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系列第22期（71篇）2022年8月调研报告汇编VIP专享

目录

1．光明日报调研组：“雪域桃源”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西藏林芝市巴宜区

嘎拉村依托特色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探索…………………………1

2．经济日报调研组：最深厚基础在高质量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

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上）………………………………………………7

3．经济日报本报调研组：澎湃动力在“扩中”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

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中）………………………………………………13

4．经济日报调研组：最艰巨任务在农村 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

略目标和实践途径（下）………………………………………………………20

5．经济日报调研组：以新发展理念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

峰碳中和（上）…………………………………………………………………26

6．经济日报调研组：

在“双碳”变局中开新局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中）………33

7．经济日报调研组：

牢牢抓住能源转型牛鼻子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下）………40

8．经济日报调研组：

把握防风险的认识论方法论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46

9．经济日报调研组：

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水平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52

10．经济日报调研组：

以自身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下）…57

11．长庆油田第六采油厂张晓彤：把握员工思想动态努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

实效长庆油田第六采油厂员工思想动态调研分析………………………63

12．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曲洪波、吕晓荣：

百年来党内警示教育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探索……………………68

13．山东能源枣矿集团王志：

百年煤企“融党建”品牌的探索与实践……………………………………77

14．黑龙江省能源环境研究院赵娴：

办公室后勤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81

15．余星：本科高校“专升本”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调查研究 以武昌

工学院为例……………………………………………………………………84

16．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产业链链长的理论内涵及其功能实现……………………………………89

17．中国计量大学王亚琴：

城市红色旅游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以呼和浩特市为例………………113

18．天津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孙树莉、汤宇：

从河南省农民教育培训调研工作中得到的思考专题综述………………118

19．中共郴州市北湖区委党校刘文蔚：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的实践与探索以郴州市北湖区为例…………124

20．中国人民银行乌兰察布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探究以内蒙古自治区情况为例……………132

21．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贾则琴、运迪：高校工科课程思政建设的困境、

经验及优化路径基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调研分析………………138

22．中共无锡市委党校课题组：

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与启示以无锡马山为例…………151

23．农发行浙江省分行课题组：

高质量服务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示范省建设………………………………157

24．光明日报调研组：根在应用 魂在创新四川宜宾学院坚持扎根地方培育

创新型应用人才的实践探索………………………………………………164

25．中经行业发展研究课题组：

中经产业景气指数发布工业经济企稳回升韧性强……………………170

26．上海市中医医院曹芳、范青、叶茂：

公立医院干部廉政档案建设现状调查研究*………………………………176

27．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欧阳邦辉：公立医院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实践与

探索以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例………………………………181

28．沧州交通学院李秀天、孟覃：

共同富裕背景下推动沧州市特色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184

29．河南工程学院人文政法学院高庆国：

构建柔性执法机制，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对策研究………………………189

30．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外事华侨委员会：关于广西发挥旅游业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中重要作用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196

31．抚顺市政协专题调研组：

关于加快打造辽东绿色经济先导区的调研报告…………………………201

32．唐山市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

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发展及实践要求…………………205

33．周渝金：

湖南省三级医院法治建设开展情况调查研究……………………………211

34．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

华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构建研究………………………………………218

35．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

华东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构建路径研究…………………………………233

36．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课题组：

基于培训调研分析的基层员工教育培训工作思考………………………242

37．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张庆熠：

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浙江实践 台州市仙居县和

宁波市象山县实地调研报告………………………………………………247

38．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揭阳市侨资企业营商环境调研报告………………………………………259

39．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以石城为例………………………264

40．上海市金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孔春林、张榕：

金山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探索与实践………………………271

41．西安理工大学校长刘云贺：立德树人培根“五育并举”铸魂新时代

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实践与探索…………………………………………275

42．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溧阳市南渡镇庆丰村：稻花飘香的“诗意江南”………………………278

43．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领导干部办理信访申诉案件新时代探索…………………………………281

44．山西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实践培训基地张婧文：

吕梁市城乡房屋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督导调研报告……………287

45．衢州银保监分局课题组：

绿色保险助力社会治理的路径探析以衢州市为例……………………293

46．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李雪和：

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与思考以新疆为例………………300

47．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李雅芝：

黔南州乡镇中学教师媒介素养调查研究…………………………………306

48．江西省南昌市总工会财务部：让工会经费收得上来、管得住、用得好

关于江西省南昌市工会经费收缴工作的调研报告………………………312

49．中国农业银行公司业务部课题组：

商业银行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策略分析…………………………………316

50．沈阳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袁峰：

沈阳市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其对策研究…………………………………322

51．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联合课题组：

数字时代检察案例库的建设路径研究……………………………………328

52．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哥：

四川省林下经济发展对策研究……………………………………………338

53．中国质量报赴宁夏回族自治区采访调研组：为特色经济崛起提供特别

助力市场监管助力宁夏回族自治区高质量发展采访调研记……………345

54．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中国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

债务分析”课题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发展中的风险及化解建议………352

55．甘肃惠普律师事务所沈冰涛：

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现存的问题及对策………………………………368

56．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课题组：西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评价与建设路径………………………373

57．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课题组：西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构建研究……………………………385

58．周立军：

乡村旅游空间体验满意度调查研究以哈尔滨市镇北村为例…………393

59．武汉大学国家发展战略智库课题组：

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入乡“创业潮”探究基于湖北省的调查………401

60．梅萍：

大数据应用于高校思政课评价的优势、困境及策略……………………411

61．毛军吉：

新时代金融业党建工作创新发展研究基于深圳市的调研分析…………417

62．光明日报调研组：幸福花开 三涧溪暖山东省济南市三涧溪村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的生动实践与启示…………………………………………431

63．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街道马庄村：在文化兴村上“一马当先”………438

64．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徐州市沛县河口镇丁溜村：傍着牛蒡，薄弱村发展“牛”起来………442

65．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徐州市邳州市八义集镇苗楼村：“能人”创新，穷村打赢翻身仗……446

66．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徐州市新沂市高流镇老范村：善治拔“穷根”，“桃醉”南北客……450

67．湖北经济学院徐勇：

央行数字货币推广的影响因素调查研究…………………………………453

68．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董绚：

云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探索与实践……………………………………458

69．李婷婷：

长子县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的实践探索…………………………462

70．杨欣怡、周静：

重庆某三甲医院推进医联体建设实践探索………………………………467

71．遵义市政协：

遵义市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调研报告…………………………473

“雪域桃源”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依托特色产业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探索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22年8月26日）

尼洋河奔腾南去，印度洋季风顺江北上，在西藏东部的林芝市形成了高原独特的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域内植被丰富，森林密布。

位于尼洋河北岸的嘎拉村，拥有数百亩野生桃林，每年三四月份，夹岸而生的桃花次第绽放，漫山粉红霞蔚，山野一片明媚。如诗如画的雪域春光，使嘎拉村赢得了“最美桃花村”的美誉。依托桃花，嘎拉村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带动全村走上了致富路。

2021年7月21日，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藏。在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嘎拉村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带领群众增收致富、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等介绍，走进村便民服务中心、“绿色银行”兑换商店、卫生室等详细了解有关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这里是民族团结进步之花盛开的地方。

总书记殷切的话语，道出了嘎拉村在时代发展下的美好变迁，鼓舞着当地干部群众乘势而上谋发展，不断书写美好生活新篇章。

总书记考察嘎拉村一年来，嘎拉村发展思路更清晰、干劲更足了，村“两委”班子带领群众围绕嘎拉桃花源、农业综合体等项目不断探索生态价值转换路径，进一步拓展“旅游+”发展模式，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大步迈进。

1．吃上“旅游饭”，共走致富路

绿树掩映之下，一幢幢藏家庭院错落有致，村道宽敞整洁，溪水潺潺流淌。嘎拉村在细雨蒙蒙中展现着“雪域江南”的独特风韵。

嘎拉村曾经一下雨就满地泥泞的土路，早已被一块块青石板取代；过去好几户共用一台犁地车，现在家家都有小汽车；以前守着绿水青山只会卖资源，如今靠着“桃花源”做大做强产业链。

回首过往，恍如隔世。今年38岁的嘎拉村村民达瓦坚参清楚地记得，自己十几岁时，父亲为养家糊口要赶着牛羊翻越村北面的大山去放牧，达瓦坚参经常带着给父亲的食物，清晨从家里出发，黄昏时分才能背着父亲采集的蘑菇、

松茸等林下产品回到家中，那时他只能辍学在家。

“父亲早些年已去世了，他没能看见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些年，靠着景区分红、跑运输、流转土地、种植养殖等，一年下来全家收入达30多万。不仅如此，村子里的环境也越来越好，有了水泥路，环境卫生质量也大大提升了，日子越过越有奔头。”达瓦坚参说。

外人难以想象，如今生活比蜜还要甜的嘎拉村村民，20世纪80年代还在色季拉山山沟里靠伐木维生。随着伐木被禁止，村民们才从伐木向护林转变。当时，村里的1200多棵古桃树被分到各家各户，眼看着一年一年花开花落，村民的生活却没有一点起色。

嘎拉村的美丽蝶变，离不开援藏力量。村支部书记边巴说，2014年，在广东援藏干部的帮助下，嘎拉村以“整村推进、村景合一”的思路着力打造“桃花村”品牌，统一经营桃花林，兴建游客接待站，逐步推进人畜分离、造林绿化、庭院改造、道路硬化、管网入地等工程，完成了从村庄到景区的蝶变，引得游客纷至沓来，旅游收入连年累增，村民们通过吃“旅游饭”走上了致富路。

近年来，随着林芝市成功打造“两节一季”“进藏第一站”“人间净地·醉美林芝”等旅游品牌，当地旅游热度不断升温。去年，嘎拉村桃花节累计接待游客1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60余万元，户均分红10万元。“目前，我们正在整合思路，通过探索推出精品民宿、文创产品等，完善‘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全产业要素，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更高质量、更有效益、更可持续。”下派到嘎拉村开展驻村工作的达珍表示。

8月的嘎拉村，瓜果飘香、麦田金黄，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生机勃勃的乡村美景，映衬着嘎拉人犹如桃花盛开般灿烂的笑脸，诉说着乡村振兴带来的幸福光景。

2．多元产业齐头并进，村民腰包越来越鼓

望着挂满枝头红彤彤的苹果，村民次央开心地笑了。“今年我们村的苹果产量高、品质好，一斤可以卖到6到8块钱，在果园工作一年有两三万收入，这比过去种青稞收入高很多。”嘎拉村观光采摘园占地100多亩，有桃、李、樱桃、葡萄、苹果等十余种水果，硕果累累的果树给村民们带来了触手可及的幸福生活。

就在几年前，嘎拉村绝大部分村民仍然只会种青稞，信守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在村党员干部的开导帮扶下，不少村民开始学习种植水果苗木，进入村办

观光采摘园工作。

“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干

部的模范带动作用是关键。”边巴说。

桃花过了花期怎么办？季节性收入不稳定怎么办？这些都是嘎拉村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近年来，嘎拉村建强村级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构建“党建+乡村旅游”“党建+基层治理”“党建+乡村文化”等发展新模式，不断汇聚发展动力，形成“产业富农、组织强农、文化兴农”的乡村振兴新气象，带动了村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围绕桃花旅游观光，村“两委”班子带领群众进一步拓展“旅游+”发展模式，建设观光采摘园、升级改造农家乐、培育花草基地、开发民俗体验项目、推出文创产品、制作桃花特色美食，旅游产业链得到进一步延伸。

除此之外，土地流转也是嘎拉村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现在嘎拉村有100多亩流转土地，平均每亩租金1300元，主要用来种植蔬果和苗木。“流转土地是为了不浪费资源，让每一块地都发挥作用，让村民们都能够从中获益。”边巴说。

如今，在嘎拉村村“两委”的带动引领下，全村构筑起了以桃花源景区为主、农牧民运输队和观光采摘园齐头并进的三大产业，村集体经济日益壮大、村民腰包越来越鼓。2021年嘎拉村集体收入1262.3万元，同比增长13.2%；33户152名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万元，同比增长12.9%。

片片盛开的桃花铺满了嘎拉村的致富路，嘎拉村正成为雪域高原生态致富

的乡村振兴样本。

3．“红色研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今年3月，嘎拉村“团结颂”红色研学主题教育展览馆正式开馆。“通过不忘总书记的嘱托、颂好党的恩情、办好老百姓的展览、讲好村里人的故事，展览不断扩大红色研学的影响力，提升红色研学的魅力，进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讲解员、大学生村官黄海芬表示，自开馆以来，展馆先后接待党员群众120余批次，1万余人次观看了展览。

为了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深刻内涵，创新方式方法，把故事讲“新”，把人物讲“近”，把情怀讲“浓”，展馆内还设置了党员初心学堂、“笑脸墙”拍照留言系统、桃花实景打卡点等，增加互动体验功能，实现“联展、联学、联训、联游”目标，通过开发文创套盒、桃花口罩等文创产品，形成产业链条，

助推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与村民亲切交流的生动场景至今历历在目。”边巴说，总书记来到嘎拉村后，全体村民受到极大鼓舞，掀起了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形成了团结一心共同推进乡村振兴、以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殷殷嘱托的思想共识。

边巴结合身边的故事，用村民听得懂的“乡言乡语”为村民讲解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结合嘎拉村脱贫攻坚成果和村民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尤其是村里人居环境改善、群众生活条件改变等成效进行宣讲，让村民切切实实感受到村里巨大的变化都是依靠党的领导、党的好政策。

除了宣讲，嘎拉村党员干部还开展了和村民面对面谈心交流，对于村民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并询问群众生产生活状况，和群众一同探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策略，共谋发展路径，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

“嘎拉村以红色研学主题教育展览馆开馆为契机，进一步牢记总书记嘱托、践行初心使命，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共绘发展蓝图，共建幸福家园，共护良好生态，共享美好生活，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彩！”边巴表示。

4．擦亮绿色招牌，生态优先成共识

一纸杯烟头可兑换20积分、一斤塑料袋可兑换100积分、5公斤废报纸或纸板可兑换300积分“绿色银行”兑换商店的垃圾兑换明细表上，积分兑换规则一目了然。

兑换商店内另一边的货架上，摆满了食品、生活用品，每一样商品下面，都标注着单价和换购需要的积分数量。

近年来，嘎拉村以“绿色银行”为载体，对垃圾处理方式进行了一次分门别类的整体升级。2022年，嘎拉村“两委”创新推出“绿色银行”积分制度，给村民建起了绿色信用档案——“绿色金融积分排行榜”，积分排名靠前的村民可在中国农业银行“惠农e贷”中予以增量授信，并优先享受农户信息建档、信用等级评定及贷款额度提升等金融服务。

“绿色银行”背后，是一幅原生态与现代气息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美丽画卷。

村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标语格外醒目。保护生态环境不仅为嘎拉村群众带来经济收益，也渐渐内化成他们的自我

意识。许多村民在生产生活闲暇之余，借着散步的机会在村中转转，捡拾地上

的垃圾。每一次弯腰，都会为“桃花村”添上一抹生态底色。

据统计，从2021年1月4日营业至今，“绿色银行”兑换商店共兑换26万多积分，为村民换购各类商品。

绿色招牌越擦越亮，“生态饭”越吃越香。嘎拉村先后被评定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美德在农家活动示范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自治区级生态村”“自治区文明村镇”。边巴说，总书记考察后，嘎拉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思路更清晰，干部群众干劲更足了。

在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的鼓舞下，嘎拉村不仅开展季节性植树造林活动，而且进一步实施绿化亮化、绿色篱笆、瓜果庭院建设等工程。如今，嘎拉村已经实现庭院绿化全覆盖，周边植树造林绿化面积达到240亩。

“新征程上，我们将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嘎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让美丽河山造福人民、泽被子孙。”对于嘎拉的未来，嘎拉村干部群众满怀期待。

5．高原特色乡村振兴的实践密码

依托良好的生态发展乡村旅游，不断延伸产业链，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村民增收致富，嘎拉村因地制宜地走出了一条高原特色乡村振兴之路。在对嘎拉村的采访调研结束后，调研组认为，西藏地广人稀，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底子薄，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资源禀赋各有不同，嘎拉村发展经验不可完全复制，但仍有许多可借鉴之处，对西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启迪作用。

党建引领是关键。基层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乡村振兴将步履维艰；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乡村振兴便会蹄疾步稳。嘎拉村充分发挥“关键少数”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通过驻村工作组、双联户、“一对一”结对子帮扶，不断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从推动党建工作与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度融合，到以务实举措推动乡村治理工作行稳致远，嘎拉村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红色引擎”作用不断凸显，对“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助推乡村振兴的红色动能”这一时代课题做出了生动注解、积累了可贵经验。

产业发展是路径。嘎拉村桃林有数百年历史，但在未形成旅游观光产业之

前，没有给当地村民带来任何收益。依托资源发展产业，是变“输血”为“造

血”的长久之策，农牧民可通过从事产业经营活动、参加劳动实现增收致富和

提高劳动技能，也就是捧上更加有保障的“金饭碗”。

人才振兴是保障。构筑留住人才的良好环境，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乡村的人留得安心，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人才兴则乡村兴。将资金、项目、人才、产业扩展到广大农牧区。同时，选调一批优秀的驻村干部、大学生村官，服务基层、建设基层，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政策、资源优势深度融合。

守住绿色是底线。嘎拉村依托村中桃花资源发展旅游业，形成“旅游＋”发展模式，让村民吃上了“旅游饭”、走上了致富路。这是嘎拉村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嘎拉村的成功，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多方发力、多措并举努力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成功缩影。牢记嘱托，砥砺前行，西藏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一定会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最深厚基础在高质量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上）

经济日报调研组

（2022年8月3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也从“摸石过河”进入到以强化顶层设计、凝聚社会共识为动力的新阶段，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实现价值追求与制度设计的有机统一。如何理解把握和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其中一个宏大命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致力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党的一贯立场、方针和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上推出一系列开创性举措。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人民生命健康至上”；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从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到

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党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从

来没有改变过、动摇过、迟疑过。这10年，“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奠定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列入了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提供了行动指南。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胜利，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一张在更高水平上做大“蛋糕”、分好“蛋糕”、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改革发展导航图，正在全面布局、全面谋划、全面开启。

一、科学高效统筹“富裕”与“共同”

（一）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系统性变革，需要建立一套推动共同富裕

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但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先把“蛋糕”做大，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水涨船高、各得其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的辩证法，即必须依靠高质量发展，在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中，优化分配结构、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把“富裕”和“共同”统

筹协调起来，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有机统一起来。

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这是开创性事业，也是系统性变革，需要建立一套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如保障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一系列目标，指向一个由现代化经济体系支撑的和谐的、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唯有推动更富活力、创新力、竞争力的高质量发展才会实现。

（二）聚焦新时代实践，创造性地落实好新发展理念，把“蛋糕”持续做大。

怎样做、怎样改，才能让人民群众对分好“蛋糕”看得见、摸得着、真切可感？这需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情况和任务，聚焦新的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创造性地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工作中去。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以试点先行为牵引，浙江省明确提出，将探索一批共富机制性制度性创新模式，包括构建数字经济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就业创业体系，谋划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工资收入合理增长机制、共富型大社保体系、财税政策体系、强村富民集成改革、进城农民工共同富裕等改革方案。实践也在扎实推进，如围绕山区26县制定的“一县一策”已经实现全覆盖，为推动山区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切实缩小地区差距提供了突破口和有力抓手。

（三）从理论到实践，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这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富经验”。高质量的一个鲜明特征，就体现在高效统筹“富裕”与“共同”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时，提到“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六个方面。解决好这些问题，都必须依靠高质量发展，使整体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达到更高层次的富裕，同时实现更大程度的共享，包括发展成果的共享、发展机会的共享、公共服务的共享等。

二、更高质量地“做大蛋糕”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历史任务，需要一个过程，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我们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必须扎实推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我们要有战略的定力、历史的耐心，实打实地一件事一件事办好，提高实效。

共同富裕没有捷径，必须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推进。无论是推进改革创新、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还是保障就业民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要向着高质量发展迈进。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认为，要正确处理发展和分配的关系。“虽然我国经济体量已经很大，但人均国民收入仅为发达国家平均值的四分之一左右，差距还很大，即使把国民收入全部平均分配，也还不能说是共同富裕。尤为重要的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约束，我国过去那种经济高速增长态势难以重现，潜在增长率逐步降低，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如果不能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继续把‘蛋糕’做大，共同富裕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按照“十四五”规划确定的目标，未来我国经济增速需至少保持在年均5%，才能在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此，要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基础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靠多方面力量，多措并举努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进一步做大做好社会财富的“蛋糕”，在产业层面，就要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化发展，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在企业层面，就要努力建设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优势企业，扶持和维护发展好中小微企业，为稳定和扩大就业提供支撑；在劳动者层面，就要继续鼓励创业创新创造，引导劳动者努力提升自身素质能力水平，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共同富裕不是口号，必须靠全体人民共同奋斗来实现。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创造机会均等的社会环境，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共同富裕的充分条件是要保

障所有的人获得公平机会和基本能力。“如果仅仅是从分配结果上把收入差距缩小，甚至把财富差距也缩小，但能力差距没有缩小的话，进入下一个经济循环的时候，这种差距又会再现出来。因此能力的改变与提高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人的共同发展，人的能力的共同提高；若仅仅在物质层面做文章，得到的只会是短期效应，长期看贫富差距反而会不断扩大。”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进一步强化共同富裕的前提保障。当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互促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皆能发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写照。

三、更高水平地“分好蛋糕”

共同富裕主要包含两个维度，即“富裕”和“公平”，富裕依靠发展，共同依靠公平。一个理想状态当然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进而促进蛋糕做得更大更好，但各国发展实践表明，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并不是天然统一的，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动调控，收入差距不可能自动缩小。

收入差距扩大，无疑会加剧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破坏社会再生产，进而使大量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和金融资本转化，为此，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高额累进税、遗产税、慈善事业等来制约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上的差距扩大，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但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以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根据美联储数据，截至2020年3月底，最富有的10%美国人拥有该国2/3以上的财富，前1%拥有31%的财富。而新冠肺炎疫情的风暴更是把美国社会贫富分化的沟壑冲刷得更为分明，以美国国会遭到“史无前例的冲击”为标志，美国的政治极化和政治撕裂极为严重，经历了现代政治史上的“至暗时刻”。

浙江大学教授李实认为，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引以为戒。过去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许多中低收入人群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保持了社会稳定大局，但如果未来经济趋于中低速增长，加上外部冲击因素的增多，中低收入群体能否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就是一个问号；如果收入差距和分配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是否仍能保持社会稳定也是一个问号。“为了消除这些变量，我们必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

重点是解决市场不完善和扭曲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平衡问题。在再分配领域，重点是强化税收的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性，加大对低收入人群和相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的力度。”

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结构，直接关系共同富裕的实现，关系社会公平正义，进而对社会生产和效率产生反作用。近年来，我们党不仅从战略目标上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在分配领域提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措施，强调“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第二个百年”启程之际，这些重大部署凸显了新发展阶段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意义和方略举要。

新时代的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云变幻、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正在未雨绸缪，转变发展理念，加快建立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第一，在以市场机制主导的初次分配中，以“效率”为原则，按要素贡献合理合法分配。这种贡献包括对创造利润有益的各种因素，既要发挥按劳分配的优势，充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由此激励和引导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热潮，激发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高效率的投资热情，鼓励更多的人通过市场竞争创造更多财富、走上富裕之路，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

第二，在以政府主导的发挥调节功能的再分配中，以“公平”为原则，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平衡发展，保持社会稳定。针对初次分配中个人拥有禀赋不同、生产要素占有差异造成的收入差距，再分配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调节功能，通过加大税收、社保、财政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使高收入者个人、阶层、行业或机构收入的一部分再转化为社会的收入，并使低收入阶层成为收入再分配的主要获益者，由此限制社会各类人员之间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

第三，在以公益慈善方式为主的三次分配中，以“自愿”为原则，努力使慈善捐赠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鼓励高收入群体更多回报社会。中国文化蕴含深厚的慈善传统，广济善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三次分配是道德、文化、习惯影响下社会力量的自愿自觉行为，以募集、捐赠、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三次分配的占比会有所变化，但其“补充性”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会改变的，那些期望通过三次分配“迅速实现共同富裕”的想法，显然过于放大了三次分配的作用，是站不住脚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发挥三次分配的作用，“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并不是强迫对高收入者“均贫富”，而是要在全社会强调共同富裕的意识与社会公正的价值观，激励人们自愿捐助回馈社会，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持久战”，不是“突击战”，要基于国情、立足现实，分阶段、有步骤，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向前推进。在这一征途上，必须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即初次分配中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再分配过程中让政府尽到应有责任，三次分配中动员社会力量各尽其责。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先富带后富的体现与实践，必将在促进国家发展、提升人民福祉中充分发挥作用。

澎湃动力在“扩中”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中）

经济日报本报调研组

（2022年8月4日）

在新发展阶段和复杂形势下，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子怎么走？从我国当前实际出发，除了继续做大做好社会财富“蛋糕”、健全用好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一个重要抓手应是加快推动形成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中等收入群体。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重要政策目标”，其中蕴含着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澎湃动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回想改革开放之初，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调动起亿万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无数人施展智慧、大显身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时代的命运，推动着一个古老农业大国成为生产经营无比活跃、经济快速增长时间最长的国家。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在“先富带后富”的又一个历史阶段，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这一宝贵历史经验，也将照亮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未来征程。

一、“扩中”成效，是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的具体表现

党的十九大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两阶段”战略安排：第一阶段，实现“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二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在“十四五”时期“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可以说，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具体表现。

那么，如果为中等收入群体画像，这个群体具有怎样的特征？专家认为，一般来说，中等收入群体是指经济体中收入达到中等水平、生活相对较为宽裕的群体，其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较为稳定，且大多具有较高的人力技能，受教育水平较高，从事相对专业的工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分析指出，从城乡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中城市户籍人口占3/4左右，农村居民和农业转移人口约占1/4。从区域看，中等收入群体区域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一致，约有60%中等收入群体分

布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仅占40%。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看来，中等收入群体不再是一个根据“收入”单一指标可以准确定义、说明和描述的概念，而是一个包括收入水平、生活质量、职业、国民素质、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结构特征的综合指标的概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年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长了54倍多，目前已超4亿人，大约1.4亿个家庭。从规模看，我国无疑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从比例来看，以14亿人的基数计算，中等收入人口占比不到30%，明显低于发达国家50%至75%的水平，离橄榄型分配结构尚有较大差距。

从低收入群体规模大、中高收入群体比重小的金字塔型分配结构转向共同富裕的扁平型分配结构，必然要经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重不断扩大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历史地看，上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欧美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大众消费社会，不仅改变了长期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状况，也极大地促进了科技进步，带动了财富增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则分别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扶持中小企业计划以及完善社会保障等措施，培育出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高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销售迅速扩张，形成了对实体经济和工业化的巨大拉动作用，从而以扩大出口和扩大内需的紧密结合实现了经济腾飞。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意味着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不断优化、社会公正度不断提升。同样经历经济腾飞的国家，其增长红利是被少数人群所享受还是惠及大众，不同国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只有那些在相当长时间内实现了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和收入差距缩小的国家，才得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繁荣富裕。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意味着消费动力更加澎湃。中等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对消费增长会产生明显拉动作用。从实际情况看，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才能扩大居民消费，并且通过消费升级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形成收入增加—消费升级—产业优化—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促进城乡居民生活品质进入新境界，都具有强大支撑作用。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意味着社会结构的“稳定剂”和社会矛盾的“缓冲层”更加充实稳定。有恒产者有恒心。在橄榄型社会结构中，职业、收入、消费能

力和生产能力都比较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具有自觉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性，往往能够主动缓解社会领域的诸多矛盾和对立，其勤奋努力还可以为全社会树立勤劳致富、踏实肯干的良好形象和示范作用，从多方面维护经济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精准“扩中”，让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当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既是必须为之，也有坚实基础。立足坚实的综合国力基础，“十四五”时期是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多位专家学者建议推动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出，用10年—15年的时间，即到2030年至2035年，推动中等收入群体达到8亿人—9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0%左右。王一鸣则从各方面条件判断，我国到2035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现在4亿人扩大到8亿人是可以实现的。

部分地区正先行探路。比如，作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在其“扩中”“提低”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25年，浙江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元—50万元群体比例要达到80%，20万元—60万元群体比例要达到45%。部分省份还明确提出了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如安徽省提出，“坚持共同富裕目标导向，推进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工程”，山东省提出“加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行动计划”。

那么，谁是最有可能的潜在中等收入群体？

浙江大学教授李实认为，低收入人群规模庞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与界定中等收入的下限标准相差不大，还有一部分人群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因此，应识别那些低收入人群中最有潜力成为中等收入者的人群，并对这个人群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我们看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等为重点，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计划，激发技能人才、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高素质农民等重点群体活力”。一些地方的规划也可作为参考。比如广东省在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动更多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基层一线人员等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专家普遍认为，农民工群体是未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需要着力关注的重点

人群。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认为，目前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是最庞大最接近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口，其融入城市，绝大多数会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根据《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民工总量有2.86亿人，如果能够把这些人变成中等收入群体，意义非常重大。

有共识、有基础、有目标，关键是要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

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第一，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并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丰沛裕饶，宏观经济环境持续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才能不断扩大。特别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冲击，我们更要不断做强经济基础，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当前最重要的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最近一个时期，中央密集出台各项稳经济的政策方针，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切实担负责任，加快落实到位。在“六稳”“六保”工作中，第一“稳”就是稳就业，第一“保”是保居民就业，稳增长主要也是为了稳就业。我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有近9亿劳动力、超过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总和，稳住经济、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就可以创造财富、增加收入、改善民生，经济增长也就有坚实支撑。稳就业的关键又在于稳市场主体，我国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量大面广，是经济的微观基础，近来生产经营遇到很多困难。对此，财政、金融等部门和各级政府都应当强化减负纾困措施，帮助这些市场主体渡过难关，夯实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

第二，扩大人力资本投入，使更多普通劳动者通过自身努力进入中等收入

群体。

改善人力资本条件，对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收入进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共同富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共同”是指公平，大家都有份；“富裕”就是指经济效率，没有效率就无富裕可言。“能把二者融合在一起的，就是人的能力。只具备从事简单劳动的能力，那只能是低效率、低收入；若是具备创造性劳动的能力，如创造发明的能力，那自然就会带来高效率、高收入。若社会成员能力普遍提升，消除了群体性的能力鸿沟，人人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的公平与效率也就自然融合了。”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落实这一指示精神，就要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职业技能培训和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是产业工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渠道，要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

第三，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和落户，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到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6.7%。这是“十三五”以来两个城镇化率首次缩小差距，但二者之间仍有较大差距。

当前，城镇化已进入“下半程”，但还有一些基本公共服务尚未完全覆盖转移进城的常住人口。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明确放开放宽了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下一步还要加大力度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社会性流动格局，防止社会阶层固化。

第四，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老百姓的腰包，如何才能更饱满？一方面，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鼓励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计划，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营造更加公开透明的投资市场环境。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立足各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此外，还要适当提高公务员特别是基层一线公务员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基层职工工资待遇；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

需要强调的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既要扩大增量，也要稳住存量，稳定现有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能“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对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而言，他们是创业致富的重要群体，但其收入水平易受经济波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要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减轻税费负担，优化金融服务，帮助他们稳定经营、持续增收，尽可能避免其因风险冲击滑出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对老龄人口而言，退休后收入降低，养老、医疗支出增加，有可能从中等收入群体

滑入低收入群体，而家庭养老压力也将影响处于劳动年龄的中等收入群体。这就需要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城镇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制度，健全社会救助体系，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三、聚焦“扩中”，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齐头并进，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需要明确的是，“调高、扩中、提低”不是劫富济贫，把高收入者拉回到中等收入者的行列；也要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要借鉴国际经验教训并结合我国实际，厘清并处理好几组关系，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一是劳动者收入提高与企业用工成本增加的关系。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在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同时，推动提高技能人才的待遇，促进2亿技能劳动者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但对企业而言，技能型劳动者收入增加，会加大企业用工成本；如果企业发展不好，职工收入增加也成无源之水。消除这种“跷跷板”效应，要通过多重手段，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做到兼顾劳动收入和企业生产、兼顾就业质量和产业升级、兼顾薪酬市场决定和基本收入保障。

二是灵活就业群体扩大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关系。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要关注其收入提升，而且要强化劳动者权益保障。当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多人，既具有灵活性、短期性、流动性和非契约性等特点，也有从业者普遍感到“收入不稳定”“保障不稳定”“不能形成长期规划”和“社会认同较低”等问题，需要完善法律法规及各项配套政策，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增强其收入和保障的稳定性。

三是技术进步与收入差距扩大的关系。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上对高技能人群的相对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工资收入的不平等。受过良好教育、适应新技术的劳动者收入增速明显上升，而未受过高等教育、从事易被新技术取代的行业的劳动者则更容易失业或陷入收入增速停滞。这种劳动力市场摩擦，不能任由市场的力量优胜劣汰，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通过教育、培训、转移支付等手段，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

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四是物质丰裕与精神富足的关系。

中等收入群体固然是以收入为标准划分，却并非以收入为唯一标准。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我们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答案是蓝图已然绘就——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从根本上看，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就一定能推动更多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最艰巨任务在农村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下）

经济日报调研组

（2022年8月5日）

几亿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能够释放出巨量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壮举。接下来，如何在此基础上继续缩小城乡差距，逐步实现惠及亿万农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一个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一、农民增收是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城乡差距较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民收入较低等问题，统筹推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和超常规措施。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历史高度，作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决策，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扎实推进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实现了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从贫困到实现全面小康、再到走向共同富裕，三个历史阶段铺展出一幅乡村振兴、宜居富民的壮美画卷。来自国家统计部门的数字显示，2011年至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0.6%，年均增速快于城镇居民1.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收入比从2010年的2.99下降到2020年的2.56。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9万元，实际增长9.7%，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2.6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推进。2021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6.7%。各地坚持存量优先原则，合理确定落户条件，协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常住人口享有更多更好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新增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位500多万个，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有所提高。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加快落实实施方案，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步伐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正在形成。所有这些发展和进步，都为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

但也要看到，眼下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仍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仍然是“三农”发展不充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当前城乡之间、农村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地区农村之间依然存在明显的以收入水平为核心的发展差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差尽管连续13年下降，但在2020年仍达2.56，这意味着至少需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的2.56倍，才能缩小二者绝对差距；从农村不同群体看，收入差距的绝对值持续扩大，从2000年的4388元扩大到2020年的33839元，两者倍差为8.23，明显高于城镇居民的6.16；从不同地区看，以浙江和甘肃两省农村比较为例，绝对差距也在持续扩大，从2013年的11905元扩大到2020年的21586元，而相对差距有所减小，但也保持在高位。

总体来看，城乡差距依然较大是通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这不仅体现在收入和生产生活水平上，而且教育、医疗、社保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小差距。

还要联系地看，扩大内需是当前必须牢牢扭住的战略基点，其中，通过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收入差距的合理化，可以为扩大内需提供强劲支撑和深厚底蕴；而通过提高欠发达地区、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脱贫地区、农村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仅可以填充甚至扩大高收入群体消费结构升级留下的市场空间，更有利于形成我国消费结构升级、产业市场扩张的“雁阵模式”，弥补城乡消费断层，延长我国产业发展生命周期，进而促进国内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畅通无阻。

农民增收是扩大消费的前提，也是“三农”工作的核心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要加快构建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长效政策机制，让广大农民都尽快富裕起来。”

二、拓宽农民增收视野

检验农村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今年上半年，在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下，农民收入实际增长4.2%，快于城镇居民2.3个百分点。但从目前情况看，这方面还面临一些现实挑战，比如因疫情散发，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压力加大，部分地区农产品产销不畅，农资价格持续上涨，推高农业生产成本等。

对于当前我国农民增收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姜长云认为，一是农产品价格增长乏力或呈现较大波动，但成本却总体上呈现出较快增长态势；二是粮食主产区特别是西北、东北地区，农民增收困难问题依然突出，以农为主和低收入农户的增收问题也不可大意；三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农民就业增收机会的开拓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四是农产品市场调控对于价格波动的容忍空间过小，容易因“急刹车猛给油”加剧农民收入波动风险；五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民增收的制约作用较为显著，后续影响仍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

困难不小，问题不少，但同时也要看到，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动力也很强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此为遵循，近年来，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发力，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有国家战略规划引领，有党内法规保障，有重要战略、重大行动和重大工程支撑，也有全方位的制度性供给，每一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干货满满的指导“三农”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希望洒满金色田野。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意味着粮食生产能力的稳定提升。同时，种植、畜牧、渔业结构不断优化。各地积极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农村电商持续快速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基层群众搭上了“数字快车”，也为乡村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致富新理念新方式。

广阔土地大有可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一方面培育乡土人才，在全国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制度；另一方面大力引进外来人才，大学生、复员军人、企业家、科技人员、农民工等各界人士返乡、下乡创业，投身农村新产业、发展新业态。这些拥有能力经验和知识储备的返乡入乡人才，不少都将成为一方致富带头人。

务农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农民收入增长提供了多元化支撑，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而农民致富来源、收入结构的重大变化，使得农民增收问题已由“三农”问题，转化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由此，研究分析农民增收问题，也要跳出就农业谈农业、就农村谈农村、就农民谈农民的局限，从城乡统筹、城乡融合、促

进城乡良性循环的角度，在促进农民增收上扩视野、上格局，通过发展产业、稳岗就业、推进创业、投资兴业，系统谋划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举措，千方百计保持农民增收好势头。

三、畅通农民增收渠道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我国城市人口比重还将有所提高、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将会进一步下降，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不会改变，大量农民生活在农村的国情不会改变。“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落实到具体工作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共同富裕工作要抓紧，但不宜像脱贫攻坚那样提出统一的量化指标。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对易返贫致贫人口要加强监测、及早干预，对脱贫县要扶上马送一程，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新的致贫”。

按照这一要求，我们务必持之以恒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把推动农民增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强化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快补齐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信息流通等方面的短板，让亿万农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加快发展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乡村“五大振兴”中，第一个就是产业振兴。和过去不一样，现在发展乡村产业需要通过打造全产业链，拓展产业的增值增效空间。要在做优做强种养业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三大乡村产业；打造农业的全产业链，推动产业向后端延伸，向下游拓展，由卖“原”字号向卖品牌产品转变，推动产品增值、产业增效；促进农业与休闲、旅游、康养、生态、文化、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丰富乡村产业的类型，提升乡村经济价值。要大力发展县域范围内比较优势明显、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富民产业，科学布局生产、加工、销售、消费等环节，宜县则县、宜乡则乡、宜村则村，形成县城、乡镇、中心村分工合理的产业空间布局，引导农产品加工业更多向县域、主产区转移，支持大中城市疏解产业向县域延伸、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打造城乡联动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一批乡村产业强镇、强村、强企，着力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要引导人才和技术、工商资本与农民在产业链上优势互补，推行保底

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用，助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集体经济之所以能为农民提供保障，在于参与的农民享有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享有向本集体申请使用宅基地的权利、享有参与分配集体经营性收入的权利、享有参与乡村自治的权利。据农业农村部2021年数据，全国已建立乡村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近90万个，清查核实集体账面资产7.7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3.5万亿元。2020年8月，全国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会议指出，5年中的5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取得显著成效，集体成员累计分红超过3800亿元。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要在搞好统一经营服务上、在盘活用好集体资源资产上、在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上多想办法，走更高质量、更有效益、更加公平、更可持续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型集体化、集约化发展道路，更好引领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

——大力推进乡村建设，更好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

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乡村形态快速演变的阶段。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扩内需、稳投资、搞建设，农村的欠账还很多，投资空间很大。这几年，农村基础设施有了明显改善，但往村覆盖、往户延伸还存在明显薄弱环节。要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短板要加快补上，加强农村道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快网络、新能源和冷链物流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要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如多渠道加快农村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提高农村教育供给水平，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逐步提高农民医疗保障待遇，补上农村养老短板，提升县级和乡村敬老院能力水平；接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重点抓好改厕和污水、垃圾处理，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持续治理农村面源污染，强化农业资源保护利用，增加农业农村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目前全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分别达到390万家和220万个，农业社会化

服务覆盖面积达到16.7亿亩次、带动小农户超过7800万户，在破解“谁来种地”、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这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力和质量；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服务组织将先进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设施导入小农户，推动服务领域从产中向产前、产后等环节延伸，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创新农业经营组织方式，推动承包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建立公平合理的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土地征收公共利益用地认定机制，维护农民集体和被征地农民的权益；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发展特色农业、盘活土地资源为抓手，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一定要看到，振兴乡村，不能就乡村论乡村，还是要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突破60%。今后1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要从规划编制、要素配置等方面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是农村改革的目标所向，是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走向共同富裕的战略安排，也为扎实解决好“三农”问题、推动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战略性转变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我们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带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以新发展理念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上）

经济日报调研组

（2022年8月29日）

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实现“双碳”目标任重道远，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一、一项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决策

放眼全球，一场空前的经济社会变革已然开启，“双碳”航道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只有那些真正洞见“双碳”目标下革命性变化和巨大潜力的国家，才能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行稳致远；只有那些主动顺应碳中和发展趋势，把握绿色低碳转型机遇的弄潮者，才能占得发展先机。

观察工业革命以来的发达国家，它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经历了达到历史最高值，然后由增转降的自然过程。基于经济增长不再以增加碳排放为代价，碳达峰被认为是一个经济体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早日达成碳中和”，始于人们对地球变暖现实的自省与自律，后来成为被各国政府重视的一致性行动。如今，全球承诺碳中和的国家和地区超过了130个。

再将目光转向我们自身。进入新发展阶段，在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路径上，推进“双碳”既是顺天下大势而为，也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

——推进“双碳”，是我国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迫切需要。

自然资源是国家发展之基、生态之源、民生之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资源环境约束也越来越接近上限。2020年我国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攀升至73%和43%。铁、铜、镍、钴等战略性矿产品供应长期依赖国际市场；近70%的城市群、90%以上的能源基地、65%的粮食主产区缺水问题突出；对资源不当利用导致环

境污染、生态退化。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另一方面是传统粗放的增长方式遇到了不可持续的危机。从源头上、从根本上跨过资源环境这道坎儿，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抉择。

从长远看，相对于分布极不均衡的化石能源，如果能够构建起以风、光等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绿色低碳能源体系，就将大大降低国际地缘政治对我国的影响，提高能源安全自主保障水平，对构建能源发展新格局具有战略意义。

——推进“双碳”，是我国顺应技术进步趋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

迫切需要。

“双碳”时代，世界经济将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全球能源版图面临革命性重构。地球上普遍存在的风、光，抹平了各国在自然资源上的差距，未来能源利用的重点将不再是资源争夺，而是技术竞争。

事实上，新一轮产业竞争已经拉开帷幕。欧盟提出2035年前要完成深度脱碳关键技术的产业化研发，美国也计划在氢能、储能和先进核能领域加大研发投入。日本在可再生能源制氢、储存和运输、氢能发电和燃料电池汽车领域都具有优势，其目标是氢能利用的综合系统成本降低到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水平。竞争远不止此，在全球低碳转型的大潮下，能源、电力、材料、建筑以及生产制造、交通运输等多领域将出现一系列创新成果，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服务。机不可失，我国必须迎头赶上，争创新优势。

全球碳中和带来的改变正在发生，低碳化将成为产业链新标准。仅以苹果公司为例，根据该公司203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其原材料获取、零部件生产、芯片制造、产品组装等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实现碳中和，这将倒逼整个产业链形成新标准。当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通用语言，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只有练好“内功”，才能拿到“通行证”。

——推进“双碳”，是我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迫切需要。

从发展的角度看，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高度同根同源，发展绿色低碳能源与经济转型，是从源头上有效减少常规污染物排放。未来，随着末端污染治理的技术潜力收窄，源头减排将对我国2035年乃至2050年重点地区空气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发挥更大作用。由此，推进“双碳”的行动，也是当前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着力点。

从自然的角度看，自然生态系统是碳汇的重要来源。推进“双碳”，将进一步深化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之间共生联系，通过生态保护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将带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改善、空气质量净化等多重协同效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自然向好”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进“双碳”，是我国主动担当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迫切需要。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何去何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实现“双碳”目标，既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体现了积极促进国际大合作，让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的大国担当。

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我国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签署、生效、实施，推动构建全球气候治理新体系。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这意味着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并为实现这一目标付诸行动。以此向世界发出明确信号，那就是气候问题亟待解决，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全球合作是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

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困

难挑战，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够达成的，需要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首先，与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还在深入推进，经济仍保持着中高速增长，能源消费继续保持刚性增长。其次，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过渡期短的有近40年、长的有70年，而我国只有30年。

挑战更在于，我国经济产业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多年来形成的高碳路径依赖存在较大惯性。以能源结构为例，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高达85%左右，燃煤发电更是占到全部发电量的62%左右。再看产业结构，世界公认的高碳且难减排的行业，包括煤炭、钢铁、石化、水泥等占比过高。我国钢铁产量全球占比超过50%，水泥产量全球占比接近60%。即便如此，当前一些地方仍抱有盲目上马“两高”项目的冲动。

发达国家的经历显示，如果不考虑绿能替代效应，那么碳减排曲线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率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服务业占比达到70%左右，

或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时，碳排放开始达峰并下降。而我国相较于发达国家表

现出来的这两个结构特征还有一段距离。

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困难和挑战是不容忽视的。同时也要看到，作为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综合决策和战略抉择，它既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好高骛远。

我国碳减排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实现“双碳”目标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启动全国碳市场交易，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加快构建了“双碳”政策体系。

我国拥有开发潜力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我国能源禀赋固然可以说是“多煤、缺油、少气”，但丰富的可再生能源不应再被轻视。后者不仅储量巨大，而且成本正在快速下降。目前，我国已经开发的风能、太阳能均不到技术可开发量的十分之一，同时还有可观的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固废能源化等。技术进步、规模化经济以及行业竞争，推动过去1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急剧下降。2019年全国光伏发电成本相比2010年降低了82%；陆上风电降低了39%，已经形成对煤电的价格优势，并进入平价上网阶段。

特别是，我国新能源产业已在国际上具有一定优势。历经40年追赶，我国制造能力、研发能力、资金投入能力与市场规模早已今非昔比。以我国风电设备生产为例，在起步阶段的1997年，每千瓦成本高达2500美元，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2010年，降至700美元左右；2015年以后，进一步减至500美元，约为发达国家的一半。目前，我国光伏产业生产能力和市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并已实现全产业链国产化。

新能源产业优势不仅得益于制造与创新能力，还因为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支撑。2019年我国水能、风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占世界比重分别达到

30.1%、28.4%和30.9%，2008年至2018年年均增速分别为6.5%、102.6%和39.5%，而同期世界平均增速仅为2.5%、46.7%和19.1%。上述因素有利于在全球形成磁力场效应，聚拢更多的资本和技术，为我国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换道超车创造条件。

显而易见，相对于发达国家实现碳中和，我国还拥有绿色发展的“后发优势”。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起步较晚，新增的工业产能和城市基础设施需求，

可以通过发展绿色产能和绿色基建来实现，避免传统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锁定效应”。此外，随着以重化工业较快发展为重要特征的工业化接近尾声，诸如前些年开始，钢铁水泥等行业大都出现了产能过剩迹象，传统制造业碳排放将陆续达峰并转入平台期，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将持续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日益广泛并向各产业领域渗透，将带来巨大的绿色低碳转型收益。

实现“双碳”目标，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内在要求。当然，在这样广泛而深远的绿色转型中，一定要掌握好节奏，不能引起能源短缺危机，也要将能源价格保持在相对低廉的水平，既给百姓生活带来真真切切的便利，又使我国制造业继续在世界上保持足够竞争力。

三、一场跨度将长达40年的硬战持久战

实现“双碳”目标，是多重目标、多重约束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应坚持系统思维，处理好发展和减排、降碳和安全、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立和破、政府和市场、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多维度关系。它既是一场跨度将长达40年的硬战、持久战，也是我们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进程中的一场治国理政能力大考。

实现“双碳”目标，尤其要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党中央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出台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构成碳达峰、碳中和两个阶段的顶层设计，成为“1+N”政策体系中的“1”，其他包括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分领域分行业实施方案，以及科技支撑、能源保障、碳汇能力、财政金融价格政策、标准计量体系、督察考核等保障方案都在推进之中。按照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加强统筹协调为首要之义。碳达峰碳中和是一个整体概念，不可能由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单打独斗”，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要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扎实推进“碳达峰十大行动”，因地制宜，上下联动，汇聚起地方、行业、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强大合力。

推动能源革命是主阵地。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

划，传统能源逐步退出必须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不能盲目追求“去煤化”。应加快建设大型风光电基地、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坚决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尤其是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夯实国内能源生产基础，把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探索能源生产和消费新模式；推进新旧能源有序替代，不断提高能源自给率，增强能源供应稳定性、安全性、可持续性。

抓住机遇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增长低碳化，实现绿色发展，是我们必须迈过去的坎儿。在这方面，既要不断做大增量，也要逐步优化存量。做大增量，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5G）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提高绿色低碳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优化存量，要下大气力推动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工业领域低碳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型。加大垃圾资源化利用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减少能源资源浪费。

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技术为王”，是推进“双碳”的鲜明特征。谁在科技创新上走在前面，谁就将占得发展先机。要更好发挥体制优势，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等学校加快相关学科建设，让绿色低碳发展人才充分涌流。

强化制度创新和系统集成，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推进“双碳”离不开政策保障。破除制约绿色低碳发展的机制障碍，进一步完善能耗“双控”制度。健全“双碳”标准，构建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尽快补齐基础短板，推动能源“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健全法律法规，完善财税、价格、投资、金融政策，加大对绿色低碳产品、技术等支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绿色低碳发展集聚。

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的义务，是国际大家庭所有成员共同的责任。我国要及时主动把握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科技发展机遇期，在开放中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促进我国低碳技术发展及在全球范围广泛应用，提升在世界科技治理体系的软实力、话语权，为我国可持续发展、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等提供有力支撑。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面对实现“双碳”目标

这一世纪大考，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增强应对气候变化意识，提高抓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全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在“双碳”变局中开新局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中）

经济日报调研组

（2022年8月30日）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推进这项多维、立体、系统的工程，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切实提高驾驭局面、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把系统观念贯穿“双碳”工作全过程，注重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政府和市场等几对重大关系，有力有序推动重塑我国经济结构、能源结构，转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一、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

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减排不是减生产力，也不是不排放，而是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源于发展，也只有在更好发展中得到解决。碳达峰碳中和，表面上是气候和环境问题，实则是发展模式转型的问题。

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为特征的粗放增长模式，不计代价继续大干快上，那么实现“双碳”目标要求无疑会阻碍经济增长；如果是在绿色转型模式下，那么发展内涵、资源条件、商业模式、企业组织模式和体制机制都会相应变化，推进“双碳”和经济增长之间就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有句话说得好：沿着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当前，我们正处在新旧模式转型期，思想认识也要与时俱进。若以发展的老套路看“双碳”，看到的就是挑战和阻力，行动上只会停滞不前；若以发展的新思路看“双碳”，看到的就是机遇和动力，干工作愈加积极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认为，“双碳”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质是环境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过去一直认为二者是倒U形曲线关系，即经济增长过程中会牺牲环境，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有能力负担治理环境的成本，就可以改善环境。而在碳排放的维度，现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诺碳中和，其中70%以上为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随着新能源快速发展，

经济发展可以在低碳状态下起飞。

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我国早就摆脱了“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观念束缚，即从过去的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冲突，到后来相互兼容，再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新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事实证明，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并没有影响经济增长，反而创造了大量新的增长机会，提高了经济发展质量。

数据显示，与2005年相比，2019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8.1%，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6.2亿吨，相应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1192万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30万吨。同期，我国GDP增长超4倍，实现95%的贫困人口脱贫，第三产业占比从41.3%增长到53.9%，煤炭消费比重从72.4%下降到

57.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从7.4%提高到15.3%，居民平均寿命由72.9岁提高到77.3岁。

再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可以更清楚理解“双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350万辆，同比增长约1.6倍。正是因为新能源汽车井喷式增长，我国汽车产销结束了2018年以来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新能源车背后是庞大的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新能源汽车，传统汽车产业就是负增长；有了新能源汽车，汽车就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一行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正是“双碳”目标的驱动。

历史地看，当前我国仍处在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时间窗口偏紧，技术储备不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相当艰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规律、把握节奏。要强化底线思维，坚持先立后破，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和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有效应对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可能伴生的经济、金融、社会风险，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

二、下好全国一盘棋

如何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增强全国一盘棋意识，加强政策措施的衔接协调，确保形成合力；又要充分考虑区域资源分布和产业分工的客观现实，研究确定各地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双碳”行动方案，

不搞齐步走、“一刀切”。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牵一发而动全身，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方面，需要地方、行业、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我们必须深入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统一意志坚定信心，集思广益众志成城，下好全国一盘棋。

一方面，坚持目标引领，强化工作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

从国际承诺上讲，我国提出的“双碳”目标，是一个整体性目标，不是国内某个地区、领域、行业的个体性目标；从谋划部署讲，“双碳”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强化顶层设计，注重政策协同，不能各行其是、单打独斗；从推进实施讲，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发挥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

另一方面，基层实践不能生搬硬套文件，必须创造性开展工作。

推进“双碳”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基于客观情况和基本规律，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领域实现“双碳”目标不可能整齐划一，政策措施也应避免“一刀切”。

具体来说，碳排放已经基本稳定的地区要巩固减排成果，在率先实现碳达峰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碳排放。产业结构较轻、能源结构较优的地区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力争率先实现碳达峰。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的地区和资源型地区要把节能降碳摆在突出位置，大力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逐步实现碳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脱钩，力争与全国同步实现碳达峰。

下好全国一盘棋，既要在战略上布好局，又要在关键处落好子。推进“双碳”，各部门各地方须心怀“国之大者”，敢担当善作为，努力在系统变革性中找到最优解，谋求整体效益最大化。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双碳’目标是全国来看的，哪里减，哪里清零，哪里还能保留，甚至哪里要作为保能源的措施还要增加，都要从全国角度来衡量”。

高耗能产业发展现已成为“双碳”目标下的焦点问题，既不能一关了之，

也不能听之任之。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并不是要遏制其优化调整，应做到总量控制下的科学布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葛红林提出，要尽快优化高耗能产业的跨区域布局，做到全国一盘棋。加快先进产能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将项目配置到清洁能源占比较高的地区，提高清洁化、集约化、现代化水平。

事实上，跳出“一亩三分地”思维，推进各区域要素禀赋深度融合，优化生产力布局大有可为。东部及中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能耗总量大，但可再生能源资源不足，土地资源日趋紧张。这些地区在承接西电的同时，把一些高耗能产业有序转移到西部地区，将扩大西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就地消纳能力。只要因势利导，理顺体制机制，东中西部地区低碳协同发展的优势就能发挥出来。

试点先行、以点带面，也是推进“双碳”工作的重要方法。从2010年7月开始，有关部门先后启动三批低碳城市试点工作，探索减排与发展双赢的模式。实践表明，试点城市低碳发展成效高于非试点地区，而且越早开展低碳试点的城市减排效果越好。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积极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模式，将为我国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益经验。

三、积小胜为大胜

如何处理好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立足当下，一步一个脚印解决具体问题，积小胜为大胜；又要放眼长远，克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把握好降碳的节奏和力度，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持续发力。

前一段时间，各地积极推进“双碳”工作，但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误区。有冒进的，脱离实际搞“运动式减碳”，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对正常生产生活形成冲击；有走偏的，把碳达峰当成“攀高峰”，盲目上马“两高”项目，给未来发展留后患；还有跟风的，空喊口号，炒作概念，乱贴标签，热衷做表面文章。这些变形走样的做法，暴露了不善为、乱作为的问题，反映出一些人对于“双碳”认识还不到位，工作还不适应，心理上甚至存在着某种焦虑和恐慌。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有着内在逻辑。碳达峰是碳中和的基础和前提，碳中和是碳达峰的紧约束。碳达峰的时间和峰值水平直接影响碳中和实现的时间和难度：达峰时间越早，减排压力就会越小；峰值越高，实现碳中和难度就越大。我国采用的是削峰发展模式，而非“碳冲锋”模式，旨在尽量压低峰位，为实现碳中和创造更好条件。

我国推进“双碳”，将完成碳排放强度全球最大降幅，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从碳排放峰值实现碳中和。实现“双碳”目标的紧迫性和艰巨性，要求我们必须统筹近与远、把握时度效，切实把短期和中长期的时序关系统一于如期实

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打好这场持久战，既要坚定战略定力，又要讲究战略战术，以长远规划引领阶段性任务，以战术目标的实现支撑战略目标的达成。

一方面，求真务实，把握规律，注重实效。马拉松不能跑成百米赛，不能以短期思维看待中长期目标任务。比如，实现“双碳”目标，要求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需从目前的不足16%提升到2060年的80%以上。问题的核心是化石能源如何平稳退出，保证退出时不造成过大的经济损失。若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只会事与愿违。要在近40年的进程中细化出阶段目标，持续用力。按照中央部署，“十四五”“十五五”时期，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分别提升至20%左右、25%左右；到2060年，全面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再比如，一些关键技术也需要设定窗口期，明确技术的发展方向，有的放矢地开展攻关。有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只要保持战略耐心，把握节奏，通过以时间换空间，终归能将大挑战变成小问题，实现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立足当前，把该干的事、能干的事干好。实现碳达峰，“十四五”时期是关键。各方面应全力做好谋篇布局、夯基垒台的工作，为迎接拐点、开创新局做好准备。按照中央部署，扎实开展“碳达峰十大行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须迎难而上，奋力攻坚，为实现削峰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同时，积极主动适应碳中和长期愿景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全方位、深层次变革和影响。从长计议、科学谋划，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严防高碳路径锁定，推进高质量绿色发展。

我国推进“双碳”，没有现成的模板和经验可以套用，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劲头，在边干边学、开拓创新中走向未来。加强理论与实践互动，逐步总结经验教训，找到规律，完善做法，在动态调整中不断扩大战果。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关键少数”尤其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价值观，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胸怀，接续奋斗推进“双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开辟出一条新路来。

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

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两手发力，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建立健全“双碳”工作激励约束机制。

实现“双碳”目标既需要进行顶层设计、战略引领，又需要上下联动、多方协作，更需要建立科学完善的治理体系，构建完善的管理体制、市场机制、政策支持、创新环境、社会氛围，推动全国实现共同目标。

首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绿色低碳发展集聚，用好碳交易、绿色金融等市场机制，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绿色低碳转型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自2021年7月启动以来，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逾2000家，覆盖企业的碳排放量逾40亿吨，是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总体上看，碳市场运行健康有序，交易价格稳中有升，促进企业减排温室气体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初步显现。

碳市场是将减排责任压实到企业的一项制度安排。尽管纳入到碳市场的重点排放企业增加了碳排放的政策约束和减排成本，但碳市场也通过交易机制提供更灵活的工具，帮助企业以更低成本履约。可以说，碳市场给企业带来的不仅是约束，更有激励。按照中央部署，将进一步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用能权交易等建设，发挥好市场机制作用。

其次，切实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建章立制，做好预期引导和基础工作，有

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要加快建立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打好包括法律、规划、规则、标准、宣教在内的组合拳，强化统筹协调和督察考核，做好任务分解与落实情况的督察考核。

注意发挥好经济政策的“杠杆”作用。比如，在落实环境保护、节能节水、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船税收优惠时，通过税收调节抑制不合理需求，研究以碳税方式约束高排放行为。以及政府加大绿色低碳产品采购力度，鼓励地方开展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促进绿色低碳消费等。

与此同时，要深化能源和相关领域改革，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大力破除制约绿色低碳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完善电价和电力调度交易机制，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不断完善符合新型电力系统运行的配套机制和市场模式。

再次，政府和市场各有分工、各有擅长，要协调配合、协同发力，通过“两

手并用”发挥出最大效能。

十几年前，我国以可再生能源促进法为依据，推动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储能技术、电动汽车等产业的迭代进步，现已收到显著成效。以光伏发电为例，

10年前尚需对上网电价提供高额补贴，现在已经可以竞争平价上网。实践表明，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原则，有关方面积极助力新兴产业发展卓有成效，但财政补贴须把握好时度效，企业发展终归要靠自身的造血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