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中国信息报:
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1
2.西藏大学政法学院张建伟:
边境地区法治政府建设问题与对策研究…………………………………5
3.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赵林伟: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11
4.衡水学院张伟伟:
城乡一体化管理面临的问题与解决对策……………………………………18
5.浙江工商大学易开刚教授课题组:
持续扩大哈尔滨“热效应”打造国际冰雪旅游之城………………………22
6.外交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持续转型与创新寻求高质量发展
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2023年年报分析………………………………………26
7.珠海市统计局课题组:
打造现代服务业新质生产力示范新高地……………………………………36
8.河南农业职业学院许焱焰:大学生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机制研究
基于河南省涉农专业大学生的调研分析……………………………………41
9.河北地质大学管理学院董晓宏:
地方“双非”院校管理类大学生慢就业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47
10.楼宇琼:
对县域高层次人才引进存在问题与对策的思考以浙江省诸暨市为例…52
11.中国社会科学院朱继东: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现状、问题、原因、对策…………………58
12.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刘珍珍:
高职院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的问题与对策以台州科技职业学院为例……71
13.王春媛:
公立医院党员教育管理实践探索…………………………………………78
14.戴寿琴:
公立医院纪检监察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83
15.郭瑞:
公立医院运营管理机制创新实践探索……………………………………89
16.王靺:
公立医院职称制度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96
17.漯河市源汇区审计局李贞:
公务用车租赁存在的问题与对策…………………………………………101
18.人民政协报特约通讯员燕宏博:
关山初度路犹长沈阳市政协亮点工作综述……………………………103
19.温州商学院刘汝德:关于加强地理标志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调研报告以台州市为例……………………………………………………106
20.湖北大学师范学院汪学均:关于中学智慧校园建设与应用的调查报告
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M中学为例…………………………………………114
21.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人才研究中心课题组:
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体系研究……………………………………124
22.贵阳市公共交通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孙海雨:
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135
23.华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王帅:
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的问题与对策研究…………………………140
24.人民公安报联合调研组:
护佑新质生产力焕新启航…………………………………………………147
25.云南省昭通市委政法委工会王世刚:
基层工会经费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51
26.三原县财政局孙阿宁:
基层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探讨…………………154
27.扬州大学广陵学院王文风:
江苏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与对策……………………………………158
28.江西省水利科学院汪艳萍:
江西省河湖长制实施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163
29.赵莉:
江西省家政服务业发展现状的调研报告…………………………………170
30.光明日报调研组:
津沽传古韵海河又新潮天津积极探索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利用……173
31.南江县水利局:
南江县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的实践与探索………………………………179
32.长沙韶光半导体有限公司程虹:
企业成本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181
33.广西华锡矿业有限公司庾庆菲:
企业投融资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187
34.李杰:
浅谈基层党建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94
35.山西省运城市农业农村局黄晓江:
浅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以运城市为例…199
36.王云红:
浅析农村村集体“三资”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205
37.王占华:
庆城县域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210
38.西北师范大学曾庆辉: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实践探索与制度完善……214
39.山东省潍坊市总工会孙文荣:全力收规范管强保障山东省潍坊市总工会
开展财务监督检查工作的调查报告………………………………………227
40.新乡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张敏敏:
师范生乡村从教意愿实践探索与研究基于对河南省部分高校的调查…232
41.特色商业街区研究课题组:
石家庄市特色商业街区提升路径研究……………………………………236
42.赵阳:
事业单位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44
43.石家庄铁道大学史学壮:
数字时代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249
44.曾贵森:
双轮同转同向发力漳州市政协党建引领履职的实践探索……………255
45.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统计学院王馨雨:
四川省农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58
46.何继新、胡明杰:
天津市排水防涝安全韧性建设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263
47.中国人民银行党校课题组:
为建设金融强国提供青年人才支撑………………………………………269
48.侯树钰: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272
49.张婷、张传军:
乡村小学教育资源配置问题与对策建议以G省为例…………………278
50.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沈钦一:
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房山区花港村调研…286
51.段晓燕:
新经济形势下金融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90
52.南充科技职业学院左勇超:
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96
53.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孟缘:新时期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做法、存在问题
与建议对策以江苏、江西、广东为例………………………………………299
54.重庆大学自动化学院苏晓杰:
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廉洁教育存在问题与对策……………………………304
55.韩娜:
新形势下国企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310
56.河北日报调研组:
用系统思维谋划动能转换看协同创新如何加快河北高质量发展……318
57.南宁市玉兰路小学校长谢凯:
智慧校园建设的实践探索…………………………………………………323
58.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
中国市场一体化建设现状、效果与建议…………………………………326
59.帅雪梨:
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334
60.厦门南洋职业学院邱晓慧:
中小企业员工流失问题及对策研究以YD公司为例……………………342
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中国信息报
(2024年5月6日)
一、农民工规模、分布及流向
(一)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
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753万人,比上年增加191万人,增长0.6%。其中,本地农民工12095万人,比上年减少277万人,下降2.2%;外出农民工17658万人,比上年增加468万人,增长2.7%。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2816万人。
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6751万人,占比38.2%;省内流动10907万人,
占比61.8%。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占13.8%,中部地区占
51.7%,西部地区占44.5%,东北地区占30.9%。(二)各区域农民工人数均有增长
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农民工10484万人,比上年增加81万人,增长0.8%;中部地区9904万人,比上年增加52万人,增长0.5%;西部地区8367万人,比上年增加16万人,增长0.2%;东北地区998万人,比上年增加42万人,增长4.4%。
(三)农民工继续向中西部地区回流
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15277万人,比上年减少170万人,下降1.1%;在中部地区6982万人,比上年增加211万人,增长3.1%;在西部地区6552万人,比上年增加116万人,增长1.8%;在东北地区872万人,比上年增加29万人,增长3.4%。
二、农民工基本特征
(一)女性农民工占比有所上升
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2.7%,女性占37.3%。其中,本地农民工中女性
占43.0%,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30.5%。全部农民工中女性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
0.7个百分点。
在全部农民工中,未婚的占14.6%,有配偶的占81.4%,丧偶或离婚的占4.0%。其中,本地农民工有配偶的占90.0%,外出农民工有配偶的占71.0%。全部农民工中有配偶的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
(二)农民工平均年龄继续提高
农民工平均年龄43.1岁,比上年提高0.8岁。其中,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6.6
岁,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38.9岁。从年龄结构看,农民工中40岁及以下占44.6%,
41-50岁占24.8%,50岁以上占30.6%。
(三)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继续提高
在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0.8%,小学文化程度占13.8%,初中文化程度占52.1%,高中文化程度占17.5%,大专及以上占15.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
三、农民工就业状况
(一)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比重继续提高
分产业看,农民工中从事第三产业的占53.8%,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从事第二产业的占45.5%,比上年下降2.3个百分点。
从六个主要行业看,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27.5%,从事建筑业占15.4%,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占13.2%,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7.1%,从事住宿餐饮业占6.7%,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占12.7%。
(二)农民工月均收入平稳增长
农民工月均收入4780元,比上年增加165元,增长3.6%。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5441元,增长3.8%;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4131元,增长2.6%。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比本地农民工快1.2个百分点。
分区域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5172元,增长3.4%;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567元,增长4.1%;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376元,增长3.3%;在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4049元,增长5.2%。
分行业看,六大行业收入均保持增长。从事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780元,增长1.8%;从事建筑业农民工月均收入5488元,增长2.4%;从事批发和零售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181元,增长5.1%;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民工月均收入5469元,增长3.2%;从事住宿餐饮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998元,增长4.6%;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965元,增长2.3%。
四、进城农民工生活状况
(一)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
2023年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24.0平方米,比上年提高1.4平方米。其中,在500万人以上城市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19.1平方米,在50万人以下城市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28.6平方米。
(二)随迁儿童受教育情况继续改善
进城农民工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含学前班)为90.9%。从就读学校类型看,42.3%入园儿童在公办幼儿园,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30.6%入园儿童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比上年提高2.9个百分点。
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儿童在校率为99.7%。其中,小学阶段随迁儿童90.1%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初中阶段随迁儿童91.0%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3.2个百分点。
(三)城市生活适应度不断提高
进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和适应度不断增强。进城农民工中,47.3%
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86.3%表示非常适应或比较适应本地生活,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38.2%参加过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附注:
1.调查简介
农民工监测调查:为准确反映全国农民工规模、流向、分布等情况,国家统计局2008年建立农民工监测调查制度,在农民工输出地开展监测调查。调查范围是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地域,在1730个调查县(区)抽选了8613个调查小区作为调查样本。采用入户访问调查的形式,按季度进行调查。
农民工市民化调查:为准确反映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生活、居住状况和社会融合等基本情况,国家统计局2015年建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制度(简称农民工市民化调查)。调查范围是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镇地域,随机抽取了4万户进城农民工样本,由调查员使用手持电子采集终端(PAD),直接入户面访的形式采集数据。
2.主要指标解释
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
外出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进城农民工:指年末居住在城镇地域内的农民工。城镇地域为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区域。
农民工月均收入:指农民工本年度从业收入和从业时间(月)的比值。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0个省(直辖市)。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个省。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
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3个省。
城市类型:按2020年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将城市划分为500万人以上城市、
300-500万人城市、100-300万人城市、50-100万人城市、50万人以下城市。
边境地区法治政府建设问题与对策研究
西藏大学政法学院张建伟
2021年8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 —2025年)》(以下简称《纲要》)。2019年5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确定了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研究“边境地区法治建设”,另可理解为对“中国边境民族地区的法治政府建设”作一管窥,而非其他国家的法治建设,这是具有特定地域范围与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法治模式,更是在经历多年风雨变革与人民考验下依然挺立的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法治建设,并非西方形式上的法律至上,而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法治政府建设应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程,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总结经验,边境地区法治政府建设更是因其特殊区位和民族因素,法治政府建设任重道远。
1.边境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概述
1.1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政府建设意涵之描述
从中国特色政治角度来看,我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政府建设的内涵是在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基础上,坚持党的领导和以宪法为核心的依法治国,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推动依法行政和公正公平执法,法治化公共服务,建立健全的考核和问责机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作为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内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第一,党的领导与法治结合。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府治理模式,而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建设持续进行理论创新、实践探索和制度设计,确保法治政府建设与党的领导紧密结合。这种结合表现为确立党的全面领导地位,将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与法治建设相结合,党的决策通过法治程序得到实施。第二,依法行政的深化。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之一是依法行政,体现在政府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坚持合法性原则,任何政府行为都应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严格依法办事,要求政府事业的各个层面和部门严格遵守法律规范,通过完善法规和制度,强化法律监督和责任追究,实现权力运行的法治化、规
范化。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参与监督。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政府建设要求提供渠道和方式,让公民可以参与到法律的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中。包含通过选举、民主协商、听证会议和公众咨询等多种民主形式,实现政策决策的民主化,同时建立健全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加强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并通过法律保障公民参与和监督的效力。
1.2 边疆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现有认识之评析
边境政府建设与社会治理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不断加强边境民族地区的发展,千禧年以后随着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国家对边境地区经贸建设进一步完善,这一时期学界的研究方向也开始转向对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且一并关注到当地少数民族在边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发现,近年来中国边境政府建设的重要成就和力度在很多方面得到彰显,旨在构建一个法治化、现代化、和谐稳定的边境环境。同时应当注意到,边境法治政府建设尽管有相当的进步和发展,但在实际操作中仍有不少挑战需要克服和解决。国内学界关于边境地区法治建设起步很晚、深度不够,学术成果承继发展未现规模,其研究领域大多还仅限于对成果评价的研究,更不必谈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研究。近几年来,学者们在这一领域的关注视线,逐渐从治理的理论研究向实证研究转变,更加注重理论在解决边境地区具体问题上的效用。笔者认为目前针对边境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研究同国内如火如荼地讨论与探索的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理论上的欠缺必然带来实践路径的单一性和方法论的落后性,需要在更多的实证调研基础上发现边境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的现状,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方法论。
2.法治政府建设在边境地区开展的成绩
2.1 坚持党的领导,统筹推进工作
现阶段下,边境地区各县政府法治政府建设严格按照《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工作要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和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结合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重点,对目标任务逐步细化,实现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新成效。在各边境县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过程中,均无一例外地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法律法规学习纳入各自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学习课程,并将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列入年终考评、干部
使用等指标,防范和化解地区重大风险的思维、方式充分体现了法治理念,在
一定程度上有效提升了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2.2落实以人为本,深化法治建设
一是注重风险管理,当前各边境县政府严格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和合法性审查等已经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购买法律服务、聘任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已经成为近两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一大亮点,通过严格坚持行政决策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制度,政府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合法性和民主性得到了根本意义上的实现。二是强化执法监督,伴随着机构改革的进程,边境地区各县严格落实“三项制度”,现已全部实现了对行政执法单位执法人员、执法清单和法制审核人员的摸底排查工作,进一步对执法情况做到了情况清、底数明,同时借助行政执法监督员、律师开展的执法单位卷宗随机抽查工作,进一步规范了执法卷宗管理规整工作。三是转变政府职能,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是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定位转变,“放管服”改革和“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扎实推进,在极大程度上方便了职能部门行使行政权力和办事群体享受政务服务,同时政务平台的“好差评”系统也已经在各边境县全面使用,结合在线或现场评价的结果来看,办结率和好评率均能达到95%以上。
2.3 深化基层治理,稳定社会大局
在多措并举依法化解矛盾纠纷方面,多数边境县明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多元化解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的地位和作用,人才队伍基础得到了进一步夯实,公共法律服务和信访接待工作的有序开展也为“小事不出村、中事不出乡镇、大事不出县”的矛盾为上交目标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工作基础。在群防群治工作中,各县政府充分动员多方力量,依托村居警务室,通过“网格化”条块治理,实现了社会治理各项工作任务逐一细化到联户单位、户、人的工作格局,上下贯通、层层推进的三级纵向治理架构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边境管控取得新成效。
3.边境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的问题检视
3.1 “关键少数”履职方面仍需持续加强
“关键少数”是指在法治政府建设中起关键作用的领导干部,边境地区的
干部履职情况直接影响到法治政府建设的质量。干部在履职过程中,如果没有
足够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可能会导致工作质量下降,甚至出现管理失误;与此同时,干部在履职中,需要与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工作人员合作,需要与群众进行沟通和交流。通过实地访谈可以发现,边境地区个别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方面还有差距,首先是部分领导干部政治意识尚需提高,在边境地区工作面临重要任务时,政治意识不强,对相关法律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够;其次是工作能力不足,少数干部对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缺乏有效的工作经验和方法法治;另外还存在着思维水平不高和担当精神不够的问题,各部门之间在协调配合和衔接上还不够顺畅,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还有待加强,面对边境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的难题,部分干部缺乏足够的责任心和担当精神,工作推进缓慢。
3.2人才队伍建设还存在短板
边境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然而当前人才队伍建设在以下几个方面仍存在短板。人才队伍中的结构不合理是一个常见问题,例如在某些行业或领域,可能存在人才过剩或人才短缺的情况,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或不足,特别是法治专业人才匮乏,在边境地区相关法律法规、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更为紧缺。这可能是因为对人才需求的预测不准确,或者缺乏科学的人才规划和引导机制。在实地调研中,执法人员和法制审核人员业务素质不高,相关人员业务知识更新较慢,在相关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年度报告中也有体现为“责任意识淡薄,对行业部门法律法规理解还不够准确、熟悉,执法意识不强。”这也间接体现出目前培训体系不完善的困境,现行的培训机制无法满足边境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特殊性的要求,需要加强在针对性、针对实际问题进行深度分析等方面的培训,与此同时,现阶段对边境地区法治政府人才的选拔和选拔途径相对比较单一,没有形成多渠道的选调挂职交流机制。
3.3行政执法问题突出
受限于偏远地区和基层实际条件,边境地区政府行政执法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执法资源配置不均衡,某些执法领域的力量集中较高,而其他领域相对薄弱等问题。以C县为例,行政执法特别是在“三项制度”方面落实不够,部分单位还存在执法设备短缺,部分案件在程序方面还存在瑕疵,部分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对法律规定的程序忽视,影响了执法效果和公众信任;另一方面体现在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执法活动的监督和约束力度不够,易导致执法不公、执法滥用等问题,行政执法部门对行政执法公示,特别是事中和事后的
公示较少。
3.
4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方式单一
边境地区法治政府建设多依赖传统的工作方式,缺乏创新和灵活性。具体表现为:部分单位把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等同于法治宣传教育,个别单位发挥作用不明显,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存在着“等、靠”的懈怠思想,体现在实际工作上主要有简报有效信息缺失、工作亮点不突出等问题。另外,当前边境地区法治政府建设在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上,应用程度较低,信息化建设亟待提高。
4.推进边境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
4.1 持续开展法律宣传,树立社会主义法治信仰
法治从来不是一种工具,社会主义法治更不应该仅仅只是一句口号。边境地区在进行法治宣传时,应注意以民族团结创建为抓手,通过举办专题讲座、民族团结摄影、书法、文艺汇演等形式,不断深化各族干部群众对法治建设的思想认识,充分运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中的法治案例、生动故事教育群众学习法律、使用法律。同时积极地构筑普法平台,结合民族地区特点,在民族地区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开设法治宣传专栏,并采用汉语和本地民族语言两种形式,针对与本地区群众关系密切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宣传。对于民族地区的领导干部要求重点学法,带动少数民族带头人及青少年学习法律法规政策。
4.2创新执法方式,积极引导群众诉求依法解决
加强培训和教育,提升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执法能力,包括了解和运用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办案技巧和调查取证能力等。培训和教育应注重特殊民族地区的背景和特点,确保执法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处理相关问题;行政执法机关也务必根据边境这一特殊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执法指南和规范,明确执法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建立健全的执法责任制,明确执法人员的权责,增强执法透明度和规范性。有助于提高执法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保护民族地区居民的合法权益。
4.3加强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维护合法权益
实现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全覆盖,无疑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保障民族地区居民权益的重要举措。在边境地区建立覆盖广泛、服务便捷的法律服务机构网络包括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中心、律师事务所等,通过这些机构提
供各类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为民族地区居民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和帮助。结合各边境县面积广阔、交通不便的客观因素,法律服务与援助的信息化建设应当成为重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建立法律援助的在线平台,提供在线法律咨询、网上申请法律援助等服务,方便边境地区居民获取法律援助。
5.结语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对法治政府建设设立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不仅对于内陆的城市政府等基层政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边境地区的政府部门也有着非常强烈的指向和影响,同样也促使着边境地区的政府更加重视法治建设的工作。边境地区的政府法治建设的体系化需要时刻以法治为依归,具备高度的法治意识,妥善处理各种问题,会更好地服务人民,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国家。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赵林伟
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经济质量的提升日益受到关注,这就促使中国经济进入了关注发展质量的新时代,而非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目标从原本的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变成了关注发展质量,给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对国家银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推进中国经济实现更好的发展,就需要改革经济体制,特别是在金融业方面。在银行业,城市商业银行是主要构成部分。这些年来,尽管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发展得到了不错的成绩,但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城市商业银行概述
(一)历史沿革
1.城市信用合作社
20世纪80年代,中国首家城市信用合作社成立,其宗旨是通过信贷活动给个体工商业、城市居民以及企业提供资金方面的服务。接着,中国在各地区试办了集体性质的城市信用合作组织。
2.城市合作银行
城市信用合作社缓解了城市企业、居民、个体工商户的资金问题,推动了所处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壮大。但是,其在发展的同时也累积了很多问题,如资金规模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等。
3.城市商业银行
由于合作银行在本质上不具备合作的性质,且合作银行的名称无法体现地方商业银行的特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城市合作银行仅仅是过渡阶段。1997年年底,城市合作银行变为城市商业银行,从20世纪90年代首家城市商业银行成立,至21世纪初上海银行宁波分行开业,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发展拉开了帷幕。
(二)特征
1.和地方政府联系紧密
构建城市商业银行需要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因而城市商业银行在构建之初受到金融当局的限制。其中持股比例规定,地方财政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为30%,单独法人股东持股比例不应超过总股本的10%,自然人持股比例需要
控制在总股本的2%。这部分规定导致地方政府独大。虽然地方政策对股权的介入在城市商业银行构建初期具有一定的维稳性,但是其负面影响也很大。地方政策干预经营导致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具备行政色彩。
2.市场定位模糊
城市商业银行承担着化解金融风险以及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城市商业银行在创建的初期就已然对自身进行了定位,如银行建设是为了服务地方经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同时还要为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居民提供相关服务。但是,城市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经营地区、市场机制等方面的限制。伴随城市商业银行所处的金融环境不断改变以及其自身的持续发展和成长,很多城市商业银行都面临着重新定位的问题。市场定位不明确不仅会导致城市商业银行在跨区域发展中出现问题,还让城市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
3.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失衡
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的差距逐渐增大,出现强的越强、弱的越弱的情况。由于城市商业银行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导致彼此之间的发展出现失衡。经济发展是金融行业的核心,发达城市的经济发展快速,有更多的大客户,为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开拓奠定了根基。而处于中西部的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是根本无法与其进行比拟的。这就加大了银行之间的差距,导致中西部地区城商行的发展愈发缓慢,而沿海地带城商行的发展迅速。
二、发展历程
(一)风险化解
我国推动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是希望其在整体上具有独立的体系,可以按照企业制的原则进行经营和管理,并自负盈亏,为所在地区的中小型企业提供充分的服务,而非像改制前的城市信用合作社一样隐藏在政府背后,只能依托政策资源,导致经营效率低下,服务态度不佳。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城市商业银行在建设之初就遭遇了金融危机,其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在经营上尚未脱离城市信用合作社的传统做法,在财务与操作方面存在风险,如果经营不当或遇到导火线,就会面临破产的风险。在城市商业银行还没有完全立足以及出现金融风险的双重压力下,政府部门与监管机构做出了很多努力,如调整组织架构、管控资产风险等,以帮助城市商业银行渡过难关。如此,城市商业银行的隐患才逐渐得到消除和改良,并朝着规范化的方
向发展。
(二)规范发展
城市商业银行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诸多与城市信用合作社相似的问题,难以完全被消除,因此,我国政府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人力对其进行规范和引导。城市商业银行在国家的帮助下逐渐摆脱了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影响,开始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同时将发展核心放置于为各大中小型企业提供服务上。正是在国家帮助和自身不断努力的情况下,城市商业银行才具备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经营模式与发展轨迹。这些规范的建立使城市商业银行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合理应对出现的问题,从而在银行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三)发展探究
随着城市商业银行的持续发展,其逐渐具备了自己的定位与服务对象,在获得市场认可后,逐渐探究深入发展路径,尤其是在组织结构与发展战略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需要面向世界,实现国际化发展,这样城市商业银行才能提高自身的名誉度,并在业务上得到互惠,同时还能预防区域金融风险。除此以外,一部分城市商业银行选择和国外先进的金融机构进行合作,以期学习和掌握国外金融机构的管理经验,并获得更多的机会来利用国外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弥补自身的不足。以上为城市商业银行在发展探索阶段所做的尝试,以期寻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战略。
三、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现状
(一)城市商业银行的选择
2008年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总计有27家,共设置了73家异地分行;2009年总
计有48家,设置了178家异地分行。
考虑到跨区域设置异地分支机构的规模在2008年得到扩张,因此此次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08—2019年。在选择样本时,选择在2008年以前设置过异地分行的城商行,根据其资产规模、注册地点等因素,并考虑样本代表性问题,选取其中在资产规模等指标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城市商业银行,根据注册地的南北位置对其进行分类,各选择了15家,总计30家。北方地区有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南方地区有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二)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设置分行的情况
在调查分析过程中要考查各城市商业银行在各年度有无设置跨区域分行以及设置的异地分行的数量,将时间分割成2008—2013年和2014—2019年,观察这些城市商业银行在上述时间段内设置异地分行的情况,并进行对比、深入研究和分析。
在2008—2013年这一区间内,城市商业银行设置的异地分行的数量为186家;而在2014—2019年这一区间内,城市商业银行设置异地分行的数量为91家。由此可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大规模开设异地分行的时间是在2013年之前,特别是在2008—2010年这段时间内。其中,以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大连银行等为代表的城市商业银行在2013年之前设置的异地分行的数量超过了5家,而在2013年以后,其设置的异地分行的数量均不超过5家。这是因为随着监管政策放开,各大城市商业银行想要打开市场,夺取市场份额。
但是,城市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四、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问题
(一)发展模式相差无几
在上海银行、宁波银行等城市商业银行实施跨区域发展后,其他城市商业银行均模仿其发展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了一种潮流。但是,就现实情况而言,仅有部分城市商业银行能够为城市居民与中小型企业提供服务,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诸多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模式并无太大的差别,均是照搬照抄、缺乏新意的,盲目跟从现象较为普遍,使得竞争越来越激烈,风险不断增加。除此以外,在城商行发展同质化的竞争环境下,产品研发还有待加强。市场认知不足,政府扶持优势慢慢消失,使得城市商业银行的竞争力锐减。由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各城商行如果不加思考就照搬照抄其他银行的发展模式,不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会导致效益下滑。
(二)管理人才匮乏
现阶段,城市商业银行构建了新的金融网络,在其跨区域发展过程中,人才问题愈发明显。城商行分支机构中大多是由总行安排的高层管理人员和一线业务工作人员。据此可以发现,各分支机构中的人才储备还有待提升,其中具备较高综合能力的人才屈指可数。再者,由于环境不同,分支机构了解到的信息不足,这些被安排过来的人员无法在短期内完全适应分支机构中的工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学习和适应新的环境并掌握新的知识与技能。这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分支机构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但是在未来发展当中,还需
要积极培养管理人才,以此来推动城商行的可持续发展[3]。
(三)同行业竞争激烈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银行业的发展速度加快,出现了市场饱和现象。城市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为了拓展规模,加剧了竞争。国有城商行信誉良好,对外形象甚佳,其凭借自身优势在银行业中长期占据着主要地位。同时随着银行业的持续发展,其将视线放在了中小企业身上,希望通过自身优势来不断扩大规模,实现可持续发展。股份制城商行则具备产品创新、科技含量高的优势,这些优势能够让其占据市场先机,但也会导致凭借中小型企业和城市居民来维持生存的城商行发展变缓,使得银行业的竞争愈发激烈。
五、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的对策
(一)积极创新发展模式
首先,需要积极创新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目前主要的发展模式为在各大城市中设置分支机构,或对银行进行合并重组,又或是进行收购。这类模式均可以得到执行,但是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都选择了设置分行的发展模式,忽视了对合并重组和收购兼并这两种模式的运用。事实上,实施跨区域发展除了能够使城商行突破行政区域的限制,还能促进不同地区银行的相互合作,从而促进城商行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资源互补。
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无需沿用传统的业务模式,而是可以利用各种电子业务渠道来全面开展金融服务工作,其中比较常见的是手机银行、网络银行等电子化业务渠道。银行在发展过程中运用ATM自动化设备,可以减少人工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优化用户办理业务的流程,节省时间;同时投入该设备还可以弥补网点数量少的问题,推动网络银行和传统银行融合发展,提升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发展的速度。再者,需要积极采用差异化战略,即企业设立业务目标,发挥自身的战略优势来满足客户需求,与对手之间形成差异,继而制订符合自己的发展战略。并且,城市商业银行需要重点关注市民银行这一定位,通过差异化的经营发展战略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银行要在细分客户的同时,积极构建客户档案,了解客户的基本信息,掌握其有关需求,这样才能对症下药。与此同时,要严格按照中小型企业的融资特征来全面开发金融服务产品,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此外,还要准确定位职责和构建完整的激励制度,促进网点功能转型,推动二级支行发展为社区银行。
(二)执行人才发展与激励战略
人才是主要资源。城市商业银行实施跨区域经营发展,需要建立一支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这是城商行发展的核心,也是其参与市场竞争的关键所在。城商行需要认真执行人才发展和激励战略,以人为本,积极培养人才,制订人才激励制度,建立长效的职工持股计划,建立薪酬激励制度,将城商行经营管理者与基层职工的利益和银行发展相融合。这样才能让银行和人才的目标一致,在银行发展过程中实现人才对自我发展的追求,推动城市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促使二者成为利益共同体[5]。
(三)增加同行之间的联合
城市商业银行在跨区域发展过程中要增加与同行的联合。银行在办理业务时,除了需要经过机构执行以外,还需要通过与各地区商业银行之间的相互配合来实现,要积极采用联合重组或并购的方式提高业务办理效率。城商行有相同的规模与管理模式,因此银行之间可以增加交流、互动的机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并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这种方式,城市商业银行能够合理运用网络资源,与各个城市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合作,达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的目的,在降低成本投入的同时,解决流动性弱的问题。
(四)避免盲目扩张
城市商业银行需要做好发展规划,合理优化战略布局,明确自身的定位,结合地方特色和业务优势来分析布局,避免盲目跟风扩张,认真思考银行跨区域发展战略。如厦门国际银行在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热潮阶段只设置了一家异地分行,未顺应总体风向,而是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分批次在六年时间内设置了五家异地分行。可以了解到,其经营发展绩效长时间维持在1.00,无较大的波动。这表明城市商业银行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制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及管理对策,而非盲目跟从,合理设置分支机构,提高银行的管理效率。
(五)创建特色业务
城市商业银行需要把重心放置在打造特色业务产品上,着重树立品牌优势,构建特色金融服务,以实现创新发展。首先,需要结合区域产业优势和业务特征,在巩固强势业务领域的同时,积极探索新的业务模式,主动开发特色金融服务产品,构建品牌,提高市场核心竞争力。其次,城市商业银行需要对内部经营管理进行优化升级和创新,提升内部管理流程的效率,积极开展业务上云、服务上云等数字化创新实践,紧抓数字化风口,提升运营管理效率。
六、结语
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跨区域发展成为了各大城市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要想推动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必须要全面考虑城市企业的发展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并攻克跨区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此次研究虽然提出了一些举措,但是依旧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还需要监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有关人员进行实地走访,了解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水平,得到客观数据,再按照数据分析拟定科学的跨区域发展政策,而非闭门造车。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商业银行实施跨区域发展需要立足于自身定位,创新管理方式,提高核心竞争力。
城乡一体化管理面临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衡水学院张伟伟
摘要: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和乡村之间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两者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逐渐变大,进而城乡经济发展出现失衡局面。为了实现城乡融合的发展目标,需要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促进城乡经济和谐发展。城乡一体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乡一体化可以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提高农村现代化水平。本文研究了我国城乡一体化管理面临的问题,分析了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探索了解决这些困难的对策。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经济;对策
因为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我国农村和城市之间形成了独特的二元经济结构。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相对分离的城乡二元结构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城乡一体化是经济发展进入中后期的必然要求,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促进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城乡一体化是完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有效路径,是国家统筹城市和乡村经济繁荣的新举措。
1.城乡一体化面临的问题
1.1思想意识淡薄。首先,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来,以家庭为
核心的意识加强,资源共享和基础设施共同建设的意识逐渐减弱。其次,城乡发展缺乏长远规划,思想观念相对淡薄。一些干部对于城乡一体化的了解还不全面,也没有长远的工作打算和长期的发展规划。再次,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矛盾。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起工作、生活在城市中,在双方友好相处的主流下,还存在着摩擦和冲突。最后,思想过于传统,部分农村居民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不愿与外人交流,更希望周围都是熟人、亲戚朋友这样的生活环境,这也就使得部分农村居民更愿生活在农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1.2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首先,在养老保障方面。农村老龄化人口越
来越多,老龄化人口的养老得不到保障,依靠土地来养老远远不够,农村地区的社区服务不全面。农村人口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相比之下,城市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障体系相对健全。通常情况下,在分别缴纳了
农民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前提下,养老金是不同的,城镇居民在退休后拿到比农村居民更多的养老金。第二,在医疗保险方面,城乡居民参加的医疗保险是不同的,城市居民参加的医疗保险报销比例较高,农村居民参加的医疗保险报销比例较低。第三,关于户籍问题。目前户籍制度仍然区分城乡户口,城乡还是相对分割的,这也就强化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导致城乡、地区、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不够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户籍制度相互作用,制约着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人口流动,进而影响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1]。
1.3现有城镇化水平不均衡。虽然,近几年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部分
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但也存在部分地区对城镇化建设的重视不够,导致城镇化水平较低。在一些地区,部分农村区域没有明确的发展规划,造成农村地区发展缓慢,没有发展方向,这些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就不高。因为乡镇财政收入少,经济结构不完善,部分乡镇政府的机构臃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民的负担加重,从而限制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和方式,导致该地区的经济水平较低,发展缓慢,城镇化水平不高。
1.4农村建设资金短缺。近年来,城乡一体化发展迅速,政府为了推动
城乡一体化进程,在新农村建设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新农村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政府没有办法持续的提供大量的资金,因为政府的财政资源是有限的。即使政府全面组织和投资兴建,也仍然有部分农民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当他们建完房子后,所剩的钱就不多了。研究表明,在不少地方的农村地区有“等、靠、要”的消极思想,部分农民不愿意把钱投资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因为他们觉得农村的发展是国家的事情,应该由国家出资建设。此外,大多数村庄的集体经济实力较弱,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另外,农村的金融服务落后,大多数金融机构不愿意向农民发放贷款。近年来,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也相应增加,然而,与巨大的需求相比,建设新农村的资金仍然十分有限,资金短缺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1.5村庄布局分散。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村落分散布局,村庄之间距
离远,这不利于对村庄的统一管理,不利于制定统一的政策;村庄之间联系不紧密,造成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不协调;这样的分散布局也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村庄的基础设施也不能共享,需要重复建设,导致了资金的浪费;村庄之间也无法共同发展与进步,阻碍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一方面,一般用
于乡村建设的拨款不足,另一方面,重复建设造成了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2]。
2. 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对策
2.1加强思想观念的转变。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思维,转变自身的理念;
破除二元结构的旧观念,树立城乡一体化新理念;推翻“封闭式经济”的旧观念,形成城乡市场化的新理念;摒弃“重视城市轻视农村”的旧观念,树立“工农并举”的新理念;打破政府政策推动的旧观念,形成市场机制运作的新理念[3]。
2.2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首先,构建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第
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使得农村大量的老龄人口的养老得到保障,构建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第三,建立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第四,总结中国城市的成功经验,研究解决新型农村社会保障的筹资问题,进一步构建新型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4]。
2.3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制度规定,推进城乡一体化
进程就要赋予了农民自由进城和自由迁徙的权利。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两点:①推行有条件的开放式城市户籍管理制度,是中国户籍制度变革的重要一步,逐渐降低务工人员进入城市工作的门槛,逐步减少落户城市的程序,并逐渐减少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劳动和生活环境中的生活成本。②逐步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一切城市劳动者和人才实行不间断地、无差别地严格管理,并逐渐废除进入城市的所有不公正的相关法律障碍,确保所有城乡居民能够自由迁徙和定居自由[5]。
2.4协调城乡利益关系。平等、合理的城乡利益是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
的核心。我国的产业发展需要从过度依赖农业转向完全依靠自身积累阶段。当前,我国政府干预农业市场发展的方式和目标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从过去为降低工业产品生产成本和维护消费者权益而进行的干预,转变为旨在保护农业发展和生产者权益而进行的干预。
2.5保障人民根本利益,解决农民发展出路。第一,改善就业保障,制
定公平合理的农民工就业政策,逐步形成适应城市劳动力总量需求的就业体系。第二,构建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使得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拥有一样的医疗保险,并制定科学合理的筹资机制。第三,构建针对农村地区的财政系统和社会筹资机制,为农村发展提供资金或筹集资金。第四,进一步健全城乡新型社会救济制度,增加政府财政救济投入,积极拓宽社会救济的融资渠道。第五,
着力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制定合理的农村发展规划,使村庄布局合理[6]。
持续扩大哈尔滨“热效应”打造国际冰雪旅游之城
浙江工商大学易开刚教授课题组
2023年冬季,哈尔滨火爆“出圈”。2024年黑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哈尔滨机场旅客年吞吐量2080.5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居东北地区之首,我省成为最热门冰雪旅游目的地,全年接待游客数量、旅游收入分别增长85.1%和213.8%”。毋庸置疑,哈尔滨已然成为国内著名冰雪旅游目的地。但对标国际冰雪旅游之城,哈尔滨仍有较大发展空间,还需持续扩大“热效应”,让“冷环境”散发“热能量”,让“冷产业”涵养“热经济”,真正实现从冰天雪地挖掘金山银山。
一、冰雪旅游取得的成效
冰雪旅游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游客结构不断优化。作为冰雪旅游之城,哈尔滨对游客的吸引力愈发强劲,冰雪旅游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今年春节期间(2月10日至17日),哈尔滨市累计接待游客1009.3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81.7%,实现旅游总收入164.2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235.4%。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收入均达到历史峰值。其中,国际游客、年轻游客、中远程游客、中高消费游客、深度游游客占比提高,游客构成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结构不断优化。
塑造冬季旅游“顶流”形象,国际知名度显著提升。哈尔滨通过持续举办大型冰雪节庆活动与国际冰雪赛事,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成功塑造冬季旅游的“顶流”形象,国际知名度显著提升,吸引大批境外游客。《2024元旦假期旅行消费报告》显示,2023年12月下旬至2024年1月中旬,哈尔滨旅游一直处于“顶流”态势。2023年,哈尔滨冬季旅游全网信息量(不包括评论量)超1100万条,较2022年增长4倍有余。
打造服务型政府口碑,“花样宠客”提升游客体验。哈尔滨市政府积极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出台简化审批流程、提供税收优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举措,为冰雪旅游产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部门和旅游企业通过创新服务方式,如修建游客温暖驿站、提供景点之间的免费地铁等“花样宠客”措施,提升游客旅游体验,增强游客满意度。
文化、科技赋能产品创新,上下游产业链日趋完善。哈尔滨市注重挖掘冰雪文化资源,创新打造一系列具有文化内涵和互动体验的冰雪旅游产品,如雪
花摩天轮、万人雪地蹦迪、哈冰秀演出、人造月亮等,使游客在享受冰雪乐趣的同时,深入感受哈尔滨的冰雪文化魅力。目前,逐步形成涵盖冰雪景观、冰雪赛事、冰雪培训、冰雪装备制造业等在内的全产业链格局,上下游协同效应显著增强。
对周边城市溢出效应显著,促进区域间协同发展。哈尔滨冰雪旅游热度的显著提升,为周边城市带来了大量客源。这种溢出效应不仅直接拉动了周边城市的旅游收入,更促进了区域间的旅游合作与资源共享,推动了东北地区冰雪旅游产业协同发展。2023年12月1日至2024年1月1日,雪乡、亚布力滑雪场分别接待游客38.3万人次、20.1万人次,区域协同发展态势良好。
二、打造国际冰雪旅游之城面临的挑战
精准把握并迅速响应多层次游客需求。现有冰雪旅游产品、服务与不同国籍、年龄段、消费能力和兴趣偏好游客还不能精准匹配。例如,2023年12月1日至2024年1月1日,面对占比达88.7%的具有中等及以上消费水平游客,哈尔滨现有的高端冰雪度假产品形式和供给上还难以满足游客实际需求。
在热度分散的网络环境下挖掘新爆点。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环境中,公众的注意力易被层出不穷的新热点所吸引,如何让“网红”实现持续的“长红”,是哈尔滨面临的巨大挑战。若不能打造出具有话题性、独特性和社交媒体传播力的冰雪旅游新项目,可能会导致关注度下降,难以引发持续的线上讨论和分享,进而影响其在网络时代的曝光度和吸引力。
持续吸引游客复购文旅产品与服务。传统的冰雪观赏产品具有一次性消费的特征,游客重复购买同一产品或服务的意愿相对较低,需要在每年相似的冰雪季中提供足够新颖、有深度的旅游体验。目前,哈尔滨仍缺少能引起游客情感共鸣、使游客产生地方依恋的核心文旅IP,缺少对游客复游、复购冰雪旅游产品的政策优惠,以及对游客推荐、反馈意见等价值共创行为的奖励。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开拓新市场。全球范围内,冰雪旅游目的地的竞争日益激烈,北欧、北美等地的成熟冰雪旅游市场以及亚洲的新兴冰雪旅游市场都在竞相争夺国际游客。哈尔滨在拓展新客源市场时,面临语言障碍、文化差异、航线网络不完善、签证政策限制等问题,多语种服务、国际支付服务、酒店餐饮服务等还跟不上国际游客的高标准需求。
打破季节性限制,保持四季游热度。哈尔滨冰雪旅游受季节性制约明显,旅游旺季与淡季对比明显,冰雪旅游期间客流骤增,非冰雪季游客流量大幅下
滑,全年旅游收入波动较大。如何在非冰雪季保持旅游热度,实现全季节旅游,是哈尔滨面临的又一大挑战。虚拟冰雪世界、室内滑雪场等业态还有待进一步开发。
三、推动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构建大数据分析系统,实现旅游产品供需精准匹配。一是构建游客的大数据采集和分析系统,形成精准的用户画像。建立游客数据采集系统,分析游客行为数据,洞察游客偏好、旅游行为规律等,形成精准的用户画像,定期推送冰雪旅游信息。二是及时掌握消费者需求变化,实时监测旅游市场动态。根据游客的兴趣标签、游客反馈等信息,及时掌握消费者需求变化趋势,利用数据算法动态预测整体市场需求,灵活调整产品结构和营销策略,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三是设立互动模块,个性化定制游客满意的旅行路线。鼓励游客提交需求、预约活动、评价服务,与不同国籍、不同消费层次、不同年龄段合作定制个性化路线,不断优化服务方案,提高游客满意度。
加大软性资产投入,创造新内容新亮点吸引新流量。一是融入当地独特文化,创造新内容,开发新产品。围绕国际冰雪旅游之城IP,将哈尔滨独有的东北民俗文化、中俄交融历史文化、冰雪运动文化、都市时尚文化等,融入动画、游戏等内容型产品,突出哈尔滨的异质性。二是充分运用社交媒体,制造新话题,引入新流量。利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联合国际知名IP开展互动营销,邀请网络红人等进行体验式营销,制造热门话题,吸引粉丝关注。三是创新举办“冰雪+”活动,制造新亮点,吸引新游客。与冰雪项目国际组织、科研组织等合作,承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体育赛事、冰雪艺术节、冰雪雕塑节、雪地音乐会、冰雪文化论坛等活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文化IP。
提升游客互动体验,加大对复游游客的优惠力度。一是提升游客在游览过程中的互动体验。更新冰雪旅游产品,尤其注重在游览过程中设置互动体验环节,如AR/VR冰雪体验、冰雕DIY工坊、冰车游街等,增强游客新鲜感、参与感和沉浸感,与文旅IP实现价值共创。二是推出对复游、复购游客的优惠政策。建立游客会员体系,设计游客积分制度,累积游览次数、消费额度可兑换奖励、提升等级,提供复游折扣、免费升级服务等优惠政策,激励游客多次到访。三是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持续跟踪、关注游客意见,不断根据游客反馈提升服务质量,为复游游客提供专享服务,通过举办冰雪节庆特别晚宴、预留VIP
观演席位等,提升复游游客的尊享感。
加强国际宣传推广,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与水平。一是构建全球营销网络体系,加强国际宣传推广。积极参加国际旅游展、论坛等活动,加强与国际旅游组织的合作交流,展示哈尔滨的特色魅力,扩大国际影响力。二是建立适用于国内外游客的冰雪旅游服务体系。申请获得涵盖票务预订、景区导览、酒店住宿、餐饮娱乐等一站式国际服务标准认证,为外籍游客提供便利,引入国际先进管理模式,改进服务品质。三是提升旅游相关从业人员的国际化素养。通过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针对性地提升旅游从业人员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外籍游客服务技巧,提高从业人员的国际市场营销能力,利用新媒体平台更好地推广冰雪旅游品牌,创新营销策略,吸引国际游客。
开发四季旅游产品,建设虚拟或室内冰雪世界。一是开发“四季旅游”产品,挖掘特色避暑、康养资源。举办避暑音乐节、露营节等主题活动,开发户外运动、亲子乐园等项目,打造夏日休闲胜地,弥补旅游空白期。二是借助信息化、数智化手段,构建虚拟冰雪世界。在数字平台构建三维立体的虚拟冰雪世界,通过高清建模技术和实时渲染引擎,为游客提供虚拟冰雪景观、冰雪嘉年华、冰雪艺术展等,开发手机APP或小程序,让用户体验冰雪运动等趣味游戏,拉近游客与冰雪旅游的心理距离。三是投资建设室内冰雪世界。采用现代制冷技术和恒温恒湿技术,开发全年可玩的冰雪娱乐项目,克服自然条件对冰雪旅游的季节性制约。
持续转型与创新寻求高质量发展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2023年年报分析
外交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共有12家,在内地和香港公开上市的银行(以下简称“上市股份行”)有10家(渤海银行仅在香港上市),随着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华夏银行都在4月30日正式发布2023年年报,所有上市股份行都发布了年报。2023年对于中国银行业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艰难的一年。上市股份行也不例外,这群率先具有机制优势、最早适应银行业竞争的银行,在2023年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保持了发展韧性推进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紧跟国家发展步伐,推进数字化转型,不断取得新进展。
规模稳健增长,结构不断优化资产规模稳中有增。2023年,10家上市股份行资产总规模68.41万亿元,相比2022年增长4.70万亿元,增幅达7.37%,略高于12家股份制银行6.65%的平均增速。但各上市股份行的资产增速参差不齐,浙商银行的增速接近20%,浦发银行的增速不足4%,其余各行的资产增速保持在4%
到10%的区间内(见图1)。招商银行的资产自2022年超过10万亿元后再次突破11万亿元,兴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已突破10万亿元大关,中信银行和浦发银行也正朝着10万亿元规模目标迸发。总体上,10家股份行的资产规模增长以“稳”为主基调。
贷款增速有所放缓。由于实体经济恢复还面临多重压力,各上市股份行贷
款虽然有所增长但增速放缓,有6家银行增速在6%以下,甚至有银行出现了负增
长。2023年,10家上市股份行贷款余额达到39.02万亿元,相比2022年增加了2.01
万亿元,增长5.44个百分点(见图2)。上市股份行间贷款增速差异显著,规模
较小的浙商银行保持了在贷款市场的活跃程度,贷款余额增速超过12%,但另一
家规模较小的渤海银行的贷款余额略有下降,这与个人贷款的持续下降有关。
2023年,渤海银行个人贷款只有2727亿元,比2022年减少了638亿元,而其公司
贷款和票据贴现则保持增长。同时,在房地产业下行压力下,很多银行在贷款
结构中持续进行调整,普遍降低了房地产贷款的规模与占比,虽然兴业银行大
幅增加了房地产贷款,但其在贷款中的占比仍维持在9%以下的较低水平(见图
3)。
存款增速明显回落。上市股份行存款增速均为正,但相比2022年的增速有较明显的回落。2023年上市股份行的存款规模达40.28万亿元,较2022年增长
2.36万亿元,增幅为6.21%,但此增幅相比2022年下降了4.36个百分点(见图4)。在存款结构上,上市股份行进行了进一步调整,通过产品与营销创新来吸引更多个人存款,10家银行的个人存款都有所增加,全部个人存款总额增长了14%,如果按10家银行的增速进行简单平均,其增速为15.7%,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兴业银行,增幅达24.9%,个人存款基础最好的招商银行仍保持着12.6%的增速,实为不易。个人存款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存款结构的优化,即个人存款占比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见图5)。虽然利率自2022年以来持续走低,特别是在2023年6月、9月和12月分别出现了3次大规模存款利率下调,但由于股市低迷、房地产市场发生趋势性改变等因素,存款反而出现了回流情况。与此同时,存款呈现出定期化趋势,即活期存款占比下降而定期存款占比上升的现象在多家上市股份行的年报中都有所体现。整体而言,出于对负债成本管控的考虑,上市股份行加强了对高息存款的管理,并同步加大了对非存款负债的吸收力度,导致银行负债有所增长。
一、净息差下降,盈利能力承压
盈利能力下降。上市股份行普遍出现了净利润下降的情况,甚至有三家银行的净利润下降明显。在利差缩小和贷款增长放缓,以及各种减费使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也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银行利润普遍承压,增速相比2022年明显下降。2023年,10家上市股份行的净利润总额为5008.80亿元,相比2022年下降了176.97亿元,同比下降3.41个百分点,2022年的净利润增速为10.71%。同时,各股份行的净利润也呈现较明显的分化趋势,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和浙商银行的净利润增速均高于5%,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和浙商银行的净利润跌幅超过了10个百分点(见图6)。净利润增速回落主要受到利息收入增速放缓的影响,部分银行也受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减少的影响,如兴业银行。值得注意的是,在资产规模同比增速达7.37%的前提下,净利润的下降会导致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大幅下降。
其他收入占比扩大。在收入结构方面,总体上利息净收入占比有所收缩,其他收入占比有所扩大。从绝对值上看,仅有兴业银行和浙商银行的利息净收入有所上升,其余上市股份行的利息净收入均有所减少,8家上市股份行的利息净收入共减少373.47亿元,这是与银行净息差的下行密切相关的。此外,这8家上市股份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2256.49亿元,较2022年减少了353.45亿元,体现出股份行服务实体经济、响应国家减费让利政策的担当(见图7)。整
体上,非息收入贡献提升,保持了较强韧性。除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的非息收
入有小幅缩减外,其余上市股份行的非息收入均有所扩大。
净息差持续下降。受贷款利率下行和存款成本上升的双重影响,加上银行持续实行让利政策,上市股份行的净息差进一步收窄,2023年的平均值为1.82%,与2022年相比下降了0.24个百分点(见图8)。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及浙商银行的净息差仍然在2%以上,虽然与前些年相比已经下降不少(2019年这三家银行的净息差分别为2.62、2.59和2.34)。净息差的下降是银行业近几年的整体趋势,随着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逐步降低,市场供求关系剧烈变化,金融市场利率及银行信贷利率均处于下行趋势,加上负债端受存款定期化倾向加重的影响,银行负债端利率的下降速度慢于资产端,导致银行息差持续收窄。
总资产收益率下降。由于利润增速下降而资产则保持增长,上市股份行加权平均总资产收益率也呈现整体下降趋势。2023年,10家上市股份行的总资产收益率都比上年下降,均值为0.68%,同2022年相比下降了0.08个百分点(见图
9)。资产收益率的下降主要受结构和价格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收益率较高的
贷款占比下降;另一方面,存量按揭贷款降息导致新增贷款利率下降。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上市股份行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呈下降趋势,且不同行的下降幅度差异较大。2023年,10家上市股份行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9.06%,相比2022年缩减了1.19个百分点。除中信银行和浙商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与2022年持平或略有增长外,其余上市股份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均明显下滑,尤其是兴业银行与浦发银行,其净资产收益率跌幅超过2.5个百分点(见图10)。
二、经营环境复杂,风险仍然可控
不良率与逾期率仍然较低。面对经济恢复承压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挑战巨大的严峻形势,2023年上市股份行持续加强资产质量管控,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资产质量整体保持稳定。从资产质量来看,上市股份行不良贷款率均未超过2%,其中招商银行在1%以下,相比上年度,不良贷款率波动不大,且普遍下降,民生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更为明显(见图11)。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银行能够将不良率压降到当前水平已属不易,显示出银行业在风险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整体来看,上市股份行不良贷款的风险可控。从行业来看,房地产业成为主要的风险源,有8家银行房地产贷款的不良率高于2%,其中有5家高于4%,有7家银行2023年房地产贷款的不良率与2022年相比有明显的提升(见图12)。从逾期贷款率来看,上市股份行的逾期贷款率均保持在较低水平,7家
银行未超过2%。从变化情况来看,上市股份行整体逾期贷款率呈下降趋势,除渤海银行、华夏银行和民生银行外,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招商、兴业、浙商3家银行逾期贷款率的下降幅度较大(见图13)。
风险抵补能力仍然较强。从拨备覆盖率来看,招商银行超过400%,平安银行、兴业银行和中信银行也均在200%以上,仅民生银行在150%以下。与2022年相比普遍变化不大,保持相对平稳(见图14)。拨备是商业银行吸收预期风险的跨周期储备,体现了商业银行对未来信用成本的预期,2020年起,商业银行对疫情影响过于悲观预期造成了较高的拨备提取比例,随着经济逐步复苏,部分上市股份行正在收缩前期计提过高的拨备水平。拨备覆盖水平相对较低的民生、渤海、浦发3家银行则选择了更保守的风险管理策略,提高拨备覆盖率。总体来说,上市股份行的拨备覆盖率较高,表明它们具备较强的风险应对能力。但从贷款拨备率来看,10家上市股份行中,有3家银行贷款拨备率低于2.5%的早期监管要求,而根据监管部门2018年《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的监管要求,所有银行都符合相关标准(见图15)。
三、多渠道补充资本,资本实力保持强劲
从各行年报数据可以看出,各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2023年都保持在较高水平。招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最高,超过了15%,即使是资本充足率最低的渤海银行也达到了11.58%(见图16)。上市股份行资本充足率较为稳定,表明它们具备较强的抵御风险吸收损失的能力。资本充足率保持较高水平,与多种资本补充工具的应用有关。招商银行在2023年新发了300亿元永续债,中信银行于2023年12月发行了200亿元的二级资本债券,中国光大银行于2023年4月先后发行了100亿元和50亿元的二级资本债,浙商银行于2023年5月和11月分别发行了200亿元和100亿元的二级资本债券,用于补充二级资本、优化资本结构,促进业务稳健发展。为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浙商银行分别于2023年6月和7月完成A和H配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分别约为97.22亿元人民币及
30.12亿港元。有些银行似乎没有这么幸运,配股计划不得不推迟。2023年,兴业银行可转债的转股额为94万元,光大银行为169亿元,中信银行为2.06亿元。虽然上市股份行在2023年资本充足率有所下降,但资本补充工具市场整体保持较为稳定的发展,市场总规模的年增加额在1.2万亿元左右。预计未来银行二级资本补充范围有望扩大,平均资本充足率将稳中有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于202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将对银行的资
本充足率产生影响。让人欣慰的是,内地与香港股市已经回暖,这必将给上市股份行更多的融资空间,不仅有助于银行的配股增发等再融资计划,而且有助于提升可转债的转股率。
根据年报数据,上市股份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也有所增长。其中,招商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最高,超过了其他银行,达到了15%以上,其他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也多在10%以上,只有浙商银行的这一指标为9.52%(见图17)。招商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增长得益于2023年11月发行的300亿元永续债。从增长情况来看,2023年上市股份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有所增长。从近5年情况来看,上市股份行一级资本充足率波动较小,整体较稳定。
总体来看,核心一级充足率符合监管要求,最低的银行也达到8.17%,招商银行达到13.73%,其他银行都在8.22%—9.76%之间。与2022年相比,2023上市股份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稍微有所提高,表明它们的最高层级核心资本充裕程度在提高(见图18)。但从近5年来看,它们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在缓步下降。
四、服务实体经济成效显著
普惠金融受重视。近年来,在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下,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增长较快。上市股份行也是一样,2023年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所有上市股份行的普惠型小微信贷余额的总额已突破4.73万亿元,较2022年同比增长
12.28%;从贷款结构来看,普惠型小微信贷在贷款总额中的占比由2022年的
11.34%提升至12.28%。从贷款余额规模来看,截至2023年末,招商银行以8042.79亿元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拔得头筹,然后依次是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分别以6122.69亿元和5849.72亿元的规模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从贷款增速来看,光大银行同比增速最快,达到24.18%,但该行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规模位列中游,高增速或有基数较低的因素影响。兴业银行和中信银行的贷款余额增速也较快,分别为23.95%和22.22%,因此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招商银行作为2022年普惠型小微贷款余额最大的上市股份行在2023年仍然保持了
18.56%的增速,实为不易。从普惠贷款户数来看,平安银行和招商银行在2023年突破100万户,分别达到103.22万户和100.45万户,稳居前两位。民生银行和光大银行则分别以51.33万户和42.97万户的普惠贷款户数位列第三和第四(见图19)。
发力绿色金融。随着一系列绿色金融政策的出台,银行已经将发展绿色金
融列入战略重点。绿色金融在2023年成为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重点战略业务,2023年底,10家上市股份行绿色信贷余额合计已突破3.46万亿元,较2022年同比增长30%;从贷款结构来看,绿色信贷在贷款总额中的占比由2022年的7.20%
提升至8.87%。从银行的单个规模来看,兴业银行仍是绿色信贷的领跑者,信贷
余额已达8090亿元,达到27%的增速,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
行的绿色信贷规模均超过3000亿元,且同比增量均超过或接近1000亿元。除了
华夏银行只有9%的增速和渤海银行接近15%的增速外,其他银行的绿色信贷业务
的同比增速均超过20%,其中光大银行的增速超过了57%。绿色信贷业务在2023
年继续保持较快发展(见图20)。从绿色信贷的占比来看,2023年,兴业银行
与浙商银行的绿色贷款比重均超过10%,绿色型结构调整成效显著:2023年兴业
银行落地多笔首单、首创绿色金融创新产品,包括CCER市场重启后全国首批CCER
项目开发挂钩贷款等;浙商银行则持续强化政策引导、专业经营及考核激励等,
推广碳易贷、光伏贷等产品服务,引导资源流入清洁能源和环境友好型行业等
相关领域。与此同时,各上市股份行的绿色信贷在总贷款业务的占比均有一定
程度的提升。可以说,每家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均实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见图
21)。
服务制造业和科创企业。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制造业是银行信贷投放的重点领域之一。从监管要求来看,金融加大对制造业的信贷投放力度仍是政策的主要发力方向。2023年年末,10家上市股份行的制造业贷款总规模超过4.05万亿元,所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也由2022年的9.23%提升至
10.38%。具体从各家银行的信贷投放看,制造业贷款的增长在2023年保持了较快的增速。2023年兴业银行制造业贷款余额为7282.57亿元,同比增长24.43%;招商银行制造业贷款余额为5770.26亿元,同比增长23.9%;浦发银行制造业贷款余额为5726.95亿元,同比增长21.27%;中信银行制造业贷款余额为5000.02亿元,同比增长19.19%。从制造业贷款在全部贷款余额中的占比来看,光大银行最高,达19.62%(见图22)。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服务科技产业发展的科技金融正在成为不少银行的转型方向。从2023年四季度的信贷投向报告来看,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达到2.45万亿元,同比增速快于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速11.3个百分点,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达21.2万家,获贷率达到46.8%。但科技信贷的存量规模仍然较低,截至2023年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占比仅为1.03%。上市股份行的年报中,有六家披露了科创金融的情况,其
中浦发银行是这方面的领头银行,2023年底科技贷款余额已经达5000亿元,浦发硅谷银行在科技金融上积极探索。兴业银行科创客户贷款余额4532.1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1.88%,“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均位列同类型银行前列。招商银行服务的科技企业客户超13万户、“专精特新”企业服务覆盖率达60%、近三年IPO科技企业的服务覆盖率达88.4%、科创板和北交所上市企业服务覆盖率分别为93.6%和78.1%,科技企业一般性贷款余额突破4200亿元。中信银行科创金融贷款余额为4156.7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0.50%;服务“专精特新”企业27144户(见图23)。
五、推进数字化转型,促进业务与管理“双提升”
数字化转型是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重要战略。股份制银行特别是上市股份行通过数字化转型来进行产品创新和管理提升,积累了不少经验。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提出以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强化金融科技审慎监管为主线,将数字元素注入金融服务全流程,将数字思维贯穿业务运营全链条,注重金融创新的科技驱动和数据赋能。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又将“数字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一。在这一背景下,上市股份行根据各自的特点,继续寻求数字化转型之路。
数字化转型对银行有多个层面的要求。首先是对技术架构层面,直观上需要银行有足够规模的科技投入,打好稳健的底层基础;其次是数据资产层面,需要银行从业务出发,维护富有价值且易于分析的数据资产;最后是数据应用层面,需要银行充分发挥数据潜能,提高运营效率和客户服务水平等。此外,由于银行自身的特殊性质,在数字化转型中也必须对于安全问题给予格外的重视。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需要业务、技术、数据融合一体化的复杂任务。从2023年年报来看,多家上市股份行将数字化转型作为重要发展战略,前期科技投入较多的银行已经在数据应用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投入较少的银行也正在努力完善自身的底层技术架构。从科技投入水平和科技人员占比两个指标可以看出,上市股份行的数字化转型方兴未艾。
从科技投入来看。根据披露相关信息的9家上市股份行的数据,2023年大部分上市股份行的科技投入水平在50亿—70亿元之间,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两家科技投入超过百亿元,绝大部分银行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在4%左右,渤海银行科技投入的占比为5.6%,中信银行科技投入的占比达到了5.9%(见图
24)。
从纵向上看,2023年中信银行、民生银行、渤海银行的科技投入增速均超过了10%,其中中信银行以38.9%的增速领跑;有3家上市股份行的科技投入较去年发生了下降,分别是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和光大银行,但在营业收入占比方面,这3家银行均与2022年保持了基本一致,其中招商银行的科技投入在营收中的占比反而较2022年有轻微提高(从4.51%上升到4.6%)。
从科技人员情况上看,在7家上市股份行中,仅有招商银行2023年科技人员较2022年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唯一一家科技人员超过万人的上市股份行,其余各家银行的科技人员数量均有一定增加。2023年上市股份行的科技人员平均水平在5600人左右,占比在8%到14%之间浮动。其中,兴业银行在科技人员上的增速最快,为13.91%(见图25)。
总体来看,2023年,上市股份行在科技投入方面稳步发展,在2023年营业收入和利润承压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保证了科技方面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表明了这些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决心。更为重要的是,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正深刻地影响着银行的方方面面。从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和董事长、行长的致辞中,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化无处不在。从获客到风控,从业务与内部管理,无不体现出数字化的魅力。值得关注的是,许多银行开始重视大模型在数字化战略中的应用。
网点和人员有所增加,人均员工费用有所下降与大型银行相比,上市股份行在网点数量上一直处于劣势。即使在数字化的今天,作为银行形象的标志和连接客户的平台,一定数量的物理网点仍然是业务经营所必需的。对于那些成立较晚的上市股份行,增加物理网点显得更有必要。但在当前银行经营承压的形势下,增加网点必然将增加费用,这也是银行不得不面临的选择。
从规模上看,2023年绝大多数上市股份行的分支机构数仍有一定程度增加,其中,浙商银行从312家分支机构增长到344家,渤海银行分支机构数的涨幅超过10%,其余几家上市股份行的分支机构数涨幅均在1%左右,只有民生银行的网点数比2022年减少了两家,这可能与当年民生银行建了太多功能比较单一的社区支行有关(见图26)。
在数字化转型大潮下,不少银行面临着裁员压力,但2023年银行业并未出
现大量裁员的情况,这可能与上市股份行普遍经营较有韧性有一定关系(见图
27)。2023年,只有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和平安银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减员,
其余几家银行则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当然,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另一面是可能带来人员结构的变化。以招商银行为例,2023年招商银行员工专业构成为公司金融部门有19746人,零售金融部门有52843人,风险管理部门有6844人,运营操作及管理部门、研发人员、行政后勤和综合管理等部门的人数分别为17377人、10650人、983人、8095人。与2022年相比,招商银行的公司金融、零售金融、运营操作及管理、综合管理员工数量均有所增加,而风险管理条线人员、研发人员和行政后勤人员则有所减少。考虑到招商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发展起步较早,这一员工专业构成变动显示出其着眼于数据资产进一步落地应用的战略意图。
机构的增加会带来员工的增加,员工的增加会带来员工费用的增加。从总体上看,2023年上市股份行的员工费用增幅有所放缓,不少银行的员工费用是下降的,这说明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受整体营收不理想的影响,开始过紧日子了。只有浙商银行仍有着高达14.72%的员工费用涨幅,但这应是与浙商银行大幅增加了员工数量有关(见图28)。
综合比较员工费用和人均员工费用,只有民生银行一家在员工数扩张的情况下,实现了员工费用和人均员工费用的双正向增长,绝大多数上市股份行的人均员工费用发生较大下滑,考虑到2023年机构数增长速度远不及员工数增长速度,人均员工费用的下降是自然的。
2023年,除3家银行的人均员工费用略有增长外,其他银行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中信银行和渤海银行下降幅度超过8%(见图29)。其实,人均员工费用可能掩盖了许多问题,许多基层员工的工资水平并不太高,而付出可能很多。不过值得高兴的是,许多银行开始了内部薪酬的调整。据几家银行年报披露,员工薪酬有向一线员工、基层员工倾斜的趋势,强调考评结果与业绩贡献和岗位价值挂钩。未来,股份制银行可能会更加强调员工的创利与所得薪酬之间的关联性,激励员工更多地进行价值创造。
六、坚持走特色发展道路,打造强大金融机构
在年报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各大银行对2024年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都做了充分评估,对这一年的发展做了精心谋划布局,各位董事长、行长的致辞中也进行了更为精炼的概括。一个总体印象是,各行都在将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与各行的具体情况融合起来,坚持走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之路,打造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
兴业银行提出要协同推进“五条新赛道”和“五篇大文章”,持续擦亮绿
色银行、财富银行、投资银行“三张名片”,这里所说的五条新赛道就是科创金融、普惠金融、能源金融、汽车金融、园区金融。浙商银行则将深耕场景金融,扎根科技金融、供应链金融、普惠金融、池化融资、财富管理五大特色金融场景。浦发银行则将聚焦“五大赛道”,加快推进落实数智化战略,全面打响“科技金融”业务品牌,以数据驱动全力打造数智化“普惠金融”新生态,持续做强“跨境金融”优势业务,加快落地数智化“财资金融”新打法。光大银行则提出,加快推进“商行+投行+私行”战略转型,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做好“五篇大文章”。2024年正好是中信银行新的三年规划的开局之年,其新的愿景是建设有担当、有价值、有特色、有温度的“四有”银行、跨入世界一流银行竞争前列,提出实施“五个领先”的银行战略,即领先的财富管理银行、领先的综合融资银行、领先的交易结算银行、领先的外汇服务银行、领先的数字化银行。
此外,不少地域性很强的银行,始终将自己的发展与当地经济的发展融合在一起。如上海浦发银行提出要持续做强“跨境金融”优势业务,抢抓高水平对外开放、上海深化“五个中心”建设等重大机遇。华夏银行坚持“北京的银行”定位、服务北京四个中心的城市定位和“京津冀金融服务主办行”定位。浙商银行坚持“深耕浙江、服务浙商”,真正成为“浙江、浙商、浙江人的银行”,立足浙江、放眼全球、服务国家战略,为政府和企业链接全方位的金融顾问服务,完善推广区域综合金融服务模式,着力打造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浙银示范。
同时,各家银行都强调加强数字化引领,加强风险预警和管理,做到精细化管理,实现行稳致远。期待在2024年年报中,各家银行都能交出满意的答卷。
打造现代服务业新质生产力示范新高地
珠海市统计局课题组
(2024年5月21日)
服务业发展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服务业兴则百业兴,服务业强则经济强。服务业具有强大的产业“黏合剂”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依靠现代服务业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赋能。现代服务业具有“两新四高”时代特征,“两新”代表新服务领域和新服务模式,“四高”代表高技术含量、高增值服务、高素质人才结构和高情感体验,西方国家称现代服务业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与GDP核算关联的41项经济指标中,服务业34项占八成以上。服务业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制造业能否成为产业脊梁关键在于现代服务业的支撑力,只有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共生,才能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当前,省委赋予珠海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增长极、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及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样板三大目标定位,都离不开服务业的繁荣与发展。珠海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发展现代服务业?
一、积极推动珠港澳三地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
服务业是香港的经济命脉,贸易物流、金融、专业服务及旅游是香港经济四大支柱产业,医疗服务、教育服务、文化及创意、环保产业、创新科技及检测验证等逐渐发展成为香港六大新兴产业。澳门服务业会展、文化创意、旅游及商贸优势突出。结合珠海服务业发展实际,对接好香港,聚焦协同目标、用好香港资源、发挥大桥优势,推动珠港优势叠加,重点推进旅游会展、文化创意、金融及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与港澳协同发展。一是旅游会展业,学习港澳旅游会展业先进经营理念,放宽市场准入,加强三地旅游合作,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港澳会展业巨头,打造吸附力更强的世界级会展平台。二是文化创意产业,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待,加快推进文化与科技、旅游及会展产业融合,优化文化产业发展布局,加快建设影视制作基地及珠港澳文化产业合作区建设,打造特色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三是金融业,加强现代金融体系和制度建设,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金融调控和监管方式,积极争取港澳金融机构落户珠海,多层次、多渠道强化与港澳金融机构深度合作,营造“宽环境、严监管、少干预、多扶持”金融生态环境,
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四是现代物流业,制定现代物流产业发展规划,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物流服务需求为依据构建社会化、专业化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加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构建陆海空三位一体现代物流体系,用好“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政策,推动粤澳跨境物流“西进西出”,加快建设大桥经贸新通道。
二、扎实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
优化现代服务业发展环境,是引领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更是打造经济新引擎、增添新动力的必然要求。一是加大政策支持,优化发展环境,面向港澳进一步开放现代服务业市场,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准入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形成政府、市场、企业良性互动格局。二是选择新赛道,抓住发展新机会。紧紧围绕市委九届七次全会提出的发展“云上智城”和低空经济及创建现代化海洋牧场珠海范式,发挥莲洲通用机场优势,以场景运用驱动低空经济发展,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推动“云上智城”,打造智慧化城市标杆,高质量发展海洋产业,加快建设区域性海洋中心城市。三是完善支持企业创新转型配套政策,放大政策支持杠杆效应,加快完善现代服务业相关法律规范,强化市场监管,营造公开透明的行业发展环境,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放宽企业登记注册条件,简化企业登记程序。四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探索设立发展现代服务业专项资金,以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重点支持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及重大项目建设。五是优先保障现代服务业用地,实行有利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土地政策,坚持现代服务业新增用地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衔接,优先统筹安排用地指标,对重点现代服务业项目,包括大型市场、总部基地、研发中心等服务业聚集区建设用地确保优先。六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必须健全财税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加大扶持力度,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现代服务业信贷支持,开发适合现代服务业需要的金融产品。
三、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升对“珠西都市圈”辐射力
去年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实施生产性服务业十年倍增计划,大力发展研发设计服务、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数字贸易、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等,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珠海应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重点培育软件信息服务、工业设计、检验检测、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主体,出台支持软件产业发展政策,
加大工业软件在制造业的创新应用与推广,创建一批省级以上工业设计中心,培育发展一批高水平的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认证平台,力争三年内,服务业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更加凸显,重点领域制造服务业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国际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形成一批示范企业。让生产性服务业面向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形成强大辐射力,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要突破口,发挥优势,一方面强化并夯实珠海制造业当家的产业基础,提升制造业发展韧性。另一方面助推“珠西都市圈”其他三城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升级,为制造业由中低端迈进高端提供重要服务支撑。
四、做大做强做优科技服务业,助力新质生产力形成
新质生产力代表生产力跃迁,是数字时代更显创新性、更具融合性、更体现内涵的生产力。一是加快创新企业培育,激发科技创新动能,注重突出龙头骨干企业和创新标杆企业引领,提升全市创新研发能力和创新水平。二是突出政府引领,加大财政向基础研究投入力度,鼓励有条件重点企业出资与政府联合设立科研计划,对研发能力强的团队给予重点支持。三是持续推进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科技创新供需对接、产学研融合,强化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扩大高校和科研机构学术自主权和个人科研选题选择权,健全奖励激励机制。四是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育苗计划,积极探索出台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发展路径相关扶持政策,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型科技企业,加快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壮大,让中小企业成为创新重要发源地。五是强化对企业创新风险投资金融支持,建立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常态化工作协调机制,用好用足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专题债政策工具,发挥各类金融机构对科技创新支撑力。
五、加强人才开发和储备,为现代服务业提供智力支撑
现代服务业是最需要人才支撑的行业,要把开发和储备人才资源作为发展现代服务业基本方略。一是主动吸引并聚集培养青年人才,更多从青年人才的精神需求留才引才聚才,以人才优势推动现代服务业做大、做强、做优,打造现代服务业人才集聚“强磁场”。二是加强人才需求预测,发布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目录,依托高校优势培养现代服务业紧缺专业人才和实用人才。三是实施人才素质提升工程,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开展现代服务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专项培养项目,满足人才知识更新需求。四是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和机构整合专业资源,举办各类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现代商贸、旅游会展、科技与信息服务、文化创意、中介服务等领域高端论坛和讲座,
为现代服务业人才搭建分享交流平台,帮助企业紧跟行业和技术发展趋势。五是选送一批高中级现代服务业创新人才、经营人才和管理人才赴港澳开展培训,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健全现代服务业职业资格标准体系。六是搭建现代服务业学术交流平台,营造交流和研讨学术氛围,解决青年人才在珠工作后顾之忧,增强人才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六、强化服务和流量意识,加快文旅会展业发展
文旅产业是现代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点多量大面广,牵动力强的特征,对扩就业、增收入,促进宏观经济稳增长意义重大。一是积极拓展“旅游+”新发展模式。“旅游+”是当前旅游发展大趋势,旨在增加旅游业同其他行业互动,拓展旅游综合效益。珠海旅游资源丰富,可重点在旅游+教育、旅游+体育、旅游+会展、旅游+影视、旅游+养老等方面进行尝试探索,丰富旅游产业链条。二是加强与港澳旅游合作,港澳旅游历史悠久经验成熟,主动与港澳文旅会展业合作,推进珠港澳文旅会展业协同发展,通过港珠澳大桥整合三地文旅产业资源,开展一程三地多站游览。三是重视新媒体营销,塑造旅游品牌,重视互联网与社会治理相结合,聚焦游客反映的现实问题,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让游客感受到政府的诚意和善意,使城市管理更加大气、更接地气、更有温度。四是大力提升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快旅游“智能化”建设,推进“旅游+互联网”融合发展,高起点规划建设旅游大数据中心、旅游交易平台和市级旅游应急指挥平台,补齐旅游业发展短板,提升行业服务水平。五是针对北山村、山房路、会同村、夏湾夜市等新兴网红商业打卡点开展专题研究,满足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全面提升服务质量,突出旅游特色,提升游客体验感及参与度。
七、着力解决现代服务业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
2023年西部城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31.9%,远低于东部香洲区
65.3%的比重,差距十分明显。东西部服务业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是珠海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短板。服务业发展主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初级阶段,以发展住宿、餐饮等个人和家庭服务等传统生活性服务业为主。工业化初期,以发展商业、交通运输、通信业为主。工业化中期,金融、保险和流通服务业得到发展。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加快,新型业态开始出现,广告、咨询等中介服务业,房地产、旅游、娱乐等服务业发展较快,生产和生活服务业互动发展。按照市场规律研判,珠海西部地区目前仅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发展
任重而道远,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西部生态新城建设是缩小东西部现代服务业发展差距的重中之重,加快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体育、公共交通和医疗保障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让产业、城市与人深度融合,才是加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产业基础。
大学生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机制研究基于河南省涉农专业大学生的调
研分析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许焱焰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才是第一资源”,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强国的经典论断,指明了人力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要素。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传统择业观念的影响下,大量人才流向城市,少部分人才流向农村。同时,2022届、2023届我国高校毕业生分别达1076万人、1158万人,均过1000万大关,高校毕业生供给与用人单位人才需求之间的供求矛盾依旧严峻,问题依旧很多。解决当代大学生毕业就业难、创业质量低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为大学生提供了新的选择和平台。与此同时,大学生返乡创业能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乡村社会综合治理水平,稳定乡村发展效益。大学生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是否存在联动关系,联动机制怎样发生,如何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已成为学界亟待开展研究的课题。
一、联动机制的含义
机制源于描述机器构造、结构,学术界将其应用到自然、人文、社会学科,用于阐释功能规律、结构关系、秩序模式等,即机制是某种现象相关多种要素的特定关系。联动机制是指特定关系的相关要素中某一个或多个要素调整后,带动其他要素发生变化,形成特定运行机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农人发展、人才建设、村企创建等,与大学生返乡创业实践不谋而合,二者的诸多要素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二者有联动的可能性。同时,学界也对二者发展的耦合性开展了相关研究,从案例研究到理论分析逐步深化。本文梳理出大学生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联动机制,见图1。
二、大学生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联动机制的逻
本研究前期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河南省焦作市、南阳市、周口市、许昌市等八地十所高校涉农专业的大学生开展调研,所选高校跨地区、层次多、代表性强,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意愿影响因素、现状、局限和困境等开展研究。在此基础上,围绕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联动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抽样调研,选取10位大学生开展半结构性访谈,线上访谈、线下访谈相结合,受访者按顺序编码为:S1,S2,S3……S10。采访时长均为1~2h。经整理,推动联动机制发生、发展的逻辑前提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策方面
国家重视“三农”,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籍大学生在创业时的选择,在建设数字乡村、开展精准扶贫、人居环境改善、深化农村改革等一系列乡村振兴政策的推动下,其释放的红利在广大乡村地区已形成积累效应,乡村的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家乡故土也能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相应的物质条件、发展基础,提供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同时,在乡村创业过程中,创业贷款优惠、土地流转、税费补贴等保障政策,创业门槛低,乡村经济建设氛围良好等都增加了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信心。
(二)市场方面
1.在市场主体方面,大学生经营者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能与政府、
组织、村民进行有效的沟通,有利于打破信息差,促进乡村市场竞争,给乡村带来活力与机遇。在市场机遇方面,大学生返乡创业,大学生学历高,思维开阔,对乡村商机的捕捉更敏感、迅捷,能够从识别性、获得性、竞争性等方面推动乡村产业的升级发展。
2.在市场建设方面,乡村市场以传统意义的市场,即商品交换的物理
场所形式存在居多,然而,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乡村虚拟市场、
网络市场亟须建设,大学生返乡创业势必会推动此类市场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三)资源方面
大学生返乡创业,带动商品、信息、资金等资源流向乡村,推动乡村振兴。同时,乡村振兴及乡村市场发展,又会提供资源推动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发展,自觉形成二者良性互动的联动关系。在资源流动过程中,相应的溢出效应也很明显,能够激活乡村资源,并推动其使用效率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推动乡村资源“储水池”建设,推动乡村留守剩余劳动力就业。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因其地缘优势、人力优势,更能够挖掘乡村的潜在资源,激活血缘、亲缘及地缘的资源,更新或创造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全方位地促进乡村振兴。
(四)社会方面
大学生返乡创业,对农村社会的最大影响是建设主体的回归,一部分主动回归的青年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会提供若干就业岗位,也会带动另一部分青壮年返乡就业,乡村人力“蓄水池”壮大,能够有力地解决乡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守护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发展、完善乡村社会结构,促进乡村生活振兴。农村籍大学生的思想有两方面特征:一方面,他们受过高等教育,知识
经验丰富,思维、视野开阔;另一方面,受传统农业社会家庭本位思想的影响,家庭、家族意识较强。大学连接村民与现代技术,在创业实践中,对生产、经营、生活方式发展变革富有创新性,实践性强,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振兴,也能反哺、保障大三学、生大的学创生业返收乡益创和业成效与。
三、大学生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联动机制的运行路径
(一)大学生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大学生带着实现个人价值、增加家庭财富、推动家乡发展的使命返乡创业,创业意识较强,机会嗅觉更敏锐,结合网络技术,能较快地打开创业渠道,带动信息、资金等市场资源流向农村,带来经济效益。同时能推动乡村技能建设,带动乡村观念的改善更新,社会效益的增加。总之,大学生返乡创业,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1.信息方面。随着国内多次创业潮的发展,创业经验不断积累、创业
模式不断优化,在乡村创业,大学生借助所学创业技能、管理理念、社会信息差等,在创业实践之前,谋划适合乡村创业的运作项目、商业模式。“在创业前,研究人员已经对临近县域的苹果果园进行市场调查,了解苹果的产出量、时间、冷链物流等相关信息,为项目的运作模式开展整体设计。”准备销售苹果的BSL(S2)说。68%的调研对象反映,在校期间已接受基本的创业创新知识训练,14%的学生已参与过创业相关实践,有意创业的同学在校期间,已有意识积累与创业相关的信息。
2.资金方面。政府不断出台返乡创业金融扶持政策,大学生在返乡创
业时,又将相关资金带回乡村。调研中,返乡创业大学生的创业资金来源,按金额高低,依次来源于家庭、个人、贷款、政府支持及风投,因调研对象多数是在校大学生或刚毕业大学生,年龄多为18~25岁,初步入社会,受传统思想影响,在资金使用方面,更趋向保守、理性。一方面,个人资金不多,需要借助家庭支持,对风险较高的资金获取渠道仍有顾虑;另一方面,比较积极主动地了解政府金融支持政策,趋向借助政府项目获取启动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资金流向乡村地区,符合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也对乡村地区的发展提供很大支持。
3.技能方面。一方面,国家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
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大学生能带动学校技能资源、专业知识返乡;另一方面,
调研显示,留乡新农人的文化程度普遍高,“80后”群体居多,返乡大学生创业过程中,易与这个群体产生连接,能将新技能、新工艺在乡村得以应用、发展。在返乡创业大学生的带动下,引导各种资源参与技能兴村实践,参与广、层次多,农产品种类多、产业链完善,能够促进技能乡村的原产地品牌建设及“一村一品”的实现。
4.观念方面。观念包含对乡村主客体的认知。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
是劳动观念的一种转变,是对资本的对抗,能打破劳动异化的抑制,摆脱劳动、雇佣关系的束缚,实现个人价值的提升,能够将个人价值与家庭、家族价值并行,个人幸福值更高。同时,大学生返乡创业,能够将城市文明理念、生活规则行为习惯等带回乡村,能够推动村民对自身、对乡村的认知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乡村转变部分陈规陋习,助力乡村地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二)乡村振兴推动大学生返乡创业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中,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在总要求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乡村振兴的五个具体路径,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振兴对大学生返乡创业有切实的推动作用。
1.产业振兴方面。产业振兴、产业兴旺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吸引力更
强。“能挣到钱,是大家愿意返乡创业的根本原因。”受访者LB(S6)大胆说出了多数大学生的想法。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乡村三产融合发展,完善产业体系,从田间到餐桌,产业链长,能够有力促进大学生尽快找到合适、可行的创业项目,并缩短回本周期,降低创业风险。
2.人才振兴方面。人才振兴为乡村建设者搭建创业干事平台,营造好
的营商环境,制定“引”“留”人才返乡创业政策。从政策支持、创业培训、创业服务、人才支持、组织实施等多方面、全环节推动包含大学生在内的创业者返乡创业,创新带动创业,创业带动就业。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有利于人才在乡村建设中形成集聚效应,有利于大学生返乡创业者构建乡村发展新业态、新模式。
3.文化振兴方面。文化振兴基于场景化、艺术化、品牌化、制度化的
乡村公共文化建设,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激活乡村文化,提升村民精神,挖掘乡村振兴的持续动力。文化振兴有利于激发大学生带动新元素、新思想返
乡,发展智慧农业、观光农业、研学农业等新业态、新模式,有利于发展“乡村+高校”模式,与高校对接,发展多元主体参与的产学研平台,进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升大学生的创业质量。
4.生态振兴方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宜居是乡村建设、发
展的最大财富和优势。大学生返乡创业,很大的客观原因是城市竞争激烈、环境质量下降,受访者HHY(S3)认为,“家乡更接近大自然,在创业做事的同时,也能够看到土地、庄稼、果园,感觉心态也会松弛,整个人的状态也不一样,城市里,到处钢筋水泥,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田园生活、生态宜居成为拉动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因素之一。
5.组织振兴方面。党组织始终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主心骨”。党
组织带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让乡村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为大学生返乡创业吃上定心丸。“三支一扶”者、大学生村官等基层工作者,是大学生返乡创业者的强大支持者、同行者,在他们的支持下,大学生找政策、筹资金、补短板,节省成本、节约精力,有力地保障大学生投身创业实践中,创造财富,实现个人价值。
四、联动机制良性发展的保障策略
大学生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实践中,联动机制的运行、发展,仍处于不健全、不完善阶段。近年,学界对此联动机制的研究也经历了识别、经验、分析、模式等阶段,逐步深化。实践与研究均显示,推动此联动机制良性发展的核心主体是大学生,基于对河南省涉农专业大学生的调研情况,以大学生为切入点,从政府、教育、组织和教育等角度分析相关保障策略,促进联动机制良性发展。
(一)政府层面
政府在政策扶持、创业服务等方面要持续发力,不断完善。如政府促进大学生返校创业的政策宣传仍待提升,应在乡村、学校、人才市场等区域,线上、线下相结合,加大相关政策的宣传;及时开展调研,制定符合各地区发展实情的政策,提升政策质量;扶持政策落地的可操作性仍待加强,有的政策门槛过高,严重打击学生申报的积极性,同时,科学设置审批程序,简化相关扶持项目的审批流程,提升效率。政策科学、可行,联动机制的运行才有保障。
(二)学校层面
学校在创新创业教育、营造创业氛围等方面加强完善教育体系。在“大众
创新,万众创业”相关政策的影响下,《创新创业教育》成为高校大学生的必修课,大学生的创业意识被普遍唤醒,然而,教育质量如何,师资队伍如何,教学方法是否创新,校企合作效果怎样等相关问题的评价体系均待完善。同时,借助创业孵化基地、实训基地,为大学生搭建符合乡村创业项目的实践平台,增强融资渠道选择、创业风险规避等实践经验积累。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完善、创业能力强,有利于推动联动机制运行。
(三)组织层面
行业协会、致富带头人协会、农业技术转化联盟等社会组织参与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仍不够,开展与农业项目相关的活动也不多,质量也有待提升。社会组织可从法律帮扶、组织帮扶、平台搭建等渠道帮助大学生提升返乡创业的信心。诸如帮助找寻启动资金,帮助规避合同订立过程中的陷阱,已从事农业创业项目的前辈同行进行传帮带,提升大学生农产品养殖、种植技术,打造“学校+合作社”“学校+农场主”等精准创业项目。完善的社会组织能够助力大学生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四)家庭层面
大学生父母传统的就业创业观念,是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最大阻碍之一,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也极易受到父母的影响。农村传统落后的就业创业观念认为,到大城市机会更多,能有更稳定的收入改变家庭经济状况。在此情况下,村两委、社区对当前国家的就业创业形势、大学生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介绍与宣传,就显得尤为重要。父母对这些政策的理解,以及就业创业观念的转变,也会极大地影响大学生的返乡创业实践。基层政府对乡村创业者的风貌宣传,有利于转变乡村地区的舆论环境,进而转变家庭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认知,增强对其行为的认可。
地方“双非”院校管理类大学生慢就业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河北地质大学管理学院董晓宏
大学生是新时代的接班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作为国家重要的人力资源,其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与家庭的幸福,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伴随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多,但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却呈下降趋势,“慢就业”是主要原因之一。“慢就业”指学生毕业后暂时不就业或延长择业时间,在一定时期内未形成较为正式或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的一种毕业而不就业的现象。自2009年,“慢就业”概念在国内提出以来[1],学界分别从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视角进行了丰富的探究,微观视角主要分析了大学生自身的就业动机、未来取向、就业理念以及父母的干预与引导等影响因素[2];中观主要针对培养院校的培养定位、培养模式以及就业指导工作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3];宏观则从整体就业形势、社会价值观念变化、政府就业政策调控等角度进行了探讨。但关注地方院校尤其是管理类专业毕业生“慢就业”问题的研究很少,地方“双非”院校的毕业生有其自身的特点,就业选择也呈现特定的偏好,如何盘活这类智力资源,实现高质量就业,对国家尤其是地方经济发展与高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地方“双非”院校管理类大学生“慢就业”现状调查
我国管理类本科专业分为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信息管理等九大类63个本科专业。为充分体现研究对象的共性特点,本文选择河北、河南、辽宁、湖南、广西、新疆等12所地方“双非”院校管理类专业的2896名毕业生展开调查,同时面向院校的辅导员、就业管理人员、专业负责人以及就业指导课程任课教师开展访谈工作。调查内容主要涉及个体与家庭对“慢就业”的认知与选择、对所学专业就业前景的了解程度、职业生涯规划的程度三个方面,回收有效问卷2461份,有效率达到85%。访谈内容主要从对“慢就业”的认知、对学生就业指导的方式、就业管理模式、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就业指导课程授课内容与形式五个方面进行;先后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访谈了50人次。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首先,个体与家庭对“慢就业”的认知与选择方面,42%的学生了解“慢就业”的概念或关注到类似的报道,但是52%的学生选择认同;家庭态度方面,农村生源的父母5%选择支持,13%选择视情况而定,82%选择不支持;城
市生源的父母9%选择支持,32%选择视情况而定,59%选择不支持。其次,对所学专业就业前景的了解程度,2%选择不了解,41%选择有一定了解,57%选择充分了解;最后,职业生涯规划的程度,9%选择没有规划,走一步看一步;48%选择有一定的想法,但不清晰;43%选择有比较完善的规划。
综合来看,超过半数的同学是认同“慢就业”概念的,没有规划和规划不清晰的比例合计也达到了57%,这一结果说明如果没有系统性干预,对应届毕业生以及后续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地方“双非”院校管理类大学生“慢就业”原因分析
(一)高校人才培养视角的分析
1.就业职业引导模式不完善。调研的12所高校均非常重视学生就业意
识与能力的培养,都设有就业指导课程体系,在专业学习过程中设有课程实践实验、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获取就业感知的教学环节,同时部分院校还会单独设立创新创业课程、举办简历大赛、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提升学生就业综合能力的活动。就业职业引导工作体系的模块设置较为完整,覆盖了基础知识学习、专业知识学习、专业能力应用实践、就业综合能力训练。但是调查显示,对于是否掌握了使用生涯规划的知识和工具做自我探索、认识自我、进行生涯规划,5.1%的人选择基本没掌握,48.98%的人选择基本掌握、33.67%的人选择掌握,12.24%的人选择完全掌握。主要原因在于专业能力提升与就业指导课程体系的相互独立。访谈调查显示,专业就业指导与就业指导课程体系互为独立的课程体系,专业任课教师将专业就业指导融入专业课程中,指导程度并不统一,造成学生对于专业发展趋势的认知缺乏系统性,缺乏对当前社会最新需求、本专业发展的宏观数据、专业匹配用人岗位需求、胜任素质标准等方面信息的全面了解,对就业的竞争性与紧迫感不强。而就业指导课程内容均为通用性内容,面向所有专业,亦缺乏实际案例,尽管授课形式互动性强,但是缺乏具体专业依托,造成学生不能将课程知识与未来就业岗位的工作内容、工作形式、工作职业素质进行很好的融合。
2.师资力量难以满足求职需要。三分之二调查院校中,大学就业指导
和创业基础课程是由辅导员兼任进行授课,辅导员熟悉学生特点同时承担推进就业的职责,但因工作职责所限,与专业行业接触机会较少,对于职业发展前景和社会需求变化了解不深。虽然多数院校会提前培训或以老带新的方式进行授课技巧辅导,但学生反馈授课形式仍以讲授为主,重在理论;对于国家政策、
行业结构调整带来的职业发展方向了解不足。因此,就课程收获来看,50%的学生认为学校提供的大学生指导类课程很有收获,47.96%认为课程有收获、但很少,2.04%的学生认为没有收获,表明目前学校所开展的课程不能满足部分管理类学生对求职就业的需求。
3.校内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不足。受访学生表示,72.45%的人通过学习
途径参加过职业生涯规划咨询活动,13.27%没参加过,10.2%从社会渠道参加,4.08%从家庭渠道参加,说明校内学习是大学生了解职业生涯规划信息的一个主要渠道。51.02%的人从学校课堂获取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知识,22.45%自主从网络获取,6.12%从其他渠道,5.1%从与同学或学长学姐沟通交流中获得相关信息,表明获取方式集中于课堂学习。职业描述、生涯规划、就业指导资讯获取渠道相对单一,相关主题的讲座、参观等开展得较少,而面对海量的互联网信息,不知道如何辨别真伪,同时也易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产生错误的专业认识和价值观。
(二)毕业生个体视角的分析
1.就业目标不客观。一是受互联网媒体尤其是部分短视频等自媒体的
影响,大学生中倾向于舒适、高薪、环境优越的就业观日益增多,在心理上以自我价值实现和自我生活品质为基本出发点。二是网红、直播带货等新兴职业对传统的就业观念形成冲击,这类新兴职业主要依靠粉丝流量和出货量作为评价指标,没有太多制度的“束缚”,给大学生造成工作时间富有弹性、简单易操作的假象,加剧了学生对基层、务实工作岗位的排斥。
2.就业选择过于单一。对于就业选择,68%的学生选择考研、考公、
考编,考研学生中有八成也是为进入更高层级机关、事业单位做准备,突显出学生对于“体制内”就业岗位的执念。相对于有限的招考岗位,未考中学生对于“如果选择升学或者考公失败,你是否会选择重新备考而不就业呢”一题,调查结果显示,68%的同学选择是,仅有32%的同学选择不是,部分原因来自于大家对宏观就业形势的判断,受新冠疫情影响,家庭以及学生更加青睐于稳定性更高的“铁饭碗”,近年来的考公、考编人数的快速增长也验证了这一问题。而“二战”过程使得学生错过了部分就业机会,只能延长就业时间,也增加了“慢就业”的比重。
3.存在就业心理困境。调查显示,63.7%的被调查学生认为自己没有足
够的就业竞争力或优势,对未来就业前景持悲观态度,同时表示为实现就业可
以降低自己的预期要求。但在验证性问题中,有52.6%的学生又表示不能接受低于自己预期的工作。这种自相矛盾的答案体现了“双非”院校学生陷于对自我能力自卑认知与未来目标又自负的心理困境,这一困境极易造成迷茫的心态,从而延缓了就业求职的过程。
三、地方“双非”院校管理类大学生“慢就业”干预对策
(一)高校方面的改进对策
1.明确分工,强化专业就业指导体系建设。地方院校管理类专业的人
才培养目标均为培养应用型人才,但是多数管理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式仍以理论学习为主,因此,如何在扎实专业学识的基础上,提升综合实践能力,是地方院校在未来人才培养变革中的突破口。在现有就业指导和专业学习两条主战线中,应进一步明确就业指导课程和专业课程在学生就业指导中的分工。就业指导课程应以帮助学生认知自己为主线设计理念的课程内容,大一重点在自我认知,大二通过职业榜样介绍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大三引导构建职业生涯规划,大四着重简历打造和求职面试经验分享。专业课程体系中应单独开设职业指导课程或在专业课中用固定学时进行课程相关的职业指导,密切专业课程与职业胜任能力的关联性,让学生学习有方向感和获得感;同时,增加专业实习和课程实践比重,为学生增加专业岗位的体验机会,将职业选择前置,丰富学生专业积累的同时,增强学生对专业岗位的客观认知,促进学生尽快完成职业选择。
2.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学校应根据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体系
的具体需要,对授课教师进行提前培训与选拔,教师通过考核后才能授课。如就业指导课程多数由辅导员进行教学,结合辅导员的工作性质和专业背景,可以通过模拟上课的形式来实施培训,辅导员轮流扮演学生角色,从学生视角感受上课的方式和授课重点,培训中可以通过提问、游戏、做项目等活动提升教师对课程内容的深刻感知,也易发现自己对课程理解的问题和困惑。对于专业课任课教师,则应增加教师在心理学、职业生涯规划等相关知识的学习和培训,充分了解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对症下药。学校也要采取措施稳定授课教师队伍数量,引进新的师资。
3.多样化建立就业求职信息渠道。首先,学校应不定期多开展有关职
业生涯规划的讲座,邀请用人单位或校友进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成功案例分享,并在讲座后与学生交流,帮助大学生解决一些共性的成长问题,为以后的学习和求职扫清一些障碍。其次,各学院学生会或组织可以就职业生涯方面创办自
我认知的趣味活动,如绘画理想中成功的自己、在空白人形牌贴写上自我或他人给自己定义的标签等,助力大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的第一步能走准走稳。最后,专业教师与辅导员也开设职业生涯辅导工作室,为学生提供职业求职的咨询帮助。
(二)学生自身的改进对策
1.理性设定职业目标,积极实践体验不同职业选择。随着社会的发展
变化,大学生应该努力寻找实践机会进而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首先,大学生应该先设定符合自身实际的职业目标,理性的职业发展目标才具有牵引作用。其次,在生活中积极参加课外社团、学生社团与高校大赛等活动,关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的学习夏令营、暑期实习、创建文明城市等实践机会,主动参与社会实践。在每次实践中进行日志记录收获,询问同事或同学自己的表现和不足,总结复盘,通过对不同职业的体验,逐步明确适合自己的职业类型,而非从众性的选择单一出路。
2.增强自信与应对挑战和压力的能力。如前所述,地方院校管理类学
生存在自卑与自负的矛盾心理状态,应逐步通过生活和学习的规律化提升自我效能感,提升自己对生活和学习的掌控感,进而获取自信心的增强。除此之外,以成长型思维模式培养来提升应对压力的能力。成长型思维强调个体的成就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获取,并不单纯依赖天赋,这恰恰契合了地方双非院校同学的心理需求。因此,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可以为自己树立对标榜样,细化对标内容,以阶段性成长推动综合能力的提升,也增强了应对变化和压力的能力。
对县域高层次人才引进存在问题与对策的思考以浙江省诸暨市为例
楼宇琼
国以才立,业以才兴;治国经邦,人才为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为营造优质人才生态环境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一个地方想要得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而企业的持续创新发展需要高层次人才作为支撑。新形势下,人才需要贴近地方产业、立足企业实际,才能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高层次人才引进存在的问题,推动人才工作理念、机制、方法、能力迭代升级。
一、诸暨市人才基本情况
(一)诸暨发展情况
诸暨,浙江省辖县级市,位于浙江省中部偏东北、绍兴市西南部,现辖5个街道、18个乡镇。202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1658.8亿元。近年来,诸暨市积极抢占产业前沿赛道,深入实施制造强市“229”计划,深入挖掘袜业、珍珠、金属材料加工等传统产业优势,同时,智能视觉、航空航天、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也加速崛起。目前,智能视觉产业链成为浙江省试点,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进入省级名单,浣江实验室、中俄(诸暨)国际实验室等一批高能级平台落地运行,空天装备海归小镇成为全国第四个挂牌的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
(二)人才引进情况
1.人才项目申报情况。2022年年底,诸暨市人才资源总量突破35.1万人,引进国家高层次人才116名、省高层次人才92人、绍兴高层次人才团队369个。2022年,诸暨市申报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41人、省高层次人才25人,入选绍兴高层次人才团队86个。2021—2022年,诸暨市新增高技能人才超18000名,引进培养博士超500名,全市梯队化培育新时代浙江工匠、浙江青年工匠等101人,新增省级名师名医名家30人。
2.科创平台建设情况。产业平台方面,海归小镇(诸暨·空天装备)正式运营,摒弃了传统产业园区“土地+招商”的传统模式,制定海归小镇专项人才服务政策,利用欧美同学会对全球留学人才的号召力、动员力,将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智能视觉”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入选省第四批新产业平台培育名单。科创平台方面,与浙江大学、浙大控股集团共建浣江实验室,
形成“带科研、带人才、带项目、带培养”,功能全面的高能级创新平台;与中俄联合实验室(江苏苏州)共建中俄国际实验室;与西安交通大学共建西交网络空间安全研究院。服务平台方面,建成运营面积1万平方米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签约入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就在诸暨职等你来”周六常态化人才招聘会。
3.人才服务保障情况。政策方面,围绕人才招引、人才激励、创业发展、服务保障等四方面优化25项政策举措,诸暨市2022—2023年兑现政策资金4.2亿元。生活方面,建立人才公寓“先租后售”机制、“首席人才服务官”工作机制,出台《诸暨市人才公寓租赁管理办法》,进一步优化流程、规范管理,启动实施人才公寓升级改造工程,获批成立绍兴首家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文化方面,推出“与杭同城”高速免费通行、保利大剧院精彩剧目、CBA广厦主场赛事赠票等人才服务“暖心小事”,常态化组织“才荟四季”“青春有约”系列、篮球赛、主题沙龙等活动,开展“青春巴士”人才专线、“CityTiip”产业奔赴活动、“我的家乡我建设”大学生专场、专业领域“学子联盟”等加强产业需求与人才需求结合,引聚优秀高校毕业生、海归人才到诸暨创新创业。
二、诸暨市高层次人才引进存在的问题
(一)人才引进过程具有盲目性
人才引进存在盲目性。虽然各级政府、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加强人才引进的重要性,但是在人才引进过程中并未构建明确的引进计划,以切实保证人才引进的针对性;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存在人才引进形式化。
一是“抢人大战”引发畸形“四角关系”。在正常的引才过程中,主角是用人单位与人才;但是在海外引才备受重视的大背景下,往往是政府冲在前头、企业跟在后头,政企联动的机制有待进一步激活[1]。面对人才匮乏的危机感,近几年不少地区的人才政策奖励设置普遍比较高,人才中介出现鱼目混珠的情况,甚至出现个别中介在人才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其在互联网上的材料虚假申报,同一个专家在不同省份或不同地市多头申报。
二是申报乡镇、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神仙打架”现象。政府部门以及乡镇可以往市内科研院所或企业平台推荐人才,企业从实际需求出发挑选人才,但实施过程中部分企业会考虑配合属地完成人才落地指标、私交感情等因素而引进精准度和匹配度不高的人才[2],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
三是人才工作专职队伍建设落后。很多地方都将人才引进工作任务分解到
基层,但基层往往力量配置薄弱、专业化程度不高、工作内容繁杂、持续服务动力不足,导致其人才政策知晓度、显示度不高,以完成人才引进指标为导向,在工作中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过程。
(二)人才引进管理缺乏精细化
一是部分专家与企业需求匹配不精准。在引进人才时,政府相关部门对当地企业的发展模式、结构以及制度状况了解不足,导致引进的人才与企业关联性和关联度均不高,短时间内无法充分发挥作用,需要较长时间适应和资金投入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3]。此外,政策实施前期专家与企业交流不充分,企业主动引才意愿不够强烈,也会导致专家入职后不能为企业、为行业产生应有的价值[4]。调研中发现,曾有一位国家领军人才因为掌握的技术与企业的需求并不完全匹配,人才与企业配合完成落地认定后并未开展深入合作。
二是语言沟通存在困难,特别是非英语国家专家与企业交流存在较大障碍。如某企业引进的专家,母语为乌克兰语,公司配备的生活翻译主要是日常生活的交流,对技术交流翻译得不精准,在企业内的研发工作推动不畅,企业表示比起外国专家过来指导,更希望能派技术负责人到专家所在机构去学习,以提高合作效果。
三是人才队伍结构仍需优化。高层次人才数量相对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不断壮大的发展现状仍然不足,在引育产业工程师、高技能人才方面还有欠缺,拥有“金刚钻”、能揽“技术活”的产业高精尖人才储备不多,青年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亟待进一步提升,青年人才资源开发的基础性工作还有待加强。
(三)留才政策缺乏吸引力
一是入选人才计划的人才全职意向较弱。调研中了解到,不少企业新引进的人才来华时并未辞去海外工作,每年仅花三四个月的时间来华工作,在资助期结束之后,企业与人才如果继续合作,不会继续按照原先的约定发放薪酬。而全职在企业工作并继续与企业保持稳定劳动关系的人才主要为申报人才计划之前就已入职的高层次人才;资助期结束后,大部分人才只愿意继续开展技术合作,但不会全职留在县(市),主要原因是发展空间有限、工作环境不佳。
二是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相对迟缓。相比一二线大城市所辖县(区)科技创新理念以及资金扶持,诸暨市孵化器、众创空间、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创业平台建设较为薄弱。经调研,该市拥有省级孵化器2家、省众创空间8家;2022年
孵化使用总面积22436.4平方米,在孵企业数101家;众创空间使用总面积10957.68平方米,服务的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总数79家,与周边的杭州余杭区和滨江区、宁波鄞州区等相比有较大差距。
三、对策建议
(一)完善人才引进机制与认定机制
首先,完善人才引进机制。一是多种渠道引进人才。对于企业柔性引才给予必要的支持,尤其是对引进技术顾问、专家教授的企业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构建异地研发中心、创设人才实践基地,提升整个地区集聚人才资源的能力。充分发挥人才猎头的作用,注重外源和内源并重,从商会、行业协会以及驻外机构等挖掘人才,特别是有本地区成长经历或工作经历的人才。二是常态化开展人才需求调查。政府相关部门应定期摸排、发布人才需求,编制紧缺人才需求目录,结合实际完善人才引进政策。企业对地方经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政府部门应加强与企业的对接,根据企业人才规划,分析本地区企业人才需求并形成人才需求数据库,该数据库应既有当地重点产业发展以及人才需求情况,也有与产业相关的人才信息。通过数据库资源,实现人才供给和产业发展、企业创新创业需求的匹配,避免“引来的用不上、用得上的没引来”的问题。
其次,完善人才认定机制。高层次人才认定工作关系到地方吸引、培养优秀人才,对推动地方发展作用显著,而认定机制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会直接影响人才的吸引、保留和开发。一是客观量化认定标准。包括明确认定指标及流程,尽可能使用可量化的指标和数据,提高认定的客观性、准确性。例如,可用科研项目获奖数量、获得的科研经费数额、成果转化经济效益等客观的量化指标考察项目负责人的创新能力。二是综合考量多个因素。综合考量多个因素可提高人才认定评价标准的综合性、公正性,除了考量学历、职称、论文等常规指标外,还可考量实践经验、工作业绩、创新能力和社会贡献等,对挖掘有潜力的高层次人才更有利。认定机制的确定不但要立足本地实际,还需要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的指标体系。
(二)提升人才管理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单纯比拼奖励额度、层层加码奖励的模式对人才的吸引力有限,高层次人才本身就具有自身的文化属性、人格特色以及行为风格,这意味着人才管理既不能笼统,也不能粗放,人才管理的制度应精细化、准确化。一是精细区分人
才类型,提高人才在本地区工作的匹配度。政府部门、企业要做到人才引进与培育并重,加强对引进人才的培训,把引进人才放到合适的岗位上,用其所长、用其所能,实现人才与岗位的优化组合,做到培养上扬长补短、使用上扬长避短。及时协助他们找准自身能力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结合点,增加人才归属感、成就感,减少流失率。二是打造人才创新创业服务综合体。联合政府相关部门组建人才服务联盟,建立人才链和产业链结合的人才服务集成平台,梳理人才项目申报、创业培训、生活服务保障等人才创业创新服务事项,出台常态化的高层次人才工作制度,搭建政府与人才交流桥梁,打通服务科技人才的最后一公里,形成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保障功能。三是进一步完善人才服务全链条,关心人才的工作和生活。各类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的理念发生了转变,对城市的宜居性、文化范等软指标的需求螺旋式上升。需加强对引进落地人才的后续服务工作,细化涵盖住房、就医、子女入学、家属就业等各个方面的人才服务保障体系,推进人才公寓先租后购、人才消费优惠升级、外籍人才停居留等暖心工程,充分展现爱才的诚意,让引进人才留得住、干得好。
(三)提升地方科技创新平台引育水平
国家、省级人才计划需要有研究院、新型研发机构、科研院所等作为承载平台,因此应提升地方科技创新平台引育水平,依托科创平台集聚人才。一是以新型研发机构“领航”,汇聚高端创新要素,培育战略科技力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二是以多层次孵化平台“筑基”。以专业化、企业化、产业化、国际化为发展方向,大力培育众创空间、孵化器、星创天地等创新创业基地。三是以特色产业平台“蓄势”。聚焦本地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开展精准引才,高质量发展一批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集科技研发、人才培育、成果转化、企业培育为一体的产业承载平台,加强人才链和地方产业链的有效连接,提高科研投入的使用效率,实现人才与产业的融合发展。四是以企业研发平台“赋能”。以推动各级企业研发机构提档升级为抓手,系统推进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形成领军企业有院士工作站或研发中心、规上企业有合作高校院所、小微企业有指导专家的技术支撑体系。
(四)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直接决定了其人才引进能力和人才流失率。一是要创新人才引进理念。部分企业在人才引进当中沿用传统观念,根据学历、专业一刀切,而忽略了人才的实践能力,就会导致企业主动将一批有潜力、有能
力的人才拒之门外,使企业的人才引进计划受到严重影响。所以企业需要积极转变人才引进观念,以全新的人才引进观念吸引人才加入。比如在招聘时,应更注重对人才的学习、工作、项目经历等的考量,摒弃传统的人才引进观念,多角度进行综合考核。二是加强培训,深入开发人才价值。企业需提供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对重点人才进行重点开发,充分挖掘人才的潜力,将人才的价值最大化,并针对重点人才的能力、发展潜力与人才共同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将人才个人的发展与企业的战略发展相融合。三是完善人才激励制度。在物质激励层面,薪酬福利、绩效考核、晋升奖惩应具体体现在人才管理制度中。在精神激励层面,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企业应着力打造与自身发展战略相适配的特色企业文化,凸显出对人才价值的肯定与尊重,以此吸引、留住人才。
结语
招引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是各地人才竞争中最火热的议题。浙江省内不少地方通过成立人才集团,强化市场在人才配置中的作用,通过专业化和系统化服务让人才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各地的产业、人才政策,短时间内完成人才与需求的最佳匹配,推进人才高效配置。浙江省内已有各级人才集团42家,其中省级1家、地市级9家、县(市、区)级32家。县域城市要想在人才争夺战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有效提升人才引进软实力。一方面要立足本地实际,充分挖掘自身优势来吸引人才;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理念创新,推进人才引进模式迭代升级,为本地区的创新驱动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应是人才引进与落地主力军,但目前企业作用发挥还不够突出,产学研合作缺乏精准性和有效性,协同作战、政企联动的机制有待进一步激活。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现状、问题、原因、对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朱继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1]608。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2]。同时,党中央出台一系列有力举措支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因此备受关注。2016年,笔者带着“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状况及对策研究”课题组走访了北京、山东、江苏、河南、河北等省市有关单位、部门,深入调研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形成调研报告在《红旗文稿》发表并被广泛转载,引起了较大反响。2023年,笔者再次带着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课题组,对北京、天津、广东、山东、江苏、浙江、黑龙江、辽宁、河南、河北、山西、四川、贵州、海南、内蒙古等省区市的统战部门、宣传部门、工商联、商会等单位、部门和200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副总经理层级的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深入走访。对比7年来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状况的变化,深入剖析依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深层次原因,结合多年的研究积累,从七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一、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状况向上向好
为了使对比更具科学性、针对性,课题组在走访的200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企业家、高层管理人员中保留了7年前的80名,特意请他们谈7年来的变化。同7年前相比,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状况向上向好。虽然期间受中美争端、新冠疫情、发展转型等因素影响,有的受访者心中仍存有一些疑虑、问题,但越来越多的受访者愈加心向祖国、心向中国共产党、心向社会主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是大非、政治原则问题上坚决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团结奋斗。
第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努力做到在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各级统战部门、政协、社会主义学院、工商联、商会和各民主党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纷纷组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企业家、高层管理人员进行集中学习培训,促进大家自觉认同、积极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认清西方的“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新闻自由”等错误思潮的本质及其危害,自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凝聚共识。94.5%的受访者表示认真学习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这个数字在7年前是87.5%,而在80名两次接受走访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这个数字则高达98.75%;97.5%的受访者高度评价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75%的受访者表示从内心深处非常敬佩习近平总书记。
第二,越来越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开始重视企业的党组织建设和群团组织建设,旗帜鲜明地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觉以执政党为师,培育企业红色基因、建设企业红色文化。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带动越来越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学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企业培根铸魂。特别是通过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等重大活动,使越来越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更加敬仰中国共产党,主动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精神、智慧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企业基因培育中,以红色作为企业文化的主基调。参加了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等重大活动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倍感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更加重视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并进一步加强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群团组织建设,招聘企业新员工时对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的应聘者格外青睐。92.5%的受访者表示,多次组织企业员工去韶山、井冈山、延安、沂蒙山、西柏坡、太行山、大别山、遵义等革命老区参观学习,号召员工学习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自觉把个人和企业的前途命运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自己最崇敬的人中,98%的受访者把毛泽东、习近平排在了最前面。并且,越来越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表示自己会带头弘扬中国共产党精神,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邀请学者、专家来企业宣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企业发展,鼓励企业员工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参与防疫抗疫、抢险救灾、乡村振兴等公益慈善事业,利用各种渠道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多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说过,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希望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民营企业家要珍视自身的社会形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民营企业家要讲正气、走正道,做到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在合法合规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1]210越来越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目睹、经历了新时代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不仅通过把企业做大做强为社会作更多贡献,而且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主动回报社会,展示自身的良好形象。调研显示,有98.5%的受访者表示近年来参加过抗洪抢险、抗震救灾、防疫抗疫、乡村振兴、助学等公益活动,并且是多次参加;100%的受访者认为,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是企业应尽的责任和应有的担当;94%的受访者认为,不主动回报社会的企业是不合格的企业。
第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自觉抵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前景充满信心,愿意为此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76%
的受访者坦言,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一个较长时期内,自己曾经对意识形态斗争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排斥、反感,认为抓意识形态工作是破坏和谐氛围、制造紧张气氛和打压民主自由;68.5%的受访者坦言,自己曾经比较喜欢和那些思想西化的自由派甚至反体制的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等领域的知识分子打交道,喜欢参加美国大使馆等西方驻华机构组织的一些活动;82%的受访者承认,曾经认为只要对美国足够友好和多做出一些让步就可以保持中美关系友好,美国不会无缘无故地打压中国,甚至认为中美关系紧张、中美争端加剧的主要责任在中国。但是,经历了新时代一系列国内外的意识形态斗争,特别是特朗普、拜登两任美国总统对中国的故意遏制、打压,纠集一些所谓盟友不仅在科技、经济上围堵中国,而且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抹黑、栽赃中国,在国际上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意识形态围攻……越来越多的受访者认识到,美国这么做就是企图打乱、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甚至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77.5%的受访者认为,
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最主要的对手和敌人,中美之间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
等领域的复杂斗争很可能会进一步激化,不能再对美国报不切实际的幻想;73%
的受访者表示,相信时和势都在中国这边,相信中国一定能赢得中美战略博弈的胜利,一定能夺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胜利;96.5%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二、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当前存在的主要意识形态问题及原因
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状况总体向上向好,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持续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及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制造思想混乱,加上前几年新冠疫情的冲击和影响,而党的十八大之前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欠账较多以及近年来不少地方、单位、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少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一些意识形态问题上仍然认识模糊甚至错误。对比7年前的调研结果,深入剖析国际国内的风险挑战,可以发现,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意识形态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持续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等因素影响,少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逐渐西化,对美国还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对美国应该多让步、少斗争甚至不斗争。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一个较长时期内,由于喜欢和那些思想比较西化的自由派甚至反体制的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等领域的知识分子打交道,加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长期渗透、收买等,有31.5%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文化、社会乃至政治等很多方面比社会主义先进,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中国要想赶超美国难度很大;2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不应该与美国作斗争,而应该主动向美国示好甚至妥协、让步以换得美国对中国的友好和合作,这样才能改善中美关系。这也提醒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深刻认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持续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是长期存在的,不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被影响多年,一些西化思想、理念在其心中根深蒂固,要想从根本上彻底改变,需要我们开展持续深入、扎实有效的工作。
第二,不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一些地方、单位、部门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意识形态泛化、政治泛化等问题意见较大,认为这样会造成大家的逆反心理,破坏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生态。87.5%的受访者认为,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单位、部门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不容忽视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意识形态泛化、政治泛化等问题,个别领导干部竟然把意识形态工作简单化为没有争议、不出问题、不出差错,要求大家少说话、不说话或只说正确的话,这是能力不足、不负责任的体现。一位民主党派的民营企业家说:“一些领导怕大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引争议、出问题、犯错误,就要求大家少说话、不说话,特别是在公开场合、互联网上不说话、少说话,如果要说就说一些完全正确的、四平八稳的、不会引起争议的话,即使是大话、空话、套话、废话也没关系,千万不要谈问题、批评别人,哪怕批评反动人物、错误言论、错误思潮也不行,这样就进一步助推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泛滥,使得不少敢于亮剑、敢于斗争的同志不斗争了,对一些反动人物也很少有人去批了,一些错误言论、错误思潮依然在传播,误导了不少人。”76%的受访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非常好的,但有的地方、单位、部门的个别领导干部却只强调善于斗争而忽视敢于斗争,并且简单地把善于斗争解读为在斗争中不能出任何问题、任何纰漏甚至不能有任何争议,哪怕遭到敌人的诽谤、攻击也不行;有的领导干部认为敢于亮剑、敢于斗争是惹麻烦,甚至拿着放大镜去挑那些敢于亮剑、敢于斗争的同志的缺点、毛病,这样的做法很让人寒心。一位多年来一直非常重视企业党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民营企业家坦言:“我非常敬重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家在授课时,批判反动人物、批驳错误言论,竟然被网络舆情监测部门认为是炒作反动人物、传播错误言论,这让不少敢于亮剑、敢于斗争的同志感到很诧异,也非常寒心,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生态破坏极大。这样的问题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否则影响很不好、后果很严重。”还有的受访者反映,有时正常谈论一些问题、提出一些疑问,也会被认为是意识形态有问题、违反政治纪律,这种意识形态泛化、政治泛化的现象让大家很反感。
第三,由于理论功底较弱等原因,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进行政治学习时容易流于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习往往是大话、空话、套话、废话较多,距离真正入眼、入耳、入脑、入心还有不小差距。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开始重视政治理论教育,各级统战部门、社会主义学院及民主党派等通过举办培训班、学习班、讲座、论坛、研讨会等为大家提供政治理论学习的机会,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但是,也有一些专家、领导授课内容不生动,有的直接念稿子,往往是大话、空话、套话、废话连篇,不仅大而空、枯燥无味,而且回避
问题、脱离现实,让人听不进去、昏昏欲睡,更谈不上让人信服。95.5%的受访者认为,有的授课专家、领导不了解听众的想法,不直面和认真解答人们心中的困惑、问题,也不管大家能不能听进去、是否愿意听,只是自说自话、空洞无物,距离真正入眼、入耳、入脑、入心差距不小。一些主办机构仅是把培训班、学习班作为自己做了工作的依据,并不太注重学习效果,参加学习的人也不好意思提出批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上述不良风气。这样,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习的效果不仅大打折扣,还会引起一些学员的反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逆反心理,不愿意相信、更不愿主动去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令人担忧的是,个别本身理想信念就不坚定、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某些人或势力的误导下,逐渐趋向西方的“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甚至开始质疑、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第四,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对意识形态工作依然不够重视,漠视党组织和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织建设,有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存在“伪党建”“假党建”问题,对西方利用宗教、文化等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危害认识不足,意识形态能力薄弱的问题较为普遍。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问题都极其重要,所有制性质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巨大。在资本结构、实际控制人等因素影响下,不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是在有关部门的要求下进行党组织建设和群团组织建设,并不是发自内心地真正重视,仍然存在轻视、忽视的问题;有的则是为了积累政治资本,就搞一些走形式、做样子、糊弄人的“伪党建”“假党建”,党组织成立了不少、党员数量也不少,却体现不出其应用的先锋模范作用,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及其负责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起不到应有的监督、预防作用;有的则认为,搞党组织建设和群团组织建设是麻烦和负担,有着比较明显的抵触情绪,消极应付、阳奉阴违等问题比较突出。45.5%
的受访者表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对党组织建设和群团组织建设存在轻视、忽视的问题,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单位也不愿意进行较多投入,今后在这方面还需要大力加强;13%的受访者认为,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进行党组织建设和群团组织建设意义不大,对单位也是一种负担;
72.5%的受访者表示,对意识形态问题不懂、不了解,不知道应该怎么抓,意识形态能力薄弱的问题较为普遍。同时,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工作、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问题时向党组织、群团组织求助往往得不到回应和帮助,
类似情况多了之后,不少人就不愿再向党组织、群团组织求助,这也导致了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宗教的传播,境内外敌对势力也趁机利用宗教、文化等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甚至出现个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被敌对势力所收买、控制。
第五,受一些社会上、互联网上有较大影响的所谓网络名人、网红专家、“意见领袖”的错误言论、错误思潮的影响,个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错误言论、错误思潮的讨论、传播,散布一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近年来,由于意识形态工作抓得比较紧、意识形态管理比较严格,一些所谓“公知”“大V”“意见领袖”在网上网下的公开场合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也不敢公开发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但仍然在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内部讲座、论坛上传播其错误言论、错误思潮。特别是一些经济、法律、历史、政治等领域的所谓网络名人、网红专家、“意见领袖”影响依然较大,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比较受欢迎甚至追捧,邀请其作讲座甚至聘请其为顾问、首席经济学家、独立董事等。56.5%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比较关注那些网络名人、网红专家、“意见领袖”等,有些时候受他们的影响比较大。随着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开始谋求更强、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虽然前些年曾比较活跃的“XX岛”“XX会”“XX堂”“XX基金会”“XX论坛”等一些隐蔽性、私密性较强的社团、俱乐部、会所等组织受到有关部门关注后自动解散或变相解散,很少再活动或隐蔽活动,但有个别组织仍然在聚集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经济学者、法律学者、历史学者、“意见领袖”等,与一些境外势力相呼应,以“XX研究院”“XX基金会”“XX联盟”“XX大学”等名头,打着公益、慈善、环保、生态等旗号商讨一些敏感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其中还有一些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他们不仅认同西方的“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新闻自由”等错误思潮,而且抨击中国的民主、人权,认为中国应该取消所有制差异、实行司法独立、放开舆论管制、实行普选制等,还有少数人隐晦地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
第六,有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利用自身掌控的网络平台优势,与境内外一些敌对势力相勾结,在体制内“两面人”的配合、支持下,在微博、微信、视频直播等互动平台上试图操控舆论,已经危害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乃至政治安全。2018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中明确警示:“要防范境外势力向新媒体领域渗透,防范资本控制舆论的风险。”[3]57微博、微信、抖音、快手、B站、今日头条、知乎、小红书等影响力较大的网络平台绝大部分是私人资本控股,而且其背后多是境外资本,虽然网信等部门近年来加强了对这些平台的管理,但由于部分负责人、管理人员、编辑、审核人员等缺乏应有的意识形态教育,不仅意识形态能力较差,甚至根本政治立场都有问题,往往有意无意地为一些错误的言论、思潮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漠视有关部门的管理要求,阳奉阴违,在治理整顿时故意把矛头对准敢于亮剑、敢于斗争的同志,而对那些真正有问题的“公知”“大V”“意见领袖”等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包庇。近年来,类似的问题时有发生,其恶劣影响已危害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乃至政治安全。
第七,有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不能正确认识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把经济问题、民生问题、自身问题等意识形态化,对党和政府产生不信任、不满情绪,这些情绪被境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利用来攻击党和政府。近年来,党和国家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惩治腐败、净化政治生态的过程中,有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因为行贿、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行为受到法律制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有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因为污染环境、不愿改变粗放式发展方式而受到处罚;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新冠疫情防控及美国遏制打压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等过程中受到影响;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负责人因为生活奢靡、道德败坏、偷税漏税等受到社会舆论谴责或法律惩治……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不能正确看待,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把经济问题、民生问题、自身问题等意识形态化,加上没有得到及时的有针对性的正确引导,就认为是党和国家在打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故意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过不去,进而埋怨、敌视并攻击、抹黑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28.5%的受访者承认,自己曾经出现过上述情况。同时,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势力故意歪曲误导、煽风点火,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造成了不容忽视的思想混乱。
当然,以上只是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存在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问题。此外,还有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从小接受的西方教育、和西方打交道比较多而导致思想西化、被渗透收买,有的长辈中有人因为历史的原因受到过打击而对中国共产党抱有误解和怨恨,加之有关单位、部门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重视不够等,原因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需要持续关
注和研究。
三、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对策思考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清醒认识、科学研判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存在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对比7年间的变与不变,深入剖析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结合当前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根据调研中的发现、收获和此前的研究积累,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建议从以下七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抓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更好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国家安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第一,加强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研究,科学研判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教育、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清醒认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对中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看清中美争端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丢掉对美国不切实际的幻想并自觉抵御意识形态渗透。进一步加强对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国际国内形势教育,引导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正确判断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看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不仅不会停止,而且在不断变化方式、手段;看清美帝国主义肢解、搞垮乃至灭亡社会主义中国的图谋、战略不会改变;看清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的中美争端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看清“东升西降”的世界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进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从而真正丢掉对美国不切实际的幻想并自觉抵御“和平演变”,在自觉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贡献更多更大的力量。
第二,各级党委政府、统战部门、宣传部门及民主党派、工商联等要勇于直面一些地方、单位、部门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意识形态泛化、政治泛化等问题,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正确看待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鼓励大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共同培育良好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敢于亮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的鲜明特征。要旗帜鲜明支持正确思想言论,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
点。”[4]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特别是看到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他们更加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自觉地把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指出一些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并愿意与反动人物、错误言论作斗争。对此,各级党委政府、统战部门、宣传部门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等要勇于直面有关单位、部门把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简单化为没有争议、不出问题、不出差错等之类的问题,决不能一味要求大家少说话、不说话或只能说正确的、四平八稳的、不会引起争议的话,决不能一味要求大家不谈问题、不批评别人,哪怕是错误言论、错误思潮也不去批评,更不能简单粗暴地不让人看、不让人听、不让人说;相反,要鼓励大家积极讲真话、道实情、建诤言、献良策,带头面对问题、深入剖析问题、科学解答问题,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看待组织和个人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鼓励大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支持、鼓励、保护、重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同志,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影响、带动更多人。
第三,深刻剖析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习时存在大话、空话、套话、废话较多的问题,深入了解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所思、所想、所盼,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正做到入眼、入耳、入脑、入心。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习,各级统战部门、社会主义学院、民主党派在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举办培训班、学习班、讲座、论坛、研讨会时要注意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注重结合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实际,深入了解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心中的困惑、问题,真正弄清楚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授课专家、领导讲授的内容、方式要让大家愿意听、愿意信,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建设好以新媒体为代表的各种意识形态阵地,多措并举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理有据地引导大家认清西方的“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新闻自由”等错误思潮的表现、本质及其危害,引导大家对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既旗帜鲜明坚持真理又立场坚定批驳谬误,让大家真正入眼、入耳、入脑、入心,进而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拥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四,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建设,努力解决好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存在的“伪党建”“假党建”问题,以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为抓手,推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更上新台阶。清醒认识所有制性质对意识形态影响巨大,清醒认识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进行党组织和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织建设面临问题、挑战的复杂性、艰巨性,深刻剖析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存在的“伪党建”“假党建”问题、背后原因及其危害,采取有力举措破解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和群团组织被其负责人操控的难题,探索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派驻党组织负责人等方式,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同时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及其负责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的监督和预防。同时,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进一步加大对党组织、群团组织建设的人财物投入力度,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工作理念、方法,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吸引更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进来,齐心协力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把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意识形态能力作为工作重点和重要突破口,大力加强以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话语支配力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让大家不仅了解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而且知道如何去抓意识形态工作,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行家里手,形成全民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大格局。
第五,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认清那些在社会上、互联网上宣扬错误言论、错误思潮的所谓网络名人、网红专家、“意见领袖”的真面目,认清一些隐蔽性、私密性较强的社团、俱乐部、会所等组织的危害,引领更多人自觉地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新形势下,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依然复杂、尖锐,各级党委政府、统战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认清国际国内敌对势力一直在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渗透、收买、控制,增强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采取有力措施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认清那些在社会上、互联网上宣扬错误言论、错误思潮的所谓网络名人、网红专家、“意见领袖”的真面目,认清他们背后的势力和真正目的并主动远离;认清一些隐蔽性、私密性较强的社团、俱乐部、会所等组织的危害,坚决拒绝参与那些宣扬错误思潮、制造政治对立甚至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聚会。帮助更多人认清这些组织和个人的真面目及其巨大危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六,高度重视、大力抓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善于运用互联网思维,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认识到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隐蔽性、复杂性,认清资本操纵、控制舆论的本质和危害,弘扬正能量、批判错误思潮,自觉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新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5]而且特别指出:“我多次讲,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3]3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依然隐蔽、复杂、尖锐,各级党委政府、统战部门要善于运用互联网思维,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要认识到网上网下、国际国内意识形态斗争密切交织,要坚决抵制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利用和错误言论、思潮的误导、欺骗。从具体案例中看到,资本操纵、控制舆论已经严重危害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乃至政治安全,加强网络领域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刻不容缓。采取措施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培养更多在互联网上具有影响力的正能量官微、正能量大V,增强其自觉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乃至政治安全的主动性,引导越来越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觉弘扬正能量、批判错误思潮,影响、带动更多人在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中敢于亮剑、敢于斗争,共同促进网络生态持续向好,齐心协力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第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主动关心、帮助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发展中遇到的经济问题、民生问题及自身问题,更加自觉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是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做好新时代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行动指南,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到位。要主动深入到广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去,与他们交朋友,给他们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科学内涵和党中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信心和决心,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党中央毫不动摇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党中央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进一步凝聚共识、坚定信心、汇聚力量。主动关心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帮助他们解决事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引导广大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正确认识发展中遇到的经济问题、民生问题及自身问题,努力
成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表率。
四、结语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伟大征程上,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意义重大,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则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次深入调研让我们看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状况总体向上向好,但依然面临不少问题、风险和挑战,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要把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放到整个意识形态工作乃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多方面群策群力,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中努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高职院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的问题与对策以台州科技职业学院为例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刘珍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要“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随着高层次人才数量的不断增加,全方位引入高层次人才成为高职院校师资引育的新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高层次人才教师将成为各个专业的中坚力量,承担大部分的科研任务,高层次人才教师队伍建设直接影响到专业乃至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影响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影响到乡村振兴的共富梦。
一、高职院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必要性
(一)高层次人才引育是高职院校高水平发展的内在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强调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之一,将人才工作提到新的战略高度,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目前,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重点已转向加强内涵建设,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专业发展日益受到重视,师资整体素质呈现出学历水平提高、年龄结构年轻化、学缘结构多元化等良好态势。高职院校的首要任务是为社会培养高层次技能型专业人才,优良的师资队伍是高质量教学的保证,也是高水平发展的内在需要。
(二)高层次人才引育是对标职业本科院校发展的必然要求
2019年,高职扩招拉开序幕,按照师生比18∶1计算,每年约需补充6.5万名高职教师,但根据教育局网站的统计数据来看,2019—2021年平均每年高职院校师资人数增加约4万人,虽然是2019年前年平均增量的3倍多[1],但师资缺口依然很大。按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中的要求:“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的师资必须具备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比例不低于30%,具有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不低于50%,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不低于15%。”截止到2021年统计数据,高职专科学校57.0万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2.5万人,高职学校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占比99%,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专任教师占比41%[2],对于大部分高职院校来说,硕士研究生比例远超50%,但博士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还停留在个位数。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高度重视高层次人才引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起航,促使高职院校提高职教师资学
历层次,优化师资队伍结构,而引进高层次人才是提高学校竞争力最为快捷的
方式[3]。
(三)高层次人才引育是高职院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保障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新阶段职业教育改革“一体、两翼、五重点”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其中,“一体”即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两翼”即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2023年,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各类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与以往的产业学院不同,共同体更加注重以教促产、以产助教,更加注重高水平大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方面的引领作用,更加注重职业教育内涵、以高质量发展助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这一政策的出台肯定了高职院校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必要性,也为高水平职业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在过去,校企合作都是“校热企冷”[4],究其原因就是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团队的科研攻关水平不足,专业和产业的匹配度不高,产教融合能力不深,校企合作经常停留在学生实习层面,很难给予企业和地区产业技术指导,带给企业的实质性技术服务有限。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种局面,发挥高层次人才的先进性和专业性,深化校企合作的广度,加强产教融合的深度,加大社会服务的力度。
二、高职院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现状分析
(一)区位优势略逊,高职院校吸引力不足
浙江省的经济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相较于西部省份在人才引进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浙江省内的高职院校又以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为首,杭州高职院校为主,以学校平台优势和地理优势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台州位于浙江省东部,地理位置相对较偏,没有像杭州、宁波等城市那样拥有优越的区位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才引进的效果。像杭州、宁波、温州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学校和职业教育起步早,发展态势好,亦是“双高”建设的先行者,因此高职院校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也受到了这两个客观因素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台州科技职业学院独立办学20年,从一个中专职业院校变为高职院校,受限于职业学校办学的历史原因,师资队伍水平和整体教学科研能力仍有待提高,原有教师多以本科学历为主,虽然后来大部分应教师培养计划进行了学历提升,但是非脱产的硕士学历对于科研工作的完成,明显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省部级
项目屈指可数,科研平台和科研氛围都存在一定的建设短板。学校在全省的教
学业绩考核中也处于劣势,高层次人才看重的发展平台和区位优势都略显不足。
此外,社会对高职教育的偏见也依然存在,普通本科院校和科研院所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更强,同等待遇条件下,高职院校只能沦为求职的备选项。
(二)个体引进为主,团队引进缺乏
从2018年5月学校颁布《关于引进优秀高层次人才的相关规定》开始到2023年底,学校累计引进博士35人,专业带头人8名,2022年以后入职人数占比80%
以上。“双高”建设背景下,学校的双高专业群建设亟须高层次人才的加持,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也需要新鲜的血液,但从现有招聘文件来看,均以个体引进为主,缺乏团体引进和人才发展规划。如果学校每年为了完成引进指标,主要盯着数量,忽略师资团队建设方向的指引,势必难以融入新鲜的“血液”。高职院校如果为了对标职业本科院校师资标准,不经科学规划就将每年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数量分配给二级学院,且纳入二级学院重点考核指标,容易导致二级学院为了完成考核目标而降低招聘标准和实际需求。从学校现有引进情况来看,大部分人员都是以个体引进,哪怕是同一个专业下各个博士的研究方向差异很大,与专业发展方向也不尽相同,更有部分博士的硕博专业均与应聘岗位大相径庭,与专业或专业群发展脱节。盲目引进的后果就是高层次人才入职后发现没有团队支撑,专业发展和职业发展受限,学校无法得到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红利,没有预期成果产出,双向失望,最终导致人才流失或人才浪费。
(三)学历头衔为重,技能要求降低
通过分析浙江省各地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文本来看,科研能力是高职院校考量的首要质保,头衔成为高职院校引进的主要依据,反而高技能人才被忽略。虽然高技能人才属于高层次人才,但是在政府和学校给予的薪资待遇方面,明显略逊一筹。在创建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群的形势下,高职院校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中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学校的高层次人才引进也以博士研究生的数量、专业带头人的数量为考核指标,这样的考核风向导致学校的招聘重点与构建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要求相去甚远。高技能人才不论是在政府和学校发布的引进政策中,还是实际的考核文件中,都处于高层次人才引进的边缘,技能型人才既得不到博士人才的高额补贴[5],又无法达到高职院校的职称考核要求。一旦高技能人才入职学校,就会与身边同时期的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形成对比,产生心理落差。而且大多数的高职院校并没有针
对高技能人才的考核文件,职称评聘也严重受阻。此外,应届博士比重过大,对学科建设、教师团队建设都提出挑战。原有的老教师学历普遍为硕士,对博士阶段的科研和论文很难给予实质性的意见。如果学校没有及时为新进高层次人才提供必要的支撑,那么两年内没有任何成果产出的博士出现离职的可能性就会提升。
(四)外部引进为主,内部培养不足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近五年引进博士学历高层次人才累计39人,内部培养博士2人,内培和外引的人才比例失衡。虽然高职院校都有不同层面的人才培养激励政策,但是从现有数量来看,内部培养的动力不足。
三、高职院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对策探索
(一)人才政策加持,提升地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地方政策有着紧密的关系。近五年来,台州市围绕人才引进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如台州市政府早在2017年出台《台州人才新政三十条》(台市委发〔2017〕105号)、《台州社会事业人才发展三十条》(台市委发〔2018〕78号)、《关于建设高素质强大人才队伍的若干意见》(台市委发〔2020〕64号)精神,2023年台州市发布了《关于高质量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市建设的意见》《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高质量引聚青年人才的实施意见》三个人才新政,统称为“人才新政3.0”,与此前的“人才新政2.0”等相关政策很好地衔接起来,政策体系不断优化,政策叠加效应更加明显。此外,政策的精准落地和快速执行都起到很好的助推效果。学校从2018年开始招聘高层次人才,受限于初期政策和疫情影响,引进效果不佳,三年累计引进8人,2022年至2023年累计引进31人,约是此前三年的四倍。
政府和学校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宣传和推广地域文化和生活环境,让更多的人了解台州,并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一方面,加大城市名片的宣传力度,如连续三年的央视跨年晚会在台州举行等,均有助于提升台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助于台州独特魅力的发掘和展示。另一方面,学校要不断苦练内功,加大对高层次人才教学和科研平台的政策支持,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提升在省内高职院校的综合排名。
(二)科学规划发展,制订团队引进计划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方案》提出,“探索组建高水平、架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已经成为高职院校内涵发展、师资力量和综合实
力的重要表征。如果在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环节就明确提出以团队形式引进,那么应对在日后的教师团队申报和协作方面会更易形成合力。或者以专业带头人的诉求为核心,专业发展计划为指引,引进一批高层次人才。如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和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就明确提出以团队形式引进高层次人才,并明确了团队成员、结构和待遇等相关要求[6]。在筛选应聘团队时,要建立评估机制,确保团队成员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同时,还要考虑团队的科研经历、成果和合作精神等方面的因素。
首先,高职院校的人事部门要联合各二级学院,在拟定人才引进计划、设置人才招聘标准、面试高层次人才技巧等方面给予支持,人事处要全程参与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录用,做好引路人和把关人。高职院校党委主要领导作为高层次人才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做好事前引导、事中参与、事后监督,立足学校建设发展,不仅要找到专业背景、科研能力强的人才,还要综合考虑团队精神、师风师德优的人才。二级学院党总支在人才的面试和录用环节也要积极参与进来,立足二级学院自身发展,履行党管人才的使命,不能为了考核而降低录用标准。其次,组织部、人事处需要建立合理的评估与预判机制,做好背景调查和个别访谈,对思想觉悟不高、师风师德不正、价值观扭曲的情况要及时清退。资助期满后分类别、分层次对高层次人才进行评估考核。最后,人事处和教师发展中心要联合制定高层次人才的培训计划,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入职培训,建立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使其尽快融入高职院校教师的身份中,投入专业建设的重点方向中,参与学校高质量建设的进程中。通过团队建设引领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以结构化的团队提升教师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团队的力量破解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三)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加强高技能人才的引进
打破以头衔、以学历为主要标准的招聘偏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高职院校对于高层次人才的普遍理解包括专业带头人、副高以上职称人才、博士研究生、技能大师等[7]。高层次人才不仅要有较强的学历背景、专业背景、科研背景,还要有优秀的师德师风、较强的技术技能、团队合作精神。对标“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要求,形成具有高职院校特色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标准,不盲目跟风本科院校的招聘政策和选才方式。因此,首先要制订符合高职院校发展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和考核标准,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等一些地区的高职院校已经为高技能人才开通了绿色通道,值得研究效仿。畅通高层次人才引进
渠道,通过柔性引进、客座导师、外聘教师、项目合作等方式把高技能人才吸纳到高职院校的教师队伍中来。改革薪酬分配机制,一事一议,一人一案,让高技能人才能引进来也留得下。此外,对于应届博士毕业生也要给予一定的支持,建立针对性的培训体系,从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教法、高级别课题的申报、去紧密合作型企业脱产等方面进行指导,自己学校无法提供的培训可以借助本科院校的资源,让应届博士教师快速成长和融入,成为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四)坚持引育并举,拓宽人才引进渠道
当前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必须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教师队伍建设需要从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转变。2021年,教育部、财政部印发《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提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梯队建设的思想和要求。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可以迅速地帮助高职院校解决师资队伍结构性的问题,也利于骨干教师、卓越教师的培养。但是仅仅依靠外引博士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指出,要进行职业学校教师学历提升行动,高职院校要结合自身专业特色和发展方向,积极主动对接优秀高校的博士点,为学历晋升铺设一条公开公平的道路,让有条件且有能力的硕士教师优先提升,通过制定合理的考核机制,让有行动力的优秀教师敢于提升、乐于提升。政府和学校要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政策鼓励,一刀切地砍掉内培博士的各项待遇,对于学校来说无异于“为他人做嫁衣”,同时打击了优秀教师的积极性。另外,对于学历提升确有困难的教师,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晋升方式,如参加骨干教师、专业带头人的培训等,多元化的培训体系,成就多样化的职业发展。突出全职导向,兼顾柔性引才,不以学术头衔、人才头衔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重视技能的资本力。吸引一批具有创新实践经验的企业家、高科技人才、高技能人才等兼职教师图。2023年10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的通知,补充了职业学校可通过特聘教授、客座教授、产业导师、专业带头人(领军人、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实践教学指导教师、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负责人等多种方式聘请兼职教师9。高职院校要突出职业教育的特色,在高层次人才引进方面凸显高技能人才的显性地位。
四、结束语
高职院校引进高层次人才的背后体现了人才强校、人才强市、人才强国的战略思想,地方政府和学校希望通过快速引进高层次人才实现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升,致使各地上演了如火如荼的高薪高待遇“抢才大战”。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职院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制定科学的引才计划、实施准确的团队引才方案、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念、坚持引育并举、拓宽引才渠道,支持柔性引进和项目化引进,深挖高层次人才的专业优势和发展潜力,形成虹吸效应,助力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助推高水平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
公立医院党员教育管理实践探索
王春媛
1.背景
回顾党的发展历程,党员教育始终伴随党的建设不断发展,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团结奋进力量、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党员教育管理逐步向规则体系化、任务综合化、模式常态化转变[1]。2021年5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要求落实公立医院党建工作责任,全面提升公立医院党组织及党员队伍建设质量[2]。结合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如何做好新时期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以下简称案例医院)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经过数年的努力,开展了党建引领医院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探索,取得了良好成效[3]。本文结合案例医院的实践,探析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下党员教育管理的举措与经验。
2.案例医院近年来党员教育管理实践举措
党员教育管理,是党为实现政治目标,通过有计划、持续性的教育和培养,提高党员党性,增强全党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活动。近年来,案例医院党委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系统谋划,坚持需求和问题导向,积极探索创新党员及后备力量培训方式方法。
2.1加强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党员教育管理工作
案例医院党委将党委班子思想的统一作为实现全院全员思想统一的前提。通过实践,凝练出“四个坚定不移”和“四个坚持”的党员教育方向,即坚定不移地将思想统一到党和国家发展战略上来,坚定不移地贯彻医防融合,坚定不移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和发展;坚持“一核两翼”战略布局,坚持“六位一体”发展模式,坚持“三个为本”办院宗旨,坚持整合碎片文化。班子成员将政治思想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建立“第一议题”制度,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专题学习等多种形式加强理论武装,并将其贯穿于医院的改革发展工作中。同时,根据工作分工建立每一名班子成员个性化的党建责任清单,在历次党员教育活动中,医院领导干部带头先学一步、深学一层,主动下支部、进科室,带领广大党员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意识
形态层面汇聚起医院发展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2组织优势充分发挥,制度和教育同向发力
案例医院党委以学科改革发展需要为标准,重新划分成立了51个党支部、108个党小组,增设了心内、心外党总支,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同时,规范建成了覆盖医、教、研、创、科学管理、文化建设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体系,共计8篇章,564项。以《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2019-2023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等文件为指引,结合医院工作实际,建立健全《中共北京安贞医院委员会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制度》,从教育培训内容、对象、方式以及培训教育保障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为医院及支部党员教育培训工作指明方向。在教育内容上,突出党性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每月制定学习活动计划,并抓好落实。在教育方式上,秉持线上线下相结合、教育管理方式不断创新拓展的原则。线下党员教育管理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为主,以培训班、报告会、知识竞赛、谈心谈话等形式为辅。线上党员教育,一方面积极培养党员运用“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的能力和自觉性,另一方面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基础上,结合两院区一体化建设,对主要及相关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和整合,探索建立党务、政务、服务融合的综合性应用管理系统。
2.3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创新党员教育管理模式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核心在人,重点在事。近年来,案例医院党委在传统的“三会一课”基础上,建立了以问题为导向、以支部和科室为中心的党业融合工作模式。党委书记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领党委委员、党员领导干部、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医务部、护理部、医疗保险办公室、药事部、门诊办公室、财务处、绩效管理办公室、医学工程处等职能部门,共同组成工作专班。以专题党课、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党员大会、骨干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对党员教育的内容、模式、效果等开展调研,摸清党员实际需要,根据每个党支部、科室在人员结构、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特点,制定个性化的教育方案。落实落细制度,尊重和关爱党员。成立青年成长委员会,分系统开展青年骨干座谈会,了解青年成长规律和需求。
2.4坚持思想引领,通过党员教育促进医院发展
医院党委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信仰、增强党性、提高素质为重点,着力增强党员教育管理的针对性与实效性,立足卫生健康行业特点,紧扣医院“十四五”发展规划、重要决策部署、重要会议活动、重要时间节点
等,有针对性地设计党员教育培训方案,努力将党员教育与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相结合,实现以教育促发展。医院党委提出“三个为本”,即以患者为本、以职工为本、以医院为本,并通过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建设,将其“内化于心”。在此基础上,在全院开展党员“三个一”活动,即办一件实事、解一个难题、做一个表率,通过党建引领,将全院职工思想统一到了高质量发展主线上。在主题教育期间,积极开展“首都高质量发展先锋行动”“我为改善医疗服务献一策”等活动,引导全体党员践行宗旨、实干担当,解决群众看病就医急难愁盼问题30余项,同时以“党员先锋岗”、党建服务品牌创建等活动为抓手,强化党组织联系和服务群众功能,切实提升党员教育质效。
3.案例医院党员教育管理实践效果
3.1建立了党员教育和业务工作良性互动长效机制
医院党委将党员教育与医院发展目标相统一,党委书记带队深入每个党支部进行专题调研,根据各党支部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案,建立了“问题预判、现场调研、问题清单、个性化指导、日常督导、总结考核”的闭环管理机制。同时,指导党支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将“三会一课”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与具体的“人”和“事”相结合,提高支部班子教育管理党员的能力,既推动了党员干部职工在政治理论、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学习,又促进了其在岗位技能、业务能力等方面的提升。党员教育和业务工作良性互动,为打通决策-管理-执行链条奠定了良好基础。
3.2党员观念积极转变,牢固树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服务意识
医院党委以“接诉即办”为抓手,将党员教育融入解决问题、优化流程、改进制度的过程中,通过学用结合,促进党员干部职工积极转变观念,实现了从“抵触诉求”到“积极解决”,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从“应急处理”到“源头治理”。2021年至今,内部主动治理164项全部落实,“接诉即办”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连续22个月均为100%,位列北京市卫生系统第一。同时,积极打造“践行医者初心”公益科普直播间,通过健康科普直播推动疾病防治关口前移,累计观看人次达800余万,受众遍及全国各地。党员干部职工带头贯彻落实医院发展宗旨,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患者为中心”转变,切实将教育培训成果转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力行动。
3.3党员教育真正转化为推动医院发展的实际成果
医院党委聚焦党员教育、管理、监督与服务,创新了党员教育管理路径,
推动了院党委决策部署在管理和执行层面的有效落实,妥善解决了医院高速发展中的难点、堵点以及多个历史遗留问题。坚持党建引领学科发展,打破科室壁垒实现横向协作,党(总)支部参与科室决策的能力明显增强。近年来,结合通州院区建设、疫情防控、冬奥会医疗保障等重点工作成立了4个临时党支部,创建党员先锋岗46个,各党支部申报服务群众品牌45个,组建多学科诊疗团队18个,开展周末平诊手术、心内科日间手术、无假日检查,方便患者就医。2021年、2022年连续两年心脏内科和心脏外科单中心手术例数位居全国第一,党员在医、教、研、创、科学管理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充分发挥[4]。医院在22所北京市属医院绩效考核中排名从第16升至第6,近3年新获批国家重点临床专科1个、省级重点临床专科6个、北京市质控中心2个,荣获首都劳动奖状、首都文明单位标兵、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党员教育真正转化为推动医院发展的实际成果,促进了党的领导和建设与医院治理全过程各环节深度融合。
4.思考与建议
面对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提出的“三个转变、三个提高”新目标,高质量的党员教育管理应从质量、效率等方面提升,体现“以人为本”。
4.1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协同性,推动质量提升
党员教育管理是一项贯穿党的建设方方面面,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整体性工作。随着公立医院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党员教育管理应从过去的零散、单一,逐步向集成化、体系化转变。在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下,公立医院应在党委层面强化顶层设计,将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程,构建以党委组织部门为主体,宣传、纪检、工会、团委等相关部门紧密协同的工作格局[5]。从理想信念、核心价值观、反腐倡廉、纪法教育等不同角度,制定党员教育活动方案,分阶段、有计划地开展党员教育培训。同时,明确党支部的责任和任务,确保医院党员队伍政治过硬、业务过硬、作风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协同高效的工作体系。
4.2加强党员教育精细化管理,推动效率提升
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重点必须放在党员日常教育的部署上[7]。保障日常教育的实效性对党员教育精细化管理能力和信息化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突出党性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融入医学哲学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建强组织,配齐队伍,及时传达上级精神,贯彻落实具体措施[8]。定期召开党支部书
记例会,对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开展培训、提出要求。依托“学习强国”APP、“云课堂”“党员E先锋”、医院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互联网+党员教育”管理[9-10]。同时,树立“一盘棋”意识,研究制定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下党员教育管理信息化的总体规划,打造党务、政务、服务三位一体的网络阵地。结合党员需求,根据不同岗位、不同年龄党员的特点,精准施策,促进党员学习教育常态化,推动党员知信行合一。
4.3推动党员教育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贯彻“以人为本”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机制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源动力。公立医院党员教育管理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引导医院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树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公立医院的基层党支部书记多为业务干部,缺乏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医疗实践的意识,缺乏党务工作方法和参与基层治理的能力。传统的党员教育在促进业务工作发展方面作用发挥有限,部分党员不能够形成学思践悟的深度学习模式,在日常工作甚至急难险重任务面前,难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11-12]。顺应新时代党员教育的新任务新要求,要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贯穿于党员教育管理的过程中[13-14],引导党员围绕医院发展规划和中心工作,立足岗位实际,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人民群众提供精准、安全、有温度的医疗服务。
5.结语
当前,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路径逐渐清晰。结合新时期的发展要求,还需继续优化党员教育内容,采用丰富多元立体的教育形式,与临床业务相融合[15],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打造与医院发展目标相统一、着力服务人民健康的科学精准、务实创新的党员教育管理模式与长效机制。
公立医院纪检监察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
戴寿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必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1]。医疗卫生行业是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行业,长期以来,各级医疗机构权力交织,廉政风险高,各方面高度关注。加强纪检监察工作,在净化医疗机构政治生态、优化医疗服务质量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广大医务人员来讲,既是“紧箍咒”,更是“护身符”。
一、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工作的难点与挑战
(一)日常监督手段创新难
医疗卫生行业腐败与反腐败斗争历来比较激烈,你有制约手段,我有反制措施,是一对此消彼长的矛盾。当前,医疗机构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表现形式复杂多变,明目张胆“吃拿卡要”的少了,变相获取利益的多了。比如,对医务人员出国、培训、讲学、评比、会诊、私下参与互联网诊疗服务等名目繁多的赞助、资助和奖励,院内处方到院外药房配药,变院内统方为院外统方,不纳入医院统管的医用高值耗材个性化临时定制等等,可谓防不胜防,使得医疗机构反腐败斗争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隐蔽性、多样性,这就决定了医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顽固性和反复性。而部分公立医院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甚至把纪检监察部门当作信访处理部门,推动纪检监察部门“转职能、转方式和转作风”的“三转”不到位,使其应有职责难以发挥,面对腐败现象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的新形势新挑战,日常监督手段跟不上,陷进疲于应付状态。
(二)监督对象有效覆盖难
医院纪检监察部门是专职监督机构,除了对党组织和党员进行监督外,还要统筹监督医院管理岗位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岗位以及工勤技能岗位相关人员,包括医院领导班子成员、科室主任、病区主任、行政管理人员、护士长等,以及会计、采购、基建工作人员等众多从业对象。监督对象的多元化不断给纪检监察工作带来新难题,需要统一规划、整体兼顾、分类实施[2]。一些基层公立医院的纪检监督措施不分对象、不加区别,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难以到位,对一般党员干部和医务人员的监督不够规范,对工勤技能岗位人员的
监督尚不精准,使得监督工作的成效不理想。
(三)纪检监察力量整合难
在医院监督工作实践中,一些基层党组织和业务部门对自身职责范围内的监督工作,主体意识、责任意识还认知不清,往往认为监督工作就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事情,进而导致整个监督工作在资源整合、力量协作、措施配套等方面缺乏合力。随着医院纪检监察体制变革,纪检监察部门从招标采购、药品遴选、人事招聘等现场监督中退出,对这些业务工作逐步脱节,在日常监督管理中,与组织人事部门、财务部门、审计部门等相关责任部门之间沟通协作渠道还需要健全完善[3]。此外,从目前公立医院职位设置情况看,纪检监察职数比例不足现象比较普遍,甚至把纪检监察部门看作“边缘部门”,部门内设领导个数少、规格配置低,纪检监察队伍力量还相对薄弱,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也不高,难以应对繁重的工作任务。
(四)体制机制协调运转难
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腐败现象就不会根除,反腐败斗争也就不可能停歇,就需要坚持标本兼治、纠建并举,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目前,不少公立医院纪检监察体制并不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制度还不够健全,在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日常监管和源头治理、事前防御和事中约束等方面,仍存在制度漏洞。体制机制的不完善,直接影响着纪检监察工作对权力运行的制约效果,在很大程度上,纪检监察部门只能局限于对已经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进行处置。与此同时,在网络时代,互联网基于即时性、开放性、互动性等特点,日益成为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主要渠道,许多公立医院在利用信息化手段为纪检监察工作赋能方面,理念和措施均显得滞后,迫切需要运用网络优势助力构建高效精准的纪检监督机制,推动纪检监察工作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
二、加强公立医院纪检监察体系建设的探索
某三甲公立医院面对繁重的党风廉政建设任务,该院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统筹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不断推动医院纪检监察体系建设向纵深拓展。
(一)建立“无缝对接”责任制
根据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建立健全责任传导机制,逐层压实党风廉政责任。持续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督促基层党组织切实担负起是教育、
管理、监督党员的职责。完善并落实院科两级负责制,科室实行科主任负责制,科主任对科室的行政管理和廉政建设负责,承担科室人员的教育管理职责。将廉政建设、医德医风纳入科室目标考核内容,医院根据科室制度落实和案件发生情况严格兑现奖惩,紧盯廉政建设“最后一公里”。每年年初,制定医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意见,拿出“两个责任”项目清单分解表,逐级签订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责任书,落实领导和部门责任。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履行情况“双报告”制度,确保“两个责任”和“一岗双责”无损传导。
(二)以“三大教育”敲警钟
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不断推动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牢固树立规矩意识,从思想上固本培元。突出面向重要部门、关键岗位、重点人员,常年开展法纪教育、警示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促进党纪国法和管理制度内化转化。通过编印《廉洁行医口袋书》、创办廉政文化长廊、拍摄廉洁微电影等方式,引导医院干部职工秉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严守职业道德。把常态化管理与集中性教育结合起来,持续开展“远离回扣、廉洁从医”等主题教育活动,完善行业作风建设的措施办法。连年开展“以案促廉、坚守底线”警示教育,用“身边事”教育警醒“身边人”,营造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的工作氛围。
(三)坚持惩治和堵漏并举
采取零容忍态度,不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依法依规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发挥惩治震摄作用,严肃整治违反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行为,列出负面清单,规范各类医疗服务行为。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管控,开源节流,堵塞漏洞。针对医药购销领域案件高发的状况,定期开展以排查险情、险点、险种、险象,控制廉政风险为主要内容的“四排一控”活动。坚持专项整治行动不断线,加强对药品、试剂、耗材、设备等使用情况的全流程监管,常态化开展抗肿瘤药物和辅助用药监测与评价。建立信息化控制平台,严格统方管理,使用防统方软件,防范非法统方,对系统提示的异常信息,及时查明原因,采取应对措施。
(四)织密监督体系网
坚持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把握好执纪问责“四种形态”,抓小抓早、抓常抓长。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在门诊、住院大厅等显著位置设立举报箱,向社会公布投诉举
报电话,开通网站投诉邮箱,同时,利用好“政风热线”、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拓展行风问题收集载体。坚持出院病人随访制度,了解掌握他们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回应群众关切。发挥民主评议、述职述廉、评先评优、选拔任用等多种活动的功能,加强综合监管,多渠道发现相关问题的苗头和线索,及时加以处置。
(五)强化长效机制建设
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把纪检监察工作与深化医改融合起来,重视长期管用的制度体系建设。加快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加强综合治理、内部管理以及行业自律,坚持开前门、堵后门,加强人文关怀,健全制度安排,营造良好行医环境。近几年来,制定实施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实施意见》《纪委关于对中层干部开展谈话的实施意见》《药品规范使用动态监测和超常预警制度》《处方点评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努力从源头上铲除不正之风滋生的土壤。
三、健全公立医院纪检监察体系的几点思考
纪检监察工作是提升医院现代化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内容。腐败的方式和手段日益隐蔽复杂,党风廉政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结束时。医院纪检监察工作的创新发展也是一个持续突破的过程,必须与时俱进优化思路举措和方式方法,推动各项工作更加精准有效。
(一)注重健全责任体系与强化协同协作相统一
把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协助职责统筹起来,逐层逐级压紧压实责任,把负责、守责、尽责落实到每个部门、每个领导岗位上,构建党委统筹指挥、职能部门高效协同的责任体系。抓住主体责任是推进医院纪检监察工作的“牛鼻子”,充分发挥医院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把党风政风行风建设作为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任务,牢固树立主责主业意识,强化政治建设,发挥统领作用,形成领导有力、各负其责、协调畅通、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医院纪检机构和纪检干部队伍建设,支持纪检监察机构履行监督责任,激励纪检监察干部加强理论武装、专业训练、岗位练兵,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发挥好监督职能作用[4]。推进医院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推动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将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
(二)注重线上与线下监督监测相统一
当前形势下,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并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必须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5]。面对新环境,医疗机构腐败和不正之风现象表现出多变性、隐蔽性的特点,这就要求监督和信息监测手段做到广覆盖、有实效。在运用好走访了解、巡视审计、专项督查、年终考核等传统手段的同时,适应网络时代新特点,积极推动医院纪检监察工作观念创新、机制创新和方式方法创新,不断提高信息化水平,构建纪检监察工作运转新模式。针对医院权力运行中的风险和监督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信息化监测平台,推进医疗服务综合监管系统建设,完善电子化操作流程,随时洞察苗头性问题。加强医院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建立完善问题线索和预警信息汇总机制,加强对各类监测信息的统一管理、综合分析和科学研判。拓宽线下信息监测渠道,健全“民间”行风监督员队伍,把监督关口前移,定期不定期召开行风监督员座谈会,收集存在的突出问题,适时进行动态防范。
(三)注重正风肃纪反腐与激励担当作为相统一
惩治威慑与激励作为是监督执纪执法的一体两面,在坚持有贪必肃、有腐必惩的同时,积极营造廉洁干事的浓厚氛围,树立起正心正行、崇尚先进的鲜明导向[6]。一方面,要发挥案件的震摄作用,健全责任分解、监督检查、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严格责任追究。强化制度刚性执行,持续保持查处案件高压态势,严肃纠治有制度不落实,有规定不遵守的人和事,对行业“红包”回扣等不正之风行为,真正以零容忍态度跟进惩治,坚决减少案件存量,遏制增量。特别是要加强对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分析研判,创新应对手段和策略,压缩其生存空间,严防隐形变异问题蔓延升级。另一方面,针对不同监督对象群体的实际,分类选树先进典型,广泛开展寻找“我身边的白求恩”“最美护士”等活动,通过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媒体,传播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展示医务人员良好风貌,用榜样的力量激励人、感召人,增强从业人员的职业荣誉感。
(四)注重面上推进治标与夯实治本基础相统一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建立完备的纪检监察工作机制,既是治标的目标导向,更是治本的根基所在。着眼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把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各个环节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在治标方面,强化职业道德、党纪条规、廉洁自律教育,加强医院文化建设,构建具有时代特征、行业特点的
价值体系,引导医院从业人员把纪律规矩意识和职业道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治本方面,着力健全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推动纪检监察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医院治理效能。聚焦药品、医用器械及耗材等购销环节案件易发高发问题,完善采购标准、措施和流程,规范执行财经制度,严格经费审核把关。建立完善医务工作者医德考评制度,把医德表现纳入诚信体系进行管理,与晋职晋级、岗位聘用、考核评优等挂起钩来,实行医德“一票否决”制。执行重大事项集体讨论制度、完善岗位职责管理、建立考核问责机制,形成明责、定规、考核、追责的闭环管理,努力根除不正之风滋生的源头,从根本上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公立医院运营管理机制创新实践探索
郭瑞
近年来,公立医院持续良性运营面临挑战[1],医院亟需扭转重资源获取轻资源配置、重临床服务轻运营管理的局面。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要求[2-3],提高医院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韧性,优化各类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某大型公立医院(以下称案例医院)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文件要求,在连续4年专科运营助理工作实践的基础上,正式成立运营管理部,将运营管理的重点由聚焦专科业务运营升级为总揽全院医疗资源,构建起多条线协同、院科组联动、大数据支撑的运营管理体系,有力保障科学决策和高效落实,有效助力医院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不断促进业财深度融合,持续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
1.国内外医院运营管理典型模式与启示
1.1多学科交叉的委员会管理模式
20世纪20年代,美国私立医院面临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资加大、管理式医疗的兴起以及经济萧条等外部环境,运营压力持续上升,职业化的医院管理者开始涌现。从全院的高层管理到临床科室的中层管理,都开始采取由医生和专业管理人员组成交叉学科团队共管的模式。以梅奥诊所为例,医院的核心治理结构由理事会、院长(CEO)和管理委员会组成。其中,理事会是决策机构,院长负责领导和管理,管理委员会辅助院长工作,并在院长评估和选拔中发挥重要作用[4]。管理委员会和临床专科都配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建立了工程师与医生合作的交叉学科研究团队,应用真实数据和前沿分析方法,制定战略规划,重构医疗流程,提高质量管理,加强成本管控,提升患者体验,从而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能力[5]。
1.2纵向“医管双线”管理模式
在以民营医院为主、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以长庚医院为代表的我国台湾地区医院打破了医疗专家管理医院的传统模式,创立了与直线医疗管理体系并行的“直线专员管理体系”,从医院层到科室层建立与医疗业务各层级相对应的管理体系,实现了在经营管理方面的高度集权,让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专心提升医疗专业水准,管理专员集中负责精细化管理和效率改进,院长通过医疗管理各委员会和直线专员体系两条线来掌握医院的整体情况,从而形成了“医
管双线”管理模式。以长庚医院为例,医院实行董事会下的决策委员会治理结构,院级设行政中心,作为长庚体系运营的“总参谋部和控制中心”,主要承担管控责任,其责任沿专员体系向下层层分解。行政中心作为专业化的管理专员,人员包括总部专员、驻各院区专员以及各院区管理人员,总部专员与基层各单位专员在业务领域上下垂直连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直线专员体系。集团管理分为体系层、院区层和科室层3个层面,专员体系从上至下对应设置为总部行政中心、院区管理部、专科经营助理3个层级[6]。
1.3横向枢纽式的专业团队管理模式
随着管理的细化,医院内设部门逐渐增加,在传统的条线垂直管理结构中,职能部门之间相互割裂、协同弱化、单打独斗的情况日益严重,亟待在医院层面形成科室之间横向协同的纽带。为解决这些问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于2001年成立了医疗质量管理部,专职履行医疗质量管理职能。2005年,在前期积累和培养了一批运营管理专业人才的基础上,医院正式成立运营管理部;该部门隶属于医院、服务于科室,组建横向枢纽式的运营专业团队,围绕资源配置、流程管理、绩效评价3大职能,致力于凝聚合力提高医院的运营效率。在整个医院组织构架中,院长和副院长实行“分口负责管理制”,运营管理部则扮演中枢性串联协调性角色,成为各科室及部门之间横向协同的纽带,缓解了传统组织结构中纵向管理所带来的各自为政、沟通不畅等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多院区、多学科、多专业、多部门交叉的运营管理工作模式,并建立了基于大数据的医院综合决策分析体系,为管理决策提供有力支撑[7-8]。
1.4国内外医院运营管理经验启示
1.4.1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是运营管理持续开展的重要条件。整体性和业财融合是运营管理区别于传统管理的重要特点,其目标是对全院的人、财、物、技术等核心资源进行科学配置、精细管理和有效使用,其范畴相当宽泛,包括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财务管理、加强资产管理、加强后勤管理、加强各类科室运营指导、强化业务管理与经济管理相融合、强化运营风险防控、加强内部绩效考核等多方面内容,需要多部门、跨专业、大范围的横向协同配合[9]。运营管理包含设计、计划、组织、实施、控制和评价等多个环节,需要医院、科室、医疗组和医生个人等不同层级纵向联动落实[10]。需要建立有效的横向协同和纵向联动机制,才能确保运营管理发挥预期作用。
1.4.2构建数据融合分析系统是运营管理深入推进的必
要支撑。智慧医院建设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公立医院发展的重要趋势。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也要求医院管理由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由经验判断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由被动处置型向主动发现型转变。这些都需要整合式数据信息系统的有力支持。目前,医院的信息系统仍存在重建设轻规划、互通共享不充分、数出多门和取数无门并存等问题,亟需整理系统、融合数据,进而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精细的数据,支撑医院不断提高运营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11]。
1.4.3培养专业的人才队伍是运营管理健康发展的必要基础。医院运营管理需要强大、专业的运营管理队伍[12-13]。运营管理人员的工作内容除了和原有行政职能部门相似的工作外,更加强调政策掌握和落实能力、逻辑思维和数据分析能力、持续学习和创新能力,而且在工作过程中需要不断观察和沟通,需要深入临床一线、掌握实际情况,不仅要给医院运行发展制定方案,还要给科室主任当好参谋。
2.案例医院运营管理机制构建主要做法与成效
2.1打造矩阵式运营管理机制
2.1.1构建三级组织架构,提升协同度。医院层面,成立运营管理委员会,作为运营管理的决策机构,由院长、总会计师、各条线分管副院长以及主要职能部门和临床科主任组成;健全议事决策机制,定期讨论审议医院运营管理重大事项,对运营管理工作成效实施监督与评价。部门层面,新设运营管理部,作为运营管理的牵头部门,主要由卫生管理、卫生经济、财务会计专业人员组成,负责为医院和学科管理决策提供循证证据和政策建议。学科层面,设置运营管理联络员,一般由各学科住院总医师担任,负责联络安排运营管理沟通和调研,并配合科主任落实医院管理要求。
2.1.2细分运营管理专业职能,提高专业性。为将医院运营管理的重心从专科拓展到全院,医院运营管理部在完成原有专科运营助理工作的基础上,新增3项职能,分别是数据科学、运营分析和策略研究:数据科学聚焦运营数据指标的采集和规范,以及运营管理信息化建设;运营分析围绕具体问题深度挖掘数据,并将数据充分融入业务场景;策略研究关注医改政策对医院运营的影响,收集整理业内前沿研究成果和先进实践经验,为医院战略决策提供参考。运营管理部按照4项职能分为4个专业组,每组设有不同的负责人,各专业组同时承担横向联系相关职能部门的任务,与纵向的三级管理架构一起,构成多条线、
多层级充分交互的运营管理矩阵。
2.1.3实施项目制管理,强化执行力。运营管理涉及各临床学科、各项管理职能。对于每个具体问题实施项目制管理模式,按照项目管理的规范步骤推进,即明确项目需求、确定项目目标、定义项目相关方的期望值、描述基本的项目范围、选择基本的项目组成员、明确项目经理、确认要交付的文档,由运营管理部确认,最后提交运营管理委员会审议。对于医院层面的运营管理问题,由运营管理部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和临床业务部门组建专班落实;对于专科层面的运营管理问题,由科室运营助理组织科室的运营管理联络员负责,提出相关管理建议供相应科室决策参考,同时抄送运营管理部。
2.2夯实运营管理数据基础
2.2.1统筹规划,整合信息系统。一是,逐个系统对接,建设数据中台。打通HIS、病案、物资、预算、会计、人事等多个系统,数据整合后归集于数据中台,通过HRP系统统一调配,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和灵活调取。二是,规范数据口径,落实数据同源。根据医院专科特色和管理需求,建立运营管理数据库;规范数据来源和指标口径,并编制操作手册,实现一体化管理。三是,流程数字化,管理精细化。全面梳理医院业务流程,将内部控制融入信息系统建设,提高流程的规范性及过程的透明度,有效降低运营风险(图1)。
2.2.2精益管理,细化数据。一是,建立运营管理指标体系。根据专科特色和运营管理需求,以数据治理为基础,建立便捷、稳定、高质量的运营数据指标,内容覆盖服务能力、患者来源、医疗费用、运营效率等多个维度。二是,开发运营管理规范化报表。围绕运营管理关键指标,区分医院、科室、医疗组及医生个人等多个层面,设计并开发业务能力、费用控制、患者流向、床位使用、成本消耗等系列报表,通过每日看板、运营周报、月度讲评、季度分析、年度报表等多种形式展示。
2.2.3监控分析,助力智慧决策(图2)。一是,搭建运营管理决策支持平台,以医院实际管理场景为基础,以精细化质量管理为导向,提供多维度专题分析;围绕专科特色,建立科学的业务分析模型库和运营管理知识库,配合数据预警管理功能,对医院运营状态进行实时监控预警和日常管理。二是,引入行业标杆数据,关注并收集管理部门、医院同行和第三方发布的数据,积极纳入医院运营管理系统作为参考标准,对关键业务、关键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为医院运营管理提供及时、准确、科学的参考依据。
2.3运营管理工作具体实施
2.3.1完善工作制度。为确保运营管理工作规范开展,医院制定了包括问题收集和确立、基线调查、数据收集和分析、提出措施建议、委员会审议和决策、管理措施实施、效果评价等环节的运营管理工作流程规范,同时设计了“运营管理项目首页数据库”,对每个项目实施全过程管理(图3)。运营管理分析内容已经覆盖医院经济运行、业务发展、专科能力、资源配置、成本管控等多个方面,在医院的规划和计划制定、预算编制、学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2.3.2明确岗位职责。医院运营管理部的成员,主要从绩效办和财务部两个部门择优招募,现有成员均兼任两个部门的工作岗位。为确保运营管理工作有效推进,在部门成立之初就按照专科运营、数据科学、运营分析、策略研究4项职能设置了4个专业组,确定了各专业组的成员和工作职责,各组负责人按届期竞聘上岗,所有成员均有机会牵头具体的运营管理项目(表1)。同时,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每年运营部门负责人向医院领导班子述职,专业组负责人和各项目组长向分管领导及部门主管述职,述职评价纳入个人年度绩效考核。
2.3.3规范操作步骤。基于实践不断总结优化运营管理流程,重点把握关键节点。一是,围绕运营问题组建合适的项目团队。2022年,围绕提升服务、化解风险的目标,运营管理部牵头,协同医务、护理、门诊办公室、人事、后勤保障等部门组建工作专班,并邀请临床专家深度参与,确保运营管理与医疗业务充分融合。二是,提供切实可行的改善方案。项目团队开展充分的调查走访、数据分析、文献综述和专家讨论,提出的目标任务和行动建议与相关科室、部门充分沟通,最终形成书面方案,提交运营管理委员会。三是,密切跟踪,刚性落实。方案经运营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由院领导向全院中层干部专题宣讲,并分解到各条线、各科室具体落实。运营管理部逐日跟进关键指标进展,及时反馈相关部门,并呈送运营管理委员会,发现偏差及时纠正。以2022年提升医疗服务项目为例,经过半年的落实推进,医院手术室运行效率提升14%,平均住院天数缩短至3.85天,优质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
3.案例医院运营管理初步成效
3.1内涵质量稳步提升
住院医疗业务结构明显优化。2022年,外科出院患者手术率保持在90%以上,内科住院患者CMI呈上升趋势,医院和学科发展方式逐步向提质增效转变。在上
海市级医院专科能力评价中,医院胸外科居市级医院首位、心脏大血管外科居市级医院前25%,专科特色优势明显。医院在2018-2021年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得分和排名逐年进步,2021年位列其他专科(手术组)全国第2名。
3.2服务体验持续优化
随着“医技检查一日清”、鼓励互联网医疗工作的开展,大型医疗设备检查等待时间缩短57%,患者术前住院天数缩短0.65天,互联网门诊服务量增长5倍以上,患者体验度和获得感大幅提升。2022年,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患者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案例医院患者满意度位列上海市三级专科公立医疗机构前3名。
3.3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医院运营管理创新做法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同行的认可。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下发专题工作简报向上海市级医院推荐,获得中国医院管理奖、中国医院绩效大会最佳实践等十几个奖项,获批了《公立医院运营管理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上海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4.讨论
4.1运营管理深化推进需要医院管理理念革新
在起步阶段,运营管理的职能多以专科运营助理为主,旨在搭建医院和科室沟通的有效桥梁,提升医院内信息纵向传递的效率,提高基层部门和员工的执行力[14]。随着运营管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跨部门协作解决,运营管理的着眼点也随之从单个科室拓展到多个科室,并进一步上升到全院。在探讨全院问题的过程中,需要管理者将医院放在全市同类医院乃至整个医疗体系中,找准政策导向和自身定位,进而制定和调整战略。在此过程中,传统的以专科运营为核心的自下而上的运营管理,将逐渐被以医院战略为核心的上下一体化运营管理所取代。这需要医院革新管理理念,为运营管理深化推进提供保障[15]。
4.2运营管理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指标体系创新
一是,要以问题为导向创新具体指标。新形势下,医院面临很多新挑战,要回答好管理中的新问题,需要持续不断的数据挖掘和指标创新。二是,要研究指标之间的联系。综合性的管理问题需要多维度的评价指标。高质量发展要求医院实现“三个转变、三个提高”,评价内涵质量提升和集约发展水平的指标,相比评价总量和规模,往往需要更为精细和多元。三是,重视先导性指标。
运营管理的最高目标不在于评价而在于引领,因而需要特别关注对于医院发展具有先导性的指标。通过指标创新和信息化的加持,真正实现医院管理由人力密集型向人机交互型转变。
4.3参与运营管理是医院培养管理人才和后备干部的重要方法
医院运营管理涉及医院战略部署及日常运行等各环节、各方面,运营管理人员需要深入了解医改政策、医院管理、业务流程乃至患者需求,掌握医院人、财、物及技术等核心资源进行科学配置、精细管理和有效使用的各种技术和方法。通过参与运营管理实践,管理人员可以有效提升大局意识,拓展战略视野,同时促进管理方法的革新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近年来,案例医院通过不同主题的运营管理项目吸纳了来自不同部门的管理人员积极参与运营管理实践,并配合管理研究、同行交流等多种形式,为医院培养和储备了高质量的管理人才,强化了科学管理的理念,有效提升了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促进了医院的高质量发展。
公立医院职称制度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王靺
职称评聘制度是我国公立医院对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评价和管理的基本制度,对于凝聚和激励不同专业的技术人才、优化岗位管理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具有公益性、社会性和非营利性的特点,专业技术人员是知识水平高、专业技术过硬、科研能力强的聚集群体,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专技人员除需要满足生理、安全、归属、尊重的需求外,更追求自我实现的高阶需要。公立医院的职称制度改革,是把高级职称的评聘与医院的学科建设、业务发展有机融合,使医院掌握人才评价的自主权,把真正医德高、有才干、懂技术的业务骨干选拔出来,从而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让职称评聘制度改革成为医院选人用人的“指挥棒”,为医院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因此,结合公立医院人才发展现状,职称评聘结合改革势在必行。
一、深入推进公立医院职称制度改革
(一)总体思路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2021年人社部《关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了人才强国、创新发展的战略,对于全面实行岗位管理的事业单位,一般应在岗位结构比例内开展职称评审,也就是推行职称评聘结合改革,旨在通过职称改革解决制度体系不健全、评价标准不客观、评价机制不完善、管理服务不规范等问题[1-2]。目前,从全国情况看,绝大多数省份已经完成了职称评聘结合改革工作。2022年底,吉林省人社厅下发通知,提出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职称评聘结合的改革,因此,2024年是全省推进公立医院评聘结合改革的关键一年[3]。
(二)基本原则
上级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指导,完善评价标准,规范评审程序,优化评审办法,改进和丰富适合医院实际发展的评审方式,如盲评初审、考评结合、指标量化考核、专家评议、答辩复审、实操演练、业绩展示、成果运用等,不能仅以论文和科研为评价载体或前置性条件,须增强评审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满足医院对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成长成才的客观需求。
(三)改革年限
对于正在开展评聘结合改革的公立医院,要根据本单位现有已评未聘人员的具体情况,科学进行评估,合理确定完成改革的年限和每年消化存量的职数,存量较少的在1~2年内完成改革;存量相对较多的,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或结合单位实际适当延长改革年限[3]。
二、公立医院职称制度改革面临的问题
(一)评审机制改革滞后,无法满足评价多元化需求
职称制度改革加强了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和前瞻性,使得原有的评审机制滞后于时代发展。具体来说,一是传统的评审机制只注重论文、科研成果、业绩材料等硬指标,忽视临床能力、职业道德、患者满意度等软指标。二是不同评审系列、不同专业之间的差异性较大,工作量量化标准不统一、评聘过程信息不对称、量化考核指标运用效果不理想等[4]。三是现行评审机制更具主观色彩,评审专家易受到除工作业绩外的其他因素干扰,未按照岗位职责和胜任力模型分析标准进行评审,导致结果缺乏权威性和说服力。
(二)岗位编制不足,已评未聘人员无法获聘
目前,公立医院仍实行一定比例的职数控制,缺乏与岗位设置相匹配的空额供需分析和科学评估,导致积压的存量人员无法获聘,在工作中易出现积极性下降、效率降低、科研热情减退等弊端。以浙江省X院为例,现有职工669人,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544人,高级职称专家137人。2023年被确定为评聘结合试点单位,岗位编制严重不足,截至2022年12月底,取得资格未聘正高28人、副高55人,存量人员具有基数大、岗位少、未聘年限长的特点,职称评聘结合改革势在必行[5]。
(三)一聘定终身,后续激励约束作用缺失
职称评聘应该是一种“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动态持续的良性竞争机制,但传统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的观念普遍存在,部分专技人员认为职称制度就是转变身份、提高待遇的一道门,跨进来就一劳永逸,始终未能打破职称终身制的思维定式,也未承担起获聘后应履行的义务与责任,甚至有少数人把职称评聘作为参与“资源争夺”和“利益分配”的工具,使得高精尖人才进口不畅,医院冗员无出口,长此以往易造成公平缺失下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6],导致职称制度对人才的导向性激励、约束作用丧失。
三、公立医院职称问题的归因分析及思考
(一)评聘脱节,导致评价标准单一、片面
主观评聘脱节,即现行的评聘分离,是指专业技术人员取得任职资格与实际岗位聘任分开进行,通过评审仅代表其学术能力符合相应职称的评审标准,而聘任至相应岗位才真正意味着其综合素质达到医院的聘任要求和人才发展需要。公立医院一直延续的评聘分开模式,一是人才评价标准侧重科研、业绩等硬指标而非职业道德、满意度等软指标;二是卫生系列与其他系列之间存在多重标准并存、信息不对称、主观评价等[7],上述问题导致职称制度的价值引导和激励约束作用被掩盖或弱化,评审机制改革迫在眉睫。
(二)缺乏对职称空岗合理配置的宏观调控
根据2016—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统计的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技术职务(聘)结构,高、中、初级比例最低至7.6:20.6:71.8,最高达
到8.8:19.8:71.4,未超过全国总体控制目标1:3:6[8]。由此可见,岗
位设置和结构比例限制并不是造成职称问题的根本原因。实际上,专技人员获聘后始终占据职称名额,只能通过退休离职等自然减员才能空出名额,公立医院缺乏对职称空岗合理配置的宏观调控。因此,建立基于职位分析的岗位动态调整机制、申请增加临时岗、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提高存量人员占比等,是下一步公立医院职称改革的重点工作。
(三)职称聘后考核管理机制缺失
肖本雷等[9]研究发现,申报职称人员在通过评审、聘任高级职称后往往思想会松懈,进取心下降,甚至有一部分人在医疗、科研和教学上维持现状,造成人才的浪费和医院的损失。因而有必要在完善聘期考核的基础上,建立聘后考核管理制度,打破一评定终身的模式。同时要注意避免考核内容流于形式、衡量指标过于笼统等问题,探索建立一种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双向流动机制,以期真正提升聘后考核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监管效力。
四、应对策略和改革建议
(一)评聘结合,建立多元化的评审机制
结合医院实际,设置基于岗位需求和职位分析的评审条件和评价指标。一是评价主体多元化,分别由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审小组和各业务科室的专家作为评价主体;二是评价方式多元化,采取笔试、面试、临时抽检、实操演练、科室考核等方式进行,探索将DRGS、CMI等核心指标纳入到评审考核机制中;三是细化评价指标,如思想和职业道德,应涵盖“满意度调查”“医疗纠纷”“荣誉与处罚”等;科研成果,应涵盖“科研立项”“发明专利”“论文著作”等;
医疗业绩,应涵盖“门诊量”“新技术、新项目”“特殊贡献(援外、援疆、援藏等)”“手术台数”等。通过多渠道、多层面、多维度的量化考核,将人才归纳为复合型、创新型和实用型3种,并建立符合不同人才类型的学术共同体互信的评审机制[10]。
(二)盘活存量,加强对岗位设置的宏观调控
岗位设置是组织人事工作的重点,为解决已评未聘问题,应该从加强对医院、科室两级职称空岗的宏观调控开始。按照国家《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结合医院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趋势,制定医院专技岗岗位设置的总体方案。
具体来说,在整体岗位设置框架下,根据不同专业、对临床医护人员的医护比、床护比、注册护士占医技人员比例等要求,制定不同科室的岗位设置方案,医院学术委员会和职称评审小组将全院数据汇总,从医疗服务、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需求出发,明确各科室可配备的岗位数和高级职称岗位比例[11]。对于处在改革过渡期的公立医院,要根据本单位现有已评未聘人员的具体情况,科学进行评估,合理确定每年消化存量的职数,不要搞“一刀切”,根据存量基数大小,计划用1至3年时间消化并完成职称制度改革。
(三)打破职称终身制,加强聘后考核监管
公立医院下一步应出台促进职称动态管理的改革方案,将岗位聘用与绩效考核有机结合,基于战略和目标导向培养和评价人才,明确聘期内工作职责、考核目标、权利与义务,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定期对已聘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医德医风、工作实绩和科研进展等的量化考核,考核结果可作为续聘、低聘或停聘的重要依据[12]。对通过考核人员兑现相应的薪酬待遇并转入下一管理循环,持续发挥职称的激励约束作用;对于未通过考核人员,次年起重新参加职称竞聘述职,未通过者恢复原岗位工资或予以低聘;对于在聘期内有违规违纪行为的,视情节轻重予以停聘或解聘,真正打破职称终身制,建立能者上、庸者下的双向流动机制和聘后考核动态监管模式。
综上所述,职称改革是组织人事工作的重要课题,贯穿于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全过程,建立科学高效的职称评聘体系,得益于权责清晰、客观公正、程序严谨、监管有力的配套保障机制[13]。职称改革需要与编制总量、岗位聘用、职位分析、绩效考核、人员结构、薪酬福利等模块有机融合,需要人社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公立医院、科室和个人五级联动,齐抓共管、紧密配合,才能
够优化人才资源配置、提高运行效率、增加科研产出、提升社会影响力和患者满意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评价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指挥棒”作用,为公立医院顺利完成职称制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公务用车租赁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漯河市源汇区审计局李贞
近年来,随着机关公务用车改革的推进,各级各部门公车管理使用日益规范严格,公车私用、私车公养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伴随着购买汽车租赁服务成为一些单位公务出行的新常态,由此衍生的各种问题也不断显现,应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各级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和计价体系,公务用车租赁暂无参照依据。周边大部分地市专业的车辆租赁服务相对落后,政府采购未能引入充分的竞争机制,各单位租赁车辆费用价格差异较大,标准不统一,租赁费用监管存在盲区。如有的租车费用中包含加油费、雇用司机费用,有的租车价格仅为用车费,有的租车价格则按照车辆行驶里程核算。另外,存在部分单位认为租赁的车辆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公车,放松管理,随意支配使用,甚至借公务租车名义,行租车私用、以租代购、变相配车之实,滋生廉政风险。
一是车辆合同签订不规范。有的单位租车时只是口头约定租车事项,随用随租,未签订租车合同或合同签订不规范。如:合同中未规定违章处理、交通事故责任区分等事项。二是租赁个人车辆有风险。正规租车公司的车都经过运营部门年审和定期的维护,能够保证车况良好、安全,而租赁个人车辆的车况难以保证,风险较大,人员及车辆安全性得不到保障。三是租用车辆用途有乱象。租用车辆车况不明,保险等手续不齐全,用车人员操作不规范,形成诸多安全隐患。
有的单位违反规定租用超过车辆配备价格和排气量标准的车辆。如:某街
道办事处租赁别克GL8商务车用于外出招商,超出了公车配备的价格和排量。
部分单位趁公务租车之机,通过多开租车费发票、虚报租车费用等方式,套取财政资金或隐匿单位不合规支出,增大行政运行成本,加重财政负担,降低资金使用安全性。
个别单位采用长期租用车辆、租用特定关系人车辆的形式变相配备公务用车。如:某乡镇签订3年租赁期合同租用新能源车辆2台用于执法用车;某事业单位则以签订1年期的合同、到期续签的形式,长期租用个人车辆1台,变相配备公务用车。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市、县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应全面摸清各单位公务租车情况,制定并出台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公务用车租赁管理制度,严格规范公务租车程序,落实公务租车报备制度,实行“统一平台、统一管理”模式,执行“先审批后租用,一事一租一结”流程,严格按照审批事项进行使用,不得擅自改变租赁车辆用途,不得通过长期租赁或以租代购的方式变相增加单位公务用车数量,不得将租赁车辆变相为领导干部固定使用,堵塞管理漏洞,避免出现违规问题,使公务用车租赁服务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实现公务租车制度化、规范化。
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几家公务租车定点公司和各类车型中标价格,将确定的租车公司纳入公车管理平台。租车公司的中标价格为最高限价,各单位在不高于各类车型最高限价的前提下自行根据乘坐人数、经费预算、使用地点等因素与平台内租车公司商定具体价格。租赁车辆实行编制管理,双方及时在平台中登记完善用车具体信息,纳入公务用车信息化管理平台统一管理,并张贴公务用车标识,全面掌握车辆动态,实现违规用车零发生。保障租赁服务公开、透明、高效、便捷,推动租赁行为可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各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本地区公务出行租赁社会车辆的管理规定,将租赁社会车辆使用和预算执行等情况纳入内部审计、政务公开和政务诚信建设范围,且定期公示租赁车辆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职能部门加强对公务租车各个环节的监督管理,强化工作协调及指导,提高监管水平。财政部门负责租赁社会车辆经费的预算和审核,用车单位负责用车信息的填报、经费预算和内部审核,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各单位公务租车行为进行重点核查,加强对租赁社会车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受理群众举报和有关部门移送的租赁车辆管理方面的问题线索,严肃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公车租赁监管的完整闭环,有效遏制“车轮上的腐败”,坚持厉行节约,认真落实党中央“过紧日子”精神,切实解决公务出行难题。
关山初度路犹长沈阳市政协亮点工作综述
人民政协报特约通讯员燕宏博(2024年5月22日)
创建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融合机制,服务城乡社区治理,获评辽宁省制度性创新成果;创新开展并持续深化“政协协商+工作专班”模式,助力浑南科技城高质量发展;建立政协委员重要意见建议对市委、市政府直通车制度,畅通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渠道一项项创新之举、务实之策,勾勒出沈阳市政协在过去一年所走过的探索奋进之路。
一、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上彰显新担当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政协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在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为引领加强班子自身学习的同时,坚持主席会议成员带头,深入一线、深入委员开展宣传宣讲,并通过专家讲座、专题辅导、理论研讨、“委员讲堂”、委员读书活动等形式和载体,引导全市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坚持“第一议题”制度,及时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自觉从中找遵循、找方向、找方法,养成在吃透党中央精神前提下开展工作的习惯。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协商民主,沈阳市政协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政协沈阳市委员会双月协商工作办法(试行)》等8项工作制度制定实施。
人民政协是政治组织,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根本政治原则。中共沈阳市委大力支持政协工作,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市政协年度协商计划,市委书记专题议事会每月研究一次政协工作,在全省率先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市、区县(市)政协工作的意见》,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沈阳市政协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每半年向市委报告市政协全面工作,每月向市委汇报重点工作,遇有重要情况及时请示报告。充分发挥政协党组在政协工作中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在全国政协党建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强化党建引领,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的经验交流。
二、在推动振兴发展上作出新贡献
2023年2月8日,春节过后一上班,沈阳市政协就组织召开了“振兴新突破、
我要当先锋——政协正行动”工作推进会,聚焦“12+1”赛道重点任务部署专
项工作,体现了全市政协组织贯彻落实市委部署要求的鲜明态度。
一年来,沈阳市政协围绕中心工作,切实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联合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区、县(市)政协,开展调研视察、协商议政等各类活动430余次,形成建言资政成果146份,以高质量建言助推高质量发展。
围绕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沈阳市政协选择“加快推进浑南科技城高质量发展、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作为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议题,首创并不断深化“政协协商+工作专班”工作模式,成立7个调研组,开展调研视察活动60余次,参与委员290余人次,形成13篇综合和专题调研报告,持续做好调研协商“后半篇”文章。
城市供热关乎百姓冷暖、关乎社会稳定。沈阳市政协将提升城市供热质量列为年度重点协商议题,并作为主题教育期间大兴调查研究的一个专项课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推进城市供热“冬病夏治”的建议成为市委、市政府决策重要参考,推动全市加大投入力度实施老旧供暖管网改造。
一年来,沈阳市政协围绕十余个重点议题,通过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专题议政性主席会议、双月协商会、专题协商会、界别协商会,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协商议政,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调研协商报告。
三、在广泛凝聚共识上施展新作为
2023年10月,沈阳市政协主席于学利带队,赴深圳走访市政协港澳委员,与他们推心置腹地交流,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鼓励港澳委员更好发挥“双重积极作用”。
沈阳市政协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组织优势和作用,坚持主席会议成员联系常委、常委联系委员、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积极营造团结奋斗的浓厚氛围。走访各界人士,持续凝聚共识。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宣教,围绕“深入挖掘锡伯族万里戍边历史文化时代内涵,推动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开展专题协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步伐持续加快,沈阳正展现出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生动局面。沈阳市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深入挖掘沈阳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工业文化、民族文化丰富内涵,编撰《沈阳文化丛书》《英雄儿女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123位英烈的故事》;用心用情讲好“沈阳故事”,
讲好沈阳经济发展的故事,108篇各类体裁的稿件在多家国家级媒体发表。
四、在坚持守正创新上实现新突破
坚持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融合,是沈阳市政协始终在思考的一项重要课题。以市区两级政协委员为主体,把委员编入全市190个乡镇、街道,依托社区(村)“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组织政协委员同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等一起协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擦亮了“辽事好商量·聊事为人民”品牌。这项工作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二等奖。
翻开2023年市政协599件提案目录,每一件提案、每一条建议,都与时代发展“同频”,与党政工作“共振”,与百姓需求“合拍”。一年来,沈阳市政协推动重点提案“牵头办”、热点提案“集中办”、疑难提案“上门办”、平时提案“激励办”,实现了“提”的质量和“办”的质量“双提高”。沈阳的具体做法在全国政协提案工作研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
沈阳市政协高度重视民主监督工作。一年来,围绕文化、教育、医疗、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项目开展监督视察,助力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选派30名政协委员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主监督员,助力司法公正。同时,进一步畅通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渠道,向全国政协、省政协和市委、市政府报送社情民意信息765篇,92篇信息被全国政协及省政协采纳,34篇信息得到省、市领导批示,有力推动了相关问题解决。
向着新目标,奋楫再出发。
于学利表示,新的一年,沈阳市政协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锚定沈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总目标,聚焦打好打赢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攻坚之战,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做到思想政治引领有力度、履职尽责有高度、建言资政有深度、凝聚共识有广度、服务委员和界别群众有温度,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沈阳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关于加强地理标志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 以台州市为例
温州商学院刘汝德
地理标志是重要的知识产权类型,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地理标志保护,严格地理标志管理。因此,地理标志知识产权的保护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调研组于2023年围绕地理标志保护有关问题进行了社会调研,走访了台州市科技局、台州市质监局、中通物流、大陈黄鱼经销商、华联超市等企业,并与相关人员进行了交流,查询了有关国家和台州市地理标志发展现状的有关资料。
1.调研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1.1调研目的
经过实地走访与深入调研,文章系统地收集台州市地理标志产品的相关资料与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详细分析、有序整理及全面归纳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台州市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与发展的当前状况及在地理标志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原因剖析。基于这些分析,找到实施台州市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有效途径,推动台州市地理标志保护工作的有序进行,进而提升产品的品牌价值,打造一批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劲竞争力的优质产品。
1.2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采取现场考察、深入访谈、问卷调查、资料查询相结合的方法。其中现场考察包括选取3~7家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考察地理标志保护的现状;深入访谈包括走访台州市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相关企业,就台州市地理标志的发展状况、从业人士、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等在知识产权运用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与短板,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实施最大的困难等进行交流;资料查询包括收集并整理台州市现有的地理标志产品的数量、品种、区域分布三个方面的信息、台州市推进地理标志保护的具体措施等。
1.3调研过程
本次地理标志的发展现状调研均设计了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其中访谈提纲从企业基本情况、地理标志保护实践、地理标志的影响及效益、未来展望等方面设置了不同的问题。
1.3.1地理标志保护实施情况问卷设计与资料收集
(1)问卷设计
这次的调查从地理标志出发,立足台州市,初步了解该市地理标志的现状和问题。在问卷设计上选取倍受关注的地理标志及其保护情况,题目以选择题为主,但在一些题目的答案中设置了自由填写的选项使得数据的收集更加全面和精确,有些题目的最后一个选项设置成开放题,显得更为人性化。在问卷的设计理念上,是按照地理标志及其保护意义、对地理标志的认同及如何进行地理标志监管展开,期望通过调查分析能够真实的了解台州市地理标志保护的现状和困难。
(2)样本选择
为深入了解台州市地理标志开展的情况,调研组参考了网上各地关于地理标志保护的一些优秀案例,并结合地方特色在2023年对台州市地理标志现状进行了调查。
此次问卷调查中,样本选择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台州市企业、消费者为调查对象,涵盖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的知识结构,调查主题为台州市地理标志建设状况。访谈人员是企事业单位中的部门负责人、一线工作人员,普通消费者等,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着一定的工作经验和自身见解。
(3)资料收集
本次总发放“地理标志保护实施方案调查问卷”300份,除去无效问卷及空白问卷,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279份,回收率为93%。本次调研涵盖了广泛多样的调查对象,主体包括但不限于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行业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政府行政人员,以及广大普通消费者和其他相关的利益相关者。
从图1看出,不同年龄段的人对地理标志保护的认知和关注程度有所不同。其中31~45岁112人,占比40%。这个年龄段的人群已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经济能力,对地理标志保护等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议题有更深入地了解,其是问卷调查中较为活跃的参与群体,所以此选项人数较多。
(2)参与者的职业分布统计
参与者的职业分布统计如图2所示。
台州市是一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城市,参与调查的各种职业群体较多。其中,政府工作人员42人次,占15%,在地理标志保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扮演重要角色。企业员工98人次,占35%,估计有从事与地理标志产品相关行业的员
工。学者/研究人员相对较少,28人次,占10%,其对于地理标志的深入研究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自由职业者和其他职业群体56人次,占20%。其他职业的55次,占20%,包括教育工作者、退休人员等。
(3)地理标志及其保护意义的了解情况
通过对比能够看出,地理标志及其保护意义的了解情况是:回答是的人员
167人次,占比60%;回答否的人员112人次,占比40%。
(4)台州市地区居民对地理标志及其保护意义的不同认知程度
从数据可以看出,选择“非常重要”139人次和“比较重要”的84人次占比达到80%。这是由于台州市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拥有丰富的地理标志资源,因此大部分居民会认识到地理标志保护对于维护地方特色、促进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5)对建立地理标志产区等级划分和产品质量特色品级划分机制的支持从图5可以看出,不同受访者对于地理标志保护的认知和需求存在差异,有
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表示支持(43%)或强烈支持(35.9%)建立这样的划分机制。这些支持者认为,通过等级划分和品级划分,可以更好地体现不同地理标志产品的独特性和品质差异,有助于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并推动优质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另一方面,有少数受访者选择中立、不支持或强烈不支持,他们可能担心这样的划分机制增加生产成本、造成市场混淆或者对生产者不利等。
2.调研结果分析
2.1台州市地理标志发展现状
台州市,作为中国的重要城市之一,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这也为其地理标志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台州市政府对地理标志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积极开展地理标志培育与运用促进工程,积极探索地理标志全方位保护、全产业链提升、全要素化保障的富农场景,推动区域特色产业多元融合发展,有效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助力共同富裕。目前,台州市共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35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1件,地理标志农产品13件,实现9个县(市、区)地理标志全覆盖。“十四五”以来全市新增地理标志商标13件,总数达到23件,台州市的地理标志数量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总数实现倍增。
这些地理标志产品的分布范围涵盖台州市的多个区域,如椒江区、黄岩区、
临海市、玉环市、仙居县等,这些“地标”产品既有效带动农户发家致富,也
牵引了区域品牌经济的发展,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金银果”。
2.2台州市地理标志保护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台州市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和推广地理标志,如注册商标、制定标准、建立质量监管体系等。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和特色,促进其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台州市地理标志产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台州市大陈黄鱼“小金鳞”及三门青蟹“鲜鲜”“甜甜”等产品的发展,已经成为台州市的一项重要产业,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做出了贡献。
除了加强地理标志培育与运用,台州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加大保护力度,不仅建成“台州市地理标志产品追溯平台”,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地理标志商品全程追溯,确保地理标志商品质量,还积极开展标准制定工作。台州市盐水鸭是首批纳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的台州市地方风味。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制定,2023年12月《大陈黄鱼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规定(暂行)》发布实施。
2.3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
尽管台州市在地理标志保护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出台了地理标志的相关法律法规,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力度仍显不足。一些商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采用劣质原料或违规使用地理标志,影响了地理标志产品的声誉和消费者的信心。
调研中,一些企业从业人员反映,地理标志品牌意识不足、市场认可度不高、保护力度不够导致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难度增加,监管机制的不健全也使得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等,具体如下:
2.3.1地理标志品牌意识不足
品牌是消费者对企业及其产品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与认识,这包括产品的品质、售后服务、产品形象、蕴含的文化价值以及企业管理的高效成果等。它反映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通过长期努力和资源投入,所建立起来的深厚信赖。品牌不仅仅是对质量的承诺和象征,它更承载着企业的名声与担当。
台州市,这个拥有丰富文化根基和特殊地理气候环境的城市,已经培育出了一系列富有地方特色的地理标志产品。如路桥枇杷、三门小白虾、温岭高橙、仙居杨梅等。然而,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政府和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在品牌意识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
面政府主管部门在推动地理标志企业品牌建设上力度不足或缺乏有效引导。品牌建设是一个系统化且长期的过程,亟须政府在政策和资金层面提供必要的扶持和指导。另一方面,农户以及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经营企业自身在品牌建设方面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众多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企业规模相对较小,缺乏具有前瞻性的发展规划,往往在申请完地理标志后便放任自流,未能树立起品牌经营的理念。
此外,市场上存在大量假冒仿冒地理标志产品对真正的地理标志品牌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害。这些假冒仿冒产品不仅破坏了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还损害了地理标志产品的声誉和品牌形象。因此,保护地理标志产品的声誉和品牌形象至关重要,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努力和维护。
2.3.2地理标志市场认可度不高
从问卷信息来看,超过50%的人对地理标志农产品方面的了解相当有限,许多消费者对地理标志的概念、意义以及背后的文化和经济价值了解不足,这导致他们在购买产品时,可能无法准确识别或优先考虑地理标志产品,甚至有些人从未听说过此类产品,经常将其与地方特色农产品混为一谈。尽管多数消费者知晓地理标志农产品拥有别具一格的品质和地域特色,但他们并不深入了解其中蕴含的自然生态和人文历史元素。
在台州市现有的23件地理标志农产品中,除了台州市大陈黄鱼、仙居三黄鸡、黄岩蜜桔、三门青蟹等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外,其余产品的消费者认知度均显著偏低。此外,消费者对于台州市地理标志农产品的信息获取主要依赖于亲友间的口耳相传,仅有少数消费者通过相关宣传渠道获得此类信息。消费者对台州市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独特品质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认为它们与其他同类产品相比并无显著差异,对台州市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认可度相对较低。
2.3.3地理标志保护力度不够
尽管台州市已经出台了关于地理标志的相关法律法规,但地理标志保护的相关政策可能表述模糊,界定不清,在执法和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把握和执行,削弱了法律的保护效果,导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力度仍显不足。如果执法部门在打击侵犯地理标志权益的行为时力度不够,执法不严,就会导致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受损,地理标志产品的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护。
同时,行业协会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作为一种自我监管的组织,它不仅能够沟通国家和企业间的分歧,代表地方生产者与经营者签订合同,更能整合优势资源,发挥集体力量来应对共同挑战。然而,在本次的调研中发现,地理标志产品的行业协会现状不容乐观,强有力的协会难觅踪影,部分协会甚至名存实亡,协会工作停滞不前。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地理标志产业的领军企业竟对协会的负责人一无所知。面对市场、政府等多方面的挑战,单个企业往往力不从心,地理标志的集体性特征决定了需要一个能够代表集体利益的组织来协调各方,确保成员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因此,重塑地理标志行业协会的角色和功能,使其真正成为行业的代言人和协调者,对于推动地理标志保护至关重要。
2.3.4地理标志监管体系不完善
产品质量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的核心基石,它既代表了地理标志的内在价值,也是决定地理标志产品市场影响力和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在现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环境下,只有高品质的地理标志产品才能稳固地占据市场一席之地。如果产品质量不佳,即便采用再高超的宣传和营销策略,也只能短暂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无法实现长期的市场成功。
然而,由于地理标志具有集体性特点,使用者众多,且其使用范围较为宽泛。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上屡屡出现质量不达标或假冒伪劣的地理标志产品,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地理标志产品的整体声誉,还侵犯了地理标志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正因如此“,质量监督机制不严格、执法力度不够”被认为是阻碍中国地理标志有效实施和利用的重要因素之一。
3.地理标志保护的必要性及建议
3.1地理标志保护必要性
地理标志,作为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的知识产权制度,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尤其在我国表现得更为明显。当前,我国所采用的地理标志保护体系涵盖了商标法、专门的地理标志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多部法律。然而,这些制度在实际应用中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无法为台州市地理标志提供全面且充分的保护。
有如“仙居鸡”“黄岩蜜桔”“路桥枇杷”“玉环柚”等具有代表性的地理标志产品以其较高的品质和广泛的知名度享誉国内外,其售价往往远高于其他同类农产品。这种价格差异使得假冒产品和非法盗用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行为
屡禁不止。这些不法行为不仅严重扰乱了地理标志产品市场的正常秩序,还对台州市地理标志的声誉和长期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因此,加强地理标志保护,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对于维护台州市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地位至关重要。
3.2台州市地理标志保护的建议
3.2.1加大宣传力度、树立地理标志品牌意识
为了清晰确立台州市地理标志品牌的传播方向与定位,需要首先界定品牌的核心价值、独特卖点和市场定位。在制定品牌战略的过程中,深入挖掘台州市地理标志产品与市场上同类产品的差异化特性,并基于此设计精准且富有针对性的宣传方案。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传统媒体渠道,如电视节目、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等进行大规模的品牌推广活动,从而显著提升品牌的公众知名度。
同时,积极整合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介资源,实现线上线下联动的互动式传播策略。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类地理标志品牌展览、文化节庆等公共活动,以吸引更多公众参与,增进大众对台州市地理标志品牌的认识度和保护意识,进而增强消费者对该品牌的忠诚度与归属感。
此外,可联手旅游部门及文化机构展开合作,将台州市地理标志品牌巧妙地融入各类旅游路线规划以及文化活动中,面向社会大众普及地理标志相关知识。通过鼓励消费者分享他们使用台州市地理标志产品的体验故事,利用口碑营销的方式,不断扩大这些品牌的影响力,让更多人了解并认同台州市独特的地理标志品牌及其所代表的产品品质。
3.2.2保证产品质量,提升地理标志品牌认可度
要赢得市场的认可和高知名度,产品质量是关键。在这个环节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对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监督和检查,确保市场准入制度的严格执行,保持产品的高品质水准,防止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对于通过严格审查并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给予地理标志保护,维护地理标志的声誉不受损害,这样才能推动地理标志的建设,确保产品质量,并提升公众对地理标志产品的认同感。
同时,地理标志行业协会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角色。它不仅需要制定地理标志使用的相关规章制度,还要对产品质量、生产工艺以及特定地理标志区域内的地理气候特点等制定具体标准。对于符合使用地理标志条件的生产商,协会加强监督,确保他们严格按照相关标准执行。
总之,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可以共同承担起全面而严格的地理标志产品质量监控责任,涵盖从生产流程到工艺技术的各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和信誉坚如磐石,使地方特色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长期畅销,进而保障获得地理标志认证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2.3出台激励措施,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力度
首先,政府在地理标志保护方面应扮演制度设计者的角色,为地理标志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在政策层面,政府可以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学习并借鉴其他城市在地理标志保护方面的先进做法,同时汲取其他城市在制定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方面的宝贵经验,不断完善台州市地理标志的相关制度,确保其适应性强、行之有效。
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采取切实有效的激励措施,鼓励台州市的特色企业,如台州市大陈岛养殖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积极开展品牌创建活动。这包括提供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激发其品牌建设的积极性。同时,政府还应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例如设立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资金,用于资助和奖励在地理标志创新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企业和个人。
3.2.4建立监管机构,完善地理标志监管体系
政府应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监管者,为地理标志产品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针对地理标志监管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负责地理标志的注册、管理、监督和维权工作。该机构应具备专业化的团队和充足的资源,能够有效执行监管职责。同时,要明确监管机构的职权和责任,确保其能够独立、公正地开展工作。鉴于地理标志产品的特殊性和专业性,对生产过程的监督和管理也至关重要。台州市政府应与相关职能部门,如工商局、质监局以及行业协会等紧密合作,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严厉打击外地产品假冒台州市地理标志产品的销售行为、非法使用“台州市”名义进行展销的行为以及滥用“台州市地理标志产品”字样作为店铺名称的行为。通过这些举措,确保台州市地理标志产品的声誉和市场份额得到有效维护。
关于中学智慧校园建设与应用的调查报告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M中学为例
湖北大学师范学院汪学均
0.引言
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推进新时代教育信息化发展,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结合国家“互联网+”、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等重大战略的任务安排和《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1]《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等一系列文件,教育部于2018年发布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3。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赋予了教育信息化新的使命,带动教育信息化1.0时代向2.0时代纵深发展。从本质上说,教育信息化2.0时代在1.0时代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在技术形态、发展重心以及发展任务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4。为了积极响应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武汉市推出创建国家“智慧教育示范区”实施方案,在深入推进“三通工程”建设和“三全两高一大”目标的基础上,深度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重构教育生态「5。目前,智慧化、个性化、共享性、开放化等特征成为“智慧校园”新的代名词,“数字校园”将逐渐被“智慧校园”所取代。但从数字校园完全转变成“智慧校园”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调整规划与策略。因此,深入中小学调研显得尤为重要,理论依托于实践起作用,调研武汉市中小学信息化建设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小学校建设智慧校园的对策,对引领武汉教育现代化发展,打造具有示范效应的国家级智慧教育示范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智慧校园的内涵
“智慧教育”一词首次亮相于2018年国家规划文件《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并且被纳入了八大行动计划,这说明智慧教育将不断深入校园改革之中,也表明在教育改革的发展进程中,信息化技术将会得到充分的应用。
在提出“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的概念后,国内学者纷纷提出了对“智慧校园”的概念和建设构想。祝智庭[6-7]认为智慧校园是智慧环境中的一种,对学习者的相关情况进行全面感知、提供个性化服务以及通过智能分析对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提供精准的过程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等是智慧学习环境的基本特征。黄荣怀等[8]认为智慧校园是一个开放的教育学习环境和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充分感知物理环境,识别学习者的个性特
征和学习情况,有效支持教学过程的评估和智能决策。胡钦太等[9]认为智慧校园的内涵可以用“以人为本、深度融合”八个字来概括,其中以人为本是指以用户(教师和学生)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深度融合是指学校物理空间与教学网络空间的融合,信息技术与教学、管理、教研和服务的融合,使校园变成具有弹性的新生态系统。陈琳等[10]也提出了智慧校园的智慧性主要在于创新智慧、开放智慧、融通智慧、智能智慧四个方面。马立等[11]以陕西师大附中为例,分析中小学智慧校园建设的矛盾,针对陕西师大附中智慧校园的基本功能和应用需求,构建了里中外三层分别为智慧管理、智慧教育和个性化学习的“靶形”结构模型。
通过以上学者的表述,可以看出智慧校园“智慧性”的作用主体是人,如果脱离了学生的发展和培养,智慧校园的建设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并且有学者指出智慧校园、智慧教学、智慧教育之间的关系呈金字塔形,三者层层递进,反过来,智慧教学也会反哺智慧校园[12]。可见,智慧教育是建设智慧校园的最高目标,也是我国进行素质教育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实践型人才的实现途径。
2.中小学智慧校园调研的任务、方法和对象
2.1调研的主要任务
本次调研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小学信息化建设现状、困难和期望、师生的信息素养、信息化管理情况等。这些问题都是围绕武汉市创建国家“智慧教育示范区”实施方案和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全面推进星级智慧校园、实施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实现教育资源精准服务、个性服务等目标设计的。
2.2调研的主要方法
2.2.1问卷调查法
在调研的初期结合王珠珠的《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状况的调查报告》以及专家组的意见编制了学校信息化建设调查问卷,并通过问卷星发放,由学校发放给管理人员、学科教师和学生填写,后台统计数据。本次调查问卷共有三份,每份问卷中包括五个部分: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师生的信息素养、信息化应用、信息化管理。问卷对象包括管理人员、学科教师、7~9年级学生,发放的问卷数量分别为21份、127份、1025份,回收有效问卷分别为21份、115份、990份。从问卷对象来看,学校管理人员以男性居多,占85.71%;
年龄集中于40~49岁以及50岁以上。而学科教师中女性居多,占66.96%;教师年龄段分布较分散,各个年龄段的都存在,其中29岁以下的教师占16.52%,30~39岁的教师占19.13%40~49岁的教师占36.52%,50岁以上的教师占27.83%,可以看出教师的年龄集中在40~49岁;填写问卷的教师的任教学科覆盖范围广泛,共包括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等14个学科。学生调查对象中以七年级居多,占41.31%;其次是九年级学生,占40.51%;最后是八年级学生,占18.18%。
2.2.2访谈法
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学校“智慧校园”建设与应用情况,调研组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M中学进行实地走访,与学校部分管理人员、教师、学生进行了座谈。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中小学信息化基础建设、应用以及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教师学生的需求展开。在访谈前,调研组分别拟定教师和学生的访谈提纲,这为问卷调查提供了进一步的补充,具有直接性与真实性。
2.3调研的对象
本次调研以学校的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作为调研对象。选择管理人员作为对象主要考虑到学校的信息化中心主任是直接接触校园设施的管理者,他们对学校的信息化发展会做出相应的规划,也是最熟悉学校信息化建设的群体。选择教师和学生作为访谈对象,是因为教师和学生与学校信息化设备接触最频繁最密切,他们对于信息化设备有直接的需求和使用感受,教师对于如何更好地进行智慧教学有一定的思考与见解,所以与他们交流可以丰富调查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实施策略。
3.调研结果与分析
3.1智慧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3.1.1网络终端与网络接入情况
数据显示,学校给学科教师和学生都提供了无线网,在校期间教师和学生可通过无线网连接平板使用,且有66.09%的教师和47.32%的学生认为学校网速还行,28.75%的教师和43.85%的学生认为学校网速很快,高达1000Mbps,说明学校网速能基本达到日常教学的使用要求,达到了《教育信息化2.0计划行动》中提到的“宽带网络校校通”的标准。在网络终端配备方面,每个教师都配备有平板和电脑,并且是单独使用一台,但也存在多人共用一台的情况。每个学生都单独配备了平板电脑,86.16%的学生表示平板电脑只能在同一时段限时使用,在语文、数学、外语等课上会经常使用,但在科学、生物、音乐、美术等
课上使用较少,根据学科的特点,平板的使用也会有所不同。
3.1.2智慧校园特色建设情况
数据显示,上课的教室都配备有多媒体教学设备,例如计算机、投影仪、电子白板或者触控一体机,有67.83%的教师会经常使用多媒体教学,只有4.35%
的教师偶尔使用多媒体教学。学校建有智慧教室,75.65%的教师总是会使用智慧教室上课,只有8.05%的教师偶尔采用智慧教学,说明大多数教师在慢慢改变教学模式,向教育信息化所提倡的智慧教学转变。智慧校园的建设最终目标在于实现智慧教育,而实现智慧教育需要智慧教学来推动,同样的,智慧教学的核心是设计与之相匹配的教学模式,四者环环相扣[12]。教师在进行智慧教学时最重要的是形成新的教学模式,以发展学生的智慧为最终目标。通过调查,大部分教师和学生都表示学校目前还没有3D打印机和机器人,并且62.63%的学生表示未去过创客教室上课,表明学校智慧校园的建设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对于创客教育,可提供给教师相关的优秀案例,供教师学习,创客教育对于提高学生的思维创造能力有一定的帮助。
3.2信息化教学资源方面
3.2.1学校公众号与网站建设情况
数据显示,学校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52.38%的教师表示学校的官方网站几乎每天都会更新相关内容,23.9%的学生经常会访问学校网站,但也有10.48%的学生从不访问学校网站,学校官方网站首页显示有学校概况、校园新闻、公示公告、德育工作、教师园地、学生天地、家长之窗、校务公开、年级动态等功能模块,但是学校概况、校园新闻和公示公告是访问量排名前三的模块,说明学校的官方网站主要用于宜传、发布通知与公告。调查显示,学校微信公众号几乎每天更新,30.87%的学生经常会访问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出学生更愿意访问微信公众号,这也与公众号的访问方式更加便捷有关,学生随时随地拿起手机就可以了解学校通知与新闻。
数据显示,学校有自建的教学资源库,覆盖了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思想品德等学科,自建的教学资源库大多时候用于日常教学,也辅以用于课题结项和信息化建设检查验收,除此之外,在学校自建教学资源库不够用的情况下,学校还购买了K12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网、菁优网、科大讯飞等资源,这些教学资源库更多地用于日常教学。另外,有41.74%的教师偶尔会访问中国知网等文献数据库,只有8.7%的教师会经常访问中国知网。如今,中小学教师
不再只是教学者,还是研究者,对于感兴趣的课题可参与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申报,在教学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见解,写成论文发表于期刊上,对于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上的优秀案例与教学资源,也可借鉴学习,有利于教师个人专业成长、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也有利于一名新手型教师成长为一名专家型教师。
3.3师生信息素养方面
3.3.1教师信息素养情况
数据显示,大部分教师认为自己的信息技术水平勉强应对教学,其中52.63%
的教师做课件的水平足够应对日常教学,42.98%的教师做课件的水平勉强应对日常教学,还有4.39%的教师不会做多媒体课件;另外,有28.07%的教师会拍摄录制编辑教学视频,仍然有14.04%的教师还不会拍摄录制编辑教学视频。根据调查,教师认为开展信息化教学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教师信息技术能力不足,教师忙于事务性工作没有足够的时间,缺乏配套的数字教学资源,其次是教师吃不透新的教学理念、缺乏绩效激励机制等,如图1所示。因此,根据教师的实际需求,开展教学专题培训活动,提高教师的信息技术水平,也是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一项重要任务。
3.3.2学生信息素养情况
数据显示,5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信息技术水平足以应对学习,42.02%的学生认为自己的信息技术水平勉强应对学习,也有5.15%的学生的信息技术水平难以应对学习,说明学生的信息素养参差不齐,这对于信息化学习的开展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具体来说,学生认为家长限制时长、网速太慢和缺少应用场合是困难的主要原因,其次,影响信息化学习开展的因素还有家里缺少网络终端设备和缺乏信息素养等,如图2所示。
据调查,学校重视信息技术课程的开展,考核方式以现场操作、平时表现和完成任务为主,但也会存在信息技术课被其他考试课挤占的情况,学校应把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放在首位,定期开展有关信息技术的竞赛,鼓励学生在竞赛的过程中相互学习与交流。
3.4智慧校园信息化应用方面
3.4.1备授课平台与教学空间使用情况
数据显示,学校有信息化备课、授课平台,大部分教师都会使用信息化平台授课,同时学校给教师开通了区级教学空间,只有2.78%的教师总是应用教学
空间,也有5.56%的教师从不使用教学空间,应用教学空间的教师表示在教学工作中只有不足10%的工作需要应用教学空间,这表明目前大部分教师仍然不习惯应用信息化平台,没有将信息化手段应用于教学之中。
3.4.2应用网络课程与学习空间使用情况
教师在课程教学中会应用网络课程,特别是语文、数学、外语、思想品德、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学中,教师应用网络课程较为频繁。调查显示,学校给学生开通了国家学习空间、区级学习空间等,18.13%的学生会将10%的学习活动用到学习空间,表明大部分学生仍未习惯信息化学习,停留于传统的学习模式。
3.4.3信息技术为社区提供服务情况
这种服务的重点是使用学校的信息技术,为社区居民提供电脑技术培训等[18]。调研数据显示,学校在疫情防控和交通安全方面应用信息技术对社区提供过服务,近三年来学校应用信息技术为社区服务过6~10次,但可以看出学校在社区服务方面还属于基础实施阶段,服务面及活动种类都有待扩展。
3.5智慧校园信息化管理方面
3.5.1信息化管理平台情况
数据显示,学校的信息化管理平台主要是由科大讯飞公司提供的,53.85%
的管理人员认为学校信息化管理平台对于工作效率的提高效果明显,也有
46.15%的管理人员认为学校有些信息化管理平台提高了工作效率,总体来说,信息化管理平台为校园工作提供了便利,提高了工作效率。与此同时,管理人员也提到设备太旧、网速太慢、经费太少是学校目前推行信息化教育管理的难处。
3.5.2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经费情况
数据显示,学校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的经费主要来自上级拨款,也存在学校自筹的情况,可以看出信息化经费来源单一且渠道有限。33.33%的管理人员认为学校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经费只占学校总经费的10%左右,在硬件、软件、资源与人员培训部分的比例大约是5:2:2:1,可以看出在经费投入方面还应加大力度,同时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光投入不应用也是徒劳”,更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3.5.3领导与规划情况
学校设立了专门负责全校信息化建设的规划、组织和管理部门,过去三年学校也做过信息化建设与发展规划,还设立了专门负责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教育
首席信息官(ChiefInformationOffice,CIO)。CIO在领导地位上的定位日益增强,这使得CIO从技术、管理、策略等方面向综合化发展[14]。所以学校管理人员应具备良好的信息技术素养和丰富的教育信息化应用经验,这对于学校的信息化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调查,近三年来校领导都参加过区级信息技术相关培训,参与率达到100%,其次是市级培训,占88.24%;一线教师的培训则以校本培训为主,占64.35%,其次是区级培训,占61.74%。这说明,教师与校领导的信息技术能力主要还是依靠所属区与本校的培训得以提升,如表1所示。
4.结论
通过对学校智慧校园建设情况的调查和访谈,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M中学的信息化建设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虽然调查结果存在主观感受的部分,但从中也可以得到一些结论,该学校有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成功之处,也有不足之处。
4.1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M中学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成功之处
1)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以信息化教育平台为依托进行课堂教学,如菁优网、
武汉教育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教学的改革,助力学生的发展。
2)师生的信息素养有整体的提升,但由于年龄等一些限制,有些教师在信
息化教学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3)学校对近几年的信息化建设已经逐步规划,向教育现代化靠拢,全体教师已经达成共识,教育现代化的潮流势不可挡。
4.2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M中学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不足之处
1)学校投入过多在建设上面,却忽视了应用的重要性,如果只建设不应用,智慧校园只是一个空架子,其价值也无法体现。
2)在“数字校园”向“智慧校园”的转型过程中,还未探索出一种新型的
智慧课堂教学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目前还不能称作“智慧校园”。
3)在教育、教学、管理、资源、生活五大应用领域中具体的信息化建设路
径还未形成,需要厘清需求,探索具有学校特色的智慧道路。
5.思考与建议
进入21世纪,信息化浪潮开始真正涌入我国的中小学校园。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学校都围绕着如何建设“数字校园”而展开,当前,开始转变为建设“智慧校园”。智慧校园是数字校园的高阶形态,“以服务为核心,以管理为支撑”是智慧校园的核心理念,智慧校园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针对武
汉经济技术开发区M中学智慧校园建设的不足之处提出以下建议。
5.1智慧校园的建设要明确学校价值观的方向,重应用、优化流程
国家加大了对智慧校园的资金投入,平板、智慧教室、创客空间等进入中小学校园,在基础设施上基本都已配备,硬件建设是前提条件,在前提条件完全满足的情况下,如何应用是在构建“智慧校园”过程中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应用是教育信息化的关键[15],如果这些设备只是一味地拥有,没有物尽其用,那么它将失去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如平板不再是学习工具,只是一个“板砖”,智慧教室也只不过是一个堆满电子设备的房间,既浪费资源又没有发挥它们的实际作用。同时,优化管理与教学流程在应用过程中也尤为重要,将教学管理与实际应用深入融合,在应用的过程中促进智慧校园的建设,以用促建,使设备不再只是“智慧设备”,而是技术与设施相互整合的成果,做到“建、管、用”三管齐下,相辅相成。
5.2智慧校园的建设要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一切为了人的发展
在教师层面来说,智慧校园的建设和应用要方便教师的使用,具有实用性和人性化。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平板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最多的教学设备,课前学生利用平板进行预习,课中教师通过平板发送测验,点人回答问题,课后学生运用平板复习知识点,并且利用系统自动生成个性化学习手册进行查漏补缺。从某种程度来说,平板有助于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所以教师使用意愿强烈。但对于有些信息化应用来说,虽然教师都有账号,但使用频率较低,教师都不愿意使用,不愿意进行教学变革。技术的发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为了减负增效,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和学生学业负担,机械性、重复性的工作交给人工智能,教师致力于学生的情感评价,探索适合智能时代的教育方式,及时准确地调整和反馈智慧教育过程[16]。
在学生层面来说,智慧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智慧”的人,而进行智慧教育的途径就是开展智慧学习。智慧学习的核心是运用大量的信息技术,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进行智能学习,进而促进学生的意义建构、创新实践和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并能持续地适应复杂的学习环境[7]。随着科技的发展,教育评价方式将多元化,分数不再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方式,未来社会将会更加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核心素养,智慧学习中所培养的创新能力、高阶思维在未来个人发展中体现的越来越重要,是一个人长期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人工智能使学生的抽象化能力数据化、具体化,为人才的选拔提供依据。
5.3智慧校园的建设要注重学校“软实力”的发展,加强校本资源库的建
设,凸显学校特色
尽管现在国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优质资源,但通过访谈得知教师更希望学校建设校本资源库,在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不仅可以实现资源的共享,还可以反复利用、完善。如数学、物理等学科,资源库的建立可以给学生提供复习题库,减少教师的重复工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整合、重组资源,也将资源库建设得更加丰富。资源库里不仅仅是题库,还可以是优秀的教学设计、完整的课件、精彩的教学视频等,方便教师直接使用。为加速建设“智慧教育示范区”,推动教育信息化与教育教学、教育管理的深入结合,推动教育教学模式的变革,教育理念的更新,教育局每年都会举行“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主题月活动,借此机会以教育云平台“三优”评比、“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等活动为契机,教师相互交流教学设计、教学课件、教学案例等,整合全市优质资源,实现校校间、师师间的资源共享,不仅提升了教师的信息素养,也使得校本资源库更加饱满,学校特色逐渐凸显,打造属于各学校的品牌。只有“硬实力”与“软实力”齐头并进,才能冲破固有思想的牢笼,建设真正的智慧校园。
5.4智慧校园的建设要提高教师的信息素养,建立教师培训制度
智慧校园集环境的智慧、教师的智慧和学生的智慧于一体,虽然智慧校园的最终目标是学生的智慧,但教师的智慧是连接信息、资源、环境和学生的桥梁[17],教师起到“领头羊”的作用,更新教育观念、撬动教学变革、重构教育生态等是智能时代教师需要完成的任务,教师是智慧启迪者、资源整合者、教学设计者、学习协作者等[18]。但在实际生活中,有些教师不用甚至不会用信息技术,这与国家的大方向是相反的,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良好的机制促进教师使用信息技术教学。首先,建立一定的奖惩制度,将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与职称、评优评先等挂钩,鼓励教师使用信息技术,同时给予了教师动力学习新技术,但教师不应满足于学会使用信息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学科与信息技术如何整合,信息化教学资源如何更好利用;其次,在全校范围内上公开课、示范课、研讨课、展示课,举行教师信息化教学技能大赛、优质课竞赛,定期进行校内校外培训等,通过竞争的形式参与研讨学习,在学习中反思,在反思中学习,促进教师个人的专业发展;最后,打破原有平衡,以年轻教师为切入点,形成孤峰效应,以点带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教师会发现技术与教
学融合是时代的潮流,从而带动年龄大的教师进行信息化教学。
6.结束语
智慧校园既是对现有数字化校园的升华与超越,也是今后“智能化校园”建设的出发点[19]。
智慧校园的建设和应用不仅是各地方积极响应国家教育信息化从而走向教育现代化的号召与践行,更是教育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新发展,为建设更加开放、包容、公平的“智能化校园”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体系研究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人才研究中心课题组
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带领国有企业进行一系列党建成效评估探索,其中很重要的抓手是中央企业党建责任制考核,它是目前国有企业党建领域最权威、最专业、最有效的党建工作考核手段,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完善,逐渐成熟定型,引领国资央企压实管党治党与治企兴企责任,切实树立起“抓好党建就是最大政绩”的鲜明导向,形成了党建与业绩指标相互融合、方式有效衔接、结果交叉验证、奖惩同步兑现的良好局面,建立了统一领导、职责明晰、有机协调、齐抓共管的“大党建”工作格局,较好实现了以考促评、以考促改、以考促建目的,中央企业面貌、干部队伍面貌、党建工作面貌发生了系统性重塑和显著变化。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国有经济担负的使命任务和功能定位发生了新变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年)》(中办发〔2023〕32号)中明确指出要坚持完善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推动国有企业党建责任与经营责任相衔接、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完善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机制。张国清副总理在全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将考核工作聚焦引导企业注重内在价值和长期价值上,在考核指标设计上要做到“三个充分体现”,注重加强考核工作的针对性和个性化,这些都对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责任制考核工作提出新要求。新时代孕育新使命,新使命铸就新担当。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党建责任制考核作为党建工作“风向标”和“指挥棒”,必须以更加开放和创新的姿态不断推陈出新,适应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开展的新要求,更好地检验党建工作成效。
一、国有企业党建成效评估现状
现行的中央企业党建责任制考核坚持“大党建”定位,紧紧扭住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把落实全国国企党建会重点任务作为主线,紧紧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5+2”总体布局构建考核指标,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设置评价要点,把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一项项可检验可区分的量化指标,按照有没有学习研讨、有没有贯彻落实、有没有贯彻措施、有没有督导推动、有没有跟踪问效“5
项标准”逐项对标检查,每年根据形势任务变化动态调整考核内容,坚持问题导向,评分权重突出重点工作,评价标准突出定量定性结合,考核分组突出同行对比,考核人员编组突出多家机关企业结合,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有效的党建考核机制,通过考核工作引导国有企业把党建工作重点放在更好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解决改革发展和生产经营热点难点问题上来,使责任有形化、工作体系化,起到了“指挥棒”作用,有效推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央企业落实落地。
但不能否认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中央企业党建责任制考核工作也同样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挑战,存在着一些问题,为分析中央企业党建责任制考核工作存在的问题,课题组按照分层分类原则,对国家能源、国家电网、中国建材等10家央企总部进行实地调研,围绕中央企业党建责任制考核工作开展深入座谈交流,获得一手数据和资料。同时选取兵器系统53家基层单位的2931个党组织开展问卷调查,
经回收、核查、筛选,有效问卷2672份,有效回收率为91.2%,综合调查问卷、访谈调研和资料分析,课题组认为当前中央企业党建责任制考核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见图1):一是63%的党组织认为目前的中央企业党建责任制考核内容对标党中央对考核工作的新要求还有差距;二是58%的党组织认为现行的中央企业党建责任制考核工作针对党建工作成效的考核需进一步完善;三是46%的党组织认为目前党建考核方式方法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中央企业党建责任制考核内容对标党中央的新要求还有差距,建议更具针对性。现行的党建责任制考核工作虽然遵循分层分类原则,且在考核分类上突出同行对比,但离中央“推进考核‘一企一策’”要求还有差距;在考核分层上,现行的党建责任制考核工作主要围绕央企总部开展,各所属单位党建考核工作具体由各央企自行组织,缺乏针对基层党建考核的具体标准和规范指导,对标党中央“完善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机制”相关要求还有差距,建议更具针对性。
针对党建工作成效的考核需进一步完善,加快考核工作向“有形”“有效”相结合转变。目前中央企业党建责任制考核从“有没有完成”和“完成得好不好”两个维度考核党建责任落实情况。调研中,58%的党组织认为现行的考核制度在指标设置上侧重对规定动作完成情况的考核,对体现企业党建工作特色经验、亮点做法和创新点等内容缺乏可量化的赋值标准,在指标内容设计上距离
中央提出的“对共性量化指标与个性差异性的精准把握”相关要求还有差距,需进一步完善指标设计,使考核指标更具个性化,加快党建考核工作从“有形”向“有效”转变。
党建考核方式方法有待进一步优化,建议加强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的运用。调研中,46%的党组织认为虽然现行的党建考核采用“个别访谈、现场查验、满意度测评、综合研议”四位一体的方式,已经比较丰富和完善。但党建考核工作对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运用不足,尤其是考核中的定量统计部分仍停留在人工报表、手写统计的传统方法上,智能化水平不足,影响工作效率,建议加强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的运用。此外,考核工作对职工群众真实心理的掌握仍显不足,“重资料检查、重痕迹检查”的现象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优化考核方式方法,使其更真实反映党建工作实绩。
这些问题是基于七年考核实践基础上总结得出的,它们为构建科学合理的国有企业党建成效评估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和方向指引。建立科学高效的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体系,是新形势下履行好党中央赋予国有企业新的重大使命的内在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也是进一步优化现行的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全面提高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的必然举措。它有利于更好发挥国有企业使命功能,进一步健全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综合评价体系,全面提升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切实推动国有企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国资央企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提供保障。
二、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体系架构
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体系是对现行的中央企业党建责任制考核的进一步优化发展,是对党建工作成效的系统性评估,不仅注重考核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完成情况,更加注重对党建工作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不仅注重考核评价过程,更加注重评估运行和评估保障全体系的构建,以期客观全面掌握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取得的实质性成效,系统提升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质效,为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一)相关概念解析。成效评估体系
是对影响完成某项任务或达到某个目标所取得的效果的一系列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的评估要素进行全面系统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以确定其质量、价值、
效果等方面的程度或水平的系统。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体系是对影响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效果的一系列评估要素进行观察、分析和判断,并将其标准化、系统化,以确定不同国有企业在开展党建工作方面的程度和水平的有机系统。这一评估体系总体上包括评估指标体系、评估运行体系和评估保障体系,回答了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什么、怎么评估、如何保障评估”的重要问题,确保企业党建成效评估工作科学、可行、有序、高效推进,通过考评促进高质量党建,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评估原则。评估原则是在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进行评估时所遵循的一系列准则或标准,在评估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确保评估过程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信度,促进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为企业党组织进一步改进工作提供有用的指导和建议,从而推动企业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体系紧紧围绕“标准化、体系化、精细化”原则开展。
突出标准化,夯实评估基础。所谓标准化,就是要“通过制定、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党建成效评估要将标准化放在首位,就是用标准将党建工作程序时序化,推动党建工作严肃规范;用标准将党建工作精细化,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用标准将党建工作统筹化,推动党建与中心工作融合发展,从而让党建成效评估“行有准则、干有目标、做有规范”,夯实评估基础。
突出体系化,延伸评估层级。党建成效评估工作的对象是覆盖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国有企业党组织,是一项系统工作,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要注重加强顶层设计,按照分层分类原则,科学考虑党建成效评估全要素,着力解决不同类型、不同层级国有企业党建考核评估工作不平衡情况,延伸评估层级、扩大评估覆盖范围,打通成效评估全过程、全链条、全环节,促使评估指标体系、评估运行体系和评估保障体系协同运转。
突出精细化,强化评估实效。国有企业类型众多、千差万别,对于不同行业、拥有不同发展条件、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环境和问题的单位,评估工作要结合企业实际,个性化设计评估指标,强化对党建工作精细化和实效化评估,要围绕改革发展中心任务,切实把考核评估实效体现到党组织功能强化、党员作用发挥、改革发展难题破解上来,体现到企业效益提高、竞争实力增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上来,以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检验党建工作的效果。
(三)评估总体思路。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国有企业党建成效评估在评估
侧重把握上,更加突出分层分类导向,对国有企业党委(党组)侧重考核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领导作用;对国有企业党(总)支部侧重考核发挥凝心聚力、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评估指标设计上,充分体现党中央对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新的使命功能的考核,运用先进管理理论和工具,精准把握共性量化指标与个性差异性,将定性指标定量指标相结合,提高评估工作的科学性;在评估方法选择上,引入心理测量学方法,运用内隐评估方式,巧妙设置隐蔽的问题,探寻受访者的真实想法,优化满意度调查问卷内容,并通过综合运用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差异性检验以及回归分析等多种心理学测量方法,客观全面地分析数据所呈现的现实情况,提高评估工作的客观性。
(四)评估框架。评估框架的设计是做好一项评估的基础,它是指在评估开始时就考虑评估活动最终的成效以及中间的逻辑关系,将从目标到结果的过程设计为一个框架,并应用这个框架或体系清晰地指导评估的整个过程。课题组分析评估工作可用的各类理论模型,遵循党建工作成效全过程监测评估的基本逻辑,筛选出目前评估实操中应用广泛的逻辑模型(LogicalModel)来构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体系。该模型是将一项活动的实施过程简化为标准化的几个模块,并用线性关系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方法。逻辑模型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的评估活动中,在我国的评估机构中也有大量应用。图2是ATP的评估通用逻辑模型,该模型将投入、产出、成效和影响与公共政策的需求、拟应对的议题、问题,以及更广泛的外部政策和环境联系起来,描述被评对象背后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出相关性、效率、成效、适用性和可持续性四项评价标准,以此来指导整个评估过程。
国企党建成效评估遵循党建成效全过程监测评估的基本逻辑,将投入、活动等评估关键要素纳入评估逻辑体系,并将企业党建工作开展涉及的相关主体(如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国有企业内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和影响因素(如开展党建工作的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等嵌入相应要素环节中。将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作为目标,将制定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相关政策设置为公共战略政策,指导国有企业党建年度计划和任务制定,各级党组织执行相关机制,并下达党建工作年度责任,最后由评估机构对各企业党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估,评估过程包括:各级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投入、开展党建工作具体情况、开展党建工作成果以及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企业高质
量发展,具体如下图所示(见图3)。
在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体系逻辑模型中,最核心的环节是党建工作评估环节。为有效指导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活动,课题组特别结合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实际,构建国有企业党建成效评估框架,将评估全过程进行进一步分解和细化,从评估要素、评估焦点、评估关键问题、评估原则出发,制定评估维度,分阶段制定“党建计划制定——党建工作开展——党建成效”这一评估逻辑链条,凝练各环节评估的核心内容,形成相互支撑、相互衔接、系统完整的国有企业党建成效评估框架,以便于更加全面掌握评估工作全流程。
其中,在党建计划制定环节上,重点考察党建年度计划、党建成效评估指标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在党建工作开展环节上,重点考察执行机构、目标群体、环境条件等;在党建成效环节上,聚焦党建规定动作完成情况、对党建工作效果的考核(包括各单位典型经验做法、亮点特色和创新点)以及党建工作目标群体对党建成效的满意度评价三个方面,综合判定企业党建预期目标实现度。为更好呈现党建成效评估维度,课题组结合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实际,分层分类设置评估指标,创新设计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CPS”金字塔模型(见图4),为实施党建成效评估工作开辟新范式。
国有企业党建成效评估“CPS”金字塔模型充分运用了标准化学中的“通约性理论”1从共性指标、个性指标、满意度评价三个类别进行成效评估,共性指标突出考核党建规定动作完成情况;个性指标突出对党建工作效果的考核,包括各单位典型经验做法、亮点特色和创新点;满意度评价通过开展问卷调查,客观反映出职工群众对党建工作成效的满意程度。该模型的构建采用标准化学的通约性来设计分类指标体系,就是要确定分类及其指标设置的独立性和各指标的相关性,从而保障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按照标准化学,在成效评估指标体系设计上要遵循繁简适度、归属清晰、证据充分、高认同度的要求,有效避免评估工作的简单化、主观化、复杂化和扩大化。
三、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体系设计
(一)评估指标体系设计。课题组按照《党章》《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相关内容和党中央和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国有企业党建责任制考核工作最新要求,基于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体系逻辑模型、评估框架和“CPS”金字塔模型,结合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实际,科学设计评估指标体系,细化“评估什么”,促进党委领导
作用、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党建引领
优势得到充分彰显。
在对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党建成效进行综合评估的研究中,课题组构建了一个包点;A3满意度评价,通过职工群众的满意度来评价党建成效。在此基础上设置11个子准则层和22个方案层以及50个子方案层。子准则层进一步细分为多个关键领域,方案层是在每个子准则层下细化为具体的评估内容,子方案层则是将方案层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通过构建这个多层次、系统化的评估指标体系,使我们能够全面、深入地评价和分析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在党建成效方面的表现,并对其进行科学赋值,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成效提供科学、精准的评估。课题组运用层次分析法(Theanalytichierarchyprocess,简称AHP)1,通过两两对比的方式确定各级元素的重要程度,同时结合专家的经验判断,对指标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量化,最后采取数学的方法计算权重,并进行排序。具体详见下表(表2)。
基于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党建成效评估指标打分表的设计思路,课题组对国有企业党(总)支部党建成效指标体系进行构建,同样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一个多层次评估结构,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子准则层和方案层。本着“不给基层增加负担”的理念,课题组结合基层党建工作实际将目标层设定评估国有企业党(总)支部的党建成效,准则层按照“CPS”金字塔模型将分为共性指标、个性指标和满意度评价三个部分,包括:
A1共性指标(3个):反映党支部在发挥基本政治和组织功能,围绕单位改革发展开展工作的普遍性能力;A2个性指标:评估党支部在提升组织体系整体效能,引领和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特色和创新;A3满意度测评:评估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满意度。在此基础上设置6个子准则层和8个方案层。同时结合专家的经验判断,对指标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量化,最后采取数学的方法计算权重,并进行排序。具体详见表3。
(二)评估运行体系设计。评估指标体系的落实离不开运行体系的保障。国有企业党建成效评估运行体系是确保评估体系科学、高效运转的关键,主要由评估程序、评估方法、评估结果及运用三部分组成,各程序之间相互独立又互为交叉验证,形成有机统一系统循环式运行方式。党建成效评估运行体系的高效运转,能够把“软指标”变为“硬任务”,进一步发挥党建成效评估的导向功能,为提升企业高质量党建提供督促引导作用,确保企业组织管理提质增
效,引领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
评估程序。评估程序是指一系列有组织和系统性的步骤和方法,评估程序的目的在于提供客观、准确和可靠的评估结果,以支持决策制定、改进和优化。开展国有企业党建成效评估工作,通常需要经过方案设计和前期准备、企业自评与现场评估、综合评估和成果提交四个基本程序,通过对评估程序科学合理设置,有利于不断提高整个体系运行效率。
评估方法。国有企业党建成效评估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党建工作成效开展定性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由于在整个国有企业党建成效实际评估过程中,涉及大数据的处理和计算,单一定性或定量方法较难满足对企业党建工作成效的评估需求,因此在实际评估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评估方法。表4汇总和梳理了国有企业党建成效评估运用到的六种评估方法,并对其特点和在评估过程中的适用性进行说明。
以上方法各有优势和弊端,且适合不同程序和场景,结合使用,能够起到相互补充,互为验证的作用,为做好国有企业党建成效评估工作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持和保障。
评估结果及运用。党建成效评估结果是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开展情况的真实反映和客观评价,评估的目的在于指导企业更好地开展党建工作实践,因此必须强化结果运用,切实发挥评估工作的“风向标”和“指挥棒”作用。评估机构向政策制定部门和各被评估单位提供“一对一”评估结果反馈,由政策制定部门根据反馈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实行专项通报,督促企业整改落实,防止“年年改年年犯”。
在考评结果运用上,要注重将评估结果同企业领导班子综合考评、经营业绩考核相衔接,同企业领导人员任免、薪酬、奖惩相挂钩,充分发挥评估“指挥棒”作用。要进一步落实奖惩兑现,采取“奖优”的方式,对评估达到A档的党组织给予物质奖励;要注重政治激励,建立党建成效评估结果与党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挂钩制度,作为选拔任用、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同时加强责任追究,对连续两年考评D档的党组织,进行整顿或人员调整,并对所在单位党组织书记进行诫勉谈话,要求作出整改承诺,进一步强化警示惩戒,形成抓党建工作落实的倒逼机制,充分发挥“铁鞭子”作用。
(三)评估保障体系设计。评估保障体系是整个体系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从政策保障、组织保障、人员保障、制度保障、经费保障五个
维度对构建整个国有企业党建成效评估体系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有效回应了
国企党建成效评估“如何保障”的问题。
一是加强政策保障。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政策提供保障。2017年,中办印发《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国务院国资委党委配套制定《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评价暂行办法》,随后中央出台《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办法(试行)》等法规文件,国有企业党委(党组)也顺应国家政策,颁布相应执行制度文件,这些政策的出台对党建成效评估工作加以部署和细化,有利于对评估目标任务进行分解,进一步增强评估的时代性和针对性。
二是建强组织保障。党建成效评估体系的实施离不开坚强的组织保障,成立由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内的党建评估领导小组,并明确各成员的职责,确定工作方式、问题解决等事宜。建立相关部门沟通互动、统筹协调的协同机制,推动大党建格局下国有企业党建成效评估顺利实施和推进。领导小组要不定期对评估体系实施的全过程进行实时追踪,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优化改进体系。
三是强化人员保障。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高素质专业化人员队伍保障。国有企业党建成效评估从政治素质、思想素质、业务能力等方面明确工作人员岗位新要求,通过组织选配、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多种有效方式配齐配强评估人员,保证评估队伍相对稳定。同时,加强评估工作人员的培训,既要加强党性修养教育,又要强化评估专业技能培训,加强评估人员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理解,队伍提高综合素质,实行人员动态调整机制。
四是健全制度保障。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文件提供制度保障。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体系需要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制定《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党建成效评估实施办法》《国有企业党(总)支部党建成效评估实施办法》等制度办法,明确评估流程和评估措施,加大对评估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提供制度运行的良好条件,营造适合评估的环境,确保制度全面贯彻落实。
五是落实经济保障。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坚
实的经济保障。开展国有企业党建成效评估工作涉及面广、任务重、要求高,需要在信息系统建设维护、评估人员培训、评估工作开展等诸多方面投入资金。要充分利用党建成效评估工作专设的资金,同时要争取党中央以及各级国资委和国有企业的高度重视,以争取更多的资金投入。
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体系的实践运用
为检验该体系的科学合理性,切实提高国有企业党建成效评估工作实效,课题组成立5人模拟评估组,随机选择2家央企二级单位和23家三级单位/部门党(总)支部作为被评估对象,通过制定评估方案、编制评估手册,明确评估操作规范,确定评估组成员并进行评估培训,提前获取并熟悉被评估单位年度党建总结报告、支撑材料等,熟悉被评估单位整体情况,明确评估重点,根据参考的访谈提纲设计更有针对性的访谈、座谈会提纲。前期工作准备好后,评估组进行现场评估环节,通过查验材料、个别访谈、座谈交流、延伸调研等方法,了解被评估单位党建工作开展最真实的情况,开展满意度测评,多角度评估企业党建工作成效,形成现场评估报告,评估打分表得分为73.5分和77分,满意度测评分数换算后分别为15.74分和17.01分,最终这两家被评估单位的分数为
89.24分和94.01分。根据评估组实际测评,评估流程正常可行,可以试用。课题组在此次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体系试运行中获得了系列思路和启示,总结如下。一是在评估内容上加强对成效评估模型的灵活运用。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CPS”金字塔模型是基于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成效评估体系逻辑模型,结合评估工作实践创新出的模型,将标准化学相关理念贯穿于模型指标设计之中,由下向上依次按照“共性指标——个性指标——满意度评价”进行梯度化设计,对指标权重进行科学赋值,各单位在开展评估时要结合党建工作实际和重点任务,灵活调整各类别权重赋值,更好让成效评估工作服务党建工作总目标。
二是在评估方法上注重对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党建工作是以人和思想为工作主要对象,其作用的发挥具有柔性管理、渗透引导、长期见效的特点,不容易获取,需要将心理学理论和方法贯穿到评估全过程,运用内隐评估方式探寻受访者的真实想法,尤其是在个别访谈、满意度测评问卷设计等环节通过综合运用心理学测量方法,客观全面分析评价数据所呈现的现实情况,提高党建成效评估工作的客观性。
三是在评估手段上要提高党建成效评估信息化水平。党建成效评估涉及大
量数据处理,需要构建数字化党建成效评估平台,并接入现有的党建信息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可以通过运用阅卷系统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快速抓取所需数据并形成分值,提高评估工作效率,更好赋能党建成效评估工作。
四是在评估结果上正确处理好党建成效和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要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发展实际、企业所处行业发展形势以及企业自身发展阶段等内外部环境因素,结合实际情况客观评价企业党建工作成效,要防止用经营业绩好掩盖党建成效不足的情况,同时也要杜绝因经营业绩不好就否定党建成效的片面性,正确处理好经营业绩与党建工作成效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功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
五是在评估组织上要建立专业的党建成效评估机构。国有企业党建成效评估工作越来越向专业化和科学化方向发展,对参与评估组织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国资委党建局监督和指导下对标国家级评估中心,探索建立党建成效评估机构,组织专业化团队开展评估工作,确保指标体系、运行体系、保障体系的正常高效运维。
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
贵阳市公共交通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孙海雨
0.引言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数量在快速增加,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开放的全球市场使得企业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在国民经济中,国有企业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其管理体系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是整个管理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既牵涉到员工的个体利益,也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整体绩效和竞争力[1]。为应对市场经济大环境,国有企业也实施了一系列的管理机制和理念的更新。然而,与这些变革相比,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的改革却相对滞后,无法很好地适应当前的市场经济大环境。薪酬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性对企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薪酬不仅仅是员工工作的报酬,更是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企业绩效的重要手段。因此,国有企业必须审视其薪酬管理体系,以适应当今市场的要求,激发企业活力,提高整体竞争力。
1.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改革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改革的重点领域。特别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在市场中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这需要国有企业来调整薪酬管理体系,从而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必须建立以效益为导向的薪酬管理体系,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力,达到提升企业整体效益的目标。另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需要引进和留住高素质的人才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这需要企业具有良好的薪酬管理体系。薪酬管理体系的改革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部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灵活性、效率和创新能力。改革薪酬管理体系也是为了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激励人们为企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也为人们提供更多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
2.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2.1增强全球国际化人才的吸引力
全球化市场的快速发展给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国有企业不仅要面对本国企业竞争,还要与国际企业竞争。全球化竞争压力要求企业更加灵活和高效,薪酬管理体系直接关系到员工的核心利益,直接影响员工的工作
主动性以及对全球国际化人才的吸引力。全球化使得人才流动性增强,员工将在国际范围内寻找更有竞争力的薪酬和发展机会。国有企业的薪酬管理体系应该更具吸引力,与国际市场上的企业竞争,确保企业拥有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团队[2]。全球化市场带来了多元化和多样性的挑战,国有企业必须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和工作习惯的员工。在经营和发展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薪酬体系应该能够体现对多元化团队的公平和包容,促进员工之间的协作与合作。
2.2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国有企业不仅是国家经济的支柱,而且在战略性产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国有企业通常拥有巨额资金和庞大的生产能力,能够推动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发展,如高速铁路、核能发电厂等。国有企业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涉及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领域,是国家战略性产业的重要支撑,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防能力[3]。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它们可以通过调节产能、稳定物价、促进就业等方式,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撑。此外,国有企业还在促进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其具有较强的科研开发实力和技术积累,能够推动相关产业的创新发展,提高国家整体科技水平和竞争力。
2.3提升企业活力及调动员工积极性
受到计划经济时代薪酬体系的影响,国有企业对员工存在过度束缚,导致员工缺乏工作动力和创造力。通过改革薪酬管理体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可以更好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其工作投入度。薪酬水平直接关系到员工的生活质量和职业满意度,通过合理调整薪酬结构,确保员工获得公平、合理的报酬,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市场经济的竞争要求企业更加灵活、敏捷,当前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改革存在的问题使得其无法有效适应快速发展的大环境,制约了企业的快速发展。薪酬与绩效直接相关,科学的薪酬管理体系能够建立紧密的薪酬与绩效挂钩机制。员工通过不断提升绩效,有望获得更高的薪酬回报,从而形成积极的工作动力,提高整体企业绩效,实现可持续发展。
3.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改革存在的问题
3.1薪酬不公平
薪酬不公平是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改革存在的突出问题,其根源在于过
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薪酬决定方式。尽管国有企业实施了薪酬管理体系改革,但是在实际中依旧存在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如在同样的工作岗位上,不同员工的薪酬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没有充分地考虑员工的实际绩效。这让员工感到不公平,影响了国有企业员工对工作的积极性和投入度。由于缺乏市场竞争机制,国有企业薪酬未能真正反映员工的市场价值[4]。在市场经济中,员工的技能、经验和绩效直接关系到其市场价值,但在过去的薪酬管理中,这些因素未能得到充分考虑。此外,不公平的薪酬体系将引发内部员工之间的不满和紧张关系,甚至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协作氛围。
3.2激励机制不足
国有企业薪资管理采用相对固定、单一的激励手段,未能充分激发员工的进取心,造成了激励机制的局限性。企业薪酬管理缺乏差异化的激励措施,这使得即便员工在工作中有卓越的表现,但受限于单一的薪酬激励机制,差异化的表现未能充分反映在薪酬上。在国有企业中,部分优秀员工难以获得应有的回报,降低了员工对个人能力和努力的认可。缺乏有效的绩效奖励机制也是激励机制不足的表现,绩效奖励未能成为真正发挥激励作用的重要手段。员工往往感到绩效奖励的机会稀缺,无法有效地激发其提高工作绩效的动力,使得员工在工作中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5]。另外,国有企业的晋升机制相对僵化,晋升渠道不够畅通。这导致员工在追求职业发展和晋升方面受到限制,失去了为更高职位而努力工作的积极动力。
3.3绩效考核不合理
绩效考核作为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员工的薪酬分配。由于历史原因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国有企业仍然采用传统的定性评价方法,缺乏科学的、可量化的指标。这导致绩效评价容易受到主管个人喜好和主观判断的影响,难以客观公正地衡量员工的真实贡献。员工往往感到困惑和不公平,降低了对绩效考核制度的信心。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需要更加注重业务目标的实现以及员工对企业整体战略的贡献。然而,一些国有企业的绩效考核指标未能与企业战略密切相关,导致员工的努力无法明确地转化为企业的战略价值,影响了企业整体的竞争力。此外,绩效考核过于片面,忽略了员工的全面贡献。单一性的绩效考核导致员工过度强调短期业绩,而忽视了长远发展和企业文化的建设,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4薪酬体系不灵活
国有企业的薪酬体系通常呈现相对僵化的状态,这主要表现在应对市场经济的快速变化上缺乏灵活性。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多变性和不确定性,而国有企业薪酬体系无法迅速适应这些变化,将影响到企业的灵活性和反应速度,制约了企业在市场中的表现。薪酬体系缺乏差异性调整使得其对不同岗位和业务部门的员工无法个性化地进行激励,这导致一些关键岗位的人才流失[6]。缺乏灵活性的薪酬体系难以根据员工的绩效、创新和贡献进行动态调整,造成了薪酬和实际付出之间的脱节,严重地削弱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对企业的归属感,降低企业员工的整体工作效率。
4.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改革的对策
4.1建立公平的激励机制
建立公平的激励机制是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改革的重要一环,旨在解决薪酬不公平的问题。国有企业应该制定明确的薪酬政策,包括规定不同岗位和层级的薪酬水平,建立相应的薪酬档次和薪酬体系。透明的绩效考核体系是建立公平激励机制的重要保障,通过建立科学、客观、可量化的绩效评估指标,确保员工的工作表现能够客观地反映在薪酬水平上。透明的绩效考核体系不仅可以激励员工不断提高自身能力,还能够为员工提供清晰的晋升通道,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为企业创造价值。此外,公平的激励机制还需要考虑员工的个体差异和职业发展需求。个性化的激励手段,如灵活的奖金制度、培训机会和职业发展规划,可以更好地满足员工多样化的需求,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4.2优化绩效考核体系
建立科学、可量化的绩效指标,包括明确的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贡献度等,以便员工清晰地了解工作要求和绩效期望。建立独立的评审机制,确保评价过程中不存在主观偏见和不公平对待。透明度是关键,员工应该清楚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他们的绩效评价,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注重员工个性化发展需求,不同员工在个人职业规划、职业发展方向上有各自的需求和期望。绩效考核体系应该灵活适应不同员工的发展阶段和个性化发展需求,为员工提供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和培训机会。绩效考核体系的设计应该激发员工的学习和创新动力,通过设立奖励机制,鼓励员工在工作中提出新的创意和解决方案,促使企业保持创新活力。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可以是薪酬上的奖励,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认可和荣誉。
4.3设立薪酬合理化标准
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改革中,设立薪酬合理化标准至关重要。制定薪酬标准应当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如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水平、行业的特殊性以及企业规模等因素。不同地区的生活成本和不同行业的市场行情存在差异,因此薪酬水平应当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和行业性差异性,以确保员工能够获得相对公平的报酬。国有企业不同岗位的责任和贡献度各异,因此薪酬应当根据岗位的重要性和难度进行差异化设定。对国有企业的关键业务部门和战略岗位应该适度提高薪酬水平,从而达到激励和留住优秀人才的目的。国有企业应该建立灵活的薪酬调整机制,这有助于企业保持薪酬的竞争力,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4.4引入多元化激励手段
引入多元化激励手段是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改革中的有效举措,其通过不同形式的激励使员工在工作中更积极、更有干劲,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归属感。股权激励是一种广受认可的激励方式,通过向员工提供股权,使员工分享企业的成长和成功,形成共赢局面。员工福利是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忠诚度的重要手段,通过提供优厚的福利待遇,如健康保险、子女教育津贴、弹性工作制度等,改善员工的生活品质。良好的福利制度不仅可以吸引人才,还有助于增强员工的幸福感和对企业的认同感。此外,职业发展机会也是一种重要的激励手段。为员工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通过培训、晋升机制等方式,让员工感受到自己在企业内的成长空间。
5.结论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薪酬管理体系作为国有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文章通过对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改革现状的分析,指出了当前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改革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对策。通过完善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从而实现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确保国有企业在构建更加繁荣、创新的经济格局中贡献力量。
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华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王帅
1.引言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员工的社会保险福利问题一直备受关注。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福利问题也日益突显。如何保障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福利权益,增强职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已成为国有企业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2.提升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水平的价值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社会保险制度对企业员工生活、工作的影响愈发深刻,国有企业适应当前时代的发展,必须要关注职工社会保险福利存在的问题,寻找有效的解决策略,完善职工社会保险福利体系[1]。
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问题直接影响到国有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
定,因此提升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水平,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价值。
2.1提高职工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积极性
国有企业职工是国家的重要人力资源,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积极性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福利得不到保障,职工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积极性将会受到影响。
例如,如果职工的社会保险福利水平低下,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养老等保障,将会影响职工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降低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干劲,甚至可能导致职工的离职和流失,给企业的生产和运营带来不利影响。
2.2促进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拥有稳定的职工队伍,以保
证企业的生产运营,而国有
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福利水平是影响职工队伍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福利水平得不到保障,将会导致职工流失和生产效率下降,最终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2]。
2.3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社会保险福利是国家对职工的一种社会保障措施,是保障职工生活和权益的重要手段。如果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福利水平得不到保障,将会导致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缺失,最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2.4改善社会经济结构
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快,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福利问题已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将会对国家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升级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解决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问题,有助于改善国家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发展。
3.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存在的主要问题
3.1社会保险缺陷问题
国有企业职工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保险福利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在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问题中,社会保险缺陷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社会保险缺陷是指国有企业职工在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其未能享受应有的社会保险福利,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点。
第一,社会保险覆盖面不足。国有企业职工在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时,由于自身经济状况不好,或者政策法规的限制等原因,导致其未能全部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从而降低了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覆盖面。
第二,保障水平不高[3]。虽然国有企业职工纳入了社会保险体系,但是由于社会保险制度中的不足和缺陷,导致其社会保险保障水平不高。例如,职工在享受社会保险福利时,往往需要承担较高的自付部分,而社会保险报销比例较低,降低了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保障水平。
第三,社会保险待遇不公平。由于职工的个人情况和工作条件不同,导致其在享受社会保险福利时存在差异。例如,同样是职工失业,但是由于其个人情况的不同,导致其在享受失业保险金时存在差异。
第四,社会保险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社会保险基金的缺口较大、社会保险制度的统筹和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不够广、保障水平不够高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限制了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水平的提高。
总之,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问题中的社会保险缺陷问题是一个突出
的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解决。
3.2养老保险问题
养老保险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问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在养老保险方面,国有企业职工面临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和缴费基数不合理。由于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普遍较低,导致其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也很低,会直接影响到其退休后的养老保险待遇水平。
第二,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较低。由于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普遍较低,加之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和缴费基数不合理,导致其退休后的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较低。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职工的退休年龄也较小,这也会对其养老保险待遇产生影响。
第三,养老保险的管理和运营不规范。目前,国有企业养老保险的管理和运营存在许多问题,如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和管理不规范、养老保险金的投资运营难以保证养老金的长期稳定、安全养老保险的风险管理和控制不足等问题,均会影响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水平。
第四,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不够完善[5]。目前,国有企业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仍存在不足。例如,养老保险的政策法规不够完善、养老保险待遇的调整机制不够灵活、养老保险金的投资运营机制不够成熟等,这些问题都会对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产生影响。
3.3医疗保险问题
医疗保险是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问题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国有企业职工在医疗保险方面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不够广和保障水平不够高。由于国有企业职工的医疗保险缴费标准和缴费基数较低,导致其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也不够高。在医疗保障范围方面,一些重大疾病的治疗费用仍需职工自己承担,而在医疗保障水平方面,一些大型医院的医疗费用也需要职工自己承担。
第二,医疗保险的支付方式不够便利。国有企业职工在享受医疗保险待遇时,需要提供大量的医疗证明和报销单据,这给职工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同时,由于医疗保险支付系统不够完善,一些职工在享受医疗保险待遇时也存在着一定的诈骗和滥用现象。
第三,医疗保险的管理和运营不规范[6]。目前,国有企业医疗保险的管理和运营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和管理不规范、医疗保险的投资运营难以保证医疗保险基金的长期稳定、安全医疗保险的风险管理和控制不足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国有企业职工的医疗保险待遇水平。
第四,医疗保险的制度设计不够完善。目前,国有企业医疗保险的制度设计仍存在不足和缺陷。例如,医疗保险的政策法规不够完善、医疗保险待遇的调整机制不够灵活、医疗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机制不够成熟等,这些问题都会对国有企业职工的医疗保险产生影响。
3.4企业福利问题
企业福利是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问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有企业职工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企业福利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关系到职工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积极性。然而,国有企业福利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企业福利的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不够高[7]。由于国有企业职工的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相对较低,导致其享受的企业福利也不够高。在保障范围方面,一些企业的福利待遇仍然有待完善,如职工的休假制度、职工的培训机会、职工的住房补贴等。在保障水平方面,一些企业的福利待遇也不够优厚,例如职工的年终奖金、职工的医疗保险待遇、职工的退休金待遇等。
第二,企业福利的支付方式不够灵活。国有企业在为职工提供企业福利待遇时,往往采用固定的支付方式,这给职工带来了一定的不便。例如,一些企业的福利待遇需要职工自己去申请和领取,会耗费职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企业福利的支付方式的不灵活也会影响到企业的管理效率和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第三,企业福利的管理和运营不规范。目前,国有企业的企业福利管理和运营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企业福利的资金使用和管理不规范、企业福利的投资运营难以保证企业福利基金的长期稳定和安全、企业福利的风险管理和控制不足等问题都会影响到国有企业职工的企业福利待遇水平。
第四,企业福利的制度不够完善。目前,国有企业的企业福利制度设计存在不足和缺陷。例如,企业福利的政策法规不够完善、企业福利待遇的调整机制不够灵活、企业福利基金的投资运营机制不够成熟等,这些问题都会对国有企业职工的企业福利产生影响。
4.提升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水平的对策建议
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由于国有企业职工的职业特点,导致他们在社会保险福利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制定出一系列的对策,以提高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福利水平,
促进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4.1加大监管力度
为了解决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问题,政府需要加大监管力度,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政府应加强对国有企业社会保险缴纳情况的监管力度,对于违规拖欠社会保险费用的企业,应追究其法律责任。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检查和抽查,及时发现企业违规拖欠社会保险费用的情况。对于发现的违规行为,政府应及时进行处罚,以起到警示作用,从而保障职工的社会保险权益[8]。
第二,政府应建立健全职工社会保险信息公开制度,让职工了解自己的社会保险缴纳情况和待遇。政府可以通过建立社会保险信息公开平台,及时向职工公布社会保险缴纳情况和待遇。这样不仅能增强职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能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提高企业的社会信誉度。另外,政府还应加强对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缴纳情况的监督和审计。政府可以通过建立社会保险缴纳情况的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企业的违规行为。同时,政府还可以加强对国有企业社会保险缴纳情况的审计工作,确保企业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保障职工的社会保险权益。
第三,政府应建立健全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维权机制。政府可以设立职工维权热线或者建立维权网站,让职工可以及时反映自己的社会保险问题和意见,政府可以及时对问题进行回应和处理,保障职工的权益。
4.2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为了解决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问题,政府应该加强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高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具体而言,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第一,政府应该加大对国有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入力度,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和持续运行。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拨款和税收优惠等方式,增加国有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入,缓解基金不足的问题,提高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
第二,政府应该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和管理,防止基金被滥用和挪用。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体系,加强基金的监督和审计工作,确保基金的合法性和安全性,保障职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另外,政府还
应该加强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建立灵活多样的养老保险待遇制度,满足不同职工的养老需求。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养老保险多层次制度,提供多种不同的养老保险产品和服务,以适应不同职工的需求和特点。
第三,政府应该加强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宣传和普及,提高职工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了解和认识。政府可以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加强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普及和宣传工作,让职工了解自己的权益和待遇,提高职工的养老保险意识和参保率。
4.3完善医疗保险制度
医疗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医疗保险制度面临的诸多问题中,可采取以下措施完善医疗保险制度。
第一,加强医疗保险基金的投入。为了保障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该加大对医疗保险基金的投入力度,保证基金的收支平衡,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拨款、提高医保缴费比例等方式,增加医疗保险基金的收入,缓解基金不足的问题。
第二,加强医疗保险基金的监督和管理。政府应该建立健全的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体系,加强对基金的监督和审计工作,防止基金被滥用和挪用,确保基金的合法性和安全性[9]。
第三,改进医疗保险制度的支付方式。当前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主要采用的是按项目支付方式,存在着以药养医、大病不保等问题。应该探索建立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支付方式,以病为本,促进医疗服务的合理化、规范化和高效化。
第四,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当前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主要分为城镇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大病保险等多种类型,但各种医疗保险制度之间的衔接和协调不够紧密,保障水平存在差异,应该探索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实现医保制度之间的无缝衔接和协调,提高保障水平和覆盖面。
第五,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当前我国医疗服务存在着医患关系紧张、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导致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不高。应该通过建立健全的医疗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推进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升,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益和保障水平。
4.4加强企业福利建设
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高水平、多元化的福利需要增高,企业职业福利成为满足员工不同层次福利需要的重要途径。企业福利建设是企业对员工的一种关爱和保障,对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福利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应该采取以下措施加强相关企业的福利建设。
第一,建立健全企业福利制度。企业应该根据实际和员工的需求,制定福利政策和措施,包括住房补贴、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职工教育培训、节日福利等方面。同时,要注重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避免出现“一刀切”和“纸上谈兵”的情况。
第二,加强企业福利的宣传和落实。企业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向员工宣传企业福利政策和措施,让员工了解企业对他们的关爱和保障。同时,要确保企业福利政策的落实,避免出现虚假宣传和实际不到位的情况。
第三,探索建立企业福利共建机制。企业福利共建机制是企业与政府、社会组织、员工等共同参与的福利建设模式。通过共建机制,企业可以获得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提高福利水平和覆盖面。同时,员工也可以通过共建机制参与福利建设,增强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第四,注重员工的个性化需求。员工的个性化需第五,加强企业福利的监督和评估。企业福利的监督和评估是保障福利政策和措施落实的重要手段。企业应该建立健全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对福利政策和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提高福利政策和措施的实效性和可持续性。
5.结语
随着国有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企业职工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积极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福利水平是保障职工权益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因此,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问题与对策研究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在未来的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不断完善国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福利制度,针对不同企业和行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和措施,保障企业职工的权益和利益,促进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护佑新质生产力焕新启航
人民公安报联合调研组
(2024年5月14日)
远看中国地图,海岸线如弓,长江似箭。位于“箭头”的上海、江苏、安徽,一贯是为发展探路的先行者。一架架无人机在低空穿梭,精准地将外卖投入箱柜;自动化率超过97%的汽车生产线上,每50秒便有一辆整车下线;只要设置目的地,无人驾驶汽车能带你安全抵达这个春天,“新质生产力”全网刷屏、万众期待。企业向“新”而行,产业向“新”而进,公安机关如何提供支撑与保障?近日,记者前往上海、江苏、安徽,一路探访,一路寻找答案。
靠前服务解难题
向前一步,听“新”声办“新”事
走进上海长宁的“上海硅巷”,绿树掩映着小楼,“老上海”气息扑面而来——这里聚集着500余家科技企业,超导单光子探测器、钠镍电池等研发成果,解决了相关领域的“卡脖子”难题。“上海硅巷”展示厅里,蓝鲸护企工作站与众多知名企业机构的标识一同醒目展示。
近年来,上海市公安局以“领跑”姿态服务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公安政务服务,有力推动前端治理。今年以来,以长宁分局为试点,上海公安全面推行蓝鲸护企工作站建设,“上海硅巷”的工作站正是其一。
“我们以固定接待和网上预约相结合的方式,为企业提供‘管家式’服务。”长宁分局经侦支队政委程敏介绍,工作站具有安全风险防范、涉企法治宣传、矛盾纠纷化解、受理报案事项等职能,民警每周驻站半天,其余时间根据预约“随叫随到”。属地华阳路派出所也与工作站建立联动机制,及时流转掌握的经侦类线索,在户口迁移、防诈反诈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助力。
“护企工作站让我们和公安机关的联系更紧了。”在上海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经理高波看来,科技研发类企业普遍存在风险防控、应急处置短板,有了工作站的护佑,企业发展更有“底气”。
拉近距离,才能听到企业呼声,提供精准服务。
在“中国牙刷之都”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镇,传统制造业正在加速蝶变。牙刷工厂里,工人已不再是主角,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正高效完成注塑、注胶、植毛、磨毛等生产流程。看着满载的货车驶出厂区,三笑集
团副总经理张海平说:“从传统企业转型迈入新阶段,公安机关有求必应、接
单必答,让我们‘走出去’有了‘定心丸’。”
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情况、新问题,扬州公安坚持主动登门问需求、解难题。“做好服务企业这篇文章,传统工作方法不能丢。”扬州市公安局生态科技新城分局杭集派出所所长张生兵介绍,他们每月召开警企开放日活动,订单制跟进企业诉求,及时与业务警种反馈助企需求,制定出台“2小时交付” “1日内办结”“7个工作日闭环”等一系列举措。今年以来,分局主动服务高新企业办理行政许可事项131件,帮助化解矛盾43起。
安防指导、防范宣传、风险化解,是公安机关靠前服务的缩影。
在安徽省长丰县下塘镇工业园区,比亚迪等头部企业落户已近3年,新质生产力在此发力,创下了从签约到开工用时42天,不到10个月整车下线的记录。从园区建设之日起,合肥公安就将警务站建设提上日程,第一时间“上线”服务得以实现。
为密切警企联系,安徽公安经侦部门组建“安商护企轻骑兵”进企业宣讲;合肥每周六开展“公安局长企业接待日”和“四级多警”联动接访活动,时间地点提前公示;芜湖将每月27日定为“爱企日”,公安局长现场办公扎根芜湖十几年,安瑞光电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李建波明显感到,公安机关的主动服务越来越多,“我们公司对外交流频繁,出入境办证需求量大,公安机关了解情况后,主动上门办证,解了燃眉之急。”
全力守护“生命线”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发展动力
出苏州古城,沿金鸡湖大道一路向东,古朴的江南园林被高楼抛在身后,生物医药、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云集。这里是国家级高新区——苏州工业园区,也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科技创新催生了新产业、新动能,保护科创企业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生命线”。
走进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大楼,蓝白相间的商业秘密保护服务站映入眼帘,环食药侦民警的联系方式、报案所需资料一目了然,进驻的律师团队可提供免费咨询。
“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案情复杂、专业性强,企业遇到问题,来这里就能获得智库支持、报案预约受理、法律知识普及等一站式服务。”苏州市公安局食
品药品和环境犯罪侦查支队一大队大队长顾雪龙介绍。
为解决知识产权案件报案难、受理难、侦办难的问题,2023年8月起,苏州市公安局进一步优化警务运行模式,依托警企服务站,陆续在全市设立了10家商业秘密保护服务站,全面推行侵犯商业秘密案件预约报案机制和一站式告知服务。民警和律师定期到企业举办知识产权沙龙活动,“一企一策”式定制知识产权保护建议。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法务屠晓雪对此印象深刻:“公安机关指导我们建立了防泄密工作制度,让我们更加安心地投入研发和生产。”
最大限度预防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发生,尽可能降低案发企业损失,已成为各地公安机关的共识。合肥建立了以犯罪线索主动侦测、企业诉求快速回应、侵权犯罪穿透打击、重大疑难案件联合挂牌督办等为主要内容的知识产权快速响应机制,设立知识产权联络点和联络员,引导企业建立内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今年1月,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互联网上售卖的一款产品与辖区某科技企业研究成果十分相似。经调查发现,卖家是该企业的离职员工。民警通过以案释法开展教育,成功劝说对方删除图纸,同时指导企业建立了保护制度,消除隐患。
“只有做到预防在前、打击在前,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合肥市公安
局高新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陈偲表示。
在上海,公安机关建立了高效畅通的侵犯知识产权线索举报通道,对案件线索实行总队研判主导、支队直接经营、全市集中收网的侦办机制,对违法犯罪开展全链条打击。
“(你们)为外商企业在中国加大投资注入坚定的信心!”2023年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前夕,上海市公安局收到了来自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感谢信。
此前,上海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总队根据该协会举报的120余条侵犯知识产权线
索,成功破案近百起,涉案金额高达10亿余元,保护了90余个外商投资品牌、
60余个进博会参展品牌的合法权益。
主动融入新业态
迎难而上应对社会治理新考验
在安徽芜湖繁忙的道路上,小巧的微型巴士平稳行驶,到站停车、减速变道实现无人自动操控。上海浦东街头,无人驾驶的测试汽车甚至不再需要安全
员,方向盘自动转动,平稳转弯、等待红灯、爬坡过桥。
无人驾驶汽车关联众多重点领域的协同创新,在塑造产业生态、提高交通安全水平等方面意义重大。驾驶安全如何保障?公安机关积极融入新业态,迎难而上应对挑战。
在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警支队,指挥中心大屏实时显示自动驾驶测试车辆的各项参数,遇到紧急情况,交警能够远程操纵、一键停车,测试路段加装的智能感知设备,可为车辆提供雷达感知范围外的交通信息,此外上海公安交管部门还推动出台制度规定,明确无人驾驶车辆发生事故的责任认定。而芜湖交警则会同经信、交通等部门对接入监管平台的智能网联汽车进行监管。
“智能网联汽车面临着一系列技术、机制和体制创新,公安机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上海金桥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瑜介绍,公安机关的一系列举措,让自动驾驶技术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健康发展。
在上海杨浦五角场商圈,无人机配送外卖已成为一道亮丽风景,今年以来无人机订单量持续增长,平均配送时长约10分钟,较传统配送模式提效近150%,部分商家的订单量实现了月环比数倍甚至十几倍的增长。
“如果没有公安机关支持,我们项目进展至少要推迟两个月。”望着监控大屏上有序起飞的无人机,美团无人机上海公共事务负责人刘启泰感慨道,早在项目启动之初,杨浦分局治安部门就提前介入,在航线优化、噪声测评、飞行报备等方面提供帮助,让企业数据采集更便捷、飞行安全有保障。
新形势呼唤新作为,公安机关发挥职能优势,因地制宜融入发展大局。
在江苏常熟,大数据云计算、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为预防新兴企业经济犯罪风险,常熟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以“一个板块一个群”的模式,创建了14个警企联络微信群,畅通了专业咨询和风险预警渠道,实现对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的动态全覆盖。
“我们构建了365天、24小时、360度无死角服务企业的‘360’工作机制,及时分析各领域经济风险,线上在微信群进行针对性提醒,线下会同辖区派出所现场走访,帮助企业排摸风险。”常熟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徐斌打开今年的工作台账,53家企业提出的针对性风险防范预警和内部管理建议整齐在册,各项内控外防“双保险”机制清晰可见。
公安机关护“新”成长,助“质”取胜,在广袤的中国大地汇聚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磅礴动能,助力高质量发展乘风破浪,扬帆奋进。
基层工会经费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云南省昭通市委政法委工会王世刚
加强工会经费管理是保障工会经费和资产安全的重要环节,是工会组织服务大局、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保证。不断加强工会经费使用情况的内外部监督和工会预算执行情况的审查审计力度,切实规范财务管理,完善内控制度,促进基层工会财务管理规范化发展势在必行。
一、基层工会经费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审力量薄弱,扩大范围开支。部分基层工会领导对经费审查审计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未定期听取经审工作情况汇报,对经审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亲自过问、亲自研究、亲自推动得少,重行政业务,轻财务管理,主观上认为工会经审工作是人都能干,遇事都能办,不问效力,不做风险评估,只顾眼前工作的暂时推动,经费支付了、节假日慰问了、活动开展了就算任务完成了,对标新《工会会计制度》及有关财经制度、实施细则规定,还存在诸多不规范的问题。基层工会大部分都未配备经审会专业工作人员,有的配备也只是形式上的程序完善,经审人员大多是兼职人员,经审力量十分薄弱。一些经审会没有认真按照职能职责开展审查审计监督工作,即便开展也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只看病,不治病”,对审计查出的问题,重形式、轻整改,责任压实不到位。由此导致一些问题长期存在,比如,在财务管理活动中存在执行制度有偏差、补助工作经费不合规、以节假日为名用现金发放慰问金,以及擅自扩大工会经费开支范围、慰问非会员、挂钩特困户等普遍性、典型性问题。
制度存在漏洞,纪律意识淡薄。部分基层工会财务管理制度有漏洞,存在项目资金在支付时无合同、验收资料不齐全、档案不完整、不规范等“缺胳膊少腿”的现象,报销会议、差旅费无会议通知或出差派遣单,公务接待无接待清单,会员生病住院、生育小孩等报销附件不齐全,未附住院证、出院证、准生证、出生证等证明材料,支付款项时收款方发票名称与收款人名称不一致,付款方发票名称与实际付款单位不相符,收取会费未附交费人员名册、银行进账单,核算会费未及时按年度新工资标准更新会员应缴纳的会费等,财务人员责任意识缺失,担当精神不够,干事创业激情不高,工作作风“懒”“散”现象突出,不聚焦主责主业,不善于分析发现问题,财经纪律意识淡薄,缺乏敬畏之心。
审核把关不严,核算不够规范。有的基层工会未按规定配备财务人员,工会经费未独立核算,财务人员对原始凭证审核把关不严,主要存在问题有:不同经济业务一并记账、代签代领、无物品发放清单,以领代报、以拨作支、虚拟支出,慰问时将慰问金转入随同慰问人员个人账户再用现金进行慰问,年末结转先贷后借,记账凭证顺序颠倒、装订混乱,会计核算体系不健全,核算不够规范,未能如实反映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同时,对审查审计发现的问题,没有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压实整改责任。
二、加强基层工会经费管理的对策及建议
强化队伍建设,严控开支范围。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基层工会组织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要坚持人才引领发展,切实发挥担当精神,工会主席应定期听取经审、财务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切实配备专业人员,优化队伍结构,加大培训力度,打造一支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财经专业队伍。要严肃财经纪律,严遵制度规定,严控工会经费开支范围和标准,合理编制年度收支预算,各项收支实行工会委员会集体领导下的主席负责制,重大收支坚持集体研究决定。经审会要依法依规开展经费业务审查审计监督工作,坚持依法审计、独立审计,提高审查审计质量,加强风险评估,提出审查审计建议,抓实审查审计问题整改,不断提高工会经费和资产管理水平。
强化制度建设,严肃前置审核。基层工会应加强财务管理,规范制度建设,健全完善财务报销、凭据管理、资金使用等内部管理制度,把制度刻在心上,把规矩挺在前面,强化动态管理,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促进资金精准投放、精准使用、精准问效。经审人员要牢固树立“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的效率意识,以务实的作风、敬业的精神提升工作效能,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经审工作,坚持花钱要问效、无效要问责的资金使用要求,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同时,要强化报账前置审核工作,把牢预算管理、资产配置、支付标准等关口,收好、管好、用好工会经费,对报销附件不齐、名称不符等情形一律退回补充完善,敢于对不规范的现象说“不”,确保每一张单据、每一份凭证都合法、规范、完整,款项支付严格遵循会计审核、领导审批、出纳复核的报账程序,做到各项开支审批、验收手续和报销附件一应俱全、合理合法合规,确保工会资金的效益得到充分释放。
强化基础管理,规范会计核算。基层工会应根据自身实际科学设置会计机构、合理配备会计人员,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反映工会经费收支情况和财务管理状况,单独设立工会经费银行账户,实行工会经费独立核算,加强会计核算管理,强化会计基础工作,以实际发生经济业务事项取得的经审核无误的合法有效原始凭证及有关附件资料作为记账依据,正确使用会计科目,及时处理经济业务,切实做到会计凭证内容完整、要素齐全、填制准确、档案规范,账账、账证、账表、账实相符。同时,要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等方式,加大经审队伍培训力度,切实提高经审人员政策研究能力,分析研判能力,精准发现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使其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工会财务管理工作的需要,促进经审工作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和财务管理水平,保障新《工会会计制度》顺利实施。
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大势,加强基层工会财务管理工作必须加大经费审查审计力度,抓实审查审计整改责任落实,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规范经费使用,驱动基层工会财务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精细化,最大限度发挥工会经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基层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探讨
三原县财政局孙阿宁
一、预算绩效管理概述
预算绩效管理是优化基层行政事业单位财政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每项工作都要以绩效为导向。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各行政事业单位根据自身特点对资金进行统筹安排,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一是建立事前绩效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防控财政资源配置低效、无效问题。整合用途类似的专项资金,严控小、散等零星项目,对年度新设立或延续的重大政策和项目,以及社会关注度高的政策和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将评估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有利于调整和优化本部门预算支出结构,改进本部门管理工作。二是做好事中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运行监控可确保绩效目标实现,是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能够保障预算执行进度,确保绩效目标按期保质实现;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合规性和有效性。三是强化事后绩效评价和结果运用。绩效评价是对已执行完成的预算管理活动进行全面检查,根据设定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预算支出的经济性、效益性等方面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判和分析,有利于发现整个业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整改,接受有关机构和社会公众的监督。绩效管理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实施直接挂钩,对于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政策实施效果有积极作用。
二、基层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绩效管理支撑力度不足一是缺乏有效的规章制度保障。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对自身的业务发展和资金需求缺乏统筹考虑,建立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与本单位业务不契合,或者已建立了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但未压实责任、落实到人,单位全员绩效意识淡薄,业务部门之间沟通不畅,协同配合力度不足。二是基层行政事业单位人员配备和专业水平与绩效管理要求仍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偏重于财务、简单事务方面的评价,对于专业度强、复杂度高的项目,难以发现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基层行政事业单位绩效管理人员大多是由财务人员兼任,一岗多责,易出现工作精力不足,致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滞后。三是数据信息化系统建设投入不足,管理水平不高,
缺乏信息共享。目前,预算一体化系统已经建立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模块,但各单位在进行绩效管理时,仍不能及时实现信息共享。主要表现在单位内部财务部门向业务科室传达绩效工作要求后,没有共享的系统收集数据,需经过人工统计后汇总上报绩效情况,时间周期过长,导致预算绩效管控缺乏及时性和可靠性。
(二)预算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脱节,指标设置不完善
一是预算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开展有所脱节,不能将长期目标转化为年度目标。如某单位对于公园延伸路段的项目整治,在申报绩效目标时,未结合具休施工方案和资金额度、质量、成本、时限等具休情况,而将项目绩效目标设定为“按期完成延伸路段整治任务,有效提升城市人居环境,为市民提供休闲好去处”这种一般性表述,不具有可衡量性,导致所设绩效目标不合理。二是部分单位对于绩效指标的设置分类不清,定义模糊。数量、质量、成本、效益等绩效指标填报比较随意、表述不规范。如将产出数量指标仅表述为“做什么事”、将产出质量指标表述为“符合要求”等,这些指标的佐证资料缺乏详实的数据支撑。部分指标设置过于笼统,不遵循设置原则,不分轻重缓急,重点不突出。
(三)预算绩效监控约束力不强行政事业单位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缺乏约束力,导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执行效果差。一是部分行政事业单位使用资金时,哪里急需用在哪里,执行结果与目标差距较大。有的单位全额申请专项资金后,不按照预算资金支出计划进度匹配支出;还有的单位临近年底突击花钱追赶支出进度。对于预算资金的支出过于随意,造成资金支付不透明、预算资金闲置等问题。二是部分基层行政事业单位上传数据不及时、对于预警数据不关注,弱化了绩效目标与绩效监控数据之间的逻辑串联,不能形成绩效数据同期可比,致使绩效监控流于形式。
(四)绩效评价不科学,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有待加强
一是绩效评价不全面。目前,大部分绩效评价工作针对的是部门项目支出,对部门整体支出的绩效评价还不具体,评价内容不全面,评价数据的采集也缺少充分的调查和分析,缺乏严密性和完整性。二是单位开展绩效自评时,没有健全的自评体系,缺乏具体的评价指标和标准,方式也比较单一。自评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不足,自评质量不高,造成绩效自评结果实用性、可用性较差,对单位制度建设反馈支撑作用未充分体现。三是由于第三方机构主体力量不足、
专家队伍不稳定,对于问题的把握不到位、不准确,再加上绩效评价工作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等原因,绩效评价质量达不到预期。同时,由于绩效评价业务大多由相关部门发起和推进,第三方机构主观上可能会有“顺从之意”,这就导致第三方机构的独立性、客观性受到影响。四是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不足。部分单位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没有落实整改,主管部门也没有很好地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安排行政事业单位下一年度部门预算的参考依据,相应的奖惩机制也没有落实到位,绩效评价流于形式。
三、完善基层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绩效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强有力的绩效管理支撑体系,强化运行监控
一是完善规章制度,制定有效的操作流程,让绩效管理有的放矢。各单位应制定适合本单位的绩效管理制度,各业务科室依据设立的制度及本科室的业务特点,建立具体的业务操作流程,进一步夯实责任,充分实现各业务科室与财务部门的良性互动,通过相互之间的积极配合来更好地完成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二是定岗定责,明确工作职责和权限,避免在出现风险和问题时发生相互推诿的情况。加大业务实操培训力度,培养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三是财政部门应借助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进一步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帮助各部门及时实现信息共享,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提高内部协作力度。四是由负责绩效管理的科室牵头,各资金归口管理业务科室配合,及时布置、全面监控各项目资金;再结合各项目的具体情况,对支出进度慢、偏离绩效目标的项目进行分析,及时采取改进措施;实现信息收集、填报、审核的全过程监控,确保绩效监控的及时性和可靠性。
(二)科学设定绩效目标及指标一是行政事业单位在编制年初预算时,对本年度工作计划进行详细分析,对自身业务状况进行全面梳理,结合本单位具体实施项目,做好绩效目标的设定,通过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判断项目建设成效,起到绩效目标的引领作用。二是认真研读政策文件,全面收集整理重点工作计划、资金管理办法等资料,建设绩效指标库,加强标准化建设。三是共性指标可参考省市绩效考评体系,与省市保持一致,以保证绩效具有可比性。分行业领域指标应结合各单位的行业特色,如某体育活动中心改扩建项目可以重点对满意度指标进行完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项目支出,可采取群众享受覆盖面指标进行评估。
(三)严格落实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一是本着科学公正、统筹兼顾、激励
约束、公开透明的原则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对项目的数量、质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客观的自我评价或引入拥有独立评估地位、专业性强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价。二是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来年预算编制的重要依据,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部门年末考核、领导个人考核挂钩,提升绩效评价结果在部门考核的比重。对于绩效评价结果差的部门,督促其及时查找问题,分析症结所在,适度减少部门经费或者调整项目的资金投入,对于部门负责人要追究责任,如通报批评、减发绩效工资或奖金。通过这些措施的施行,确保绩效评价结果的高效运用。
江苏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与对策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王文风
0 .引言
自国务院发布有关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来,各地方政府在促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纷纷加大支持力度。然而,并非所有省份均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一些地区的支持仍显不足。尤其在人才和资金投入方面,存在缺乏足够支持政策的情况。举例而言,制造业企业需要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面临较高的风险,一般企业因缺乏足够的实施能力,往往无法负担这样的投入和研发成本。江苏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涉及技术性和系统性的全面过程,因此需要更多的支持政策以推动其顺利进行。
1.江苏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遇到的问题
1.1数据基础设施和交易平台不完善
江苏省的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主要体现在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特点,尤其在电子信息领域表现突出。同时,该省内高等教育资源丰富,拥有众多高校,为科教资源提供了充足的支持。然而,目前尚未形成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科技创新联盟体系,且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取得突破方面仍有待加强。在创新产业链上,技术开发、应用测试、相关政策与学术研究尚未构建完整的创新机制,以及在制造业转型过程中缺乏研究、反馈、改进和决策的完整体系。江苏省很多制造业设备智能化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与高水平智能化生产需求存在差距,数字化制造业创新体系尚未形成。这些问题需要有关政策的支持,构建技术、应用和产业等方面的高水平数字化创新体系。
目前,江苏省在互联网通信技术、互联网平台建
设等方面投入巨资,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调研发现,许多新兴技术仅停留在技术表层应用阶段,并未在生产销售、产品创新、组织管理等关键领域得到充分应用。这凸显了新兴技术在深度应用和产业化方面的不足,未能真正成为支撑企业进步的巨大动力。在当前制造业领域,江苏的高校与企业在许多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但由于受制于量产实验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的限制,卡在了许多关键节点。若能全面掌握这些关键技术,将具备高效的量产能力,有望占领该领域的制高点,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同时,这也将推动人工智能、3D打印等制造业产业的革新,
为江苏省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奠定基础。
从整个江苏省制造业结构来看,中小型企业是
制造业的主体构成,同时也是制造业数字化的薄弱环节。调研发现,部分中小型企业认识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但大多数不知从何入手,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和意见。这导致一些企业望而却步或无法有效进行数字化转型,最终阻碍了制造业数字化进程[1]。在江苏省内,缺乏覆盖广泛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小型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为加速江苏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解决中小型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亟须推行普惠性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这样的平台可以根据不同制造业企业的需求,提供专业、个性化的指导,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个性化的建议与支持。
1.2信息孤岛现象十分严重
江苏省不同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存在信息孤立、业务流程脱节的问题。目前,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仍处于局部应用阶段,主要集中在信息化、自动化及信息技术的某些方面的应用上,尚未形成协同完整的体系。数据方面存在应用不足,各行业协同合作缺失,导致行业资源封闭,制约了行业内外数据的有效应用。企业内部数据集成应用不充分,各部门间存在隔阂,数据利用效率低,形成了明显的信息孤岛现象。江苏省内发展区域不平衡,制约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推进。尽管近年来江苏的数字经济总量保持全国第二,但在数字制造、数字应用等方面仍落后于广东、浙江等省份。省内不同区域,如苏北、苏中、苏南在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存在显著差距。
1.3缺乏专业人才
即使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加入进来,但是缺乏制造业企业的具体实践,能否与制造业中的实地工作者有效沟通与协作,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是未知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构建全新的商业模式,通过新模式促使各种资源和要素实现协同运作。在这一过程中,人才要素显得尤为关键。江苏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复合型人才的不足是一个突出问题。尽管该省拥有大量优秀人才,但是否能够充分投身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尚存在不确定性。首先,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复合型人才必须具备跨学科的知识结构,并且拥有融合了工程技术、信息技术、管理学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2]。在江苏省内,虽然有大量优秀人才,但是否能够找到具备这种跨学科背景的人才,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挑战。其次,制造业具有独特的操作流程和管理方式,专业技术人
员若无法融入其中,将难以实现与实地工作者的有效沟通和紧密协作。此外,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实践经验积累,而新加入的人才是否能够快速融入并理解制造业的特殊需求,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2.江苏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可采取的对策
2.1因地制宜,出台针对政策
首先,政策的制定应具备可实施性,必须紧密结合江苏省的实际情况,对所制定政策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进行充分考量。政策制定需要有针对性,针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直击转型的痛点和瓶颈,切实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可马虎应对,必须真实地将政策付诸实践。监督方面需要强化,实施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确保政策有效实施。在政策手续方面,应简化烦琐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优化流程,缩短时间,使制造业企业能够便捷地享受政策福利。同时,各级政府应增强对政策的支持,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在投资、研究、人才、专利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确保各项优惠政策真正得到贯彻实施,降低投资的风险成本,增加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心。其次,政策制定需要具备科学的前瞻性和系统性。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动态、周期性的过程,因此需要具备前瞻性的政策,能够早期规划、早期准备、早期行动。要及时使用先进技术对关键数据进行标定和梳理,准确了解江苏省内制造业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国际和国内形势,预测未来数字化的大环境和技术发展趋势,高效制定对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有利的战略[3]。由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需要上下游企业和相关部门的协作,政策制定应考虑整个产业链和数字化系统。5G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基础,对制造业的推动作用逐步显现。在微观层面,江苏省需要制定更详细、全面的实施计划和行动方案,特别要关注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加强制造业企业内部以及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设备和信息系统的互通,推动数据资源的互通与共享,支持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进行数字化转型。
2.2合理布局,促进协同创新
江苏省的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还需要布局好工业互联网,促进关键技术的协同创新。首先,需要建立起在工业互联网平台上重大技术的生成机制。工业互联网是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兴基础设施。要在各级政府、各个企业、各个行业协会的联合行动下,形成各个细分行业对
工业互联网的需求、研发需求的标定方案。根据关于互联网的基础结构,通过多方理论研讨和实地考察,确定实现目标所需要投入的研发、设计以及应用的相关工作任务,将相对模糊的服务需求尽可能地转化为实际具体的技术需求,为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制造业企业开展研究创新活动创造条件。其次,要构建工业互联网关键技术的协同创新体系。在整体设计方面,可以通过积极构建关于互联网的联通会议制度,在政策引导、组织协调、实际操作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形成一个相关部门各司其职、高效联动的工作推进的全面机制。并且,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一个关键核心技术协同创新的联合体,推动各个创新主体加强联动和高效融合[4]。积极引导各大高校和教科研机构直接面向工业互联网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需求,和具备一定实力的制造业企业开展共同研学的活动,共同进行基础的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打破种种瓶颈,解决制造业企业发展过程中“卡脖子”的难题。
2.3关注重点,驱动数字转型
江苏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着重关注数字化转型的难点,提供各种服务渠道。首先,组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服务平台,为制造业企业提供直接对口的服务[5]。针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起步难的问题,政府、制造业企业、相关协会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共同组建线上普惠服务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平台。例如,选取一些熟悉工作场景、集约能力强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提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专业判断和培训,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对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性、潜在价值,以及所投入的回报率进行综合性的评估,为企业制定准确的数字化转型方案。由服务商联合关键企业、第三方机构、制造业企业等构建的产业链联盟,一起制定、探索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理与路径[6]。其次,争取做到点对点地支持与帮助,在数字化转型上提供最优的解决方案和实施的路径。将着重点放在数字化转型的应用、先进技术的相互协同、数字化仓储等重要领域,精确且深入地调查研究,准确满足制造业企业的需求,开展特殊化的研究和指导。培养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示范性企业,探索出一套可供复制推广的数字化转型新模式。
2.4人才对口,打造转型力量
江苏省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上还需要准确抓住转型的重点,培育出专业对口的骨干人才,打造专业队伍。首先,通过调研发现,省内缺少数字化转型知识储备、实际操作性强的复合型人才。相关各级政府单位、各部门等需要
科学研判所缺少的岗位人才性质,按照实际情况制定人才招录方案。其次,在人才招录政策上,需要制定高标准的政策,加强培养国内外数字化领域的高知识人才,重点放在省内所缺少的科技人才和科技团队上。完善并积极实施数字化人才保障制度,全面考虑所引进人才的方方面面。充分利用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机遇和数字化机制,发挥好人力资源优势,为招录数字化人才打通道路。再次,建立起多渠道培育数字化人才的模式。江苏省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等人才资源丰富,应在人才培养、专业输送等方面做足准备。最后,充分发挥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人才培育的主体作用,积极鼓励制造业企业内部培育,探索出个性化的数字化转型模式。
3.结语
江苏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政策不够精准、人才短缺、技术创新不足、工业互联网建设不够完善等。然而,通过深入研究,我们发现了一些可行的对策,以应对这些挑战。政策上,需要制定更具实践性、科学性和前瞻性的政策,加大监督力度,简化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在人才方面,要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促进产学研合作,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困境。在技术创新方面,应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促进关键技术的协同创新,形成全新的技术创新体系。这些对策有助于为江苏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更为全面、深入的支持。未来,随着数字化浪潮的不断推进,江苏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将迎来更多机遇与挑战。首先,政府需要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紧密结合产业实际,推动更多的实践性政策出台,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更精准的支持。其次,要注重技术创新,加强与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推动关键技术的快速升级,以确保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领先地位。同时,要不断优化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全面深化。最后,要关注中小企业的需求,制定更为贴合实际的扶持政策,推动中小型制造业企业更好地融入数字化浪潮中。综合而言,江苏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仍需不断努力,但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定、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和工业互联网的推动,相信江苏在数字化转型的征程中将会取得更为显著的成就。
江西省河湖长制实施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江西省水利科学院汪艳萍
河湖是地球的血脉、生命的源泉、文明的摇篮。自2015年全面启动河长制工作起,江西省有序推进河湖长制工作,河湖管护和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成效显著,有力改善了河湖生态和乡村人居环境,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在2024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全面强化河湖长制,健全河湖长制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规范河湖长履职行为,着力解决河湖重大问题,确保每条河流都管得好、每个湖泊都护得好。本文基于现阶段江西省河湖长制工作进展,梳理河湖长制实施现状,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有效开展河湖长制工作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一、江西省河湖长制实施现状
1.组织体系
江西省构建了省、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五级河湖长制组织体系,并按行政区域分级设立总河湖长、副总河湖长,按流域设立河湖长,实现了河湖长制组织体系流域全覆盖。截至2022年年底,全省7大江河(湖泊)、114条市级河段(湖泊)、1454条县级河段(湖泊)、10149条乡级河段(湖泊)均明确了河湖长,共设立河湖长23633人;其中,省级河湖长8人,市级河湖长108人,县级河湖长1041人,乡级河湖长4458人,村级河湖长18018人。全省河湖长中,总河湖长占6.66%,副总河湖长占6.05%,河流河长占
83.82%,湖长占3.47%(如图1所示)。同时,落实巡查员、保洁员、专管
员9.42万人,积极开展水面“清漂”、打捞水葫芦等水域保洁,累计打捞垃圾
14万余t,有效维护了河湖水环境质量。2022年,全省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96.2%,同比上升0.7个百分点,无Ⅴ类或劣Ⅴ类水体。
2.制度体系
为落实河湖长制工作,一方面,江西省陆续出台、修订一系列省级法律法规:《江西省水资源条例》《江西省河道管理条例》《江西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江西省湖泊保护条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条例》《江西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并印发《江西省推进生态鄱阳湖流域建设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等,各地市也同步开展多项水环境保护、水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工
作,合力为全省河湖生态治理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江西省不断建立完善河湖长制工作制度,先后制定出台《江西河长制工作省级表彰评选暂行办法》《河湖长制履职评价及述职规定(试行)》《河湖长履职评价细则(试行)》等,形成了河湖长制会议、信息、督办、考核、督察、验收、表彰、履职评价等8项制度。
3.工作机制
近年来,江西省在推动河湖长制的实践中,基本形成了部门协作、公众参与、监督考核及宣传培训等工作机制。逐步构建起综合执法机制,设立1个省级、11个市级、100个县级生态检察室。各河湖长制责任单位通过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专项执法、专项工作督察、联合调度、联合督办等,共同推进河湖治理工作。2022年,15家省级责任单位联合开展“清河行动”相关专项整治,分流域、分部门摸排突出问题2379个,完成整改2379个,整改完成率100%,有效改善了河湖面貌。2018年设立“河小青”志愿者组织体系,启动全省性护河、爱河志愿者行动,常态化开展“净滩行动”,2022年共有1460支队伍、74003名“河小青”在1174条河流开展净滩活动8979场,清理垃圾8.052t。
二、江西省河湖长制实施存在的问题
1.协同治理难度大
(1)各责任部门在日常治理工作中的合力难以形成
在专项行动中,各责任部门相互协调配合较好,但在日常工作推进中,尤其遇到职责边界模糊、分工交叉不明的治水工作时,存在部门协调联动不足、工作力度不够、信息数据共享难等问题,难以形成更强的治水合力,限制了治理工作的纵深推进。
(2)上下游、左右岸在水环境治理中的利益难以平衡
江西省河湖资源分布呈现“五河一湖一江”的基本格局,省内河湖交叉现象明显,部分河段上下游、左右岸分属不同县、乡,不同区域河湖治理工作侧重点不同,各管一方,缺乏及时沟通和换位思考,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河道水系的自然联系,制约了河湖治理的整体效益,难以真正实现全流域治水护水。
2.考核与问责机制规范性不足
(1)河湖长制考核机制尚存缺陷
当前,江西省的河湖长制考核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县级以上河长办对下一级河长办进行考核;二是县级以上的河湖长对下一级河湖长进行考核。这种
考核从本质上来看是自上而下行政机关的内部考核,缺乏必要的第三方监督。尽管江西省近几年一直在修订和完善河湖长制考核问责办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般没有考核“不合格”,只有考核“不理想”,在年度考核中排名靠后的也不需要为此承担相应责任。
(2)河湖长制问责机制不够规范
一是问责方式不够规范。由于考核结果是河湖长制问责的直接依据,对河湖长进行问责一般都是下级单位,而河湖长是其直接领导,这种下级对于上级的同体问责机制大概率会流于形式,影响问责的公平公正性。二是问责对象不够明确。河湖长制在国家层面对党政领导提出了党政同责的要求,江西省也在相关问责办法中规定了“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责任追究纳入《江西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
(试行)》执行,对违规越线的责任人员及时追责”,但并未明确规定具体是河湖长还是其他人员承担责任。
3.河湖治理人力、财力成本高
(1)河湖治理人力成本高
一是基层河湖长队伍的稳定性不够、履职能力不强。一方面各级河湖长会随着换届、换岗而调整,导致在河湖长工作交接、新河湖长业务培训等方面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河湖长大多是行政管理人员,缺乏水利和生态环保的专业知识及河湖治理的工作经验,履职能力尚有欠缺。二是河湖治理智慧化水平仍有待提升。基层河湖治理工作面广、涉及人员多,尤其巡河巡湖工作量大繁杂,仅2022年,全省五级河湖长累计开展巡河巡湖次数就高达144万余人次,同时河湖监管智慧化程度还不够高,无人机巡河巡湖、遥感监测等智慧化手段在河湖治理中的应用还不广泛,基层河湖治理效能有待加强。
(2)河湖治理经济成本高
一方面河湖治理工作显效慢、周期长,通常需要几年的时间才略显成效;另一方面河湖治理工作面广量大、任务繁杂。河湖治理动辄需要上亿甚至几十亿元的投资,江西省财政负担能力有限,难以保障长期或大额资金投入。另外,目前大部分地区河湖长制工作及河湖管护经费来源以政府财政性资金为主,社会资金利用较少,投融资渠道单一,资金缺口较大,尚未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
4.公众参与治理深度不足
(1)公众对河湖长制的了解不充分
河湖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河湖长制作为一项处理复杂水环境问题的模式创新,需要多方主动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河湖生态平衡。但从江西省目前工作实际来看,社会公众还比较缺乏主动参与河湖长制工作的意识,对河湖生态环境保护认识不够,非法占用湖泊河道、将生活垃圾随意倾倒进河湖的现象仍然存在。河湖治理工作基本由政府承担,公众参与积极性较低、深度不足、渠道较少,加上政府宣传力度和形式创新不够,间接导致公众参与河湖治理的能力和自信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省河湖长制工作的推进。
(2)公众在河湖长制决策方面作用发挥不够
目前,社会公众在河湖长制决策中处于被动地位。江西省的河长制湖长制会议制度只明确了河长、河长办及相关责任单位人员出席并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但未将公众纳入其中。在决策作出后,公众对决策提出意见建议的渠道也还不够通畅。
三、关于推进江西省河湖长制发展的对策建议
1.健全系统治理机制,有力实现联动治理
(1)优化协同治理机制
一是逐步优化河湖长联席会议、联席单位联合管理等多种工作模式,着重加强流域一体化、工作统筹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二是建立区域横向的河湖长制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利益共享是实施河湖长制的困难和症结所在,因此必须建立区域横向水生态补偿机制,解决跨区域内各主体之间的权责失衡问题,建立合理补偿和共同管理的运作模式。三是建立河湖流域综合治理机制。实行河湖系统治理、统筹管理,立足河湖长制已有组织基础,综合协调属地管理与流域治理,妥善解决上下游、左右岸之间治理步调不一致的问题,确保行政属地治水与流域整体治理有机融合。
(2)完善信息共享平台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成为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利器”。目前,江西省已建立河长制河湖管理地理信息平台,省内部分县、市为提高河湖治理信息化水平,也开发了相关信息平台,如靖安县建立了水环境监测与河湖管理平台,在推动区域河湖生态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发展和信息技术进步,各个平台间天然存在的“信息孤岛”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要实现省级河湖管理信息平台与各县、市信息
平台的共通共享,打破省、市、县河湖数据壁垒,为各层级、各部门间的河湖
联动治理提供信息数据支持,以信息支撑推动水环境协同治理。
2.细化考核问责机制,确保考核问责见效
(1)改善考核问责办法
一是引入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因第三方专业性更强,且不是考核问责对象,因此第三方的加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确保考核结果更加公平公正,同时也能加强公众对考核的外部监督。二是调整考核周期。江西省的河湖长制考核每年开展1次,但水环境治理的效果可能1年不足以显现,应当因地制宜,考虑将考核周期调整为2~3年,这样不仅更契合水环境治理规律,也能减轻基层负担。三是强化考核结果应用。考核结果直接体现河湖长制在水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应将考核结果及时对外公布。对于在考核中不合格的人员及单位,要切实进行责任追究。
(2)明确问责对象及责任
河湖长制的问责实行一票否决制,其实施成效好坏不仅关乎河湖长,还关乎河长办及其他责任单位,是一个多部门相互协调的制度。《江西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明确规定,省、市、县级河湖长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协调和督促下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解决责任水域出现的问题。水污染治理目标无法完成,不仅是各级河湖长的责任,也是相关部门的责任。因此,在追究责任前,就应当明确区分责任主体及各类主体承担责任,并设定科学的责任分担机制。不能因考核不合格,责任全部由河湖长一人承担,需在查明原因的基础上进行问责。同时,要对离任前的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环境责任审查,实行终身负责制,不因工作岗位或职务变动等原因而免于追责。
3.完善人财保障机制,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1)加强河湖治理队伍保障
一是定期对基层河湖长进行培训。开展与水环境治理有关的研讨会及专家讲座,通过培训学习培养基层河湖长的水治理常识,增强水治理能力。二是以智慧化手段实现智能治河。依托江西省河长制河湖管理地理信息平台、掌上河湖App等,全力打造“智慧河湖长”,系统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无人船、智能AI视频监控、水质水量自动化监测等智能感知手段,系统开展水文、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域岸线监测,逐步实现智能巡河巡湖,构筑“天空地”一体化智慧感知网络体系,积极推进“治水”向“智水”迈进,不断提升基层河
湖长制工作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2)加强河湖治理资金保障
高治理成本与低财力水平的矛盾,一直是制约江西省河湖治理工作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在稳定政府财政性资金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河湖治理,以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弥补河湖治理资金不足的问题。推广绿色信贷、融资租赁等新型投融资渠道,采用PPP、特许经营等方式,大力发展河湖经济,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河湖管护,统筹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4.强化公众参与机制,构筑全民治水格局
(1)加大公众参与宣传力度
尽管江西在省内各个河湖流域都树立了河湖长公示牌,对各河湖片区河湖长名单、河湖长责任、治理目标、举报电话等信息进行公示,但目前公示牌发挥的作用还不明显。水环境治理是一项全民工程,各地应在树立公示牌的基础上,以村级为单位定期开展宣讲会,主动向公众介绍当前水环境治理现状及河湖长制实施情况。通过积极主动的宣传,使公众真正了解河湖长制并参与其中。同时,应加大对“江西省河长制工作先进集体”“江西省优秀河长”先进事迹的宣传力度,通过榜样示范引领增强公众的参与感、责任感及爱河、护河意识。
(2)完善公众深入参与决策机制
社会公众是水环境利益的相关者,理应有权参与到政府关于河湖长制工作的决策过程中。因此,建议将社会公众也列为江西省河长制会议的参会人员,在召开河湖长会议或河长办制定相关决策时,邀请社会公众或相关专家参与其中。此外,在颁布实施河湖长制的相关工作方案前,可以考虑采取听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征求社会公众意见,让社会公众真正参与治水,积极构建全民治水格局。
四、结论
河湖长制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河湖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是极具创新意义的制度。河湖长制能否有效实施,事关生态系统稳定、人民群众福祉和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现阶段江西省河湖长制工作进展,梳理了江西省河湖长制实施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有效开展河湖长制工作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全面建设幸福河湖,持续推动河湖长制全面落实、
全面见效,有力维护河湖生命健康,以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以更大决心助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江西省家政服务业发展现状的调研报告
赵莉
近年来,随着江西省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一老一幼”增长迅速,家政服务业市场需求日益增长、行业细分日益深化。调研发现,江西省家政服务行业特色鲜明,逐渐成为调结构、稳增长、促就业、扩内需、助脱贫、优民生的民生产业、朝阳产业。
一、发展现状及特点
发展现状第七次人口普查,江西省60岁以上人口为762.48万人,占总人口的16.87%,其中65岁以上为537.10万人,占总人口的11.89%。据不完全统计,空巢和独居老人有300万人左右,失能半




