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我县反诈宣传防范工作的实践探索与初步成效
(一)组织架构从“公安独奏”向“部门协奏”初步转型
(二)宣传矩阵从“传统单一”向“线上线下”初步拓展
(三)预警劝阻从“从无到有”向“初步运行”初步转变
(四)社会认知从“未知陌生”向“有所知晓”初步过渡
二、制约反诈宣传防范工作提质增效的突出问题及其深层症结剖析
(一)宣传内容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同质化、浅表化与精准靶向缺失并存
(二)宣传渠道与方式效能衰减:路径依赖、创新不足与渗透力弱化交织
(三)宣防责任体系传导阻滞:压力递减、协同虚化与社会动员乏力叠加
(四)预警劝阻闭环运行不畅:研判粗放、劝阻低效与案后脱节连锁
(五)工作成效评估体系缺失:过程导向、数据孤岛与反馈滞后共生
三、推动我县反诈宣传防范工作体系化重塑与效能革命的对策建议
(一)实施“内容精准智造”工程
(二)实施“渠道融合渗透”工程
(三)实施“责任协同强化”工程
(四)实施“预警劝阻增效”工程
(五)实施“科学评估引领”工程
关于我县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防范工作系统性审视、瓶颈破解与效能跃升路径的
深度调研报告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市党委政府关于构建“全链条反诈、全行业阻诈、全社会防诈”工作体系的决策部署,精准评估我县反诈宣传防范工作现状,系统诊断制约工作效能的深层症结,探索构建符合县域特点、贴近群众需求、经得起实战检验的宣防新格局,近期,根据局党委统一安排,本人组织刑侦、治安、网安、政工、派出所等警种部门精干力量,并邀请县委政法委、宣传部、教育局、融媒体中心、金融办、三大通信运营商及部分乡镇(街道)负责同志参与,成立专题调研组,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历时近两个月、覆盖城乡、警民联动、线上线下同步的反诈宣传防范工作深度调研。本次调研坚持“问题导向、实战牵引、数据说话、群众评价”原则,综合运用了数据建模分析(近三年电诈警情、案件、资金流、预警数据)、多维度问卷调查(面向普通居民、企业员工、在校师生、老年人等不同群体发放问卷6800份,有效回收6520份)、结构化深度访谈(一线办案民警、反诈专班成员、社区民警、受害人及家属、银行柜员、通信营业厅经理、学校德育主任、网格员、志愿者等150余人次)、沉浸式实地暗访(暗访社区宣传栏、银行网点、运营商营业厅、商圈广场、农村集市等40余处)、多层级座谈研讨(召开公安机关内部、行业部门、乡镇街道、村居社区等各层面座谈会18场)等多种研究方法。累计深度剖析具有代表性的本地电诈案例150起,梳理分类预警劝阻工单1.2万余条,跟踪回访受害人300余名,力求穿透数据表象,倾听真实民声,捕捉宣防堵点。通过对海量信息、多维数据的交叉验证与系统性归因分析,旨在为我县反诈宣传防范工作从“广泛覆盖”向“精准触达”、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免疫”的战略转型,提供坚实的决策依据和可操作的行动方案。
一、当前我县反诈宣传防范工作的实践探索与初步成效
近年来,面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发、手法迭代迅速的严峻形势,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坚强领导下,我县公安机关主动担当,协同各方,将宣传防范置于反诈工作的突出位置,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取得了一定阶段性成效,为遏制案件增速、减少群众损失奠定了基础。
(一)组织架构从“公安独奏”向“部门协奏”初步转型。
坚持将反诈工作纳入平安建设和社会治理全局,一是党政主导的联席会议机制基本建立。县级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常态化运行,定期研判形势、分解任务、督导落实,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的工作框架。二是警银、警信联动取得实质性进展。与辖区银行金融机构建立了涉案账户快速查询止付、可疑开户联合核查机制;与通信运营商建立了涉诈号码预警拦截、异常开卡信息共享机制,在技术反制层面构筑了第一道防线。三是基层治理单元开始嵌入反诈职能。推动将反诈宣传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清单,部分乡镇(街道)将发案情况纳入平安考核,社区民警、网格员、村居干部的宣传责任意识有所增强。
(二)宣传矩阵从“传统单一”向“线上线下”初步拓展。
积极适应信息传播规律变化,一是传统线下阵地保持基本覆盖。利用公共场所LED屏、宣传栏、农村大喇叭、流动宣传车等载体,持续播放反诈标语、提示语音;在银行网点、通信营业厅摆放警示展板、发放宣传折页。二是线上新媒体平台运用日趋活跃。依托“平安XX”公安新媒体矩阵(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视频号),定期发布预警提示、案例解析、反诈短视频,尝试开展直播互动。国家反诈中心APP的推广安装工作持续进行。三是“面对面”宣讲活动频次增加。组织民警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开展专题讲座,结合重要节点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面对面宣讲的覆盖人群有所扩大。
(三)预警劝阻从“从无到有”向“初步运行”初步转变。
依托上级技术支持和本地情报研判,一是县级反诈中心预警劝阻机制开始运转。配备了专职接线员和劝阻员,对上级推送和本地发现的潜在受害人,通过电话、短信进行初步预警和远程劝阻。二是部分高危预警落地干预尝试开展。对于电话劝阻无效或情况紧急的,指令派出所民警上门进行面对面劝阻,成功拦截了一批潜在案件。三是对易受害群体的针对性提醒得到加强。针对财务人员、单身女性、在校学生、老年人等,通过行业主管部门、社区、学校等渠道,发送了更具针对性的风险提示。
(四)社会认知从“未知陌生”向“有所知晓”初步过渡。
经过持续不断的宣传灌输,一是“电信诈骗”这一社会概念的公众知晓度达到较高水平。问卷调查显示,99.1%的受访者表示听说过电信网络诈骗。二是部分高发诈骗类型的名称和简单套路被部分群众认知。如“刷单诈骗”、“冒充客服退款”、“冒充公检法”等术语,有一定比例的群众表示“知道大概怎么回事”。三是部分群众开始形成初步的警惕心理。对陌生来电、不明链接、高额回报投资等,部分群众表示会“多留个心眼”,主动关注警方反诈信息的意愿有所提升。
二、制约反诈宣传防范工作提质增效的突出问题及其深层症结剖析
在肯定初步探索与成效的同时,必须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我县电诈案件发案总量仍在高位徘徊,单案损失金额巨大的案件时有发生,宣传防范工作的实际效果与党委政府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期盼、与犯罪演变的态势相比,存在显著差距,陷入“投入不小、效果不彰”的困境。调研深入剖析,发现当前工作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系统性短板,其背后是理念、机制、能力、资源等多重矛盾的叠加。
(一)宣传内容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同质化、浅表化与精准靶向缺失并存,导致“知识灌输”难以转化为“行为免疫”。
一是内容生产“大而化之”,缺乏地域特色和案例鲜活性。大量宣传材料照搬照抄上级模板或网络通用版本,语言生硬、形式呆板,未能将我县发生的真实案例进行深度加工、情景再现和本土化解读,内容与群众生活体验存在“隔膜感”,难以引发共鸣和深度记忆。二是知识解析“碎片化”,缺乏对诈骗剧本逻辑的体系化解构。宣传多停留在“不要轻信、不要转账”的结论式告诫,或简单罗列诈骗类型,未能清晰揭示诈骗分子如何利用人性弱点、社会热点、技术漏洞设计话术陷阱,如何一步步诱导受害人陷入心理操控的完整逻辑链条。群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面对精心设计的变种骗局时,原有浅层认知极易被突破。三是分众化供给严重不足,未能实现“一类一策”甚至“一人一策”。对青年网民、家庭主妇、个体工商户、退休老人、在校学生等不同群体的上网习惯、心理特征、财务关注点、认知短板缺乏精细研究,宣传产品“一刀切”,无法进行精准的认知干预和行为引导。例如,对热衷网络交友的年轻人,缺乏对“杀猪盘”情感操控套路的深度揭露;对关注养老健康的老年人,缺乏对“保健品诈骗”、“养老项目投资骗局”的针对性破解。
(二)宣传渠道与方式效能衰减:路径依赖、创新不足与渗透力弱化交织,导致“信息到达”难以保证“认知触达”。
一是过度依赖线上单向推送,有效互动与深度参与不足。新媒体宣传多停留在“我发你看”的单向传播模式,缺乏吸引用户深度参与、互动体验的创意设计(如反诈小游戏、情景模拟测试、有奖知识竞答等),导致信息打开率、完播率、转化率存在疑问,大量宣传内容淹没在信息洪流中。二是线下宣传“仪式感”强于“实效性”,形式主义苗头显现。部分“进社区”活动沦为“摆摊发传单、拉横幅拍照”的固定流程,与社区居民缺乏深度交流;宣传栏内容更新不及时,沦为“僵尸栏目”;银行网点的警示标识位置不醒目、内容不抓人,柜面人员提醒流程化、机械化,未能有效拦截异常转账。三是“科技赋能”与“群众路线”结合生硬,未能形成优势互补。一方面,对VR体验、AI互动、大数据精准推送等新技术手段的应用探索浅尝辄止;另一方面,深入田间地头、楼栋单元、车间班组,用群众语言开展“唠嗑式”、“家常式”宣传的耐心和韧劲又有所欠缺,导致宣传“不接天线、不接地气”。
(三)宣防责任体系传导阻滞:压力递减、协同虚化与社会动员乏力叠加,导致“体系设计”难以落地“末梢执行”。
一是“联席会议”的统筹权威和压实责任功能未充分发挥。部分成员单位仍将反诈视为公安机关的“主业”,参与协同的主动性、创造性不足,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督办、考核、问责机制不健全,导致“协同”一定程度上停留在文件传达和会议层面。二是行业主管部门的主体责任落实存在“中梗阻”。金融、通信、教育、市场监管等行业系统,未能将反诈宣传防范要求有效转化为内部考核指标和日常管理动作,向下属单位、管理服务对象传导压力不够,行业内部的宣传教育活动质量参差不齐。三是基层社会治理单元的动力和能力双重不足。乡镇(街道)、村(社区)面临繁重的综合治理任务,反诈宣传常被作为“软任务”搁置或应付;网格员、社区工作人员普遍缺乏专业的反诈知识培训和有效的宣传方法指导,工作停留在简单转发信息层面。四是社会组织、市场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参与渠道不畅、激励机制缺失,未能形成“人人都是反诈宣传员”的生动局面。
(四)预警劝阻闭环运行不畅:研判粗放、劝阻低效与案后脱节连锁,导致“最后一刻”干预难以实现“力挽狂澜”。
一是预警信息“海量”与“精准”的矛盾突出。上级推送的预警数据量巨大,但基于单一维度(如通话时长、涉诈网站访问)的模型,误报率较高,且缺乏对受害人潜在风险等级的精细刻画,导致基层劝阻力量疲于奔命、重点不明。二是劝阻工作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亟待提升。劝阻员多为辅警或新警,缺乏系统的心理学、沟通谈判学培训,劝阻话术单一、技巧生硬,面对已被深度洗脑、情绪对抗或深信不疑的受害人,难以快速建立信任、突破心防,错失黄金劝阻时间。上门劝阻警力不足、响应不及时的问题在偏远农村地区尤为突出。三是“案后宣传”与“事前防范”严重脱节。案件侦破后,往往侧重于追赃挽损和侦查结案,对受害人的深度回访、心理重建,以及将该案例暴露出的防范漏洞在相应社区、行业进行“靶向修复”和“免疫强化”宣传做得不够,未能将“吃一堑”的个体教训,有效转化为“长一智”的群体防护能力。
(五)工作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