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系列第33期（50篇）2023年7月调研报告汇编VIP专享

目录

1．田晓丽、黄灵财：

“去美元化”浪潮下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1

2．王云平、魏丽：

“双碳”目标下我国产业低碳转型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7

3．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何美萱：

“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3

4．河南省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调研组：“土地驿站”：农村集体经济创新

发展模式来自河南省濮阳县鲁河镇的调研报告……………………………22

5．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

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兼论重塑消费增长动力的政策选择……29

6．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

2023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38

7．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形势课题组：

2023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和外贸外资形势分析与展望………………………43

8．聂建江：把脱贫势能转化为乡村振兴动能来自甘肃临夏州脱贫村的蹲点

调研报告………………………………………………………………………48

9．光明日报调研组：

碧水长流看上游四川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实践和启示……………55

10．群众杂志社、南京市委研究室联合调研组：从“行政末梢”向“治理枢

纽”转变强化城市街道治理作用的南京实践……………………………62

11．谭泽光：道德与法治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与优化 基于德育状况监测的

调研思考……………………………………………………………………67

12．昆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树成：发展农业特色产业 拓宽农民共富

之道昆山市“发展都市农业做强特色农产品”调研报告………………72

1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谢玮、石青川：

复苏进行时百家企业调研报告……………………………………………78

14．光明日报调研组：

敢于大漠绘丹青甘肃武威防沙治沙、以沙致富的生动实践……………97

15．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马馨：

高速公路融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定西市为例……………………………104

16．茅台学院邹昌浪：

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及对策…………………………………………109

17．广东精地规划科技有限公司朱君玉：

耕地恢复实施路径调查与思考以广东省耕地恢复示范点为例………114

18．中共湖州市委秘书长宋波：

关于调查研究的思考………………………………………………………120

19．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无线电台管理局吕东：

关于新时代工会组织如何当好桥梁纽带的调研报告……………………122

20．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树木园曾祥云：

国企人事管理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130

21．朱新寅：

基层事业单位财务工作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135

22．中国人民银行秦皇岛市中心支行王月鹏：基层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络安全

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河北省秦皇岛市为例…………………………140

23．罗玲玲：

基于乡村振兴背景的农业高质量发展相关问题与对策研究…………145

24．胡文瑾：

绩效考核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153

25．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课题组：

坚持“一带一促”不断提升模范机关创建工作成效 福建省广播电视

局关于推进模范机关创建工作的若干思考………………………………161

26．中共定西市委党校（定西市行政学院）贾国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中的问题及对策建议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168

27．申芳：

煤炭经济发展面临问题和对策探讨………………………………………173

28．南阳市科学院郭双双：

南阳市智慧农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与建议……………………178

29．经济调研组：

宁德跨越……………………………………………………………………182

30．廖雯茜：

农业高质量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四川省为例………………196

31．广州市增城区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亚强：

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若干问题及战略对策………………………………205

32．江西省弋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俞安琪：

企业投融资战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11

33．贵州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柳姝婧：

浅谈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问题和对策……………………………217

34．黄小良：让联系人民群众“一站到底”对代表联络站作用发挥情况的

调研思考……………………………………………………………………225

35．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张丑明：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思考与探索……………………………………228

36．郭伦德：始终把注重练好内功放在企业发展的第一位对企业转向高质量

发展的调研思考……………………………………………………………232

37．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四川省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基于青神县的调查分析………………240

38．“中国建筑精神”课题组：

推动文化融合助力创建世界一流企业……………………………………248

39．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胡瑜：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分析及对策基于

76起医疗卫生领域违纪违规案例…………………………………………251

40．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司鸿雁：

我国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与上市问题及对策研究…………………………257

41．宝清县财政局李书山：

县域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分析及对策………………………………………263

42．滁州市农村人才科技教育中心阮树松：乡村振兴背景下高素质农民培

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安徽省滁州市为例………………………………270

43．烟台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秦雪丽：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聊城市调研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及对策研究…277

44．郑州财经学院商学院聂攀科：

乡村振兴视域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与问题、对策…………283

45．小微企业二季度运行态势平稳……………………………………………289

46．陕西工运学院王秦妮：

新时期加强产业工人思想政治工作引领的问题与对策…………………293

47．陕西省安康市白河高级中学刘国营：

新形势下东西部教育组团式帮扶的调研报告……………………………298

48．榆林市发展改革委焦明辉、傅永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促进人口均衡

发展关于榆林市人口发展及生育政策有关情况的调研报告……………303

49．新疆日报记者任江：扎根边搞调研深入层做研究 新疆日报开展调查研

究工作的实践与思考………………………………………………………307

50．郝争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传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313

“去美元化”浪潮下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田晓丽、黄灵财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以及多极化趋势的加剧，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依赖大幅缩减，去美元化浪潮在世界各国中逐渐兴起，为适应全球经济新常态，人民币以其特殊的国际地位，成为各国在“去美元化”浪潮中的重要选择，与此同时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从世界各国“去美元化”实际现状入手，用大量数据分析了世界各国减少美元依赖的国际经济脉络，提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要继续扩大资本项目开放、健全结算体系、完善风险监管制度等建议。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了强调“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自2009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启动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较大进展［1］。央行发布的《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2022年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为42万亿元，占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近50%，较2017年增长3.4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目前，80多个国家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已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在储备货币上人民币跃升全球第五，并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排名第三［2］。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实施了一系列激进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和贸易产生了严重影响。此外美国长期实行强硬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深刻影响世界主流国家经济发展，基于以上背景，本文研究重点是“去美元化”。浪潮下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通过分析和梳理世界主流国家“去美元化”现状，再结合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问题挑战，提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调整的建议。

二、世界主要国家去美元化情况及人民币国际化机遇

（一）世界主流国家去美元化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迅速转向紧缩，美元高利率促使资金回流，造成全球美元外汇储备急剧下降，美元流动性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经济体开始寻找替代美元的贸易结算方式，并推动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缓解美元回流带来的压力［3］。

1．增持黄金与非美元货币储备，调整外汇储备结构。

2011年开始，法国、德国、巴西、俄罗斯等国家就相继运回国外储备的黄金。世界黄金协会报告显示，2022年，各国央行在外汇储备中增加的黄金数量达近10年来的峰值，如图1。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截至2022年11月，各国央行持有黄金高达35587.8吨。

在使用非美元币种方面，欧元作为区域性单一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比较高的份额，是国际金融体系中排名第二的储备货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支付结算也随之提升，此外还有日元、英镑等主流货币占据了一定的份额。IMF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美元储备的全球占比为59.40%，较2015年高点下降明显，如图2。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市场份额逐渐降低，全球去美元化浪潮开始侵蚀美元主导地位。

2．减持美债，降低单一投资风险。世界主流国家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美

国国债，因此美债规模变化能够比较直观反映各国去美元化情况。2014年以来，法国、沙特、以色列、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开始通过减持美国国债积极调整储备资产。此外中国、日本作为两个美债持有大国，也进行不同程度的抛售。2010 —2020年，外资平均年均净买入美债是947亿美元，明显低于2000年-2010年年均净买入2850亿美元的水平，下降了67%。

3．扩大本币及非美元货币结算规模，减少美元依赖。近年来，许多资

源大国选择签订双边清算协议和使用非美元货币结算等手段来减少对于美元的依赖，如卡尔、俄罗斯、伊朗等产油大国开始采用非美元交易石油并相继推出本国货币结算原油期货系统。伊朗将美元资产转换成欧元；委内瑞拉、俄罗斯、土耳其等国甚至已经宣布放弃美元贸易结算；2023年巴西政府宣布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初步统计，目前已有超过二十几个国家采用不同的方法在经贸活动中减少美元依赖。

4．构建独立清算体系。随着去美元化浪潮蔓延，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

国家开始建立自己的清算体系，以避开美国的清算体系。俄罗斯开发自己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同年欧盟也发布了以欧元作为清算货币的支付系统SPV，此外金砖国家也正在创建一种共同的支付系统。长期以来，美国SWIFT系统为全球结算提供便利，然而近年来，美国政府将SWIFT系统作为金融制裁的工具，使得美元信用急剧下降。

（二）人民币国际化机遇

2023年我国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外经贸企业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促

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强调行业需求对接，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为人民币跨境使用创造良好的环境。随着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1．“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显著。通过设立亚投行，形成周边国家与中国经济的良性互动，进而逐步发展成围绕人民币支付结算格局。截至2020年底，中国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80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议。

到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收付金额达5.4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6%，占同期跨境收付总额的14.8%。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与60多个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开展CIPS跨境支付业务［4］。

2．全球外汇储备的人民币份额提升。欧洲央行部分外汇储备由美元转成人民币计价资产，俄罗斯也将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储备占比从2.8%大幅提高至

14.4%，成为俄罗斯第三大储备外汇。此外，根据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显示，2022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达到2.83%，较2016年人民币刚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时上升了1.75个百分点，位列主要储备货币的第五位，如图3。

3．积极开展双边互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自2009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国家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2019年，中国与欧洲央行续签了总规模为3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持续推进，双边互换国家数量以及互换规模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4．人民币跨境支付排名上升，跨境支付结算规模扩大。

2014年，卡塔尔同意中国成为用人民币结算原油的第一个交易中心。2016年，中俄贸易总额的5%已由本币结算，同年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货币篮子。根据SWIFT发布的数据，2021年12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额达到了2.7%，超过日元位居第四。另外，2022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中的权重从10.92%上调至12.28%，这表明人民币在跨境支付和结算方面的份额持续提高。人民币全球支付份额如图4。

5．完善跨境清算体系。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启动人民币跨境支

付系统（CIPS）的建设，该系统能够满足全球各主要时区的跨境人民币贸易和投融资业务的结算需求。2017年，“债券通”正式启动，该机制支持国际通行的付款和交割结算并以香港为节点，连接中国内地和许多不同经济体市场。2018

年，CIPS进行了第二阶段升级，引入了定时净额结算机制，从而全面覆盖了全球各时区的金融市场并支持当日结算。自此，CIPS成了除了被美国所控制的SWIFT支付系统外，唯一的跨境支付系统。

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困境和难题

（一）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区域合作不够。

2003年开始，我国已经逐步放宽居民日常用汇限制，2008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符合条件的非金融机构进行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2011年，我国出台《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指导意见》，开始试点RQFII制度，到了2012年，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正式启动，随后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在香港和深圳两地先行试水，同时两岸货币清算机制正式启动运行［5］。由于国内金融市场起步晚发展程度低，制度不够完善，因此政策上资本项目还存在一定的管制。

2022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为13.83万亿元，其中中国与东盟进出口6.52万亿元，相比中国进出口总额42.07万亿元偏低。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国家大多还是经济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各国的资金准入和外汇管制制度不同，众多因素叠加，使得人民币投融资环境不够稳定，区域合作不够深入。

（二）国际货币长期主导性带来使用惯性。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长期主导国际贸易结算，特别是锚定石油之后，美元伴随石油这一工业必需品深入经济贸易方方面面，固化了世界各国进行国际贸易的支付结算习惯［7］。据IMF统计，在2020年全球所有国际支付货币中，美元、欧元仍占据较大份额，人民币仅为1.66%。截至2022年，在各国金融当局持有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为59.79%，全球外汇储备美元占比稳居第一，如表1。

（三）世界经济衰退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世界经济受到剧烈冲击，各国产业在短时间内很难完全恢复，加上当前国际形势严峻，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稳定，居民的消费水平减弱，从而引发企业投资削减，社会总需求大幅下降。低迷的世界经济使得各国进出口规模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民币支付结算，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四）中美经贸摩擦不断，“中美脱钩”。

随着中美博弈加剧，中美经贸摩擦将继续恶化。美国在关税、科技等层面

加以限制和制裁，遏制中国的发展，同时采取逆全球化策略，强制“中美脱钩”。此外，美国在金融领域推行“去中国化”的政策，导致人民币汇率不断波动，增加了国际资本外流的风险。

（五）人民币结算体系不健全。

自2015年推出CIPS系统后，已经吸引了许多银行和国家加入，但是与每天处理超过3000万电文的SWIFT相比，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规模仍然很小。截至2023年2月，人民币在SWIFT的资金结算额中仅占2.19％，远低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此外，人民币清算行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地区，人民币清算行网络的覆盖范围不足，在现有的清算行模式下，人民币跨境交易的清算路径过长。

四、人民币国际化应对策略

（一）提高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度，拓宽人民币投资渠道。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们应制定更加符合金融市场发展要求的政策，继续开放国内国外市场，提升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推进区域内国家经济贸易往来，加大货币结算规模，同时积极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进一步加强FDI、RQFII、RQFLP投资渠道建设，加大离岸市场有吸引力的人民币金融产品，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二）提升产业竞争能力，培育中国进出口商结算货币的主导能力。

当前国际贸易中仍然惯性使用美元，因此有针对性培育中国进出口商选择结算货币的主导能力能更好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培育结算货币选择能力，一是依靠产业竞争力；二是依靠平台优势，如通过完善石油期货、铁矿石期货等大宗商品人民币结算平台，在进出口结算货币的选择上起主导作用；三是鼓励银行为选择人民币结算的进出口商提供更多金融便利，同时加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金融工具。此外，可以借助中国作为大宗商品消费大国的地位，提高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计价和结算功能。

（三）强化人民币逆周期监管和金融风险监管。

汇率稳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下行的经济和美国强美元政策导致汇率波动剧烈，过度的贬值预期使得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因此可以引入了“逆周期因子”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中，扭转人民币贬值预期［8］。同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信息披露和完善信用评级，做好投资风险分析和防控，增强企业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以防止信用违约事件频繁发生降低人民币信用。

（四）扩大人民币结算清范围和双边货币互换规模。

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和RCEP自由贸易区合作契机，扩大贸易规模，使两国可以自主决定结算货币。在金融市场上，可以逐步推行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远期和掉期交易，鼓励商业银行为企业提供结算便利，逐步扩大本币交易。此外，我们要扩大双边本币互换规模、延长期限，让双边本币互换更深入地为人民币国际化服务。

（五）完善清算体系。

设立主要贸易国家人民币清算行，扩大清算网络，提高人民币跨境使用和交易便利。同时还要提升银行业国际化水平，积极开发国际客户资源，促进人民币的境外流通和使用。继续强化CIPS系统并且发展数字人民币跨境交易，降低对美国清算体系的依赖，提升跨境支付结算的便利性。

（六）推广人民币贷款及债券市场。

促进人民币借贷、债券市场的开放，吸引国际投资者进入人民币资本市场。同时，政府可以出台相应的监管措施，保护投资者权益，提高人民币资本市场的透明度和有效性，提高市场影响力。

（七）发挥国际组织和论坛平台的作用。

借助国际组织和论坛平台，如联合国、APEC、G20等，深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加强人民币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双碳”目标下我国产业低碳转型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王云平、魏丽

一、我国产业碳排放的总体特征

（一）碳排放集中在电力热力、钢铁、运输以及石油化工行业

根据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hinaEmissionAccountsandDatasets，CEADs）相关数据，2019年我国碳排放量超过亿吨的行业有6个，从高到低依次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而且，以上6个行业均是生产过程中因煤炭或石油等原材料消费而导致的直接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由于产品或原料含碳量高、生产过程耗能较大等原因，碳减排的难度较大。其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碳排放量一直位居行业之首，在总碳排放量中的比重高达47.39%，但也是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全局性、

先导性的基础工业，具有区域垄断性。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一般指钢铁行业，在工业中起重要支撑作用，涉及行业范围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中碳排放量较高的领域是水泥行业，2020年我国水泥产量23.77亿吨，约占全球55%，在水泥行业碳排放量中，大约92%来自水泥行业熟料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丁美荣，2021），通过现有节能技术减碳效应有限。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与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碳排放量远远小于电力、钢铁以及运输等相关行业，但从碳排放强度上看，单位收入碳排放量较高，集约化发展任务较重。

（二）近60%行业（主要为轻工行业）或已出现下降趋势，但主要高碳排放行业仍处于碳排放增长期根据CEADs数据库中44个细分行业的碳排放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近60%行业或已出现下降趋势，且出现下降趋势的行业主要为轻工行业。随着我国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我国产业低碳技术水平大幅提高，集约节约化水平已初见成效。尤其是我国轻工行业，近年来积极推进低碳发展，大力建设低碳工厂、低碳园区、低碳供应链体系，加快节能降耗改造步伐，推动企业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进行节能减排，行业低碳生产水平得以大幅提高（陈梅等，2021）。目前，我国轻工行业领域的多项绿色低碳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如玉米原料高效清洁生产谷氨酸关键技术、谷氨酸生产过程污染物减量化关键技术、淀粉及其衍生物绿色高效制造

关键技术以及全水性聚氨酯生态合成革及智能化清洁生产技术等。全国评定绿色工厂1470家，其中轻工企业270家；在工信部公布的43项绿色设计产品标准中，涉及轻工相关产品共计17项；前两批绿色制造示范名单中，409个绿色工厂中轻工行业占63个，246个绿色设计产品中轻工行业占235个，19个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中轻工行业占7个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主要高碳行业仍处于碳排放增长期，如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尤其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增长趋势依然十分明显。

（三）工业园区碳排放量占比约31%，成为碳减排关键靶点

近40年来，我国工业园区发展迅速，工业园区数量突飞猛进。截至2021年4月，我国国家级开发区和省级开发区共有2728家，其他各级园区更是多达上万家②，且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020年，全国217家国家级经开区地区生产总值高达11.6万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1.5%。但是，目前我国工业园区低碳实践尚处于初期阶段，普遍存在生产设施低效、煤炭依赖度高等问题，污染源监督管理覆盖度不够，依旧存在部分碳排放量高、工艺水平落后、环保设施配套不足的企业甚至非法企业尚未纳入监管范畴（郝吉明等，2022）。研究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各类工业园区的碳排放量几乎占据了碳排放总量的31%，是我国工业领域在精准降碳方面的关键靶点，其低碳发展对于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背景具有重要作用（陈吕军，2021）。同时，工业园区在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上尚未有统一、明确的方法与规范，导致工业园区碳排放量难以摸清。因此，下一步亟须针对工业园区碳排放量开展广泛、全面、深入的调查与核算，为之后制定降碳举措提供依据。

（四）产业碳排放主要集中在东部与中部地区，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

根据CEADs数据库，2019年我国31个省（市）中，产业碳排放量超过5亿吨的有6个，从高到低依次是山东、河北、江苏、山西、广东以及辽宁。其中，4个省（市）位于东部地区，2个省（市）位于中部地区。分地区看，东部地区省（市）产业碳排放量为49.35亿吨，占比高达51.89%；其次是中部地区省（市），产业碳排放量为27.20亿吨，占比为28.60%；最后是西部地区省（市），产业碳排量为18.55亿吨，占比为19.50%。从主要高碳行业（4个全国碳排量超亿吨且仍在增加的行业）看，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主要集中在东部省（市），石油加工、炼

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则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省（市）。

二、我国产业低碳化转型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地方政府对高碳行业存在“一刀切”现象

地方政府在出台有关政策时往往对高碳行业与高耗能行业实施“一刀切”限制，甚至通过“去相关行业产能产量”降低碳排放，导致了目前许多产业园区大量新材料行业高技术企业由于存在“高碳排放嫌疑”不能落地；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某些行业不能得到发展而最终有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引发结构性矛盾。值得注意的是，高耗能行业并不等同于高碳排放行业。其中，高碳行业是以高碳含量原材料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产业。从现有数据看，我国当前高碳行业与高耗能行业确实是高碳排放行业。但从产业特性来看，如果能有效控制住高碳行业以及高能耗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对要素加工和能源消耗造成的碳排放，它们就不一定是高碳排放行业，如化工行业通过产业链深加工转化为中间产品，并没有将碳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同时如果能够降低能耗，化工行业就不一定是高碳排放行业。而且，同一行业不同产业链环节在碳排放上会存在较大差异，如钢铁、有色金属的冶炼及压延加工同时列为高碳排行业，但只有冶炼环节碳排放高；化工行业精细化工环节虽然是以高碳原材料为生产要素，碳排放量并不高。如果更进一步具体到企业层面，同一领域的不同企业在碳排放量上也可能会因为技术工艺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二）产业用能端过度依赖于煤炭资源

我国具有明显的“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禀赋特征，基于发挥要素比较优势、节约发展成本以及能源安全考虑，依赖高碳要素投入和高碳能源供给成为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这也导致我国产业低碳转型发展面临以下两方面制约：一是长期以来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煤发电碳排放量远高于石油与天然气发电，与世界主要国家以石油与天然气消费占据一次能源消费主要位置相比较，这也是我国碳排放偏高的重要原因（王力等，2021）。二是“缺油少气”的能源结构使得我国煤化工产业快速扩张，导致大量依赖石

油生产的化工产品由煤化工产品替代而煤化工相较于石油化工和天然气化工，

能源利用率低，且三废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高。

（三）产业技术与设备存在高碳“锁定化”

我国企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陷入所谓的高碳技术的“锁定化”陷阱①。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用能技术路线和工艺路线并没有考虑碳

排放问题，甚至以高碳能源为基础。推进产业低碳转型发展，相关企业需要进行大量设备更新、研发投入、绿色设计与生产、绿色回收和废弃物处理等，使企业运营成本和投资风险大幅增加，因此现有基础设施及其高碳工艺的配套设施或系统将严重阻碍低碳工艺或技术的进一步开发与应用。如钢铁行业方面，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的工艺流程主要是“高炉—转炉”工艺，占比在90%左右，但碳排放量较高，而较为绿色环保的电炉工艺仅占10%。由于受限于电炉原料废钢使用比例较低，生产成本较高，企业一般不太愿意采用电炉工艺，造成钢铁行业的碳减排较为困难。电力方面，我国发电站绝大部分是燃煤电站，电力部门对煤炭有很大依赖性。如果继续使用传统燃煤发电技术，这些电站20年后仍会持续高碳排。有关研究表明，在不对我国燃煤火电机组进行技术升级与设备改造的情况下，我国2030年的碳排放量或将多出60亿吨左右，可见“锁定效应”十分巨大。

（四）低碳消费市场仍处于引导无序状态

消费需求对产业发展方向具有引导作用，但当前我国消费需求存在引导无序状态，不利于引导产业低碳转型发展，体现为：一是低碳消费无意识，低碳概念近年来才得到各方关注和重视，但人们尚未形成低碳消费观念，大多数人对于是否进行低碳消费处于无意识状态（黄宋梅等，2022）。二是即使人们想进行低碳消费，但当前我国消费品低碳标识不清晰，如大多数消费品如家电、建材等，以及中间投资品如原材料等，并没有对产品碳排放程度进行识别，人们消费或采购产品只是根据多数人眼中约定俗成的低耗能行业或者低碳行业来判断产品是否低碳，从而使得人们难以准确进行低碳消费，不利于从消费端引导产业低碳化发展转型。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20年）》显示，中国居民的绿色消费意识和行为存在差距，而且大量消费者反映造成绿色消费行为存在不足的原因主要包括消费者没有渠道识别绿色产品、绿色产品认证体系不健全与不规范等。

三、政策建议

（一）实施更精准的产业降碳政策

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发展的政策对象由行业整改转向根据行业差异来制定降碳标准，针对企业主体进行低碳改造，科学界定高碳排放行业的企业准入门槛。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加快建立完善以产品全生命周期降碳为导向的低碳产品认证制度，围绕终端产品，从原材料生产采购等各个生产环节进行系统碳核算，

评估和披露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建立包括原材料、中间品、制成品、销售商、消费者等在内的全产业链碳排放数据库，向产品授予“碳标签”②。推进产业链重点环节降碳，扶持再生原材料产业发展，完善废钢铁、废铝回收等相关机制。

（二）优化产业用能结构

在能源结构优化上，发展清洁能源是减少生产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性以促进产业低碳转型的必然选择。应在推动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基础上，加快优化产业用能结构，推动太阳能、水能、风能、核能、地热能、氢能等新能源在产业供给侧广泛应用，并形成以洁净煤、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等为主体的低碳产业用能体系。引导煤化工企业走好低碳转型之路，加强对煤化工企业碳排放指标监控，限制新建煤化工企业和项目上马，鼓励现有煤化工产业链技术改造和不断延伸。推动高耗能行业打造一体化节能循环产业链，如推动电解铝清洁能源自备电厂使用，支持有水电资源的地区做优做强水电铝材一体化产业链；大力推动余热回收利用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进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在钢铁、建材石化等产业链大量应用。

（三）加速产业技术装备低碳改造

加快关键技术自主研发，培育转型发展新优势，掌握新一轮国际绿色竞争主动权。构建中国低碳技术创新服务平台，重视低碳环保领域的通用技术开发，吸引企业、社会组织、高校、研究机构加盟，共享资源、信息、技术与服务等，并为低碳技术转化和相关企业提供必要的通用技术服务、低碳技术试验等便利条件，降低企业低碳技术开发与技术应用的信息成本。建立国家低碳创新信息系统，加快低碳技术大数据平台建设，实现低碳技术、低碳市场、低碳服务、低碳产品等信息集成与更新，促进低碳环保领域的信息公开与数据共享，为有效开展低碳环保技术攻关、低碳产品生产、低碳技术应用提供信息服务，构建低碳环保数据共享与创新服务体系。要通过落实电价补贴、防污补贴费用、财政信贷支持等，加大对燃煤火电机组改造的政策扶持力度。设立国家碳中和基金，优先扶持绿色低碳、有序退煤等领域。通过设置国家和企业重大技术专项、引导大企业布局重点实验室等方式，加快推动零碳排放相关重大核心技术攻关，突破氢能、储能等领域技术制约，加速碳捕获、利用与封存工业化应用推广。设立产业低碳化改造基金，帮助重点企业加快低碳技术改造；建立低碳型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制度，实施税费减免，促进企业更新低碳设备和改造工艺技术。

（四）规范低碳消费市场

发挥低碳消费引导产业低碳转型发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快建立产品“碳标签”制度。健全低碳产品和服务的标准体系，加快制订产品生产过程与终端产品的碳排放标准，动态调整并不断提高产品的碳排放准入门槛，选择食品类、纺织类、鞋类等测算标准易于统一、生产过程减排效果较大、消费者购买量较多的行业开展试点工作。二是完善低碳消费市场。促进绿色低碳产品流通渠道的畅通，优先畅通绿色低碳产品的网络销售渠道，并促进“线上”与“线下”的合作联动。三是完善低碳产品采购和补贴政策。制定政府优先采购绿色低碳产品的相关制度，通过扩大宣传、积分奖励、消费补贴等方式对企业和居民在采购绿色低碳产品上进行积极引导。在公共机构内部停车场扩大建设电动汽车专用停车位。进一步落实新能源汽车用电价格优惠政策与充电设施奖补政策。四是规范低碳消费市场秩序，提升低碳标志权威性，对于滥用认证标志行为加大惩罚力度，使绿色低碳产品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同和信任。

（五）推动工业园区碳减排治理

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关于工业园区碳排放评价的系列规范与技术指南，以对地方工业园区碳排放评价工作进行指导，限制工业园区“两高”项目审批，严禁与发展规划要求和审批意见不相符的项目进入工业园区，从源头上做到碳排放增量管控。促进工业园区内企业之间碳排放数据的共享与管理，并对排污许可证制度与碳排放报告制度的管控名录进行统一。以低碳生产审核为契机，构建工业园区企业间的产业可持续共生网络和低碳供应链，促进园区内资源和能源的循环利用与梯级利用，推动工业园区“源头－生产全过程－资源能源利用”的全方位降碳（费伟良等，2021）。

（六）完善产业碳定价体系

由于碳市场价格机制构建难度较大，覆盖范围有限，以及难以避免市场失灵等原因，要解决碳减排所有问题仅依靠碳交易一种手段难以实现。应在明确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前提下，既促进碳交易碳减排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同步实施碳税政策，两者互为补充，共同发挥碳减排作用。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碳交易市场机制，分行业完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进一步扩大碳市场覆盖面；另一方面，将碳税作为一个独立税种开征，对特定行业中碳排放强度低的企业适用优惠税率或其他减免税，充分发挥碳税的双重红利效应（谢超等，2021）。

“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何美萱

2020年1月，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首次提出“四史”教育这一概念，大会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多个场合重申“四史”教育的重要性。

“四史”教育的途径多种多样，形式也十分丰富。高校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是实施“四史”教育的重要途径，本文便是以此为背景开展了相应的研究。

一、“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多维价值

“四史”于大学思政课的融合具有重大意义，其在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的应用，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有利于发挥思政课的主渠道作用，能够为巩固思想政治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2]。

（一）有利于全面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素质

1．引导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三观”

大学时期是学生进入社会之前积累知识的黄金时期。当今的大学生主要是00后，他们身处科技发达、信息爆炸的年代，接触信息的年龄较早，思想也比较活跃，对人生有自己的见解和追求。不仅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还十分重视精神上的收获。把“四史”教育与大学思想政治课程结合起来，以“四史”教育为载体，充分发挥高校思政课育人的功能，进一步满足学生的精神需求，培养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三观”。

2．厚植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当代大学生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础所在。将“四史”引入到高校思政课当中，让学生在读懂历史的同时，深刻理解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四史”中生动的史实可以让大学生产生深刻的共鸣，能够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爱国主义情怀。通过一系列真实的历史事件，把爱国主义情感深深地植入到学生的内心深处，激发他们为祖国和人民奋斗的责任感。

（二）有利于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作用

1．创新高校思政课程体系

把“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结合起来，既可以利用历史事实培养出社会

主义接班人，又可以促进高校思政课程体系的改革和创新。思政课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会感到乏味，把“四史”教育与思政课结合起来，使其成为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让学生在学习思政课的时候不再是单纯的理论堆砌，以真实的历史来改变学生的观点，从而获得学生的好感。“四史”教育包含着民族精神、民族英雄，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思维和历史规律，能够为我国大学思政课的教学内容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2．丰富高校思政课程内容

“四史”中包含着许多感人同时使人奋发向上的历史故事。其中有革命先烈们为祖国、为民族的献身精神；有在改革年代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也有今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抗疫精神。“四史”本身是一种富有说服力、富有感染力的教育内容，能够进一步丰富大学思想政治课程的理论内容。把“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结合起来，就是把更新鲜的血液注入思政课当中。

（三）有利于夯实意识形态工作基础

1．发挥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作用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国际社会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也愈加激烈，新自由主义、普世主义等错误思潮持续向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着猛烈的冲击。在新形势下，把“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结合起来，是党在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可以帮助大学生更好地了解过去，找到自己奋斗的目标。将“四史”教育纳入思政课教学，同时也是高校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举措，能够发挥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作用。

2．坚定社会主义大学“四个服务”办学方向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四个服务”的发展方向。“四史”教育是实现“四个服务”目标的一条重要途径，高校作为国家教育的战略高地，在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把“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课相融合，能够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党的奋斗历史，树立“四个自信”，巩固家国情怀，让学生可以以史实为基础，加强自身学习和实践的深度，把理论深刻转化为实践的自觉[3]。

二、“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存在的问题

为深入研究“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存在的问题及策略，笔者采用问

卷调查法，采用互联网问卷的方式，对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此次问卷共计发放600份，其中有效问卷565份，无效问卷35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4%。另外，对部分高校的思政课程管理人员和教师进行访谈，对当前我国高校“四史”教育与思政课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一）教学方式比较单一

“四史”的教学内容与课堂教学的结合方法相对单一，同时对现代教育技术的采用也相对较少。在问卷调查中，大学生被问及“对于‘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的教学，老师是如何开展的？”的问题时，填写“根据课本讲”的学生有111位，填写“结合课程PPT讲”的学生有48位，填写“使用现代教育技术，如慕课教学”的学生有48位，另外有54位学生填写了“应用多种方法进行教学”。当前，高校的思政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着对现代教育技术忽视的问题，在“四史”的教学中，大部分教师都是采用PPT进行教学，而采用慕课等现代教育技术的教师却寥寥无几。有的教师甚至是照搬课本，不进一步地对现代教学方法进行扩展和应用，这是对教学资源的极大浪费。

在教室里缺少互动性的沟通。在提问“老师在‘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过程中是否有教学互动？”时，只有27%的人说有过频繁的交流，59%的人说有互动，但是却很少，另外还有22%的学生表示从来没有过互动。沟通作为情感的桥梁，恰当的教学沟通能进一步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激发学生的课堂热情，使学生“四史”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在进行思政教学时，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通过与学生的频繁互动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四史”，通过“四史”教育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与学生进行更好的沟通。

（二）学生认识不够到位

在问卷调查中，大学生被问及“您觉得‘四史’教育有必要融入思政课吗？”的问题时，填写“一般”的学生占到了55%，填写“非常重要”的学生占到了13%，填写“重要”的学生占到了23%，填写“不重要”的学生占到了9%。通过问卷数据可以看到，大部分学生都选择了“一般”，36%的人选择了“非常重要”和“重要”，可见，在高校思政课的教学中，大学生对“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的重要性认识还需要加强。当被问及“您学习思政课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时，有31%的大学生认为是为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35%的学生认为只是为了“获得学分”，有28%的学生认为是为了“完成学校的规定”，选择“其他”的学生则占5%。由此可见，在对“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上，很多学生

的认识并不到位。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现在的大学生在经历完高考之后，在大学里都以专业课的学习为主，也因此并不重视思政课的学习。这样的现象也使得很多大学生对思政课的理解不够深入，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历史等方面的认识不够透彻，难以把握其精髓。同时，一些大学生对“四史”内容的理解还不够全面，对其的理解还停留在中学阶段，同时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也比较碎片化，还没有形成一个基本的框架，缺乏对“四史”基本理解。

（三）教育环境不够优化

首先，“四史”教育受到校园环境的影响。通过对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很多学生都认为在学校里尽管存在着诸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革命英雄简介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牌，但却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进一步增强高校学生对“四史”内容学习的海报、横幅等。其次，当前的“四史”教育也受到了网络环境的影响。在被问及“您在网络上看到过歪曲历史的文章或言论吗？”的问题时，有80%以上的大学生说自己见过，只有16%的大学生说自己没有见过。如今的网络发展高度发达，网络的普及使得大部分人都可以在网上自由发言，很多人在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发出了一些有失偏颇的言论，对网络环境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使得很多大学生不能正确地看待“四史”。

三、“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师资队伍建设相对滞后

1．教师开展“四史”教育的转向不够

首先，当前“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依然由高校思政课教师来完成，由于时间间隔太短，实践经验不足，导致很多大学教师尚未彻底转变。“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不仅是增加了相关的历史内容，还要改变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这些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实践。其次，年纪较大的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思路相对固定，刚开始接触到“四史”教育时，会有一些抵触情绪，觉得“四史”的增加会扰乱原本的高校思政课程教学进度。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尽管对新事物很有兴趣，但自身却对思政课程教学本身不太熟练，又加上要在思想政治课程中将“四史”教育融入其中，难免会感到迷茫，这些都使“四史”教育很难充分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教学中[4]。

2．“四史”教育相关培训不够

教师的教学水平与“四史”教育在高校思政课程中的教学深度息息相关。

在对高校思政课程教师的访谈中，被问及“您有参加过‘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培训吗？”及“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开展‘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相关培训活动？”的问题时，大部分教师都表示自己参加过与“四史”教育相关的会议，但有关“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培训却很少甚至没有。同时，高校思政课师资队伍中的大部分教师都存在着不同的专业背景、不同的教学能力与研究水平。尽管教师通过自身的学习和教学，对“四史”的内容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在没有接受系统培训的情况下，仅凭经验来开展“四史”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二）学生主体地位重视不够

1．对“四史”教育意义宣传不够

“四史”教育的主体是学生，在“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过程中，要让学生充分理解“四史”教育的重要性，最大化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此来达到最大的教学效果。在被问及“您的学校关于‘四史’教育有哪些宣传？”的问题时，有24%的学生选择了“广播、海报、口头等多种形式的宣传”这一选项，有58%的学生选择了“仅仅是辅导员及思政课教师的口头宣传”这一选项，有18%的学生选择了“没有任何宣传”这一选项。上述问卷数据表明，在“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时，高校及思政课教师并没有充分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四史”教育的宣传也十分单一，效果不佳，导致学生对“四史”的认识不够，了解也不深。

2．对学生的需要缺乏足够的理解

要实现教学目的，提高教学效果，就必须认识到学生的需要[5]。学生是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兴趣，因此，对于不同的“四史”教学内容，也需要有不同的输入方式。在没有充分认识的情况下，盲目地将“四史”教育与思政课的教学结合起来，对学生而言，并不能充分引起注意，反而会降低学习热情。在对学生的需要缺乏足够理解的情况下进行备课、授课，很有可能“事倍功半”，这也使得“四史”教育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三）环境建设要求更高

1．“四史”教育软环境错综复杂

第一，“四史”的学习环境还没有形成。由于缺乏榜样教育，大学生对“四史”教育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榜样教育法是“以典型的、榜样的方式来教育人，使其提高认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四史”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课程建设中，

其中的榜样可以是“英雄人物”，也可以是身边的“优秀教师”“优秀学生”，这些是广大学生可以效仿的典型。运用英雄人物教育学生，是普通教师常用的教学手段，但英雄人物往往离学生生活比较“远”，不能让学生感同身受，因此，也可以挖掘英雄人物平凡的一面，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另外，高校思政课教师常常忽视了与学生交流“四史”的经验和认识，这也使学生得不到正确的指导，造成其对“四史”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进而影响到“四史”教育的学习氛围。

第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愈加严重。当前，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思想领域内的斗争十分激烈，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这些错误的思想对“四史”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的发挥产生了很大的阻力，对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造成了严峻的挑战。

2．“四史”教育硬件设施基础薄弱

首先，校园环境的营造与“四史”教育之间存在较大的落差。营造有利于大学生“四史”学习的良好校园环境，是提升“四史”教育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但当前很多高校普遍都更加重视理论的教授，忽略了“四史”教育的教学环境，没有在“四史”教育办学要求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校园文化。大部分仍是以口号、标语等传统的方法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类传统的宣传方法成本较低，同时也容易操作[6]。其次，“四史”教育与高校思政课程的融合效果不理想，融入方式单一，相关配套设施不健全。“四史”教育的教学内容中包括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因此，建设相应的教学设施及教学基地都是提升“四史”教育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光靠教师的讲解很难让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只有在相应的辅助设备的帮助下，将“四史”教育与实际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四、“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对策

（一）建强“四史”教育融入思政教师队伍

1．全面提升思政课师资素质

第一，要锤炼教师的政治素养。教师只有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判断力，才能引领当代青年实现国家富强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任务，培养大学生的爱国爱党情怀。第二，要提高教师的理论素养。教师要具备深厚的学识，既要精通理论，又要精通历史学、教育学等，教师的理论水平是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素

养，才能把“四史”运用到教学中去。第三，要提升教师的道德素养。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教师是道德楷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既要讲授、受业解惑，又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和行为来潜移默化地教育学生。第四，要改善教师的业务能力。教师要增强自身的教学技巧和语言表达能力，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向学生讲述“四史”故事，运用新科技新思维，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增强大学生的自信心，把爱国主义发扬光大。

2．健全与思政课结合的“四史”教育培训机制

从教师所掌握的知识结构上看，尽管对“四史”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如果不进行具体、深入地学习，也无法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加强教师素质是“四史”教育的重要基础。首先，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培训机制建设。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的培训，使思政课教师的知识结构更加合理、更加有效，帮助教师通过多种形式来充实教学能力。例如，在寒暑假，开展教学与实践活动，建立“四史”师资培训网站，请全国知名“四史”教育专家、学者作讲座，就“四史”教育有关问题进行详尽解答。在此基础上，通过激励措施，对在培训过程中成绩突出的教师进行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从而促进“四史”教育的深入开展。其次，要对“四史”教育的开展进行积极地引导。对新入职或刚刚熟悉课程的教师，除了要进行专门的培训之外，还要从思想、行为等方面进行指导，以便其尽快地适应“四史”教育的教学。同时，还应定期组织“四史”教育学习活动，开展相关交流活动，促进教师间的学习。

（二）优化“四史”教育注入高校学生群体

1．优化同龄人的群体氛围

同龄人是指年龄相似、爱好相似的人，彼此交往密切，有共同话题。同龄群体是在大学生中比较常见的一类群体，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年级、不同的班级、不同的社团、不同的寝室，他们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基层环境因子。“四史”教育通过同龄人群体可以进一步发挥“四史”精神的作用，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把“四史”教育融入大学生同龄人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大学生会参与各种社团，可以把“四史”教育融入社团的活动中，另外也可以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如元宵节，可以举办“猜灯谜”活动的同时并设置“四史”主题问答活动，答对了就能得到相关的赠品。同时，还可以通过对大学生同龄人群体中模范的表彰来更好地传达“四史”精神，以此来激励和引导学生在思政课程中对四史教育的学习。同时，要注重对

同龄人群体中关键人物，如班长、团支书等的指导，成立“四史”小组，通过学生党员干部来营造出良好的“四史”教育学习氛围。寝室也是同龄人群体的关键，和谐、友善的寝室文化对思政课程中的“四史”教育可以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可以通过组织“四史”教育寝室文化竞赛，将艰苦奋斗、积极向上、协作进取的“四史”精神作为寝室文化建设的重心，组织相关主题文化竞赛，使学生在参加活动的同时接受“四史”教育，使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更接近于“四史”的真实含义。

2．调动学生对“四史”学习的积极性

在教学活动中，一定不能忽略掉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对“四史”学习的积极性[7]。第一，要对学生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激励，使学生对“四史”的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鼓励学生在困难时自己去查找材料，在问题解决后对其给予充分的肯定；第二，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教师要用通俗易懂、生动的语言来调整教室的氛围，使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记忆“四史”教育的相关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第三，要让学生充分展示自己，充分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使学生参与到课堂中，例如，把学生分成数个小组，制作课件，让他们当“小老师”，一起交流学习心得。在教学中，教师不但要把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更要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四史”的学习、探讨中去，由单一的“灌输”变为“双向交流”，激发学生对“四史”的浓厚兴趣，并积极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国家发展进程中。

（三）创建“四史”教育引入校园良好环境

1．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

马克思说：“人创造了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了人。”校园不仅是一个传播科学知识的场所，同时也是培养大学生“三观”的重要场所，学校是大学生日常生活、学习的场所，因此，要把“四史”与校园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学校人流密集的区域，可以设立“四史”教育文化走廊，让学生在课堂上通过展板来学习“四史”，更好地理解“四史”。还可以组织全体师生参加“四史”教育的标语比赛，利用微信公众号，让全体师生参与到投票中来，把排名靠前的宣传标语挂在学校的显眼地方，这样既能增加“四史”的曝光率，又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四史”，激发学生学习“四史”的热情。此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定制革命英雄、伟人塑像，并配有相应的识别码，让学生通过“扫一扫”了解“四史”。校园环境在大学生活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充实“四史”学习氛围可以使校园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让学生在校

园中充分领略到“四史”的文化气息，将“四史”的文化精神传播得无处不在。

2．建设高技术教育平台和场地

高校可以通过共建“四史”教育高技术教育平台和场地，将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同时通过推出“四史”教育精品课程，使“四史”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另外，也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不同学校的教师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对“四史”的认识。其次，还可以利用新技术搭建教学场所，把AR、VR等新技术应用于“四史”的教学当中，充分地将“四史”教育纳入到思政课教学实践中，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会“四史”教育的真实情境。

“四史”教育十分重要，“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是强化“四史”教育的必要途径，是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选择。但是，在如何将两者有机地融合、有效地融合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需要不断地探索与尝试，不同的学校在制定规范的同时，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对于具体的成效，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土地驿站”：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模式来自河南省濮阳县鲁河镇的调研报

告

河南省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调研组

2023年3月8日至9日，由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农业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调研组一行6人，赴河南省濮阳县鲁河镇就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情况进行调研。调研组认为，鲁河镇党委、镇政府组织创办集体经济组织联合社，采用“土地驿站”模式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做法，充分发挥了“基层党委责任主体、农民集体权利主体、种粮大户生产主体、集体组织经营主体”等发展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乡镇党委主导、集体组织自愿，整合乡村资源、强化双层经营，链接多元主体、维护各方权益，经营项目稳健、经营效果显著”的特点，是一种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有益探索，经过机制和制度的完善，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试点推广。

一、鲁河镇“土地驿站”模式的基本经验

濮阳县鲁河镇为平原农业大镇，辖47个行政村，总人口6.46万人，耕地面积7.02万亩。近年来，鲁河镇立足农业大镇实际，围绕“农”字做文章，以镇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导、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发挥镇、村两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的功能，建立“土地驿站”以储备土地经营权，盘活农村土地资源，畅通生产环节，激活生产要素，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充分彰显了集体力量。

截至2023年2月底，鲁河镇的“土地驿站”储备土地已达3.6万亩，最大连片面积1426亩，最小连片面积200亩，年底目标是达4万亩。2022年，集体经济收入增加156万元。鲁河镇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镇联合社）自有土地100亩，拥有小麦收割机10台、履带收割机1台、圆捆打捆机2台、抓草机2台、挖掘机1台、无人植保机6台、自走式穗茎兼玉米收获机2台等价值680万元的农用机械。

（一）成立合作联社，夯实统一经营组织基础

2019年，鲁河镇完成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镇47个行政村全部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村合作社）。在此基础上，镇政府以自有100亩土地和400余万元价值设备为基础，以村合作社自愿加入为原则，成立了镇联合社。

目前，全镇47个村合作社全部加入镇联合社，成为镇联合社集体股东，为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附组织架构图）。

（二）建立“土地驿站”，创造适度规模经营条件

依托47个村合作社，以耕地承包经营权自愿回流集体为原则，以镇联合社统一组织调度为核心，建立合作联社土地临时储备站（即“土地驿站”），作为村合作社土地流转服务平台，由村合作社整合农村土地资源，实行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市场化经营。目前，47个村合作社利用“土地驿站”储备集中连片土地3.6万亩。其中，最大连片面积1426亩，最小连片面积200亩。

（三）成立运营团队，构建合作基础运营工作机制

一是组建运营机构。镇联合社拥有村级集体股东47个，组建了包括1个综合服务公司、4个片区子公司、8个服务队以及1个专业培训机构的综合型服务平台。组建了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对外业务部，分片区开展经营服务，重点服务“土地驿站”，在农闲时节外出开展农机作业，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二是建立运营机制。“土地驿站”模式就是由镇政府、镇联合社和村合作社对各村农户的土地确立一个合理的流转价格，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接受农户的经营权进入“土地驿站”进行储备，待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进行成方划片，由村合作社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适度规模经营活动。

三是组建服务团队。镇联合社组建农业机械化服务、土地托管及流转服务、养殖专业服务、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服务、农业实用技术服务、农产品供销服务、劳动力输出服务、金融服务等8个服务团队，开展全产业链的统一对接订单、种植方案、农机调配、农资供应、产品销售等服务，覆盖农业生产全过程，提高了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

（四）开展经营服务，建立统一经营服务体系

一是统一农资供应。由镇联合社牵头，以全镇7.02万亩耕地为谈判条件对接农资企业，以低于市场价格统一购买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2020年以来，先后与河南心连心化工集团、山东史丹利集团、地丰肥业、绿丰种业等优质化肥种子企业合作，累计统购化肥5000吨、种子210吨，减少群众支出132.9万元，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127.6万元。

二是统一订单种植。采取“镇联合社+村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推广优质小麦订单种植。镇联合社与农家福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龙头

企业签订协议，实施优质小麦种植推广。2020年以来，全镇累计种植优质小麦

3.4万亩，减少生产支出238万元，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68万元。

2023年2月9日，镇联合社和北大荒集团达成初步协议，计划订单种植1万亩高产玉米。所有种子由北大荒免费提供，并高于市场价0.15元统一收购，每亩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50元。

三是统一农机服务。机械化服务团队整合收割机、打捆机、播种机等大型农用机械422台，组合农机手280名，为群众和“土地驿站”经营的耕地提供机械化服务。2021年以来，实施秸秆打捆及综合利用4万亩，减少群众支出40万元，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12万元。2022年，镇联合社开展机械社会化服务，减少群众支出60万元，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41万余元。同时，利用农作物成熟时间差，镇联合社在商丘、周口等地开展机械收割作业，以工代练、服务生产，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四是统一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采取“政府主导、合作社配合、企业经营、农户参与”的多赢模式，推进秸秆回收综合利用，实现了秸秆回收利用项目化，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高。2022年，全镇回收秸秆12500吨。镇联合社与濮阳绿源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合作，镇联合社以厂房、电力设施等出资，濮阳绿源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资金、生产设备、辅助设备等出资，双方按照2：8的比例持股和利润分成，总投资2500万元建设废弃物处理厂，用以处理秸秆、杂草、废木料、棍棒等农村生产生活垃圾，生产生物质燃料，变废为宝，提高效益，美化农村环境。

（五）加强经营管理，不断提高土地经营效益

一是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在已有的储备土地达到一定规模后，村合作社将连片成方土地以200～300亩作为一个网格进行划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流转经营、自主经营、股份合作经营3种经营方式，助推适度规模经营。当前，网格式经营土地达3.6万亩，占全域耕地的51.28%。其中，农户自主经营6570亩，种粮大户或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经营24930亩，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合作经营4500亩，分别占网格式经营土地总量的18.25%、69．25%和12.5%。

二是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土地驿站”助推了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为引进现代产业发展项目奠定了坚实基础。全镇已经初步建成中药材基地8000亩、绿化苗木2500亩、食用菌600亩、芦笋等经济作物5000亩，优势特色种植成效显著。2022年50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落地鲁河镇，2023年拟实施1.35万

亩耕地土地平整及高标准农田核心区提质改造项目，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提高产出效益。

三是实现了农民的节本增收。“土地驿站”模式使得农户土地流转由自发盲目流转到规范有序流转，土地流转费由亩均500元提高到800元。镇联合社积极争取上级农业优惠政策，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化服务，“土地驿站”经营主体每亩节约生产支出100元，有效提高了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同时，解放农村劳动力1万人，增加务工收入3.6亿元。

四是增强了集体经济实力。镇、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增加了集体收入。2022年，镇联合社生产服务营业额2643万元，利润315.8万元。向47个村合作社分红156万元，平均每个村增加集体收入3万元。村合作社通过统一经营服务可获得2万～15万元收入，47个村全部实现有集体收入。其中，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10个，年收入5万元以上的村14个。

二、鲁河镇“土地驿站”模式的优点与不足

（一）“土地驿站”模式的优点

一是发挥了党委的领导作用，扛牢了镇、村两级主体责任。“土地驿站”模式是镇党委、镇政府在濮阳县农业农村局指导下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的积极探索；是镇、村党组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实“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因地制宜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领导和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的具体体现；是“协调利益关系，组织生产服务和集体资源合理开发，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的生动实践。

二是顺应了农业现代化要求，推进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流转和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 “土地驿站”模式是顺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有益尝试。从乡（镇）层面对土地、机械等资源和资产进行整合组织和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市场化经营，实现经营效益的提升，对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作用。

三是克服了“统”弱“分”强的缺点，完善了农村双层经营机制。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在“分”的经营上取得了喜人成绩，但是在“统”的经营上出现了严重弱化的现象。鲁河镇联合社采用“土地驿站”模式对土地进行统一经营，并组建了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对外业务部，统一农资供应、统一

订单种植、统一农机服务、统一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克服了“统”弱的缺点，

完善了双层经营机制，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

四是尊重了资产所有者权利，弥补了土地产权配置缺陷。按照“三权分置”制度的要求，农村土地的产权可细分为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当前改革的目的在于巩固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和放活经营权。在农业税取消以后，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权益基本失去了应有保障，在产权配置上出现了所有者主体虚置的问题。“土地驿站”模式弥补了这个缺陷，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明确的代理人，对集体资产进行统一经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权益得到了利益上的体现。

五是链接了相关主体利益，实现了多元合作共建共营。鲁河镇联合社积极发挥引导作用，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把农户联合起来之后，又由镇联合社牵头，充分利用所有者权能，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田大户等多元经济主体进行联合，共建形成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并通过租金、利息、服务费、保险费和股金分成等形式，平衡和调节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分配，实现了多元合作共营、风险成本共担和利益收入共享。

六是提高了基层组织信誉，拓展了集体经营空间。鲁河镇“土地驿站”模式的建立与运行，不仅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主心骨作用，提高了村“两委”在群众中的威信，而且使得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一个特殊法人的市场信誉有所提高，使之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变为可能。同时，也为国有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进入创造了有利条件，提高了财政资金、国有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形成良性闭环的可能性，拓展了集体经营空间。

（二）“土地驿站”模式的不足

一是需要进一步优化治理结构。对照“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的要求，“土地驿站”模式在治理结构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是由于该模式涉及的经营主体较多，相互关系较为复杂，除了镇联合社与综合服务公司、镇联合社与八大团队之间的关系，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和普通农户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理顺。否则，其内部管理费用和外部交易成本都比较高。

二是需要创新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目前，鲁河镇集体经济实现形式主要包括土地租赁、生产服务和居间服务等方面，比较单一。如何创新实现形式，更好地吸纳财政资金并及时转化为资产和资本，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

在乡村投入，进一步拓展集体经济发展的空间，增强集体经济发展的后劲，还

有待在实践中积极探索。

三是需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机制。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各种要素的投入，包括人力、土地、资本、技术、信息、管理等方面，这些要素需要根据其地位和作用参与经营收入的分配，尤其是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承包权、各种人员直接的劳动投入等。这些要素是价值创造的根本，需要在收入分配体系中占主体地位，需要在经营收入的分配中优先考虑，以建立完善科学的收入分配体系。

四是需要调动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当前，农村经济工作是农村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工作，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及集体经济发展更是复杂艰难。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乡村基层干部工作能力和工作热情与当前工作需要还存在一定差距。如何更好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激发干事创业的活力，是最为紧迫的问题，需要采取各种激励手段尤其是物质激励手段予以解决。

三、完善“土地驿站”模式的建议

（一）优化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

“土地驿站”模式下的镇联合社是由1个镇级集体股东、若干个村级集体股东，1个综合服务公司、8个专业服务队及1个专业培训机构共同组成的。随着经营规模和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经济合作主体可以发展更多，其组织结构、所有权结构和分配权结构更趋复杂，提升镇联合社的治理水平迫在眉睫。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公司制度为核心，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参照企业治理模式，构建外部与地方政府协同、内部“三会”制衡的组织治理结构，完善多个主体的权利配置，围绕要素投入和风险担负合理地分配股权、履行职责、担负责任、分享利益。

（二）探索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其中，资产参股是吸纳外来资源、寻求社会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此，需要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挖掘集体土地、房屋、设施等资源和资产潜力，根据不同的集体资产类型，依法利用股份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引才招商、资产租赁等形式，积极参与产业融合发展，分类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

（三）建立科学有效的基层干部激励制度

农村经济尤其是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基层干部的辛勤付出，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农村基层工作点多、面广、压力大，经济发展需要抽出专人长期抓、持续干，把经济发展的成效与他们的经济收入及晋位升级结合起来非常必要。建议组织人事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结合基层实际、参照外地做法，针对乡村基层干部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管理人员，制定切合实际的薪酬分配制度和职级晋升制度，以激励更多的基层干部积极投身集体经济发展、带领群众致富的工作之中。

（四）构建完善的集体收益分配长效机制

集体收益是指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土地及其他集体资产所有权所获得的服务性及盈利性收入，包括土地及资产的租金收入、股权收入、管理费收入、居间服务费收入等。这部分收入应该按照集体经济组织的有关制度制定分配办法，提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讨论通过。管理费收入可以用于村“两委”的日常支出，居间服务费收入除了以一定比例用于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居间人劳动服务报酬，其他收入应当全额用作集体公益事业基金（包括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养老托幼保障、困难家庭补助、村庄环境治理、村庄文化建设等方面）和集体经济发展基金（包括扩大经营规模，发展二、三产业等方面）。

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兼论重塑消费增长动力的政策选择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

2022年，受严格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中国经济仅录得3．0%的增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第二低，仅高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2020年。特别是在总需求方面，消费和投资需求均反弹乏力，最终消费贡献率更是出现大幅下降。为扭转这一局面，2022年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3年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明确提出要“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住房消费再次成为推进消费需求扩张的主要抓手。①提振住房需求成为2023年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然而，提振住房需求能否有效地带动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呢？又是否能够改变居民消费持续低迷、最终消费贡献率大幅下降的现象呢？除提振住房需求外，又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政策举措呢？为回答这些问题，课题组在应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对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进行预测之后，围绕如何激发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设置了两种反事实政策模拟情景：提振住房消费需求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并通过对比分析两种政策模拟情景下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变动差异，得到相应的政策启示，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一）模型外生变量假设

1．美国及欧元区经济增长率

2022年，宏观政策转向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在后疫情时期的复苏前景趋于暗淡。世界银行2023年1月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测美国和欧元区2023年增长0．5%和0．0%，2024年增长同为1．6%，较其2022年6月的预测均显著下调；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对乐观，预测美国和欧元区2023年增长1．6%和

0．8%，2024年增长1．1%和1．4%，较其2022年10月预测短期上修而长期下调。②不同机构的预测分歧反映了欧美经济复苏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课题组假定：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0．91%和1．16%，而欧元区经济增速为0．77%和1．40%。

2．主要汇率水平

预计随着中国经济企稳回升，人民币兑美元将逐步升值。到2023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逐渐升值到6．65；欧元区虽然暂时度过能源供应危机，但俄乌战争仍持续，欧元升值进程预计相对平缓。到2023年底，欧元兑美元汇率将提高到1.15。

3．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

2023年，实体经济企稳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预计货币政策仍需要发力支持实体经济。美联储紧缩政策的余地趋窄，此前我国宽松政策的高成本有望缓解。预计全年M2增速维持在11.30%的积极水平，至2024年随着国内经济情况企稳与国外货币政策趋于正常化，回归9%左右的水平。

（二）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1．GDP增速预测

在上述外生变量假定下，模型预测表明：2023年，中国GDP增速预计为5.96%，比2022年高2.97个百分点；2024年，GDP增速继续回升至6.03%。分季度看，受一季度GDP快速反弹至4.5%的影响，二季度GDP增速将达到7.20%。三季度、四季度GDP增速则回落为6.31%和6.14%。

2．投资增速预测

模型预测，2023年，按现价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将增长8.92%，比2022年高3.18个百分点；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9.50%（表1）。分行业看，预计基建投资将维持较快增长，达到9.56%；房地产投资增速转负为正，增速为1.86%；制造业投资增速则恢复到8.25%。

3．消费需求增速预测

过去两年经验显示，消费修复的斜率在疫情冲击后将趋于放缓。因此，在经受2022年多轮意外冲击后，即便叠加翘尾影响，消费回到疫情前增速尚需时日。预计2023年，各季度社会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将出现波动回升；2024年则逐步回归常态增速区间。具体而言，模型预测，2023年，不变价的居民消费总额将增长4.78%，并在2024年继续增长4.9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8.28%，比2022年高8.45个百分点；2024年，进一步提升至8.56%。

4．其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增速预测

（1）主要价格指标增速预测

2023年，国内消费需求逐步修复与国际通胀有所缓解，仍将在一定程度上

对消费品价格上涨形成互相抵减效应，全年消费价格增速将维持稳定。预计2023年，CPI将上涨1.84%，比2022年小幅下降0.12个百分点；2024年，CPI增速小幅回升至2.10%。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下，PPI预计将稳步回落。2023年，PPI将收缩4.11%，2024年继续收缩0.36%。

（2）进出口增速预测

2022年下半年，随着全球产业链继续修复、高通胀侵蚀发达国家居民购买力、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酝酿衰退风险、海外高通胀触顶后“名义增长”贡献减少、高基数和国内政策不确定性等内外因素叠加，出口增速转向下行。预计2023年，按现价美元计，货物出口总额增速将继续回落至2.12%，比2022年低5.35个百分点；货物进口总额增速则将跌至0.35%，比2022年低1.20个百分点。

二、重塑消费增长动力的政策模拟

（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三大需求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2.8%，较2021年大幅减少25.5个百分点，约相当于2013—2019年最终消费贡献率的一半（30.0%），仅比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重的2020年高出39.6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两大引致因素：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各地的反复出现，特别是3、

4月份上海疫情的爆发，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二是，房地产业危机在经过近两年的发酵，开始从生产端、供给端传递到消费端、需求端。具体表现为，居民贷款特别是住房消费贷款规模及增速的急剧下降。2022年，个人消费类贷款仅比2021年新增1.1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4.17万亿元；个人消费新贷款的同比增速为－78.4%，较2021年大幅下跌73.4个百分点。新增个人消费贷款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比重约为5.5%，较2021年下降21.2个百分点。其中，住房消费新增贷款约为0.48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40万亿元，占新增个人消费贷款的比重下降至41.7%，较过去十年均值减少27.7个百分点（表2）。

考虑到中国的住房贷款主要采用首付加按揭贷款的形式进行，新增住房消费贷款的急剧下降，意味着居民首付款支出减少，进而转化为居民存款增加。2022年，居民新增存款规模达到17.84万亿元，较2021年大幅增加7.94万亿元。受此影响，居民新增存款占全部新增存款的比重由2021年的50.3%跃升到67.9%，创下有此项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因此，从住房消费视角看，2022年，最终消费贡献率的大幅下降、居民新增存款的快速提升与住房消费贷款的迅速萎缩密切相关。居民新增存款的大幅增加，除了房地产市场消费低迷造成外，还

有一部分原因是金融市场波动。

2022年，中国公募基金资管规模仅增加0.5万亿元，私募基金资管规模更是下跌0.3万亿元，均远低于往年的增幅。汪涛认为，金融市场波动推动居民减少金融资产配置，使得资金回流银行存款，造成居民存款增加。但这部分的存款增加可能并不能解释消费的下降。①一方面，存款增加对应的群体多为高收入群体或是老年人口，消费倾向较低；另一方面，从金融产品到存款，改变的是资金存放位置，以及收益率和安全性方面的差异，体现为投资品内部资产配置调整，而非从投资品到消费品，抑或相反方向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从表2中还可以看到，个人消费类贷款实际上从2018年开始就已经持续五年出现负增长的情况。2018—2022年，新增个人消费类贷款的增速分别为－3．1%、－1．5%、–9．3%、－5．0%和－78．4%。这表明，除了住房消费之外，其他类型的消费贷款，包括汽车、信用卡等中短期消费项目也在持续下降。

为扭转消费持续低迷的不利局面，2023年伊始，政府工作报告五年来首次重提“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希望通过提振住房消费需求来激励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双重增长，进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但问题在于：第一，提振住房消费需求能否实现这一政策目的呢？应该说，现有的包括降低房贷利率、降低首付比例、取消限购等措施手段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住房贷款需求，提升住房贷款规模。但一方面，这一刺激效应能否传递到投资和消费层面尚存疑问。受外围及国内经济增长不确定因素增强的影响，无论是企业投资，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还是居民消费，都在趋于谨慎。同时，房地产市场走弱的预期，在生产端和供给端徘徊两年之后，开始逐渐向消费端、需求端传递渗透。一旦消费预期形成，短期内发生大幅度逆转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尽管住房消费政策放开，但居民是否愿意跟进“买单”，企业是否愿意跟进投资，仍是未知数。另一方面，在当前住房市场库存高企的背景下，即使刺激了住房贷款需求，在“去库存”未能转向“补库存”之前，对房地产投资进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可能是有限的。

第二，除提振住房消费需求之外，是否存在其他替代措施呢？众所周知，刺激住房需求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是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政府部门刺激经济复苏的常用手段。其好处是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好的促进及带动效应，经常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缺点是造成房价高企，导致居民债务杠杆水平飙

升，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度低，生活幸福感不足等等。同时，长期的政策反复迂回，也造成经济增长渐渐走上依赖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路径。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渐趋饱和，刺激房地产需求的政策作用基础不在，政策的边际经济增长效应也随之减弱。因此，此时若再度使用超预期的住房需求刺激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那是否有其他可资代替的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手段呢？大量的研究表明，当前制约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速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速，使得居民不能完全满足自身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居民债务又因住房价格高涨而高企，导致大量居民财产沉淀在住房资产上，在削弱其他类消费品消费的同时，抑制居民后续消费能力。①再加上，中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也还不够完善，保障能力有限，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品价格依旧昂贵，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这些因素共同造成居民消费长期萎靡不振。因此，与刺激住房需求等短期手段相比，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或许是兼顾短期和中长期因素的更加合适的政策选择。

（二）政策模拟情景设定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利用CQMM模型，课题组设置了两个政策模拟情景：

情景一，住房贷款规模提升的宏观经济效应。假定房地产政策提早到2022年初实施，从而使得2022年的新增住房贷款保持在过去五年（2017—2021年）的平均水平，而不是大幅下行。具体来看，在前述假定下，2022年，中国居民的新增住房贷款将达到40725．2亿元，较实际值提高35925．2亿元。对应的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的新增住房贷款将分别提高5717．5亿元、10308．6亿元、9719．4亿元以及10179．7亿元（见图1）。

情景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的宏观经济效应。假定将情景一中房贷政策实施的让利收入，叠加其他财税金融政策的配合，包括加大对个人所得的减税和免税力度等，转换为对应规模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亦即，将情景一中所模拟的新增住房贷款增量转变为城镇居民收入。

其中，情景一政策模拟的目的是量化分析在现实背景下住房贷款规模上升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而情景二政策模拟的目的则是寻找相关替代措施，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入手，研究从根本上缓解居民消费持续下降的措施所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最终，课题组将通过比较两种情景下的政策模拟结果差异，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三）政策模拟结果分析

1．经济增速改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促进效应要优于住房贷款规模提升。见图2，两种模拟情景下的GDP增速均较基准值有所提高。其中，情景一住房贷款规模提升会引致GDP增速增加0．4个百分点，而情景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则可以带动2022年GDP增速提高2．5个百分点，达到5．6%，从而实现年初经济预设的增长目标。因此，从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要显著强于住房贷款规模提升的方式。原因可能在于：一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可以直接促进居民消费进而带动GDP增长，其作用传递环节较短，溢出效应较强，而住房贷款规模提升，先要消耗掉现有商品房市场的库存，再去引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最终作用于GDP增长。其效应发挥存在滞后性，且依赖房地产投资行为的预期变化。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触及的是不同收入群体的居民，包括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其产生的消费乘数效应会比较大，而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住房贷款规模增加更多是由高收入群体或少数具有改善性住房需求、刚性住房需求的群体承担，前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后者会较大程度地挤出其他非住房类消费，最终造成整体的消费乘数效应较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也相对有限。

2．消费和投资的变化存在分化差异，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更有助于促进消费增长。首先，消费方面，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会大幅提升居民消费增速。2022年，情景二下的可比价居民消费增速高达9．4%，高出基准值6．8个百分点。相比较而言，情景一下的可比价居民消费增速约为3．4%，较基准值增幅仅为0．7个百分点，远低于情景一（见图3）。因此，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显然比住房贷款规模提升要更能刺激居民消费扩张。与之对应的是，两种情景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会产生类似的分化差异。2022年，情景一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约为0．7%，较基准值小幅提高0．6个百分点，而情景二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达到5．6%，较基准值大幅增加5．5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