在学生的心中播下潜力的种子，让他们能够走得更远更有力，加强学风建设就是实现人才兴国最坚实的一步。培养人才不应该只停留在在校期间，更应该是影响他们终身的精神，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这才是注重精神和内涵的社会主义教育，才是高校正确的办学方向和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出发，明确强调高校要坚持不懈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如何根据时代特性和学生特征培育大学生学风精神开展学风建设工作，如何解决接踵而至的各种挑战，是每一个在校老师重视并亟需解决的问题。“00后”大学生作为目前在校生主力军，其鲜明的特点为学风建设带来新挑战和新课题。因此，如何以人为本，完善大学生学风建设工作，培养共圆中国梦的时代新人的任务，是每个教育工作者应该高度重视的研究课题。
一、高校学风建设的科学内涵
高校学风建设的内涵既是师生在长时间教育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的稳定治学精神、态度、方法，同时也是师生心理与行为在治学方面的主要表现。对高校学风科学内涵的理解，就像“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纵观不同解读，主要观点集中在狭义与广义之别。有研究者表示，学风是指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和精神风貌的总和，它包括学习目的、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等。有学者认为，“是高等学校为实现一定的学习目标，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淀形成的、被高校学生共同认可且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其外部表现形式为一定的治学精神、治学原则和治学态度，并对处在环境中的个体产生影响的一种氛围”[2]。总的来说，大学生学风是种理念，反映的是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这种理念也影响着大学生思维方式和综合素质的发展，它支配着大学生的意志，最终形成稳定的能力和行为表现[3]。学风是学校的灵魂，学风建设是高校的主题。学风的优劣影响高校向双一流学校迈进的脚步，同时也影响高校发展与精神的传承。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阵地，加强学风建设工作是十分必须的，有如积极打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提升学生各方面素质，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人才都是有效的途径和手段。加强学风建设，有助于大学生明确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增强学习动力，
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和价值观。
二、“00后”大学生的特点
（一）受网络影响大
“00后”大学生非常热衷于活跃在网络世界中，享受着互联网高度发展带来的便利，追求虚拟世界带来的精神食粮，思维方式和思考问题角度往往受网络影响非常大，被动处于各种社会思潮交汇的中心，当思想观念受到多元文化冲击的时候，容易对马克思主义信念产生动摇，暴露立场不坚定、理想信念薄弱等问题。
（二）交流沟通能力弱
在“00后”大学生的成长环境里，网络平台和新媒体成为他们主要的沟通和交流场所，随之带来的就是他们在网上注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导致他们现实场景中交流意愿降低，沟通能力减退，形成了“网上话痨、网下沉默”的小头像，变成生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的“社恐人”。
此外，现在的大学生们更愿意“独来独往”，把自己封锁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不愿意参加班级、学院或者学校的活动，从不会表达发展成不想表达。其一，心理问题，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心理、猜疑心理和冷漠心理等；其二，认知问题，人际交往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日积月累的过程，“00后”学生们往往不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体会这种等待和付出的过程，认为成果更重要；其三，差异性问题，如地域差异、性别差异、群体差异等。
（三）心理承受能力较弱
从我国发展的各个阶段看，独生子女是“00后”大学生的一个主要共同点，他们拥有鲜明的个性特点，集疼爱于一身，在遇到挑战和抉择时，家人总会挡在前面为他们解决。然而，大学是一个“微型社会”，“00后”大学生需要独自生活，面对学习、生活和人际交往中的种种压力，心理脆弱、敏感焦虑，缺乏自我调节能力和抗挫折能力等问题日益凸显，长久以往因此导致心理问题频发，且人数比例增大、影响程度加重。
三、“00后”大学生学风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成因（一）学生因素
没有树立“主人翁”意识和新时代责任感，从而导致学习目标不明确和动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主动性差，课堂质量低，书籍借阅量少，自主学习时间短等，容易出现厌学情绪、畏学倾向，产生考前突击、考试作弊等现象。
学习功利心强，表现在面对就业压力，没有科学的规划职业生涯，只求结果不看过程，出现“一窝蜂”的考证、考研和出国。一旦所学专业与找工作无关，学生对专业前景丧失信心，便显示出非常明显的消极情绪。欠缺适应新环境和心理调适能力，表现在面对课业压力和问题，选择如睡觉、刷手机，迟到早退甚至旷课等方式逃避，导致沉迷于网络游戏、心理情绪低落甚至出现心理危机、身体疾病等问题。
（二）其他因素
1．教师方面因素。教师作为学风建设最直接参与和与学生同进步的重
要主体，主要包括专任教师、班主任、辅导员等，他们是学风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直接影响着学风建设的成果与传播效力。教师应注意的问题包括重科研轻教学、重输入轻交流、重指导轻实践等。
2．家庭方面因素。长久以来，很多家庭根深蒂固的认为教育应该重智
轻德和唯成绩论，除了学习以外的其他事情表现为过分溺爱，日积月累学生形成了难以独立思考的人格和不稳定的情绪，最终也将难以适应进入大学后的生活。此外，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脱节，没有深入分析报考专业的特点与学生自身学习基础、兴趣特长等方面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校学习过程中很容易导致学生产生挫败感，而非获得感，这势必为学风浮躁问题埋下了隐患。
3．社会方面因素。我国目前位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高速化发展的舞台
之中，各种社会新思潮不断碰撞与摩擦逐渐拉开序幕。复杂多变的国际社会环境对于学生的成长、成才既提供了无限发展的空间，同时不可避免也会产生更多的诱惑和偏歧，包括但不限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不良风气与思想，借此乘机渗透到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上来，不仅阻碍了正确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的形成，同时也影响着他们的学习动力和行为信条。
四、对策与改善措施
（一）构建健全学风机制，做好学风建设工作
依据哈肯的协同理论观点，各要素之间会出现相互作用和干扰的现象，出现一定的无序状态。为确保学风建设更高效地执行，建立一套完善的学风建设协同机制，才能将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服务到同学需要的地方。同时，学风监督评估机制的建立与健全可以及时反映出当前学风建设工作的实效和问题，是保障学风建设制度落实落细的重要举措。监督评估机制要具备可执行性、可量化、可持续，准确反映出学校、院系、班级三级群体学风建设成效，精准记录
学生个体的学业成绩、学习活动、学习成果等学习行为，并动态和多样的考核
学生学风状态，转化为学生的内化驱力，个人行为最终逐渐转变成集体行为。
（二）加强引导学生自学，自觉认同学风精神
1．加强思政引领，坚定学风理念。目前“00后”大学生的学风问题集
中表现在学习意愿、动力、目标和自我认可等方面。作为老师不能只停留在观察这些外在的行为表现上，引起我们注意的应该是问题反映出的学生们内心和精神深层次的价值取向和他们希望被认可的问题。因此在日常学风建设工作中就要对症下药，将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置于重要位置，坚定“为什么而学”。增强学生内在的民族自信心，树立以小见大的远大志向，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当下学习现状和个人发展紧密相连，同频共振。有了思想的星星之火，觉醒青年的责任感、使命感与认同感，提升个体价值和获得感，持久驱动“主人翁”意识。
2．加强自律，激发内驱。杜威曾指出，“教育中真正的兴趣是自我通
过行动对某个客体或观念认同的伴随物，因为客体或观念有维持自我表现的需要。”学生参与学风建设的持续性在于有无及时反馈。积极参加科技竞赛、暑期实践、企业实习等活动，是专业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的最佳形式。由此产生的挑战和压力会快速提升专业兴趣，而实践成果将是学风建设的经验交流，也是学生自我价值实现的有效证明。这种阶段性的反馈可以提升学生获得感，指明未来发展方向，形成学风建设和实践锻炼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激发内驱力，让学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达到学风建设的实效和长效。
（三）落实“三全育人”，推动学风建设
1．多方协同，全员参与。首先，高校工作者既要明确各自的职责与分
担，同时又要团结协作、高度配合。任课教师充分设计与互动形式，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班主任紧抓日常细节，及时发现小变化、小问一课堂教育功能，加强专业知识传授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优化课程题、小困难，以小见大，防微杜渐，将学风工作渗透到学生学习生活各个方面；辅导员作为学生成长的引导者和人生导师，要能审时度势借助新媒体平台，采用“00后”喜闻乐见的语言和表达形式，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学习，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管理者、服务者以人为本，增强服务意识，在学风建设中充分发挥保障功能。其次，要加强家校联系，及时传达给家长关于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思想等成长动态，架起与家长共同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桥梁。
2．遵循规律，全过程指导。学生个体的成长成才一个循序渐进、具有
一定客观规律的过程。在思想价值引领四年不断线的基础上，学风建设工作需要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动态调整工作要点和方式方法，贯彻到从学生入学到毕业的整个过程，保障不同阶段的培养目标和教育成果。以入学教育为起点，组织开展学风制度宣传、专业背景介绍和学业规划，“扣好第一粒扣子”；以考研和就业为导向，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促使学生内在动力不断加强，从“要我学”内化为“我要学”。
3．隐性教育，全方位建设。在对“00后”大学生制度规范约束、思想
政治教育等显性要求的同时，一定要配合全方位隐性教育。所谓立德树人有道，春风化雨无声。学风建设需要充分依托第二课堂开展，用好红色教育资源，如学习校史馆、红色专题展览馆、烈士纪念园等党风党史教育基地，让红色故事入心入脑，赓续精神血脉，增强家国情怀；开展读书分享活动、学术专题报告、经验分享交流会，营造书香校园文化和学术研究氛围；组织学科竞赛、假期实践、社会实习等，提升专业兴趣，拓展学生综合素质；定期开展优良学风宿舍评比，打造宿舍作为学风建设第二阵地，全方位建设优良学风。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不懈培育优良校风和学风，使高校发展做到治理有方、管理到位、风清气正。”后疫情时期，国内外形势、社会环境和学生群体特点的变化，对学风建设提出了新挑战、新课题和新要求。学风建设工作始终要以培养学生成长成才为导向，把思想价值引领放在首位，依托新技术和新平台，配合完善的机制作保障，工作上做到聚沙成塔，生活上做到润物无声，学习上做到自强不息。渗透优良学风“内化于心”，鼓励学生“知行合一”，知人之所需，知我之所为，只有这样，优良学风才能繁茂成荫。
“检察+”助力乡村振兴的探索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做好“三农”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最高检党组要求检察机关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结合检察职能把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实施好、落实好。如何结合检察职能，主动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基层检察机关需要反思并主动作为。
一、法治需求：全面提升农村基层自治能力
与城镇相比，乡村普遍存在着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活条件落后等物质难题。如在燃气、污水垃圾处理等方面城乡间基础设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振兴，因此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势在必行。此外，我们认为软件方面，特别是思想、法治层面的投入更是不可或缺。当前，制约乡村振兴的深层次原因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传统民间标会在闽南农村地区根深蒂固，农民的文化水平、理财能力、法治意识没有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升，发生在农村的侵财现象多发，特别是侵害农民“钱袋子”安全现象居高不下。近年来，福建省石狮市检察院共办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诈骗案件46件，涉案金额高达12.84亿元，被害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农村的宗族观念、社群离散性以及个体自律性不高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基层的治理和管控。
二、检察反思：基层工作能力不足
检察机关因法律监督属性以及在农村基层未设置专门的机构，在服务乡村
振兴上存在着天然的弊端与不足：
一是融合度不够、针对性不强。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以“办案”为依托，主动融入到乡村振兴的工作之中，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因未参与到乡村振兴整体规划决策部署中，且受自身检察职能的限制，服务乡村振兴举措的针对性不强，整体规范性不强。如石狮市检察院未能很好地结合石狮市城镇率高、城乡发展不协调这一特点提出有力举措。
二是预防犯罪关注不够、投入不足。如石狮市委、市政府于2018年6月6日出台的《石狮市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三年行动方案》提出的，“盘活现有资产、对接国企资源、引入金融服务、项目建设优先、加大财政扶持、实施奖惩激励
等‘六大方面’措施，切实增强村集体自我‘造血’功能”。在政策大力支持乡村振兴之际，大量涉农、惠农资金通过多部门、多渠道涌入农村，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础设施建设、社保资金发放等政策相对倾斜，乡镇干部、村干部等一批基层组织的管理人员很容易经受不住物质、金钱的诱惑，贪污、腐败问题悄然而生。但是近年来，随着反贪、反渎职能转隶，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关注度有所减弱，对涉农领域的预防犯罪的投入略有不足。
三是干警的群众工作能力相对欠缺。相比较公安、法院、司法等其他政法机关，检察机关在乡镇一级没有派出机构，缺少与人民群众联系的“腿”，与群众联系的基础不牢固；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主要办理刑事案件，民事纠纷、民事案件的化解工作较少，相对来说与群众接触较少，导致群众对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不太了解。此外，由于检察工作是一项专业化、职业化程度很高的工作，很多长期从事办案一线的检察干警，已经习惯了法言法语，习惯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已经留下了深深的法律烙印，做群众工作时“不善于讲群众语言”“不够接地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与群众的沟通联系和开展群众工作的效果。
三、模式构建：“检察+”助力乡村振兴
立足检察职能，结合检察机关职能特色，在乡村振兴中融入检察元素，探索“检察+”工作模式，是检察机关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近年来，石狮市检察院立足打击、保护、监督、预防等职能，以“网格化+社区检察官”为基础，以农业、农村、农民、农企为主要服务对象，推动调研走访、关爱帮扶、司法救助、公开听证、普法宣传、犯罪预防、社会治理进乡村，探索出一种具有检察特色的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
1．“检察+党建结对”，扎根村居一线，深入了解民风民情。选派群众工作能力突出的副检察长挂村蹲点，选派青年干警到相对落后村居担任“第一书记”，参与村重要会议、重大村务、重点项目等，深入了解、积极协调解决农村建设和发展情况以及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为农村的振兴发展建言献策。疫情期间，选派干警入驻村居社区、企业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密切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充分展现与群众共克时艰的决心与毅力，夯实群众基础。与此同时，推动检察机关党支部与农村党支部结对共建，通过开展学习宣讲、帮扶群众、普法教育、志愿服务等活动，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群
众广泛参与、全方位多举措推进乡村建设和振兴。
2．“检察+打击犯罪”，营造安全生活环境，促进乡村平安建设。打击犯罪，严厉惩治涉农刑事犯罪，深化犯罪态势分析，提出犯罪防控建议，做好检察环节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为推动农村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着力强化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开通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绿色通道”，协调配合欠薪案件依法尽快查处，联合各职能部门采取积极措施帮助工人追讨工资。建立多方联动查处机制，依法支持合法权益受侵害的农民工提起民事诉讼。
3．“检察+司法救助”结合检察办案，精准识贫扶贫。将司法救助工作融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中，进一步深化拓展救助对象范围，加大对检察办案环节的因案致贫返贫的原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生活困难的涉法涉诉信访人等五类人员的司法救助工作。主动加强与民政、教育、卫生健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建立健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构建多元救助延伸协同衔接机制，将司法救助融入社会救助格局，以多元救助共同筑牢社会底线安全网。开展对口帮扶计划，每年主动向市民政局认领、帮扶多个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发动干警力量捐资捐物。创新扶贫方式，组织跨区域向贫困村农民购买农特产品赠于帮扶对象，实现双向扶贫。2020年以来，石狮市检察院共办理司法救助案件10件，开展司法救助11人次，其中跨地区救助2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8万元，办理的陈某甲、王某甲司法救助案被最高检第十检察厅评为“控申为民办实事”百件积案化解攻坚行动第三批典型案例。
4．“检察+公益诉讼”，守护脚底下的安全，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强化与“网格员”的沟通联络、开通举报热线，及时发现、排查农村安全隐患，制发检察建议书，督促相关责任单位修缮断裂、塌陷的水沟盖板等11处，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联合市河长办建立“每周一巡河”工作机制，以河道旁违规倾倒垃圾、固体废物、污水乱排、违章搭建等为重点，督促拆除非法搭建物、清理污染土地，促进7条河流11个相邻区域共治跨境河湖，守护乡村碧水蓝天。开展督促收取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专项监督活动，针对虎头山钟山头采石场未开展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废弃石窟形成深坑，存在边坡危岩体隐患、水土流失和坠落石窟等危险，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推动主管部门编制《全市废弃石窟生态综合治理修复工作五年计划（2017-2021年）》，对全市废弃石窟
进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通过深坑回填、改造休闲公园、开发区建设用地、补植复绿等不同治理方式，推动废弃石窟变身石窟公园，成为峡谷旅游路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9月该旅游路被提名为“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
5．“检察+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乡村建设。在办理涉农案件时，打破“就案办案”的办案模式，进一步拓展办案广度，通过制发检察建议、开展普法宣传、举行公开听证等，将检察履职与服务乡村振兴紧密结合。近年来，在办理涉农案件时，参与化解农村邻里纠纷矛盾10余件，发出检察建议3份，包括针对在办案中发现乡间寺庙存在安防漏洞，容易发生香油钱被盗或违法人员藏匿躲避侦查等问题向石狮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制发检察建议书建议进行全市摸底排查，引导登记、加强管理，优化和净化乡村正常宗教活动。
6．“检察+法治宣传”，送法进村入户，促进法治乡村建设。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充分利用多元化媒体渠道，制作普法宣传手册、微视频、微电影等，定期开展“送法进村入户”法治宣传活动60次，强化法律在维护农民权益等方面的权威地位。在禁渔期间走进渔港、码头，张贴禁渔广告，分发渔业安全知识读本一千余本份，向群众讲解相关法律规定2000余人次。走进村、巷、人流密集点开展普法宣传，宣传最高检“四号检察建议”“断卡行动”和防范非法集资等法律法规知识及相关法律后果，为群众以案释法、答疑解惑，帮助群众树立遵法守法意识，提升防范违法犯罪的能力。
7．“检察+未成年人保护”，成立未成年人保护联盟，助力平安校园建设。联合公安局、教育局等12个部门，共同组建“未成年人保护联盟”，出台“保护校园安全十项措施”，破解校园欺凌、学校自聘人员犯罪隐患、校外托管机构监管的监管与治理难题，为在校学生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校园环境。联盟成立以来，60名检察官、78名警官、185名志愿者挂钩全市99所中小学、幼儿园，将法治宣传向法治教育薄弱的农村学校倾斜，受教育学生11万余名。同时，联合教育局、公安局出台《教育从业人员准入查询工作规定》，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严重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犯罪案、涉黄涉毒涉赌、涉恶涉黑等七类案件的涉案人员，禁止其从事未成年人教育、看护工作，并联合市公安局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信息库等，为未成年人成长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8．“检察+服务非公”，因地制宜因材施策，助力乡村企业合规经营。转变办案思维、创新办案模式，在办理涉企案件中推行“四个一”（即在涉企案件办理中，坚持一案一走访、一案一普法、一案一建议、一案一建档）工作机
制。加强对乡镇企业重点的扶持帮助，多次联合税务局、金融局、工商联等单位开展调研，深入了解企业经营的难点、堵点，引导企业合规经营提升综合竞争力。如在掌握村民因征地赔偿纠纷多次暴力阻扰一项省级重点工程施工线索后，第一时间提前介入，在公安机关立案后，多次走访、协调各方关系化解了双方矛盾纠纷，既保障了投资项目顺利开工，也通过公开宣告不起诉决定，让村民汲取教训，取得了案结、事了、人和、业兴的良好效果。
四、未来展望：构建法治化乡村治理体系
“检察+”工作机制是检察机关践行“枫桥经验”的有益探索，是检察机关主动服务乡村振兴的创新举措。基层检察机关应持续立足“四大检察”职能，依托“十大业务”，围绕乡村治理建设工作重点、难点，依法能动履职，助推乡村振兴取得新成效。
1．立足主责主业，保障良好治安环境。保持打击涉农领域犯罪的高压
态势，严厉打击涉农领域的黑恶势力犯罪及其保护伞，严惩故意伤害暴力犯罪、村霸宗族恶势力等黑恶霸痞犯罪，从严从快处理盗抢拐骗、敲诈勒索、打架斗殴等易发多发等激情犯罪。依法严惩侵害农村国有资产和集体财产安全、侵害农民权益犯罪，加大对截留私分、虚报冒领各类惠农资金等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打击力度。严格落实村“两委”候选人资格联合审查机制，精准筛选候选人档案信息，从源头上防止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涉黑涉恶等问题人员“带病参选” “带病上岗”。
2．参与乡村治理，守护绿色生态环境。严厉打击破坏乡村环境资源犯
罪，加大打击滥伐林木、破坏污染水资源、土地资源犯罪力度。盯紧农村生活垃圾乱堆乱放、农业面源污染、乡镇污水排放、饮用水源地污染、古树名木和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等问题开展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推动乡村绿色、可持续发展。积极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建立补植复绿、增殖放流、替代修复等多元生态修复模式，探索将生态修复金拓展到乡村振兴领域。
3．强化诉源治理，创造美好人文环境。破除“坐堂办案”模式，在办
理农村案件中充分借助公开听证、检察宣告、以案释法、案件回访等机制，将普法宣传延伸至田间地头，将法治理念根植于百姓心中。加大司法救助政策宣传力度，加强对涉案特困人员的司法救助力度，强化救助资金保障，持续探索多元化救助方式，建立跨区域司法救助协作机制，将司法救助案件办理与推进社会治理相融合，全面提升救助效果。完善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积极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入分析群众矛盾症结所在，对症下药解决群众诉求，促进矛盾纠纷化解。切实转变普法理念，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普法投入，关注重点人群，坚持需求导向，多方收集群众法律服务需求，针对儿童辍学、不赡养老人、田产纠纷、电信诈骗等基层易发多发、群众关心关注问题，开设精品普法宣传课程。注重挖掘地方本土文化中的法治元素，将普法知识融入地方戏曲、娱乐活动中，充分运用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普法资讯，让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法治熏陶。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项需要长期探索实践的重大任务和课题。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要更加主动扎根基层，用心用情服务基层群众，以实际行动把党的领导贯穿强化法律监督、密切联系群众、服务保障民生各方面、全过程，最大限度地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联系服务群众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努力形成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助力乡村振兴特色品牌。
“三治结合” 视域下乡村德治效能提升路径探索基于H省S市农村的调查与思考
中共益阳市委党校周铁涛
在国家治理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1〕；在乡村治理领域，《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健全和创新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以德治滋养法治、涵养自治，让德治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2〕，这为新时代乡村德治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乡村振兴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理念得以深入践行，封闭的乡村走向全面开放，传统乡村治理体系面临着现代转型的考验。2022年5月至6月，笔者深入H省S市农村的15个乡（镇）、20个行政村，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入户走访等调研方法，深入了解乡村德治建设现状，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归纳汇总、综合分析，试图探寻“三治结合”背景下乡村德治效能提升的有效路径，以助推善治乡村建设。
一、“三治结合”视域下S市乡村德治建设的现状
乡村振兴背景下，S市以“德治为先”不断完善“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从而使其基于乡村德治建设的各种资源被激活，道德教化、文明培育机制得以创新，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日渐显现，乡村德治进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一）统筹推进文明创建，德治建设共识业已形成
道德是整个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乡村德治建设不仅需要基层党委政府和村“两委”重视，更需要以乡村德治建设主体——农民的认同为基本前提。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S市的市、县、乡三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及时印发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的实施方案，持续以多种形式推进文明乡风建设。近些年，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启动乡风文明行动、统筹推进文明村镇创建和移风易俗等工作，使S市农村婚丧喜庆攀比、打牌赌博、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文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的获得感显著增强。目前，S市现有的81个乡镇中，文明乡镇59个，占比72.8%；现有的1136个行政村中，文明村369个，占比32.5%。在持续推进的文明乡镇、文明村建设中，S市农村的农民思想道德建设得到了加强，乡风、民风日渐淳朴，农民对德治建设的认同感逐渐提升。从笔者对40名乡镇领导、80名村组干部和农村党员、
80名普通农民群众发放的200份调查问卷统计情况可知，97.5%的乡镇领导、
91.3%的村组干部和农村党员、86.3%的普通农民群众认为农村道德建设对乡村治理“很重要”或者“重要”，只有15名占比7.5%的被调查者认为农村道德建设对乡村治理的作用“不明显”。另外，100%的被调查者认为农村道德建设对移风易俗“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能有效改变乡风民俗”。综上，不仅S市的市、县（区）、乡（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乡村德治建设，而且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群众也认同德治价值，因此德治建设的共识在S市农村已基本形成。
（二）创新德治建设载体，道德培育机制日趋多元
加强乡村德治建设涵括传承传统乡村文明和创新新时代乡村风尚两个方面。乡村振兴背景下，优秀传统道德对于传承乡村文明仍然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宣传手段上应与快速发展的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德治建设的载体亟需创新。在道德培育机制多元化发展方面，S市以文明村镇创建为载体，按照“典型引领、示范带动、全面推进”的思路，着力推动先进县市和示范乡镇、村建设。在市级层面，通过推进国家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凝聚了“创文”共识；在县级层面，N县、T县已创成省级文明县城，带动了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在乡镇、村级层面，通过创建文明村镇，启动了乡风文明行动，文明村镇和美丽乡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正深入开展。
同时，通过广泛开展“好公婆”“好儿媳”“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和“传家规、立家训、扬家风”等主题活动，以及持续开展“十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深入挖掘乡风民俗中的孝道传统，不断弘扬新时代家庭美德，从而使我国传统家庭美德等得以发扬光大，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家庭和睦、邻里和谐、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的文明乡风氛围日渐浓厚，进而实现了对乡村社会风气的有效引领。此外，还通过树立新时代乡贤典型人物，发挥了其践行道德的带头示范作用。如在2021年的第八届H省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S市A县的一位93岁的退休教师，因其70岁返乡后将自己的家变成“书楼”，连续23年为村里的孩子义务辅导功课等事迹，获评道德模范。A县通过对此退休教师以及其他身边“好人”典型事迹的宣传，有效弘扬了真善美，传播了正能量。综上，在德治建设的载体方面，市、县、镇、村都通过创新建立起了多元化的道德培育机制。
（三）强化乡村道德教化，德治建设成效逐渐显现
强化道德的教化作用，既要重视道德评价的示范引导功能，也要重视道德赏罚的激励约束作用。实践中，S市农村各种道德建设活动既具有正向激励功能，
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社会的否定性道德评价发挥了惩处作用。例如，笔者走访的S市Y镇Z村，通过建设文化休闲广场、道德讲堂、梦想书屋等，组织群众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凝聚了民心；通过评选最美孝子、最美家娘、最美媳妇、最美学子、最美寿星等一系列活动，营造了和谐家庭氛围；通过建设文化长廊，推介文明创建成果和道德模范，传承了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从而使德治建设贯穿了其乡村治理全过程。该村的党总支书记表示，这是一个民风真正淳朴的村，全村孝老爱幼，邻里互帮，没有一个上访的村民。而且在该村的美丽乡村建设考核验收之前，入村公路建设需要移400多棵树、拆4座烂屋、迁2座坟、占用47亩农田。经乡贤熟人摸底，村民代表大会动员，党员干部分片区宣传，村民小组用机动田进行调剂，使村集体没花费一分一厘的补偿就完成了移树、拆屋、迁坟等入村公路建设的前期工作。再如，据笔者调研，在S市乡村推进的移风易俗活动中，全市1425个行政村（社区）均修订了以移风易俗为主要内容的村规民约，党员干部签订《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承诺书》《移风易俗承诺书》等达到100%，群众对其的知晓率达到99.8%，从而使大操大办等歪风邪气得到了整治。而在乡村道德的约束惩处方面，S市的A镇D村主要通过建立道德评议“红黑榜”进行奖惩，对村民行为上“红榜”的予以加分并按年度进行表彰奖励，上“黑榜”的则予以扣5～20不等的分值，如操办红白喜事制作的拱门每超过规定数量一个扣5分，焚烧秸秆每发现一次扣20分，累计扣30分以上就在全村通报批评，进而有效约束了村民的不道德行为。
二、“三治结合”视域下S市乡村德治效能提升面临的困境
新时代，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后，如何满足其美好精神生活的需要已经成为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当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等问题日益显现，一方面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赌博、迷信、攀比、拜金等失德现象又对乡村文明建设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乡村德治建设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农民融入德治建设的主体动能尚未充分激发
乡村德治建设的实际成效，关键在于有多少村民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了乡村德治建设中。当下S市农村的德治建设，部分是以基层党委政府为主导，以村级组织为主体，通过制定村规民约、进行道德文明评选活动、借助经济或物质奖励进行激励等来推进的，而作为德治建设主体的农民，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
往往是被动参与的多，主动参与的少。
在笔者的问卷调查中，针对“您对成为‘十星级文明户’的标准了解吗？”这一问题，乡镇领导选择“了解”的为87.5%；村组干部和农村党员选择“了解”的为97.5%；普通农民群众选择“了解”的为12.5%，选择“了解一部分”的为
31.3%，而选择“不了解”的为56.2%。针对“您希望所在村评为市级文明村吗？”这一问题，乡镇领导和村组干部选择“希望”的为100%；普通农民群众选择“希望”的为62.5%，选择“无所谓”的为37.5%。针对“红白事大操大办等恶俗是否得到有效遏制？”这一问题，100%的被调查者认为已得到有效遏制，但针对“您认为大操大办恶俗得到有效遏制的原因主要是什么？”这一问题，选择“政府管得严、村干部管得紧”的占65%，选择“有人带头这么做”的占24.5%，而选择“村里制定了村规民约或发了倡议书”的只占10.5%。由此可见，S市农村的一些村民并不了解乡村德治建设的价值和内容，基层政府和村干部的治理是乡村移风易俗的主要推动力。因此，农民以乡村治理主体的身份参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尚未充分激发。
（二）村规民约的德治建设载体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在乡村德治建设中，村规民约是重要的德治载体。历史上的S市农村的村规民约是其村民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淳化民风、化解纠纷的作用。近些年，S市农村的村规民约在基层司法所的指导下对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清理，目前已基本取消所有影响公民权利的罚则，成为倡导性的文明规约。
从村规民约的制定来看，S市基层政府都将村规民约作为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推进村民自治实践创新的重要内容，在乡村治理考核中也重点强调对村规民约制定和实施情况的考核。各乡镇也从广泛宣传动员、精心组织起草、按照“三上三下”的模式反复征求意见、依法表决备案、认真组织实施等方面，强调村规民约要紧密结合村域实际，立足现实找问题、聚焦问题求对策，对陈规陋习说“不”，向歪风邪气开刀。但从一些村规民约的实施效果来看，却呈现出“上热下冷”的特点。目前S市农村“村规民约”的制定主要是由村“两委”来主导，较少存在村民自发组织制定的情况。其中甚至个别村在制定村规民约时，没有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建议，没有经过多数村民表决通过，而是由村民议事会直接开会研究决定，从而导致了部分村民参与村规民约制定的热情不高。如在80名被调研的S市农村普通农民群众中，“知道本村村规民约中一些内容”
的只有17人，占比21.3%。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村规民约的制定、宣传，还是从
实施效果来看，村规民约作为德治建设载体的功能还未充分发挥。
（三）“德治为先”的“三治结合”地位尚未充分体现
目前，中国乡村正处于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尽管国家法律的治理权威能够解决乡村社会内部很多无法协调的矛盾纠纷，但是农民对家风家法、乡风民俗、宗族礼法等传统乡土社会治理规则的依赖并未淡化。沿袭祖祖辈辈积累的生产生活经验和社会交往习惯的农民，已经形成一套独特的“公序良俗”，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乡村借助公序良俗维系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党的十九大从我国乡村实际出发，作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顶层设计，在强调法治权威的同时，也凸显德治的价值。
乡村振兴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理念得以践行、封闭的乡村社会向开放流动的现代社会发展，这使得传统乡村治理体系面临着向现代治理体系转型的考验。调查显示，在S市农村村民的观念中，法治是可靠的保障，但是由于其缺乏运用法律的知识底蕴和技能，认为法律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社会成本高，所以其除非“迫不得已”，轻易不会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自己遇到的矛盾纠纷。村民自治是保障村民权利的重要制度设计，但对S市农村的一些普通农民群众而言，他们只是在通过投票选举时感受到了自身权利的存在，尚不习惯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表达自身意愿，而且他们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了其他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决策的代表身上，希望他们能替自己说话。德治是一种常用的传统治理方式，其没有强制性，是一种软治理，因此S市乡村德治更多的是采用倡导和引导的方式改变乡村的陈规陋习。目前，自治、法治、德治在S市乡村治理的各领域都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将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一张天衣无缝的乡村治理网络仍然任重道远。
在国家关于乡村治理的顶层设计中，德治是先导，有滋养法治、涵养自治的功能，应贯穿乡村治理的全过程〔2〕。事实上，当下S市乡村德治建设在表面上已覆盖到乡村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但由于其尚未完全融入农村居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风文明规约等尚未完成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化，导致其实质效果并未得到充分显现，进而使“德治为先”在“三治结合”中的地位尚未充分体现。
三、“三治结合”视域下乡村德治效能提升的路径
加强德治建设既是立足新时代对中华优秀传统德治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又
是现代社会“以德治国”理念在乡村治理层面的拓展和延伸。重新审视乡村社会德治的价值功能，不仅关系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而且关系着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三治结合”背景下，提升乡村德治效能，要“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为优先方向，围绕让农民得到更好的组织引领、社会服务、民主参与”〔3〕，强化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理念，重视村规民约的治理功能，立足乡村发展实际，坚持“以德为先”，将德治建设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
（一）充分组织发动农民群众，激发乡村德治建设的内生动力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长沙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时强调：“人民群众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无限的创造力。要把广大基层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凝聚起来，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4〕因此，推进乡村德治建设，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激发农民的主体动能，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同时，着力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村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为此，可重点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是要激发乡村德治建设的内生动力。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乡政村治”到“三治融合”、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共治”等变迁历程〔5〕。传统农村基层管理是一元化的“乡村政治”单向管理，是以基层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治理。在一些村域内部，至今仍受“政社合一”治理模式的影响，农民多处于被动服从地位，很少主动参与到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村级公共事务治理中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民的主体能动性。因此，“治理理论要真正取代传统管理，重点之一在于能够构建参与者共同的价值认同”〔6〕。在源远流长的乡村治理传统中，乡村德治自始就蕴含着浓厚的、朴素的村民认同，当其上升为国家乡村治理体系之后，则更意味着国家对乡村德治的认可和保障。坚持以农民为中心，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是现代乡村治理共同的价值认同，乡村德治建设要围绕此共同价值认同，健全人文关怀机制，合理引导村民的社会预期，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充分调动基层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进而不断塑造和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让农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成为推进乡村德治建设的基本路径。
二是要充分组织发动农民群众。乡村德治建设治理效能的提升，既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把准“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正确方向；也要发挥农村社会组织的纽带功能，广泛联系农民群众；更要通过发挥农村精英群体的引领作
用，充分组织发动群众、凝聚农民力量。“积极引导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一条以结合历史乡村治理经验和新时期乡村治理需求而达成的一种乡村治理方式的创新。”〔7〕当下农村，培育新乡贤群体的德治能力，发挥其在德治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是提升乡村德治效能的重要抓手。新乡贤长期生活在农村社会，他们的口碑和威望更多地源于自身素养、能力及良好的道德情操，在普通农民群众看来，他们见过的世面多，掌握的知识多，实践经验丰富，一旦自己遇到什么问题或者纠纷，总希望征求这些人的意见，甚至请他们出面帮忙。因此，要在政府的主导和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培育新乡贤的德治引领能力，进而通过他们的影响力让普通农民群众较快融入乡村德治建设。
（二）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村规民约的道德赏罚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均将村规民约确认为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作为一种村民之间的公共契约、一种乡村治理规范，村规民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行政管理的缺陷，缓解了国家法律与一些农村地方性规则的冲突，是乡政村治体制下基层群众自治最实用的地方性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的德治建设载体功能，可重点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是要规范村规民约的制定和修改程序。严格来说，村规民约的制定和修改应包括文本起草、公开征求意见、讨论修改、审议和表决、审查备案等程序。在文本起草阶段，要将前期调研落实好，以制定出符合行政村现实的实用性规约；要紧密结合各地乡村实际，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孝亲敬长、邻里和睦的社会风尚，倡导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等纳入村规民约文本；要健全道德教育赏罚机制，为培育文明乡风提供制度支撑。在公开征求意见阶段，要特别注意征求广大普通农民群众的意见，从而让更多农民群众了解规约内容。在讨论修改阶段，要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意见，尽可能地将广大普通农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写进或融入村规民约，同时要注意适时反馈其意见建议的采纳情况，以增进农民群众对规约的情感认同。在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审议和表决阶段，要通过起草人员对村规民约文本的具体阐释让所有参会者全面了解村规民约的具体内容，从而为表决通过后的实施打牢基础。在审查备案阶段，基层政府要严格履行合法性审查职能，以确保村规民约在适用过程中不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
二是要提升村规民约的实施效果。村规民约制定过程中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是使村规民约得到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村规民约印发后的广泛宣传和严格
执行是提升村规民约实施效果的关键。一方面，要增进农民群众对村规民约价值的认同。要通过广泛宣传让更多农民对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意义有全面的认识，对各个条文的内容有全面的了解，从而使村民对村规民约的认同从自身参与制定、提出意见建议的情感认同，上升到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要强化村“两委”干部和村民小组长在村组事务治理中对村规民约的运用。村“两委”干部要将村规民约中制定的文明创建、道德评比等制度落实到位，并通过各种文明创建活动和评比活动的表彰，甚至适当借助物质激励手段，激发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德治建设的热情。要以村“两委”干部为主导，广泛挖掘和宣传村规民约所倡导的发生在普通农民群众中间的先进事迹，进而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传播正能量，逐步建立起先进模范引领乡村德治建设的长效机制。
（三）坚持“德治为先”，将德治建设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
新时代的乡村治理，既要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的方向，也要结合乡村实际健全“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而德治建设的基本任务则是要在健全和创新村民自治机制的基础上，强化道德建设的先导地位，发挥其滋养法治、涵养自治的功能，以进一步推进乡村善治。为此，可重点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是要以德治滋养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8〕因此，以德治滋养法治，首先，要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乡村道德体系的建设既要严格遵循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又要符合当代农村特点、契合农村实际、贴近基层农民群众生活；既要将德治规范定位为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的本土化规范，又要用乡土化的语言诠释法治的精神。其次，要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内涵。要以基层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载体弘扬美德、传递正义，同时要借助德治建设的内容承载法治的理念，强化农民遇事找法、维权用法、化解纠纷靠法的观念。再次，要突出公序良俗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结地位，从而既能强化法治权威，也可彰显德治效能。在乡村矛盾纠纷的调处中，村“两委”干部可先以德治的规则调处纠纷，再通过公序良俗的联结，将德治规则上升到法律条文的解读，进而实现由“说理”到“依法”的观念转换。
二是要以德治涵养自治。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以村民参与为前提，以民主协商为核心，以国家法治为保障，以乡村伦理为基石，是农民融入乡村
治理的制度支撑，是农民权利表达的重要平台，是法治、德治融入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有学者提出，德治涵养自治逻辑的出场，“与乡风民德在现代转型中激出了村级治理的不确定性有关”〔9〕。因此，不管村民自治的制度优势如何显著，如果欠缺基层农民群众理性平和的参与，都不可能发挥其治理效能。因此，以德治涵养自治，要通过乡村德治建设淳化民风、凝聚共识，增强基层农民群众对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充分激发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让村民真正以“主人翁”身份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10〕。要通过农村思想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政治素养、文化水平、民主能力，在法律和制度框定的规则内理性参与村民自治。要通过乡村德治建设推动封闭乡土社会的传统道德文化开启现代转型，在对外来优秀文化的汲取中不断赋予传统道德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而将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融入乡村自治，乃至融入整个乡村社会。
城市地摊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内蒙古工业大学邵东伟
1．城市地摊相关概念
1．11 地摊
地摊经济是存在千年的经济现象，代表了人类一切商业活动的浓缩，也是人类最原始的买卖交易形态，因其门槛低、成本低且可操作性强而受众广泛，时至今日依旧活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现代地摊类型复杂多样，售卖的物品、方式及买卖的时间、空间、地点等各式各样、不可胜举［1］，本段据地摊摆放的时空特点对地摊类型做出划分，阐述并区分研究对象的时间、空间特征。
地摊摆出的时段和时间长度是划分地摊类型的首要依据。一般来说，地摊按照摆出的时间段可分为早市和夜市，顾名思义各地方将本地太阳升起、落下时的俗语起做地摊的名称。
地摊依据摆出的时间长度可划分成周、月、季的周期类型，人们常把这类地摊以“会场”“集市”等命名。常见的有瓷器古玩会场、农副产品展览会场、服饰类会场等，这种“会场”类地摊以季节性流动型摊位为主，并且集中将摊位布置在广场、展览中心及传统集会地点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周期性。民间地方传统俗称“赶交流”便是其中一例，交流会也称日用品交流会，并且依据不同地方特色不同的名称，在新疆叫“赶巴扎”，也和大理的三月街类似，一年中某月的固定时间在当地某个区域举办。
商场、底店出现以后，传统地摊逐渐就成为湮没在历史繁华深处的风景［2］，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央所提倡的“电商线下摊位”“平台+直播摊位”“品牌专营摊位”等诸多新型地摊形式成为城市新的风景线［3］。
1．2地摊经营者
地摊经营者是地摊主体，大多由普通的基层老百姓组成，如低技能劳动者、
低文化水平人群等，他们为了维系家庭的全部生计，严寒酷暑，各自为生。
摆设地摊是城市失业者和进城流动人口的首选谋生方式之一，常见地摊经营者按摆摊原因可分为下岗工人、进城农民、个体创业者、兼职副业人群、才艺传承者和刑满释放人员六类，他们构成了城市底层的小底层群体，推动着大城市机器的运作［4］。
1．3地摊经济
现代意义上的“地摊经济”指经营者在街道、广场等开阔场所自行组织摆设摊位以贩卖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经济组织形式［5］，其关乎民生大计，包括居民消费、小商品交易、空间管理和城市文化等内容。
地摊经济一直以来被视为城市边缘经济，被贴以“非正式”“非正规”等
标签，每谈起地摊经济，人们对它“又爱又恨”。
一方面，由各色“江湖”人物及大量种类各异的地摊以集市、商铺的形式构成了城市经济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人间烟火”而深受百姓喜爱。
另一方面，地摊带来的环境、交通、食品安全等诟病也困扰着百姓的日常生活，被管理者视为城市治理的重点整治对象［6］。
2020年年初，“地摊经济被总理点赞”上了热搜，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相继宣布推出“地摊扶持计划”等关于地摊经济的新闻报道也一下子扑面而来，关于地摊经济的争论也层出不穷，一时间，全民摆摊成了时下热潮，但没过多久很多地方又开始整改地摊，“地摊经济”一夜间偃旗息鼓，更多的跟风者退出地摊。
疫情期间，动态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受到重创，实体经济受到重击，失业破
产问题亟待解决。
其中，地摊经济所解决的问题可分两类：一类是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另一类是周转库存积压，缓解供应链压力。
随着企业复工复产，库存也消耗殆尽，传统地摊产生的脏、乱、差等问题接踵而来，加之受到监管部门和实体店铺的双重挤压，不得不选择退出。地摊经济繁华的昙花一现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地摊与监管部门、实体店铺间本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城市的快速发展和整洁，地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取缔，只被允许存在于特定的时间、地点。
鼓励发展地摊经济是一种短暂性或者阶段性的优秀政策，有助于失业群体能够迅速地找到渡过难关的机会和方法，在特殊的经济状况下，地摊经济的回潮是市场应运而生的选择，不仅在稳就业的路上是一剂灵丹妙药，更是体现我国经济政策灵活性的一种方式。
历史上，由地摊组成的集市是周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心，是各种人员的集散地，随着现代经济发展，地摊由中心向边缘演化，并逐渐成为边缘的代名词。地摊所处的边缘位置一直以来是现代城市治理的难点，是城市暴力
的原点，为城市基层治理带来巨大压力。
空间上看，地摊经济的边缘格局是城乡中国二元结构中空间实践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遗留下的制度性经济问题。在城市历史蜕化空间中，进城务工人员陷入“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的尴尬处境，为了在城市中谋生存，不得不从城乡“游离者”转变为流动摊贩［7］。
地摊经济历史发展路径一定程度上映射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政策的缩影，与国家计划经济下干预式治理思维到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路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5］。
地摊经济表现社会丛林中的真实生态，其经营规模小、社会流动性大、人口构成庞杂。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城市生物链底层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表现了现代商业活动的原始形态，其灵活的经营方式和业态使其在历史长河中得以保全和进一步发展。
地摊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演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管理者和市场的关系，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站在市场化改革的视角看地摊经济，肯定地摊经济的合法地位。“地摊经济”的经济范围广泛，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不断完善地摊治理的相关法规（见表1）。
依法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所以居民以摆地摊的形式谋利从本质上是居民通过自身劳动积极参与正当市场竞争获取经济收益的行为，这种行为合理合法，理应受到管理者支持和正确的社会认可［5］。
在文化方面，地摊包含的生活百态是市井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各个主观主体之间诸多生态隐喻下谋取生机的摊贩从与巡街的城管上演着“猫鼠游戏”进化到两者心照不宣地进行“角色扮演”，位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在城市边缘格局中努力契合社会运作机制，通过合理占有特定的空间位置谋取所需的生存资料。
有学者根据中国经验从城市地理视角切入研究地摊经济边缘格局划分问题时注意到人口和社会特征的变化因素影响了其早期格局的形成。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和社会特征的变化因素逐渐复杂化，使理论研究被社会学主导，形成宏观空间过程和微观社会过程两条研究路径［5］。
多个微观实证研究表示微观权力实现了边缘地带可治理化，默认地摊违规
摆放的行为，违背了正式制度和观念的规定，使其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各地摊经营者与管理人员、社区干部之间存在私下的利益链条，各个利益主体、暴力集团的首领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交换。一方面互相维持着各方的隐蔽交易；另一方面保持着各方的利益均衡。
2．城市地摊的积极影响及其存在问题
2．11 地摊的积极影响
地摊的积极影响体现在需求和就业两个基本点。首先，地摊经济满足了基层百姓需求，这种小微经济是百姓生活的润滑剂，也是城市微循环。例如，厦门自2019年积极试行“摊规点”至今，已建成各类“摊规点”50余处，提供摊位1150余个，在方便市民生活的同时也将城市文化、地方的风土人情传播开来。
其次，发展地摊的目的就是解决一部分底层劳动人民失业问题。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13—2018年全国新增就业70%为个体户，自成都3月出台政策允许商贩临时占道经营以来，截至2020年5月21日，成都3.6万个摊位已增加就业岗位超10万个，地摊有效分担了社会就业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规模庞大的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安置问题，实现创业即就业，几平方米摊位对于微小型创业者来说无疑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创业门槛和许多隐性成本，提高了创业者的生存概率。
2．2地摊存在的问题
发展地摊经济必然要面对地摊带来的如占道经营、劣质产品横行、脏乱差等各类弊端，涉及市场监管、城市道路规划、卫生监管等不同方面，牵连多方利益主体，致使治理成本高、落实困难、效果差等问题反复发生。
笔者结合地摊的商品经济属性和市场交换领域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特点，从地摊的市场经济效率和其在市场中规范性、公平性两个不同立足点出发，挖掘诱发地摊痼疾存在的原因，以求从根本上剖析治理问题的痛点及治理逻辑。
2．2.11 从市场经济效率角度看
地摊经济在市场经济方面的退步主要体现在：地摊经济所表现出的特征与经济追求效率的目的相反，是经济效率低下的表现。
一方面，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背景下地摊在其经济成本的基础上所能获得的经济收益极为有限，不具备网络效应的地摊发展水平低下，无法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另一方面，商铺和门市的存在可以显著降低消费者的搜寻成本，商品的质量、品牌评价、服务等信息在商铺和品牌身上都可以轻松获取，而地摊经济下，摊位的流动性极大增加了摊主的投机性，使其商品质量、售后服务、购买服务、商品种类等得不到保障，这在经济层面上大大增加了顾客的搜寻成本，提高了出错率。
2．2.22 从市场规范性和公平性的角度看
地摊经济打破了传统市场的规范性和公平性，过去中国的摊贩数量近3500万［8］，在市场不规范的前提下大力提倡地摊经济。
一方面是破坏市场公平性的一种选择，地摊经济的火热变相产生大量不规范的无牌照、无质保、无责任“三无”经营现象，收割了选择遵纪守法的商家的利益。摆地摊成本低廉，营业门槛低，受到最直接且最大损害的是周边商铺所有者的利益，特别是同类中小型商铺。
另一方面是标准化、大体量的经济体向小作坊式经济倒退的体现。20世纪70～80年代，我国家庭式小作坊比比皆是，在小经济体量向大经济体发展转变的过程中，我国很多省市都以集中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形式，形成产业小镇和产业园区。
经济的发展要靠大企业的体量和效率做基础，地摊经济的盛行，相当于把资源整合过的集中型、专业化的产业，重新推回以前各自为盈，效率低下，资源分散的家庭式小作坊。地摊经济的火热可以解决一时之需，但不利于本地竞争市场对标准化和专业化的追求，因此，粗犷性地发展地摊经济不是长久之计。
城市管理是门需要因地制宜、精雕细琢、费大心思大工夫的精细活儿，牵一发而动全身，牵动的是全城上百万黎民百姓的柴米油盐。
如何提高地摊区域商品、服务交换的效率，让地摊发展遵循规范性和公平性的发展规则，明确允许老百姓摆地摊是治理水平的回归，不管是旧中国，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姓为了生计在街头贩卖是再正常不过的市场经济行为。
3．城市地摊治理对策探讨
城市地摊发展历史悠久，随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地摊经济与城市未来发展计划的匹配度决定其存亡兴替。结合中国超一线城市和一二三线城市的发展情况看，多数城市不具备对地摊“一刀切”的条件和能力，因此，进行地摊治理时的政策导向和配套的路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
城市管理者在制定政策时因地制宜地将弹性理论融入政策的制定中，树立
柔性治理理念，将各类摊贩的需要纳入治理思想中，协调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博
弈关系，以高效指导政策落地、执法行动的实施。
相应的，搭建地摊“微治理”平台，用规范性政策文件实现“治理+服务”的双重发展目标以形成有效的监管体系，以明确为什么要治、怎么治、标准是什么的治理指导思想，达到解决地摊乱象的目的，规范地摊经济发展的形势。倡导地摊经济需要权衡其伴生的社会秩序价值与经济效益价值，从根本上治理源生痼疾与优化营商环境［9］。
3．11 将弹性理论融入地摊治理的政策中
弹性实际是灵活性和适应性的体现，将弹性理论应用到社会治理中，是社会治理的新趋势［10］。城市地摊弹性治理可解释为城市管理者对地摊政策的“柔性”运用。
一方面管理者思考和设计如何将地摊管理制度弹性化，着眼于规范化摆摊，取代固有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如按道路不同等级、区域不同时间来规范不同类型的地摊小贩，不再一律封杀马路摊点。
另一方面管理者在执行管理职能时全面落实文明执法、人性化执法，杜绝暴力执法。将地摊管理制度建设成兼具人情味与规范性的“中式特色”，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弹性的治理机制配合处置机制，可以缓解单一政策机制下地摊主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矛盾。既给予摊主良好的发展空间，合理打造城市夜间场景，又有效缓解地摊经济中乱摆放、乱经营的问题，减少了城市空间治理中人力、物力成本，节约财政支出，进一步探索积累平衡市容市貌与地摊小贩利益的管理经验。
3．2搭建地摊“微治理”平台
原始生态下地摊治理主要通过政策推行与城管执法达到治理目的，这样的治理方式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大部分摊主文化水平较低，无法满足理解、落实政策的目的，就算有人为其解读，也会发生利益驱使下的侥幸心理，无法达到管理的目的。
另一方面管理者与摊主接触次数较少，致使出台政策存在与地摊现状脱钩的现象，由此产生大量信息不对称和曲解政策行为，即使管理者出发点和管理方式正确，在政策落地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较大阻力。为此，有必要创新固有管理方式，搭建地摊“微治理”平台。
“微治理”包含了微应用和微平台两层内涵［10］。微应用指利用社交、工作等类型App搭建线上交流、信息反馈平台，形成摊主、管理人员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网络地摊模式，摊主通过App注册身份信息、摆摊位置、产品类型；管理者通过App与摊主交流沟通，利用配套设施进行实时监管、高峰期引流；消费者通过App反馈商品质量、食物品质、管理意见等。
微平台是指划分社区、街道等社会基本单元。制度上，管理者承认摊贩对公共区域的合法使用权，明确公共区域使用权不仅包括临时设摊经营，还包括使用后的清洁维持工作［11］。
实操上，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为精细化、智能化的地摊经济管理奠定了技术基础［11］，管理者使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智能技术、工具统计分析单元流量、数据特征，与社区工作人员搭建协同治理体制，包括建立健全地摊监管、摊主征信管理等，引导完善地摊商品结构等内容，构建线下智慧地摊治理新形态。
3．3发挥“柔性”治理理念的作用
地摊虽小却是一个江湖，是草莽英雄并存的城市边缘空间，其空间形态及构成因素复杂多样，监管困难，既要为百姓谋生，保证地摊经济健康发展；又要兼顾多方利益，绝非易事。
地摊经济的管理是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部分［12］，深入推进城市“柔性”治理的关键在于改变传统政府和居民的关系，将居民、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不同形式流动人群等多元主体融入城市治理的环节中，形成多元主体共商共治的局面。
城管与摊贩的固有矛盾产生于传统地摊管理模式中，摊贩独立于城市受管理人员编制外，游离于系统化管理监督体系边缘，而城管则在编制，工作完成度与绩效挂钩，并受明确的条例监督，两者为了谋生不得发生冲突。
在多元主体共商共治的局面下，管理者承认地摊经济作为城市经济发展中“非正规”经济存在，把摊贩的地位由从前的被执行者转为附属执行者。城市策划者在进行区域规划时要把摊位规划考虑在内，在编辑管理制度时为摊贩建卡立档，把区域摊贩信息编辑成册，用“白话文”编辑地摊通知文书，为摊主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此外，包容地摊的“非正规性”“非经济性”存在并不代表不取代，放任地摊经济的自由发展，而是协调多方地摊参与者利益，将地摊发展看作城市发
展的一部分，城市发展历史、文化特色中的一环。
3．4用规范化政策文件实现“治理+服务”的双重发展目标
城市管理者是执行政策文件的主体，在贯彻落实地摊诟病治理文件，对新制规范形成全面立体的认识时，需要因地制宜，依据应然规范框架将地摊经济治理规范性，形成包含事前合理规划，事中落实服务、监管，事后问责三个阶段的地摊治理规范框架。
地摊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与发展逻辑，要治理摆摊所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要配套与之相符的政府治理的高度［13］。规范性文件遵从应然架构，可以更科学、有效的明晰地摊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客观性问题。
城市管理者做好服务型角色，转变对地摊经济的固有态度，从原先简单的管制和查禁，转向服务和引导角色，改进文明城市评选期间对地摊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3．5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与再就业制度
地摊问题与社会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相辅相成。地摊经济是解决弱势群体
自雇就业的有效形式［14］，也是社会弱势群体获取收入首选的线下平台。
随着中国国民教育水平上升，中国出现了一批有知识、有技能的新一代摊贩，他们有了品牌意识，不再活跃于大街小巷，而是选择在广场、集市上定摊经营。与此同时，旧摊贩迫于竞争压力，为了抢占“有利地形”，不得不选择流动经营，违规占道。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与再就业制度可保证摊贩一定的生活质量水平。具体措施可从以下两处入手：一方面增加公益性就业岗位和就业补贴岗位，用以缩减摊贩数量；另一方面提高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劳动技能培训，增加摊贩的竞争力和整体素质。两者相辅相成，既保障了旧摊贩基础生活水平，缓解出摊压力，又有助于新时代地摊模式的成长。
4．结语
地摊如何治理不能一概而论，每一城每一域都有自己的发展状况和规划，众多学者立足于不同角度钻研城市治理的方法，为城市管理者出谋献策，地摊治理关键性问题不只是“how”的问题，还有“when”和“who”的问题。
文明城市评选期间，管理者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整治城市地摊现象，设立专门规划的区域摆摊，整改大量不规范的摊位，使路边、天桥、商铺周边的地摊整齐划一，但这番情景维持不久，地摊问题在评比结束后或管
理真空期便呈爆发式增长。
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长久以来成了城管与摊贩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也
成为地摊治理一个新的治理难题。
纵观地摊在新中国成立至今演化风云的历史长河，从市场经济下“全民地摊”逐渐发展至简易商铺下的“部分取代”再到经济整改后所需的“全面取缔”，地摊经济的历程汇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地摊有着不同的治理方针，如何做、何时做及谁来做的“3w”问题考验着每一位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于晓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既是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新时代提高思政课育人质量的必经之路。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教育阶段具有不同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但理论依据与精神内涵高度一致。因此，思政课既具有阶段性，又具有连贯性。
由许瑞芳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一书，首先从一体化建设的理论支撑、发展基础和教育学依据三方面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进行学理阐释。然后，在分析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编写依据、文本内容和呈现方式的基础上，厘清各学段思政课教材内容的衔接现状，进而把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总体情况。此外，分析总结了其他国家的“类思政课”一体化设置经验，并针对我国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出相关建议。最后，从顶层设计、互动平台、师资队伍建设和保障机制方面提出推进我国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具体路径，并立足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探讨大中小学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以打造“大思政”育人格局。
思政课一体化虽已成为趋势，但理论与实践仍存在一定距离。在实际推进过程中，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主要面临以下三方面问题——
其一，思政课教学体系缺乏衔接机制。从课程目标设置来看，虽然大中小学思政课各自有不同目标，但在具体实践中，对总目标的贯彻都不够彻底，教学目标存在模糊与重复的现象，未能形成阶梯式教学体系。从教师队伍来看，不同阶段思政课教师只专注于本学段教学，中小学教师缺乏为学生大学接受思政教育打好基础的意识，大学教师不了解学生过去学段的学习情况，因而教学缺乏衔接，各学段思政课教学相互割裂。
其二，思政课教材内容缺乏系统性。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与基础。目前，中小学思政课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大学思政课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负责编写各学段教材的学者之间缺乏交流，主管部门尚未对大中小学教材进行有效的规划。同时，沟通缺乏，导致不同学段课本频繁出现重复性内容，不能满足学生对新知识的好奇心，打击了学生学习思政课的积极性。教材缺乏系统性，学生难以构建思政理论知识体系，弱化了思政教育效果。
其三，思政课课程评价标准不完善。大中小学思政课程评价方式通常都是以笔试成绩为基准，考核内容以课本知识要点为主。成绩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但并不具备实践意义，难以评估思政课程是否对学生的言行、道德产生了正面影响。此外，应试体制下学生学习思政课通常处于被动状态，缺乏内在性学习动力。
结合该书可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搭建思政课教研对话的互动平台，强化师资队伍建设。针对上文提及的思政课一体化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而加以改进——
其一，政府部门加强顶层设计，构建思政课一体化衔接机制。一方面，思政课教学要明确课程目标，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国家政策方针，发自内心地爱国、爱党、爱人民。不同学段的思政课教学目标要结合学生认知水平，做好细化和衔接。例如，小学阶段重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中学阶段重点打牢思想基础，大学阶段致力于提高学生政治觉悟。另一方面，以教师为中心，搭建思政课一体化教研平台，将不同阶段教师聚集起来，开展跨学段教研交流。各级政府可以推动成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师共同体，有序推进思政课教学。
其二，思政课教材编写在体现层级性基础上，做好纵向衔接。为了实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要制定一体化思政课课程标准，编制体现阶段性的课程标准体系。在此基础上，统筹规划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体系，既充分考虑学生接受能力，也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国家教材委员会应发挥组织影响力，引导不同教材编写单位形成协同机制，实现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提高思政课教材衔接度。
其三，大中小学创新思政课课程评价方式，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思政课评价标准向综合素质转变是当下发展趋势，其内容既包括以往的知识内容掌握能力，也包括道德素质、政治觉悟及实践能力。对此，应扩大评价主体范围，邀请其他科目教师与学生积极参与思政课评价，并创新评价形式，如谈话、学生互评、自我总结等。学生前一学段思政课评价结果及其细则应统一纪录在相应网站或档案中，供下一学段教师施教时参考。
甘肃省中医药产业发展调查研究报告
张勰、张爱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医药产业也进入了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作为中医药种植大省，甘肃中医药产业优势还未完全彰显。为此，甘肃省统计局与甘肃中医药大学联合组成科研课题研究小组，着力研究甘肃中医药产业发展脉络，以求打破发展瓶颈，助力甘肃中医药产业进入良性发展轨道。课题组先后到张掖市、武威市、定西市、白银市、临夏州、陇南市、兰州市等地进行调研，了解甘肃省中医药产业的发展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提出甘肃省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甘肃中医药产业发展基础与成效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使得甘肃省中医药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不仅为增进人民健康做出贡献，而且成为生态产业的“新名片”、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新良方”。随着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持续增大，中药材种植、生产、加工以及中医药服务等全产业链得以快速延伸，中医药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一）政策支持环境优化，融资支持力度加大
近年来，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等相关政策规划的相继出台，甘肃中医药产业发展拥有了政策支持与金融保障的良好大环境。为抢抓机遇，甘肃省逐步建立持续稳定的中医药发展多元投入机制，综合运用相关专项资金、产业基金等，改善融资渠道，不断加强对中医药产业重大项目、重大技术推广、重大装备应用的融资支持力度，创新支持方式，发挥引导作用，推动甘肃中医药产业持续发展。
（二）中药材种植规模扩大，种植基础加强
目前，甘肃省中药材种植面积位居全国第一，家种药材品种和规模化种植品种呈不断增加趋势。
2020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超过420万亩，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率达到40%，中药材种植总产值接近160亿元，全产业链产值超过440亿元。同时，立足资源禀赋，甘肃省加快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建成中药材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共18
万亩，中药材规模化产业布局基本建立，中药材种植业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
（三）中医药加工生产能力提高，产品升级趋势明显
近年来，随着甘肃省各地中药材加工生产企业的大量涌现，逐渐培育出一批道地药材大品种和大品牌中药骨干企业，推动中药材产业集聚发展。此外，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要素基本完备，全省中药材加工生产总产值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截至2020年，甘肃省中成药加工总产值达到50.14亿元，较2018年增加了19.43亿元，同比增长38.8%。同时，中医药加工的品种增加，产品从初级加工向深度加工转型。
（四）中药材市场建设步伐加快，销售途径拓宽
目前，甘肃省已建成多家规模较大的中药材专业市场，包括甘肃中药材交易中心、陇西首阳中药材市场、渭源渭水中药材贸易中心等。建成卓尼、宕昌理川等10个中药材专业市场和产地市场。2020年批发收入为34.18亿元，与2015年相比增加16.82亿元，增长49.2%；2020年零售收入为6.29亿元，与2015年相比增加0.93亿元，增长14.8%。
（五）中医药服务稳步推进，服务容量扩展
随着医养康养产业的发展，中医机构服务模式的优化，政府和社会对中医药医养康养、体医融合、养生保健旅游等新业态领域投资力度的加大，促进甘肃中医药服务产业发展快速推进。2020年甘肃中医医院诊疗人次为1056.5万人次，与2014年相比增加316.6万人次；甘肃中医医院床位数为27524张，与2014年相比增加9863张，年均增加1644张。
（六）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增加，实力逐步增强
甘肃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数逐年增长，2020年甘肃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数为32117人，与2014年相比增加16837人，年均增长2806人。其中，2020年甘肃中医类医院机构人员数为29450人，与2014年相比增加16569人，年均增长2761人；2020年甘肃省中医类诊所人员数为2559人，与2014年相比增加413人，年均增长69人。
二、甘肃中医药产业发展模式与经验
在政策环境、市场需求、经济结构调整等多种因素影响下，甘肃中医药产业迈入发展新阶段。在发展过程中，甘肃省中医药产业呈现出其特有的资源、环境、市场、文化等不同因素主导的中医药产业多元化发展模式。根据实地调研，立足甘肃中医药产业发展状况，将其归纳为产业单一型、产业优势型和产
业完整型三大类九种主要模式。
（一）产业单一模式
1．种植业为主模式。以中药材种植业为主，中药材加工生产和中药材销售等环节相对薄弱。中药材种植业占比很大，产业链中其他产业比重较小，中药材产业链较短。目前，以武威市凉州区较为典型。
2．加工生产业为主模式。以中药材加工生产、销售、仓储业为主，中药材种植业等相关产业薄弱。中药材加工生产和中药材销售及仓储、物流等产业比重大，中药材种植业等相关产业比重小，中药材产业链相对较长。目前，以兰州新区较为典型。
3．销售业为主模式。以中药材销售业为主，其他中药材相关产业较薄弱。中药材销售业比重很大，其他中药材相关产业比重小，中药材产业链较短。目前，以兰州市城关区相对典型。
4．研发为主模式。以中药材研发为主，其他相关产业薄弱。中药材研发占比大，其他中药材相关产业比重小。目前，以榆中县相对典型。
（二）产业优势型
1．文化产业特色模式。以中医药文化产业为主，兼以种植、加工生产、销售等中药材产业。产业链相对较长，但产业链结构不够完整。目前，庆阳市、平凉市相对突出。
2．养生保健产业特色模式。以发展中医药养生保健产业为主，兼以种植、加工生产、销售等中药材产业和健康养老、健康旅游、体育休闲等健康产业。产业链相对较长，但产业链结构不够完整。目前，平凉市、定西市、天水市较为典型。
3．中医药旅游产业特色模式。以中医药旅游产业为主，兼以种植、加工生产、销售等中药材产业和养生保健、体育休闲、健康养老等健康产业。产业链相对较长，但产业链结构不够完整。目前，定西市、平凉市、天水市相对突出。
（三）产业完整型
1．种植为主，兼顾加工生产、销售模式。以发展中药材种植业为主，同时发展中药材加工生产和销售及仓储、物流等产业，中药材种植业比重较大，中药材加工生产和中药材销售及仓储、物流等比重较小，中药材产业链较长，产业链相对完整。目前，以定西市的渭源县和张掖市的民乐县、陇南市的宕昌县较为典型。
2．加工生产、销售、仓储为主，种植为辅模式。以发展中药材加工生产、销售、仓储业为主，同时发展中药材种植业等产业，中药材加工生产和中药材销售及仓储、物流等比重较大，中药材种植业比重小中药材产业链较长，产业链相对完整。目前，定西市的陇西县最为典型。
综上，根据各区域具有或能够培育的资源、环境、市场、文化等因素优势，当前甘肃省适宜发展、推广应用产业链相对较长或相对完整、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医药产业优势型和产业完整型模式。
三、甘肃中医药产业发展因素与定位
当前，随着中医药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和全省的战略高度，甘肃省中医药产业发展前景更加广阔。笔者应用AHP、SWOT分析模型对当前全省中医药产业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价，重点对优劣势和发展机遇进行分析。
（一）甘肃中医药产业发展的优势
1．党委政府重视支持中医药产业发展。2018年以来，甘肃省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快中医药传承创新和特色发展的措施，制定了综合试验和先行先试实施方案，多措并举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将中医药产业发展纳入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2．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助推产业发展。发挥甘肃“联结亚欧大陆桥”重要战略优势，建立中医药产业向西开放的发展平台，加强中医药文化对外宣传，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逐步构建符合中医药特点并得到国际认可的中医药标准规范体系。
3．自然资源优势。甘肃省是全国中药材主要产地之一，中药材资源丰富，品种在不断增加。据调查，现有中药资源2540种，人工种植养殖中药材220余种，规模化种植养殖中药材110余种，道地药材30余种。
4．中医药文化产业底蕴深厚。近年来，甘肃通过打造“敦煌医学”、皇甫谧文化园、岐伯圣景、开办健康教育类电视专栏等，进一步扩大了甘肃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
5．“互联网+中医药”快速发展。充分利用销售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中药材电商销售额增加，中药材国外出口额增大，中药材知名度提高。此外，不同的市场运行模式也促进形成不同的市场交易环境，中医药产业市场竞争力在不断提升。
（二）甘肃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劣势
1．投入相对有限。省绿色生态产业发展中医中药基金有限，企业的龙头带
动作用弱，融资渠道相对狭窄，社会资本聚集投向的吸引力偏低。
2．缺乏关联配套的中医药产业链。全省中药产业链条短，产业化程度低，区域整合能力不足，产业关联弱，中药材资源优势没有充分转化为产业优势。
3.科技创新与开发能力弱。主要表现在管理体制不健全、从业人员学历层次低、进修培训机会少、高层次人才缺乏，中医药传承不足、创新能力不够等，严重制约着中医药科技创新与开发。
4．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专利权质押登记、专利优先审查等服务专业能力有限，中药技术国际专利申请乏力。地理标志保护机制不健全，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挖掘和培育不够，保护和运用不到位。
（三）甘肃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机遇
1．国家对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高度重视。国家将中医药产业发展放在空前重要的位置，甘肃省也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抢抓建设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全国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示范省的重大机遇，不断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持续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2．中医药产业市场需求旺盛。随着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养生保健，中医药需求不断增大。中医药在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及疑难杂症、重大传染病防治中的作用逐步得到国内外广泛认可，中医药产品和服务也越来越受欢迎，未来发展前景乐观。
3．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提高。目前，以政府立法形式承认中医合法的国家已有29个，中医的哲学理论也逐渐被西方国家接受，为中药出口贸易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发展机遇。
四、甘肃中医药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引领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发展中医药产业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国家连续出台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和发展的相关政策，甘肃省正处于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充分分析研究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对加速甘肃省中医药产业发展极为重要。
（一）将甘肃中医药产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2015年以来，国家密集推出多项产业政策，从顶层设计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2017年2月，为推动甘肃中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实现中医药强省目标，国家同意甘肃建设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依托甘肃中医药产业优势，打
造传播推广中医药产业的国际平台。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的发布为甘肃中医药产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甘肃省主动将中医药产业发展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农业、旅游、文化产业等各个领域添加中医药元素，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实现中医药产业发展与医药健康工业、医药健康服务业等的融合发展，出台了多项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
（二）发挥中医药产业的经济效应
加快推动中医药产业进程，加强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力度，推进陇西文峰镇和首阳镇、岷县当归城等中药材集散地等区域性交易中心和中药材集散地建设，形成西部最大的集药交中心、加工中心、仓储中心、货运中心、信息中心、会展中心、度假中心、服务中心为一体的中药材经济开发区和全国最大的当归交易中心。
推动中医文化、养生保健、医疗旅游等健康服务业发展，加快建设甘肃六大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加快发展中医药特色养生保健产业，加快养生旅游产业发展，加快推进与不同国家的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合作。
（三）发挥中医药产业的社会效应
强化民众健康理念，加大中医药产业宣传力度，在健康中国背景下，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为中医药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有利契机。发展中医药产业，增加药农收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延伸产业链，制定鼓励药企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中药材产业快速发展，带动地方财政收入增加。
推动更多的优质就业，加大财政补助工资等政策措施，吸引医学类大学生
到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单位工作，通过新兴健康服务业，拓展就业渠道。（四）发挥中医药产业的文化效应
加快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创作一批中医药文化精品。汇集古代中医药文化精华，融合当代科学文化和中医药学术最新成果，创作包括图书、影视、音像、电子读物、动漫等形式多样、科学实用、健康向上的中医药文化精品。保护传承中医药文化，积极开展中医药文化资源普查，保护、利用中医药文献资源。加强对中医药古籍文献、陇派名家名说、名药名方、历代医家医案的整理和深度挖掘。
普及中医药文化知识和技能，在基层群众中，普及中医药文化知识和技能，提高民众对中医药的认识和满意度。实施甘肃中医药产业品牌战略，依托甘肃省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中医药文化资源，深入发掘陇医文化的品牌优势。
促进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积极派全省中医药专家走出国门，开展中医药文化交流，并吸引海外留学生来甘肃接受中医药教育，不断提高甘肃省中医药文化国际影响力。
（五）发挥中医药产业的生态效应
目前，为了规范中药材种植，甘肃省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药材管理的通知》，要求强化中药材种植管理，合理使用农药和化肥，让中药材种植经济生态效益实现双赢。根据《关于开展中药树造林活动的通知》，鼓励发展生态中药树种植，逐步调整完善生态中药种植补助方式方法，突出中药树种植生态效果。加强野生药材资源保护，通过行政和立法双重渠道，加强中药资源濒危物种保护，研究寻找珍稀濒危藏药材资源代替品。
合理规划中药材种植。根据《甘肃省加快转型发展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合理规划中药材种植。
五、加快甘肃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全面贯彻中医药产业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医药产业进入新发展阶段，着力构建甘肃省中医药产业新发展格局，是对全省中医药产业未来发展的要求。笔者按照通过调研归纳总结、推广应用新型中医药产业发展模式，助力提升中医药产业链整体水平的目的，着重对全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健全和完善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
遵从中医药发展规律，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明确中医药产业发展战略，确定产业发展规划，落实实施阶段和步骤。转换政府职能，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以服务型政府管理职能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加强中医药行业组织建设和监督，强化中医药产业经济布局和战略支撑，加快中医药产业现代化步伐，不断提高中医药产业国际化水平。
（二）推进中医药种植业稳步发展
积极推进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确保中药材质量，提高“甘味”中药材品质。在加快中药种子种苗质量标准研究，完善中药材种植养殖生产规范化管理体系，
提升陇药质量上下功夫。
（三）推进中医药工商业稳步发展
提升中药商品贸易体系，加强中药材主产地交易市场建设，提高招商引资项目履约率和资金到位率。以全省现有骨干中药企业为基础，努力打造一批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开发一批“甘味”著名新品，增强中医药企业市场竞争力。提高中药材流通与电商融合水平，充分利用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的引领带动作用，大力培育中药材网货品牌。
（四）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
提升中医医疗服务质量，做优做强中医优势专科专病，推进构建个体化、精准化、智能化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建立中医药健康管理行业准入和考核制度，鼓励支持中医药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加快中西医结合发展，围绕优势病种，建立“宜中则中、宜西则西”创新服务模式。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依托现有资源布局一批中医康复中心，中医医院加强康复（医学）科建设。促进民族医药发展，加大对少数民族医药的传承保护，办好相关藏、蒙等医药的品牌活动。
（五）健全中医药人才培养教育机制和引进政策
优化基于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需求的学科专业结构，发挥中医药在医疗、养生、保健、康复、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拓宽中医药人才引进和培养渠道，加快搭建宣传甘肃推介，引进高层次中医药人才的窗口、桥梁和纽带。
（六）不断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
加强中医药相关健康产品研发、制造和应用，加强中医诊疗设备、中医健身产品、中药、保健食品研发生产，开发以甘肃道地药材为主要原料的新药、保健食品和保健用品，鼓励药膳配方、药妆等与中医适宜技术相关健康产品研发。探索适合中药特点的新药开发模式，加快推进中药新药创制、中药大健康产品及中药饮片的研制。
（七）提升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完善中医药参与应急管理的政策体系，加强中医药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立健全中西医结合应急和防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工作机制，成立中医药防治专家组，加强新发突发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互通和资源共享。加强综合医院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药协同救治支撑保障能力建设。
（八）全面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
大力推进中医药对外服务贸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建设若干个岐黄中医学院和中医中心。加强中医药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开展适宜国际交流中医药从业人员交流，着力打造好“敦煌医学”“岐黄故里”“千年药乡”等双语网站。加快提升中医药标准化、国际化对接水平。
高校党风廉政建设质量提升的问题、成因与对策研究
杨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痛，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极大地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而“腐败”对高校而言，也是一颗巨大的“毒瘸”，腐败严重浪费了高校宝资的资源，影响了高校的风气，阻碍了高校对人才的培养。如果不及时遏制腐败，也必将导致高校的灭亡。因此，高校党风廉政建设不仅是提高高校党风廉政建设质量的核心，也是营造良好的校园风气，促进高校的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是从目前来看，一部分高等院校仍然缺乏对建设党风廉政的认识，在考核评价体系上也存在多种问题。根据实际工作状况可知，仍然有一些高等院校领导并不了解党风廉政责任制，并未有效地明确合理的履职手段以及自身的职责范围。许多教师也对党风廉政建设持冷漠态度，错误地认为这仅仅是“政治问题”，无需自身的努力。还有一些高等院校没有深入地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导致考核工作也仅仅流于形式，缺乏多样合理的考核方式，考核体系不够完善，目前使用的主要考核方式仍然是“自我检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作用并未得到全面发挥。
二是难以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实际挂钩，在党风廉政教育上获得的成效不够显著。对于高等院校而言，其在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往往只对工作数量有高度的重视，但是却忽略了工作的质量。例如，在工作过程中，往往会设立一些硬性指标，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评价，包括学习时间的长短、讲座的举办次数等。由于并未提升对活动效果及质量的重视，导致活动最终的效果也差强人意。除此之外，在党风廉政教育方面，还存在教育内容的创新力不足以及缺乏活力的问题。目前来看教育形式仍然不够多样，大多数高等院校仍然是通过举办报告会、讲座等来开展活动，并未对活动形式进行创新，活动内容可能也并不贴合实际。
三是高等院校并未全面建设党风廉政制度。首先，高等院校在党务公开制度上不够合理规范，公开党务内容时并非严格遵循高等院校的实际状况，仅仅是听从领导的安排或对内容进行选择性公开。由于高等院校党务公开反馈平台
仍然需要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与完善，在公开相关信息以后，很难及时地获得师生的反馈，因此群众参与度也相对较低。其次，高等院校并未全面落实监督制度。由于纪检监察部门没有严格遵循既定的要求开展工作，因此也存在“表面化”现象的问题。考虑到高等院校的师生党员并未全面地了解党务工作，因此党员的作用也很难得到充分的发挥。
四是高校纪检监察部门监督力度不足。为了使高等院校更好的建设党风廉政，不仅要重视开展有效的预防工作，同时也要对一些不良行为进行惩治。就目前来看，由于高等院校在建设党风廉政方面仍然缺乏执行力，因此该部门的约束作用难以发挥。由于并未严格地惩治违法乱纪分子，所以一些人便抱有侥幸的态度，很难有效地端正风气。
二、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我国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对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产生消极作用。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更没有把高校党风廉政建设摆在事关学校发展、改革、稳定大局的重要的位置上。还有一部分高等院校内部的领导错误的认为，仅需要将科研工作以及教学工作做好即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相对较小。但是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假如高等院校并未全面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必然会导致不良风气的蔓延。在这种情况下，高等院校的科研工作以及教学工作的开展也必然会受到一定的不良影响。
二是高校“行政化”色彩浓重，高校领导干部选拔不严格。高校管理行政化、高校制度建设滞后、领导干部选拔程序的不严格导致高校选拔一些政治觉悟不高、道德修养不够的人担任高校的负责人，他们很难有效地抵制各种诱惑，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滥用私权，导致也产生了一定的恶劣影响。
三是高校党风廉政教育的内容缺乏针对性，“形式主义”问题严重，所以教育的效果也不够明显。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大多数高等院校往往是通过模仿中央制定的制度或下发的文件开展工作。虽然从表面上来看，高等院校在建设党风廉政上有一定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并未深入地贯彻落实这些政策或文件，导致实际获得的成效并不显著。从本质上来看，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形式主义”色彩浓厚。目前来看，在高等院校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形式主义”的问题存在于多个方面。一些高等院校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漆草地开展工作，因此这些工作的目的也很难达成。
四是高校党风廉政制度的时效性及针对性相对较弱。实际情况显示，为了
使权力得到更好地约束，必须要合理地应用制度，但是根据大部分高等院校制定的相关制度可以看出，这些制度的制定仅仅是针对内容进行了强调，并未结合实际情况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一旦出现意外事故，制度的作用便很难得到发挥。到五是党风廉政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党风廉政责任追究不够严格。监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权力产生一定的制约，假如权力缺乏监督，将会导致腐败的现象层出不穷。目前来看，由于高等院校顶层领导人员的权利有较高的集中度，同时对这些人员的监督不足，因此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也出现了多种问题。高等院校腐败事件的高发领域包括基础建设、招生管理、物资采购等，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力不足。一些领导干部为了谋取更多的私利，往往会通过收取贿路或贪污经费等方式来达成个人的目的，导致他人及学校的利益受损。与此同时，高等院校纪检机构在监督上级领导方面仍然有一些不良的情绪，由于“畏难”便放松了对上级领导的要求，而高等院校内部的师生在监督领导方面也缺乏合理的途径，因此腐败的现象在高等院校中便层出不穷。
三、提高我国高校党风廉政建设质量的对策和建议
一是深化自身的思想认识，从战略高度上入手进行分析。为了使高等院校的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必须要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此同时，党风廉政建设也是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必然要求19。在这种情况下，高等院校党委必须要深化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认识，切实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将这种建设工作视作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除此之外，高等院校党政领导也应当增强“四个意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组织领导小组，强化对领导成员的监督，确保领导成员的表率作用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以此来达到协同推进的目的。除此之外，在全面开展奖惩工作的过程中，也应当重视预防，通过综合的方式进行治理。
二是明确责任主体，推动政策落实。高等院校应当结合已有的文件及规定，完善纪委、领导、党委责任清单，进一步明确不同部门或人员的权责，通过规范化的方式促进制度落实。对于党委领导成员而言，不仅要以身作则，推动相关机制建设，创建科学合理的长效机制，同时也要不断深化教育管理。对于纪委部门而言，需要坚决维护党的纪律，不断地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开展更多的廉政宣传工作，进一步优化反腐俗廉制度体系，对于各种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惩处。
三是针对领导干部开展更多的廉洁从政教育活动。为了深化领导干部的认识，必须要分别从党性党风、理想信念、宪法法律等方面入手开展教育工作，使领导成员能够树立良好的观念，始终保持廉洁的品质，为公众树立一个学习榜样，带领队伍成员更好地开展工作。
四是针对一些处于关键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开展更多的廉洁从业教育工作。例如，可以针对教务处、办公室、人事处、财务处成员等进行教育，需要教育的内容包括财经纪律、政治、法规等，同时还可以通过组织开展典型案例的通报以及参观相关教育基地的方式对其进行教育，使目标对象能够树立良好的廉洁从政观，端正自身的事业观及岗位观，提升自觉抵制诱惑的能力。
五是重视效果的提升，对相关制度进行进一步优化完善。通过调签现有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使不同领导成员能够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职责，并使党委与纪委的作用得到更好地发挥，实现领导干部的“一岗双责”。除此之外，还要结合实际，创建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并对责任考核体系进行优化，全面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创建良好的干部廉政档案制度，不断优化“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也要全面落实各项政务公开制度，使权力的行使更加公平公正，维护教职工及党员的权力，使这些群体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监督权。领导干部必须要做好带头作用，推动已有制度的落实，确保能够获得显著的成效。
六是强化建设纪检监察队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曾经明确指出，必须要重视全面推进“三项改革”。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应当促进高等院校纪委监察机制的优化及改革，使这种机制能够逐渐向深层次的方向发展，切实地解决现有的问题，并达到纪委人员专职化的目的。指派优秀的干部在支援高等院校或区市纪委部门中进行挂职训练，通过强化对这些人员的培训，切实地提升这些工作者的业务能力水平，打造一支不怕吃苦、勇于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姜涛、孙玉娟
课程思政是指以课程为基础，以落实立德树人任务为根本，深入挖掘和融入思政元素，通过构建三全育人格局对大学生进行显性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来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相统一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课程思政主要采用隐性教育方式，实现春风化雨式育人。高校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践行“三全育人”理念，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工作，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
近年来，课程思政建设成效显著，它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由专门的政工人员开展的“孤军奋战”模式向全员育人转变，由传统的单一思政课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向包含专业课和综合素养课在内的全课程转变，但在其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
1．教师课程思政综合能力薄弱。教师是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教
师课程思政的综合能力水平直接关系到课程思政建设的效果。教师课程思政综合能力薄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部分教师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知识。思政元素的挖掘以及价值的引领需要具备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素养，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部分综合素养课和专业课教师缺乏主动学习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的意识，在科研和教学以及其他工作的压力下，他们也无暇进行学习，从而制约了课程思政工作的开展。第二，部分综合素养课和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理念尚未完全转变。当前仍有部分专业课和综合素养课教师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政课教师和政工干部的事情，自己只要做好专业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工作即可，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同样也担负着育人的使命，致使只“教书”不“育人”，只“授业”不“解惑”的状况一直存在。第三，部分教师挖掘思政元素能力欠缺。部分其他课程教师重视专业知识教育而轻视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不注重思政元素的挖掘和积累，甚至有部分教师不知道什么是思政元素，也不知道如何挖掘，更不知道应该如何将其有效融入教学过程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
2．课程体系建设欠缺。课程思政建设以高校所开设的各类课程为载体。
目前，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课程教学存在“课
程”+“思政课”两张皮现象。课程思政要求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中，达到“溶盐于汤”的效果。目前来看，部分教师在课程设计以及授课过程中达不到预期状态，把课程思政异化成“课程”+“思政课”，将思政知识硬性加入课程教学中，把专业课和综合素养课上成了思政课。第二，课程思政缺乏一体化建设。在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多是专业课教师自己在努力，从所讲授的课程中挖掘思政元素，融入价值引领。从专业和学科的角度来说，专业负责人未能有效整合自己所负责专业的所有课程，有重点的挖掘思政元素；学科负责人未能站在学科高度上有效动员教师挖掘和梳理学科范围内各专业及其课程所包含的思政元素，不能合理统筹不同思政元素在不同课程中的讲授，课程思政建设未能实现“课程—专业—学科”一体化建设。第三，不同类型课程的横向协同存在短板。思政课、综合素养课和专业课从授课内容、功能定位上看是三类性质不同的课，思政课主要是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综合素养课是对学生进行通识性教育和人文素养教育，专业课主要是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以及培养学生专业技能。三类课程之间存在壁垒，综合素养课和专业课未能有效融入爱国主义、价值观、职业道德等思政元素，协同育人效果不明显。
3．体制机制不健全。体制机制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具有整体性、长远性
和保障性的功能和作用。目前，高校在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过程中仍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问题，具体体现在顶层设计、考核评价、协同机制等环节和方面。第一，顶层设计不完善。顶层设计是高校从全局上对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做出的整体部署，部分高校顶层设计不完善，对于谁来领导、谁来牵头、怎样组织动员、如何做好保障等问题缺乏清晰明确的规定，如，部分高校强调课程思政建设工作中学校党委的领导作用，毋庸置疑，党委在办学治校中承担主体责任，但在高校中仍旧需要一个特定部门或者机构具体负责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第二，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为有序有效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大部分高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实施方案，其中强调了考核评价的重要性。学校会定期对课程思政工作实施情况进行评价，但在实际操作中，考核评价存在评价主体单一、考核指标体系笼统、考核结果利用率不足等问题，未能调动起所有教师主动参与的热情，考核评价的应有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
二、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路径
1．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1]，在
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高校要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把教师队伍建设作
为基础工作”[2]。第一，不断提升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掌握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教师推进课程思政工作的前提和基础。高校可以依托线上和线下各类培训平台对教师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不断提升教师理论素养。教师在课余时间也要自觉加强理论学习，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掌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确保课程思政建设落地落实、见功见效。第二，高校教师尤其是其他课程教师要转变思想观念。高校所有教师都担负着育人使命，广大教师需要进一步强化育人意识，转变思想观念。在新时代，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单单是思政课教师和政工干部的任务，而是需要各类教师相互配合、同心协力，要教书，更要育人；要传道授业，更要解惑，不断强化学生对党的理论的认同和践行，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第三，提升挖掘和运用思政元素的能力。深入挖掘所有专业课和综合素养课中的思政元素是开展课程思政的基础。高校教师要根据课程、专业和学科特点，分门别类挖掘和运用思政元素。经管法类教师要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培育学生经世济民、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教育学类教师要引导学生争做“四有”好老师，做到“八个相统一”，践行“四个引路人”；理工类教师要加强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伦理教育；农学类教师要培养学生强农兴农、知农爱农的情怀；医学类教师要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悬壶济世的胸怀。同时教师在教学中要根据授课内容，在合适的时机采用适当的方式将思政元素精准有机融入其中。
2．强化课程建设“主战场”。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主战场。高校所
有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承担育人使命。专业课和综合素养课要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共同发挥育人作用。第一，课程教学要实现“溶盐于汤”的效果。课程思政不是专业课和综合素养课的“思政化”。在课程教学中要根据每门课程的知识和特点把职业理想、家国情怀、人类关怀等思政元素潜移默化的融入其中，在专业课和综合素养课中要讲出思政味，如同把思政这把“盐”溶解到课程这碗“汤”中，以实现价值引领。第二，加强“课程-专业-学科”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大部分高校和大部分教师在推动和参与课程思政时，多是从单一课程入手，梳理和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每个专业包含不同课程，但存在不同专业教师在不同课程中挖掘的思政元素是雷同的甚至完全相同的现象，致使他们将同一思政元素重复讲给学生，容易引起学生接受疲劳，甚至被学生自动屏蔽。而同一个学科包含的专业和课程更多，重复的思政元素也更多，弱化了
课程思政的效果。这就需要专业负责人站在专业层面从整体上统筹各门课程的思政元素融入点，更需要学科负责人从学科层面统筹各个专业及其所开设课程，科学设计，把思政元素合理分布到各门课程中，实现“课程—专业—学科”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第三，构建“一心双环”的课程体系。思政课是课程体系的核心，处于中心位置。思政课的设置及其内容安排由党和国家审定，彰显了政治性，确保了科学性。党和国家要求思政课要不断在改进中加强，发挥思政课对其他课程的统领作用。专业课占高校所有课程的80%，是课程的主体。专业课的建设要符合党治国理政的需求，要在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上与思政课同向同行。理工科中的科学探究、医科的救死扶伤、农科的知农爱农兴农等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需要在思政课的指引下深入挖掘，将价值引领寓于课程教学中。综合素养课本身具有明显的思政元素，合理挖掘使用其中的哲学智慧、文化自信等内容，可以对思政课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不断深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3．打造体制机制“全保障”。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工作，必然要发挥体
制机制的作用。第一，加强党的领导，完善顶层设计。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过程中，高校党委要加强领导，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主管学生工作以及教学工作的校领导为副组长，教务处、学工处、校团委以及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各二级学院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课程思政工作协同推进中心，统筹全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内容建设、主要任务、目标要求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遴选、课程思政实践育人基地等方面有所作为。第二，完善课程思政考核评价机制。课程思政考核评价机制应该围绕评价原则、评价标准、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运用等方面进行完善。考核评价应当坚持教师的主体性、学生的体验性、贯穿全过程和发展性四个原则。[3]课程思政评价标准应该包含课堂教学和学生发展两个维度，课堂教学维度的评价包括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方式方法的采用、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教师思政理论素养等方面；学生发展维度的评价主要考察学生思想道德素养的提升情况。评价方法可以采用360度全方位考核法，将自评与以学生评价、教研室评价、学院评价为主的他评相结合，可以全面、准确、有效地考核课程思政推进情况。评价结果要在教师职称评聘、课题立项、先优奖励等方面有所体现，考核结果的合理运用能够有力推动课程
思政建设。第三，完善协同育人机制。高校需要构建和完善“党委领导、教务牵头、党政配合、院系落实、教师参与”的工作格局。在党委的领导下，高校党政部门以及各个学院积极行动、各司其职、有序衔接、有效配合、实现协同。高校要搭建交流沟通平台，加强各类教师之间的交流，进行跨学科联合备课，深入挖掘思政元素，打破课程、学科和教师之间的壁垒，实现“课程—专业—学科”协同以及各类教师协同，铸就育人合力。
构建完善长效机制提高国有企业腐败治理效能
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党校课题组
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明确指出，要保持反腐败政治定力，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战略目标①。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顶梁柱，同时也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国有企业反腐工作，特别是对于国有资源管理中隐藏的腐败问题尤为重视。深入推进国有企业反腐败斗争，构建完善长效机制，提高国有企业腐败治理效能，对于国有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一、国有企业腐败问题的特点
国有企业腐败问题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从成效来看，在国有企业领域中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国有企业反腐败工作还任重道远。现根据前期调研掌握的数据，结合中央纪委、内蒙古自治区纪委历年公布的数据及相关材料，对国有企业腐败问题进行如下分析。
（一）手段隐蔽
结合近年来国有企业腐败的案例来看，以看似合法的形式掩盖违法行为的腐败案件多发且频发，有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在企业收购重组、投资入股、招标投标等一系列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利用企业监督与管理存在的漏洞和法律法规不完善等条件想方设法“钻空子”、打“擦边球”，以奖励激励、商务活动和为职工谋福利等借口从中谋取违法利益，手法颇为隐蔽，同时也为调查取证与定性处理加大了难度。通过深入分析近年来通报的案件，发现国有企业腐败形式存在现金、改制、分红、重组等多种手段，且案件数额急剧增加，加之过程中涉及权力的分配和让渡，腐败问题并非在受益人所属的国有企业直接发生，更多的是采取“嫁接”的形式进行利益输送和产生权力寻租，因此难以发觉。
（二）关键岗位与重点领域交织
关键岗位和重点领域交叉缠绕，是国有企业腐败问题的一个突出特征。由于国有企业资本雄厚，掌握稀缺市场资源，具有行业优势地位，导致国有企业容易成为社会资本“围猎”的主要目标。企业“一把手”一旦“失守”，难免会影响和连带企业内多名领导人员，往往是查处一人端出一窝，系统性腐败突出。从某国有企业纪委2021年通报的案例来看，在企业腐败人员中，高级管理者占三分之一，“一把手”占比超过50％。如果“一把手”涉案贪腐，往往容
易形成“腐败效应”，就是通常所说的“群体性涉腐案件”或者“窝案”，最
终形成一条腐败的利益链。
（三）“顶风违纪”问题突出
通过梳理相关资料发现，在国有企业腐败案件中顶风违纪违法行为仍占相当比例。2019年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64起，纪律处分589人；2020年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62起，纪律处分628人；2021年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74起，纪律处分675人。
有的领导人员对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高压态势充耳不闻，缺乏敬畏，漠视法纪，我行我素，边查边犯，反映出高压惩处和顶风违纪同时存在。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公款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问题仍然是国有企业腐败问题的重点。在各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案件中，特别是以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和违规发放津补贴和福利现象最为突出。总的来看，这类问题的增长态势已经得到一定遏制，但没有能够得到彻底根治，一旦稍有放松，就很可能会反弹回潮。
（四）“微腐败”问题频发
通过近三年的数据分析发现，目前某国有企业发生在职工群众身边的“微腐败”问题还比较突出，在纪律处分的人员中，科级干部及以下占到85．5％。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违规分配奖金、津补贴、社保费、伙食补贴及各类经费卡，占问题总数的40．96％；排在第二位的是违规公款吃喝，占问题总数的20．37％；违规公款旅游、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占问题总数的19．91％；截留侵占、优亲厚友、虚报冒领、吃拿卡要等问题，占问题总数的18．76％。这些问题，都有力印证了国有企业在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也深刻地提醒我们既要看到成绩，也要保持清醒。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是反思问题背后的症结，才能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二、国有企业腐败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主观原因
1．法纪观念淡薄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长期处于行业的龙头和垄断地位，企业自身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较为广泛，加之一些领导干部放松对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学习，法律意识缺失，纪律观念淡薄，把党纪国法视为“橡皮筋”而不是硬约束，结果就很容易导致在各种诱惑下底线失守。
2．理想信念动摇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一些国企党员领导干部往往只是一味地关注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放松了个人思想的再教育，导致理想信念发生动摇，逐步把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企业经营管理权，异化成为满足个人需求和谋取个人利益的权利。对国有企业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一旦“总开关”没有拧紧，只为满足一己私利错误地使用权力，就必然会导致产生错误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等，也必定会沦为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与拜金主义的俘虏。
3．畸形心理作祟
国有企业腐败现象多发，与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错误心理有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特权思想。一些国企领导干部把权力当成自己的囊中之物，行权任性，以权谋私，越权享受，拥权自傲，无视组织程序和规章制度，肆意妄为。企业下属虽然痛恨这种“官气”，却又出于畏惧心理不得不顺从，更有甚者选择曲意逢迎，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企业内部的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
二是攀比心理。有的国企领导干部把组织给予的平台和权力当成自己的本事和能力，看到有的老板一掷千金，看到自己与市场中同级别企业领导的薪酬存在差异，就产生了在收入和待遇上的盲目攀比，从而产生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的“心理失衡”。
三是侥幸心理。一些国企腐败分子往往认为自己的腐败行为不为人知，自信能够瞒天过海，营造一套受贿逻辑麻痹自己，对腐败后果惩治产生了法不责众和责任共担的思想，侥幸心理得到不断助长。
（二）客观原因
1．产权不够明晰，双重体制并存
虽然目前国有企业不断深化改革，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去行政化”相对滞后、产权不够明晰，导致在国有企业高管中有不少人与党政机关之间存在“亦官亦商”的关系，存在权力寻租的双重风险。另外，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转轨，国有企业与政府权力边界较为模糊，加上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与控制权，导致不论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都可能为国有企业人员提供较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2．权力运行集中，缺乏权力制衡
一是企业权利构架设计还不完善。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抑制投机行为或权力的滥用。在国企改革过程中，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完善，一些国有企业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科学合理、责权一致的权力制衡机制，决策、执行、监督制度层面缺乏足够的制约。在国有企业和一些行政事业单位中，受“一把手”负责制和集权体制的双重影响，已经形成了较为浓重的“一把手”权力文化，企业的人、财、物等权力集中在一两个人手中，个别地方和单位的“一把手”仍然存在花钱“一支笔”、用人“一句话”、决策“一言堂”现象，很大可能导致权力的滥用，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二是“两个责任”落实的不平衡不充分。虽然当前许多国有企业都出台了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不同国企在抓“知责、履责、问责”方面的效果参差不齐。企业内部不同班子成员对落实“两个责任”重视程度不同，有的企业对责任落实的内涵和要求至今还不清晰。有的企业存在责任和压力层层递减的问题，只满足于部署和强调责任落实的重要性，对“两个责任”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则不重视不到位。
3．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工作乏力
当前，国有企业在内部已经建立起包括纪检、监察、审计等专职监督机构，行政上有监事会、工会、职代会。但从过往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现有的国企内部监管体制在监督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根源在于现行体制中承担监督本单位负责人的机构不独立，很难完成其应有职能，往往存在行政依附和职务依附的情况。监督管理意识不强、监督责任不够突出、监督层次划分不够清晰等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监督作用难以发挥。
4．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影响，不良风气蔓延
从社会背景来看，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在等价交换原则下使一些人价值观发生扭曲，滋生拜金主义和个人极端主义思想。同时，普通社会大众对腐败现象呈现复杂心态，大家既痛恨腐败，又对腐败存在一定的容忍度，这些社会文化因素都是导致腐败现象产生的隐形催化剂。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一些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潜意识里认同所谓大环境的“潜规则”，也容易产生“办事收钱理所当然”的从众心理。
三、国有企业腐败治理机制的对策建议
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指出，保持反对和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常在。①深化国有企业反腐败工作，聚焦靠企吃企、关联交易等行为，始终保持惩治腐
败高压态势，将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探索、创新、完善国有企业腐败治理机制，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巩固拓展国有企业反腐治理成效的题中之义。
（一）强化教育机制建设
1．构建引领示范机制。用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制度，探索出台《国有企业党委会会议“第一议题”制度》，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对国有企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列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体现到经营管理、科技创新、深化改革等重点工作和各项制度中。
2．构建干部教育培训机制。发挥国有企业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作用，对学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使党员干部做到理论学习的常态化。
3．建立定期廉政警示教育机制。充分发挥政德教育基地、警示教育基地、纪律教育基地、党性教育基地等正向引导作用，深入开展反面典型警示教育，通过运用“身边人”“身边事”强化以案明纪、以案示警的良好效果，扭转党内政治生态。
（二）健全完善国有企业腐败风险内控机制
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国有企业的政治核心作用，在公司治理的各环节中加强党的领导，并将这一理念进行制度化和程序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强调，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结合。要积极适应公司制改革新形势新要求，在公司制企业优化整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工作中，同步优化各级党组织设置，持续做好“党建入章”工作，确保党的组织体系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加强董事会建设，每年度开展对专兼职外部董事履职评价工作；建立总经理办公会决策事项季度督办制度，全面落实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向董事会报告的工作机制。
（三）完善国有企业监管机制，形成以“大监督”为导向的监督体系
完善国有企业监管机制，形成以“大监督”为导向，结合开展巡视巡察、财务监察、审计监督、社会监督、专业部门监督等工作，落实信息沟通机制，在方案拟定、人员抽调、档案核查、舆情应对、线索移交、情况通报、成果运用、整改监督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有效提高巡察监督效能。
（四）构建落实“两个责任”协同推进机制
1．定期上报。要认真实行“双报告”制度，各级党委（党组）要分别向上一级党组织和纪委通过书面形式汇报其履行主体责任的情况。下级纪委（纪检机构）要定期向上级纪委报告相关工作，每年向上级纪委汇报履职情况。
2．协同合作。定期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协调会，各级党委（党组）、纪
委等部门及时通力合作，积极健全协调顺畅的合作机制。
3．“签认”机制。各级党委及纪检部门要对各自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认。要对“签认”事宜进行监督、检查，以及问责或提出建议。
（五）运用ＰＤＣＡ循环管理完善国有企业纪检监察部门战略决策机制按照Ｐｌａｎ（计划）、Ｄｏ（执行）、Ｃｈｅｃｋ（检查）和Ａｃｔ（处理）的循环管理顺序，来强化国有企业纪检监察部门防范腐败风险的管理。运用ＰＤＣＡ循环管理，每次大循环都要评估目标实现情况，既要有正向激励又要有负向惩罚，在总结得失与经验教训之后，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及下一步反腐的工作方向和重点，以实现腐败治理工作的阶梯式上升，从而有效预防腐败发生且能有效解决反腐败工作的症结。
（六）强化国有企业管理人员队伍建设机制
1．完善国企职业经理人制度。充分发挥党委的主导作用，把党管干部与市场化竞争有机结合，通过不断完善考核激励机制等，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国企工作。明确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对职业经理人法律责任承担的标准和形式等进行明确规定，根据国企职业经理人的特殊情况建立有针对性的监督管理机制。
2．科学选人用人。将不同的职位管理纳入到相应的部门，并且对其按各自归口的部门进行统一管理，不断完善国企干部的选拔任用，使选人任用环节更加科学化、制度化。特别是要定期调换掌握人、财、物以及对外交往的部门人员，以预防腐败问题的产生。
3．加强“关键少数”专项检查。强化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八小时之外”的
管理监督，每季度组织领导人员报告“八小时之外”活动情况。
（七）构建新时代国有企业廉洁文化建设长效机制
2022年3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强调，要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抓紧抓实抓好，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重要支撑。①应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大力推进廉洁文化建设，
厚培廉洁奉公的文化土壤。将革命文化的传承与实践融入到广大党员干部日常管理当中，以促进党员干部廉以律己、无私奉献。推进党员干部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化于个人的价值追求，使其能够做到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是与非等一系列关系问题。在干部培训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将廉洁要求充分体现到干部的日常培训、管理以及监督之中，注重察德看廉，既重能力又重品行，既重政绩又重政德，使品德端正的干部得到正向激励，而品行低劣的干部则受到严厉惩戒。同时，还要把家风建设作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指标，引导党员干部在家庭生活中注重廉洁教育，把不搞特权、勤俭节约等优良传统融入到家风建设当中，以身示范、从严要求，用优良家风涵养初心使命，带动国有企业风气向善向上。
关于加快宁波市红色旅游发展的调研思考
宁波市文史研究馆渠慎涛
红色旅游是我国旅游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承革命文化的载体途径之一。经过近年来的发展，红色旅游热潮不断升温，并受到越来越多的游客追捧。据旅游大数据统计，今年1月以来，红色旅游搜索热度较上年同期增长176％。宁波市作为红色旅游资源富集地，必须紧紧把握宝贵的历史机遇，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彰显红色文化，开发红色产品，讲述红色故事，打造红色旅游目的地，努力为全市旅游产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成为推动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的重要力量。
红色旅游资源概况
革命底蕴“深”。宁波是浙东著名的红色圣地，无论是土地革命，还是抗日战争，或是解放战争，一代又一代的四明儿女打土豪、分田地，抛头颅、洒热血，为新中国成立献出了宝贵生命。据了解，宁波市共登记自大革命开始的在册烈士3249名，其中宁波籍烈士2652名，无名烈士更是不计其数。如“左联五烈士”殷夫、柔石，“党章守护人”张人亚，“红色女特工”朱枫等烈士，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前赴后继，浴血奋斗，留下了许多红色故事。而这些不能忘却的红色记忆，成为我们赓续红色基因，发展红色旅游的不竭动力。
历史价值“高”。自鸦片战争后至今的180多年间，宁波市孕育了很多特点鲜明的红色史迹，催生出大量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如五洞闸战斗遗址、庄桥烈士纪念碑、慈湖烈士陵园等。这些红色资源记录了宁波革命建设时期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其所彰显的革命传统教育价值也较高，在全省乃至全国红色资源宝库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以余姚梁弄为中心的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旧址群（当时为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是新时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红色资源“多”。宁波市红色旅游资源种类丰富繁多。既有大批仁人志士留下的求索足迹、英雄事迹，如“‘浙东刘胡兰’李敏被敌人连刺27刀英勇牺牲”“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筹建及革命斗争开展”等；也有无数重大历史事件遗迹旧址、革命设施，如“镇海口海防遗址”“中共浙东区委旧址”等；更有很多体现艰苦创业精神的人物事件、纪念场所，如“毛泽东批示纪念碑”“抗
击‘八一’台风纪念碑”等。据初步统计，全市现存革命遗址等红色资源426处，
位居全省前列。这些丰富多样的革命文化资源为红色旅游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分布覆盖“广”。据普查，全市红色资源遍布10个区（县、市），可谓村村有红色故事、镇镇有红色印记、县县有红色景区。如在镇海、北仑、象山，展现抗击外来侵略、保卫国家主权的遗址俯拾皆是；在余姚、慈溪、奉化、宁海，反映播撒革命火种、传承红色基因的遗迹星罗棋布；在鄞州、海曙、江北，展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全国解放的遗存随处可见。这些红色资源，展示了宁波市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产生的英烈英模人物，取得的标志性建设成就，为宁波市发展红色旅游提供了前提条件。
红色旅游发展现状
一是抓住要点，优化红色布局。结合红色资源分布特征，依托特色小镇、风情乡村、产业融合示范基地等旅游发展先行地，将红色旅游发展纳入全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完善统分结合的推进机制，并不断加强对红色旅游发展的政策引导，初步构建“一核两带五区”的空间布局。同时，各区（县、市）融合各自红色资源与旅游景点，建立定期协调联动制度，出台促进相关工作的实施意见，制定具体扶持举措，规划布局红色主题建设，增设红色文化标识，全面提升了红色旅游吸引力、影响力。
二是紧扣重点，建设红色景区。从自然生态、历史文化、生产生活等角度出发，拓展培育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旧址、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等红色经典景区，持续推进余姚梁弄、北仑霞浦、海曙章水等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加快打造卓兰芳纪念馆、丹山赤水景区、慈城真理园等红色教育基地，初步构建兼顾生态休闲、度假养生、乡村旅游等功能的红色旅游目的地。同时，持续开展红色景区品质提升行动，健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积极推动服务设施适老化、适儿化、无障碍设计及改造，全面提升红色旅游的服务质量。
三是突出特点，开发红色线路。充分发挥宁波市旅游资源“红、绿、古、
蓝”四色互融、交相辉映的优势，以底蕴与诗意兼备的红色文化遗存为依托，先后推出“四明丰碑•余姚热血之旅”“千年初心•海曙重温之旅”“海防堡垒•红动镇海之旅”等市域经典线路，联合策划沪嘉甬、甬台温、杭绍甬等跨
区域精品线路，深受市场欢迎和游客肯定。如北仑霞浦作为张人亚的故乡，近年来围绕张人亚党章学堂，引进社会资本，盘活红色小镇资源，打造精品红色旅游线路。自2017年12月开馆以来，累计接待参观学习者6000余批次，20万余
人次。
四是聚焦亮点，塑造红色产品。结合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等重大纪念活动，以余姚梁弄、海曙章水、慈溪观海卫等地的遗迹旧址为重点，综合运用实物、照片、雕塑、影像等多种形式，创作生产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产品，挖掘开发体验、研学、培训等参与性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宁海岔路镇近年来依托梅花村会议纪念馆、山洋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全面延伸红色产业链，推出形式多样的红色旅游产品，打造出到革命老区“重走红色之路”等特色品牌。
推动红色旅游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是坚持精准定位，推动全域优化。树立红色旅游全域发展观，建立统筹推进机制，出台相关政策，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旅游发展的“宁波样板”。一是高品位策划。坚持以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为主题，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突出红色文化成风化人的教育功能，科学管理和合理开发红色资源，达到推动革命文化发展的目的。二是高起点规划。整合考虑人文自然、环境承载、客源市场等因素，邀请国内外顶尖专家团队，因地制宜制定红色旅游发展规划，明确发展方向，强化功能定位，推动红色旅游健康发展。三是高标准谋划。统筹红色资源和自然景观，通过收集整理红色故事、挖掘革命人物事迹、编写红色经典故事等举措，系统谋划红色旅游发展，让游客获得“特色化、差异化、多样化”的红色体验。
二是塑造精品品牌，推动全面发展。依托全市红色核心资源，通过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努力树立、维护和共享红色旅游品牌。一要在“点”上拓展。适应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积极打造角色模拟、情景再现、生活体验等项目，适时推出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体验产品，逐步提高革命纪念馆、历史博物馆等展陈设计水平，切实让游客感受红色历史的脉动，体验红色文化的魅力。二要在“线”上延伸。坚持红色开发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组织编排科学合理的红色线路，精心策划丰富多彩的红色活动，积极开发错位互补的红色业态，不断增强红色旅游的现场感、体验感和震撼感。三要在“面”上融合。以建立健全融合发展机制为抓手，推动旅游资源、产业、要素相互促进，强化红色旅游与研学旅行、文化创意相结合，积极打造最具影响力的红色旅游首选地。
三是突出精彩营销，推动全新塑造。树立红色营销推广意识，完善多方参与体系，拓展宣传推介渠道，进一步提升红色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一要推广
“养心”功能。依托红色旅游熏陶教育功能，结合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党性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重温红色岁月、品味红色文化，永远走在“养心”的路上。二要推介“养眼”职能。精心提炼各类“养眼”红色元素，通过节事活动、展览推销等形式，大力引入文博创作、影视演播等观赏要素，创新角色扮演、户外拓展等观看形式，推动红色旅游成为游客争相分享的“打卡点”。三要推销“养肺”效能。发挥红色景区优美的自然环境、田园景观效能，在注重红色主题的条件下推广美丽宁波，在突出红色元素的基础上推销绿色发展，努力让来甬游客共享大花园“红利”，共获红色游“溢价”。
四是强化精致服务，推动全链提升。按照“全市一盘棋”的思路，以游客需要为导向，以游客满意为宗旨，从细微入手，从实际着力，不断推动红色旅游服务向专业化、规范化和人性化方向提升。一是管理要“专”。建立旅游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推进旅游诚信体系建设，健全导游人员信息档案，开展服务质量评价，提升红色旅游服务标准化水平。二是配套要“潮”。从提高舒适度的角度出发，推进旅游停车、休息、无障碍设施建设，培育一流水准的餐饮街、体验商店、剧院等休闲业态，建设休闲步道、休闲广场和公园绿地，切实构建“漫游乐享”的旅游服务网。三是人才要“优”。建立红色旅游人才培育体系，支持发展红色职业教育，加强高层次旅游人才引进，鼓励参与志愿服务，努力为宁波红色旅游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能工巧匠”。
国内外养老金融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趋势
中国光大集团课题组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大力发展养老金融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在相关政策支持下，养老金融逐渐走上了“快车道”。养老金融包括为养老进行资产储备的养老金金融、为养老企业提供资金融通和资金支持的养老产业金融以及从老年人需求出发为老年人打造的养老金融产品。实践中，一方面，以养老理财、养老保险、养老基金、养老信托等为代表的金融产品以实现个人养老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有效解决个人养老资金来源问题，促进养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养老金融产品与康复、护理、健康等养老服务相融合，通过链接优质养老服务进一步增强金融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有利于金融机构打造特色养老金融优势。
目前国内外养老金融产品可以大致分为保障类、融资类、投资类和财富管理类。1994年，世界银行在《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中首次提出养老金“三支柱”模式建议并为许多国家所采用，其中第一支柱和部分第二支柱被广泛认为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养老金融产品，即保障类养老金融产品，包括公共养老金、年金保险等。融资类养老金融产品主要是为老人提供晚年生活支出保障，通过保险或抵押贷款等手段，将老人年轻时期积累的资金或老人所持有的不动产等资产，转化为老年时期的可用流动资金。投资类养老金融产品主要是以养老生活为目标，提供资产保值增值的各类金融途径，包括基金、理财、信托等。财富管理类养老金融产品主要是养老金个人账户，提供不依赖于雇主、可以减免税务负担、具有多样性投资选择的养老财务管理服务。此外，为了使金融产品能够进一步直接支持养老服务的发展，国内外均构建了不同模式的长期护理保险体系，并在打通金融产品与养老服务方面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
国外养老金融发展情况
养老金融产品现状
国外的养老金融产品发展早，相对较为成熟。保障类金融产品以公共养老金为代表，主要由政府提供，如美国基于税收制度的老年保障、遗嘱保障和残障保险（OASDI计划），日本的共济年金、厚生年金和国民年金，荷兰的国家基础养老金即储蓄基金（AOW）等，主要是为了减少老年贫困，属于覆盖广、水平
低的金融保障产品。近年来，受到全球老龄化加深、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一方面延迟养老金领取时间以降低政府支出压力，另一方面逐步推进养老金私有化改革，以提高储蓄率、加速资本积累。
融资类养老金融产品主要以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为主，目前美国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市场最为成熟，以市场化为主导，具有房产价值转换抵押贷款、住房持有者贷款和财务自由贷款三种不同产品，新加坡和日本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也具有一定规模，但更偏向于政府主导模式。近年来出于对市场风险、长寿风险、道德风险等方面的考虑，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发展日趋谨慎，反向抵押贷款采用利率可变的比例有所增加，各国政府不断增强支持以应对寿命延长对贷款机构的潜在亏损压力，并进一步强化金融工具和养老服务的联动性，以整合形成更大规模的资产资源，提升投资收益。
投资类养老金融产品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养老金融领域，如养老目标日期基金、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ESG投资、多元化增长基金等，产品品类极为丰富。其中，REITs由于具有高流动性和高风险性受到大量投资者的推崇。截至2021年1月，美国REITs相关产品已超过220项，市场价格总额超过12500亿美元。国外的投资类养老金融产品较为注重权益投资，并且由于资本市场效率较高，市场超额收益难以获取，因此在养老投资中被动型的指数化产品占比较高。此外，为解决参与人惰性及选择困难等问题，美国还设置了默认投资机制，当企业员工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对养老账户作出投资品种选择时，养老计划的受托人有权代表参与员工进行投资。
财富管理类养老金融产品以个人账户为代表，美国、英国和日本分别建立了个人退休账户IRA、个人储蓄账户ISA和个人储蓄账户NISA，个人账户一般同时具备储蓄与投资功能。个人账户包括“账户制”和“产品制”两种，其中“账户制”依托于保险、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养老保险产品，由个人自主购买，国家给予税收或财政优惠，近年来增长较快。发达国家持续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采用EET、TEE、TET等综合税收优惠方式，也促进了个人账户的发展。
金融产品与养老服务的融合现状
长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方面，美国、日本、德国、新加坡分别建立了市场主导模式、社保模式、双轨运行模式以及公私合营模式的长护险体系。从各国长护险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虽然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在长护险的市场化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但由于长护险具有“基础保障”属性，政府
主导模式仍将是长护险的主流模式。虽然国外长护险发展较早，但是其缴费人群转为接受服务群体大约需要30—40年的时间，前期很多长护险产品的测算假设与实际具有很大偏差，相关金融机构在长护险的精算和收费上不断趋于谨慎。
国外在商业保险与健康养老服务融合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联合健康的“保险+健康管理”模式，健康保险业务承担前端获客作用，为健康管理产业链上的相关子公司提供稳定的客户来源，而健康服务业务则承担后端健康、医疗、护理等职责，既可增强保险业务的服务能力，提高客户的服务黏性，也加强医疗行为监控，管理医疗费用，有效降低赔付成本。
国外养老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综上可发现，国外养老金融对养老服务的支持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在成熟的金融体系下持续丰富养老金融品类，通过综合创新基金、信托等工具，为居民提供不同资金需求、不同风险配置、不同时间跨度的各类产品，给予老年人较为稳定的财富和资金流，以帮助他们支付各种养老服务费用；二是促进保险类产品与养老服务的协同，主要是在长护险方面，通过保险手段解决融资、支付等问题，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不断强化商业力量的引入，通过建立精准、细致的老年能力评估体系，利用保险针对性满足不同老年人的护理需求。
虽然国外的养老金融较为成熟，但总体发展上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精准针对老年人的产品不多。国外金融体系发展早、成熟早，针对个人的金融产品较为丰富且得到广泛认可，一般性的投资、财富管理类产品大多面向具有收入的劳动力人口，真正匹配老年人需求、精准针对老年人个人的产品较少。二是养老金融产品受经济放缓等多重因素影响呈现收益下行的趋势。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金融市场收益整体走弱，全球最大且投资最为稳健的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GPIF持续两个季度亏损，2022年二季度亏损达3.75万亿日元；美国最大公共雇员养老基金CalPERS（加州公共雇员养老基金）2022财年亏损6.1%，系2009年以来的最大亏损，市场上其他养老金融产品的收益率也出现下滑，在一定程度上对养老服务的支撑性有所减弱。三是与养老服务的融合性不够。除长护险外，其他金融产品嵌入的养老服务不多，较难满足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养老需求。
国内养老金融发展情况
养老金融产品现状
保障类养老金融产品主要包括我国的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我国基本养老
保险长期一支独大，2021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0.29亿人，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6.58万亿元。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于2018年7月建立实施了基金中央调剂制度，适度均衡了省际之间养老保险基金负担，2018—2021年共跨省调剂资金6000多亿元，于2022年1月正式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的建立比基本养老保险较晚，近年来发展迅速，2021年全国企业年金规模约2.6万亿元，职业年金规模约1.8万亿元，与基本养老保险相比规模仍然有限。
融资类养老金融产品以多种保险产品为代表，如养老年金保险、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养老专项储蓄等，其中商业养老保险是主流产品。2021年3月，银保监会出台了《关于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新产业、新业态从业人员和各种灵活就业人员推出养老保险产品。截至2022年6月末，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累计投保已达到19.6万件，其中新经济、新业态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投保2.96万件，具有较高的市场认可度。
投资类养老金融产品近年来发展较快，是最具创新力的养老金融领域，其中养老目标基金、养老理财、养老信托等都是目前政策鼓励的发展方向。从市场上看，目标风险基金赋予个人根据自身风险敞口来选择适合资产配置的权利，成为养老目标基金发展的主流。养老理财受到政策支持和市场认可，各家理财公司着力通过产品期限、投资组合、风险偏好等方面的差异化设计，满足“已老”和“未老”两个具有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随着养老产品、医疗、旅游、看护等崛起成为老年群体新的消费增长点，养老消费信托发展也正在加速，以迎合养老需求的多元化趋势。
另外，我国也积极推进财富管理类养老金产品的发展，于2022年7月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2〕7号），提出通过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缴费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实行完全积累。
金融产品与养老服务融合现状
长护险方面，我国从2016年开始试点，并于2020年将长护险明确设计成独立险种。截至2022年3月底，长护险制度试点覆盖49个城市1.45亿人，累计有172万人受益，并且长护险的覆盖范围还在不断扩大。此外，部分保险公司推出了商业护理保险，如中信保诚在2021年底推出“诚护未来”护理保险产品，配套
康护管家服务，可以与政府主导的长护险项目进行绑定合作，打造“护理险产
品+养老中心+康复护理”的销售模式，目前仍在持续探索之中。
近年来，商业养老保险也在不断增强与养老机构权益的结合。泰康、国寿、太平、人保等多家保险机构都依托旗下的CCRC养老社区，将保险产品与养老机构的入住权、体验权、高端服务等进行结合，目前市场认可度高，发展较为迅速，在运营上形成了多种模式。
以泰康为代表的“寿险年金险+养老入住资格”模式是目前市场上最为普遍的模式，主要由旗下拥有养老机构的保险公司推出，该模式将养老项目入住权作为“自主优先选择权”或“增值权益”赋予年金保险产品，并针对老年用户售卖。以中国平安为代表的“健康险产品+健康管理中心+慢病康复”模式，在健康险产品服务中加入防病、识病、控病、治病的一系列服务。2021年10月28日，中国平安首批高端健康管理中心在北京、深圳两地同步挂牌成立，打造医疗健康生态圈，推动“险医协同”战略，将健康险从单一营销竞争转向配套服务竞争。“专项医疗险+互联网平台+专科医疗”模式，主要为中小保险公司突破渠道限制、寻求创新而设计。例如，通过商保PBM平台把药企、药房、商保公司各方都引入其中，提供购药药房规划、药房直付服务、PAP申请指导、门诊绿色通道等服务。“专项医疗险+互联网平台+专科医疗”模式一般服务于高端用户，主打会员管理和定制化服务，产品不多，受众面较窄。
国内养老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我国养老金融对养老服务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利用政策支持快速发展养老第三支柱，养老金融产品体系日益丰富。国家政策明确支持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税收递延养老保险、养老储蓄、养老目标基金、养老信托等产品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二是扩大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各金融机构在政府主导下积极参与长护险试点，推动体系不断成熟。在资金筹集上形成了单一筹资和多元筹资的不同方式，在筹资标准上也探索了比例缴费和定额筹资的不同形式，长护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且取得较好效果，全国落地可期。三是一些保险公司通过构建自有CCRC养老社区、推出医养服务等实现保险与养老权益的融合。如“寿险年金险+养老入住资格”“健康险产品+健康管理中心+慢病康复”等模式，在保险与医、康、养、护的服务融合方面进行了较多探索。
目前我国养老金融与养老服务的融合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第三支柱发展时间短，规模不大。虽然国家大力支持，但目前第三支柱的社会认知范围还
不广，总体规模增速缓慢，对养老市场的消费支持较弱，由于我国未富先老的情况突出，支付能力不足也变相削弱了养老服务质量提升的动力。二是目前部分养老金融产品创新性不足，对养老需求的针对性不强，各个金融机构针对老龄化趋势相继推出了各种金融产品，大多数产品都是在原低风险产品基础上变形而来，对养老需求的针对性不大，没有重视老年人对产品更高安全性、更好流动性等需求。三是除保险产品外，其他金融产品与养老服务的融合探索较少，目前保险公司在与养老服务的融合发展方面探索较多，已形成了几种较为稳定的产品模式和经营模式，但其他金融机构对于老龄化机遇的应对仍大多停留在金融产品本身的完善上，在与养老服务的融合方面探索少，也未能形成较为完善的经营模式。
综合国内外发展情况来看，国外的金融产业较为健全，在支持养老方面主要还是通过纯金融产品的创新为主，与国内相比养老金融产品不但数量多，而且产品涉及的金融工具多样，能够较为充分地调动社会财富，在全球整体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趋势下，长期发展性较好。与国外相比，国内在金融与养老服务的融合上发展更快，尤其是近年来保险公司以保险为基础推动生态圈建设，融入医、康、养、护等多种服务，更适合我国老年人群总量大、失能失智比例高的社会现状。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主流保险公司都推出了与养老服务相融合的产品，并且还在不断创新服务模式，逐渐形成了发展特色。
金融集团养老金融发展方向
养老是关系千家万户、国泰民安的社会事业，也是连接千万用户、各种服务的行业蓝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众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需要我们下大气力来应对。”从需求出发，养老金融与养老服务融合是市场的必然选择，未来的关键在于如何进一步创新养老金融产品以精准满足养老需求，以及如何进一步做好金融与服务的链接以提供更多有效的养老服务。
通过建立养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构建金融与服务融合新模式
从供给角度来看，由于养老服务是典型的综合性服务，与医疗、护理、康复、餐饮、旅游、教育、文娱等服务业都有重叠，这些相关服务形态差别较大、运营逻辑不一，分别研究金融产品与不同服务之间的合作方式和融合模式成本高、耗费大、时间长，较为可行的方式是搭建整合各项服务信息的中介平台，通过中介平台推动金融产品与养老服务从基本合作到深度融合逐步发展。从需
求角度来看，我国老龄化程度高且老年群体大，养老不仅是老年人的需求，更是中、青年需要提前考虑的问题。金融集团广泛的金融服务积累了大量用户，这些用户具有较好的财富储备和支付能力，其自身及家庭都有丰富的养老需求。目前养老服务便利化、一站化的主流需求不断加强，集团金融用户也存在一体化获取金融、养老综合服务的需求。
基于养老市场的服务一体化和金融与养老服务不断深入融合的发展趋势，金融机构应考虑构建“养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该平台主要面向金融用户，针对养老储备有效增长、养老服务一站式获取两大核心需求，通过整合金融机构产品、养老企业服务，以平台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帮助金融机构与养老企业逐步深化金融与服务融合程度，构建养老金融综合解决方案，以金融用户较强的购买力为支撑，扩大养老金融产品市场表现，以品质化养老金融产品为亮点，吸引更优质的客户加入，培育形成养老金融生态，建立金融领域的差异化、特色化竞争新优势。
构建养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应采用从产品合作到产品融合的“两步走”方
式，并充分发挥在信息系统构建、金融服务、养老服务方面的优势。
一是发挥金融集团内部优势，优先做好内部整合。随着养老产业的进一步成熟，各项养老服务运营将居于产业链下游，而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将成为服务运营商获取用户、开展销售的重要来源，成为产业链上游，也成为养老产业中最易盈利的部分。平台建设初期应面向集团金融用户，在金融方面整合集团内部各类金融产品，在养老服务方面适度整合优质养老服务，以不排他的简单产品合作方式为集团金融用户提供扩大化的养老服务权益选择权，构建集团内部自主可控的各类养老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集团个人金融用户和企业金融用户，在养老产业链上游形成领先优势。
二是在功能成熟后可向集团外部整合延伸，推动养老金融产品持续优化升级。养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后期可适度向外部用户、外部产品进行扩展，通过支持金融产品与养老服务双向定制和深度合作，有效打通相关金融机构、相关实业企业资产增长、资金支付、服务供给的边界，推出养老金融综合解决方案，更好地满足社会各界的养老需求。另外，养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还可以考虑进一步进行价值扩展，如工信部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 —2025年）》中提出的构建区域健康养老大数据中心，平台可通过开放部分数据与各地中心进行交互，在支持国家战略落地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分析挖掘
更多数据，发挥并实现数据要素价值。
三是在搭建平台过程中充分发挥金融行业信息系统优势。市场上类似的养老信息平台只着重于以列表形式整合相关服务信息，系统较为简单且产品功能单一。金融集团应充分发挥金融系统数据处理精度高、服务需求响应快、用户信息保密性强、系统功能拓展性好等特性，将集团系统内金融服务与系统外养老服务进行整合，并在运行中不断丰富各类产品服务，共同注入平台，形成面向市场用户的养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平台可为养老用户提供资金安全性高、服务综合性好、金融与服务融合顺畅的养老金融服务，在定位上与市场上各类纯金融产品平台或纯养老服务平台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针对老年人的认知特征和需求特点强化金融产品研发，优化配套金融服务目前养老金融发展如火如荼。一方面，国家层面的支持不断发力，国家政
策近两年高度重视并支持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养老信托、养老储蓄等金融产品发展，通过多种金融工具的协同作用不断完善民间养老储备；另一方面，老龄化已经成为社会热点问题，更多的中青年开始提前为老年生活进行财富规划，对长期性、稳定性金融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金融集团应抓住目前的政策窗口和市场机遇，积极培育养老金融市场。
一是建立不同特征群体的养老金融需求模型。通过开展养老金融需求专项调研，充分掌握青年、中年和老年不同人群在收益风险、资金流动方面的偏好程度和分布特征，从居住地域、从事职业、家庭背景、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等维度进行分析，建立养老金融需求模型，为相关金融产品研发构建坚实基础。
二是基于金融专业优势开发针对性产品。不但要通过旗下保险、理财、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研发养老金融产品，更要充分结合各金融工具的不同特点，并建立各金融板块的合作研发机制，构建养老金融综合服务产品包与服务包，充分发挥金融全牌照优势，培育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金融服务拳头产品与品牌。
三是基于平台网络扩大当前成熟养老金融产品的市场销售。通过养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借助各机构已有的线上线下渠道，进一步完善金融产品对集团用户的覆盖面，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扩大已有产品的市场表现，增强各板块协同营销与整体客户吸引能力。
四是基于平台数据提升金融板块与养老板块的协同效果。基于平台运营中产生的销售数据、金融收益数据、理赔数据等数据资产，通过分析养老服务与金融产品的协同特性，如护理服务对降低保险理赔率的影响度、康养服务权益
对用户选择金融产品的影响度等，从集团整体运营角度综合分析研判养老金融与养老服务的协同最优点，形成综合解决方案，提升产品的竞争优势，赢得良好的市场口碑，在助力国家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同时，打造金融集团竞争新优势。
汉中市企业职工薪酬水平调研报告
陕西省汉中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冯桥
汉中市企业薪酬水平现状
根据薪酬体系的构成要素，对不同地区、行业、职业的薪酬水平进行对比
分析，汉中企业薪酬有以下特点：
从总体情况看，企业职工薪酬水平较低2021年汉中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850元、城镇职工社平工资为5445.4元、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为3572元。三项指标中，除最低工资标准在相关城市中处于中等水平外，其余两项均排名靠后。总体看，汉中薪酬水平偏低，对劳动力缺乏吸引力。
从行业类型看，低端制造业薪酬吸引力不强二产电子装配、服装缝纫等低端制造业月均工资分别是2946元、3149元，高出一产农林牧渔业、三产住宿餐饮、商场超市行业5%—15%，远低于技术性行业，与新兴行业相比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灵活性不足、工资没有优势，招工难留工难问题突出。
从职业工种看，技工工资水平偏低汉中市技工工资普遍在4000元以上，车工、钳工、质检工月均工资分别为5248元、5571元、4364元，虽然高于本地电子制造工、缝纫工等普工工资，但与其他城市相比处于洼地。
从航空产业看，薪酬激励作用不够航空产业作为汉中主导产业，职工月均工资6315元，仅为西安、广州的70%，成都的41%。学徒工、熟练工、成熟工月均工资分别为2612元、5411元和6553元，工资级差为2799元和3941元，加之生长周期漫长，不利于留工引才。
汉中市薪酬水平低的原因分析
产业发展滞后，难以大幅增薪
一是经济体量小，汉中市人均生产总值55279元，远低于苏州，与广州、西安、宝鸡等地差距较大，经济基础支撑增薪能力弱。二是产业结构不优，薪资低的一产占比过大，薪资较高的三产占比过小，金融信息、现代物流、高技术服务等高薪产业尚未成势。三是工业结构偏重，钢铁、有色、冶金等重工业产值占比达2/3。虽然这些产业薪酬待遇较好，但是效益利润不高，且随着智能化技改的加速推进，就业岗位将会不断减少。
市场主体较弱，增薪遇到“天花板”汉中市企业数量少、规模小、效益低，是全市薪酬水平低的直接因素。2021年，汉中各类企业2.9万户，远低于国内发
达城市和省内主要城市。汉中市大、中、小型企业月均工资分别是5956元、4979
元、3689元，低于广州、苏州、西安、宝鸡，与广元、安康相当。
企业人才意识不强，缺乏增薪动力汉中市企业经营者文化素质较低、眼界格局不大、人才意识不强，只想使用千里马不愿当伯乐，舍不得提升员工的工资待遇，让人才缺乏稳定感、归属感。反观东部地区企业主动到汉中市抢人育人，人才理念更先进、育才力度更大、用才思路更新颖。
薪酬制度不健全，劳动维权需强化
一是私营企业工资发放随意性大，部分私企未建立科学的工资体系，合理分配劳动者收益，而是由企业经营者根据个人意愿决定。二是行业劳动计量苛刻，电子装配、服装缝纫等劳密型行业普遍存在劳动定额偏高、工资单价标准偏低问题。三是企业职工参保率偏低，调查数据显示，服装缝纫、电子装配、商贸流通企业社保参保率不足35%，最高的航空企业参保率也仅有86.84%。
薪酬是人力资源流动的指挥棒。由于汉中市薪酬水平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也低于西安等省内城市，导致近60%农业转移劳动力向外输出以赚取高薪，带来了人口流失、企业招工难等系列问题。
提高薪酬水平的对策措施
完善分配机制，扩大劳动者薪酬份额
一是普及现代企业工资制度。优化工资体系，引导企业结合生产、经营、管理特点，建立规范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分配重心适当向一线生产岗位、技术人员倾斜，构造适当工资档次。全面推行结构工资制，制订合理的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激励员工努力工作增加收入。二是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定期发布企业薪酬调查报告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督促企业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和工资指导线政策。大力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落地落实，着力提升一线劳动者薪酬，实现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基本同步提高。三是激励企业提高工资水平。制定支持企业增加工资的激励政策，对达到职工工资年均增长10%以上标准的企业一次性给予5—10万元政府奖励。
培优市场主体，推动工资稳健增长
一是延伸产业链条。聚焦“绿色循环•汉风古韵”战略定位，精准招引一批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高的产业链优质项目和骨干企业，推动产业链转型升级，释放就业增收潜力。加快发展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拓更多的高收入岗位。二是支持市场主体。打好“免减缓返补”
政策组合拳，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个体户渡过难关。扩大政银企对接平台影响力，加大信用贷、中长贷、续贷等金融支持力度。三是推动企业扩规。积极构建“头部企业+中小企业”生态圈，促进航空装备制造、绿色食药、新材料等优势产业提质增效。加大“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扶持力度，培育一批竞争力强、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扎实推进亩均效益改革，实现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提高入园率。
提高技能水平，促进技能人才增收
一是优化调整专业设置。加快组建技工学校联盟，解决办学专业同质化问题。围绕全市产业发展，优化调整职校专业设置，扩大机械加工、设备操作等紧缺专业规模，增设一批数字加工、智能制造等新专业。二是促进企校深度融合。深化校企合作，促进本地企业与职教机构、人力资源公司开展专业共建、设备共享和订单培训。积极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提高“冠名班、订单班、定制班”数量，推动人才培养与就业培训一体化发展。三是完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完善技能人才评价专家管理体系，提高考评员、裁判员队伍专业化水平。探索建立“新八级”制度，在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的基础上，增设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四是提高技能人才薪酬待遇。推动用人单位将职工技能等级与薪酬待遇挂钩。采取政府补贴与企业让利的方式，提高见习期、实习期、学徒期工资待遇，增强新入职员工干下去的信心。
强化维权保障，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落实劳动合同制度，鼓励企业与劳动者签订长期或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加强用工指导，依法督促企业落实工时制度、试用期制度、劳动保护措施，逐步提高社保参保率。加大重点领域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推进“双随机一公开”执法监管，推动“互联网+监管”信息化建设，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经营者树立人才观念，增强以薪留人、以情暖人的意识，积极主动培育招聘本地人才，并为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加快文旅融合发展奋力打造文旅强县 清水县文旅融合发展情况调研报告
苏颖
文化和旅游产业具有“无烟工业”之称，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如何发挥文旅游资源优势、推动文旅游融合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实力，是各地积极探索实践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地处甘肃东南部的清水县立足县情实际，围绕打造“文旅农康融合发展试验区”和“生态旅游名县”战略目标，坚持“以农为基、以康为根、以文为魂、以旅为媒”总体思路，在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清水县文旅融合发展现状
清水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富，是中华人文初祖轩辕黄帝诞生地，西汉名将赵充国家乡，地处甘肃东南，天水东北，总面积2012平方公里、总人口33.7万人，有长达2710年的建县史，始祖文化、先秦文化、汉唐文化、宋（金）元文化积淀丰厚。现存国家级文保单位2处、省级文保单位5处、县级文保单位55处；旅游景点28处，其中AAA级景区3处、AA级景区2处，省级旅游度假区1处、省级森林公园2处、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2个，有星级旅游酒店2家、星级农家乐6家、各类旅游企业9家、旅行社3家，旅游从业人员216人。全县森林覆盖率40％，是全国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县。温泉省级旅游度假区与花舞北山、香怡南塬、邽
山生态园、轩辕湖公园、“治未病•中医养生馆”共同构建起以县城为中心的全域旅游核心区。
清水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天水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紧扣“四强”行动战略部署，抢抓省市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全球华人寻根祭祖圣地的良好机遇，以打造轩辕文化品牌和建设特色文化大县为主线，坚定不移实施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战略，文旅产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一）大力发展观光农业，努力提升农业附加值。大力发展观光农业、创意农业、会展农业，在全县适宜区推广种植既具观赏价值、又具医疗保健功效的万寿菊7万亩、金银花6000亩、金丝皇菊1000亩、薰衣草500亩、芍药300亩、牡丹200亩，精心打造了邽山生态园、花舞北山公园和香怡南塬田园综合体，同时招引万寿菊色素提纯加工、金银花系列饮品加工等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与康养、旅游在产业链上的深度融合。
（二）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做好文化赋能文章。深入挖掘清水历史文化和
中医养生文化，把文化创意、文化符号植入产业基地和康养馆，成立清水县养生协会、黄帝内经治未病学术协会，深入研究《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养生理论，不断丰富中医养生项目和养生产品，建设“涌泉阁”康养艺术酒店，推出轩辕养生宴，把养生文化转化为养生产业。研发仿古博山炉、仿宋代孩儿瓷枕等特色文创产品25种，在香怡南塬、花舞北山精心设计飞天、黄帝农耕图、七彩音乐飘带等文创图案，依托清水十大泉，按照“一泉一诗一故事”的思路，建设“十泉十美”水景公园，同时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进景区，将文化与旅游紧密融合起来，为文化添翼，为旅游铸魂，增强了文化感召力和旅游品牌影响力。
（三）开展旅游+行动，放大整体经济效应。积极策划旅游营销模式，把旅游的功能渗透到农业、康养、文化等领域。依托县城吸附聚焦人气的功能，致力打造以县城为中心的全域旅游核心区，推出亲水赏花康养、民宿风情观光、寻奇探幽生态等7条精品旅游线路，制定印发“引客入清”旅游补贴方案，推出了市内周边游、“陇西人游清水”等特色旅游项目，把田园综合体、中医养生馆、温泉等旅游资源整合串连，形成“上午赏花、下午戏水、晚间康养”的旅游体验模式，最大限度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成立融康农文化旅游发展公司，在花舞北山、轩辕湖公园等景点布置观光车、游乐船、山地火锅、摄影打卡等旅游业态，开发建设谷坨民宿村，谋划滑水、探险等体验项目，既让游客玩得好，还能留下“钱袋子”。2022年7月底，累计接待游客77.92万人次，同比增长73.16%，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49亿元，同比增长173.84%。
（四）加强文旅与康养融合，打造产业发展新模式。围绕“文旅+”新理念，充分挖掘资源禀赋，以文旅产业引领康养产业发展，积极培育县域经济发展新业态。一是在中医保健方面做文章。推广建设“治未病•清水中医养生馆”，开展艾灸、火罐、刮痧、推拿、中草药药疗等中医养生服务，目前全县已培训康养人才1185人，建成中医养生馆50家，日接待游客300多人。二是在温泉疗养方面做文章。积极引导3家温泉企业做精游泳、洗浴、露天泡池等康养和戏水项目，年旅游收入近亿元，今年初成功创建为省级旅游度假区。三是在生态建设方面做文章。通过实施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40%，建成邽山牡丹消菌降压、花舞北山观光旅游、香怡南塬赏花览景等6个生态功能疗养区，清水县被列为全国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四是在中药材种植方面做文章。种植半夏、艾草、连翘、金银花等道地中药材10万亩，“清水半夏”通过农业
部地理标志登记认证；引进中药材加工企业2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中药材产业链条。五是在健康产品开发方面做文章。依托天河酒业、华盛农业等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研发生产保健酒、沙棘汁等保健饮品食品10余种，研发生产香熏包、足浴包、养生枕等大健康产品25种，消费者普遍认可，市场潜力大。六是在旅居式养老方面做文章。计划在县城与温泉的接壤地带，开发建设旅居式别墅群和温泉小镇，发展集旅游、居住、养老为一体的产业，打造西部地区养老基地。
二、清水县文旅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
清水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文旅产业发展起步较晚，
还面临一些突出困难问题，严重制约进一步伐发展。
一是文旅基础设施亟待改善。作为重点景区的三皇谷森林公园、花石崖、非子牧场、石洞山等景区景点处于零散、分离的状态，没有形成一个互相通联、互为补充的整体格局，为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形成有规模的集聚效应增加了难度。
二是资源开发步伐不快。一些景区内很有欣赏价值的险景奇观没有得到较好的开发，旅游观赏价值未能充分显现。轩辕谷、轩口窑、秦非子牧马旧址等历史文化遗存和补天石、花石崖黄木狼洞、庞公庵等神话传说遗迹，由于开发和建设程度低，文化信息缺乏旅游载体，造成有史无迹的现状。
三是投资渠道还不畅通。文化旅游业的大发展，需要充足的资金来源作保障。仅仅靠政府财政投入自主开发力量有限。目前，多元化的投资机制尚未建立，引进战略投资者及社会资本和域外资本参与的措施不力，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旅游开发机制尚未形成，投融资渠道比较单一。
四是文旅产业链条不长。旅游业发展的要素还不完备，具有传统历史优势和地域资源优势的山野菜、清水土鸡、系列白酒、各种小杂粮食品，以及清水麻鞋、草编、柳编等民间工艺品没有得到深度开发，难以融入文旅产业链条之中。
三、加快清水县文旅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清水应立足天水市第八次党代会提出的打造“文旅农康融合发展试验区”和“生态旅游”名县的战略部署和清水县十六次党代会提出的“一地两区”发展定位，紧紧围绕建设独具魅力的康养福地和底蕴深厚的人文胜地战略目标，坚持“以农为基、以康为根、以文为魂、以旅为媒”思路，对内强基础、强产业、强营销、强品牌，深挖文旅康养资源，依托项目支
撑，优化提升文化旅游基础，做精做强文旅农康产业板块，对外引客商、引项目、引资金，培育壮大文旅农康市场主体，聚力打响“轩辕故里•康养福地”地域公共名片和“亲水赏花治未病• 乐我养我育新我”特色文旅品牌，全力打造文旅康养、生态旅游名县。突出做好以下工作：
（一）以科学规划引领文旅融合发展。围绕“轩辕故里•康养福地”旅游品牌打造，突出以县城为中心的核心旅游区功能定位，委托省文旅集团规划研究院立足全县文旅农康资源优势，高起点科学编制有特色性、实用性的全域康养旅游规划，确保“吃住行游购娱”旅游要素合理配置，增强旅游产业发展后劲。
（二）以项目建设带动文旅融合发展。加快推进花石崖、冯河草原、花舞北山、香怡南塬等项目实施进度，深度开发县城北山公园和南山“八大塬”田园综合体，打造更为精致的农业观光基地、生态康养基地和网红打卡地，精心谋划设计温泉大景区、北滨河旅游路、低空飞行、轩辕水景街、温泉小镇等PPP项目，引入省公航旅、重庆交科院等战略合作伙伴，系统开发清水的康养旅游资源，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
（三）以新兴业态拉动文旅融合发展。通过“农业+旅游”产业链融合、“文化+旅游”创新链融合、“康养+旅游”营销链融合的模式，打造文旅农康融合发展新产业链。依托万寿菊、金银花、月季育苗等特色产业，大力发展观光农业、创意农业、会展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围绕花舞北山、香怡南塬、邽山生态园等核心区打造，突出文化元素植入，持续推进木人摔跤、跑驴舞、清水小曲、清水剪纸等非遗展演进景区活动，增强旅游景区文化吸引力；积极研发生产销售以仿宋代养生瓷枕、仿汉代香薰炉、中药养生枕为主的系列文创产品，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产品支撑。
（四）以市场主体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清水县文投公司职能作用，整合旅游公司、旅行社、旅游企业等县域旅游实体，探索“集团+公司+旅行社”的经营模式，提高组织化程度。通过成立景区运营管理公司、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建立“政府指导、公司运营、合作社入股、农户参与”的机制，统一规划旅游业态，实现规范化运营管理。
（五）以宣传营销助力文旅融合发展。精心策划举办高水平旅游宣传推介活动，打造“轩辕故里•康养福地”公共地域名片。突出精准营销，精准甄别需求、定制服务、拓展市场，创新“网红+直播+旅游营销模式，增强清水旅游
品牌力和影响力。主动对接省内外旅行社探索“引客入清”“定点接送”，大力开展陇西千人游清水、“甘肃人游清水”“天水人游清水”等主题旅游活动，提高旅游“人气”和“热度”。
论河长制实施中公众参与的问题与完善对策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孙汉侣
引 言
河长制始于2007年江苏无锡太湖水污染事件。
年在江苏推广，201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推广。当下，随着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环境治理已由政府主导监管转变为“多元共治的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创新，河长制目前已经在全国实施，其本质上属于一种责任发包制度，对于所在区域河流实施网格化的河长制管理。“河长制就是指由各级地方党政领导担任河长，负责辖区内特定流域单元治理的一项制度［2］”。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河长制治理格局，离不开公众有效参与。2018年生态环保部等部门联合颁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将公众参与视为环境保护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为公众参与水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具体的制度支撑。尽管从目前看，一些地方有制度创新，但是总体而言，仍然存在各种问题，河长制实施需要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离不开政府领导，党委负责，也离不开公众参与。
同时应对相关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河长制实施中较为“欠缺社会参与、民众治水的理念和机制［3］”。河长制的实施离不开公众参与，公众应该“与政府和企业一道，成为推动环境治理的第三股力量［4］”。从河长制公众参与的研究现状看，很多外国学者认为，公众参与有助于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是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参与“为水污染治理做出了巨大贡献［5］”。国内对于河长制的研究成果较多，对于河长制实施中公众参与研究成果较少，截止2021年8月11日，精确检索知网篇名包含“河长制、公众参与”的论文只有23篇。目前学界主要从四方面开展研究。一是关于河长制公众参与的实证研究，如对于广东省河长制中的公众参与［6］和北京市河长制中的公众参与进行研究［7］。二是政治参与的类型研究，如以参与行动内容、形式将公众参与行为划分为私人环保行为和公共环保行为［8］。有学者以认知差异与抗争行动交叉分类得到“无知者”“隐忍者”“从众者”与“抗争者”四类行动者［9］。三是河长制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研究［10］。四是关于河长制实施中的公益性环保
组织参与的研究。河长制中社会公益性环保组织参与程度不高，参与效果不强
［11］。
总体而言，河长制中的公众参与是一个前沿问题，目前看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深化研究。本文从宏观政治学的视角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原因和对策，以求抛砖引玉。
1．河长制实施需要公众参与
1．1公众参与河长制实施，是保障公众环境权的要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环保的相关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也逐步重视公众参与。公众参与也是公众环境权的应有之义。2015年发布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首次将环保中公众参与权具体化、程序化，赋予公众更多保护的实质性内容，使公众参与环保领域更具操作性。此外，《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也提到强化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将公众定为防治水污染的四大主体之一。
2018年颁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进一步明确了公众环保参与的重要性，同时将公众环保参与的范围界定为“宣传、监督及决策”三个方面，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具体的制度支撑。可见，实施河长制，对于河流治理保护具有重要价值，公众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是应有之义，包括河长制实施中的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主要方面。这是依法治国保障公众基本环境权的要求，也是重视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
1．2河流治理具有复杂性，需要公众参与和监督
“我国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公众参与非常具有必要，应当优化公众参与的相关制度［12］”。河流治理比较复杂，从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看，涉及地方政府、污染企业、公众。从跨界河流治理看，涉及不同行政区域的不同行政部门的协同治理。从排放过程和治理周期看，涉及不同企业、公众，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从治理技术看，涉及水域、水文、地理、生态、化学，涉及地下水、城市用水、污水、工业废水等治理。对水污染的治理是环境治理的重点领域，也是社会公众关注的重点问题。如果涉及农村河流治理，还可能涉及排污企业、水产养殖户之间的矛盾。一旦出现鱼苗等死亡、还涉及赔偿等法律问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于生态环境，包括河流的污染问题越来越重视。正如十九大报告强调，美好生活需要的向往是政府追求的执政目标和价值取向。河长制实施中就涉及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即生态优先还是
经济发展优先的博弈。对于公众而言，由于涉及自身的健康问题。公众对于所在区域的河湖、饮用水安全都比较关注。2007年的无锡太湖水污染事件更是给公众敲响了警钟。由于涉及公众的切身利益，公众反映强烈。对于河流治理，公众总体能够积极参与。总之，良好的河长制的运行离不开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有利于解决“河长制治理中的形式化、有效性不足和成本高［13］”等问题。
1．3公众参与河长制，对于消除政府腐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监
督具有重要作用
公众参与河长制实施，不仅有利于提高公众对水环境的保护意识，而且可以弥补政府失灵，利用公众本土知识优势，有效参与到水治理相关地方立法和监督过程，达到减少治理成本的目的。公众对河流污染行为进行全方位监督也可以减少水环境治理工程中的腐败事件，是对于政府监管的有效补充，“有利于打破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在信息不对称和监管失灵背景下的环境内外部均衡［14］”。这有利于从外部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2．河长制实施中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
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已全面建立河长制，共明确省、市、县、乡四级河长30多万名，并设立村级河长76万名，打通了河长制“最后一公里”。河长制实施取得显著的成效。江苏是河长制的发源地，其实施和完善情况一定程度上代表我国河长制实施的总体水平。江苏强调了公众参与对河长制长效运行的重要性。根据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省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及《江苏省生态河湖行动计划（2017－2020年）》要求，2020年河湖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80％以上。江苏强调实行行政河长和民间河长的双河长制度。以笔者走访的江苏省的徐州、无锡，浙江省的绍兴等地为调研案例，我们认为目前河长制实施中公众参与尽管有一些模式，但总体水平参差不齐，存在如下问题。
2．1公众参与方式比较单一
从理论上看，公众应该是河湖治理的主体，作为河湖的污染者、受害者、监督者，公众应该积极参与河长制的实施。实践中很多地方关于河长制相关文件中规定模糊，公众参与局限为事后的参与。对于河长制的政策制定和相关事务了解不够，参与不足，存在公众参与的形式主义现象。主要表现为：第一，公众参与局限在社会监督部分，内容过于简单。“出现政府“在行动”，群众“做观众”现象”。第二，公众参与主要为被动参与，不是公众主动积极参与。
表面上公众有了简单直接的监督方式，但因为相关信息不透明，不能及时有效监督举报。公众听从于政府统一的规划和安排，仅仅在单纯地执行环境治理任务，而对治理的前因与后果、行动与过程、依据与评价等并不知情，更不可能表达意见和参与决策。总之，现有河长制中的公众参与的方式单一。在政策制定、第三方评估、环保组织参与等方面存在不足。
2．2参与动力不足
从政策制定视角看，政府出发点是好的，鼓励支持公众参与河长制实施。但是从经济学视角看，公众有时候也是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运用成本收益的方法分析，河长制实施中公众参与存在动力不足现象。公众参与河长制除了参与意识，也需要参与成本，包括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交通成本等等。公众耗费时间参与监督河长制。那么收益如何？由于河流是公共产品，河流实施治理中的效果是为广大公众所共享，因此可能没有人记得自己的功劳和辛苦付出。调研中发现一些公众尽管知道河长制的相关制度和内容，但是参与动力和意愿不足。根据姚文捷在杭州嘉兴湖州地区1000份问卷调查显示，
“29��28％（291位）参与过巡河［16］”。总之，在实践中公众参与存在搭便车的行为，即希望其他人监督参与，自己享受最终成果。公众参与意愿不足，动力机制不健全。一些公众存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指望别人出来维权，出现公地悲剧。
2．3缺少政府有效回应
公众参与河长制需要政府及时有效回应公众的咨询和疑问，实际上“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有效互动和回应总体比较有限”。例如尽管一些地方河长制规定比如“定期向社会公布考核结果”“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但是究竟如何公布，公布形式、内容多少，时间地点等，公众参与的监督规定不明确。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河长制的牌子上的电话号码甚至无人接听，有的河长任期到了，调任新河长的信息也没有及时更新。
3．原因分析
3．1地方政府理念滞后
河长制属于一种科层制基础上的责任发包制度创新，由当地政府部门一把手兼任当地河长，层层分级，目前分为五级河长。河长制实施中的公众参与存在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存在思想认知不到位。当地党政负责人担任河长，实行问责制，河流治理效果的好坏和一把手的职权密切联系，
他们对于河长制的理解还是侧重于管不是治，忽视了公众参与和社会协同。例如在问责制上局限于上下级河长之间的单一问责，忽略社会公众在问责机制中的角色设定。再如在经济发展和河流治理问题上面临利益博弈，环保的收益和地方排污企业创收ＧＤＰ以及地方吸纳就业之间的博弈。在面对中央政策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存在选择性执行的问题，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得河长制执行偏差变形。公众参与被有意无意的排斥在河长制实施之外。
3．2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
公众参与河长制动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关信息不健全不透明。参与的前提在于保障公众具有知情权，对于相关信息应该了解。公众由于存在和政府以及污染企业的河流治理相关信息不对称，因此存在参与水平低的问题。河长制仍然是以科层建制与属地原则相结合的承包制。目前公布的信息大多为河长负责人、职责、相关通知、领导人所做的工作、取得的成效等内容，对于河流生态治理情况，相关企业排污情况，治理违法行为处罚等信息不多，有的则进行选择性的回避。
3．3公众环保理念有待提升
中国有近14亿人口，城乡差距，地区发展差距仍然存在。客观上说，和改革开放之初比较，公众的环保理念有了很大提高，政治参与意识，维权意识有了提升。但是总体看，公众环保理念水平参差不齐，仍然受到传统臣民文化的影响，有调查显示，城市公众的环保理念要高于农村。从不同年龄结构和不同地区看，学历层次高、年长的、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的公众环保理念要高于其他地区。
3．4公众参与激励不足
公众参与也需要相应的激励机制，包括物质和精神的方面。目前看，一些地方有民间河长制，企业河长制，一些社会组织也参与，但是基本都是义务的、没有酬劳、没有表彰等物质和精神激励。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短期可以，长期肯定欠妥。公众缺乏激励机制，也会影响到其参与河长制的积极性和持久性。
3．5河长制考核机制和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河长制考核机制和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也是影响公众参与的重要成因。第一，目前河长制的考核机制存在不足，“没有考虑公众参与，缺乏群众满意度等指标”。由于政府政绩考核时候需要参照相应的指标体系，由于没有专门的
法律制度和考核机制对于公众参与河长制的具体情况进行考核，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存在忽视公众参与的现象。第二，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一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水环境，并有权对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除此之外，其他的法律都没有具体的规定公众参与的权力和保障机制。河长制中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权利没有明确规定，存在模糊内容的现象。一些法律只是简单原则性规定，没有具体操作性的制度。
4．改进对策
4．1地方政府应该转变理念，树立贯彻落实“两山论”
推进公众参与河长制实施，政府理念转变是先导。地方政府需要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从管理到治理，从被动到主动鼓励公众参与，树立贯彻习近平的“两山论”，重视地方生态文明建设。从实际看，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河流治理好，生态环境好，才能更好拓展地方的旅游业和发展招商引资。在这一方面浙江的经验值得借鉴。湖州、嘉兴、绍兴、无锡等地区实施河长制，重视公众参与，取得好的效果，经济和生态呈现良性发展。
4．2及时公开河长制相关信息
应当进一步健全河长制的信息披露机制，完善河长制信息公开机制。第一，作为地方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制定全面的环境排污的标准、检测指标和评价相关数据，及时发布年度河流治理和地方环境指数报告，使得公众可以及时全面的了解相关信息。地方政府需要完善相关河长制信息公开的渠道和平台，方便公众登录查询、咨询。第二，政府也有责任要求相关排污企业及时向社会或者有关部门公开披露相关环境治理的信息，包括企业生产中的废水废气排放情况，治理情况。尤其是被列入环境污染重点监控的企业，更应该是关注的重点，对其污染排放物的标准量和超标量、污染排放量的总额和限额及时公开，方便公众随时监督。
4．3培育公众环保和参与意识
根据调查“在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民生问题中，环境污染排在第2名，这说
明了我国公众已经逐渐认识到环境治理的重要性。环境关注的比例达到了
45.1％”。这表明公众关注环境问题的比重在提升，公众的环保理念也有改善。从长远看，政府需要进一步培育公众环保意识和参与意识，加强宣传教育。单单依靠行政手段的“河长制”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公众参与的能力和水平包括参与程度离不开公众的环保理念和参与意识。“政府应
当加大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宣传力度，逐步提升公众环保意识［20］”。可以通过公益广告、报纸、电影电视、微视频、公众号加强宣传，河长制需要公众参与，离不开公众监督。在宣传环节上，包括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课教学，贯彻生态文明的理念。重视社区日常宣传教育，发放宣传手册，加强社会宣传的力度，营造公众参与环保和参与河长制的良好氛围。在区域范围上，既要重视城市公众的宣传，更要重视农村农民的宣传教育，目前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些污染较大的企业开始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因此对于可能引发的农村生态污染和河流治理应该加以防范，更加关注农村河长制的实施。加强农民日常生活的教育和宣传，养成良好的环保理念和生活习惯，重视河流治理。
4．4健全公众激励和监督机制
公众参与河长制在实际生活中按照参与能力和意愿博弈，有四种情况，一是没有参与能力和意愿的，政府可以通过一些宣传和强制措施鼓励其参与，培育其习惯。二是没有能力但是又积极参与意愿的，政府可以进行积极引导，培训。三是有能力知识，但是不愿意参与的，政府可以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例如，“给予一定的经济激励、名誉激励［21］”。政府部门可以采用表扬信、评选优秀、评选先进等精神激励方式。四是有能力又有意愿的，政府应该充分授权，拓展相关信息渠道和参与平台，及时鼓励，鼓励其积极长期的参与。在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人员构成中，退休人员和在校大学生成为主要力量，各级政府与社区组织通过海报、媒体、宣传栏、宣讲会等方式对于民间河长的个人或者社会组织进行表扬和激励。对于公众举报、监督污染环境的行为，要积极鼓励、适当物质奖励。根据笔者调研，浙江德清的生态绿币就是一种比较好的奖励方式，值得推广和借鉴。“生态绿币”，是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首创的一项治水激励举措，只要市民参与治水，就可获得相应数量的绿币。“其主要做法是规则为人民币1元＝10枚生态绿币，生态绿币可用于购买兑换农产品或兑换绿色植物；也可以给予兑换人一定的绿币贷款条件，最高额度为50万元［22］。”这种方式激励公众参与河长制治理，也切实可行，也有利于培育公众环保理念和参与意识。
另外，河长制中的公众参与也需要建立公众和政府的回应机制。政府的及时有效的回应也会影响到公众参与的热情和意愿。公众参与河长制治理也可以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即公众也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地方政府对于公众参与和监督河长制及时回应，就会对公众参与产生一种
心理效应，有利于“提升其政治参与的效能感［23］”，可以激励其参与河长制实施中“环境治理中的利益博弈［24］”。反之，如果公众参与得不到政府有效的回应，他们的参与积极性和热情就会受到打击，他们往往会以参与冷漠方式进行逃避。
4．5改革考核制度和健全河长制法律制度
从长远看，河长制实施应该法治化，用法治规范公众参与，保障其各项权利。目前看虽然没有全国统一的专门的河长制的法律制度。但是一些地方实践中已经探索出地方河长制的行政文件。例如昆明市人大出台的《昆明市河道管理条例》，做法使其“河长制”文件有了地方法依据。根据公众参与河长制的实践，建议在整合现有法律制度基础上，颁布统一的公众参与河长制的法律制度。对公众参与的主体、参与权利和义务、参与途径、激励措施及权利救济保障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专门规定，依法保障公众参与的权利。完整的公众参与是指公众参与应发生在行政管理的全过程，根据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规定，“河长制”中的政策制定、决策出台、行政执法、考核问责等过程中都应有公众参与。应该改变目前的事后参与为全过程的参与，提升公众参与水平。再比如应该立法对公民有权自愿成立环保团体和相关组织，依法享有组织、参与、管理、监督和仲裁环境事务的相关权力，在处理河流环境的事务时，有权依法提起关于环境问题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有权申请参与听证会等。从实践看，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民间河长，社会环保组织积极参与河长制实施治理，也取得较好的效果。应该通过立法的方式保障其地位和权利，必要时候给予一定的奖励，扶持其健康发展。公众有权监督河长制的环境评价、执法和赔偿等事宜。再如建立完整的公众参与河长制的制度机制，在环境污染、举报监督方面，政府应该提供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及时和公众互动，及时处理环境违法行为。建议改革河长制的考核制度，加强公众参与河长制的考核权重，包括公众对于河长制的实施效果的评价应该纳入考核指标，通过考核指标使地方政府重视河长制中的公众参与。
总之，河长制实施离不开公众有效参与，鉴于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河流情况的差异，政府应该及时转变理念，树立协同治理的理念，拓展公众参与渠道，公开相关河长制的信息，培育公众参与意识，健全相关河长制考核制度和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推进河流治理现代化！从未来趋势看，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兴起，公众参与意识增强，公众对于河流
生态质量的诉求提升。政府应该高度重视河长制实施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借助于大数据、互联网，普遍推广行政河长和民间河长的双河长制度，不断创新公众参与形式，加强公众监督，提高河长制的实施成效。
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关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湘潭市为例
湖南工程学院经济学院曾玉芬
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关爱服务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关爱服务体系，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1]。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线上与线下共发放400份调查问卷，回收率100%，问卷内容包括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生活以及留守妇女的就业、生活满意度、对自己价值认同等方面的调查，在分析与整理资料的基础上，探讨湘潭市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关爱服务体系的相关问题，并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对策及建议。
一、湘潭市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关爱服务体系现状
近些年，随着农村进城务工人数的增多，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湘潭市政府关注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活、身体状况及情感需求。2016年，政府制定《湘潭市农村适龄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工作方案》，加强农村妇女两癌的检查，确保湘潭市农村妇女的健康安全。2022年，政府召开《湘潭市妇女发展规划（2021-2025）》新闻发布会，要求更好促进农村留守妇女的自我发展，保护其权益。湘潭民政部门经常为留守妇女举行心理健康、家庭教育的知识讲座。据调查：62.5%的留守妇女认为政府或者其他机构对留守妇女提供了帮助，55%的妇女认为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就业方面的帮助；25%的留守妇女获得了政府提供的就业培训机会；17.5%的妇女认为政府在参与社会活动方面提供了帮助。近些年，妇联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合作，将贫困留守妇女列入低保户和建档立卡名单当中。
湘潭市政府对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十分关注。2017年，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实施方案》。2019年，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